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陶渊明条辨证
宋徵士陶潜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诗品》陶渊明条辨证
1、其源出于应璩。
应璩（190—252），汝南人，魏五官将文学应瑒的弟弟。绝大多数作品已经散轶，明人张溥辑有《应璩集》。《魏志·王粲传》裴注引《文章叙录》载：
璩，字休琏，博学而好属文，善为书记。文、明帝时，历官散骑侍郎。齐王即位，稍迁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时要，世共传之。复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赠卫尉。
钟嵘《诗品》卷中有“魏侍中应璩”条：
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至于“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张伯伟有专文《应璩诗论略》收入《钟嵘诗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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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袭魏文。
《诗品》卷中有“魏文帝”条：“其源出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皆鄙直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谓：“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陈祚明评应璩《百一》“年命在桑榆”说，“此自质切。”成书评“此诗有所为而言，不妨直质。”许文雨先生在《钟嵘诗品讲疏》中进一步分析指出：
再如璩《杂诗》纯用古事，此与魏文《煌煌京洛行》、《折杨柳行》议论故事者尤近。徐昌谷《谈艺录》谓璩诗微伤于媚（陶渊明条“辞兴婉惬”的“惬”，《太平御览》作“媚”，此为陶诗源出应璩隐约提供了一条线索。——笔者注），与仲伟评魏文美赡可玩，更觉同脉。
另，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
休琏诗“善为古语”，亦有“华靡可讽味”者，正如魏文诗“鄙直如偶语”后有“美赡可玩”者。则仲伟谓休琏“祖袭魏文”，固未为失，其言某人诗出于某人之例，大都如此。
其实，王叔岷的疏证已经揭示了钟嵘在谈曹丕、应璩时，其论述句式和逻辑的一致性。需要补充的是：《诗品》论述陶渊明，也采取了同样的句式和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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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认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李充《翰林论》谓：“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
陶诗善为古语的例子举不枚举：“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鸟尽废良弓”（《饮酒》）等等。
许文雨讲疏“指事殷勤”说：“《齐鲁文学传论》亦称‘应璩指事。’成书《古诗存》评璩《杂诗》云：‘纯用古事，笔力足以运之，故佳。”这两则材料似乎是将指事定义为用典；曹丕用典、应璩因之，渊明也不避讳，夷齐、荣启期、孔颜、黔娄、四皓、张仲蔚、袁安诸人事迹纷纷呈于陶诗，例如《拟古》：“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这样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钟嵘为何将曹丕和陶渊明一脉都放在中品了；钟嵘明确主张“吟咏性情，何贵于用事”。
陶诗不乏激刺之旨的作品，象《述酒》哀晋恭帝被杀，《读&山海经&》的“巨猾肆威暴”刺刘裕弑君；《咏三良》悼张祎饮鸩；另有“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枝条始欲茂，忽逢山河改”（《拟古》）等等，诚可如陶渊明《闲情赋·序》所自谓“有助于讽谏”。昭明《陶渊明集序》谓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善于引用古今相沿的箴言、习语来说理达情，诚挚恳切，现实针对性强，有古诗“讽谕之致”（参考上品“晋记室左思”条）；在作品风格方面流于质、直，乃至于俗白，可以说是曹丕、应璩和陶潜一脉的共同特征。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4：
诗家相沿，各有流派。盖潘、陆规模于子建，左思步骤于刘桢。而靖节质直，出于应璩《百一》，盖显然明著者也，则钟参军《诗品》亦自具眼。
