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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锅饭“基布兹”——犹太人立国之本
作者:太极毛&&更新时间: 11:06&&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执中
大锅饭“基布兹”——犹太人立国之本　　
位于中东之角、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的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贫瘠，国土面积仅7，878平方英里，人口700多万，以犹太人为主，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是一个建造在沙漠和戈壁之上的袖珍之国。　　
以色列是议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三权分立原则。 是中东地区唯一一个具有完善的多党制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公民拥有各式各样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　　
但人们想不到的是以色列立国时期的经济却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直至现在还是这种经济占绝对比重。马克思所描绘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图景，却在以色列的三百多个“基布兹”变成了现实。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是世界主要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三大宗教发源地的原因，也是当今能实行局部（三百多个地方）共产主义理想而能与资本主义和谐共处的国度。所以以色列虽小却可以谓之为人类世界的灿烂明珠。　　
以色列的“基布兹”-这个才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大锅饭，基布兹（希伯来文קיבוץ，英文kibbutz）是希伯来语“集聚”、“团结”、“集体定居点”的音译，意思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农业公社或集体农庄，它既是一种农业经济实体，也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自治组织。与中国的人民公社有不少相似。但两者的命运却有天渊之别。虽然其它国家也有公社企业，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让自愿的集体社区扮演如基布兹在以色列扮演的那样重要的角色。　　
“基布兹”是以色列复国主义运动之源，并在此成长和壮大。“基布兹”创建人都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早在20世纪初，从东欧就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受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受本世纪初俄国激进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他们到巴勒斯坦不仅要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如赫茨尔）和新的文化中心（像本·耶胡达），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体制，即不仅要创造一个现代国家，而且要创造一个基于平等和劳动两种思想之上的新型社会。劳动思想在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这批“乌托邦”理想社会理论的基本点，同时也是现实的必需。本世纪初的巴勒斯坦可说是一片荒芜之地，严重干旱，几乎没有树木，并流行多种疾病。空洞的理想在这片荒漠面前变成了空中楼阁，所以“亲自劳动”思想成了实现巴勒斯坦“社会主义之梦”的必由之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A·D戈尔登（Gordon）。正如本·耶胡达认为，唯有复苏希伯来语，才能彻底使犹太人与祖国相认同。戈尔登认为，唯有通过在以色列土地上身体力行地劳动，才能治愈和净化犹太人回归祖国的心灵。他把这种劳动称为“希伯来劳动”，他认为“希伯来劳动”既是达到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也是目的之所在，因而就是生活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因此在以色列，你看到图片上的戈尔登是一幅留着长长胡子，身着农民服装，在“基布兹”的农田里弯着腰，双手拿着锄头干活的形象。　　
犹太复国主义吸引着无数犹太精英回归巴勒斯坦，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基布兹”作为以色列建国的根据地为以色列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和环境建设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以说不了解“基布兹”及其发展过程，就无法了解以色列。实际上，当你翻开以色列的地图，看到300多个小黑点旁用希伯来语标出的“基布兹”星罗棋布的遍布全国，你就不难想象它在以色列的重要位置。它与中共开辟红色根据地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也不难想象毛泽东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与以色列人的心灵是如此相通，这些“基布兹”就如中国的红色根据地，最后连成一片成了以色列建国的根基，这也是弱小的以色列为何一建国就可以对付其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武力围剿且能生存下来及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犹太人最初迁回以色列时，由于缺乏各种资源而只能生活在集体里，在这种集体范围内，邻居们互相帮助和依存，一起去田地里干活，一起抚养孩子，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抚养孩子，就把孩子交给集体农庄抚养，他们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团体，这就是公有制集体农庄的基布兹。基布兹大约产生于十八世纪，也就是说以色列搞公有制集体农庄至今已搞了127年，超过一个世纪了，比1928年才开始搞集体农庄的苏联早了19年，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早了49年。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09年，一批东欧年轻犹太移民在太巴列湖附近的德加尼亚创建了第一个名叫“克武查” （Kinneret）的新型农业集体生产组织，这就是第一个“基布兹”。 这个基布兹最初只有7名成员，他们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拥有并且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安全。早期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清运岩石、沙砾，在上面盖起简易住房，然后挖沟掘井，引水灌溉，尝试种植谷物。同时还艰难地清除一片片沼泽污水坑；减少蚊虫的肆虐和各种传染病的威胁；为后来陆续到来的人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期间曾有些人因忍受不了这恶劣环境和艰苦的劳动而离开了巴勒斯坦。38年之后到以色列建国前夕，基布兹的数量已增至145个。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世纪末，在以色列全国各地，从北部的戈兰高地到南边的红海以色列的基布兹总数约300多个。遍布以色列全境。“基布兹”成员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4％，共12万多人。大的“基布兹”拥有2000人以上，小的只有一二百人。　　
