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存在日本籍慰安妇? - 日剧网
Dear sister
[10集完结]
Dear sister
Dear Sister、ディア?シスター,亲密姐妹
《Dear sister》（ディア?シスター），是日本富士电视台从日起每周四晚间十点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由田中亮、平野眞、関野宗纪执导，中谷まゆみ编剧。石原里美、松下奈绪双主演。本剧是一部描述石原里美饰演的自由奔放、天真浪漫的27岁妹妹深沢美咲，与松下奈绪饰演的认真却又笨拙的29岁姐姐深沢叶月，这两位具有鲜明对比的姐妹之间故事的烂漫喜剧。
石原里美，松下奈绪
为什么会存在日本籍慰安妇?
【抗战70问·第35问】慰安妇制度的产生，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国民思想观念关系极深。“一•二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招募了一批本土女性充当慰安妇，送往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日本。日本内阁决议，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以此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在大规模战争中，除杀人外，还常伴随有强奸等性暴行。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及其附庸国军队，在战争中也曾大肆强奸和虐杀过妇女。但因担心“对‘劣等民族’的妇女大规模的强奸与性暴行会混乱‘日尔曼民族的血统’，从而降低‘种族优越性’”，纳粹军队限制其官兵胡乱地与其他民族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命令不许强奸。虽然德军未能完全执行这一禁令，但其性暴行往往发生在集中营内，规模相对要小些。与之相比，像日本这样，由政府大规模组织、拐骗、强迫本国及他国妇女，为其军队提供性服务并将之残忍虐杀的国家，十分少见。历史上，为了解决士兵的生理需要，一些国家曾设立军妓制度。但这与日军为了满足其士兵“强大的性需要”而建立成体系的慰安妇制度并不一样。日本是迄今为止惟一为了满足军队性需要而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就连其法西斯盟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没有这种制度。慰安妇制度的产生，与日本传统文化及其国民思想观念关系极深。在侵华战争早期，日本就从其本土就征集了不少日本女子充当慰安妇。在这些日籍慰安妇中，有响应国家政策的应招妓女；有家境贫困，迫于生计被父母贩卖的女孩；也有在军国主义宣传下，为了“爱国理想”自愿成为慰安妇的单纯无知少女。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军进驻日本。当时日本社会担忧其本国妇女将遭凌辱。日本内阁紧急决议，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希望以此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日本慰安妇制度从何而来就现有研究来看，日本慰安妇制度的确立，一般可追溯至1932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不久，一部分驻沪日本军事人员就建立了海军ianjo(即慰安所)，为其成员提供娱乐设施，慰安所从那时起便开始持续运作。后来随着大批侵华日军抵达上海，日本上海派遣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和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呈请司令官白川义则批准，日本陆军在上海设置慰安所，并在长崎县征募慰安妇。同年4月，第一批慰安妇抵达上海。然而，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形成，其实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探究慰安妇制度的来源，就不得不提及日本近代公娼制度以及日本人的性观念等问题。其实，早在明治维新时，标榜文明开化的明治政府就曾公布过解放艺妓娼妓令，要求废除传统游廓制度。作为其配套措施，明治政府又公布了“贷座敷（挂牌营业所的名称)渡世规则”和“娼妓渡世规则”，将一些出于本人自愿的娼妓集中在“贷座敷”之中，并由此建立了一套接受健康检查、领取营业执照、交纳税金的完整制度。这些制度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这种公娼制度，其实是国家权力对公娼卖淫的公认和许可。妓女需要向警察提出从业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并上交纳税金。妓院经营者则通过“预支金”的方式，对这些妓女进行人身约束。所谓“预支金”，是公娼和艺妓在进入青楼时，由妓院经营者向其家人预付的一笔钱，但这些钱需要她们日后通过卖淫的方式来分期偿还。宣扬文明开化的日本，实则纵容着近代公娼制度所掩盖的人身买卖关系。后来，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了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也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可以说，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是慰安妇制度产生的重要前提。此外，日本人的性观念相对而言可谓“放纵”。一位曾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曾谈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都处在主导地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张，男性，尤其是军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高的特权地位。“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嫖娼、豢养情人，成为日本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权力和荣耀的一种象征。如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风流韵事不断，可谓公认的“色男”。“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的乐趣所在，他交往的大部分女性皆是艺妓。又如曾竭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后也是死在妓女怀里。在日本军人之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性行为的迷信说法。日本老兵水野靖夫曾说:“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韩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的尹贞玉也指出:“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日本女子为何要去做慰安妇在日本传统的“家”观念中，儿女是家长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因此，很多穷人会选择卖掉自己的孩子以维持生计。在历史上，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十分盛行。由于交不起年贡，一些日本家庭就拿子女当作抵押。同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类似，日本贩卖子女的主要对象也是女儿。很多女孩被卖掉后便会沦为娼妓，其家庭生计基本就依靠这些沦为妓女的女孩维持。但是，这些被卖掉的女孩，不仅不会被人看不起，甚至还会受到赞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曾以“孝心奇特”为由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据《日本女性史·近世》记载，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并不会因此心生怨恨，因为，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战时日本，失业率颇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大量男子参战，失去依靠的女性很多处于被饿死的边缘。为了生存，这些家庭的女儿常被卖为妓女。在被称为慰安妇招募中心的长崎，有许多家庭贫困的karayuki-san(在海外妓院工作的日本娼妓)，此前就已经被她们的父母卖作妓女并送往亚太各地。日本政府对贫穷欠债的农村家庭做出允诺，只要把女孩的身体当作交换条件，去战场做慰安妇，就可以把欠债一笔勾销。但是，一旦到了战场，就不再有人在乎她们的死活。天羽美智子是一名曾公开讲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充当“慰安妇”经历的日本女性。1938年，17岁的天羽被嗜赌的父亲卖到横滨一家妓院抵债。后来，她又被转卖到台湾，充当日军“慰安妇”。1984年，天羽美智子曾写信给一位开设避难所的牧师武津文夫（音译），信中提到：“部队到哪里，哪里就有‘慰安所’……他们排长队……我们感到死亡般的痛苦。好多次我都想杀了他们，我几乎要疯了……如果你死了，尸体就被抛弃在丛林中。我亲眼目睹了这些，这是女性的地狱。”在国内召募妓女充当随军慰安妇，是战争初期日军的既定政策。那时候，妓女是早期慰安妇的主要来源之一。起初，日本军方直接或委派代理人，以金钱为诱饵招募慰安妇。应招者大多是妓女、陪酒女等，她们希望能借此挣大钱。军队也会给应招的妓女每人一笔预支金。此外，伙食是由军队免费供给，也不需要什么其他费用。第一批随军慰安妇们，最迟几个月就能还清借支，变成自由之身。可是，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想停止这种营生。在当时的日本，到处都是挥舞着太阳旗，飘荡着“胜利归来，勇敢战斗”的歌声，以及妇女欢送士兵出征的画面。军国主义政府的宣传和洗脑结果很成功，这种观念甚至深入到娼妓心中。一些应募的慰安妇表示，像自己这样的身子，在赚钱的同时还能为士兵们做事、为国家尽力，何乐而不为呢？但在早期，这种募集还属军事机密。所以，应招的女人往往是悄悄聚拢而来。根据当时规定，陆军可以运输士兵、军马、军犬、军鸽等，却并没有妇女这一项，因为这是“军规”，不能破坏。最后，这些女人被当成物资运输，既非武器、又非弹药，更不是粮秣的物资。这些日籍慰安妇起初主要为日本军官服务，后来由于部队需求，也增加了为士兵服务的项目。当时，日本是男权支配的社会，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历史悠久。日本男人为了主人可以牺牲自己，士兵为了天皇可以义无反顾地剖腹自尽，日本女人则可以为了男人奉献身体。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似乎都十分正常的事情。