何溪汶（宋，《竹庄诗话》）、王夫之、吴景旭、张锡瑜、王闿运、古直、王叔岷、逯钦立、陈延杰等均赞成陶诗出于应璩说。王闿运的理由是：“陶语句更明白易晓也。”张锡瑜的理由是：“直取其古朴相似耳。”古直赞成张锡瑜的观点，又接着说：“然璩世以文学显，冰生于水，而寒于水。陶诗何渠不能出璩？考璩诗，以讥切时事，风规治道为长，陶诗亦多讽刺。”精于汉魏六朝诗的逯钦立先生理由是：一曰华靡，二曰真古，三曰质直。（《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钟嵘&诗品&丛考》逯钦立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延杰的理由是：应、陶“皆以《论语》入诗而得其化境者。”今人王运熙先生有专门文章《钟嵘&诗品&陶诗源于应璩解》（收入《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其理由是：应、陶诗在体貌上质朴无文；在风格方面其一是语言通俗化、口语化，有时还带有诙谐的风趣，其二是喜欢用通俗的语言说理发议论。
另有闵文振、谢榛、毛晋、张泰来、韩菼诸人对陶诗源于应璩说，疑似之间。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陶诗源出于应璩说，反对的比赞成的要多的多。今人袁行霈先生在他的《陶渊明研究》里收有《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他对比陶应具体的诗歌作品，逐条缕析了陶、应的貌合神离，结论是陶诗源出于应璩说不能成立。事实上，袁先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加深对陶诗本身的理解，而不幸忽略了钟嵘的见解和背景。陶诗确是创体大于模拟，他和《古诗》、阮籍均有沾带（《诗薮》以为陶“得步兵之澹”；《艺概》认为陶“大要出于《论语》”；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认为陶“其先出于太冲、景阳”，各家各说自话），他与现存的应诗也确有如许的实质性差异，但这并不能否定陶和应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何况应诗全貌不可得而见？即使神离了，但貌合本身也是一种姿态。关键还在：钟嵘的论断应该回到《诗品》本身及其时代中求解。
宋人叶梦得是反对声音中较早且有代表性的一个。《石林诗话》说：
魏晋间人诗，大抵专攻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谢灵运《拟邺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当时文士与世进取竞进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
叶梦得以“体”的相仍理解钟嵘所谓某源出某，确有见地（后毛晋、王叔岷等承之，而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读&诗品&》认为钟嵘所谓某源出某是就精神面貌而言，可并参）；但下文否定陶诗源出应璩说的时候却是从“心胸”角度立论，逻辑错乱。至于“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与陶诗是否相类的问题，属于鉴赏范畴，大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本来很难定评。何况璩诗不可全窥，《石林诗话》的结论下得未免仓促了。纯粹以“脱略世故”评陶，也有失片面，决不比“隐逸诗人之宗”的概括更高明。此后的贺贻孙、王渔洋、纪晓岚、张泰来、李调元、陈衍等均力斥陶诗源出应璩说。但他们也都拿不出多少有力的论据来。其中，许学夷和方东树的分析倒透露出他们反对的理由。《诗源辨体》卷六：
钟嵘谓“渊明诗其源出于应璩，有协左思风力。”叶少蕴尝辩之矣。愚按：太冲诗浑朴，与靖节略相类。又太冲常用鱼、虞韵，靖节亦尝用之，其声气亦相类，应璩有《百一诗》，亦用此韵。中有云：“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又《三叟诗》简朴无文，中具问答，亦与靖节口语相近，嵘盖得之于骊黄间耳。要知靖节为诗，但欲写胸中之妙，何尝依仿前人哉？山谷谓：“渊明为诗，直寄焉耳。”斯得之矣。（笔者按：关于用韵是值得重视的；声，自身可以达意，诗人也往往有自己偏爱的声韵。可惜休琏诗不多存，考察用韵情况因此不能解决陶诗是否源于应璩的问题。）
《昭昧詹言》：
陶公别是一种，自然清深，去《三百篇》未远。（卷一）
如陶公、阮公，何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冲，玄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钟嵘乃谓陶公出于应璩，又处之以第七品，何其陋哉！宜乎，叶石林之辟之也。（卷四）
究其实，反对陶诗出于应璩说的主要立论点大约有二：其一，陶公胸次高，“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可谓“无意于诗而意已至”（黄庭坚语），不必斤斤循于人。其二，陶诗在六朝高蹈一世，远非余子可及，应璩、左思何预为？笔者认为，主体之意和文本之意本来就是两个问题，所以才有陆机“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感慨，因此才有所谓聚讼纷纭的“言意之辨”。渊明心到，至于其口到、手到未尝不见得不借他人之酒杯，诗文的表现方法无非一个工具，尽管大匠运斤成风别有风度，斧头还是斧头。所以因为陶公“无意于诗”不能驳倒陶诗源于应璩说。再说，是不是一个成就卓然的大家就不能源于另一个稍逊点儿的师傅呢？我们好多例子，象杜甫之于阴、何，李白之于小谢，鲁迅之于嵇康……前者“转益多师”似乎总有后者的影子在。或者尖刻地说，如果确定“群妪齐共乱唾之”的左太冲的祖先是猴子，那么猴子一定变不出“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的潘郎了吗？西施的祖祖又是谁？话说回来，应璩不是所谓“猴子”，他在六朝一度有很大影响（参阅张伯伟《应璩诗论略》第五部分），相形之下陶渊明倒默默无闻，所以源于应璩说并没有辱没靖节先生。另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反对陶诗出于应璩说者基本都是宋元之后的人，而陶诗正是在宋代才被全面认识而发生普遍影响的（该观点容下文再做论述）。