　虽然每个基布兹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是个自治单位，但是许多全国性的联合会向它们提供活动的协调以及某些服务。最大的全国性联合会是统一基布兹运动，政治上与工党相一致；按照它的希伯莱语首字母缩略词被称为塔卡姆，大约占有60%的基布兹。第二个基布兹artzi运动占32%左右的基布兹，政治上接近左翼联盟。第三个是基布兹宗教（宗教基布兹）占6%的基布兹，政治上与右翼相一致；还有两个全国性的极端正统的基布兹属于从生到人的正统运动。这些组织在1963年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对于政府，它代表“基布兹”运动处理政治和金融问题；对“基布兹”本身，它具体指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制定文教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基布兹”对国家的作用在以色列，生活在“基布兹”里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4％。“基布兹”曾经非常辉煌，农业产量和农产品出口量曾占全国总量的40％还多，现在还创造着以色列农业总产值的32％，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帮以色列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每年还向欧洲出口大量水果和蔬菜，但凡是介绍以色列的书籍，或是到过以色列的人，莫不给予“基布兹”特别的关注，多数基布兹的布局差不多，中心有诸如餐厅、礼堂、办公室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其周围是成员的住宅和花园，在其外就是体育和教育设施，周边则是工业大楼和农田。　　
二：天下为公的“基布兹”　　
（1）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个人收入均归集体所有。除分配给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外，基布兹成员不拥有任何私人财产。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 　　　　
（2）实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基布兹”的住房、汽车、学校、图书等等属于“基布兹”的每一个人。在基布兹内，没有商品，也没有货币。基布兹成员所需要的一切，从住房、儿所与学校抚养和教育，直至成年后成为基布兹成员。卫生、教育和食物，都由基布兹负责。他们在公共食堂就餐。他们的子女由公共托。　　　
（3）权利平等。民主管理。基布兹成员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一律平等，人人在生活用品的享用、选举、教育、娱乐、休假等方面都享有同等资格。 　　　　
（4）各尽所能，禁止剥削。在基布兹，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成员都必须从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无劳动能力者则由基布兹提供生活保障。基布兹既没有雇佣劳动，也不允许其成员受雇于人。如何分配年度利润，也由大家一起商定。社员平常的开支，包括吃饭、穿衣、看病保健、教育、旅游乃至听音乐会、看电影等全部免费，并由集体统一分配。在“基布兹”的食品店、服装店，每个成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表格，需要什么只管拿，签个字就行，所以说“基布兹”内部没有金钱往来，成员不领取任何报酬或工资。但一般“基布兹”都为每个社员设有一个外购用的帐户，如果所需东西在“基布兹”内部实在买不到，则可以从帐户上取些钱到外地购买　　
（5）劳动光荣。基布兹人把生产劳动视为创造财富、保持集体凝聚的巨大力量，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男女成员都积极而热情地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光荣是人们的基本理念。即便是国家议员和政府要员，只要他是基布兹成员，每年必须回来参加劳动一段时间。 　　　　
（6）劳动学习相结合。基布兹成员一年中大体上只干半年活，其余时间则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娱乐或外出旅游。基布兹对各种工作实行轮换制度，因为这既可以克服劳苦不均现象，又可以避免枯燥感。轮换期有长有短，一般是一年轮换一次。但从事较高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则相对稳定一些，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轮换一段其他工作后又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 　　　　
（7）士农工商一条龙。现在几乎每个基布兹都有自己的工厂，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业机械和灌溉设备以及计算机、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都有生产。其中相当一部分还用于出口。为了增强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一些地区的基布兹走上了联合的道路，建立起了较大规模的区域性联合企业。 　　　　
三：英雄辈出的“基布兹”　　
以色列有许多精英人物都是来自“基布兹”。从1948年建国至今共有8位总理其中有4位来自“基布兹”。他们分别是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精英人物中有相当多的人要么生活在“基布兹”，要么在那里出生。在工党执政的29年中，其内阁成员的1/3都来自“基布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许多高级将领原本也是“基布兹”成员，如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就出生在以色列第一个“基布兹”（“克武查”）。 　　
四：大锅饭的“基布兹”　　
开门七件事：　　
1：吃在大饭堂：其实公共食堂是基布兹的中心，“基布兹”成员家里一般没有厨房，大家都在集体食堂就餐。一般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各人自己挑选食物，然后端到桌上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吃。食堂里除专职炊事员外，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到食堂帮工。食堂就餐。一般采取自助餐的方式，各人自己挑选食物，然后端到桌上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吃。食堂里除专职炊事员外，全体成员都要轮流到食堂帮工。 　　　　
2：早前轮流一套衣：早前服装完全属于集体，一个成员这星期穿的衣裤，换洗后下星期可能就轮到另一个人穿。现在生产发展了，条件改善了，人们可到“基布兹”商店自行挑选服装。为满足成员对样式、颜色的要求，“基布兹”还到外面去购买服装，“基布兹”设有统—的洗衣房。从袜子到毛毯全部免费洗、补、熨、烫。 　　　　
3：免费一套房：成员住房由“基布兹”统一提供。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大多为花园式的二层别墅，未婚者也都有单间住所。房间内的一切全部从基布兹领取。住宅周围种满花草树木，环境优美。每户都有一套舒适的住房，包括客厅、卧室、卫生间等。房里的一切，从灯泡到电视机、家具等等，一切全由“基布兹”提供。但家庭的布置并非一模一样，人们可在费用差不多的前提下，按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物品的样式和颜色。 　　　　
