长武地情网
来源： && 作者：
　　唐朝后期，长武县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就是牛僧孺。牛僧孺学优而仕，他既是政界的贵胄，又是文坛的名士。,他一生驰骋宦海，三次被贬，二度为相，独领牛党，奋争四十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牛僧孺生活在唐代德宗至武宗年间。这时期大唐帝国正每况愈下，藩镇割据日益严重，政治腐败，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牛僧孺曾历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官职，又两朝为宰相，一生为官清正廉洁，能够淡居名利场中，当朝同事都称赞他“清德可服人”。在他任御史中丞和户部侍郎期间，持法严谨，执法公正，能够坚决抵制贿赂，铲除贪官，更是留名青史，传为佳话。
　　新旧唐书都记载，牛僧孺，字思黯，隋朝奇章公牛弘之后。安定鹑觚（今陕西长武县）人。据牛僧孺墓志铭记载，牛僧孺是牛弘的八世孙。从这些记载来看，牛僧孺是牛弘的后代，这是肯定无疑的。
　　牛僧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享年69岁。其八世祖牛弘先后为礼部尚书、大将军、吏部尚书，政绩卓著，为一代名臣，是隋朝礼乐、法令的初创者之一。其高祖牛凤及曾为唐中书门下侍郎，编修史书，世称“良史”。牛凤及于武周长寿中（约693），任春官侍郎（即礼部侍郎），撰《唐书》一百一十卷。该书在历史上曾有重大影响。其记事始于武德，终于高宗弘道。南宋王应麟的《玉海》卷四六《唐武德以来国史》条引韦述《集贤注记》云：“史馆旧有令狐德彼豆贰芳啊短剖椤罚晕痛濉Ａ詈现琳旯郏７锛捌谟来尽！迸７锛暗恼獠俊短剖椤肥俏湓蛱旄狄驯凰鄱岬睦钐票嘈薜那按贰ＥＩ嬖媾Ｐ莩湮荽淌贰⒃轮小Ｆ渥娓概Ｉ埽僦撂２┦浚埔汲擞撸ㄎ謇瘢⒓巍⒈觥⒕⑿祝┮亲嗍右俏铮槎ㄍ豕蟪稼址ǖ仁拢笤尽Ｆ涓概Ｓ孜牛嘶虏幌裕鑫葜Ｏ兀裆挛骰兀┪荆笤！
　　牛僧孺出生于一个家学渊源深厚、而又日趋没落的官僚家庭。 他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他只得寄居在外祖父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庐陵禾川寄人篱下。不久又经丧母之痛，沦为孤儿。其幼年悲惨的处境，迫使牛僧孺发愤读书。他15岁时，得知长安还有祖居，那里还存有先祖牛弘珍藏的千卷书，毅然辞别亲友，赴长安南下杜樊（今陕西长安县境）乡苦读。他在杜樊乡守着祖业，依靠朝廷赐给其祖的田地数顷为生。从此他孜孜不倦，“不出一室，数年业就”，学业日有长进，勤学博识之名远播。但由于无人引荐，应举落第。于是他就到长安、江南一带漫游求学，，拜访名人贤士，投谒自荐。
　　关于牛僧孺的子嗣，据李珏为牛僧孺书写的《神道碑铭》和杜牧写的《墓志铭》中记述，牛僧孺的夫人辛氏，是牛僧孺当上宰相后封为张掖郡、赠仆射之职的辛秘之长女，她为人贤淑惠德，士林称为“妇师”。她和牛僧孺夫妻三十多年，而比牛早八年去世。牛僧孺有5个儿子6个女儿。
　　牛僧孺长子牛蔚，字大章，十五岁应两经举。太和九年（835年），复登进士第。三府辟署为从事，入朝为监察御史。大中初，为右补阙，屡陈章疏，指斥时病。宣宗嘉之，曰：“牛氏子有父风，差慰人意。”不久改任司门员外郎，后又出为金州刺史，后来入朝拜为礼、吏二部郎中。每有大的祭祀活动，牛蔚都监督礼仪。天官司所掌班列，有恃权越职者，蔚奏正之，为当时权臣所忌，降职改任授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数月后，权臣罢免，复征为吏部郎中，兼史馆修撰，迁左谏议大夫。咸通中，为给事中，在延英殿谢恩时，皇帝当面赐金紫。牛蔚封驳无避，懿宗时常夸奖。一年后，升任户部侍郎，袭封奇章侯。后来以公事免，不久又复本官，后历任工、礼、刑三尚书。咸通末，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在镇三年。当时朝中宦官专权用事，肆意索贿，谎称朝廷准备用兵，命诸O贡奉助军。牛蔚将三万端匹全部库存随表进纳，宦官嫌少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替牛蔚。到后来黄巢起义，牛蔚自京师奔遁，避地山南，上表请求告老还乡，皇帝赐以尚书左仆射致仕。去世后赠太尉。
　　牛僧孺次子牛丛，字表龄，中进士第，开始先任O帅幕府，后入朝任补阙，常上书言事。当时宰相向皇帝提议增加谏员，宣宗曰：“谏臣惟能举职为可，奚用众耶？今张符、赵U、牛丛，使朕闻所未闻，三人足矣。”后又以司勋员外郎职出任睦州刺史，皇帝问他：“卿非得怨宰相乎？”牛丛对曰：“陛下此诏，不由刺史县令，不任近臣，宰相以是擢臣，非嫌也。”皇帝听了很高兴，当即赐金紫。牛丛谢曰：按我的职位，如果赐金紫，就是越等，臣不敢接受。于是皇帝赐给他银绯。
　　咸通末，拜剑南西川节度使。时蛮兵侵犯边境，抵大渡，进略黎、雅、叩邛崃关，并来书说准备入朝，要求借道。牛丛识破其阴谋，下令囚禁其使者四十人，释放二人令其回去传话。蛮兵大惧，即引兵退去。
　　僖宗幸蜀，牛丛被授太常卿。他以有病为由，请求为巴州刺史，僖宗不许。僖宗还京后，任牛丛为吏部尚书。嗣襄王乱，牛丛客死太原。
　　牛僧孺三子曰奉倩，曾任河南府洛阳尉。另有二子皆年幼。
　　牛僧孺长女嫁户部郎中上党苗但新 ，次女嫁河中节度副使、检校郎中范阳张洙，三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贤校理常山张希复，四女嫁前进士邓叔，其余二女年幼。由此可知，牛僧孺的子女是较多的，而姣姣者则是牛蔚、牛丛。
　　牛僧孺的孙子牛徽、牛循、牛峤。牛徽、牛循系牛蔚之子。牛峤系牛丛之子。
　　牛徽咸通八年（867年）登进士第，“三佐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赐绯鱼。入朝为右补阙，再迁吏部员外郎。黄巢兵进京师，其父牛蔚方有病，牛徽与其子自扶篮舆，投窜山南。阁路险狭，盗贼纵横，谷中遇盗，击徽破首，流血被体，而捉舆不辍。盗苦迫之，徽拜之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骇动。人皆有父，幸相垂恤。’盗感之而止。及前谷，又逢前盗，相告语曰：‘此孝子也。’即同举舆，延于其家，以帛封创，饮奉蔚。留之信宿，得达梁州。牛蔚故吏感恩，争来奔问。时僖宗已幸成都，牛徽拜章，乞归侍疾。”后僖宗任命他为谏议大夫，牛徽坚辞不受。他对宰相杜让能说：“愿留兄牛循在朝，以当门户，我自己回家乞侍候父亲医药。”当时牛循为给事中，丞相许之。其父去世后，朝廷授他中书舍人，还未赴任，忽得疾病，不久又改任给事中，从驾还京，至陈仓，疾甚，在其间停留一年多才方回到朝廷。（牛僧孺传）
　　杨复恭叛归山南，李茂贞向皇帝上表，请自行出兵粮讨伐问罪，但要求授命他为诏讨使。奏章还未经皇帝允许，李茂贞与王行瑜军已出疆。皇帝怒其专横，没有立即允许。李茂贞恃强，奏章接连上报不已。唐昭宗在延英殿召谏官宰相商议可否。因当时、凤皆有中人为内应，大臣都不敢极言，相顾辞逊，上情不悦。牛徽奏曰：“两朝多艰，茂贞实有翼卫之功，恶诸杨阻兵，意在嫉恶。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师也。近闻两镇兵入界，多有杀伤，陛下若不处分，梁、汉之民尽矣。须授以使名，明行约束，则军中争不畏法。”帝曰：“此言极是。”乃以招讨之命授之。后来李茂贞平贼有功，自恃浸骄，多挠国政，皇帝命杜让能集兵讨之。牛徽谏曰：“岐是国门，茂贞倔强，不顾祸患。万一蹉跌，挫国威也，不若渐以制之。”当兵马出师时，皇帝复召牛徽谓之曰：“卿能斟酌时事，岐军乌合，朕料必平，卿以为捷在何日？”徽对曰：“臣忝侍从谏诤之列，所言军国，据理陈闻。如破贼之期，在陛下考蓍龟，责将帅，非臣之职也。”果然不久王师大败，大臣被害。牛徽不久又改任中书舍人。岁中，迁刑部侍郎，封奇章男。天复初，贼臣用事，朝政不纲，拜章请罢。诏以刑部尚书致仕，乃归樊川别墅。病卒，赠吏部尚书。
　　牛峤，牛丛之子，字松卿，一字延峰，他生逢乱世，中进士仅两年，黄巢起义军破长安。在动荡的僖宗朝历仕拾遗、补阙、尚书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又避襄王李媪之乱，先流落吴越，后寄寓巴蜀，过着渡口杨花，狂雪任风吹般的飘荡生活。以东汉名臣袁安自许的牛峤忧国心切，却有志无时，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以后被西川节度使王建任为判官。前蜀开国，仕秘书监，以给事中卒于成都。《郡斋读书志》说他博学有才，以歌诗著名。原有《牛峤集》三十卷，已佚。今存诗三首，见《全唐诗》、《全唐诗外编》。词三十三首，见《花间集》。
　　牛希济，牛峤的侄儿，牛僧孺重孙。早年即有文名，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峤而居。后为前蜀主王建所赏识，任起居郎。前蜀后主王衍时,累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随前蜀主降于后唐，明宗时拜雍州节度副使。牛希济以词著名。今存其词14首，收于《花间集》及《唐五代词》。
　　从以上记述来看，牛氏家族人才辈出。牛僧孺作为牛氏家族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为牛氏家族的中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牛僧孺虽出身豪门贵族，家学渊源极为深厚，但到他出生后，其家族已日趋没落。他孤身求学，不甘人后，为后世之楷模。正是由于身处逆境，才使得他寒门出将相，终于学业有成，事业有成，名垂青史，成为重振牛氏家族的骄子，
　　牛僧孺在杜樊苦读十年，学业有成后，名声传到京城。当时丞相是韦执谊，他听到人们传扬牛僧孺聪明有才智，就想得到这个人才，就命柳宗元、刘禹锡到杜樊乡去暗访考察。二人回来将真实情况向韦丞相汇报后，韦丞相决定亲自去见牛僧孺。一天他微服骑驴来到牛僧孺的家里，看了牛僧孺的诗文后说，确实是个人才！隋奇章公仁德禄位，二者包而有之。受到韦相公的赞扬，牛僧孺更加发愤读书，不久朝廷开科，牛僧孺就上京去赶考。
　　唐代参加科考的举子在科考之前有温卷风尚。温卷虽然不能与正式考试相提并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左右了举子们的命运。温卷有行卷、纳卷之分。所谓行卷，即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社会政治上和文坛上都很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考官推荐，从而增加录取的可能。纳卷指举子在正式考试前，按规定向礼部交纳自己的文章，这可以看成是一次预试。《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是也。” 行卷在时间上大体是举子集中到京都后至考试前，也就是头一年的冬至到第二年的正、二月期间。行卷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如《唐摭言》中《旧话》里告诫举子宜“见面少，闻名多”，但举子也需要到先达显贵之门请谒拜见。如梁肃是继独孤及之后的古文大家，也是贞元前期进士科场中有影响的人物，韩愈即是受到梁肃的举荐而得以进士及第。到了元和年间，韩愈负有盛名，士子为求及第多有投书请益者，即所谓的“韩门弟子”广为出现。举子在行卷时，需要对行卷对象加以称颂，这是一件非常难为的事情。称颂太过，会让人家反感，称颂平淡，又会让人家不悦。白居易当年行卷文《与陈给事书》，称陈京为“天下文宗，当代精鉴”。据《新唐书》本传记载，陈京后期的政绩是让人颇有微词的，所以白居易的夸赞之语不免就有了粉饰之嫌。行卷中尤其得注重的一个问题，是不得触犯对方的家讳，否则不仅得不到援引，反而还会因此遭受冷遇，或许终身遭致不第。另外，士子在试前要投行卷，试后不管有没有及第，也需要以诗文答谢，因为如果没有考上，那么就要为下一次的科考作准备。　　　　　　　　　&