总之，因为应诗大多散轶，已经“文献不足征”，陶诗是否源出于应璩问题便很难作出斩截的结论。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两者诸多共同点；本着“论古必恕”的态度，我们只能力求从钟嵘自己的观点去理解这个断语。
广而言之，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本来就难以厘定，方法类的问题是每个作家的公共财产。钟嵘采取某源于某的说法可以仅仅作为一种表述来理解。虽然不能骤然确定钟嵘构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诗学系统，但详细分析《诗品》的人物谱系还是能够发现很多微言大义，这样也许会一揽子兜出某源出某在表述背后的作者真实意图。
另外，根据上文所引用的叶梦得《石林诗话》的材料看，钟嵘采取的某源出某的说法自然有其合理性，这种表述有其时代特征，“应乎当时摹拟之习，采之书画等师承之说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钟嵘&诗品&丛考》逯钦立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P474）为了保持《诗品》体例的统一和完整性，钟嵘需要给陶渊明找一个师源；应璩有幸当之，大概也有些不得已。然而渊明爱奇书，阅览面太广，又有些“不求甚解”，陶诗的创造性大大高于继承（王僧达、鲍照、江淹等所谓“效陶彭泽体”，本身就说明了陶诗在“体”方面的独创性），其成就确实高标于世，因此，陶源出于应璩说遭到了无数非议。
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谓：
钟氏谓陶诗源出应璩，尤为后世所非。……然钟氏并非为陶公模仿应璩之诗，不过溯其渊源，与应诗相近，故谓“出于应璩”耳。……源出应璩之说，似偏就“文体”而言，而不重在寓意也。……陶诗之“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而与应诗“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相类。陶诗复有“风华清靡”之篇，亦于应诗有“华靡”之作相符。则钟氏谓陶诗出于应璩，自有见地，可无苛论也。……陶诗虽源出于应璩，然复有劲气流露，则非应诗所具。观其《咏田畴》、《咏荆轲》、“少时壮且厉”、“万族各有托”诸篇，直于左思相颉颃。故钟氏谓其“又协左思风力”也。……后人非议钟氏不知陶公，盖由后人不解钟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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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靡可味”与“风华清靡”。
钟嵘评价应璩“济济今日所”的“华靡”就是评价陶诗“欢言酌春酒”的“风华清靡”，（袁行霈先生认为华靡强调“华”，风华清靡强调“清”，聊备一说）这和评价曹丕“西北有浮云”的“美赡可玩”大致同意。有的注家将华靡解为绮丽华美，这是需要再斟酌的。如前所述，《诗品》在品评曹丕、应璩、陶潜时，采取的句式相当接近：都是先综述其人质直，所作“雕润恨少”，然后一个转折，某些诗歌还是有文采的。吕德申直接将华靡释为有文采。更精深的解释应该属于逯钦立先生，他指出：
夫华靡二字，兼词采音节之美，华者在目，靡者入耳，与陆机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而兼绮靡二字论文章声色者，旨趣正同。（《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钟嵘&诗品&丛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P482）
“靡”作入耳解，可以从《文赋》的另一句话里窥见端倪，“或寄辞於瘁音，徒靡言而弗华”。另外，古今相沿的俗语“靡靡之音”的“靡”字亦是形容音。《诗品》卷上“晋黄门郎张协”条，“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靡”是和音、味联系在一起的。刘善经《四声论》谓“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所以，“华靡可味”与“风华清靡”包含“清浊通流，口吻调和”的意思。（钟嵘是重视声音之美的，请参阅《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叶嘉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P10）最后让我们看看钟嵘所举的例诗是不是“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文赋》语）。
“济济今日所”，黄侃《诗品释》指为休琏诗佚句；已不可得见，兹略。