4：出有车：“基布兹”购有自己的大小轿车。因公或节假日用车免费，因私用车，需缴汽油钱。“基布兹”可说是个设施齐全的小社会，其成员一般不出“基布兹”就可满足一切生活的基本需要。“基布兹”的服务设施，包括招待所、游泳池、健身房、博物馆、中小学校、医院、食堂、犹太会堂、服装店、超级市场、洗衣房、工厂、仓库、工具房、电工房、养鸡场等等。 　　　　
五：实施全民民主的“基布兹”　　
“基布兹”全民民主的特点就是会议多， 它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全体成员共同参与。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成员大会。它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大会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委员会下辖生产计划、文教、劳动、财务、卫生体育、住房等若干专门委员会，遇到问题先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表决，然后将讨论决定交成员代表大会最终表决。在大一点的“基布兹”里，全体大会一般在大礼堂举行，台上设有发言台，安有麦克风。小一点的“基布兹”就在食堂举行，晚饭后把餐桌擦干净，就地举行全体大会。经百年的实践，在“基布兹”形成了系统的辩论、投票和动议程序。在决定所谓原则性问题时，简单多数票还不够，必须有2/3的票才行。基布兹实行全体成员民主管理制度。每个基布兹的最高行政领导是秘书长。秘书长下设几个专门委员会，如教育委员会、生产计划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各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一起组成基布兹的执行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秘书长和各委员会主任都由基布兹全体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2年至3年，专职专任。各委员会的委员则由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基布兹成员轮流兼职担任。有关基布兹的各种重大问题均由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决定。基布兹每周六召开全体成员大会，讨论并通过基布兹的预算和生产计划，批准接纳新成员，对管理者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等等。　　
六：集体主义从娃娃抓起　　
为了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基布兹”人的子女从小就得过集体生活。婴儿出生后交育婴园，一年后转入托儿所。孩子在4—5岁时进入幼儿园，7岁上小学，13岁之后进入少年之家，18岁中学毕业后服完两年兵役，方可申请加入基布兹。这样，基布兹人由于长期过集体生活，集体观念、平等意识极强，而血缘观念、家庭观念则较为淡漠。不了解这里儿童集体住宿生活的外国人，常常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它缺乏母子亲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天下午4点左右，“基布兹”的孩子们回到父母身边，与家人一起呆到睡觉时间，然后由父母把他送回集体宿舍，在那儿给他唱童谣和催眠曲，并让孩子喝上一杯奶，然后在晚安声中吻别。幼儿园由专人负责看护孩子。　　
七：进出双向选择　　
是否进入基布兹，是每个以色列人的自由选择。外面的人可以选择加入，里面的人可以选择退出。退出基布兹，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补偿，相当于退休金。凡年满18岁并服满两年以上兵役者可申请加入基布兹。申请者要经过一年的考察后方能成为正式成员。凡表现不好、屡教不改的基布兹成员，全体成员大会可以决定将其开除出去。　　
八：全民皆兵　　
　在军事方面，每个基布兹都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基布兹成员都有武器，他们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在1967年的“6·5”战争中，以色列30％的空军驾驶员和近1/4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成员。在这场战争中，以军阵亡778人，其中200人也都来自“基布兹”。　　
九：言论自由　　
“基布兹”的许多人思想相对比较激进，人们对许多问题容易“上纲上线”，与什么复国主义宗旨、赫茨尔思想、戈尔登传统和平均主义等等扯上关联。于是，在“基布兹”原则问题往往很多很多，一辩论就是大半个晚上。大家明天还是高高兴兴地照常工作，一切如常。　　
十：与时俱进　　
“基布兹”因时随势而变，“基布兹”从事的农业生产利润越来越少，于是转而发展工业。他们愈来愈认识到，未来的经济不能仅靠农业（苹果园、养鸡场、养牛场和粮食作物）等，还要发展工业。现在“基布兹”工厂什么都生产，产品从时装、食品、家具到电子设备、农机以及计算机等，种类繁多。这一变化在“基布兹”内部曾引起一场“在工厂按电钮，还是用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大争论。但经济的压力迫使许多“基布兹”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社员安排到工业建设上。如今，许多“基布兹”正在讨论是否引入工资的观念。一些人担心，为适应环境变化所作的这些调整，将使“基布兹”危险地背离最初的原则。但其他人则认为这种妥协和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基布兹”生存的关键所在。经济变革是“基布兹”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基布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基布兹”人口的减少，即青年一代的认同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外界交往的频繁，在富庶和繁荣中长大的“基布兹”年轻一代，受社会享乐思想影响，希望自己有小汽车，有更多的钱到国外旅游，对“基布兹”狭小的天地感到不满足，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和渴望，有部分年轻人在服兵役或到高等学府深造后，不回到土生土长的“基布兹”，而是到大城市去工作，这一现象无疑将会影响到“基布兹”的未来，但决不会如中国人一样时刻有人想彻底解散人民公社一样去解散它。虽然“基布兹”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它在以色列的地位是不可或缺。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奇迹”，它的耕地面积为全国耕地的35％，其农业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40％，以色列全国一半的小麦、一半多的牛肉和作成的棉花产自“基布兹”。它的工业产值也占全国的7％，近些年“基布兹”还大力发展旅游业，建立了许多旅游景点，并提供一流的饭店服务。　　
