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
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
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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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员干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主体，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和放大效应，因此必须自觉培育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以人格力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本文从调查、分析永安市部分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入手，就新形势下党员干部如何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途径、新方法、新对策。
　　一、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文是在对永安市部分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专题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调查中，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3份，有效回收率为96.5%。问卷发放对象为近两年参加永安市委党校主体班培训的部分中青年干部、科级干部、村(社区)及非公经济组织党组织书记。调查方式采用无记名投票形式，对永安市部分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党员干部自觉培育和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态势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感到忧虑的问题：
　　1.部分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全面&认知&
　　不少党员干部不知道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会议，仅有26.4%的人准确答出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部分党员干部不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有20.3%的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能够完整回答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或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的党员干部仅占41.4%。
　　2.少数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能完全&认同&
　　一是少数党员干部不能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存在信仰迷茫、多元倾向。10.9%的党员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15.5%的人不能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4.5%的人不能完全认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少数党员干部对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清，有的甚至信神佛、搞迷信。
　　二是少数党员干部不能完全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缺乏。11.4%的党员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30.5%的人对&未来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有顾虑甚至缺乏信心。此外，如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问题上，13.4%的人不能完全认同&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7.1%的人不能完全认同&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三是少数党员干部不能完全认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16.5%的党员干部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2.4%的党员干部在全球化时代是否应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态度模糊，认为可以坚持，也可以不坚持。在关注社会重大事件方面，有32.1%的党员干部表示不太关注，或有时关注、有时不关注。
　　四是少数党员干部不能完全认同社会主义荣辱观。31.6%的党员干部不认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同度相对偏低。
　　3.部分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能自觉&践行&
　　部分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能自觉&践行&，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知&和&行&未能统一。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完全认同&、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党员干部占84.6%，而工作中&始终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占58.7%，相差25.9个百分点。关于爱国主义，认识到全球化时代&应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党员干部占86.6%，而能够做到&非常关注&社会重大事件的占63.9%，相差22.7个百分点。此外，调查显示，有34.7%的党员干部不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党员干部中求神拜佛、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等不良现象尚存。
　　总之，尚有部分党员干部未能真正做到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调查、分析，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价值多元化的影响。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念纷繁复杂，使得人们在价值观上存在着多变性、差异性、选择性，思想认识上的差别日益增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动，使得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主体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分散化，这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滋生，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这些多元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到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积极推行文化扩张，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影响着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三是文化现代化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主要涉及到人与自我、他人、自然的关系，还有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倡导人推崇仁义、人类要顺从大自然，个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一切个人利益。而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价值观念已有所改变，比如从对个体利益的忽视或否定转向对私有财产的重视和肯定、从天人合一到人定胜天的转向、从对信义的推崇转向信义的缺失等等。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必然影响着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二、推进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方法和对策
　　1.强化学习宣传，提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
