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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去世父亲
时间：日 14:56
父亲的人生片断（纪实文学）
已显老态的我的父亲跟贫下中农兼“反革命”分子李朝夕，正弯着腰在生产队的菜地掐春蒜苔，突然听见地头有人喊他，父亲抬眼瞧见穿着一身干部服的陈仓小学教师刘德湖，正立在地头朝他一边喊一边招手。
刘德湖是父亲从中学到开封中原公学院的同班同学。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西安通往中原的交通中断，读大三的父亲与他的同学雷震和、刘德湖大学肄业。刘德湖在陈仓县小学当了副校长；雷震和在陈仓县建设科任科员。父亲先在西街小学教书，期间，接触了西府地下党组织，1948年初作为中共地下党预备党员，被中共西府地下党通过关系，打入陈仓县府，名义上在县建设科任科员，实际在做党的秘密工作。刘德湖在陈仓中学教书期间参加了国民党，但是他并不知道父亲的中共地下党预备党员身份，两人因为同学关系常有来往，刘德湖甚至几次要介绍父亲参加国民党，都被父亲以祖训不得参加任何政治党派为由，婉言拒绝了。
1949年月1月6日，父亲在地下党员郑佐周协助下，终于把国民党陈仓县的军事布防图搞到手，两人奉地下党组织命令，连夜出城向北来到凤翔县江湖村，与前来接应的中共西府凤翔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文华、王德周会合，通过中共凤翔县地下党，把国民党陈仓县军事布防图送交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为解放胡宗南的后勤基地陈仓作准备。日，父亲和郑佐周在王德尚家里，由西府地下党负责人王德周、王文华主持，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父亲和郑佐周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组织上决定他俩随解放军十八军行动。
那天夜里，父亲和郑佐周出城两个小时后，陈仓县国民党军警全城戒严，警笛大作，搜捕中共地下党员李葆棠、郑佐周。第二天，当人们从张贴在县城各处街道大墙上的通缉令知道了这个惊人新闻后，把认识父亲和郑佐周的所有人，包括父亲的同学刘德湖和雷震和，惊讶得目瞪口呆。
日，解放军第二、十八、十九兵团以重兵包围陈仓，经过激战，14日攻克陈仓。陈仓解放后的第三天，组织上安排父亲到陈仓县军管委员会工作。父亲一身戎装佩带短枪重新出现在陈仓县，这成为父亲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识时务者为俊杰。国民党垮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刘德湖宣布脱离国民党，虽然不再担任副校长，却仍然在陈仓小学当教师，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被开除出教师队伍。
1975年，刘德湖被开除教师队伍的问题得到纠正，又回到陈仓小学任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当刘德湖得知1959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我的父亲，还在生产队劳动，就专程找来了，一来动员父亲上诉，要求平反；二来向父亲说明，20年前自己在万般无奈之下做的一件对不住父亲的事。
父亲和刘德湖寒暄之后，就把他带到离生产队菜地不远贫寒的家里。父亲把刘德湖让到炕上，拿来旱烟袋和旱烟锅请刘德湖抽烟，显得年轻且白皮细肉的刘德湖客气地笑了笑，从制服口袋掏出大前门牌香烟跟父亲说：“抽这个，抽这个！”
小脚的母亲颠着脚，在父亲和刘德湖之间摆上炕桌，泡了一壶父亲去年夏天在南山采的青茶，给客人和父亲斟上。
刘德湖喝了几口茶水，便说：“葆棠弟啊，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你要抓紧时间，写申诉书，要求平反，给自己还个公道，也给子女留一个清白。”
满脸皱褶的父亲长长叹了一口气，忧伤地说：“唉，我何尝不想把压在头上几十年的冤案推掉，可是难呀！自从1955年我在肃反行动中被错误处理后，我每年都向组织写一份申诉材料，几乎是每申诉一次，就被打击一次，并被组织上以反对中央决定为理由受到降职处分，从副县级降为科级，从科级降为副科级，直到1959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农村生产劳动。”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然后把一声叹息匀成长长的呼吸，为难地说：“一提起申诉，我的头比斗大啊！”
刘德湖愤愤不平地说：“那是过去，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搞了几十年，制造的冤案堆积如山啊！现在 ‘四人帮’被逮了起来，两个“凡是”被否定了，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也要被全盘否定了，你平反申冤的时机到了。”刘德湖停顿了一会儿，满怀歉意地继续说：“记得是1955年5月，中央团校委派一个名叫李越的人，到陈仓县调查你的问题，因为你和我是同学关系，并且我在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李越就逼迫我诬陷你也参加了国民党，我开始不承认，说你是中共西府地下党员，李越就拔出手枪指着我，说李葆棠都承认自己参加了国民党，你刘德湖再不老实交待，后果自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在李越写的李葆棠参加过国民党的材料上，签了名。”
刘德湖的这句话，使蒙在鼓里几十年的父亲恍然大悟，几十年来，他一直不明白，当年中央团校肃反委员会以他参加国民党为由，给他定罪为反革命。经过当时残酷的逼供信，父亲只得违心承认了，虽然违心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员，但总是一头雾水，不知祸从何来？此刻，几十年冤案的根子突然暴露在自己面前，父亲惊讶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央团校受到的残酷逼供信，想到自己几十年冤案叠加的遭遇，想起自己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受到社会的冷落，想起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受到的歧视，想起几十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受尽的艰辛，想起几个子女为此受到的株连，大女儿和大儿子远走他乡，漂泊到偏远的伊犁河岸在新疆兵团农场落了户……；使父亲特别想不通的是，一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冒着生死参加革命的中共地下党员，一个抛妻弃子行军半年穿越青藏高原参加解放西藏的革命干部，居然被中央团校派来的一个小小外调干部不负责任的恶作剧，毁掉了一生，由人民的功臣变成了人民的敌人。父亲实在不明白，人间的奇耻大冤怎么就如此集中落到自己的头上，而且冤案的由头居然如此简单。这时候，父亲几十年承受的冤屈痛苦使他压抑多年的情感如山洪爆发，他挥泪如雨老泪纵横，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一旁的母亲也呜呜地哭泣不止。