如今，人们可能很难相信，竟然有女人会“自觉、自愿去做慰安妇”。但在军国主义战时机制的鼓吹下，日本国内确实有很多妇女出于自愿，参与并组建了慰安妇团。一些被所谓“爱国主义”麻痹了头脑的女人，为了“国家、“理想”奔向了战场。被誉为“军国之妻”的中村英子和她的女儿就是其中一例。中村英子的丈夫中村冈次原本是第11军106师团的中佐，于华北战场阵亡。为给丈夫报仇，中村英子主动向军部要求，母女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献身圣战”。因为是“军国之妻”，中村英子受到优待，为军官服务。最初，她还兴奋地呼叫:“为了天皇陛下，来吧。”后来,她连睁开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当她的女儿被折腾得几番昏死醒过来之后，质问道：“什么‘军国之妻’、‘军国之母’,天皇会让他的女儿、母亲、妻子、姐妹们也来这样慰安吗？”1933年，“皇汉医学中山研究所长”中山忠直曾这样写道：娘子军决不是在卖淫——她们在战斗的紧急关头，穿越炮火舍命为战士们奉献兵粮，对负伤的士兵而言，就是如妻子一般的护士。这哪儿是卖淫啊？我不得不尽情高喊，你们与兵士缠绵的性放纵，你们前来军队，是真正的义勇娘子军，是真正的性欲奉公。下一次战争，一定要募集娘子军——一定要动员不良少女送往战场。一边教育她们对国家的爱，一边让她们的性欲转换为对国家的爱。除前述两种情形外，在日籍慰安妇中，也一部分女性是因犯了所谓“过失罪”，而被惩罚去充当慰安妇。一位名叫武滕绢代的女子，因为没有能完成监视中国情报人员的任务，而被送上军需船；另一位名叫池田幸子的护士，则是因为在医院反抗一名伤愈日军军官的强奸行为，而被认为不适合做护士工作，被迫转行当了慰安妇。日本向被侵略地强征慰安妇后来，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日本军队对慰安妇的需求日趋强烈，原有慰安妇数量已跟不上需求。日军开始将眼光投射到朝鲜，中国，东南亚等被侵略、殖民的国家。从军事基地的邻近地区掠夺慰安妇的行为开始大行其道。据文献记载，仅在日本本国及朝鲜，就有将近20万名女性沦为慰安妇。在这20万名女性之中，日本籍约占20%，朝鲜籍约占80%。1933年，国际联盟曾进一步补充制定《关于禁止买卖成年妇女卖淫的国际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军队在国内征募女性赴海外慰安，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开始面临一个壁垒。未满21岁的卖淫女性，将难以纳入征募名单。此外，随着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进行妇女人身买卖，日本当局的压力也面临一定的舆论压力。因此，日本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被侵略地和殖民地。日军军需大臣手令中曾明确写道:“慰安妇属军佑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招慰安妇。”起初，大部分朝鲜慰安妇是因听信了“招收部队服装厂、军需厂、护士”等谎话而被征召来的。被征召的女青年，原本大多只是怀着外出挣钱工作的想法。到后来，朝鲜总督府所接到的军方任务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直接抓人。此外，还有中国女子被迫充当慰安妇。在中朝日三国慰安妇中，中国籍慰安妇等级最低，遭遇也最惨。日军认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可以得到最有效的‘校正’。”据战后日军战俘交代，日军官兵蔑称“慰安妇”为“P”，即英文单词Prostitute(娼妓)的第一个字母。其中，日本“P”，供日军将校级军官使用，平均比例为1∶10；朝鲜“P”，供日军下级军官使用，平均比例为1∶40；中国“P”，供最低层官兵使用，平均比例为1∶80。日籍慰安妇的最后归宿在慰安妇的慰安生涯之中，很多人躺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大部分人都患上了严重的性病，很多人因被“使用过度”而成了废人，或丢了性命。战争结束之际，日军节节败退，幸存下来的慰安妇们白天充当护士、弹药运输队、战士，晚上还要继续慰安归来的士兵。更有一部分日籍慰安妇，拿着分发的武器，直接随同残余的士兵上战场杀敌。随着战况越加恶化，一部分慰安妇被要求集体自杀。在日本，士兵死后，可以被授予荣誉，得到抚恤金；但是慰安妇死后，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还要被歧视和唾弃。日籍慰安妇被遣送回国后，受到了同胞和政府的歧视。至于那些客死异乡的日籍慰安妇，就更没有人想起她们。在日本靖国神社内，供奉着约57000余名日本女性，其中并不包括日本慰安妇。战后，日本政府一度对这些曾经“性欲奉公”的日籍慰安妇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然而，在美军占领日本后，日本重兴慰安所，再次招募慰安妇，将她们当作讨好美军的礼物，部分日本女人也再次沦为慰安妇。1945年，美军进驻日本。当时日本社会极其担忧本国妇女将遭到暴行凌辱。针对这种恐慌心理，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妇制度，也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以此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在当时，建立这种设施，预算要花费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这算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是，时任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很快就批准了这笔钱。他认为，“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日本人平冈敬一曾采访过一个在小町园慰安所慰安过美军的女子“玛丽”。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一般而言，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每人100日元，这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之多。根据合同，慰安妇只能得到其中很少一部分，其余大部分都落入右翼财阀腰包。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等人，都借此机会大发横财。尘埃落定后，那些曾经沦为慰安妇的女子，大多隐姓埋名了却余生。日本方面销毁了大量档案,慰安妇问题由此也更加难以考证。不忘历史，薪火相传；读史鉴今，展望未来。读一段历史，颂一首赞歌，军工血统AX7与你追溯抗战历史，传承英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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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时刻都会感到不安，武士时代的武士随时都会等待别人来对自己挑战，这直接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使得人们一直都有种“只顾当下”的危机意识。另外，尽管在外国人眼里，日本的经济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日本人自己却总能感受着灾难的威胁：台风地震的袭击、日本沉没的危险、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的匮乏、与邻国充满冤仇的关系，都使得日本人充斥着相当程度的恐惧感和自卑感，在战略上进一步投下了短视的影子。
武士道造就国民性：危机意识与团伙心理如何导致日本短视
核心提示：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足以将一个民族和他民族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标志。而日本人自古就受到武士道文化的影响，几乎任何方面都被它所影响，武士道文化使得日本人重视集体，有双重性格，崇拜天皇，有危机意识，冷酷无情……这些都是日本民族的特性。
对日本人集团意识的影响
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而武士道是注重共性的，武士所忠于的集团不是国家民族。而是自己所属的那个小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可见武士道对日本人的集团意识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日本人强烈的集团意识中，又体现出日本人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人普遍存在和想要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是日本人区别于欧美人的重要心理特征，而这也是理解日本人恩德精神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关键。正是因为有依赖心理。在集团内部担心被人看不起而失去依赖，所以有“耻”的感觉；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心理的存在，日本人在集团内部所表现出了行动和认识的强烈的一致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依赖心理也许是日本人集团内部凝聚力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中，内外有别又是其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集团内部、对熟人，日本人讲究的是和，讲究的是礼仪周全，替他人着想；他们对集团内部的成员表现得克制、谦和、彬彬有礼，但是对于集团外部的人和事，或者在没有熟人的场合，其行为却变得大胆无礼和无所顾忌。”这一点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和武士道的密切关系表露无疑。从而不难理解，在1937年中国的南京，为何日本军队能够集体行动对中国军民进行大肆屠杀！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内，集团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且长官的命令必须绝对地无条件服从。他们潜意识里认为：“集体犯罪不是犯罪”。再想想日本人在珠海的买春事件，更是对日本人的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这些日本人是在中国，他们自己的这个小集团之外的社会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没有熟人，所以，对于生人，他们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任意妄为，并且不需要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对日本人的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的心理特征的影响