　　牛僧孺来长安应试，也少不了要投行卷。他刚将行李安顿好，便携自己历年所作的诗文来拜谒当时名声很高的韩愈、皇甫。韩愈、皇甫看了牛僧孺所献的文章后，觉得诗文写得非常好，很有才华，很有见解，两公赞赏不已。韩愈称赞:“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他俩人合计说，象这样的才子，一定要录上，不能遗漏。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来提高牛僧孺的知名度。韩愈、皇甫第二日乘牛僧孺不在，来到牛僧孺下榻的地方回访，并在门上题下“韩愈、皇甫同访畿官不遇”十一个字后扬长而去。人们一看连韩愈、皇甫这样的大人物专门都来拜访，那这个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满长安城都对此事争相传扬，一时牛僧孺名声大振，这为他本次科举一举成名造了一个很好的舆论优势。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25岁的牛僧孺高中进士，步入仕林，担任伊阙（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区南约2公里处的龙门）尉（县官的副职）。这使他开始步入政坛，初步看到了腐败政治的一些内幕。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特试。这个特科和进士科不同，登科就可以授官。在朝廷来说，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晚唐时的范摅就评价说：“是时贵族竞应制科，用为男子荣进”。该科由户部侍郎杨於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奉旨担任考策官。但真正品评策论卷子的是韦贯之。在数十份卷子中，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和前进士李宗闵的文章让他眼前一亮，牛僧孺、皇甫、李宗闵3人在对策中痛斥政治腐败、贪官污吏的种种罪行，确实触及到当时的社会弊端，牛僧孺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一是“数强臣不奉法”，二是“忧天子炽于武功”，竭力抨击宦官与桀骜不驯的藩臣。他的胆略见识深为考官赏识，韦贯之把它专门挑了出来，列入上第。翰林学士裴、王涯对中式的文章进行了复核。对韦贯之的选择，也没有提出异议。最开始的时候，宪宗皇帝对考试的结果也很满意，下诏让中书省从优安排中选的十一人。
　　中书省承办该事项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他是当时宰相群里的核心人物。牛僧孺、皇甫和李宗闵卷子里对时政的无情抨击深深地刺痛了他，觉得这几份卷子是冲着他来的。自觉非常委屈的李吉甫立刻请旨入宫，泪流满面地控诉牛僧儒等三人对自己的无理攻击，对参与复核卷子的翰林学士裴、王涯也提出了严厉的指控。　&
　　李吉甫是宪宗最为倚重的宰相，是削藩策略的制定者。李吉甫对贡举案的过激反应已经把宪宗摆在一个两难的位置上。李吉甫认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皇帝不得不认真地考虑维护宰相的权威。如果朝廷对牛僧孺、皇甫和李宗闵无所处置，就等于赞同他们对李吉甫的抨击。按照惯例，李吉甫只能去位让贤。这会给原本就阻力重重的削藩事业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于是宪宗皇帝反复考虑，决定压考官保丞相。免去了裴、王涯翰林学士，裴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降为都官员外郎，韦贯之则贬到果州任刺史。几天后，韦贯之再贬巴州刺史，王涯贬虢州司马。连没有评卷的杨於陵也因为在任考策官的时候没有对韦贯之的评判提出异议而外放岭南节度使。宪宗皇帝依宰相李吉甫之言，将杨、韦、裴、王四人贬出朝廷，举子牛僧孺等三人不予录用。此事一出，朝野哗然，民情鼎沸，争为牛憎孺等鸣冤叫屈，谴责宰相李吉甫妒贤忌能，对朝廷构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唐宪宗为了平息风波，于同年把宰相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把先前贬出的翰林学士裴召回担任宰相职务。经过这番黜升进退之后，朝臣之中自然形成了以“直言极谏”考试为起因的对立派别，在此后的一切政治活动中均染上了对立两派的政治色彩。
　　事态急转直下，以一连串让人意想不到的谪贬收场。目睹支持自己的朝廷重臣纷纷垮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对眼前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前途不敢抱有奢望，陆续离开了长安，选择开府建衙的藩镇作为栖身之地。牛僧孺离开长安，为节度使郗士美的昭义军书记，随后又任河南尉。元和三年这一科高中的十一人中，将有四位日后的宰相，是未来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
　　牛僧孺、李宗闵的座师杨於陵受两人策论的牵连而被外放。如此深厚的渊源使他的儿子杨嗣复和牛僧孺、李宗闵交情非比寻常，三人后来组成了牛党的中坚，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对峙。元和三年策论案引发了多少恩怨纠葛，是数年后牛李党争的起因。但就事情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党争。当年的牛僧孺、皇甫和李宗闵还只是一群小人物，没有足够的分量和李吉甫分踞政治天平的两端。支持他们的裴倒是和李吉甫身份相当。可在政治上他不是李吉甫的对立面。牛僧孺却因对朝政的指责得罪了当时宰相李吉甫，因此遭了“斥退”的打击，长期不得叙用。
　　牛僧孺初进仕途，即受到严重挫折，直到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得任用，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属察院，品秩不高而权限广。其职责通常是弹劾与建言。《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 虽然品级仅正八品下，无出入朝堂正门的资格，只能由侧门进出，非奏事不得至殿廷。但因内外官吏均受其监察，权限甚广，颇为百官忌惮。牛僧孺后来又任礼部员外郎。礼部负责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往来、外国贡使及翻译等事。不久又任集贤殿直学士。集贤殿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集贤殿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六品以下称直学士。
　　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当年正月，穆宗即位，牛僧孺被授以库部郎中，（从五品上，掌戎器、卤簿仪仗。）知制诰。唐时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者称为兼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差遣职名，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敕之责。于是中书舍人的诏令起草权逐渐为他官知制诰者所夺。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由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牛僧孺这次提拔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任他兼职知制诰，更是意义重大，对牛僧孺以后进入朝堂、步入宰执是重要的起步。长庆元年（821年）五月，牛僧孺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也就是说对于刑事案件，审理要有时限要求，不能长期拖拉下去。于是他条列诸事，上奏穆宗。其中规定：凡大的案件，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申奏刑部，刑部限三十日上奏。中事、小事各递减五天。同时，还规定了大、中、小事的具体内容。这样加快了审理狱案的时间，改变了旧时狱案滞留，长期不得结案的拖沓现象。牛僧孺秉公执法，直奏敢言，对于一些“人多冤抑”的刑狱，他“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
　　同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成为负责御史台的主官，专管弹劾（检举官吏过失）之事。这时，他精神大振，按治冤狱，执法不阿。唐穆宗长庆元年 (821 年 ) ，宿州刺史季直臣贪污数十万贯钱财，罪行败露之后，被移交给大理寺定案处理。按照当时法律规定，本该处以死刑。季直臣为了免得一死，千方百计给穆宗身边受宠的宦官行贿，请他们出面说情。牛僧孺坚决不买帐，坚持不殉私枉法。宦官又直接到皇帝面前给季直臣求情，说季直臣这个人很有才干，治理宿州很有成绩，这次贪污偶犯小过，愿陛下宽恕他一次。穆宗偏听偏信，传牛僧孺进宫，当面要他放人。穆宗说：“季直臣有才干，虽然犯了罪，我打算宽贷他一次，让他去镇守边城，将功赎罪。”面对皇帝这样的决断，刚刚升任御史中丞半年的牛僧孺究竟是屈从皇帝的旨意，还是坚持公正执法，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时，他不计个人的荣辱安危，据理与穆宗争辩：“季直臣只知道贪污腐化，阿谀奉承，充其量不过是个歪才而已。历代帝王制定法律，正是为了约束这种歪才，扶持真正有才能的人。要说才能，叛逆朝廷、扰乱天下的安禄山、朱等人，比季直臣的才能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不是也都应该宽恕他们吗 ? 陛下哪能为季直臣这样一个歪才而废除国法呢 ? ”穆宗听了牛僧孺的一番申辩，觉得很有道理，终于同意他的看法，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为了嘉奖牛僧孺严肃执法，穆宗当面赐以金印紫绶。对于牛僧孺秉公执法这件事情，史书上屡有记载，史官评价很高，就连其对头李党人士也对此毫无微词。长庆二年（822），牛僧孺由御史中丞迁为户部侍郎，负责掌管国家的赋税钱粮大事。
　　入相前后