刘德湖见状，慌忙说道：“葆棠，你不要这样，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都熬过来了，现在该你扬眉吐气了，我还有话给你说啊！”
父亲止住呜咽，接过母亲递过的毛巾，抹掉脸上的泪珠，继续听刘德湖说话。
刘德湖说：“那一年，中央团校的李越不但逼迫我在诬陷你的材料上签字，还以同样的卑劣方法逼迫郑佐周、刘伯业等人，在诬陷你的材料上签字。上个月，我和刘伯业联名，分别给中央团校、西藏党委组织部和陈仓县委，写了证明材料，否定了你曾经参加国民党的签字，并且揭发了李越当年的所作所为，李越这个浑蛋，道听途说，不作调查研究，把中共西府地下党和国民党混为一谈。由于这个由头，‘文化大革命’中中共西府地下党被打成国民党，多少人被冤枉遭迫害！现在《陕西日报》已经刊登中共陕西省委为中共西府地下党平反的决定，你先到陈仓县委要求落实政策，要求县委给你写介绍信，直接上北京找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帮，听说胡耀帮组织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夜以继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哩！”三
送走刘德湖以后，父亲再也没有心思上生产队的菜地干活了，他独自一人来到村子西边的岭上，坐在一个地塄头想事情。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几十年往事历历在目。
1951年1月，升任陈仓县共青团委书记的父亲，被派到西北团校学习。学习期间，范明将军来团校作报告说，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现在，党中央调遣部队解放西藏，解放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是最可爱的人。同时，范明将军动员西北团校的同学，积极参加解放西藏的解放军，做一个最可爱的人！
听了范明将军的报告，我的父亲大受感动，当即就报了名，成为解放西藏的一名解放军干部。2月18日，西安市组织万人欢送进军西藏的解放军部队，临上汽车前，父亲在欢送的人群中看见了他的大学同学雷震和。在西安市建设委员会工作的雷震和听说父亲要远征西藏，显得依依不舍，两人寒暄几句，互道告别后，父亲就匆匆蹬上汽车，车队在震天的锣鼓声音中渐行渐远，消失在欢送人群的视野。
部队在兰州集结后，又接收了甘肃省、青海省各个学校的中学生，大多是女学生，这是为正从昌都进军西藏的十八军主力部队的干部，所作的婚姻准备。部队一旦进驻西藏，如果没有女人，长期扎根西藏的愿望就不大现实。这时候，中央正式命名这支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独立支队，范明将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父亲在骡二中队任指导员。
我的父亲是瞒着家人报名远征西藏的。1951年8月，汽车运送部队到达青海省香日德后，前面就是无人区，再无路可行，干部、战士只能靠两条腿行军。父亲在离开香日德的时候，给我的爷爷写了一封短信，告诉爷爷他已经报名参加解放西藏，现在并已行军在青藏高原上。
那是一个阴云密布初秋的一天，当爷爷从身着墨绿色制服的乡邮政员手上接过我父亲的这封家信，读着读着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他老人家一边哭一边嚷嚷：“我儿子没有了，我的儿子回不来了！当年马步芳派军队远征西藏，结果都是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啊！”爷爷的哭声惊动了我的奶奶、母亲以及大婶、三婶，众家人听说我的父亲去了西藏，也都跟着我爷爷哭泣起来，哭声如狂风暴雨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久经不息，从黄土高坡上的农家小院传播出来，惹得街坊邻居纷纷前来观望。只有四岁的我，不知所措也抱住年轻母亲的腿呜呜地大哭起来。后来，我爷爷止住哭泣，叫我堂哥从村子里找回我叔父，爷爷嘱咐我叔父赶快去广富村亲戚家借一匹马，带上干粮骑上马把我父亲追回来。我叔父看了看这封信皮上的邮戳，无可奈何地跟我爷爷说：“来不及了，坐汽车也来不及了！”
就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不久，日，十八军独立支队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向西藏进军。这支以范明、慕生忠将军为首的队伍，计有进藏干部600余人，民工近600人，骡马、骆驼、牦牛等牲畜近万头，一路纵队排列开来，浩浩荡荡，足有几十公里长。
部队终日行走在“无人区”内，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青藏高原奔波。灰蒙蒙的高山横卧在前方，似乎很快就要登山了，然而，部队向前走，高山似乎也在往前走，和你不即不离，走了好几天，到近前一看，原来只是一个小山坡。过了这个山坡，又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前方还有一个高山在等待着。
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部队挺向荒无人烟的“世纪屋脊”。人们普遍感到头痛恶心、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举步艰难，常常有人晕倒。骡马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喘气。气温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连续10多天雨雪交加，飞沙走石，有时一连两三天吃不上饭，许多人的手脚开始浮肿。
翻过莽莽昆仑山，进入黄河源，部队要涉过长达200公里的沼泽地。沼泽地水陆难分，泥深莫测，人陷进去以后，一会儿就只剩下高举着的两只手露在外面，再过一会儿手也不见了。牲畜陷下去四腿下沉，只剩个鼻子在泥面，无力自拔，惨不忍睹。一些年轻干部的生命，永远凝固在黄河源沼泽地之下、