日本人重视“纵式”关系，他们趋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想象成一个序列。因此，他们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在集团和国家在等级序列中的地位比较敏感。所以，日本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权威有极大的敬畏和服从。他们性格上倾向于媚上傲下，对强者盲目祟拜和服从，对弱者缺乏同情心，甚至鄙视弱者。这些完全是受武士道的影响，使得日本人有了崇拜强权的思想。强烈的等级观念也投射到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上。他们把世界上的国家排列成一个序列。这种序列在不同时期会有所改变。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认为在亚洲。自己是第一号强国，所以。它傲视一切亚洲国家，它欺凌一切亚洲国家，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强者才可以被尊重，弱者就应该被践踏。
当美国人的蘑菇云在它两个城市升起之后。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因为武士精神，日本人的态度完全转变，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人是第一，美国是强者，所以，日本应该对美国俯首称臣、顶礼膜拜，在他们眼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直到今天，日本的外交仍然受这种等级观念的影响。日本总是跟在美国人身后指手画脚，完全是一幅美国的小弟弟的模样。当时，在亚洲，日本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亚洲的老大，他们总是担心这样的秩序被打破。这也是当今日本恐惧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日本历史上对邻国的侵略及其“后遗症”产生了双重的心理影响。一方面，日本人担心邻国的逐渐强大会最终危及日本的安全，这种危机意识在复仇意识极强的日本社会很容易拥有市场；另一方面，历史上对邻国的占领和“胜利记录”也使得日本人在骨子里有一种优越感，这使得他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无法满足现状，而是强烈地要求与之“相称”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
武士道精神让日本人的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而且越发的清楚。
对日本人崇拜天皇的影响
这一点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的舍命献身。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也不可“臣不臣”，尽忠是绝对的价值。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所以可以说天皇是武士道精神的主体。而武士道精神是保护天皇的第一要则。
日本虽然也是信仰儒家学说，但是日本人的国民忠诚度要略高。因为古代日本从统一后，绝大多数时间，一直是“将军”在替代“天皇”执政。从“苏我虾夷”到“德川家康”这种现象直到“明治维新”后才改变。所以日本历史上更换的只是“将军”而不是“天皇”。因此日本人一直号称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故而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是作为“神”被一直的供奉。
武士道精神的存在意义就是因为天皇。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无论怎样，天皇也不能受到谴责。日本人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他们的意识中，国家是最重要的，而所谓的爱国就是爱天皇，天皇就是日本的代表。武士道要求武士对他们的主人绝对忠心，这就使得日本人到现在也是一样的忠于天皇。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日本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
对日本人危机意识的影响
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时刻都会感到不安，武士时代的武士随时都会等待别人来对自己挑战，因为武士的教条决定了武士的性格，武士之间流行决斗，他们喜欢向高手挑战，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人来向自己挑战。所以武士们随时都会准备好他们的武器。这也影响了现在日本人的性格，使得人们一直都有种危机意识。
日本人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民族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其民族的脆弱性。在外国人眼里，日本人有时强大得令人嫉妒，因为它有世界上最高效率的经济有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大国。而日本人自己却总感到受着众多灾难的威胁。台风和地震的不断袭击、日本沉没的危险、地域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与邻国充满恩怨的关系、曾经的“战胜”的“荣光”和战败的“屈辱”诸多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日本民族充满着相当程度的恐惧感和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同时也形成了个人对集体极端负责的民族心理。这一切都对民族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不仅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日本人的排外倾向，也加强了日本人的扩张意识。
日本人的危机意识表现的非常明显，因为日本自己的资源比较匮乏，日本人大量的从中国等国进口煤炭石油等资源。不过进口的这些东西他们并不使用，而是存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日本校园经常会进行防空消防演习，而且频率很高。
对日本人冷酷性格的影响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冷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克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于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冷酷不人道，比比皆是。
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方面是非常冷酷的，日军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和旅顺大屠杀就是典型，他们不会同情弱者。不过，日本人对自己也不会仁慈，相传日本军人在战斗中几乎没有俘虏，因为如果被打败，他们大多会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失败的军士自杀了，并非因为感到后悔和屈辱，而是感到很大的满足，感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自己努力了，得到机会了，在决斗中自己的人生放出了最大的光辉，在这光辉之后人生应该嘎然而止，不该再有什么留恋。所以军士的自杀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这明显是受到了武士道的影响。
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是一个民族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和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了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性足以将一个民族和他民族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文化长期积淀而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民族最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标志。而日本人自古就受到武士道文化的影响，几乎任何方面都被它所影响，武士道文化使得日本人重视集体，有双重性格，崇拜天皇，有危机意识，冷酷无情……这些都是日本民族的特性。
可以说，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也是日本人精神上的支柱，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而且将继续影响下去。
武士道精神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广大而深远。
现在日本人研究发现，当时日本陆军只擅长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另一方面，日本陆军的军官们从小学直到老死都在军队里混，完全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这群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民族精英”，会做出什么荒唐事情来呢？
“皇军”：日本人缺乏战略远见的标本
核心提示：就这样，当年日本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文章摘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作者：俞天任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1甲级战犯中的“超甲”队
提起“战犯”，人们肯定会想起供祀在“靖国神社”里的二战日本战犯。本书所说的战犯，就是指的他们。
“靖国神社问题”牵涉到的战犯，是指供祀在里面的14名甲级战犯。其实还有几乎全部的乙级、丙级战犯都供祀在靖国神社里面。
这个甲、乙、丙级战犯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甲＞乙＞丙?倒也不完全是。这个不等式在各级战犯的官职上基本成立，但并不是说在罪行上也成立。像那两个在南京比赛“百人斩”的恶棍，就只是丙级战犯。有人要说了，那么罪大恶极，还只是丙级战犯，那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都是些什么人?