　　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着力提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准则。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2.强化教育引领，提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着力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再次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否则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要看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是否有政治定力，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是否能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是否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理想信念坚定，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党员干部，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化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深化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学习，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实践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同时，坚定理想信念，还要加强实践锤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党员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党员干部在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接受锤炼，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坚定信念，用坚定的理想信念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旗帜鲜明。
　　二是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强化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时代的先锋、社会的楷模。因此，党员干部应当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作风，带头保持良好的思想道德情操，要求普通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必须要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教育，开展党性党风党纪和道德品行教育，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牢记并恪守党的根本宗旨，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位置特殊、影响很大，既是各项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又是党性党风的示范者、引领者。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自己行得端、走得正，才能要求大家&向我看齐&，形成&上行下效&的良好氛围。要结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好&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抛开面子、动真碰硬、触动灵魂，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真正以作风的转变取信于民，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
　　三是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保持高洁生活情趣，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同时，要将党员干部模范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情况，作为考核评价、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真正把&德&的要求、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要管党，必须要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进一步加强干部管理，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及早纠正，促使广大干部切实把心思用在搞建设、谋发展上，成为人民群众的&好公仆&、各项事业的&主心骨&。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评价和选拔任用机制，畅通&下&的渠道，对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及时提拔任用到合适岗位上来，形成鲜明的以德为先的用人导向;对那些信念动摇的干部，对那些道德败坏的干部，对那些在关键时刻逃避责任的干部，及时作出组织处理，决不能让&问题干部&消解思想道德建设的正效应。要加大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监督的途径要由组织监督、执纪执法监督向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不断拓展，形成立体式、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做到干部工作开展到哪里，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工作就实施到哪里，让干部在&阳光&下工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3.强化实践养成，提高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度
　　党员干部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就是说，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带好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以人格力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实践养成集中体现在道德、文化、作风三个层面：
　　一是道德层面。党员干部既要忠诚事业，更要公道正派。宗旨是最高价值，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岗位。只有用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来检验工作的质量高低、效果好坏，才有说服力。所谓正派，就是坚持&清清白白为官，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不阳奉阴违做两面派，不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败，行动搞腐败。其实，&两面人&现象的本质是&人格分裂症&，这既是党员干部道德底线崩溃的标志，也是社会诚信问题的污染源。
　　二是文化层面。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解决&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利于谁&的价值定位问题。党员干部只有以人民为本，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自觉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才能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在成就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成就自己，在实现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实现自己的正当利益。
　　三是作风层面。作风建设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党员干部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从最基础的生活作风抓起，讲操守，重品行，自觉净化社交圈，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管好别人先管好自己，做到原则不动、底线不松，才能在思想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中体察民情、了解民生、顺应民意，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作表率。
　　总之，作为党员干部，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工作、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自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及对策相关推荐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中国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对外价值观
〔提  要〕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两者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中国核心价值观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解决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始终困惑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文化继承性与文化现代化的矛盾。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学习和尊重世界多样文化的态度。中国应当通过广泛的文化对话，使中国价值观成为人类共创共享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中图分类号〕B106