“基布兹”如磁石般吸引着世界上无数的旅行观光者，每年更还有许多志愿者利用暑假到这里来打短工和学习。这些志愿者大多不是以色列人，而是欧洲青年。他们来“基布兹”的目的一方面是探究社会主义的真正面目；一方面同朴实好客的“基布兹”人一起在田里劳动，参加“基布兹”大会和各种群众活动，真正深入到“基布兹”的生活中。亲身了解体验天下大同的滋味。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基布兹”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小型共产主义的社区，近年来虽然受市场冲击处于逐渐适应之中，有一些可能面临“倒闭”，有一些也不再共同工作，只剩下生活共同体；但仍有许多富裕的“基布兹”，继续发挥原有机制的传统威力，提供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与条件，在荒芜的土地上，继续用心地经营着这些共产主义式样的人类理想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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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guoji/623.html---10月11日 15:25“不要救我，”1967 年，流亡巴黎的波兰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服下致死剂量的安眠药后，在床边留下的字条上这样写道。二十世纪对瓦特过于无情：当他的祖国于 1939 年被纳粹军队及其苏联盟友联合占领之时，身为犹太人，又曾担任马克思主义杂志《文学月刊》（Literary Monthly）编辑的他不大可能向西（译注：指柏林）逃亡；然而东方也并非善地，当逃亡至利沃夫（译注：Lviv，现属乌克兰）时，他便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瓦特是个有良心的人，然而若是身处二十世纪的无数死难者之中，他的良心大概会被负罪感压垮——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个迫害者，他让知识界对斯大林主义变得无害。
是什么使得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难以看透？瓦特对此的洞见对于历史学家们极具启发，即使极权主义本身已逐渐消亡。“自由被剥夺、暴政、滥权、饥荒都可以勉强忍受，如果它们没有被强行称为自由、公正、人民的利益的话”——他自传中的这句话被 Anne Applebaum 用作她关于苏联在东欧统治史的新书（译注：）的题辞。就瓦特和他的圈子著述颇多的历史学家&Marci Shore 在其新书（译注：）中也记载了自己如何成为最后一批有机会采访瓦特同时代人，和首批有机会阅读瓦特令人心寒的绝命书的学者——那张字条被从自杀现场取走并下令封存，直至二十一世纪才得以重见天日。
Applebaum 和 Shore 等学者的作品证明，即使身处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这一上世纪现象仍有许多不为人所知之处值得了解。她们都是掌握多种语言、拥有丰富实地经验的区域史学者，都为波兰文化（对于 Shore 则是波兰犹太人文化）的多样性、不屈不挠和精神活力所吸引。此外，她们都认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联系，比大多数前剧变学者所认为的要更加密切。
Applebaum 的作品更像是社会史而非叙事史。她并未从外交高度审视东欧，引用电报和专著，纠结于雅尔塔会议上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出卖了波兰，或者究竟是杜鲁门还是斯大林先挑起了冷战。相反，Applebaum 向我们描绘了一副斯大林主义如何在波兰、匈牙利和东德运转的详尽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画卷。
斯大林武力重塑东欧的计划开始之初便有希特勒的帮助。在签署了一份瓜分该地区的秘密协议之后，两个独裁者即于 1939 年入侵波兰。斯大林的辩护者宣称他只是在为抵御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争取时间。Applebaum 不信这一套。如果斯大林真的预见到会不可避免地被希特勒背叛，大批德国共产党人就不会被送入虎口（遭入狱并处死）。在这一时期，苏联同样进行了纳粹式的大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卡廷森林惨案”—— 22000 名波兰军官和其他战俘被大规模处决。“在这 22 个月里，苏联和纳粹德国是真正的盟友，”Applebaum 写道。纳粹于 1941 年袭击苏联，给这段蜜月期划上了句号。
任何战后东欧史，尤其是波兰史，都必须直面这段混乱的时期。当红军在 1944 和 1945 年咆哮着向西穿越波兰时，他们卷入的是两场不同的战争：一场是完全正当的面对纳粹侵略的抵抗战争，另一场则是完全不正当的、和纳粹合作发起的侵略战争的延续。盟军参与的是苏联的抵抗战争，而非征服战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二次背叛波兰而不因自己的不作为而良心不安，上次没有，这一次自然也不会有。
对于俄国人来说，区分这两场战争并不容易。在正当战争之中，占领军确实拥有一定策略上的回旋余地。1945 年 8 月，波茨坦会议授权盟军可以关押不仅纳粹士兵，还有“其他对占领军及其目的有威胁的一切个人”，这给苏联的一系列暴行大开方便之门。苏联重新启用了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作为战俘营，企图“将可疑分子与社会断绝联系，至少直到苏联占领者站稳脚跟，”Applebaum 写道——很难说这不是个合理的愿望。
问题是，一支庞大而粗野、刚进行了数年野蛮战斗的的军队，要做到不误伤十分困难。俄国人对待他们的波兰附庸的方式就像对待敌人德军一样。在德国，他们的有些行为——比如收缴所有收音机——基于军事理由还可以一辩，到了波兰却只能引起义愤。众所周知，1944 年华沙起义时，俄国人就在维斯瓦河（Vistula）对岸，对德军将城市夷为平地熟视无睹，毫无作为。300,000 名带着武器的波兰地下抵抗者希望在苏军指挥下抵抗纳粹，但俄国人欺骗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逮捕了其领导者并关押至古拉格。斯大林的波兰顾问，后来的波兰秘密警察头子&Jakub Berman 指示手下的干部如何玩转抵抗者，好像他们本身就是纳粹似的。
就在纳粹留下的烂摊子之上，苏维埃政权崛起了。百分之二十的波兰人口已经死亡，包括绝大部分犹太人。战前波兰的部分版图划归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由德国的部分领土“代替”。Applebaum 对七百六十万德国人被驱逐出波兰并无多少同情——毕竟，他们的目标是“生存空间”（Lebensraum），是殖民，是毁灭波兰文化——但她仍然震惊于他们被驱逐的方式。专门建立的负责驱逐德国人的机构，随后被用以骚扰其他族群。俄国人接收了纳粹从波兰人和——尤其是——被谋杀的波兰犹太人手里偷来的财产。共产党人辩解的方式是归罪于这些财产本身：“这些公司属于德国战争机器，目标是摧毁苏维埃联盟。”
汉娜?阿伦特曾说过，共产党人接管东欧的故事没有内在的叙事意义，因为这一切在苏联都曾发生过，并不新鲜。Applebaum 强烈反对这一点，她认为在东欧实行的政策是斯大林主义的精髓，是经年提炼出来的“最优方法”。战后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流行的指控“铁托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的表演式公审和 1936 到 1938 年之间莫斯科的一系列审判其实是同一模式，这“证明了斯大林将那些审判归为政治胜利，认为是值得在未来的附庸国推行的策略，”Applebaum 这样判断。
在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按照同一条简单公式行事。甚至在临时政府就绪之前，他们就会依据内务部（NKVD）的指示建立起秘密警察组织。他们可一点不开玩笑。匈牙利人口调查局曾成功抵制纳粹统计全国犹太人的要求，然而在苏联占领之下，也只得很快交出了所有德意志裔人（Volksdeutsche）的数据。然后，苏维埃政权会接管消息机构：从电台开始，最终扩展到其他所有媒介。