　　此前，宣武节度使韩弘镇守大梁 20 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侵吞巨额公款，家里拥有钱财数百万贯，其财富居地方官之首。在元和十四年，他一次就向宪宗皇帝贡献骏马3千匹、绢5千匹、杂缯3万匹，金银器以千数。随后又向宪宗贡献绢25万匹，J（粗绸）3万匹、银器270件。同时又大量向朝臣送礼。后来他调到朝廷，升任中书令。他的儿子韩公武任右骁卫将军，为了维护其父的权位，密谋以钱财贿赂朝中大臣，收买人心，堵住他们的嘴。于是用财货行贿于内外权臣。韩弘卒后，其子韩公武也继之于长庆三年二月而卒。其孙年纪尚小，不能理家，穆宗恐其家财被盗，特派中官查核登记，校记出入，结果发现朝官收受韩家贿赂者，都名列簿内，有人将韩公武行贿事诉讼于御史府。穆宗尽取韩弘账簿亲自查看，见其中注明中外权臣多收受贿赂，唯独有一行朱笔小字写道：“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穆宗钦佩牛僧孺的廉洁正直，将此簿出示给左右侍臣，他高兴地拿着帐簿向左右夸赞道：“果然如此，我没有看错人。”从此，穆宗更加信用牛僧孺了。牛僧孺在官场中鹤立鸡群，拒收贿赂，很快传为美谈。
　　此后时间不长，穆宗准备任命宰相，他第一个就点牛僧孺之名。同时被提名的还有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时任首辅的李逢吉是和牛僧孺一同在太和三年特科科考中受压的李宗闵的父亲，他为了阻止李德裕，就积极赞成提拔牛僧孺为相。长庆三年（823年）三月，穆宗亲下诏书曰：“舟楫所以济大川，栋梁所以成大厦。舟具而湍波不竦，材具而廊庙用崇。朕若涉之心，浩然增畏，垂衣端拱，期在股肱，是用擢披英髦，付以衡石。朝议郎守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牛僧孺，方直秉心，诚敬由已，玉洁持操，松贞表姿。文著经邦，业推匡代，中立不倚，孤标介然。日者选自南宫，掌纶西所掖，N诸宪府，授以人曹。典谟训诰之词，纪纲准绳之度，施之必当，佥曰汝能。朕将寄以台阶，委之鼎铉，贞我庶绩，澄诸化源。尔宜克念前修，聿怀明哲，体乾坤易简之法，广日月无私之照，使风化日厚，浇浮自泯，好恶不竞，彝伦永清。於戏！予视以能，乃升於位，我心慎择，惟贤自求。昔公孙宏以射策驰声，名光相府；尔以锾旄叱疲嗉ㄋ尽Ｃ阃(阙)之风，克副皋陶之举，仍加命秩，用表新恩。可朝散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勋封如故。”从此，牛僧孺以户部侍郎本官同平章事步入宰相之列。也就正式拉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
　　长庆二年（822）穆宗与宦官在宫中击球，有一宦官失手落马，弱不禁风的穆宗因此而受惊吓得风疾，他不顾太医的劝告，也吃起方士所进的金石之药来，一年多时间终因风疾复发而死。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牛僧孺进为中书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奇章县子。不久，又进为奇章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中书侍郎是中书省的副官，帮助中书令管理中书省的事务，职掌诏命。唐代宗以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真正的宰相，常常以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首席宰相。当时，敬宗荒淫无度，宦官用事，大臣又朋比为奸，朝纲隳紊。敬宗经常与武士打猎喝酒，同时又征召天下道士，寻求长生不老的法术。对此牛僧孺极力反对，他对敬宗说：“陛下不读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静养生，彼道士皆庸人，徒夸虚荒，岂足师法。”敬宗看后，很不高兴。牛僧儒的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那时牛李党争还不激烈，他对朝廷中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感到有些畏惧，又束手无策，于是上表求任外职，予以回避。敬宗下令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敬宗宗庙郊祭后，牛僧孺又拜章上奏，要求退出相位，改为外任。，宝历元年（825）正月，他以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
　　故武昌在那时又称郢城。梁武帝时，梁将曹景宗在紫金山与小龟山北筑石城为军事堡垒，北临沙湖、余家湖，南距郢城约二里。此后，隋文帝于589年废江夏郡置鄂州，改汝南县为江夏县，州、县治所均设城内，故古时武昌又有鄂州、江夏县之称。
　　牛僧孺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着手整顿吏制，端正民风，特别是解决江夏筑城问题，卓有成效，百姓甚赞。江夏城“风土散恶，难以垣墉”，每年都加板筑，并征收菁茆加以苫盖。有些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鱼肉百姓，“蠹弊绵岁”，百姓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他计算了每年茆苫板筑的费用，约十余万钱，就用这些钱雇用老百姓来做成砖坯，用砖垒砌城墙，取代过去的板筑苫盖，这样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墉皆L葺，蠹弊永除”。不仅城的范围扩大了，而且以陶甓围城，武昌有砖城自此始。城墙坚固起来，不再塌陷，而且老百姓不再缴纳捐税，还挣了不少钱。此举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朝野一片赞扬声，
　　随后他又视察了治下各县的情况，不断兴利除弊。视察到沔州（即今湖北汉阳县）时，他又发现沔州与鄂州只有一江之隔，虚设许多官吏。他认为鄂州完全能够直接管理沔州，应该废除沔州，这样可以裁减许多机构，减少官吏，减轻国家财政支出，减轻老百姓的税赋。于是他上奏朝廷，得到了朝廷的应允，遂废掉了沔州的设置。
　　牛僧孺在武昌时，朝廷派仇士良为监军使。牛僧孺对仇士良待之以礼，非常尊重。过了一段时间，牛僧孺设宴招待仇士良，牛僧孺拱手相敬，直至宴席结束。在武昌期间，牛僧孺平常如无公事，从不出衙，不扰民，不搞迎送宴请。三年时间，语言举止，都有规矩法度。后来仇士良在开成年间首议拥立武宗，独掌朝纲，权力震天下，但每次谈到牛僧孺，必定合手加额曰：“清德可服人，但过啬官财，与人无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誉，不敢怨毁，淡居其中。”这是牛僧孺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真实写照。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日，敬宗李湛在夜里出去打猎回来后，又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等28人喝起酒来。突然大殿内的灯火全部熄灭，李湛在黑暗中被这伙早已预谋的家伙杀死。李湛做了不到三年皇帝，不到18岁就丧命了。接着，宦官王守澄等又杀死刘克明等人，迎立江王李涵即位，是为文宗，是年17岁。第二年改元太和。
　　文宗即位后，去佞幸，出宫人，放鹰犬，裁冗官，省教坊乐工，去奢从俭，励精图治，提拔正直有才能的大臣，隔日视朝，处理朝政，朝政为之一新。但很快他的短处即现出了，他为人优柔寡断，军国大事不能果决，与宰相议定的事经常中途改变，人称其宽柔有余，明强不足。太和三年（829）文宗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侍郎。文宗想任命李德裕为宰相。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也想入相，于是暗地里托宦官为助。王守澄当时总揽大权，他力荐李宗闵为相，文宗恐怕再出意外，只好把李宗闵擢为宰相。李宗闵喜出望外，就设法排挤李德裕出朝，派李德裕出镇义成军。李宗闵为了扩大其力量，又准备把同在元和三年特科中受压的牛僧孺引为助手。
　　牛僧孺在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使之职位上，体察民情，兴利除弊整顿吏治，端正民风，整敕军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政绩显著，声名大起，也使朝野认识到了牛僧孺的才干。文宗即位，就加检校吏部尚书，凡镇江夏五年。
　　太和三年（829），李宗闵辅政，屡次向文宗推荐牛僧孺，称赞他有政治才干，不宜久任外官。于是太和四年（830）正月，文宗下《授牛僧孺兵部尚书平章事制》曰：“昔汉宣帝用邴、魏以成中兴之业，我元宗任姚、宋以致开元之理，其术无他，得贤而已。朕猥居大宝，首涉五年，宵旰靡遑，忧勤至切。将倚任於国柄，宜登进於人杰，俾其复运枢极，载清化源，断自朕怀，允膺佥属。武昌军节度鄂岳靳安黄申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鄂州诸军事鄂州刺史上柱国奇章辟开国公牛僧孺，气含元精，体包大雅，识用夷密，襟灵沈粹。穷圣贤旨奥之学，铺邦国经纬之文，蔚为名臣，秀出群萃。长庆御历，登贤济人，廊庙有光，臣工得职，代天协理，时乃之休。先朝与能，出兼征镇，m俗丕变，师旅大和，宣力事君，时乃之绩。朕饱闻器业，虚伫风仪，会曹参之促装，喜韩侯之来觐。便殿延对，前席与言，通古今理乱之源，知教化损益之务，其应如响，不知所然。是宜卿长夏官，平章大政，康济四海，毗予一人。於戏！君不能自为尧舜，必待其臣以致之；臣不能自为伊皋，必待其君而任也。致则期於尽忠，任固在於耸善，然后上下交泰，君臣相须。尔其使百官得其人，万事得其序，邪正之路必判，清浊之流必分。金坚一心，扼制群类，无重否德，予皆仰成。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这时，牛僧孺就以兵部尚书兼任宰相。从此牛僧孺李宗闵“二憾相结，凡（李）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
　　文宗太和五年(831)正月，卢龙军副兵马使杨志诚，发兵驱逐兵马使李载义。当时朝廷赐给李载义德政碑文。李载义在球场后院宴请敕使，杨志诚也一同出席。突然杨志诚于球场发动兵变，叫呼谋乱。李载义无法收拾，急携其子奔于易州。杨志诚自已就任为本道马步都知兵马使。杨志诚又杀莫州剌史张庆初。
　　此事传到京城，内外一片骇声。文宗闻之大惊，急召宰臣商议。当时牛僧孺先至，文宗说：“幽州今日之事可奈何？”牛僧孺答对说：“此事不足烦圣上忧虑，臣接到诏命就急忙赶来，心跳气促，容臣稍缓息一下后回答圣上。”文宗等了良久说：“卿以为不足忧，是为什么呢？”牛僧孺说：“陛下觉得范阳得失关系国家休戚吗？实际上自安、史之乱之后，范阳就久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挈境归顺我国，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俄复失之，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上供朝廷；今日杨志诚得有范阳，犹前日李载义之得也。陛下只须因而抚之，亦事之宜也。且范阳，国家所依赖它者，是以其地捍卫北方边境，防止突厥侵犯，不要让突厥南下为寇。今若假志诚以节钺，命其担任节度使，镇守其土地，杨志诚必然出力。对象杨志诚这样的小将官，在使用上不必计较其逆顺。那一个当节度使都可以，只要他仍忠于朝廷就行了。所以臣才认为不足烦圣上忧虑。”文宗听了大喜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如卿之言，吾洗然矣。”因遣使慰抚之，接着就任命嘉王李运遥领节度使，以杨志诚为节度观察留后，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寻改检校工部尚书、节度副大使，四月，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命杨志诚为幽州节度使。文宗采纳了牛僧孺的意见，采取安抚的办法，避免了内战，稳定了边关。文宗据此又加封牛僧孺为门下侍郎，弘文馆大学士。
