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培昌，马边彝族自治县民生电影放映服务站放映员，现年56岁，从事电影放映工作32年。为了丰富彝乡汉寨群众的文化生活，他风餐露宿32载，坚持把电影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成为享誉一方的&马帮电影队&领头人。
　　1978年，匡培昌加入马边县电影公司管理的农村电影队，并担任荍坝区电影放映队队长，放映范围是荍坝区的老河坝、民主、荍坝、靛兰坝4个乡40多个村。除了在区电影院放映外，匡培昌每月还要背着放映机深入学校、农村巡回放映露天坝坝电影，无论酷暑严冬，从未放弃。
　　世纪之交，从市到县到区的电影公司、电影队纷纷解体，匡培昌也从电影公司放映员成为放映&个体户&。他廉价收购了两套其他放映员改行扔下的电影机，经常到市县电影公司仓库租老影片来放映，成为当地唯一的&老电影&和村民们的 &开心果&。2007年11月，匡培昌加盟乐山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为&2131&工程从事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这才回归到农村电影&正规军&。迄今，他已创造了32年无事故安全放映的历史，放映行程达15000多公里，超过了红军长征的里程。
　　匡培昌的儿子匡杰13岁就学会了放映电影。在儿子15岁时，匡培昌便利用节假日带他下村放映，2008年带着儿子共同挑起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重任，成立了马边匡杰父子电影队。他们经常采用摩托运、马帮驮、肩挑背扛等方式，把放映机器设备运送到各村寨，为村民们送去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
　　匡培昌还添置了数码相机，开展了&看电影、照全家福&活动，免费为边远地区各族群众拍摄、冲洗&全家福&生活照片，让彝、汉、苗群众尽享合家欢的快乐。匡培昌还经常主动为各族村民的红白喜事和节庆活动免费放电影，送欢乐。彝族乡亲们一说起匡培昌就夸奖道：&匡师傅瓦吉瓦！&
　　日，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通报表彰 &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其中表彰了67个农村电影放映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放映队，四川省只有以匡培昌为队长的&马边匡杰电影队&等两个放映队获此殊荣。（编辑：俞虹）[字号：
]前一则: 后一则:森林公安黄培昌“借林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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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举报黄培昌　　华安县是福建省比较有名的林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６８％以上。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依靠林木资源丰富的优势，华安县许多人“吃”林木饭，从事木材生意。华安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担负着查办涉林违法犯罪职责，主管该局工作的黄培昌，却也“吃”起了林木饭，他执法犯法，成了当地一些木材经销商以及盗伐、滥伐之流“公关”的目标。　　黄培昌，１９６０年出生在福建省平和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经过自己的勤奋学习，考上一所省属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华安县公安局工作。他从办事员做起，副所长、指导员、主任科员，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成为县公安局副局长，主持县森林公安分局工作。刚开始，他还能做到勤政廉洁，但随着权力的提升，贪欲慢慢膨胀，尤其是主管县森林公安分局工作后，大搞“借林生财”，挖空心思收受或索要贿赂和贪污。　　２００７年夏天，华安县检察院不断接到群众举报黄培昌有“经济问题”，反映他“借林生财”。２００７年８月，检察机关对黄培昌立案侦查。不查不知道，黄培昌“借林生财”的方式之多，令办案人员着实意外。　　大肆收受和索要钱财　　２００４年底，宋某因购买一批没有手续的木材，被林业公安人员查获，他们要求他将木材放在家里，等候处理。后来，宋某偷偷转移部分木材，被发现后，又运回家里。过了些时日，他见家里那批木材森林公安分局还未处理，他怕木材腐烂，心里很着急，为了减少损失，只好去找黄培昌要求尽快处理，并承诺木材卖出后拿钱感谢他。黄培昌一听有钱拿，就答应帮忙。过不了几天，这批木材被黄“放行”，宋某将这些木材卖掉，到黄家送给黄７０００元，黄培昌没有推辞就收下了。　　除了对送上门的钱“来者不拒”，黄培昌还强拿强要。２００５年６月，李某要建一个木材加工厂，黄培昌得知后立马找到他，提出要出资３万元入股，日后分红。但李某的工厂投入生产都一个月了，黄仍然没有出资的意思。李某怕黄局长是一时忘了，日后要怪罪自己没跟他提个醒，于是赶到黄家，问黄入股的事。没想到，黄推说经济困难，无法出资。聊了一会儿，精明的李某明白了黄局长的意思，于是讨好地提出让黄的老婆挂名到厂里上班，每月支付１５００元工资，条件是请黄培昌对其所经营的木材生意予以照顾。黄点头默许。从这以后，李某不敢怠慢，每月付给黄１５００元，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２月。另外，李某还在过年时，给黄送上４０００元，他也笑纳。　　２００５年９月，李某滥伐其承包的山林，群众向森林公安分局举报。黄培昌了解情况后，多次打电话让李某到他那里“坐一坐”。李某深知黄的为官，于是怀揣用信封装着的５０００元现金来到黄家。一阵寒暄后，黄培昌不失时机地说到其滥伐林木的事。李某惴惴不安地拿出装着５０００元现金的信封，黄很“义气”地说会尽量帮他理顺关系，争取从轻处理。后来，李某滥伐山林的事，黄培昌果然再也不提。　　伸手必被捉　　黄培昌在收受贿赂的同时，也把目光盯在森林公安分局的公款上，打起了歪主意。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６日，他以“春节慰问”及购买“矿泉水”的名义，虚开单据向该局报支５６０９元，占为己有。２００７年１月，又以“春节应酬”为由，交代下属虚开购买茶叶等物品的发票，到该局财务部门支取现金８８０５元，放进自己的口袋，用于其日常生活开支。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句话再次在黄培昌的身上应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们不断向纪检、检察部门举报黄培昌的所作所为。黄培昌被逮捕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华安县检察院将此案起诉到法院。　　经法院审理查明，黄培昌一共收受或索要３９个当事人的贿赂款共计１１．９８万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华安县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黄培昌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邹顺平）
（责任编辑：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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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在中国