在 Applebaum 看来，苏联是真心以为，所有这些幕后操纵，加上共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天生的吸引力，可以使得他们在不伤及表面的民主形式的前提下掌握政权。然而选民们的敌意却是始料未及的。1945 年 11 月，右派的独立小农业者党（译注：Independent Smallholders, Agrarian Workers and Civic Party）在匈牙利议会中对共产党及其他四个党派获得了绝对多数。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aw Miko?ajczyk）的波兰人民党（PSL）“勇敢非凡且惊人地直率”的竞选活动是全书亮点之一，以党派成员被暗杀、1946 年被窃取的选举、1947 年 1 月被破坏的选举以及米科瓦伊奇克本人遭流放而结束。有些例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在1946 年共产党获得了 38% 的选票。不过，在斯大林强迫捷克拒绝马歇尔计划承诺的美国财政援助之后，这样的局面再也没能重复。到了 1947 年共产阵营领导人会面讨论如何应对马歇尔计划之时，“几乎所有与会的共产党派都已经取得了对政权的直接束缚，”Applebaum 写道。
如果对于“我们人民”（译注："we the people"，美国宪法序言的前三个词）究竟是谁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一国人民（a people）是几乎无法抵御僭政的。苏维埃占领者的当务之急即是防止这样的观念自发地出现。Applebaum 引用历史学家 Stuart Finkel 的论断：相比破坏自由经济，共产党人首先会更加卖力地破坏自由结社。即便是 1920 年列宁启动新经济政策之时，“对文学、哲学、和宗教社团的系统性破坏丝毫没有减退，”Applebaum 指出。苏联担心得没错：1980 年代给东欧共产主义带来末日的不是财阀，正是捷克的知识分子、波兰的工会，还有各个教会组织。
Applebaum 没有满足于简单的概括，她选取了一些小规模组织，细数了它们被颠覆的过程。在书的开头，她以波兰妇女联盟，一个由热心志愿者设立的在车站向难民施舍食物的组织为例，描述了官僚如何对其进行渗透，并最终改造为党派教条的代言人。破败的华沙基督教青年会（YMCA）因收藏有大量爵士乐唱片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使其难逃被关闭的命运（唱片最终被共产青年们用锤子砸毁）。连酒吧老板、烟草小贩和理发师们也遭到怀疑，因为“与公众的规律性接触机会使得他们成为法西斯宣传的绝佳吹鼓手。”但苏维埃共产主义甚至不允许独立的“反法西斯”组织存在。波兰童军组织因为在二战中加入武装反抗纳粹的抵抗斗争而成为眼中钉。对于个人，光是欢迎新政权、敌视旧政权还不够。那些没有抢着公开对苏维埃胁肩谄笑的人，很可能就是会造成麻烦的坏分子。
“每一个公众节日都成为训练公众的机会，”Applebaum 写道，“每一个组织，从德国的 Konsum 食品供销社到波兰的肖邦协会，都成为共产宣传的传播媒介。”今天，如果读到东德的文化官员宣称“从歌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一直无意识地向着辩证唯物主义努力”也许滑稽，可那时，这话可不含任何喜剧元素。“共和国的建设需要喜剧战线上的同志们的支持，”当东德政府关闭一家温和的幽默杂志时，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样解释道。
在 Applebaum 考查的全部三个国家里，摧毁天主教会组织都是政府优先进行的事务。1950 年，经营孤儿院和救济厨房的天主教慈善组织“明爱”（Caritas）因为“与贵族和纳粹同情者有联系、涉嫌挪用资金”遭到非难。该组织被国有化，在布道时影射此事件的牧师也被处罚。破坏教会使得政权获得大量资源，转移至“爱国牧师”和官方“反对派”的控制之下，正如亨利八世所做的那样。
苏维埃政权希望将年轻人赶到官方组织的畜栏里。相比其他地方，拥有“希特勒青年团”传统的德国完成这一任务轻而易举。当东德的共产青年沉溺于里芬施塔尔式的火炬游行时，基督教组织却被反复的毛式批斗大会折腾得四分五裂。于对这类恐吓，教会权威有着不同的反应。匈牙利天主教会选择了强硬反抗，其枢机&József Mindszenty 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都在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中度过，到共产主义失败之日，教会早已被摧毁。相比之下波兰的教会机构则更加灵活，虽然并非无可指摘，但至少成功存活了下来，并领导了 1970 到 80 年代的抵抗运动。
苏维埃治下的东欧并非纯粹邪恶，亦非毫无成就、平庸无奇——只需听一首 1960 年代的交响录音，或尝试解答一道 1970 年代高中奥数比赛中的难题。但它缺乏自由。在波兰曾有一项称为“社会提升”（awans spo?eczny）的项目，基本上就是一种面向工人阶级孩子的反歧视政策，其听上去很美好的目标“深化、拓展在校教育”跟我们自己关于“多样化”的口号也没什么区别。问题是，政府希望通过“社会提升”获取的政治利益和公众的教育权益可没什么关系，而在领导者被挑选、提拔而非选举产生的波兰，只有政府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学校系统也并非毫无意义。在波兰，由于纳粹占领时期关闭了学校，于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消灭文盲之战”变得不可避免。但是，教育成果再次从属于意识形态上的因循守旧。Applebaum 提到一个女孩因为在学校说“我爷爷说斯大林在地狱里被火烤着呢”而被送回家——不是因为老师不同意这句话，而是为了保护这个孩子、她的朋友、她的爷爷、她的学校，以及学校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成为了镇痛的慰藉，成为人们自我欺骗的一种方式，用以合理化自己对强者的屈从，得以保全面子。“我也不喜欢斯大林的一些作为，”你可能会对妻子嘀咕（得低声！）道，“不过总得有人消灭文盲呀！”
对于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忍受共产主义的人所负有的责任，Applebaum 的态度是矛盾的。而对于那些建造华沙的斯大林式建筑群的工程师，她则毫不留情。她认为，波兰建筑师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她认为他们“就像那些制作纳粹卡通宣传画的德国画家一样，没有一个是被枪指着非得这么干的。”（然而这值得怀疑。即使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存在自由的艺术空间，想要分辨其边界也很困难，更不用说在其中贸然进行自由创作了。）
Applebaum 同情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人，若是身处正常的年代，他们大概会对社会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而非成为毫无人味的国家机器中一颗颗无足轻重的螺丝钉——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出于“自愿”还是无能为力，或许他们自己也无法分辨。作曲家安德热?帕努夫尼克（译注：Sir&Andrzej Panufnik，波兰作曲家、指挥家，1954 年移居英国）为了其作品能得到演出机会，不得不加入波兰作曲家联盟。所有联盟成员都被要求为统一工人党写一首党歌，最终他羞愧地发现，自己匆忙写就的作品居然获得优胜。要养活家庭，又不愿继续向政权妥协，他放弃了作曲事业，转而研究十六世纪波兰音乐。另一位名为宝娜嘉的女士（译注：Halina Bortnowska-D?browska，波兰神学家，团结工会顾问）放弃了自己童军领导的工作，前往西里西亚（Silesia）向小学生教授宗教。这也许没什么职业前景，“但在这六年里，”Applebaum 写道，“她在没有与当局合作的情况下，在共产波兰幸存了下来。”要做到这一点可不轻松。
在 Applebaum 对这段时期的考查中，一个消散不去的主题就是：德国战争目的的残忍性，尤其是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的目标，”她写道，“从一开始就是摧毁波兰文明。”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大多数都被处决或送往集中营。到了战争结束之时，毫不夸张地说，华沙什么都没留下。纳粹成功摧毁的还有波兰长达千年的犹太文明。面对这种情况，旁观者大概会认为，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愤怒会使得存活下来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团结起来。这样的情况完全没有发生。事实上，在战后的波兰，一波接一波的极端反犹骚乱和集体迫害依然成年累月地发生，其中几次不乏中世纪式的“血之诽谤”（译注：“集体迫害&pogrom”“血之诽谤&blood libel”都是特指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专有名词，前者指有组织暴徒袭击犹太人住家、商店和宗教场所，后者指污蔑犹太人绑架儿童用作血祭）。