过了黄河源，最惊险的遭遇是强度通天河。9月20日，部队到达通天河北岸时，只见河宽400米的通天河，波涛汹涌，浩浩荡荡。附近的山顶白雪皑皑，河水流速慢处已结了一层薄冰。部队带来的渡河交通工具只有十几只牛皮筏子，一只牛皮筏子每次只能运载几个人，后勤部门夜以继日制作牛皮筏子，组织人员坐牛皮筏子过河。有的牛皮筏子被波涛冲翻，河岸的人们眼睁睁看着牛皮筏子把人反扣着被波涛冲走，毫无办法。大批牲畜被驱赶着泅渡过河，淹死无数。
强渡通天河用了15个昼夜，部队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人形容当时的情景：死畜摆两岸，人马打寒颤，公物到处散。
巍巍唐古拉山山脉，是一个庞大的雪山群。南北长50余公里，东西宽近20公里。其主峰各拉丹冬雪山，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海拔6600多米，直插云天。周围，簇拥着2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峰。这里，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水的沸点在摄氏70度以下，气温在零下20多度，终年积雪，被生物学家称为生命禁区。10月5日，部队从通天河南岸开拔，急行军10多天到达唐古拉山脚下。每天赶路十几个小时，走八九十里路，地势越来越高，由于缺氧，加之连续急行军，高山病发病率急剧上升。这种病说来就来，有人突然四肢无力，口吐白沫，脸色像猪肝一样，几小时就会死去；有人脸色青紫，昏迷不醒，两只手慢慢地垂下后，就再也叫不醒了。这是因为缺氧，导致心肺不堪重负，发生肺水肿、心脏肥大、心力衰竭而死。不但许多人死亡，牲畜也在大量死亡。许多牲畜走着走着，倒下以后就再也立不起来，大雕和乌鸦成群结队地琢食牲畜的眼睛，叨开牲畜的肚子，肠子虽然拉出老长，但牲畜仍然没有死。
10月19日是横跨唐古拉山最为关键的一天。据说，当年成吉思汗的部落和马步芳的军队进军西藏时，都因为在唐古拉山遇上大雪封山，找不到路，牲口没草吃，全军覆没。
十八军独立支队在翻越唐古拉山时，牺牲了一些干部，部队把这些烈士埋在冰坡上，让他们面向北京，永远看着祖国的首都。翻过唐古拉山后，活着的许多人都流泪了，怎么也止不住。过了唐古拉山，因为运输队没有赶上来，部队睡在雪地里，有好多人就这样把脚冻坏了，到拉萨有好多截肢的，把脚锯掉。父亲上学时爱好体育，坚持锻炼，身体素质好，半年行军虽然异常艰苦，但是到了拉萨后仍然活蹦乱跳，只是掉了很多头发，不到27岁的年龄就谢顶了。
日，十八军独立支队抵达拉萨东郊。
12月1日，举行盛大入城式，范明率部与张国华、谭冠三的十八军主力部队胜利会师。
部队进藏初期，西藏的大学生极少，父亲由于文笔好，又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于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被组织上分配在中共西藏工委担任副县级秘书，不久又被共青团西藏工委书记梁枫点名任团工委副秘书长，兼任拉萨小学副校长。27岁的父亲迎来了他人生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春天。父亲的顶头上级梁枫，是范明将军的夫人，范明将军此时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
当时组织上号召，进藏干部要做好一辈子献身西藏的思想准备。梁枫书记动员父亲说：“葆棠啊，你家乡的妻子是小脚女人，来不了西藏，又没有文化，为了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你跟她离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年轻的女干部。”那时候，共产党进城后，许多干部与农村妻子离婚在城市另找新欢，成为一种潮流和时尚，父亲也在所难免。父亲先通过民政部门跟母亲解除婚姻关系，可是，每次乡政府的民政干部找到我家，与我父亲同庚的母亲只是哭，母亲哭得天昏地暗，连乡民政干部也感叹不止：“怎么这些干部一进城，都跟农村的原配妻子闹离婚！”据乡民政干部说，这些天，他成日骑着自行车在全乡好些村子转悠，给进城干部解决离婚问题。其中，有强家堡我大舅强明的妻子，郑家山郑佐周的妻子，上河村韩文晖的妻子，钟楼寺雷震和的妻子、杜家凹容功的妻子等。解放后，曾经参加过延安整风的我大舅，在甘肃省政府工作；曾经同我父亲一起同生死的郑佐周，在陇县县委工作；我父亲的高中同学韩文晖，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工作。在西安市建委工作的雷震和跟结发妻子离婚后，报名支援新疆在军区工程处担任工程师，不久与一名山东女兵喜结良缘。杜家凹的容功在北京工作。远在西藏的父亲通过民政部门没有能够解决他与我母亲的离婚问题，后来便通过法院走司法程序解除婚姻。我爷爷、奶奶见形势不可逆转，就劝我母亲离婚不离家，安心把三个娃娃抓大。那一年，我5岁，姐姐李淑兰8岁，弟弟李新学2岁，姐姐在离家1华里的陵厚寺小学读二年级。通过法院，父亲很快与母亲办理了离婚手续，但还没等另找新人，组织上就调他上北京去学习。
1954年开春，父亲被组织上派到中央团校学习。从拉萨回内地学习的那一批干部有30多人，父亲作为领队，担任这支小分队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川藏公路基本上通车，这支小分队乘坐两辆苏联嘎斯车，从拉萨直奔成都。行军途中，有一个叫程悦雨的女干部、预备党员，经常与同志们闹矛盾，受到我父亲几次批评。程悦雨的丈夫刘月亮是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程悦雨一路上处处要组织照顾，不讲组织纪律。小分队到昌都后进行休整，刘月亮从拉萨给昌都分工委统战部发电报转告我父亲，叫给他爱人程悦雨转为正式党员。父亲考虑：一是干部档案转交西南局的，他无权拆阅；二是程悦雨行军路上表现不好；三是既然要转正，电报应该由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发到昌都分工委组织部，不应该以刘月亮个人名义发电报到昌都分工委统战部。根据以上三点，父亲给西藏工委组织部发电报说明情况，认为刘月亮以个人名义处理组织问题，不合手续，不同意给程悦雨转正。虽然西藏工委组织部给父亲回电报，说父亲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这件事情却给父亲今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父亲到达北京后，进入中央团校西北班培训。1955年肃反开始，父亲怀着对党组织的一片赤诚，主动讲明自己1940年在西坪小学读书时，由班主任牵头全班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关于这个问题，父亲在参加中共西府地下党，以及在西北团校学习时，都主动给组织上交待过，因为是集体参加的三青团，又是普通成员，且在就读中原公学院时已经脱离了三青团组织。解放后政府有规定，对一般三青团员不予追究。