至于“欢言酌春酒”出自《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全诗如下：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日暮天无云”出自《拟古》九首之七，全诗如下：，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竞长太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曹丕“西北有浮云”，出自《杂诗》第二首：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南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能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古音已失，古歌原貌无由得，但“西北有浮云”、“日暮天无云”的乐府风格宛然，“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亦明显乐府句式。汉及南朝乐府入乐，那么这三首诗“清浊通流，口吻调和”应该没有问题。因此，萧统对陶诗才会有“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的评价。
2、又协左思风力。
《诗品》有“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中心论点。风力和丹采是钟嵘品评诗歌的两大标准。风力的突出典型是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刘琨“有清拔之气”；反面的例子象王粲“文秀而质羸”，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晋平原相陆机”条谓陆诗，“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这“气”也就是风力（纪晓岚有“气即风骨”的观点）。《诗品》中另有“建安风力”提法。吕德申先生广而言之，认为协左思风力指的是：对建安以来五言诗优良传统的继承。建安的优良传统又是什么呢？刘勰概括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因此，风力，大致等同于《文心雕龙》的“风骨”、“骨力”；就是一个不俗人格的强力呈现（叶嘉莹先生认为，风力“应该是一种由心灵中感发而出的力量”，请参阅《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所以《文心雕龙·奏启》说：“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这里的“骨鲠”通于左思的风力。
《诗品》卷上有“晋记室左思”条：“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多精切，得讽谕之致……”
左思风力的表现首先是“怨”。怨，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开始进入诗学系统，在《诗品》里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在陶诗中“怨”的作品并不少见，如：“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咏贫士》）、“多谢诸少年，相知不忠厚”（《拟古》）等。这种怨，是因为志高才雄，俯视人间世态，“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正可谓不平而鸣，穷而后工，有为而作。这都是切合陶诗实际的。
宋人思悦《书陶集后》指出：
其风致孤迈，蹈历淳源，又非晋宋间作者所能造也。
朱熹《朱子语类》卷140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
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
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
龚自珍《已亥杂诗》评陶诗云：
陶潜酷似卧龙毫，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长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陶渊明在他的《与子俨等书》里私下评价自己“性刚才拙”。他一再地强调守“拙”，这正是一种执着的勇气，是“志”的见证。当时的颜延之也评价渊明“薄身厚志”。诗人主体志“高”、性“刚”、情“怨”，自然赋予作品一种风力和气度。
许文雨讲疏说：
又今人游国恩君举左思《杂诗》、《咏史》与渊明《拟古》、《咏荆轲》相比，以为左之胸次高旷，笔力雄迈，与陶之音节苍凉激越，辞句挥洒自如者，同其风力。此论甚是。
前文所引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同样支持“又协左思风力”的观点，兹不重述。
3、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杜甫《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逸，翠駮谁剪剔。”