　　牛僧孺对此事的处分，史上也有争议，有些认为处置得当，国家避免了战争，人民避免了战乱祸端，于国并无损失。唐书中对此持肯定态度。而有些则认为牛僧孺作为宰相，在这件事上不分是非，对谋乱分子姑息迁就，是大失宰相之道。宋代史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李）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奚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文宗是靠宦官上台的，他即位后对宦官很是器重，王守澄独揽大权，文宗处处受制，对此很不满意。不久，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宋申锡把密旨告诉了京兆尹王[，结果王[无意中将此旨泄露出去。王守澄获知其谋，遂诬奏宋申锡谋反，欲立漳王李。文宗一时不明事情真象，将杀宋申锡。众大臣都认为宋申锡不可能谋反，向文宗请求重新审理。文宗不听，令众大臣退出。左常侍崔玄亮说：“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文宗听了稍有松懈。于是召宰相入殿商议。牛僧孺为他申辩，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在牛僧孺的申辩下，申锡才幸免一死，贬为开州司马
　　九月，吐蕃遣使者来表示愿请和休兵。恰在这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率其众奔成都请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遂发兵入据其城，并上奏朝廷，以为韦皋经营多年，至死恨不能收复此城，今不费一兵一卒，使失陷四十年之久的维州重又归唐。
　　维州是西川重镇，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川之路。当初河陇之地尽被吐蕃侵占，唯有此城独存。吐蕃为了能夺取此城，采取了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将两个美貌女子嫁给维州守城门的将官，生下两个儿子，二十年后，其子长成，晚上偷开城门，把吐蕃兵马放进城里，维州城遂被吐蕃夺取。吐蕃命此城为无忧城。从此吐蕃全力经营西边，对南边一路更无担忧。唐朝为夺回维州，围攻数年，城坚不可克。现在吐蕃守将率兵投降，文宗将此事交付廷议，朝臣多数同意李德裕的做法，接受投降。唯独牛僧孺认为朝廷正和吐蕃缓和了关系，应以“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僧孺奏曰：“此议非也。吐蕃疆土，四面万里，失一维州，无损其势。况论董勃义才还，刘元鼎未到，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闻赞普牧马茹川，俯于秦、陇。若东袭陇坂，径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而发兵枝梧，骇动京国。事或及此，虽得百维州，亦何补也。”上曰：“然。”遂诏西川不纳维州降将。遂命将原唐西边重镇维州又归还吐蕃，并将悉怛谋等人执送于吐蕃。结果，吐蕃再次进据维州城，悉怛谋等惨遭杀害。
　　对于维州受降采取的策略是否正确，当时多数人都认为是牛僧孺妒嫉李德裕的功劳，以私害功，确实为一严重失策，故时人 “皆谓僧孺挟素怨，横议沮解之，帝亦以为不直”。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李德裕为相执政，追论维州悉怛谋事件，上表要求追奖忠魂，对因此事而受害者各加褒赠。武宗下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但司马光却认为，牛僧孺的决策并没有错，他在《资治通鉴》中写道：“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昔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使鼓人杀叛者而缮守备。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早在太和六年（832）十一月，西川监军王践言入知枢密使，他也曾向文宗诉说朝廷处理维州事不当。文宗听信了他的话，也怨恨牛僧孺决策失误，僧孺心里很不安。一次在延英殿议事时，孜孜求治的文宗对宰相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也有志于此吗？牛僧孺回答说：“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朝以后，他又对宰相们说：“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此地耶？”由此，牛僧孺知道皇帝已经不喜欢他了，在朝廷不能呆下去，如果不赶快离开，就有危险了。十天之内，接连三次上表，请罢相职。遂于十二月，皇帝任他为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内有宦官专权，外有飞扬跋扈的强藩，战事连年，赋敛日益加重，牛僧孺却称之为小康，答对确有失公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严厉地批评他说：“当文宗求治之时，僧孺任居承弼，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退则欺君，诬世以盗名，罪莫大焉！”
　　公元835（太和九年）11月21日，27岁的唐文宗在大明宫紫宸殿和李训等人，试图诛灭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随以观赏甘露为名，将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欲行刺，后与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发生了激烈冲突，结果李训、王涯、舒元舆、王[、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朝廷重要官员被宦官杀死，其家人也受到牵连而灭门，株连甚众。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史称“甘露之变”。事变发生后，南衙与北司更是势如水火，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牛僧孺更是心灰意懒，无所作为。他虽然已出任外官，还“嫌处重藩，求归散地”，屡次上表朝廷，请求免去节度使之职，改作外任散官。文宗不予准许，故在淮南任职六年。
　　牛僧孺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奖励农耕，发展生产，使当地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充裕，国库也充实。六年时间，在他离开时节余钱八十万贯。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李德裕代替牛僧孺被授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当时牛僧孺听到朝廷任命李德裕代替自已，就把军府事务全部交付副使张鹭，即时入朝。但李德裕来到扬州后，却向皇帝上奏只收到四十万贯钱。牛僧孺知道此事后，很是气愤，他向皇帝上章奏明其事。皇帝下诏命李德裕重新审察账项，结果确如牛僧孺上报之数，半数为张鹭支用讫。李德裕称他初到扬州就有了疾病，被下属隐瞒欺骗，请求皇帝处罚，皇帝下诏免于处罚。
　　开成二年（837）五月，文宗皇帝在牛僧孺多次请求免去节度使之职的要求下，加封他为检校司空，食邑二千户，判东都尚书事、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他赴东都就任后，除处理东都日常事务外，尽量避免同朝廷的官员进行接触，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归仁里建筑了豪华的住宅，把在淮南任职时的嘉木美石，安放在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从此，他“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又时常与好友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开成三年（838）九月，文宗征召牛僧孺入朝，拜牛僧孺为尚书左仆射，并令左军副使王元直持诰宣赐。按照旧例，东都留守入朝，并无中使赐诏的惯例，文宗因怕牛僧孺退让推辞，故由中使赐诏，促令他赶赴京师，牛僧孺不得已而入朝。左仆射为尚书省长官，其职权同为宰相，当然要理朝政，文宗频频宣召牛僧孺商议朝政，但牛僧孺下决心要跳出旋窝，离开朝廷，于是他又以足疾为由相推辞。当时庄恪太子初薨，文宗一日和牛僧孺在延英殿谈话，语及太子，牛僧孺乃恳陈父子君臣之义，人伦大经。他请求文宗不可轻移国本。文宗听了，深为感动，为之流涕。是时朝中的宰辅皆僧孺僚旧，他一律闭门谢客，不允许旧属来拜见他。
　　由于牛僧孺坚持不任朝官，文宗又于开成四年（839）八月封他为检校司空、兼平章事，出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户。临行辞别时，文宗赐给他觚、樽、杓等金银古器，并令中使转告他说：“以卿正人，赐此古器，卿且少留。”僧孺却奏称：“汉南水旱之后，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恳求，才被允许离京赴任。　　
　　襄州（治今湖北襄樊）位于汉水之滨。原来任襄州的知府，多造军人花名册，从中贪污军饷。在征收税赋上也轻重不一，豪强地主征的少，而贫苦百姓反而多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牛僧孺到襄后，查核军丁，减轻贫苦病弱户的赋税四千万，而对豪强地主则据实征收。从此贫富都心服，再无怨言。他一再革除老百姓的祸患，怜贫惜苦，对那些因贫穷不能娶妻嫁女者，他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进行帮助。对那些鳏寡孤独者，按月供给粮食，每年都供给衣服，死者送银子帮其埋葬。经他帮助过的有几百家，他的德行被人们到处传扬。
　　公元840年，唐文宗病死。文宗在世时，因太子李永早死，便立唐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宦官仇士良、鱼弘志认为太子不是他们立的，所以等唐文宗死后，便废了太子，后又把他杀了，另立唐文宗弟颖王李e为皇太子，改名李炎，遂即帝位，就是唐武宗。唐武宗即位后，改年号为会昌，任用李德裕为宰相。
　　会昌元年（841）秋，洪水泛滥，汉水溢过堤防，大水冲坏了城郭和城内民舍。时李德裕为宰相辅政，他把这次水灾看成报复牛僧孺的好时机，向皇帝奏称牛僧孺治水不力，不久皇帝下令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加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五月，回鹘乌介可汗公然向唐朝提出了索取粮食、牛羊，并要执送先已降唐的将领烀凰沟任蘩硪螅獾骄芫４撕螅诮榭珊褂忠辉儇饴颖呔持菘ぁ０嗽拢衷焦送贩澹裆轿饕员薄芬阅细浇复笸⒃浦莸鹊亍Ｎ渥谝曰伧骄肟埽平诘兀钐由偈εＩ妗⒊乱男杏牍淙氤餐桃槎圆摺ＥＩ孀喑啤敖癜倭乓樽矗怨淌毓胤溃牌淇苫髟蛴帽！奔匆苑朗匚鳎岬嚼丛俪霰蚧鞯腥恕６紫嗬畹略Ｈ慈衔笆叵帐救酰参抻赏耍髦恪薄Ｎ渥诓赡闪死畹略Ｖ鞫龌鞯慕ㄒ椋椿骰伧饺〉昧顺晒Α