甲乙丙只是一种分类。
人类打了那么多年战争，互相杀来杀去，到100多年前才想起来要给战争也规定一个游戏规则。1899年在荷兰海牙开了一个海牙和平会议，大家签订了一个“海牙公约”，规定了交战者、宣战、战斗人员、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不能使用的战术、休战、投降，等等。到了现在，虽然“海牙公约”已经被为数众多的其他国际条约所替代，但是现在关于“战争犯罪”的基本思想，还是沿用“海牙公约”的。
所谓日本的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就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反“海牙公约”，犯下虐俘、屠杀平民、抢劫等罪行的日本战犯。其中指挥、监督的军官是乙级战犯，而具体执行的士官、士兵和军属则为丙级战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横滨、上海、新加坡、马尼拉等地的50余所监狱逮捕乙级丙级战犯5600余名，最后伏法的大约是1000名。因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而伏法的那两个恶棍，就是丙级战犯。
“海牙公约”只是规定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的犯罪”，当时还没有“发动战争也是一种罪行”的认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家回头看，仅在战场上就死亡900万人，由于寒冷、饥饿、屠杀而导致的非战斗死亡就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排在战争流血排行榜的第二名，这样大家才有了“发动战争也是犯罪”的共识，要追究发动战争的德皇威廉二世的战争罪行。但那罪魁祸首威廉二世躲到中立国荷兰去了，荷兰又拒绝引渡，只好不了了之，仅仅是在巴黎和会上谴责了战败国德国的“对人道的犯罪”。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可就无处可逃了。但是怎么审呢?用“海牙公约”套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某次具体战争犯罪行为的指挥者，也不是执行者。用德国或者日本的国内法更套不住这帮人。因此，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中，特别规定了“对和平的犯罪”。规定如下：
对和平的犯罪，即发动或计划、准备、开始、进行宣战或不宣战的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誓约的战争，以及参加为达成上述行为的计划及谋划。
这下总算把那些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给套进去了。
给套进这一条的日本战犯，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
当时被美军抓进巢鸭监狱的涉嫌甲级战犯有200名，后来被正式起诉的共28名：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贞一、平沼骐一郎、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东乡茂德、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东条英机、星野直树、大川周明、佐藤贤了、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大岛浩、重光葵、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贺屋兴宣、白鸟敏夫、畑俊六、武藤章。
这28人中，被绞首了的有7人：
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
被判终身监禁的有16人：
荒木贞夫、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星野直树、佐藤贤了、大岛浩、冈敬纯、岛田繁太郎、桥本欣五郎、南次郎、铃木贞一、贺屋与宣、白鸟敏夫、畑俊六。
被判有期徒刑的有2人：
重光葵(7年)、东乡茂德(20年)。
在判决前病死的有2人：
永野修身、松冈洋右。
剩下的一位大川周明，可就奇妙无比了，被查出患有梅毒和精神病，因此免予起诉。
需要说明一句的是，松井石根其实应该算乙级战犯，但是南京大屠杀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才把他弄到去审判。而一般的概念是列入“审判”了的就等于“甲级战犯”，所以松井石根也就叨光跟着升了一级，被认为是“甲级”了。
列了这么多名字，请注意数一下那用黑体表示的：在被起诉的28人中，有18个，几乎2/3；在被绞首的7人中，除了广田弘毅是文官首相之外，包括那个“形甲实乙”的松井石根在内，全部是；用黑体表示而没被绞首的，清一色终身监禁。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甲级战犯中，也有“超甲”的一群。
那些“超甲”们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点：当过参谋。
不就是个参谋嘛，有那么了不起吗?有句俗话叫做“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其实可以再加一句：“就是带了长，又能怎么样?”你看刘亚楼上将这东野的参谋都已经当得带了长了，不还是嫌不过瘾，到第14兵团去当司令了吗?共军那么多参谋长，除了刘亚楼之外，人们还能记住几个?而人们记住了刘亚楼，更多地可能是因为他当过空军司令员和他那传奇般的个性吧?
而日军则不同。日军陆军的参谋是一种资格，日本陆军中只有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才能担任参谋。日本陆军大学校1882年建校，1883年开始招生，1885年开始有毕业生。开始的十几届每届只有10人左右，到1899年第13期(由于甲午战争停校两年)开始，才稳定到每届40名左右，到1909年第21期开始，增加到50人左右。以后一直到1941年第54期，毕业生规模才开始扩大起来，1945年最后一期第60期达到120名，之前的第59期是199名。就是说，60年中只有3000左右毕业生，平均每年只有50人左右能当参谋。
而且，又只有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资格报考陆军大学校。所以参谋在日本陆军中被看做精英中的精英，日本社会讲究出身，日本陆军又没有比陆军大学校更高等的学府，这就造成了日本陆军中枢首脑全部是参谋出身的特有现象，因为只有参谋才能爬上去。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甲级战犯中，做过参谋的就有18名，做过陆军参谋的有15名。被判处绞刑的7人中，除了文官广田弘毅之外，清一色的陆军参谋。名字广为人知的除了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审判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武藤章这些人之外，还有没有受到审判的河本大作、石原莞尔、辻政信、田中隆吉等许多许多。如果说，从1928年6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谋杀张作霖开始算起，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持续了17年之久的中日间的战争，根本就是一场由日军的参谋们从阴谋策划到积极扩大、从疯狂推进到最后彻底输光的战争，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2真正的军国主义是咋样
在说明日本军参谋的作用和战争责任之前，还是先来解释一个名词“日本军国主义”吧。
在抗战前和抗战中，人们还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说法，战后就不太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词。而且在现在，“军国主义”只用于日本(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早就已经被人忘了)，没见过“美国军国主义”、“苏联军国主义”的。那么这个“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国的《辞海》上是这样解释“军国主义”的：“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而日本的《广辞苑》则是这样解释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政策、组织为战争而准备，重视以军备力量对外发展，用战争来高扬国威的思维方式。”用词有点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军国主义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看这么一件事吧。1930年，为了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国会内有过一场大吵架。只要听听吵架内容，就知道什么是军国主义了。当时争执的焦点是应不应该接受英美提出的裁减海军兵力的建议。浜口雄幸内阁认为，日本的国力无法长期维持一支巨大的海军兵力，所以应该接受英美的建议，就坡下驴，裁减海军军备；而海军军令部则认为海军兵力不应该裁减，边上的陆军参谋本部更是煽风点火，说海军怎么这么无能，居然让政府来过问海军兵力的事情。
原来，在当时《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体制内，这件事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内阁的解释，海军兵力的决定，属于军事行政，归海军大臣管。另一种解释，当时的在野党政友会则认为，海军维持多大兵力是关系到如何作战的事情，没有经过军令部的同意提出裁减，就是对所谓“统帅权”的“干犯”。这就是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后来一直发展到浜口雄幸首相遇刺。
这是什么意思?海军大臣管海军省，是政府衙门，而所谓“军令部”是海军参谋部的名称。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海军统帅权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也就是说政府不能管军队!这才是军国主义。
反过来，军队却能管政府!怎么回事呢?当时有一条军部大臣现任武官制的规定，就是说，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出任。1913年曾经改为退役、后备役军人也可以出任，但在实际上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在军部的压力下，广田内阁又恢复了现任武官制。
这个现任武官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厉害得很!有了这条规定，内阁对军部就只能唯命是从。只要军部对内阁不满意，两个军人大臣辞职而且不派新大臣就行了。这样内阁只能垮台：缺俩大臣还怎么干?有现任武官制这条规定，你就没法子去随便拉两个人来凑数。这一下军队算是拿住了政府的死穴，时不时就可以点你一下。
“统帅权”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日本，有两本关于统帅的指导书，一本叫做《统帅纲领》，另一本叫做《统帅参考》。前者是最高机密，只有极少数的高级军官才能阅读；而后者是1932年编修的陆军大学校教科书，里面写得很清楚：“统帅权的本质是力量，其作用是超法律的。”“统帅权的行使及其结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无权对军队的统帅指挥及结果提起质问，要求说明及批评。”
怎么样，这个所谓“统帅权”够狠吧?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话来说，就是“一言以蔽之：无法宣言”。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凌驾于政府之上!这才是军国主义的真正之所在。
第二次大战中的日本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表现及结果，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军部的暴走”。但是军部为什么会暴走，为什么能够暴走?这个“统帅权独立”就是根本的原因。
平时日本军队的最高编制是师团(相当中国军队的师)，师团以下单位分别是：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和分队，分别相当于中国军队的旅、团、营、连、排、班。小说《烈火金刚》里面，和肖飞、史更新他们干了一阵子的那个“猪头小队长”，其实就是个排长。师团长直属天皇。战时若干个师团编成军，像武汉保卫战中冈村宁次指挥的就是11军。若干军再编成方面军，像什么“南方方面军”、“北支方面军”等。最高司令部称为“总军”，像太平洋战争时期就有“南方总军”什么的。另外还有一些“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大队”。
大正末年(1920年代初)的裁军以后，日本的师团数是17个。到1945年战败时，包括那些已经“玉碎”了的师团，总数膨胀到了192个。
这么些军队是怎么指挥的呢?