〔完稿日期〕日
〔作者简介〕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同时又在对外政策部分中以“精神”概括了中国对外价值观。本文认为，这两者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它不仅以文化精神领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于多样文化激荡的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核心价值观：兼收东西，传承升华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核心价值观，是特指改革开放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后，屡经曲折的历史影响到中国人对于价值观的探索：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上否定了个人自由、自主，极左思潮的干扰更将极端平均主义推向极致；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一些人被“拜金主义”所侵蚀，对现代化的追求也被一些人误解为远离中华文化传统……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中国价值观体系，能够凝聚全国人民意志，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各国政府和人民要求和期待中国真正成为大国、强国。然而，中国价值观体系的欠缺造成了遗憾。沙特阿拉伯一家杂志写道，中国务实、理性，对别国的敌视性最少。但是，中国没有美国和西方所普遍具有的价值地位。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卢金写道，中国虽有物质基础，但软实力有限，因为软实力需要有价值观的吸引力。[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并未建立完整、明确的价值观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十八大报告系统提出了中国价值观体系，弥补了这一缺憾。从长远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文化价值观的精神支撑，必须具备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性、又具有中国文化个性的价值观力量。十八大报告迈出了万里长征关键的第一步。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目标、社会进步和个人道德三个层次：[2]
1.“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通过现代化进程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培育文明风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这需要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新局面。
2.“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价值观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市场经济要求给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以促使各种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使物质财富充分流动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自由程度的提高更需要法治的完善，以保证社会有序发展、人民的权利和安全得到充分保障。这尤其需要重视平等和公正，并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保证其实施。
3.“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个人道德提出的基本要求。“爱国”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敬业”涉及职业道德，“诚信”和“友善”既涉及职业道德，也涉及一切社会人际关系。这种以分层次方式提出的中国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是独特的尝试，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
中国核心价值观融合东西文化精髓，较好地解决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文化传统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解决了困惑中国人一百多年的“古今中外”问题，具有世界性启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有表现，西方社会首先对它们进行了现代化的提炼，适应和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随之，西方列强又在开辟殖民地时将这些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各地。殖民地各民族在推翻殖民统治后建立了新兴国家，主动走上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并使这些价值观在适应当地情况的同时带上了本地特色。这种价值观的融合与再创造，使原有的价值观获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表现和广泛深刻的内涵，这实际上可视为共同创造的过程。例如，亚、非、拉各国在采纳民主政治制度时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使民主制更加丰富多样、生机勃发。因此，这些价值观既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根源和特色，又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中国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观，并不意味赞同“普世价值观”的说法。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在哲学上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因而才能被广泛地传播和吸收。而“普世价值观”以宗教性的“普世”将其神圣化，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却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等实际情况，甚至将其模式化输出，强加于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西方价值观才是“普世”的，其余的文化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披着“普世价值观”外衣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不仅在全世界受到抵制，也遭到欧美有识之士的批判。
同时，中国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精髓，并进行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升华和提炼。例如，“以和为贵”、“以信立本”、“止于至善”，这些价值观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有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渊源和解释；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的“和”必须通过“克己复礼”实现，“礼”是封建等级社会的思想、制度和礼仪，而今天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则要求在法治基础上实现公民平等，实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大团结以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文化，以“文明教化”为万世基业，而今天我们建设的文化强国，既要创造物质文明，又要达到高度的精神文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使全民族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焕发文化创新的勃勃生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观点与当今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文化中心论、文化原教旨主义存在根本不同。
中国核心价值观在东西文化上兼收并蓄，在古今历史上传承升华，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走向社会进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面貌，打破了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言论与企图，而且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文化典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过西方殖民的惨痛历史，在文化价值观问题上面临着与中国相似的困境，至今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较好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大多数国家仍在苦苦求索之中。在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中，少数上层精英接受西方教育、认同西方价值观，但广大民众仍住茅屋，刀耕火种，相信万物有灵和巫术，国内价值观尚未统一。土耳其是较早成功进行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由于未被欧盟接纳并受到伊斯兰思潮影响，国内价值观分歧加剧。在内部价值观对立和对外文化存在冲突的国家，极易滋生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中国尝试以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融合的途径解开价值观难题，尽管仍有待于深入和实践，却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启迪。