　　十二月，牛僧孺上奏朝廷，认为御史大夫在秦为上卿，汉为副相，汉末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甚重，品秩殊峻”。建议准六尚书例，提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之副，“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建议升为正四品下，“以重其任”。并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武宗同意牛僧孺的建议，遂颁下诏书，准其奏请行事。同时，牛僧孺对中书门下所奏“谏议大夫七员，从四品下、正五品上”一事提出了异议。他上奏武宗说：谏议大夫自汉以来“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拾遗左右”，如果“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用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优崇，则难用耆德”。因此，建议请改谏议大夫为正四品下，并“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秩”。武宗又采纳了他的意见，“敕旨依奏”。牛僧孺奏请增加御史中丞和谏议大夫的品秩，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整肃朝廷，规谏讽喻朝廷的过失，以减少其失误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昌三年（843），牛僧孺进为太子太傅，再为东都留守。会昌五年六月，牛僧孺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上柱国、奇章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为太子太师。翌年九月，朝廷在平定了昭义镇刘从谏之侄刘稹反叛之后，李德裕上奏武宗，以为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和时入朝，牛僧孺与李宗闵为宰相当政，不但不将他留下，反加宰相衔纵去，这是放虎归山，今日刘稹的反叛实是牛李二人之罪。河南少尹吕述致书李德裕，说刘稹死亡的消息传到东都，牛僧孺“出声叹恨”。刘稹被杀后，石雄军吏还得到他与牛僧孺、李宗闵的“交结状”。德裕将其书信上奏武宗，于是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不久又贬为汀州刺史。十一月，又贬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李宗闵也同时被贬。
　　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死后，宦官们暗中策划立唐宪宗之子李怡为皇太叔，改名李忱。李忱即位，就是唐宣宗。唐宣宗是唐武宗的叔辈，照理不可继承帝位，只因他幼年时起，便显得很痴呆，唐文宗、唐武宗（二人都是他的侄儿）都轻侮他，不以常礼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呆和对唐文宗、唐武宗的不满，破例拥立为皇帝。唐宣宗即位后，处理政务有条有理，大家才知道他有心计，痴呆是伪装出来的。
　　唐宣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大中。他的施政方针是尽量否定会昌（唐武宗年号）年间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党徒，李德裕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司户。牛党又被起用。
　　宣宗继立，白敏中当政。白敏中是牛党成员。他执政后，就提携同党人员。牛僧孺由循州司马北迁为衡州长史，不久又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时年六十九岁。牛僧孺去世后，唐宣宗大为伤感，停朝二日，以示哀悼。朝廷册赠他为太尉，谥曰文贞。
　　牛僧孺从政四十余年，观其一生，虽然忠心为国，但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之间，各自结为朋党，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儒，李党的首领即李德裕，党争垂四十余年，贯穿于牛僧孺政治生涯的始终。“牛李党争”是唐后期朝臣之间的派系斗争。牛李党争，从酝酿到结束，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朋党之争。
　　李德裕（公元787年―850年），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祖父李栖筠，是代宗朝的御史大夫。父李吉甫，是宪宗朝宰相。李德裕年少时好学上进，精通《汉书》及《左传》，明察历代盛衰兴亡之道。他不愿走一般读书人科举取仕的老路，而以门荫步入仕途，在当时引起了好坏不同的两种评论。誉之者认为他鄙视科举，反对进士浮夸不实的文风。贬之者以为他重视门阀出身，以祖荫得官，不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取得俸禄。这两种意见，似乎都有偏颇。贞元中，其父贬谪南荒，随父迁流，不求仕进。元和初，其父再度入朝为相，李德裕则累任各地方官吏府中文书下吏。后入朝为官，穆宗即位之初，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历任翰林学士、浙西观察使、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左仆射。李德裕在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主政期间，重视边防，力主削弱藩镇，巩固中央集权，使晚唐内忧外患的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公元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稹，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后加封太尉，赐封赵国公。唐宣宗即位后，因李德裕权势太大，宣宗感到对自已有威胁，就罢免他的宰相职务，初贬荆南，次贬潮州；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再贬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区大林乡附近）司户，次年正月抵达。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二月卒于贬所，终年63岁；李德裕逝后10年被追封为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
　　在“牛李党争”的四十余年间，牛僧孺与李逢吉、李宗闵等引为一党，李德裕亦广结朝士以相磨轧。以牛僧孺、李德裕分别为首的两大派系，互相争权。牛僧孺当权时，李系官僚被放逐边疆；李德裕当权，牛系官僚也被驱逐到边疆。唐文宗曾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
　　“牛李党争”起因于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选拔人材。朝臣之中自然形成了以“直言极谏”考试为起因的对立派别，在此后的一切政治活动中均染上了对立两派的政治色彩。此后的数年中，只要李德裕任宰相，就打压牛僧儒与李宗闵及其同党；而牛僧儒与李宗闵任宰相，亦反之。翻开《旧唐书》李德裕、牛僧儒、李宗闵三人的传记，随处可见他们之间你争我斗、你升我降的历史记录。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牛党人物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考试，另一牛党人物右补阙杨汝士为主考官，录取进士14人。其中有牛党李宗闵的女婿苏巢，主考官之弟杨殷士等“关系户”均登甲第。前任宰相段文昌向穆宗检举此次进士录取不公正，有打通“关节”的舞弊行为。当时李德裕及元稹、李绅均在朝担任翰林学士之职，穆宗询问李德裕“关节”“舞弊”之说是否属实，李德裕表示肯定，元稹、李绅异口同声地责其不公。穆宗又另派官员复试，结果原榜录取14人之中，只有3人合格。为此钱徽、李宗闵、杨汝士均遭贬逐。这次事件，使牛李结怨更深。牛李党争之始由进士考试而起，牛李二党结怨之深亦因进士考试而成。从此牛党对李德裕怀恨甚深，牛李党争进入了激烈阶段。
　　敬宗时，内廷宦官仍是王守澄等柄权，因此外朝仍是牛党得势。文宗初年，王派宦官的权位仍未动摇。李宗闵、牛僧孺同居相位，李德裕、裴度等均被排斥于外。太和六年（832），牛僧孺因文宗的不满而罢相。次年，李德裕为相，李宗闵也遭罢免。
　　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的维州之争，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一个战役，文宗听从牛僧孺的意见，诏命李德裕撤归驻维州之兵，降将悉怛送归吐蕃处置。牛僧孺对此事的处置，大大激化了牛李二人的矛盾。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际会时刻。
　　这次入朝为相独掌大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孺也返朝为官，真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卒于贬所。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
　　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对于发生在唐朝后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有许多内幕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东汉的党锢、宋朝的元v党人、晚明的东林党，都属于这种类型。党人大多都不是奸邪小人，但党人这顶帽子却是被政敌打击的最好武器。同时，一旦结成党派，往往将党派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利益，意气用事，把道德标杆摆到了不可企及的地步，以此来衡量人，因而往往有正人良臣因为些须小事不慎，就被无限上纲上线，加以攻击，造成国家的损失甚至是混乱。这不能不说是结党带来的最大弊病。
　　牛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闹闹嚷嚷了近半个世纪，其余韵流响甚与大唐王朝相始终。人们关心的是，形成“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和如此长久?