然而，中央团校肃反委员会却抓住父亲的这个问题穷追不舍，认为父亲是避重就轻，既然能参加三青团，就有可能参加国民党。中央团校派遣外调干部李越，专程赴陕西调查父亲的问题，经过不正当的手段，不但作出父亲参加过国民党，而且是一个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父亲立即被戴上手铐，关押起来。不久，案子上报到以团中央书记胡耀帮为首的团中央五人领导小组，胡耀帮仔细阅读了上报材料认为：仅凭几个个人的证词，就把一个共产党员定性为国民党员，证据不足；何况，没有陈仓县委的书面材料。
父亲的案子被团中央否定后，退回中央团校，父亲被解除关押。中央团校再次派李越到陈仓县，希望中共陈仓县委配合调查。陈仓县委委派专人查阅了国民党留下的大量档案，否定了李越的结论。李越又以中央大员的身份，东调查西调查，作出父亲在建国前发展地下党员、团员不纯，有坏人，并且和国民党特务雷震和来往密切等。
中央团校肃反委员会根据李越的调查，找父亲谈话，父亲说：“西府地下党为解放大西北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其功劳也有我一份；至于发展地下党员、团员纯不纯，那是我受地下党组织安排发展的，不能把地下党组织的责任，强加到我个人头上，况且，我受地下党负责人王文华、王德周安排，与郑佐周一起发展的地下党员、团员，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有问题。其中发展的一个地下党员李积魁，现在某部队任团长；与我来往的雷震和也不是什么特务，现在新疆军区工作，组织上可以调查。”
虽然曾经强加给父亲的所谓罪名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组织上永远是正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56年6月，肃反运动结束，父亲在中央团校学习期满，即将返藏。中央团校组织科给父亲作了结论：一是曾经怀疑参加过国民党，后来经过调查证据不足，但是本人却承认过，后又推翻；二是发展地下党、团组织不纯；三是包庇特务父亲李茂林；四是建议给予降职处分。
父亲背着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黑锅，二次进藏，从副县级降为正科级，分配到西藏工委文教处社教科任副科长。这时的刘月亮，已经升任中共西藏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的爱人也在监委办公室工作。刘月亮通知父亲谈话，了解父亲在中央团校的事情。父亲来到刘月亮那里，刘月亮两口子对父亲又是讥讽，又是嘲笑“实在没有料到，李葆棠这么一个坚持原则的布尔什维克，历史上却有这么多问题，人不可貌相啊！”
时间又过了三个月，刘月亮叫父亲对在中央团校的问题写一个材料。父亲如实反映了自己的冤情。不久，父亲被调到西藏团校任秘书科副科长，级别降为副科级，同时，随西藏团校迁移内地。内迁前，父亲与西藏团校教师段凤仙组成家庭，段凤仙曾经是十八军女子教导队的干部，随十八军主力从昌都进军西藏，进藏后在拉萨小学任教师。1957年6月，西藏团校内迁南州市；1957年冬天又迁移到陈仓县，1958年夏定点陕西省咸阳市。
重返陕西工作后，父亲有机会与当年他的上级王文华、王德周见面，二位都是老革命，都在陕西省地方政府担任要职，他们都了解父亲的历史，认为父亲是冤枉的，鼓励父亲继续向党组织申诉，讨回清白。担任陇县县委副书记的郑佐周，也专程找到父亲，鼓动父亲申诉，郑佐周对父亲说：“就说你包庇特务父亲李茂林，真是天下之大谎，你父亲一生经商，从不参加任何党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越这个浑蛋无中生有，不得好死！”但是，郑佐周隐瞒了当初在李越的逼迫下，给父亲作伪证的事情。父亲接受了解放战争期间与自己同甘共苦过的上级和战友的建议，1958年夏天，再次向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写了申诉书，这封申诉书后来被转到中共西藏监察委员会。
1958年的西藏工委内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正在进行一场反右斗争，范明将军被错误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发配东北劳改；范明将军的夫人梁枫作为反党集团成员，也与范明一起被劳改。接着，西藏大规模清查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当年随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的600个干部，无以幸免，有的降职使用，相当一部分干部先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劳动。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的申诉书落到了刘月亮手上，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不找自来，在刘月亮的操持下，西藏监委日决定：“李葆棠反对中央决定，企图翻案，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回乡参加劳动生产处分。”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这个处分决定到达西藏工委驻西安办事处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5月了。
尘埃终于落定。在西安市崇新里5号西藏秦剧团演员训练班担任副主任的父亲，再也无话可说，说了也是白说，他在西藏驻西安办事处接受了一个月的批判斗争之后，卷起行囊，回到咸阳市西藏团校的新家。我那26岁的后母段凤仙听了父亲简短的叙述之后，愣了好长一会儿，她虽然满脸泪水却十分坚强，她抓着父亲的手说：“党籍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没关系，我养活你！”父亲这时的头脑十分冷静，他对第二夫人坦诚地说：“凡是与范明有牵连的干部都受到各种处分，我如果留在这里，必然牵连你，说不定连你也要受到处分，甚至丢了工作。”
为了不牵连后妻，父亲劝说段凤仙跟他离婚，段凤仙只是不停地哭，父亲苦苦相劝，晓以厉害，我的后母最后只能接受父亲的意见。跟父亲离婚不久，段凤仙向组织上打报告，再次进藏工作，从此杳无音信。
我至今记得，父亲1954年秋天从西藏赴北京途中，曾经路过陈仓回到家中。父亲对母亲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时候，母亲虽然有千言万语，但是却用不停地哭泣对父亲表达她的悲哀，母亲实在想不开呀！1956年6月，父亲从中央团校学习期满返回西藏途中，途中又回了一次家。这时候，母亲已经接受了现实，也想开了。母亲对父亲说：“你现在工资高，要存些钱，以备后需，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将来上学都要花钱；将来你年老了，也要用钱。”父亲不在乎地给母亲说：“到那时候，共产主义建成了，孩子上学有国家免费教育，我老了进养老院，有国家管！”