战前的日本，相对于军事行政的“军政”，作战和用兵等有关具体事宜被称为“军令”。军政归陆军省、海军省管，军令则归参谋本部(陆军)和军令部(海军)管。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招来和养着的这些兵准备干什么，在干些什么，政府一概无权过问。而这些政府招来、政府养着的兵呢，也邪门，指挥他们的是长官，什么师团长、大队长的。谁指挥长官呢?参谋们。照道理，参谋应该是为长官起草作战方案，再帮助其实施作战计划的。长官管参谋，这是各国军队的常识，但在日本军队，军政和军令是完全分离的两元系统，管参谋长的只能是上一级参谋长。
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
当然不能，诺门罕战役，日本军不是输给苏蒙联军了吗?中日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中国军了吗?太平洋战争，日本军不是输给美军了吗?二战末期，关东军不是输给苏联红军了吗?
这是不是尽找能说的说啊?日本军也不是专打败仗的，甲午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日俄战争，日本军不是赢了吗?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军不也占尽优势吗?对，日本军队的组织和训练，能够保证他们打出很漂亮的战斗和战役，但绝不能赢得战争。这就是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占优势的原因。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怎么解释?没错，日本确实赢了那两场战争。要解释这点，就还得从日本怎么会有这种政府和军队的二元化，以及日本军队怎么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二元指挥体系开始说起。
3都是山县有朋惹下的祸
怎么会有独立于政府和议会的军队?一个军队又怎么会有两个指挥系统的呢?这得从日本陆军的建军开始讲起了。
日本近代陆军(就是所谓的“大日本帝国陆军”)一般认为是起源于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从萨摩、长州、土佐这三藩献给天皇的6300名“御亲兵”开始的。明治天皇以这支兵力为基础进行了“废藩置县”的改革。这些“御亲兵”，后来改名为“近卫”。
这些“御亲兵”们当时是忙得昏天黑地，干吗呢?忙于镇压各地藩主士族的反叛。到了1877年(明治十年)，来了一场被称为“南西战争”的大规模反叛。被内讧轰下了台的明治维新最大功臣、陆军大将、前近卫都督西乡隆盛，带了7个大队13000名士兵，打着“有话要对政府说”的不明不白的旗号从鹿儿岛北上，和九州的士族们一会师，好吧，这下就有了30000多兵，把给包围起来了。放出话来，说还要到、去溜达溜达。
这一来明治政府可慌了，赶紧镇压。派了个文官炽仁亲王做征讨总督，又找了两个武将，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三人就带了一大堆老兵新兵和不是兵的“兵”们“讨贼”去了。这个“不是兵”是什么意思呢?兵力不够，把警视厅的警察们(当时叫“巡查”)也弄到前线玩命去了。
这一打就打了7个月。最后官军赢了，贼军首领西乡隆盛自杀。官军当然应该赢啰，首先，反叛军是所谓“贼军”，道义上就输了一着；其次，反叛军的口号也不明不白，“有话要对政府说”是个什么意思?干吗要去、溜达也说不出个道道；第三嘛，官军的武器比贼军可要强多了，法国制的野山炮、步枪什么的，贼军没有；最后就是钱了，贼军军费只有70万元，而官军用了4160万元。所以说这贼军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仗怎么还打了7个月呢?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开了几次会，大家理出了一条头绪来了：文官掌了统帅权。文官不是武将，不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什么事都要请示汇报，把战机给延误了。还有一条呢，就是参谋的水平太差，一个好招儿都支不出来不说，还尽出些蹩马腿的臭招儿。
这边总结会还没有开完，那边又出事了。这次不是叛乱，是兵变。南西战争打完了，大家得论功行赏对不对?可这功劳全被当官的拿了，小兵们没有。打了一场仗，劳民伤财，官家也给打穷了，当兵的饷都发不出来了，而且不是普通步兵，是炮兵。那时候的炮兵啊，怎么着也和现在的战略火箭军差不多吧。几个小兵一商量：反正活不下去了，咱就反了吧。1878年8月，200多炮兵在一个叫竹桥的兵营里面就造起反来了。大炮一架，对着大藏大臣大隈重信他们家就打，谁让你克扣老子军饷!打着打着觉着不过瘾，掉转炮口，对着皇宫也要轰两炮玩玩。
兵变是被镇压了下去，可大家这一身冷汗呀。原来募兵制找来的兵和原来的私兵不一样，他会造反。加上那时的形势又特别紧张，再过两年就要实行议会制了，西乡隆盛是已经死了，但他的支持者还有不少。那些小西乡们也知道武力造反是行不通的，纷纷改行玩政治了，鼓吹什么自由民权的，估摸着到时候议会里面少不了这些人。那议会要是被那拨自由派给把持了，指挥军队打回来怎么办?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不让国内政治左右军队这个大道理下，把军队的统帅权从议会、政府那儿独立出来，直接交给天皇。
其实这都是在胡扯。除了竹桥兵变以外，所有的叛乱用的都是私兵，没人指挥得了国家军队去叛乱。真正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时身为陆军卿(后来叫陆军大臣)的山县有朋的个人野心。这个山县有朋，可以说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日本军国主义的体系，后来的战争罪行追根溯源，几乎全部可以找到他头上。
除了当过军事官僚之外，山县还当过两任首相(第三届和第九届)。在任期间镇压起自由民权来也是不遗余力，臭名昭著的《治安警察法》就是他弄出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集会的登记制，政府有权解散政治团体等；禁止军人、警察、宗教者、女性、教师、未成年者、剥夺公民权者参加政治活动；限制工会活动；禁止同行业罢工，等等。可以说是坏事做绝。
山县死于1922年，死的时候参加葬礼的除了军人就是警察，再没别人了，可见其人气之低。而几乎同时去世的大隈重信，都是明治维新的功臣，都当过首相，人家大隈重信还不是国葬，去告别的人照样络绎不绝。可见“公道在人心”这句话不假。
当然你也不能说人家山县没做过一件好事，石桥谌山(后来是自民党第二代总裁、日本首相、先总理周公恩来的朋友。当时是《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就说过：“山县之死就是对社会的贡献。”谁说日本人笨嘴拙舌?