　　两派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各有得失，历来论者均就事论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其性质而言，“牛李之争”并非全是争权夺利，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当时朝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既有个人的升降恩怨，又有朝政的错综与政见的不同；既有来自宦官之间争权夺利的背景，也有皇帝的昏庸无能、用人不专的因素。任何人处在这样一个波谲云诡动荡不测的政治风浪中，为求生存都难以作到抱柱守信、超然物外。牛李党争的主要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孺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一统的权威。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违抗朝命的情况下，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孺，牛僧孺则认为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表面上看是对一个州的受降与否，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边防安全指导思想的斗争。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改革，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搞点“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惟恐搞乱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态度。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这不是说李德裕就没有才干，而是他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尤为不满。一次宴会，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孺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着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间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不久李德裕被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后来，李德裕再度入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具体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280万户，很大部分就是从寺院迁出来的。对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党争的三位主角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在政坛上此起彼落，大唐帝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围绕着他们展开，当年的刻骨铭心，永不宽恕，最终还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牛僧儒在险恶的仕途上三落两起，皆因朋党的托举和掣肘，真可谓成也朋党，败也朋党。有人甚至说牛僧孺在朋党问题上是既恨之入骨，又感激涕零。
　　实际上，唐朝后期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地讲，臣下结党营私，一直是历朝皇帝最为忌讳的，并都有最严厉的制裁规定。但是，如果是互相对立的结党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既带来混乱、掣肘，使皇帝头疼，又能使皇帝获得好处。然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却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牛僧孺对党派斗争也并不十分感兴趣，常想回避，曾多次上奏章求退。事实上牛僧孺并不是牛党的首领，实际的牛党首领是李宗闵。李宗闵依附把持朝政的宦官，而牛僧孺只不过依附于李宗闵。史书记载：“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帝求罢者数四”（《旧唐书》）。再加文宗太和年间，宦官权盛，党争不休。牛僧孺身为宰相，感到难成功业，“旬日间，三上章请退”。牛僧孺政治头脑很清楚，他也看出了朝廷内党争的激烈残酷，看出了皇帝懦弱，宦官掌权，结党营私，尔虞我诈。他并不热心党争，权力欲也不是很强。所以他曾几次三番要求离开朝廷，即使在外任职务上，他看到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想再冒风险，不想担任藩镇要职，只求任个散官而已。但他身陷党争旋窝，势不由已。所以只能在党争的激流中博击。他从一开始陷入这一政治斗争的旋窝，就不可自拔，而只能在这辆战车上奔波而终其一生。
　　牛僧孺一生清廉直正，不贪钱财，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赏石。他喜欢石头到了痴迷的程度，“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而他的下属就到处为他采集奇石，四五年间，竟然奇石累累，摆满了东第南墅。他收藏的奇石有太湖石、礼星石、文斗极像石、狮子石、罗浮石、落雨石、天竺石、盘石、梅花石等。除太湖石、盘石、狮子石等园林石之外，大多为清供石。这些奇石，如云、如人、如圭、如剑、如虬、如风、如鬼、如兽，千姿百态，有形有象，生动奇妙。有一次他从平江太湖土人处得到一块太湖石，甚佳，异常珍爱，便请白居易去观赏。白居易看后赞曰：“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断碧云根。风气通岩穴，苔文护洞门。三峰具体小，应是华山孙。”
　　太和六年(832)，牛僧孺任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期间，在扬州城东住宅和城南别墅里，收集了不少瑰丽奇特的太湖石。扬州离苏州很近，有长江水运之便，他的门下僚吏，投其所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数年间收集了不少太湖石。牛僧孺是历史上最早的太湖石收藏家。是他促进了对太湖石的开采和对太湖石审美价值的宣扬，太湖石问世之初及后来被誉为“千古名石”，牛僧孺有不可磨灭之功。
　　牛僧孺在任东都留守时，在洛阳城东和城南置有一宅邸和别墅，“游息之时，与石为伍。”园墅中罗列了大量太湖石峰，牛僧孺并把太湖石按其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首开品石之先河。
　　牛僧孺为官清正廉洁，高风亮节，但对奇石赠礼却不拒。苏州刺史李道枢曾送给他一方太湖石。此石神形绝伦，可谓上品，牛僧孺欣然接受，而且特邀赏石家白居易、刘禹锡观赏唱和，同享天然之美，读石之乐，并高兴地赋诗助兴：“胚浑何时结，嵌空此日成。掀蹲龙虎斗，挟怪鬼神惊。带雨新水静，轻敲碎玉鸣。搀叉锋刃簇，缕络钓丝萦。近水摇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鳞甲隐，透穴洞天明。丑凸隆胡准，深凹刻兕觥。雷风疑欲变，阴黑讶将行。噤□微寒早，轮锸帷５亍醭畹嫜梗∽憷еС拧Ｕ渲毓盟帐兀嗔谅椤Ｎ胶镂铮慌吕酥芯ā＠驸徘Ю铮胶咏霭俪獭３靥脸跽辜鹩褡苑睬帷２嘌；暧蹄ぃ芄垡饨テ健Ｋ品耆嬗眩缍允晷帧Ｍ颂砟ЯΓ称扑搋āｆ侨说辩拆又燃垂洹Ｄ畲嗽傲直Γ剐氡鹗毒Ｊ捎辛醢祝晔暧！(《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全唐诗》第466卷)。
　　牛僧孺的石与诗作及与友唱和的名篇《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刘禹锡的《奉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寄李苏州》已成为我国石苑的千古绝唱，石珍诗贵，流芳于世。诸多官宦文士，投牛所好，以赠奇石为荣。正如白居易在《太湖石记》所言：“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在石乎。”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今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下镇）。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著名诗人，诗存3000多首，其中有关赏石的诗作有《双石》、《太湖石》、《莲石》、《问友琴石》等诸多诗篇，以及文论《太湖石记》等。晚年辞官，闲居洛阳，与石为友。白居易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诗人，更是赏石界赫赫有名赏石名家。白居易以石为题，谱写下许多千古绝唱，为弘扬中华赏石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为牛僧孺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更加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而白居易的《太湖石记》，更成为千古名文，为世人所传颂。兹将原文抄录于此，以飨读者：
　　古之达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书，稽中散嗜琴，靖节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吾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言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厘河雒，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惟东城置一第，南郭营一墅。精葺宫宇，慎择宾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徙，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石有聚族，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石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镇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钩深致远，献瑰纳奇，四五年间，累累而至。公于此物独不谦让，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状非一。有盘拗秀出如灵邱鲜云者，有端俨挺立如真官吏人者，有缜润削成如瓒者，有廉棱锐刿如剑戟者。又有如虬如凤，若跬若动，将翔将踊;如鬼如兽，若行若骤，将攫将斗。风烈雨晦之夕，洞穴开皑，若欲云□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烟消影丽之旦，岩壑□□，若拂岚扑黛，蔼蔼然可狎而玩之者。昏晓之交，名状不可。撮而要言，则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会昌三年(843)五月丁丑记。