在这些事件中，共产党人在迫害者和受害者中都组成了很大比例。Applebaum 写道，有些共产党人“对犹太历史和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情矛盾。”1948 年，共产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adys?aw Gomu?ka）认为：“有些犹太人同志觉得自己和祖国波兰和波兰工人阶级毫无关系。”Applebaum 也指出：“几乎所有匈牙利共产领袖，拉科西（Rákosi），格罗（Ger?），雷瓦伊（Révai），都拥有犹太血统。”拉科西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将党“匈牙利化”——也就是说，让党的公众形象更加非犹太（译注：gentile，外邦人）化。斯大林大概也认为，新生的以色列国会跟这些附庸国一样，加入共产阵营。Applebaum 指出，在共产波兰，公众对秘密警察&S.B.（译注：S?u?ba Bezpieczeństwa，内政部保安局）成员的典型认知就是“穷凶极恶、训练有素的狂热分子，高学历，很可能是犹太人。”据估计，在战后的波兰，犹太裔占据了秘密警察领导层的百分之三十。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刻板印象就是事实。Applebaum 发现，从 1947 年起，99.5% 的秘密警察由波兰裔担任。犹太人对共产主义的参与比例被严重地夸大了，原因是一种残酷的“拣选”机制：战前波兰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中，活下来的不到一成，其中大部分都来到了苏联躲避战争。其中，因为亲共而逃往苏联的人，本来就更容易成为共产党员；剩下的人之中，因为苏联保护而活下来的那些，因为怀有感激或其他情感，自然也更可能加入共产党；而那些没有被共产意识形态吸引住的人，也不会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波兰继续生活。相比其他族群，战前的东欧犹太人确实对共产主义更具同情，但是，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其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创造了上述这种分类，使得犹太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看起来比他们实际上的要更同情共产主义。共产党人越来越熟练地利用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50 年代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表演式公审的被告人大多数都是犹太人，而在 1968 年，波兰政府更是发动了一场“抵制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数千名犹太裔波兰人遭到驱逐。
“作为一种情感雷区，”Applebaum 写道，“没有什么比战后东欧犹太人，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历史更难以触及的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即是东欧犹太人和东欧共产主义纠缠不清的关系。”这片雷区，则成为了 Marci Shore 的新书The Taste of Ashes&的主题。
如果读到 119 页就停下的话，那么你根本不会明白这本书在讲些什么。Shore 称自己的作品是一本“极度内省”的书。不仅如此，它还充满诗意。它的语言有一种深思熟虑的音韵之美，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精确计算过的（比如这句 "and straw chairs wobbled on the cobblestones"）。这是一部关于作为东欧史学者的&Shore 前 20 年学术生涯的智性自传：旅行（1990 年代的布拉格，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政策，最后还有波兰），语言（捷克语、波兰语、意第绪语），还有人物（从热爱艾伦?金斯堡《嚎叫》的右翼斯洛伐克议员，到进行变性手术后给 Shore 致信道“革命没有结束，它才刚刚开始！”的捷克友人）。你也许会想到 Elif Batuman 的The Possessed，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的优秀著作（译注：，台译），因为 Shore 同样向我们引荐了一群极富个性的怪人，通过他们之口讨论严肃的主题。在 120 页， Shore 抵达波兰不久，一个这样的主题就吸引了她的注意：斯大林主义给人们留下的记忆，以及究竟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罪于它。
柏林墙倒下之时，Shore 才十几岁。当她来到欧洲时，“共产主义的失败，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她写道。过去，对于各式各样的团体来说，共产主义不过是相互利用的工具。想要摆脱这种工具，无异于邀请别人对自己进行清算。除此之外，更麻烦的是：首先掀起反共大潮的，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和其他左派分子。Shore 指出，捷克异议文件《七七宪章》“并非反马克思主义。”这是事实，但功劳并不一定就要归于左派：不管我们多么乐见（作为反对派的）东欧左翼思潮实际上比之前认为的要更加形态多样、多元化，仍然有可能只是因为（作为执政者的）东欧左派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更加残暴罢了。也许出身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反对派的光辉掩盖了其他思潮的异议者，只是因为他们对游戏规则理解得更加充分，他们明白：哪些规则可以妥协，哪些绝对不会改变。这一群体中，有些杰出的成员对此有着清晰的反省，比如亚当?米奇尼克（译注：Adam Michnik，波兰思想家，有“反对派运动设计者”之称，著有）和&Konstanty Gebert（译注：波兰记者，曾组织地下教育机构“飞行大学”〔Uniwersytet Lataj?cy〕）。
历史学家 Jan Gross 将 Shore 的注意力吸引到波兰战后的“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上，她从那里开始研究非同凡响的 Berman 家族。在她关于瓦特及其圈子的著作Caviar and Ashes中，Berman 家族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个家族有五个孩子，其中两个死在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集中营。活下来的三个之中，有波兰“小斯大林”之称的 Jakub Berman，正如 Applebaum 写道的，曾阴谋帮助苏联红军将波兰抵抗者引入歧途。他的弟弟 Adolf Berman 则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家，因为宣扬“右翼异端”被排挤出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并移民以色列。