连大正天皇都讨厌山县，每次一看到他进宫来了就要嘟哝：“这老家伙又干吗来了?你们就不能给他找点活儿干干?”周围的人就找点什么去哪儿视察剪彩之类的活，来把这老家伙支走，省得大正天皇看着他腻味。
也有喜欢他的，除了那些军人、警察，还有谁?大正天皇的儿子——昭和天皇。
昭和天皇老夸山县是“真正的军人”。这也难怪，不是到现在还有人要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吗?你别看后来的昭和天皇就是个病病歪歪的小老头，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人物。有一次因为皇姑屯事件对当时的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大发雷霆，居然把个当朝宰相给活活吓死了!吓死当朝宰相，够狠吧?就连他那那么有能耐的爷爷明治天皇也没能活活吓死谁过。
那山县有朋的主张当时就没有人看得破?就没有人出来阻挡?有没有人看破不知道，就知道没有人出来阻止。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正为巩固统治基础而闹心呢，天天有叛乱的消息传来，够焦头烂额的了，最怕的就是反叛势力和政府军勾结起来。现在军队自己说不参与政治，那是求之不得。就算有人看出来了那又怎样?明知是毒药，只要能解渴，还是要喝，所谓“饮鸩止渴”嘛。就连当时担任内务卿(后来叫内务大臣)的伊藤博文不也大力支持吗?
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统帅权独立”呢?这就提出了第二个点：军政和军令的二元化。
1878年(明治十一年)12月5日，原来只是陆军省下面一个局的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了，成立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直属天皇，这样天皇就不必向太政大臣(相当于后来的首相)、陆军卿、海军卿咨询，只要有参谋本部帮忙就可以直掌军队了。不用说，首任参谋总长是山县有朋。
成立参谋本部的理由是这样的：主管军令的参谋局的工作很重要，南西战争时参谋局就行动相当不便，受的制约相当多，所以参谋局长的地位应该和陆军卿等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局都很庞大，局长的权限和国防部长的权限一样，所以日本也应该这样。
这倒也没错，平时的国防政策制定和作战计划的准备，战时战争和作战的辅助，从这点来说，参谋局的工作是挺重要的。加上南西战争中，天皇——太政大臣——陆军卿——参谋局长，这样一个军令流程也确实有问题。瞎子都能看出来参谋局应该加强，局长的权限应该扩大。但是，这根本就不能成为参谋局从政府独立出来的理由。解决那些问题，只要强化一下参谋局的功能就行了。
参谋本部从政府独立出来，就意味着军政和军令的分离，说严重一点(就像后来的事态发展一样)，意味着政治和军事的分离。不管是平时的国防还是战时的作战，都要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参谋本部的独立简直就是一种倒行逆施。
那么这种倒行逆施为什么没人反对?原因很多，待到后面再讲，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邪门理由：就因为它是倒行逆施。当时明治政府里的重镇全是藩阀出身的土豪劣绅，只有他们不想要的，没有想要而要不回来的。别看一个个都奉着天皇，其实没人把那天皇当一回事。不就是一尊菩萨吗，他还能治得了军?估计也没人放在心上。你要是去跟他讲什么政治和军事分离的危险性的话，没准他会瞪你一眼：“一边玩去，什么危险不危险的，需要的时候再合起来不就行了?真少见多怪。”作威一方惯了，这些土豪们的自信使他们看不到组织和系统的重要性。任何东西，要开一个坏头很简单，但开了坏头再想要好的结果，就不可能了。
后人在评论伊藤博文的时候说：“他到死也没有认识到，他在他制定的明治宪法(即所谓《大日本帝国宪法》)上开了一个多么大的口子。”这是指的明治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注意，不是“天皇是陆海军的统帅”，而是“天皇统帅陆海军”。这一条口子，后来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伊藤所参加创立的那个帝国。
而当时根本没有被伊藤们放在眼里的山县，则沿着参谋总长——内务卿——参谋总长——首相——法务大臣——枢密院议长——首相的道路，最后集政、军、警、官的权力于一身。
4开办陆军大学校
言归正传，这个参谋本部算是开张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参谋呢?
当时已经有了陆军士官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的毕业生会被送到欧洲去留学，但是人数很少。学参谋专业的就更寥寥无几了，其中正式毕业、得到参谋证书的，就只有在法国陆军大学毕业的小坂千寻中尉一人。
怎么办?山县们决定自己办大学。没老师怎么办?请洋人。请哪儿的洋人成了问题，到那时为止，日本陆军学的是法国。但是普法战争的结果，让日本人对法国起了疑心，普鲁士的陆军看起来更妙。到欧洲一考察，好吧，德意志简直太对胃口了。都是野心勃勃，拼了命要赶最后一班车的；而且德国差不多是内陆国家，特别注重陆军，这和山县们一直认为的海军只不过是陆军的附庸又不谋而合(日本军队的第三个二元化：陆海不协同，这个以后再说)；更加巧的是，德国总参谋部也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至于山县们要弄的这个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到底是自有知识产权还是从德国引进的，到现在还有争论，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就更合山县们的心意了，于是就定了下来请德国教官。
德国人推荐了两个人，梅克尔少校和戈尔茨大尉。别看戈尔茨军衔比梅克尔低了一级，但军事素养很高，刚刚出了一本书叫《全民皆兵论》，德国人甚至认为戈尔茨总有一天要做到总参谋长。而梅克尔呢，只是个战略战术的专家，对于战争不是很内行。但是德国人把戈尔茨给派到土耳其去了，当时德国人为了抢殖民地，正打着从奥地利经巴尔干小亚细亚通往波斯湾的主意，比起日本来，土耳其要重要得多。
没办法，找不到马牵头驴子回来也算是办成一件差，就这么着，把梅克尔少校领回来，办起了陆军大学校，专门培养参谋人才，最初的学校就设在参谋本部大院里。
办了学校，就开始招生了。招谁呢?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工兵中尉。考生的合格率据说是只有10%，看起来生源还不错。
真的这样吗?非也。这种招生制度其实隐藏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日本陆军有办中学的传统，这种学校叫做“幼年学校”，从高中开始一直到士官学校，培养自己需要的军人(这种传统到现在还在继续，日本陆上自卫队还有自己的中学)，这种从小开始培养的军人，作为军人来讲不错，但是不懂政治，不懂社会，只会打仗。他们的考试成绩肯定优秀，合格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这种人。这种对政治和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一旦到了重要岗位上，而又没有制约他们的力量时，他们会干出些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点，就是招生兵种里好像缺了一种：辎重兵。当时对辎重兵的规定是：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都可以报考，但毕业后回骑兵。也就是说，参谋本部当时就没有要兵站参谋的打算，参谋本部就没有兵站课，只有一门运输课。古来兵匪一家，藩主们都不养兵，当兵的要吃饭自己去抢。抗战时日寇的“以战养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这种传统的延伸，整个二战当中，日军的抢劫行为在参战各国军队中是最多的，而且是全军普遍性的有组织的抢劫。
学生有点先天不足，老师就更有点发育不良了。只要看看这个所谓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就知道了。
梅克尔是战略战术的专家，所以他在课程设置上也是绝对的实务优先。陆军大学校的学制原来是步兵、骑兵出身的三年，炮兵、工兵出身的两年。理由是炮兵工兵们懂数学，少学一门课，只要两年就够了。
到后来大概自己也醒过味来了：哪怕你炮兵、工兵个个都是数学家，问题是这陆军大学校又没有1/3的数学课，凭什么炮兵工兵们少学一年?这才大家一律平等了起来。
陆军大学校的课程分“普通学”和“军事学”两类。普通学包括“交通、历史、数学、统计、国际公法、法律、外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共608课时；军事学再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种，学科包括“马学、卫生、会计、兵器、建筑、参谋学要务、战史、战术、海战术、地形、沙盘、要塞战术”，共1796课时，术科包括“马术、参观、野外测量、现地战术、参谋演习拉练、战史旅行、基层勤务、秋季演习、参加特别大演习”，不算马术共304天，马术是806课时。