　　《太湖石记》，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赏石名作。在为牛僧孺题写的这篇名作中，白居易提出了“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及“古之达人，皆有所嗜……诚哉是言，适意而已”的观点;提出了“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罗浮天竺之徒次焉”的石种选择标准;这篇名作，还向后人传达了牛僧儒痴迷太湖石“东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的藏石盛况和“公于此物，独不谦让……待之如宾友，视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的爱石情结。更重要的是，他所肯定的“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从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的这种对赏石分等论级的品评方法，并为后来者所效仿。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转瞬已历千年百载，牛僧孺所藏之石，已被淹没在岁月的风雨中，无人知晓，但牛僧孺与白居易共同开创的赏石理论，永远流芳石坛，千古同辉。
　　牛僧孺不仅喜欢赏石，他也是多才多艺。他对中国象棋的改造，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聪明敏智。
　　中国象棋在刚发明时，是以日月星辰为各个棋子的名称的，到唐朝时，牛僧孺将象棋进行改造，才形成现在的形式。公元569年，北周武帝作《象经》后不到13年，北周灭亡。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再看《象经》时，已相距60年，人们就怎么也看不懂。大臣们传说曾经过四朝的老臣蔡允恭可能通晓。这个蔡允恭作过《后梁春秋》，他的父亲正死于周武帝作《象经》之年，蔡允恭说他小时候下过此棋，时间长了也“废而不通”。唐太宗于是找当时精通方技的太常丞吕才。吕才花了一夜时间，尝试各种方法，最后解开，蔡允恭于是想起小时候的下法。
　　胡适曾对象棋的发展作过考察。他从《佛祖通载》中查到，唐文宗开成己末（公元839年）制象棋，距唐太宗看《象经》那一年又是210年，吕才也死了170多年。胡适认为中国最早的象棋是印度象棋，是因为北周武帝把印度象棋中国化改造得不伦不类，所以唐朝的相国牛僧儒才对它进行了第二次改造，证据是牛僧儒留世的笔记小说《玄怪录》。
　　唐朝之时，象棋的发展进入了与现代象棋比较接近的雏形。由唐朝宰相牛僧孺著于元和初年的《玄怪录》中曾写到有关象棋的故事。文中说在唐朝宝应年间，有一个名为岑顺的人，他住在陕州一个即将废弃的山宅中，竟在夜深之时听到鼓鼙之声，他自认为是称王称霸的预兆，于是说“此必阴兵助我。”数日之后，竟陷入胡思乱想之中，其间他看见了有名为天那军和金象军两支部队正在战斗。并且还听到有人高喊：“天马斜度只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的口号。听得一声鼓声，一匹马斜跳了三尺。又一声鼓声，一名步卒横行一尺。再一次鼓声，车勇往直前。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不一会儿，天那军大败溃逃，天那国王败逃到西南角。接着，由于得到了岑顺帮助，金象国王给了他无数的珍宝，他在金象国的生活也特别的荣耀。由于每日沉湎于美梦里难以自拔，使岑顺变得与世隔绝，身体日渐虚弱。后来，在他醉酒之时，才被家人朋友骗出了实情。于是大家挖开了岑顺居住屋子的地面，结果发现下面是一个古墓，除了有几百付甲胄之外，前面床上摆有一副象棋棋局，列马布阵、盘中皆满，全是铜铸造成的。从这个故事可以发现，那时的象戏，已有将、车、马、卒等名目，马行日步，车直来直往，卒只能进一步，而将可以满场巡行，和现代象棋有不少相同之处。因故事发生在宝应元年，后世称为“宝应象棋”。牛僧孺依据这个故事，对象棋进行了改造，完善了中国象棋。胡适先生曾考证了象棋为牛僧孺所完善。元代和尚念常《佛祖通载》记载，在唐文宗开成己未(839)之下，大书“制象棋”，原注云：“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机(“机”：木制的机械，发射石头的兵器)矣。”
　　牛僧孺的《玄怪录》中另有《巴邛人》一篇，讲述了象棋的神话故事。大意说，有个巴邛人，家有橘园，因霜后橘已收，但余下两个大橘，摘下剖开一看，每个橘子里都有两个老人在下象棋。以后人们即把下象棋叫橘中戏。橘中戏不但是后人小说、戏曲的题材，也是许多诗人的题材，明代的著名象棋谱《橘中秘》《橘中乐》等书名当来源于此。
　　牛僧孺一生博学多闻，酷好文学，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仕宦期间，好交名人文士，当时相与交往的名流才子甚多。他和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经常往来唱和，还与韩愈、杜牧等文人雅士相交甚密。《唐诗纪事》中曾记述了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
　　早在元和三年（805），白居易制策考官，是年，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白居易上奏《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贬黜诸人，为牛僧孺等抱不平。其后“牛李党争”数十年，居易屡为李德裕所排挤，亦与此有关。
　　白居易和刘禹锡作有《除夜诗》，寄给牛僧孺看，牛僧孺和诗曰：“惜岁岁今尽，少年应不知。凄凉数流辈，欢喜见孙儿。暗减一身力，潸添满鬓丝。莫愁花笑老，花自几多时。”
　　太和六年十二月，牛僧孺任检校左仆射、兼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在他离开京城赴扬州时，时任翰林考校官的白居易为牛僧孺写诗送别，“北阙至东京，风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阁，春入武陵城。红旃拥双节，白发无一茎。万人开路看，百吏立班迎。阃外君弥重，樽前我亦荣。何须身自得，将相是门生。”白居易劝说老朋友思想要开朗，不要把相位看得太重，实际上作一节度使也是朝廷重臣，也是风光无限。
　　扬州出的风筝特别好，白居易给牛僧孺写信，叫给他捎个风筝。牛僧孺写诗答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惊禅。”白居易又写诗告诉牛僧孺曰：“会教魔女弄，不动是禅心。”
　　甘露事变以后，“衣冠涂地，士林伤感”，白居易对朝廷内的争斗十分厌倦，“愈无宦情”，与香山寺僧结为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 。这时，牛僧孺在扬州。牛僧孺给白居易写诗说：“唯羡东都白居士，年年香积问禅师。”白居易戏答：“君匡圣主方行道，我事空王正坐禅。支许徒思游白月，夔龙未放下青天。应须且为苍生住，犹去悬东十四年。”牛僧孺在和白居易戏谑中对白说，他前后曾服钟乳三千两，歌舞之妓甚多。后来白居易认为这是戏说他已经年老衰弱，于是写诗给牛僧孺，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如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慰老资歌笑，销愁仰酒浆。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须狂。’奇章又有诗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牛僧孺任东都留守到洛阳。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给半俸。三月，白居易给牛僧孺赠诗《酬寄牛相公周宿话旧劝酒见赠》“每来政事堂中宿，共忆华阳观里时。日暮独归愁米尽，泥深同出借驴骑。交游今日唯残我，富贵当年更有谁。彼此相看头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辞。”从上边两人的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戏笑应酬，情洽意和，兴趣怡然。
　　牛僧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具有宽广的胸怀，仁恕的慈心，他律已严，待人宽，因而受到人们的尊重。牛僧孺和刘禹锡的关系很密切，二人之间也常有诗文相交，而牛僧孺与刘禹锡月夜吟诗更是千古佳话。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唐朝彭城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
　　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一个暮夏的夜晚,汝州衙内西北角的望嵩楼上正举行着盛大的宴会。客人是曾任当朝一品宰相、现任武昌节度使的牛僧孺，主人是汝州刺史、四海闻名的诗人刘禹锡。席间美酒珍肴，轻歌漫舞，应酬答对，极为欢洽。但是，细心的人不难看出，来宾表面含笑，内蕴不平，且有弯弓待发之势；主人强颜欢愉，时露尴尬畏惧之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刘禹锡年长僧孺七岁，诗文成名、踏入仕途比牛僧孺为早。牛僧孺在贞元二十年（804）曾拿着自己的文章向刘禹锡请教。当时无非是想让刘夸奖一番，为他造些誉论，以便在应试中获得好处。哪知刘禹锡少年得志，怎把这衣衫敝旧，貌不惊人的牛僧孺放在眼里？为了炫耀自己，竟当着众人的面信口评点，任意涂抹，羞辱得牛僧孺无地自容，但却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怀恨而去。岂料后来牛僧孺官运亨通，进士及第后不久，便被擢为御史中丞，唐文宗时竟一跃而成为同平章事，也就是当朝的宰相。而刘禹锡几升几降，只不过是个五品的刺史而已。刘禹锡后来每想起早年对牛僧孺的无礼，便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只怕牛僧孺寻衅报复。此番牛僧孺出任武昌节度使，特别绕道来汝州见他，用意可想而知。牛僧孺而今大权在手，生死荣辱全在他的一句话，六十三岁的刘禹锡，宦海沉浮几十年，能不心惊胆战吗？　
　　牛僧孺到汝州的当天，和刘禹锡只叙寒温，不提旧事。晚间刘禹锡摆下酒宴，当时应邀出席宴会作陪的都是汝州名流，一来为牛僧孺的到来洗尘，二来为牛僧孺明天动身饯行。刘禹锡提心吊胆，他想牛僧孺一定会使他更加难堪，甚至将他罢官、充军，但躲是躲不过的，只好坐以待辱吧！
　　酒过三巡，曲度二套，脸红耳热的牛僧孺大呼：“拿纸笔来！”他往事萦回，心情激荡，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刘禹锡一看，原来是一首七律，题为《席上赠刘梦得》（见《全唐诗》5292页）。“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珠玉会应成咳唾，山川犹觉露精神。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