钟惺《古诗归》卷9评陶诗云：“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6：“靖节诗不为冗语，惟意尽便了，故其长篇甚少。”
颜延之《陶徵士诔》谓陶：“廉深简絜，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畏荣好古，薄身厚志。”
白居易《与元九书》谓：“渊明之高古。”
杨时《龟山语录》：“陶渊明诗之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
蔡絛《西清诗话》：“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
朱熹《朱子语类》卷136：“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
“省净，殆无长语”，是就文体而言；“笃意真古”是就文意而言；“辞兴婉惬”是就文辞而言。（结合黄侃所谓“风即文意，骨即文辞”来理解，陶诗颇有风骨，又见证了“协左思风力”的断语。）对陶诗的这段评语极得人心，基本上没有异议。方东树的态度很典型，他说：
钟嵘《诗品》谓陶诗出于应璩固陋。然其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此论陶最笃。读陶诗者，宜绎会之。（《昭昧詹言》卷四）
这里有个问题是，在钟嵘笔下，“文体省净”纯粹是一个褒义的评语吗？结合“晋黄门郎张协”条，“文体华净，少病累”来理解：华净，词采华茂又纯净，张协居上品；省净，纯净似乎又隐含一点质朴无文的批评，所以陶诗居中品。又，“文体勦净”的“齐记室王巾、齐绥建太守卞彬、齐端溪令卞錄”和“词美英净”的“齐宁朔将军王融、齐中庶子刘绘”等不妨位居下品。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净”至多只是一个中性的表述，不宜片面地作褒义解。
另一个问题：“辞兴婉惬”和“质直”是不是一个矛盾的评价呢？质直有多方面的含义，容下文讨论；至于辞兴婉惬，不一定特指遣词的委曲，对照鲍明远的“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南齐书·文学传论》），它可能偏重于音韵、节奏方面：婉，解作和；惬，解作当。
曹旭《诗品集注》认为：
质直：即质朴率直。
笃意：深厚之意；真心诚意。真古：真率古朴。
兴：兴致；兴会。婉惬：婉曲惬意。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各言其人品与诗品也。“笃意真古”谓其襟抱情怀；“辞兴婉惬”谓其诗多兴会。谓有此襟抱而有此诗也。陶诗言襟抱多用“真”字。“真想初在襟”（《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抱朴含真”（《劝农》）、“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皆是。
该观点的缺陷是无法回答“婉曲”和“质直”的矛盾性；其优点是扣住了“真”，也同时衔接了“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4、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昭明《陶渊明集序》：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才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梁书·安成康王秀传》：“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
苏轼《与苏辙书》：“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甚有感焉。”
从文到德，是一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直接将文品和人品合而为一，这符合源远流长的儒家诗学系统。问题是：在六朝，礼崩乐坏，儒家思想式微，释、道和法家崛起；文人合一的写作风格在其“文辞欺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语）的时人眼里值得特别奖掖吗？在“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之后，直接连着“世叹其质直”，我们不能不心存疑惑。
5、“质直”与“田家语”
首先，直抒胸臆。“渊明不为诗，写胸中之妙耳”（《后山诗话》）；“渊明之诗直而自然”（《沧浪诗话》）。例如：“如何蓬蒿士，空视时运倾”，“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介然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安贫守贱者”《咏贫士》几乎全篇议论性文字。再者，语言直白。“陶公自写悲痛，无意作诗人，故时有直率之笔”（施补华《峴傭说诗》）；这评价通于曹丕条“鄙直如偶语”。例如：“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游斜川》）等确实是大白话（至于大白话的妙处，当另论；罗根泽认为陶诗好就好在田家语）。
《诗品》对“直”的评价稍贬，另如嵇康“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这给我们又一个陶诗被列为中品的原因。应该注意“致”这个词很微妙，它和“旨”不同，旨意求达；风致自然动人。左思是得“讽谕之致”居上品；应璩得“激刺之旨”居中品，因为部分作品尚“华靡可讽味”；至于曹公“古直”，就被等而下之了。