还在希伯来学校学习时，Shore 曾因为问基布兹（以色列集体公社）是不是就像共产主义而遭到责骂。于是，她本以为这对兄弟一定关系不合。恰恰相反，她发现，战后共产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堪称“缓和”。Adolf 并不反对共产主义：1952 年，已经移居以色列的他（在那里他更常用的名字是 Avraham Berman）与左翼复国主义党派决裂，加入了以色列共产党，原因即是原党派强烈谴责了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针对鲁道夫?斯兰斯基的公审（译注：Rudolf Slánsk?，原捷共总书记，被以“托派分子”“铁托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处决。此处似乎与史实有出入，Adolf Berman 因为此事退出的是 Mapam 即联合工人党，但没有立刻加入共产党，而是组织了新党派 Left Faction）。Jakub 对犹太教也并不反感，他的一位 100 岁的幼年伙伴这样告诉 Shore。“这是我第一次模糊地意识到到，犹太人问题是如何无可救药地同共产主义问题纠缠在一起，”Shore 这样形容这一发现。
Shore 十分赞赏 Jan Gross 的史学方法，即“在作者与原始资料之间建立对话。”在 Shore 与她采访的每一个能找到的历史学家、老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孩子、波兰犹太人朋友之间，同样建立了这样的对话。她发现，在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上，犹太裔和非犹太裔波兰人之间存在分歧。“Kostek 告诉我，对于波兰右派，那场战争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她写道，“对于左派而言交战双方则是两种意识形态。”犹太数学家、道德哲学家&Stanis?aw Krajewski ——他的父母在祖父母被斯大林清算后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员——认为，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是一种错误印象，而且是创造出来用以自我归罪（acknowledge）的概念。“我没有用『认罪（apologize）』这个词，”他告诉 Shore，“但也许会用『归罪』、『对话（engage in dialogue）』……”Henry Dasko，一位犹太共产党人的儿子，因为 1968 年的反犹运动离开波兰，在临终之时告诉 Shore，当苏联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入侵波兰时，波兰犹太人对他们普遍持欢迎态度。“对于犹太人，那一天是有意义的。”Shore 的犹太朋友 Bogna 和 Lea 对自己曾在二十年前受洗感到厌恶，当时她们狂热的父母为她们安排了洗礼，作为一种支持团结工会的姿态——“为了向他们自己的父母，那些共产主义在波兰的奠基者表示叛逆，抑或为他们赎罪，”Shore 写道。就这样，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地带：这是一场对话——关于波兰犹太人的历史过错（guilt）的对话。不是“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是负罪感（guilt）本身。
“整个『犹太人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固定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Shore 的精神导师 Gross 说，当时他正身处一场由他的著作引起的公众辩论之中。在这本书里，他记述了 1941 年在耶德瓦布内（Jedwabne）的村庄，一场由波兰人而非纳粹进行的反犹暴动。Gross 的同行 Tomasz Strzembosz 争辩道：“在 1941 年的耶德瓦布内，波兰人厌恶犹太人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二十一个月之前，对波兰共和国的灭亡，犹太人没有悲伤。相反，他们欢迎红军的到来，与苏维埃合作把波兰人送进劳改营。”Gross 是对的，正如他在波兰报纸&Gazeta Wyborcza的采访中所担心的，如果对耶德瓦布内事件应用“减罪细节（mitigating circumstances）”，不管是用德国人的恐吓，还是用犹太人的政治倾向，“都会使我们轻松地下结论说『啊哈，原来是这样』，或『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罪行，但毕竟……』，或者『这确实可怕，不可原谅，可是……』”
这使得 Shore 来到了一个死胡同，因为历史学家可以冒险对斯大林主义应用同样的辩解。于是，她同样努力地搜集证词，证明：否认犹太人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只是一种礼貌的惯例罢了。Shore 还提到了她自己和 Gross 的一封通信，其中她写道，那些 Gross 认为证明了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普遍勾结”的证据，她怀疑只是“漠不关心，或者被动参与。”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斯大林主义只是纳粹主义的延续。对于一些犹太人，斯大林主义则是摆脱纳粹主义的一种途径。正如 Konstanty Gebert 在描述他那加入红军波兰分支的母亲时坦率地说的：“对她来说，这种选择很清楚：要么古拉格，要么毒气室。既然有些去古拉格的人还能活着回来……”
当然，很少有人能作出什么有效的选择。如 Shore 在本书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写道，更多的时候，这种选择的结果是人们“呼唤着斯大林的名字，前往特莱西恩施塔特（译注：Theresienstadt，位于捷克的纳粹集中营）的墓地。”在 1952 年捷克公审中失去了丈夫 Rudolf 的女作家&Heda Margolius 告诉 Shore，刚到奥斯威辛的时候，她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在那里，她遇到的共产主义者
实际上是集中营里最好的人了，……唯一不只为自己着想的人，唯一不去想那些即将面对的恐怖、而是思考战争结束后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人。而这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而他们本身是多好的人啊，周围所有人都为他们着迷。
当她和丈夫被解救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共产党。Pani Irena，Berman 家族的第三个幸存者，说得最简洁：“谁若是共产主义者，他一定不是个反犹分子。”
波兰对纳粹的抵抗运动中，有一处插曲使 Shore 倍感困惑。在 1942 年逃离华沙犹太隔离区之后，Adolf Berman 和他的一个曾被关押在奥斯威辛的天主教抵抗力量朋友&W?adys?aw Bartoszewski 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egota 的秘密组织，即“援助犹太人理事会”。在 Jakub Berman 领导安全机构期间，Bartoszewski 被关押了七年。为什么 Jakub 不为这位曾给予他的兄弟无数帮助的朋友做点什么呢？或者，为什么 Adolf 不和 Jakub 一起干预对&Bartoszewski 的监禁呢？1997 年，当 Shore 向&Bartoszewski 本人询问这些问题时，他似乎完全不明白她究竟想说些什么。Berman 兄弟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都被缚住了手脚。Jakub 自己都小心到不敢向他在以色列的兄弟去信吊唁他去世的妻子。后来，Shore 看到了一份 1968 年的秘密警察文件，里面有一份日期为 1945 年 4 月 的伪造文档，是 Jakub Berman 和他的犹太人“同伙”之间密谋“接管波兰的全部国家生活，扩大控制力”的通信。显然，一旦党决定对他采取极端措施，这份文档就会被作为“罪证”公开。