二、中国对外价值观：内外有别，独具特色
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3] 这一表述虽未直接使用对外价值观的概念，实质上却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信念、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在国家中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的作用。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持的原则、精神和宗旨，即是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综合十八大报告，可将其概括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平发展。
平等互信着重强调在政治安全方面，主张各国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共享安全，共护稳定。包容互鉴主要指在文化方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互相学习和借鉴。合作共赢侧重于经济方面，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促进共同发展，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公平正义是各国应当共同维护的目标，也是国际体系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平发展既是当今时代主题，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更是中国发展坚持的道路。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新干涉主义和恐怖主义。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能力，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一些做法被视为理所当然。西方国家一贯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不可能提出充分尊重他国文化的对外价值观。中国提出对外价值观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之举。
首先，顺应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的发展趋势，提倡互相学习借鉴，分享经验教训，开辟共同发展的最佳路径。各国政府在处理内政与外交事务时对象不同、情况有异，因而采取的方法、战略和政策也有所差别，作为指导准则和评判标准的价值观也难以一致。尽管各国内部可能面临着社会多元性带来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但毕竟存在历史、地理、文化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并且存在对于国家的统一认同感，其人民在多元化基础上享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由于对外政策要应对国际社会中两百多个国家和实体，各国间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情况各不相同，价值观的差异更加悬殊。在此背景下，简单地以本国的价值观为尺度衡量他国的情况，难免出现误解和“教师爷”式的错误。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指出：“作为一种经受过考验的价值系统，地方文化现在仍然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文化划分了行为的活动空间，规定了被证明确有意义的方针导向。然而，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地方文化只有在处理好如全球部落这样一类充满麻烦的复杂现象时，它们才能生存下来。”[4] 尽管同处于全球化时代和同一国际体系，地方文化对于当地人民来说仍是奉若圭臬的财富，也是一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深层动因。中国对外价值观中的“包容互鉴”，并不是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消极包容，而是在肯定、赞赏各民族文化财富的同时，积极主张互相学习与借鉴，以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其次，内外有别的特点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并不区分对内和对外价值观，这与其历史经验有关。欧美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实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在对其他民族进行屠杀、剥削和奴役外，还从根本上否定、贬低和摧毁各地文化，强迫推广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各民族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联合国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仍占主导地位，“西方中心论”依然根深蒂固。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写道，欧洲人和北美人都接受了极其排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不了解中国儒家思想、印度宗教、伊斯兰教。有些欧美人傲慢狂妄地强迫几十亿人接受西方价值观，甚至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对他国实行经济制裁，或宣布别国为“无赖国家”。这是残暴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完全缺少合法性。[5] 这一的批评和反思是非常深刻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但其历史经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中国区分对内与对外价值观，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自主选择权，最大限度地包容各国的差异性，提倡互相学习借鉴，为合作共赢奠定文化和心理基础。
再次，内外有别的特点反映了世界发展新趋势。全球化、信息化的突飞猛进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于世界之外，各国对外政策的意义大幅上升。外交不仅仅是内政的延伸，且拥有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英国专家戴维·赫尔德指出：随着全球相互联系的增多，政府可使用的政治手段效用明显下降；跨国力量的增强和相互联系的扩大，减少和限制了国家政府对公民行为的影响；在具有高度联系的全球体系范围内，在许多国家行为的传统领域，如不采取国际合作则无法实现国家目标；国家不得不增进与其他国家的整合程度；国际机构、组织和制度的大发展，为全球治理奠定了基础。[6] 可见，对外政策对于内政的影响已显著增强。所有的组织都有内、外逻辑差异，国家也不例外。国家对外政策的目的自然偏重于国家利益与国内政治，但任何决策者都不会将此视为简单的选择，一些国内利益和价值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国际共识以及国际规则来实现。国家对国内和国外的差异都有实际的情感认知。这两组特点之间的相互影响有重叠的地方，但并不完全相同。二者的相互影响不但塑造了一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塑造了其总的发展。[7] 因此，国家的价值观在对内与对外上既有联系，又可以有所区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其对外政策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对外价值观的意义也将愈发明显。
最后，中国提出的对外价值观在世界大国中具有独特性，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创新之举。如前文所述，欧美大国基本上将西方文化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其对内、对外价值观是一样的（尽管在实践中常常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非西方大国也未曾提出对外价值观的理念。例如，普京在2012年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当天，曾下令起草新的外交构想（其草稿名为《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生意人报》对此报道认为，俄罗斯打算借助“软实力”来实现外交目标，而“软实力”主要指“公民社会、信息交流、人文以及其他能够替代传统外交的方式方法”。[8] 其他发展中大国也并未提出新形势下的文化价值观论述。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迅速，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未来面临的思想文化挑战不容忽视。中国对外价值观的提出，不仅是政策、立场的宣示，对这些价值观的实践亦有助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对其他新兴大国也有启发作用。