推敲钟嵘评语的语气，紧接着“世叹其质直”，“至如……岂直为田家语耶”显然是驳正性质的反诘口吻（直，应释为只，单单）。可以认为“质直”和“田家语”基本上是同义语，透露出时人对陶诗的评价，主要的意思和曹丕条“偶语”通，指少文采而言。明钞本，“世叹其质直”的“叹”（歎），作“难”（難）；“难”字更明确地传达出时人对陶诗评价偏低的倾向。这样看来，陶诗能位居中品，钟嵘也算慧眼只具。
阳休之《陶集序录》：“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杜甫《遣兴五首》：“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
陈师道《后山诗话》：“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
当然，陶诗是不是真的少文采，要另论。反对的声音，萧统首发：
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旁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
继昭明之后，到宋朝苏轼才再次发现陶诗辞采方面的造诣：“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此后，肯定陶诗辞采一面的基本上都沿着苏黄的路术，如范正敏、唐庚、曾紘、周紫芝、葛立方、杨万里等；葛立方的表述较为清楚明白：
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韵语阳秋》）
元好问的绝句最为脍炙人口：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质直”与“田家语”首先是时人对陶诗的评价，钟嵘的立场有一定程度的驳正，大概胡应麟的中性表述深得《诗品》本义：
嗣宗介魏、晋之间，元亮介晋、宋之间，品格位置，可谓天然，无容更议也。
子美之不甚喜陶诗，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剧喜陶诗，而以曹、刘、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言皆过也。善乎钟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隐逸诗人之宗也。（《诗薮》）
5、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案：
六朝如鲍照、江淹、梁昭明、梁简文、阳休之等，均好陶诗。陶公固不仅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古今隐逸诗人，则未有不宗陶诗者。仲伟之言，未为失也。
古说极是。又齐梁之际，视渊明为隐者，《宋书》、《晋书》、《南史》并置渊明于《隐逸传》。鲍照《学陶彭泽体》（奉和王义兴）、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陶徵君田园居》，均效其诗、酒、友朋、农事、隐逸也。知陶潜隐逸诗风，已为时人共识，其为古今隐逸诗人宗祖，于钟品之前，已成定论。
此前有闵文振、胡应麟、王夫之等均支持钟嵘“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个评价。其中，闵文振是从褒义的立场上说的；胡应麟是从一个中性的立场说的（具体引文见上）；王夫之的评价稍含贬义。王夫之《姜斋诗话》说：“钟嵘谓陶令为隐逸诗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宏而气不胜。”他又在《古诗评选》卷四批评部分陶诗“放不知归。”
其实，苏轼以前，谈陶基本上是从隐逸的角度切入的，诚如曹旭所案；苏轼以来，开始普遍注重陶诗的艺术性，加上陆九渊、朱熹强调渊明知“道”，乱世的士人们坎坷隐忍，陶诗沉雄的一面被不断挖掘，于是反对钟嵘“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断的声音就高涨了。思悦、黄庭坚隐约发其端，胡仔则语气坚定地指出：
钟嵘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笤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
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
正夫曰：“人言陶渊明隐，渊明何尝隐？正是出耳。”
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
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炼字炼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析之以忧时念乱，思扶晋衰，思抗晋禅，经济热肠，语藏本末，涌若海立，屹若飞剑，斯陶之心胆出矣。
陈衍《钟嵘诗品平议》卷中：
评宋徵士陶潜云“源出应璩”，何止梦呓？谓“‘日暮天无云’、‘欢言酌春酒’岂直为田家语，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犹皮相耳。元亮以仲宣之笔力，写嗣宗之怀抱。《饮酒》、《拟古》、《读&山海经&》、《咏贫士》、《咏荆轲》诸作中，有不啻痛哭流涕者。