两年之后，残酷的现实就把父亲的共产主义梦想变成了泡影。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父亲默默地回到家乡，家人并没有嫌弃他，善良、大度的母亲也没有嫌弃他，父亲和母亲重归于好，到公社办了复婚手续。许多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都来祝贺，祝福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就在父亲回乡第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农村缺吃少穿，日用品奇缺。父亲脱下了中山装和皮鞋，换上母亲缝制的土布衣裤，跟着社员们一起上山打柴，下田种地，进城挑粪，外出打工。艰难的生存环境很快就把他还原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粗衣粗布，灰尘满面，粗糙的两只大手咧着一道道血口子，谁也看不出城市生活留在他身上的痕迹，谁也看不出他内心遭受的磨难和冤屈。
父亲虽然“戴罪”还乡，但是乡亲们并没有低看他，一直把他看着革命的功臣。生产队的老队长李七爷，拉着父亲的手说：“连彭德怀这样的大功臣都遭了难，你受这点委屈算不了啥，天下农民几万万，还不照常活人过日子！”那时候，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全国正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报纸上和广播里，天天都在历数彭德怀的所谓“罪行”，但是老百姓不这样看，老百姓都说彭德怀是“包青天”，彭德怀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实话，才被奸贼暗算遭了厄运。老百姓打心眼里崇拜、热爱彭德怀，嫉恨诅咒迫害彭德怀的人。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父亲在生产队很快就获得了社员的信任，并且威信日增。那年秋上，公社发下红头文件，说是冬播要密植，命令每亩小麦要播150斤麦种，这样才能保证来年小麦大丰产。我父亲私下给队长李七爷说，粮食要丰收，密植要合理，咱们这里一亩麦子的产量不过400来斤，播150斤麦种能行吗？七爷采纳了我父亲的意见，队上播种冬小麦那几天，监督播种的公社干部来了，队长就把人拉播种机调到150斤的表线，公社干部上另外生产队检查播种，队长就立刻把人拉播种机的播种量调下来，和往年一样，每亩地仍然播18斤麦种。来年开春，凡是执行了公社指令的生产队，因为过度密植，麦苗密不透风，麦子没有拔节就倒地腐烂了。我们队大部分麦子合理密植，无论岭上的麦田还是凹里的麦田，块块小麦根壮杆硬颗粒饱满，没有因为执行公社的瞎指挥减产。夏收之后，因为所谓的“自然灾害”，大多数生产队没有粮食，社员四散逃荒。而我们生产队的粮食虽然紧一些，但是家家还有稀的吃，没有一个人外出逃荒。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宗任找李七爷给自家借粮食，感叹地说：“没想到就你这个老家伙有主意，没有给每亩麦地下100来斤种子，要不然，还不一个球样，上北山逃荒！”李七爷这才给李宗任说了实话，说主意是葆棠出的。李宗任哈哈笑了，说：“有文化跟没有文化就是不一样。”
1962年，我们生产三队的会计被查出有贪污问题，生产大队叫另选一个会计，社员们一致选举我父亲当会计。选举结果报到生产大队，李宗任黑着脸教训李七爷说：“你知道不知道李葆棠问题严重？他的档案中历史严重不清！”原来我父亲的档案已经经过几级组织，转到了贾村公社，李宗任在公社看过我父亲的档案材料。后来，李七爷私下把李宗任的话告诉了我父亲。
父亲下放回家后，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时任陇县县委书记的郑佐周，专程来看望父亲。郑佐周在我家的土炕上，从下午跟父亲说话说到半夜，郑佐周的许多话我都望记了，但是有一句话使我终生难忘：“葆棠，你怎么就这么老实呢？我们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搞运动历史悠久，那都是政治斗争的需要，那一次运动都要伤害一大批忠诚党的革命同志。你上小学参加三青团的事情，你不讲中央团校谁也不知道，先过了运动再说，你这是引火烧身啊！结果被屈打成招成国民党，真是冤枉，洗都洗不清啊！”
社教运动开始后，公社社教工作组把我父亲划为地富反坏右中的反革命分子，父亲据理力争，说自己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贾村公社社教工作组请示了陈仓县社教工作组，认为父亲懂政策，说的是实话，贾村公社社教工作组只好不了了之。
一天，父亲把我们姐弟召集到一起，通过他几十年的遭遇，得出一个结论，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认几个字，不当睁眼瞎就行了，一旦知识多了，受迫害的机会也就也多了；何况，由于父亲的问题，你们姐弟即使有文化，当兵当不了，招工没有单位要，还不如早早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好养家糊口。”因此，我姐姐李淑兰读到高中二年级辍学，我读到初中二年级辍学。我上学的贾村中学就在陵厚小学旁边，在家里都可以听见学校上下课的钟声。每每听到学校的钟声，我的心里就酸楚楚的难受，好几次望着学校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1962年，在家辍学的姐姐被家里嫁给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男人，姐姐的出嫁，换来了两麻袋小麦和两麻袋玉米，使一家人度过了饥荒。姐姐出嫁后，男方继续供她读完高中。1964年8月，因为父亲的问题，姐姐高中毕业后高考落第，她便决定离家出走，上新疆找工作。姐姐带着我一起背井离乡，通过同乡刘志培和冯德昌帮助，我们在伊犁河北岸的兵团农四师十一团农场二连当了农工。刘志培是贾村塬井边头村人，冯德昌是贾村塬东豪村人，他们两人1951年参加志愿军，后来由于形势需要他们所在的部队开进新疆，1954年集体转业到新疆兵团农四师十一团。刘志培任十一团商店经理；冯德昌任十一团政工股助理员，负责政法和劳动工资工作。井边头村离我们李家村只有4里路。刘志培1963年曾经从伊犁回家乡接妻子上新疆，那时候，我几次找到刘志培请他带我上新疆找工作。刘志培当着我父亲的面答应了，说是他先把妻小、弟弟接到兵团安排好了，下一步再考虑解决我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把我们的家抄了，把我们家的房子和家具也没收了。父亲和母亲以及爷爷、奶奶被赶到旧社会地主的三间牛圈居住。在“社教”、“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造反派也好，“革命委员会”也好，都对父亲的历史进行了多次审查，最终还是排除了父亲曾经参见国民党的事情，也排除了祖父李茂林是特务的谬论。所以，父亲一直以公社社员的身份，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没有任何组织找他的麻烦。