光从课程设置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看课时安排就有问题了。战术有关课时为10的话，战史有关课时只有3，而真正的参谋要务只有1。
咦，不是要培养参谋的吗?其实没有人弄得清楚，陆军大学校到底要培养什么人。一开始是说培养参谋人才，过几年又说要培养参谋及其旅团以上的副主官，再过了几年又要培养参谋及其高级了。没人弄得懂。
不但培养目标模糊，这个号称日本军队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校，一开始居然连校长都不设，就派一“干事”来管，你说邪门不邪门?其实理由很简单，参谋总长山县有朋不想弄一个校长出来妨碍自己直接管理陆军大学校。直到山县不当参谋总长了，才给陆军大学校设了个校长的职位。
话说回来，陆军大学校对学员的战术培养还是很成功的，从地图到沙盘，最后是现场，一步一步的启发式教育。梅克尔经常亲自上课，亲自提问，所有教学内容都全部记录、印刷出版，发布全军。演习也相当多，而且按照梅克尔的意思，参加演习的不光是陆军大学校的学生，连参谋本部的现职参谋和各师团的参谋长们也一起参加。
现在日本人的研究也发现，当时陆军大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其实只适合培养旅团一级的主官和师团一级的副官。所以单个日本军的师团旅团行动起来，能打出很漂亮的仗来，但到了军或者方面军一级，则反而经常可见互相牵制、动弹不得的情形。这也是梅克尔少校给日本军队留下来的遗产。
这倒不能怪到梅克尔少校头上，山县有朋的得意门生、当时任陆军省军务局长的桂太郎少将，在描述建军计划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建军的目的有两种，一种是保卫国家不受外敌袭击，维持中立的二等国，一种是威武辉煌，在需要时能诉诸武力一决雌雄，不受外国欺侮，在海外也能自由行动的一等国。日本建军虽然历时甚浅，但不能停留在第一个目标上，而要和欧洲列强追求同样的目标。因此从征兵开始的所有事项都应该为这个目标服务。”也就是说，日本陆军从建军开始，就把向外扩张作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培养大量少壮参谋军官，确实需要这种战术第一的教育。
但是也就是到战术为止，课程设置中倒有“战争论”这门课，但实际上等于没上。据说梅克尔自己就读不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又不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就蒙混过关了事。据说在日本能读懂《战争论》的人没有几个，其中一个是以后要讲到的关东军参谋、制造出九一八事件的石原莞尔，还有一个就是东条英教。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没错，不能不熟。这位就是将来那个被绞首了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爹。这位东条英教也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首期的首席毕业生。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由天皇亲赐军刀，还可以自由挑选出国留学的地方，东条英教选了德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当过大本营参谋，步兵30旅团长，当了一年就以中将衔被编入后备役。
这个东条英教还有一点邪门之处，他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陆军大学校全部3016名毕业生中，就只有两位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位是第二期的谷田文卫，最后官拜中将、宪兵司令官。从第三期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第60期，就再也没有非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了。
作为首席毕业生，东条英教可以说混得不太好，除了不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这个不足之外，还因为东条英教是南部藩出身，受当时正当红的萨摩藩、长州藩的排挤，一直不得志。所以后来儿子东条英机混出来了以后就为老子乱报仇，只要见到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家伙，就绝对要打压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陆军大学校毕业是很好混的。日本军队的晋升有个“定年”制度，就是少尉升中尉、中尉升上尉一定要两年；而尉级升校级，也就是大尉升少佐则要四年(现在的自卫队还是这样)。有了萝卜又不一定有坑，就是不一定有空缺，所以到定年时晋升不了是正常的。但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一到定年，肯定会得到晋升。陆军大学校毕业生有所谓“十年人事”之说，就是毕业后10年肯定升到大佐，至于能不能混到将军，则要看各人的人事关系了。
咦，这样一来陆军岂不是都是陆军大学校生的天下了?本来这也无所谓，陆军不用陆军大学校毕业的，还让谁去用?总不能介绍去做保姆。问这话的重点不在这里，前面说了，陆军大学校培养的是参谋，毕业生佩戴的是旁人看着眼馋的参谋肩章，怎么到后来，主官也全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生了?听起来有些讽刺，但事实就是这样。陆军大学校是陆军的最高学府，甭管它课程的设置合不合理，教学方法有没有问题，在学历至上的日本，陆军认为陆军大学校的毕业生就是精英。所以不管合适不合适，到最后就成了“无将不是陆大出”了。
话说回来，这陆大的办学方针、课程设置有问题，也是在战败后总结反省时才发现的。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到。
就这样，一帮不知政治、社会为何物的人们，受了张良的教育，上着韩信的岗，还被给予了刘邦的权力，被大家尊为“精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不但做不出好事，从根本上说，就做不成事。
2010年8月，当菅直人被媒体问及发表“首相讲话”的意图时，他表示：东北亚“这一地区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再加上美国，共3个国家构成”，言下之意即是将中国排除在外。民主党刚执政时也强调过修好中日关系，但在鸠山由纪夫对美国“对等化外交”短暂受挫后，当即放弃“平衡外交”，采取亲韩疏华策略，又一次凸显日本大战略上的短视。
菅直人“新政”外交缺乏建设性 疏华凸显战略短视
核心提示：刚执政的民主党坚持修好中日关系的理念，中日关系波澜不惊。但是，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民主党政权开始对中国发难，凸显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
日本民主党9月14日下午举行了党首选举，现任首相菅直人战胜竞选对手小泽一郎，成功实现连任，保持了其内阁既定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按照日本的总体外交理念，民主党政府注重发展与中韩等亚洲的关系，强化日美关系，以“亚洲外交”的“外压力”，谋求“日美同盟”内部的对等化。其目的不是在重视亚洲与欧美传统盟友之间的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控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充分体现日本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作用。
然而，日本新政权的外交实践证明，“平衡外交”的结果终以失败告终，不仅鸠山由纪夫因未能兑现美军普天间机场迁出承诺等原因下台，而且，执政党也由于内外交困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如何挽回外交颓势，通过外交政策调整稳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成为其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重要任务。
综合分析，日本新政府外交理念主要调整为：放弃“平衡外交”，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修复、强化日美关系；以“道歉外交”，“战略性地利用日韩关系”，加强“日韩信赖关系”为亚洲外交的核心，以“异质性”及东海等问题疏离中国，力求形成日美韩安全合作，就“天安号”事件、绑架和核问题继续施压朝鲜。
修复、强化日美关系