以上四则材料，个人表述不同，其实质性并无二致：不能用隐逸全面概陶；陶诗有其沉痛的层面。分析起来，争议核心在：何为隐逸；隐逸就单单是避世、就意味着脱略世故吗？刘宝楠用伊尹来例解《论语·季氏》所谓“隐居以求其志”。伊尹以外，我们还有很多隐居以求其志的例子，如姜太公、诸葛卧龙、谢安等，他们不仅不是不闻世事，还密切注视着当下时局的变化，“待价而沽”，随时准备一个机会的到来，以实现自己所谓济世的怀抱。（请参阅刘叶秋《试论中国古代的隐士》，收入中华书局《文史知识》1986年第2期）“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在《文心雕龙》里，获得的评价是褒义的。因此，我们认为，隐逸和豪放、沉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概念，这在易代之际尤其明显，如宋元邓牧、明清王夫之等。
前文认为，支持隐逸之宗这个评价里，闵文振、胡应麟、王夫之在个人情感的褒贬上各有不同，那么钟嵘的态度究竟是褒是贬呢？这是张伯伟提出的问题。他在《&诗品&解析》一文中下论断说：“钟嵘把陶潜说成是隐逸诗人之宗时，并不是对陶的褒扬。”（《钟嵘诗品研究》张伯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P411—412）
张伯伟的断语主要是结合《诗品》下品“汤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条的一组评价；特别是当时的“山中宰相”陶宏景的为人，两则材料推论的，多揣测之词，用的又是戮祖坟的思路，张先生的结论显然有待商榷。结合曹丕和应璩条，分析陶渊明条的结构：“岂”字开始向褒义转折；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紧承“岂”字句，不象有贬义的内涵。
二，陶诗应该放在哪个品位上？
陶诗多“自娱”、“示己志”、“乐己志”（《五柳先生传》），“无意于诗”（黄庭坚语）；其作拔众流之上，在晋宋诗风中别为一类；加上渊明家族势力已经衰微，“职卑而多诮”（刘勰语），因此，陶诗不为时人所重，陶诗的挖掘和影响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注意陶诗价值的大方之家首推颜延之。颜延之作为渊明生前的朋友，其《陶徵士诔并序》主要是简约地叙述了渊明的生平，突出他的“节”；至于陶诗文的评价寥寥带过，“文取指达……无适非心”八字而已。其后沈约为陶立传，置于《隐逸传》中；至于渊明诗文的价值仅仅以“实录”两字概之。鲍照开始从诗文的角度切入陶，注意到陶诗作为“体”的新鲜和独创性；而其流传后世的仅仅是一首仿作；他另有对其他诗人的仿作，其数量均超过了仿陶。
现有史籍里，梁萧统是第一个充分认识陶渊明价值的人；不仅为陶立传，还搜求其作加以区目，撰写《陶渊明集序》。但要事隔五百多年，昭明的知音——苏轼才再次全面估价出陶渊明的价值。
六朝没有留下多少关于陶渊明的东西，《世说新语》和《文心雕龙》均缺载，所以钟嵘、阳休之的论述，即使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我们何必独独苛求仲伟没有充分估价渊明呢？
初唐对六朝没有多少突破，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修《晋书》，李延寿修《南史》，陶渊明仍然被列入《隐逸传》。可以说，陶渊明对初唐以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节义、和人生取向上；渊明被并列于夷齐、巢由等，而陶诗的价值并没有彰显出来。
李白是对陶比较有会心的大诗人；后世有陶李并称者。值得注意的是，太白所有关涉渊明的文字，都是和“酒”连在一起的，在李白那里我们发现不了关于陶诗的评价。大概“转益多师”的杜甫是较早关注陶诗文本价值的一位。杜甫指出陶诗体“不枝梧”（见前引），他另有诗：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著浮槎朁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这首诗将陶和“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联系起来，似乎注意到了陶诗艺术手段的高妙；又特别难能可贵地陶谢并称，用陶取代了颜延之的地位。作为“元嘉之雄”，谢灵运在此前文学传统中一直处于中流的显赫地位；陶谢并称标志着陶渊明作为一位大诗人的地位在文学史上被确立。然而杜甫对陶渊明的总体估价究竟有多高，是后世争论不定的问题。
综观有唐一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包括大小李杜、王孟、高岑、韦柳、韩孟、元白、皮陆，王绩、王昌龄、刘长卿、刘禹锡、李颀、李益、颜真卿、钱起、顾况；诗学造诣很高的皎然、司空图，全部注意到陶诗的存在，他们甚至汲取了陶诗的营养。唐诗人曾经有过陶杨（雄）、陶嵇（康）、陶阮（籍）、陶潘（岳）、陶何（逊）、陶庾（信）、陶王（维）、陶李（白）等并称。就陶诗的普泛性和文学史定位而言，唐代是有很大发展的。但“对陶渊明艺术风格的理解语言把握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此乃唐代评陶诸家通弊。”（《陶学发展史》钟优民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P41）钱钟书谓：“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稀为贵。”（《谈艺录》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96，P91）蔡启在《蔡宽夫诗话》“唐诗人之宗陶者”条指出：“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