&&& “文化大革命”中期，无论生产队干部还是广大社员，都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厌倦情绪。“文化大革命”制造的种种灾难，就像洪水退潮后的沙滩，是乌龟是王八都显露了出来，农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更是一日比一日淡漠。一年又一年的实践，也使队干部和社员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按照“阶级斗争”那一套搞，粮食减产，菜蔬欠收，遭罪的还不是老百姓？城里人把阶级斗争搞翻天照样有商品粮吃，然而农民的地里打不下粮食就要饿肚子，就要吃糠咽草外出讨饭。决策者把阶级斗争视为法宝月月搞、年年搞，却从反面教育了农民，也教育了队干部，他们团结一致，就像旧社会农村维持会应付日本鬼子那样，对付公社和县上的头头脑脑，也敢违背上级的“政策”。那时候，农民就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狗日的瞎政策糊弄农民，农民也糊弄狗日的瞎政策。自留地的粮食打得多，生产队的地里不打粮，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除非有眼无珠。中国官员中有眼无珠之人太多了，有眼无珠昧着良心才可能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就说我们生产队的这块菜地，过去由李哈娃等3个贫下中农侍弄，一年下来队里见不到一分钱收入不说，就连社员的吃菜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后来，社员们议论来议论去，觉得还是我父亲管理菜地放心。我父亲在旧社会上过大学，有知识，社员们相信父亲能把菜地经管好。按理说，同养牛喂马一样，种菜也是生产队里的机要工作，社员们却纷纷推选我父亲承担这个重要工作。
那天傍晚，队长李七爷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了队委会决定后，我父亲站起来对大伙说，既然乡亲们这么信任我，再苦再累我李葆棠也二话不说，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得叫李朝夕给我当帮手。
　　李朝夕何许人也？李朝夕是我父亲儿时的小伙伴和小学时的同学，李朝夕祖辈三代虽然都是贫农，却又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父亲的建议立刻引起社员们一片议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后来，大多数社员说就叫李朝夕相帮着种一年看看。其实大家伙心里头都亮清，李朝夕虽然头戴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但是这顶帽子是个空壳壳。李朝夕当娃娃时不懂事，跟着村子里一个“大仙”去北山替他娘还了几次愿。解放后，乡镇府查出大仙是个一贯道，大仙就被抓去劳改了。李朝夕在1957年“反右”时，被补戴了一顶“反革命”帽子。
父亲和李朝夕起早摸黑在生产队的菜地里苦干了一年，不但保证了全队300来人口吃菜，年底还给生产队赢得几百元收入。于是，社员们统一了意见，拥护父亲和李朝夕长期给生产队种菜，这一种就是八个年头，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喜讯。
这时候，父亲的老战友、咸阳专署副专员郑佐周，坐着小车来找父亲，再次动员父亲上访，要求平反。郑佐周最后给父亲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就要被否定，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你自己的冤案得自己提出申诉，平反是肯定的！”父亲斟酌再三，终于树立了信心，他先到陈仓县委申诉，陈仓县委介绍父亲上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解决冤案。1978年5月，父亲来到北京，虽然没有见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帮，却拿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给他写的到西藏自治区组织部解决问题的介绍信。父亲从北京回到陈仓家中，再次找陈仓县委关于他参加革命的历史情况出示一个结论，同时找亲戚朋友筹备去西藏的路费和粮票。1979年6月，父亲拿着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陈仓县委关于他参加革命的历史证明，穿着陕西农民习惯穿的黑土布衣服，乘汽车去了拉萨。
西藏党委组织部热情的接待了父亲，安排父亲在自治区政府招待所住下，并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处理父亲的问题。这期间，父亲才知道，1951年跟父亲一起进藏还留在西藏的干部，最低都是厅局级领导，其中不少还是他当年的部下。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父亲感叹不已。
&&&& 虽然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父亲的冤案极为重视，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却查找不到父亲的档案，发函到陈仓县委也没有查到父亲的档案。这样，关于父亲的平反问题就暂时被搁置下来。父亲的冤案一时得不到平反，他终日无所事事，吃过饭就找一张旧报纸坐在招待所门前的长椅子上晒太阳。
一日，父亲正在招待所门前晒太阳，一眼瞧见从招待所大门里走出一位女干部，这位女干部正是父亲20年前的妻子段凤仙。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是段凤仙依然如当年那样年轻漂亮，步态轻盈，充满活力。父亲走上前去问：“这位女同志，你留步，你是不是段凤仙？”段凤仙看着眼前的这个农民，不解地说：“我是段凤仙，不知道你是谁？”满脸沧桑的父亲说：“我是李葆棠啊！”
20年的沧桑岁月，20年的离别之苦，使段凤仙恍然梦中。段凤仙努力从眼前这张苍老的面孔上寻找当年丈夫的影子。终于，段凤仙泪如雨下，她猛然抱住父亲，一声长泣：“葆棠啊，这20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这时候，父亲也是热泪滚滚。一位年轻的女干部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农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抱头痛哭，使招待所几个年轻女招待员惊讶得面面相觑。