中国的内外价值观有所区别，也存在内在联系。联系的标志之一即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兼收并蓄，对现代国际体系中已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的肯定与吸收。例如，“平等”在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强调公民的平等，在对外价值观中则是国家无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体系内，各国在法理上基本实现了平等，体现了国际体系的巨大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对外价值观积极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联合国推行的“千年发展计划”，旨在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减贫、增加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善医疗条件等，现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取得显著成就。中国的态度和政策将有利于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转型。
联系的标志之二是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提炼升华。包容互鉴是最突出的例子。如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所说，包容不同的宗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优势，也是亚洲的风格。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文化特别强调避免冲突、注重协商一致的美德。[9] 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的宗教、民族和文化冲突，包容互鉴的价值观有助于正确处理这些冲突，缓解矛盾；而某些国家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私利，动辄指责别国“违反民主”、“侵犯人权”，甚至粗暴进行武力干预，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了不同文化间的误解、矛盾。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和实行自己的制度和道路，是否需要改革或革命也要由该国人民自主决定。包容互鉴的价值观可使各国充分交流、深入沟通、比较借鉴、互相学习。在一国政府和人民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可在充分尊重该国主权的情况下进行帮助，这才是建设性的做法。
联系的标志之三是中国对外价值观顺应时代发展，引领思想潮流。和平发展并非中国人的新发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在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肯定与实践，并逐步发展为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主流认识。当时冷战尚未结束，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国领导人透过迷雾向世界揭示了这一潮流走向。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正当世界困惑于小布什总统的“反恐战争”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时，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和谐地区与和谐世界的构想，自此“和谐”成为国际对话中的主题词，为世界文明共存与合作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完善、践行与传播
十八大报告直接提出了中国核心价值观，又间接指出了中国对外价值观，二者一内一外、一显一隐，共同构成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然而，这一官方表态只是培育、践行与传播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这一伟大使命，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首先，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内涵，针对中国人民的思想状况和部分国家的猜疑误解，进一步阐释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使其更加丰富深刻，进而形成完整的体系。
十八大报告限于篇幅，对中国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只做了言简意赅的阐述，并未展开充分论述。例如在如何融汇核心价值观和对外价值观的方面，尚须更加深入地研究价值观的根源。十八大报告在论及中国核心价值观时，专门提及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这一点十分重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根源。但在涉及中国对外价值观时，只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充分，还不足以鼓舞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支持和认同对外价值观。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明确提出国际主义恰逢其时。针对世界与中国愈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提倡国际主义有助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既能教育本国人民，又能团结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有人认为，提倡国际主义会产生副作用，重犯过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错误。这种担心显然过虑。时移势易，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它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10] 只有提倡新型国际主义才能减少和消除其负面影响。新型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同，不再强调阶级差异，而是强调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和情感。习近平最近指出，中国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11]这就指明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发展方向。
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拥有许多共同的概念，如平等、民主、公正等；还有一些则完全不同，如对外价值观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为了将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构成整体，必须建立其联系，揭示其内在逻辑。众所周知，国内社会的公民个人平等与国际体系的国家平等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国内的民主制度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亦如此。尽管其精神具有一致性，但如果将两者简单地相提并论，一定会大谬不然。至于对外价值观中提到的“合作共赢”，与核心价值观中的国家目标价值观和个人道德价值观“爱国”又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维明所写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美国化，它迫使人们改变“我们/他们”或“非此即彼”的思路。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纽带并非是被动的限制因素，而是积极的资源。传统纽带必须变化，必须培养对人类家庭的归属感。[12] 中国对外价值观应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国人的认识更上层楼。