钱钟书《谈艺录》二四，专论“陶渊明诗显晦”：
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
陶潜至上地位的确立，黄庭坚同样功不可没；他的《题意可诗后》无疑是评价陶的经典篇章。以黄为宗的江西诗派推波助澜；清人张泰来作《江西诗社宗派图》甚至说，“江西之派，实祖渊明。”渊明的年谱（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传记（李焘《陶潜新传》）、诗文校勘和笺注（宋庠、思悦、汤汉、李公焕等）等在宋朝一应俱全；宋人还仔细去挖掘陶渊明的思想深度和渊源，特别是朱熹、陆九渊等提出渊明知“道”说，反驳了杜甫所谓“渊明未必能达道”的疑问，这完全有利于渊明在深受理学影响的宋、元、明数代地位的确立。
元人禀承宋代，继续给予渊明一个充分的估价；特别是蒙元时期，士人地位陡降，尤其易代文人的痛楚，都加深了他们对陶刻骨铭心的理解。元好问、刘因、吴澄、赵孟頫、郑思肖等对陶均有精深的论述。方回、杨维桢等认为谢灵运远远不足以匹陶，于是将陶杜（甫）并举为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承黄庭坚）；刘埙予渊明“诗之佛”的称号（《禁题绝句序》）。最有意思的是：蒙元士人多将渊明和“与日月争光”的屈原并举（北宋东坡肇其端），如姚燧、白朴、马致远、虞集、黄溍、郑光祖、顾德润、钟嗣成、刘庭信等比比皆是；他们在陶屈身上寄予了自己的艰难选择，表达了深沉的人生况味。下一个结论说，陶渊明完全浸入了蒙元士人的日常生活，这该不算武断。
陶渊明如此光照着宋元士人，以至有人甚至篡改钟嵘意思将陶列入《诗品》上品；王叔岷《钟嵘诗品疏证》纠正说：“宋本《御览》上品本无陶潜，乃清鲍崇城翻刻之《御览》所添入者也。”
至于在宋元之后奢谈陶诗的品位问题，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闵文振、王渔洋、沈德潜、袁守定、方东树诸人必为陶潜斤斤计较一个《诗品》上品的位置，实在显得多事。
以上笔者大致勾勒出陶渊明地位的确立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钟嵘将陶潜列在中品的理由。即就思想层面谈，陶渊明亦高标一世，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可以作为代表。陈先生的结论是：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然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
思想家的寂寞似乎再次提醒我们渊明在六朝“不合时宜”了。
重要的参考书：
《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陶渊明集》逯钦立校，中华书局1979
《陶渊明集》王瑶编注，作家出版社1957
《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中华书局1962
《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钟优民编，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陶渊明年谱》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中华书局1986
《陶渊明讨论集》《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中华书局1961
《陶学发展史》钟优民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陶渊明研究》袁行霈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钟嵘诗品讲疏》许文雨编著，成都古籍书店1983
《诗品注》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钟嵘〈诗品〉校释》吕德申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诗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钟嵘诗品研究》张伯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逯钦立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谈艺录》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96
《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叶嘉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王运熙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罗根泽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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