修复受损的日美关系成为民主党政权的当务之急。对于参议院选举落败的菅直人政权而言，直接面对的外交课题就是如何改善鸠山政权时期一度冷却的日美关系。其缄口不提民主党在众院竞选纲领中所强调过的“紧密且对等的日美关系”，而是利用韩国“天安号”事件导致的东北亚紧张局势，强调“日美关系是维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础”，这成为日本修复、拉近日美关系，重获信任的极好契机。
为此，一方面，菅直人按照《日美联合声明》作出让步，选定县名护市边野古为美军普天间机场迁入地，化解美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全球外交战略，两国计划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加强合作。日本政府计划协助重视伊朗核问题的美国，并加强日美在对朝问题上的合作，更有效地实施对朝伊两国的新一轮金融制裁。
特别是，日本首相咨询机构建议调整安保政策以应对“复合事态”。该报告从维持威慑力的角度出发，指出了美国“核保护伞”的必要性，强调“这和作为终极目标的销毁核武器的理念未必相矛盾”。关于集体自卫权问题，该报告指出包括拦截射向美国的导弹在内，有必要“灵活地进行解释或改变制度”。近来，日本将利用日美安保机制实行东海联合军演，表明民主党外交政策的自民党化倾向。
进一步强化日韩信赖关系
民主党政权坚持“为维护东亚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信赖关系”既定方针，进一步突出韩国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加快构筑“日韩信赖关系”，已成为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亚洲外交”的首要课题。
首先，民主党联合政权小心应对日韩领土纠纷。日韩双方为了克服历史问题，构筑友好亲善的关系，将2010年定位为日韩“友好百年的出发点”，就推动人员和文化交流达成共识。因为日韩两国都宣称拥有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并鉴于8月29日是日本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的“日韩合并”100周年，日本政府顾及韩方反应，决定把内阁会议审议通过2010年版《防卫白皮书》的时间从原定的7月末推迟至9月以后。以对外关系为由推迟《防卫白皮书》的内阁审议时间，这种情况在日本极为少见。不过，日本政府并未改变在《防卫白皮书》中把“竹岛”表述为其“固有领土”的方针。只是时值“日韩合并”100周年，是菅直人政府希望通过顾及韩方意愿的权宜之计。
其次，日本通过发表“首相讲话”表明要进一步解决日韩“历史问题”。8月10日，菅直人在日本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的“日韩合并”百年之际发表“首相讲话”。讲话主要内容包括“对殖民统治造成的重大损害和痛苦表示深切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以及移交主要以图片和文字方式记录朝鲜王朝时代祭礼和主要活动的文物《朝鲜王室仪轨》。菅直人的讲话基本沿袭了村山富市(1995年8月)和小泉纯一郎(2005年8月)两位前首相的谈话，并在此基础上表明日本“违反韩国国民意愿对韩国实行的殖民统治，使韩国的国土及文化遭到掠夺，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他还强调，“将以诚实的态度正视历史。愿真诚地为过去犯下的过错进行反省”。
对于目前的日韩关系，菅直人指出，“两国经贸关系和人际往来日益扩大，联系极为牢固”。他同时表示，“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携手合作，发挥领导作用”，希望在对朝关系上与韩国开展合作。
再有，强调日韩的“同质性”与合作对解决朝核问题、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极为重要。菅直人的首相讲话中提到，日韩两国“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取向，是最重要的亲密邻国”。突出了两国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这难免表现出排他性的外交特征。
在被日本媒体问及此次“首相讲话”的意图时，菅直人表示，东北亚“这一地区的稳定将以日韩为基轴，再加上美国，共3个国家构成”。可以说，菅内阁加强与韩方合作，意在共同应对朝鲜。除了在“天安号”事件方面追究朝鲜外，在朝核六方会谈问题上，希望日韩要一致应对。不接受朝鲜把解除制裁作为重返六方会谈的条件，表示将按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切实实施对朝制裁。日本还将要求韩国在“绑架问题”上加强支援。
日本认为，日韩“双方均为美国的同盟国。即使互相有不满，但也共同承担着通过日美韩合作，维护地区稳定的责任。”据悉，日本将派海上自卫队参加韩国10月举行的基于“防扩散安全倡议”(PSI)的海上封锁训练。在将于11月在横滨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上，日方希望把签订自卫队与韩军之间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作为议题。
弱化日中关系在亚洲外交中的作用
刚执政的民主党坚持修好中日关系的理念，中日关系波澜不惊。但是，参议院选举落败后的民主党政权开始对中国发难，凸显钓鱼岛领土主权与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依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
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连续性上，民主党表示继续坚持中日两国既定的“四个政治文件”，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尽管中日关系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但双方均确认依据2008年5月的中日共同声明来强化“战略性互惠关系”的总体方向。
关于历史认识问题，执政的民主党继续表现出不同于以往自民党政权的姿态。菅直人首相此前明确表示内阁全体成员均不在“8·15”当天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创内阁全体成员不参拜的先例。一些内阁成员表示，“综合考虑周边各国的感情，首相、内阁成员应避免以公职身份参拜。”并确认对新建不带宗教性质的国立追悼设施持积极立场。
另外，日本认为两国间存在的“军事透明度及东海油田开发等”悬而未决。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展的政府间务实交流日益加速，并且起用了经济界重要人士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加强对华经济外交。但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菅直人内阁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在所谓“中国军费透明度”及钓鱼岛和东海问题方面，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美韩东北亚军事演习频频对华施压、升级。
近年来，中日国力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赶超日本的国际舆论下，日本对华关系存在着一定变数。鉴于日本民主党主张继续发展中日既定的、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希望日方不要误判形势，及时改弦更张，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总体看来，日本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以来的外交政策缺乏建设性。一方面，民主党未能实现执政之初的外交战略目标，在对美国“对等化外交”受挫后，随即放弃“平衡外交”，调整亚洲外交重点，采取亲韩疏华的策略，凸显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短视及非战略性；另一方面，未能把环境、气候、能源等全球性民生问题作为其参与或主导国际事务切入点，表现出缺乏把握战略制高点、引领全球性议题的外交能力。
可以说，日本与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关系中的症结并未根除，问题依然存在，矛盾时而彰显。民主党执政之初提出的解决日俄“北方四岛问题”与“东亚共同体”构想前景渺茫。此外，民主党政权在如何打破朝鲜核及导弹问题、绑架问题的僵局上亦毫无头绪。民主党参议院选举落败后，其外交政策调整不仅没有缓和原有的矛盾，反而大有恶化周边关系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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