感情的高潮过去之后，父亲和段凤仙擦干眼泪，两人坐在长椅上，倾诉离别20年的遭遇。当年，段凤仙跟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就向组织上打报告重返西藏工作。现在，她在灵芝毛纺厂任职主任，也重新组织了家庭，只是还没有孩子，这次是因公来拉萨出差。段凤仙听说父亲的冤案因为档案问题，一时还不能平反，虽然免费住在政府招待所，但是吃饭还要自己掏钱。于是，她买了返回灵芝的长途公交车票后，把自己身上剩余的钱和粮票全都留给了父亲。
一天，父亲又到组织部专案组催促他的平反问题。专案组一位女同志告诉父亲，说是组织上已经派人去过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如西藏团校、西藏秦剧团演员训练班，甚至陈仓县人民政府，但是，都没有找到父亲的档案。并告诉父亲，好好想一想，看父亲的档案能在什么地方？父亲急中生智，突然想起当年生产队长李七爷告诉他，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宗任曾经在贾村公社看过自己的档案。于是，父亲立即发电报给在陵厚寺小学当民办教师的我的弟弟李新学，赶快上公社寻找他的档案。大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贾村公社堆积如山尘封了几十年的老资料堆里，找到了父亲的档案，并火速寄给父亲。
西藏党委组织部查阅了父亲的档案后，立即给西藏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因为给父亲的彻底平反问题牵扯到中央团校，西藏自治区党委日《关于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的批示是：“同意恢复党籍、公职，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从决定之日按十七级待遇发工资。”父亲虽然得到初步平反，但是他的历史问题还是留了一个尾巴。
于是，父亲被按照一般干部，分配到西藏话剧团，在剧团图书馆当资料员。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向西藏党委组织部写申诉，要求彻底平反。
就在父亲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由于他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受到长达20多年的双重迫害，1981年9月，父亲在西藏工作岗位突发癌症。父亲被医院检查出癌症后，组织上非常关心他的疾病，西藏自治区卫生厅与北京协和医院取得联系，西藏话剧团派专人护送父亲上北京治病。飞机在成都停机加油时，父亲病情突然严重起来，疼痛难忍，机场医生给父亲打了一支止痛针。一针下去，父亲全身瘫痪。无奈，护送父亲的一位藏族干部跟父亲商量，决定父亲在西安下飞机。护送父亲治病的那位藏族干部，在成都时给我们家里发了电报，让家人在西藏自治区驻西安办事处等待父亲。母亲、大弟李新学、大妹李淑霞以及正在探亲的大姐李淑兰，从宝鸡乘火车找到西藏自治区驻西安办事处，方知父亲已经被送到陕西省人民医院。由于医院一时没有床位，父亲被安排在医院一个临时观察室治疗。说是观察室，实际是连接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的一个走廊，专供医护人员通行。走廊旁边有一个可以支一张病床的空间，父亲就被安置在那里。
我在国庆假如接到大姐从西安发来的电报，知道了父亲的病情。我仓促准备了一下，带着5岁的女儿花莉从乌鲁木齐上了火车，向西安赶去。列车于第三日凌晨5时到达西安车站。由于不熟悉西安交通，我和女儿搭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去了省人民医院。先是在住院处查入院登记册，查了几遍没有查到父亲的姓名。住院处的人说是不是你把医院搞错了，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收治过从西藏转来的病人。
我有些茫然。可是，电报上清清楚楚写的是陕西省第一人民医院啊？于是，我手里拿着电报，和女儿一个病房一个病房的寻找，整整找了半上午，也没有找到父亲他们。我一筹莫展，打算找大夫给女儿看看病，然后回宝鸡家乡。可能父亲已经治好了疾病，一家人已经回了宝鸡。
在医院药房给女儿取药时，却意外看见了大弟李新学，他正在给父亲取药。大弟说“姐姐和妹妹因为超假，刚刚乘火车回了宝鸡”。大弟领着我和女儿，七拐八拐来到父亲住院的通道间，我一眼看见苍老的母亲正在给骨瘦如柴躺在临时搭建的木床上的父亲喂药。
我叫了一声“爸！已经脱相的父亲愣了一下，有气无力地张了张嘴，泪水夺眶而出。一旁的母亲抽泣着说，“我娃回来了，快给你爸想想办法吧。”我握着父亲瘦若干柴的手，瞧着被疾病折磨得异常痛苦的父亲，心如刀割。
作为父亲病房的通道间两头各有一扇小门，医护人员从两扇小门中出出进进，吱吱咛咛的开门声响个不停，过堂风不停从两扇木门吹进来，病室里十分阴凉。
我问大弟，父亲的病这么重，怎么叫他住在这里？
大弟无奈地说：“父亲已经来了一个星期了，医院里病床紧张，安排不上床位，只得临时住在这儿看门诊。”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垮台，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看病难是当时十分突出的问题。虽然西藏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几次跟医院交涉，但是也没有能够解决父亲的床位问题。
情急生智，我突然想起在乌鲁木齐时，从报纸上看到1951年动员父亲重新回到部队参加解放西藏的范明将军，1980年平反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之职。我给大弟说，你马上去找范明主席，把父亲现在的处境告诉他，请他帮帮忙吧！
范明将军1958年在西藏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先在监狱里呆了13年，出来后又劳教了8年。期间，夫人梁枫也被开除党籍关押在陕西大荔劳改农场。1980年，范明将军出山了。接着，梁枫同志也担任了陕西省卫生厅党组书记职务。
范明主席正在生病。下午时分，范明将军的夫人梁枫来医院看望父亲。
与范明将军和梁枫同志相比，父亲还算幸运，一没有进劳改队，二没有被劳改或者管制，20多年还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梁枫同志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泪流满面，她说：“老李啊”我们下地狱入火海几十年都熬过来了，现在胜利了，你却没有保护好身体，真叫人痛心啊！”