其次，必须在中国人民中培育中国价值观，获得人民内心的认同，从而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工作、生活和言行的指导准则；同时，人民对国家对外价值观的认同和支持，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人民支持和践行中国价值观，具有至关重要的国际意义。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在价值观多元化趋向下易产生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怀疑培育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陷入放任自流状态；另一种是以传统的观念、方法来对待培育价值观的认同，陷入形式主义和僵化。因而需要区分个人与集体层面上的文化认同，认识到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个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多重性：家庭、性别、阶级、地域、宗教、民族等等，随着不同的情景，这些认同中的一项或两项或被置于优先地位。一般而言，个人的多重认同之间少有严重的冲突。从集体层面来看，尽管每个人的文化认同不同，呈现多元化，但还是具有“普遍性”，集体联结的本质而非个体的选择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社会化、通讯、媒体，甚至是强制，个人会发现其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有些联结和认同与生俱来，尽管有些个体会排斥抗拒它，但对集体认同的影响不大。民族的文化认同强有力地通过沿袭传承，如果国家能够加以有意识地引导培育，其作用将更加巨大。对于培育文化价值观认同，世界各国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最有效的方式是影响精英，然后扩展到整个社会。中国政府应当充分运用体制的优越性，使用各种活泼生动的方式教育和影响精英，继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中国价值观的认同。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段时间以来的价值观的混乱恰恰是价值观缺位造成的，对此中国政府和精英应大力宣示讲解中国价值观体系，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向人民介绍中国价值观，使其深入人心；要充分肯定中国价值观的正确性、普遍性和国内外意义，使人民为之而自豪；还要结合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树立先进典范，以感人的故事打动人心，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来传播中国价值观；最重要的是推动价值观认同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指导人们的行动，提供个人与集体行为的惯例和判断，在发生冲突时帮助消除矛盾，进行整合。这对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的影响无法估量。
最后，应当主动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价值观，包括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在平等互惠、包容互鉴的双向交流中，使世界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中国价值观，最终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更多地引入实践的检验标准，让人类共享价值观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各国传媒对中共十八大做了大量报导，各国专家学者也进行了不少解读，但中国价值观体系的重大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或许出于没有获得充分信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原因，或许出于那些曲解中国价值观的陈词滥调已先入为主。对此，中国必须主动向外界进行说明，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方式阐述中国核心价值观与对外价值观的内涵、内在联系及特点。更重要的是，在对外宣示文化价值观时，应当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国价值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又与人类共享价值观息息相通；中国价值观吸收了包括西方价值观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但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表现又显示了独特性；中国价值观的独特性与共性的联系也是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丰富和贡献。
中华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化的复兴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文化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的业绩，而且在于对未来世界的贡献。在全球化突飞猛进、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面临新的文化挑战和机遇。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还是人云亦云、丧失自我，是文化冲突还是文化融合，都考验着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价值观体系的确立，是在西方文化逾百年的压力后，回头铸造了“华魂”，及其迸发孕育的“世界魂”。正如许倬云所说，我们对于文化调适，将不是只以接受为原则，我们也有可以提供给世界的东西。[13] 由于西方一直以强势文化输出其“普世价值观”，以至于有些人产生了错觉，要仿效西方，把中华价值观也说成“普世价值观”。照搬西方做法，强制“输出”价值观，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描绘成宗教性的至高无上，这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必然会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反对。我们对文化交流态度是平等互惠、包容互鉴，在汲取各种文化价值观精华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共享价值观”，凝聚最大多数人民的共识，共同行动来推动和平发展的光明前景。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和机制时，应当既重视共同利益，也强调共同价值，如上海合作组织在开展各种合作项目的同时，也提出了“上海精神”，我们可将这一方法推广到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中，推动人类共享价值观深入人心。在价值观的讨论甚至辩论中，中国不应回避、缺席，而是积极参与，让中国价值观在砥砺中愈显光彩。
今天，对于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简单论述已不足以体现其重要性，我们必须超越原有的论述，引入实践标准的检验。正如戈尔茨坦和基欧汉所指出，任何观念的作用是三个互相关联现象的函数：参与者预期从合作中得到的一系列收益；一套表达合作收益的观念；将观念转化为共同信念而影响行为的机制，包括正式的组织和非正式的制度。[14]
价值观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观念，它必须对社会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合作与共同行动产生作用，即从观念到共同信仰、共同预期再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过程。如果没有收益，行动者就没有动机来认同价值观，参与共同行动。然而，产生收益的途径、方法是多样的，为了保证参与者共同行动，齐心协力，不致自行其是，必须建立制度。制度使参与者之间模糊不清的认识得到澄清，变得清晰；制度保证参与者获得预期的收益，而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收益；制度使从合作中获得收益的观念变为具体收益的预期和行为，对正确与否的行为作出判断，甚至给予奖惩。这样价值观体系就会成为参与者所认可、认同的规范，久而久之成为习惯。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建立制度来实行人类共享价值观，需要改变陈旧观念，也需要实力支持和保障。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应当将推介中国价值观体系作为实力投放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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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历山大·卢金：“软实力和伪公共外交”，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日。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7页。
[4] ［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5]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66-67页。
[6] David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Polity Press, 1991, p207.
[7] 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前言，第VII页，第40-42页。
[8] 叶莲娜·契尔年科：“新使命降临：俄罗斯在纷扰的世界中找到自身定位—稳定之岛”，俄罗斯《生意人报》，日。
[9] ［新加坡］许通美：《探究世界秩序：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观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79-380页。
[10]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1] 习近平：“中国人讲爱国主义 也具有国际视野和胸怀”，中国新闻网，日，/gn//4657510.shtml。 [12] 杜维明：“全球化与多样性”，《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79、82页。
[13] 许倬云：“文化调适过程中的态度”，《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1-312页。
[14] ［美］朱迪斯·戈禾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