Jakub Berman 的女儿 Pani Lucyna 与 Shore 会面时，指责她未能设身处地意识到选择余地之狭窄，“尤其对犹太人而言。”即使在这一点上 Shore 确有疏忽，她也在探讨过程中进行了弥补。事实上，她在这本著作中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讲述了波兰犹太人的选择余地是多么的狭窄，即使在共产统治之下。如 Adolf Berman 的一个于 1968 年流亡至布鲁克林的共产党学生 Aleksander Masiewicki 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所写：
犹太复国主义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的）替代品。现在它确实能解决数万波兰犹太人的问题，但在当时，考虑一下俄国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它却是无能为力的。它也许给予个人无尽可能性，但整个民族的命运却不得不由其所身处的、已暴露出其不友好的真面目的国家来决定……如希腊悲剧一般，我们面临左右为难的窘境，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迎接我们的都将是灾难。
这两本著作预示着，我们对于二十世纪的理解正在发生改变。Applebaum 和 Shore 年龄虽然相近，却处于一个世代的两端。Applebaum 生于 1960 年代，对冷战有着成年记忆；生于 1970 年代的&Shore&没有。Applebaum 面向的是极权主义的幸存者，她把自己的书题献给“那些拒绝生活在谎言之中的东欧人。”这本宏大而果敢的著作给予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的已知最为权威的知识，也只给予我们最为权威的知识。
Shore 的作品则完全不同。她的著作是互联网时代博学的典范。如同个人博客一样，它记录了她通往对问题理解的每一步智性努力。Shore 几乎从不让重要事件以自己的口吻说出来，相比 Applebaum 的更加古典的文风，这意味着威严的欠缺，但也让她得以摆脱历史学家的超我，与读者分享更多。至于读者是否能接受那些关于犹太人与共产主义联系的爆炸性内容，这种问题并没有让她畏首畏尾。
部分读者也许会觉得，周游世界以探明诸多百岁老人对于 Jakub Berman 是否是个“善良的犹太人”的意见有些无趣。另一些也许会觉得，将这些私人回忆辑录在一起，只不过是一套对于 Jakub Berman 在波兰所作所为的最终辩护陈词。相比标准的历史学写作，这样一种“回忆录历史”是更加坦诚（透明）还是更加怯懦（不表明态度），理智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持保留意见。不过对于任何真诚的读者而言，这一点都是清晰的：Shore 选择历史负罪感作为她的主题，是为了加深我们的理解，而非搬弄是非或者激怒任何人。她成功地找到了一种直率、新鲜、扣人心弦的方法，解释了波兰人和犹太人关于二十世纪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的特定观点。毕竟，负罪感不是无益的自揭伤口，而是建设性的道德工作。在所有时代，“有罪（guilty）”几乎是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
本文作者 Christopher Caldwell 是《旗帜周刊》和《金融时报》。
文中提到的两位学者：Anne Applebaum 是美国记者、普利策获奖作品的作者；Marci Shore 在耶鲁大学教授欧洲文化及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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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0:26:32
楼主我成你的脑残粉了
发表于： 20:05:54
【两个独裁者即于 1939 年入侵波兰】both dictators invaded Poland in September 1939，漏了September。
【这给苏联的一系列暴行大开方便之门】it opened the door to many Soviet abuses, but Applebaum does not claim that there were any serious alternatives，后半句漏了。
【毕竟，负罪感不是无益的自揭伤口】Guilt, after all, is not just self-inflicted injury，更像是：“毕竟，负罪感不仅是自我损伤”。
【在所有时代，「有罪（guilty）」几乎是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At any time, “guilty” will describe almost any conscience functioning as it should，【墓志铭】隐含了必然死亡的意思（参考：“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习惯说法guilty conscience译成“内疚”、“良心有愧”等等。似乎可用：“在任何时刻，几乎所有运转正常的良心都会‘有愧’（guilty）”。
发表于： 21:00:25
passerby98：【两个独裁者即于 1939 年入侵波兰】both dictators invaded Poland in September 1939，漏了September。
【这给苏联的一系列暴行大开方便之门】it opened the door to many Soviet abuses, but Applebaum does not claim that there were any serious alternatives，后半句漏了。
【毕竟，负罪感不是无益的自揭伤口】Guilt, after all, is not just self-inflicted injury，更像是：“毕竟，负罪感不仅是自我损伤”。
【在所有时代，「有罪（guilty）」几乎是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At any time, “guilty” will describe almost any conscience functioning as it should，【墓志铭】隐含了必然死亡的意思（参考：“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习惯说法guilty conscience译成“内疚”、“良心有愧”等等。似乎可用：“在任何时刻，几乎所有运转正常的良心都会‘有愧’（guilty）”。
：最后两句确实过度发挥了，我有罪（guilty）……
正确理解的确是您说的这样，一开始我也是译成「感到负罪感，愧疚」的意思的，不过后来一是觉得文章要有一个有力的结尾（呕），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
1) Jakub Berman 的「盖棺定论」
2) 各位百岁老人在生命结束前提供的诸多「证言」
3) 对耶德瓦布内事件应用「减罪细节」原则
4) 波兰犹太人的 guilt 不是 survivor's guilt
5) 在极权统治之下幸存下来的人，很难说完全没有做过恶
等等，让文章洋溢著一种最终人人都会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裁决」的基调，所以把「guilty」和「conscience」分开，取「有罪！」的意味，也不是不能接受。而且，既然是「运转正常」的良心，在自知「有罪」的情况下，当然会觉得「有愧」，可以让这层意思隐含在句子里，不直接译出，所以就采取了现在的译法。这是我的理解啦。
感谢您指出漏译错译的部分！
发表于： 11:26:18
最后一句：「在所有时代，『有罪（guilty）』几乎是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良心的墓志铭。」 上万个好评来袭！
发表于： 13:39:53
很好，谢谢。
发表于： 20:16:16
有力的文章，支持译者。
发表于： 22:39:28
倒数第二段“爆炸性内容”作何解释？不太合中文的语言习惯。
发表于： 10:37:59
谢谢译者的辛勤劳动，支持这样有深度的文章。
发表于： 21:56:04
您已经赞过此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