接着，梁枫同志派人找来医院党委书记和院长。梁枫同志心情沉重地对医院书记和院长说：“李葆棠同志当年是中共陕西地下党党员，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为解放大西北作了一定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现在他病了，在他曾经为之流血奋斗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他治病的一张病床，这说得过去吗？不然，把你医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腾出来，给李葆棠同志作病室。”
当天晚上，父亲被医院安排在内科肿瘤病房继续治疗。治疗期间，一位医生悄悄告诉我，“你父亲的状况最多能坚持20天，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西安到宝鸡有200多公里路程，父亲全身瘫痪已经无法座火车了。后来，多亏梁枫同志安排医院的救护车，护送父亲回到家乡。
日16时正，（农历十月初七日），饱经磨难的父亲与世长辞，享年56岁（父亲出生于日，农历九月初二日）。
父亲在弥留之际，亲手把一包沉甸甸的大纸包交给我，再三叮咛：“要继续申诉，要彻底平反。”
父亲逝世后，李家村为父亲进行了浓重的村葬，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出动，为父亲送葬。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坐在父亲的灵堂前号啕大哭不起，她们一边哭一边诉说着父亲生前对家乡人的关爱、帮助甚至资助。
父亲临终前交给我这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大文件袋里边，装着父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包括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陕西省委以及西藏党组织所写的平反申诉材料的底稿。
一页页凝结了父亲血泪的沉痛文字，既是父亲几十年冤情的真实记录，更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来“阶级斗争”的缩影，真实地再现了极“左“路线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这个记录了父亲一生历史的材料，决定了在今后几十年里我对父亲人生轨迹的重新寻找！
我和大弟李新学、小妹李淑霞和小弟李成学，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很快回到新疆。工作之余，我重新整理了父亲的申诉材料，通过我单位党委，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情况。
1982年6月，在父亲去世大半年之后，我终于收到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关于给父亲彻底平反的文件。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文件－藏组审〔1982〕86号－《关于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意见》
李葆棠，男，汉族，1926年生，陕西省宝鸡县人。1949年2月入党，同年5月参加工作。1951年3月进藏，先后任过西藏团工委秘书、副秘书长，行政17级。1954年9月调中央团校学习，1956年回西藏后任自治区筹委文教处副科长，拉萨市一小副校长。1958年11月开除回家劳动生产。1979年6月恢复公职在话剧团作一般干部工作。
李葆棠同志对1956年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对其政治历史的结论和1958年西藏工委对其双开除的决定不服，提出申诉。西藏自治区党委1979年6月批示‘恢复李葆棠同志党籍，公职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从决定之日起按十七级待遇发工资”的文件下达后，本人仍不服，要求彻底平反，恢复副县级干部职务。
经查，日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对李葆棠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结论是“隐瞒了参加国民党和积极负责宝鸡县马迹乡三青团区队的工作，发展过特务和一批坏分子加入我地下团组织，包庇特务地主家庭等问题。直到肃反运动，才被迫承认了这些事实。给予李葆棠行政上降职和党内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西藏工委日批示“给李葆棠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的处分，令其回乡劳动生产”。区党委日《关于对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意见报告》批示是“同意恢复党籍、公职，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从决定之日按十七级待遇发工资。”
经此次复查，李葆棠所谓参加国民党和在三青团任职问题，因情况不真实，原证明人现已否决，所谓包庇特务和地主家庭之词也是不对的。
综上所述，关于李葆棠同志是否参加国民党和在三青团任职问题，应予否定。撤消日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对李葆棠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和中共西藏工委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决定。恢复李葆棠同志副县级干部职务。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无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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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通过在网上设立一个网上陵墓，然后在该网上陵墓进行上香献花等方式祭拜的扫墓形式。网上扫墓是民政部发文明确提倡的绿色扫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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