　　诗题中对刘禹锡直呼其名，显示出上级对下级的随便。刘是诗歌专家，深知诗的最后两句才是中心所在，于是匆匆掠过前面的“休论世上升沉事”，“珠玉会应成咳唾”等句，只见后面写道：“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意思是说不要嫌我酒后胡言，我曾经请你给我改过文章呀！诗中虽提及旧事，但并无明显的谴责之意。刘禹锡看了诗句，大喜过望，连忙和了一首《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见全唐诗4078页）：“少年曾忝汉庭臣，晓岁空余老病身。初见相如成赋日，寻为丞相扫门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喜奉清者笑语频。犹有当时旧冠剑，待公三日指埃尘。”诗中充满奉承、谢罪之意，特别是后两句，意思是我已做好了罢官的准备，等你休息三日后将我像尘埃一样轻轻拂去。因为唐朝旧例，宰相任职后要歇假三日，然后升堂理事，晋黜百官。牛僧孺看罢刘禹锡的诗，知道这个性情倔强的人已经认错服输了，便也适可而止。遂即宽洪大量地说：“三日之事我不能做，也不敢做呀！”二人相对哈哈一笑，前嫌尽释，宾主尽欢而散。
　　从此事及后来二人诗文交往，就可看出牛僧孺和刘禹锡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君子之交，也体现出牛僧孺胸怀坦荡，确实是宰相肚里可撑船。牛僧孺同刘禹锡的这段交情，至今传为佳话。
　　牛僧孺同诗人杜牧的交往更是非同平常，且颇有传奇色彩。
　　杜牧（公元803－853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多年在外地任幕僚，后历任监察御史，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最终官至中书舍人。晚唐杰出诗人，尤以七言绝句著称。擅长文赋，其《阿房宫赋》为后世传诵。注重军事，写下了不少军事论文，还曾注释《孙子》。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全唐诗》收杜牧诗八卷。
　　唐朝时社会风气开放，男女关系比较随意，娼妓业十分发达。这一职业不但得到官方的认可，而且分工极为明细，如宫妓、官妓、营妓、私妓及进行商业性营业的民妓和散娼等。这些歌妓优伶不但卖笑卖唱，而且会公开参加各种宴饮聚会等社会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如成都名妓薛涛“出入幕府，自（韦）皋至李裕，凡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其间与涛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裴度、严绶、张籍、杜牧、刘禹锡、吴武陵、张v，余皆名士，记载凡二十人，竞有酬和。”杜牧中进士时，正遇上牛僧孺赴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杜牧被征召做牛僧孺的幕僚，负责处理公文。这件事对于杜牧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他用不了多少精力就把各项事务处理的井井有条，牛僧孺对此很是欣赏。杜牧处理完公事后，其余时间就用来游玩。来到扬州这个花花世界，杜牧几乎每夜都到青楼去尽情游乐。此时他的身后总有二三十名兵士，换了便衣，暗中保护着他。杜牧觉得这情形对他很好，泰然处之。几年后，皇帝让杜牧任侍御史，牛僧孺为他设宴送行，告诫他说：“以你的气概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一定还会取得更高的职位。但我经常担忧，怕你因迷恋风情而不能控制自己。”杜牧随便应付说：“幸亏我还能经常检点自己，不至于让你为我担心。”牛僧孺笑了笑说，这样更好，不过有一样东西请你看一下。他让侍童取来一个小书箱，当着杜牧的面打开，原来里边都是那些跟在杜牧后边的便衣士兵写的秘密报告，有好几十份。写的是某天晚上杜牧在某家饮宴，某天晚上又在某家饮宴，平安无事或酒醉而归，等等。杜牧一看，心中感到羞愧，才知道他身后跟随的那些便衣是牛僧孺派来保护他的，这使他又感动又羞愧。于是流泪向牛僧孺下拜致谢。此后杜牧入京作官，谨慎行事，远离烟花，功成名就，这与牛僧孺对他的教诲有绝大关系。牛僧孺死后，杜牧为他撰写墓志铭，也是对牛僧孺的一点答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牛僧孺爱才、惜才、护才的君子长者风范。
　　“牛李党争”四十多年，李德裕多次欲置牛僧孺于死地，然牛僧孺却不是反唇相击。他一直认为，朝政上的争论归争论，与个人关系却不是同一码事。所以他同李德裕虽有斗争，但从无人身攻击之事。在李德裕被贬崖州时，路过汝州，当时牛僧孺在汝州，已接到回朝廷的诏命，牛僧孺并没有对李德裕落井下石，而是很热情的接待他，临行时又赠送他衣服银两作为路费。在饮酒中间，还不断向李德裕劝解，介绍崖州的情况，向他说明海南和内地并无大的差异，要他放宽心，不要过于忧郁沉闷。对于他们之间以前的争议之事，只字不提。他的作法，使李德裕非常感动，也使人们再一次认识到牛僧孺的君子风度、宰相胸怀。
　　牛僧孺本人是一个文学家，他对有学问的人非常看重，为国纳贤，不论长幼。他三开幕府，为中丞宰相，提拔六十余人，有的成为有名的将相，有的成为一方大吏，分布朝廷和藩镇，都是当时的名士。他知人善任，各取所长，使所任之人都能发挥作用。他闲暇之时或和同僚下属饮宴闲谈，必定要讲古人如何修身处事，启发引导，提醒和教导他们。牛僧孺对已严格要求，但对他人则设身处地，推心置腹。他从不以已之长比他人之短，也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衡量一个人的高下。由于他重才，后进之士多来归之，而他的声望也日益提高。许多文人学士都想办法和他交往，这在当时成为佳话。
　　牛僧孺能诗善文，早年与韩愈、皇甫为文友，晚年与刘禹锡、白居易为诗友，过从甚密，并相互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点。牛僧孺的文章，有论、辩、讼、述、奏、议、碑等多种形式。其中论说文中既有史论，又有奏议;寓言中既有正面劝谕，又有反面讽刺。就文笔而言，文从字顺、灵活多变。论说文词畅意深、气势夺人;寓言庄谐兼有、寓意深远;碑铭文奇偶交错、庄重古雅。牛僧孺的诗歌，众体兼用，有乐府古诗，有五、七言绝句、律诗，也有排律，其风格，既有奇崛怪峭、好作晦涩硬语的一面，又有质朴平实、不尚雕饰的一面。牛僧孺的诗文，有《牛僧孺集》5卷，南宋以后，再不见著录。流传至今的诗文，载于《全唐文》和《全唐诗》。
　　牛僧孺作为中唐传奇小说家，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十卷，被称为唐人传奇专集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太平广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文献均对此书有收录，另有单行本流传至今。《玄怪录》题材多取自隋唐，甚至当世，曲折地反映了中晚唐现实生活和人情世态，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有较强烈的社会意义。这些志怪作品，继承发扬了汉魏六朝以来志怪艺文的特长，对唐以后小说创作有较深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玄怪录》的出现，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孕育了不少小说，特别是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创作《聊斋志异》，从故事题材到写作技巧上，都可以说与《玄怪录》是一脉相承的。
　　《玄怪录》多是牛僧孺早年所作，但也发现有太和年间的作品，可见非一时之作。此书记述南朝梁至唐太和年间神怪鬼异之事，内容丰富，有影射官场腐败黑暗的，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有歌颂义士侠女的，有描写恋爱婚姻的，其中可见作者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另外，此书的艺术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以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细腻的描写，雅洁的文笔，成为唐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集。在创作手法上，人物众多，形态各异，故事跌宕，曲折婉丽，文字简洁，语言明快。毫不夸张地说，牛僧孺在文学方面的贡献，绝不亚于他的政治贡献。在我国灿烂的文学史上，他也是一位风云人物。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是很强，但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的诗词作品不少，但留传下来的不多，《全唐诗》只收集了他的四首诗作和一些短句，其余尽都失传。
　　牛僧孺一生69年中，经历了德、顺、宪、穆、敬、文、武、宣八个皇帝。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朝臣中世家出身的与科举出身的党派斗争非常尖锐激烈。各派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你上台、他下台，像走马灯似的。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谪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
　　牛僧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刻苦读书，学优而仕，胸怀大志。他公正执法，不畏权势。他廉洁奉公，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他体察民情，怜贫惜苦。他大胆改革，整顿民风吏治，凡任处皆大治，表现了他具有高超的治国才能。他胸怀大度，审时度势，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他不迷恋权势，进退有序，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高尚的节操。牛僧孺忠厚仁恕，庄重敬慎。穆宗评价他“方直秉心，诚敬由已，玉洁持操，松贞表姿。文著经邦，业推匡代，中立不倚，孤标介然。”文宗评价牛僧孺“气含元精，体包大雅，识用夷密，襟灵沈粹。穷圣贤旨奥之学，铺邦国经纬之文”。
　　牛僧孺一生陷入“牛李党争”的旋窝，他与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其是非曲直，功过如何，一时难以评说，但他作为封建社会一名高官，能够出污泥而不染，面对金钱贿赂而坚决拒之门外，敢于面对皇权高压而不畏惧，坚持严正执法，铲除贪官；面对高官厚爵，识时度势，急流勇退，其德其行，不能不令人敬佩，其精神对今人亦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Copyright 2013 Shaanx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长武县地方志办公室　　陕ICP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