《苏俄在中国》初稿仅4万字，由陶希圣执笔。蒋中正阅读后欲罢不能，又不断下令增加篇幅，一再补充至15万字，分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标及其最后的构想”，以及“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四部分。日在台湾出版。
《苏俄在中国》，作者为，实际上是等人执笔。
蒋中正的秘书楚嵩秋表示：“蒋公曾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此书，他所花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约五六万的文章，经过蒋中正不断地增补、修改，到定稿出书，竟成为多达24万字的巨著，一字一句，无不是蒋公心血的结晶。”
蒋介石是个遵从的人，常常自省其身；为了与结婚又信了，作为教徒的他又经常忏悔，自省和忏悔的内容在其演讲、文章、书信中比比皆是，日记中更多，几乎是每日必省。而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败莫过于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对这个于他最惨痛的教训，不说是每日思过，起码也是他初到台湾时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1956年，也就是朝鲜、越南先后停战，英法中东败走，推行新政，这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蒋介石把他的思考写成了《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出版，检讨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有各种机构、各方人士的许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编的白皮书，而中国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另一位当然是毛泽东）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国这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本。作为的代表，蒋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失败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1]
从《苏俄在中国》这一书名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把对中国的影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各种形式的支持认作他和国民党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的支持，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俄国送来的不光是主义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档案表明，对中共也一直有金钱等物质援助。
蒋介石说，1923年1月与达成协议，“俄共对孙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允予援助”，这就是国共及中俄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开端。他在这本书中写的“三十年经历”，大约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蒋介石把这30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年国民党联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党，中俄断交；第二阶段从1932年中俄复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诚”（文中此类用语，是引蒋介石书中所言，目的是为客观叙述，不代表作者立场，下同--作者注），到抗战结束；第三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30年，正是共产党从成立、发展到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也是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蒋介石说的前两阶段是大陆史书所称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一阶段即是从到解放战争胜利的。
在绪论中，蒋介石谈到写书的目的时说：“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受的惨痛教训，我深望其能对今日同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国家及其领导者，有所裨益。我以为苏俄的武装暴力，亦与世界历史上野心侵略主义者一样，并不足畏，且必归失败，但是他的武装暴力，乃潜存于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内。自由国家的领导者甚难洞察其危机之存在，比及发觉而奋起抵抗，则为时已晚。我深恐今后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陆，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转而为害于世界人类而无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将本书公之于世。”并说“倘能以此对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亚洲非共国家，有所贡献，那就是我民族历史上这一最大牺牲的代价，乃获得了补偿，而我对于世界反共斗争，亦克尽其应尽的责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陆译的“和平共处”，苏共二十大表示坚持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方针，蒋介石的书也是一种适时的应对。蒋介石还说：“我发表这一记录之时，衷心充满着悲痛无比的情绪，也怀抱着坚强不移的信心。”
第一编 中俄和平共存...
这本书的第一编题为“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文中蒋介石概述了30年的历史，从原因讲到结果，其中第10页“第九节 国父对共产主义的驳斥与叁民主义的阐明及其建国大纲的颁布”中指出了孙与蒋反对共产主义原因：
“国父在演讲中，特别警惕的一点，就是共党份子对民生主义的曲解。他演讲民生主义的时候，第一讲就驳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剩馀价值说，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他认为历史的重心不是物质而是生存。他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於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於大多数人的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主张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阶级斗争与群众暴力。”
他尤其认为“商品的劳动价值说不合事实，由发明、制造、到交换和消费，都有贡献於生产。他认为社会进化是由於大多数人的合作...”，因为单方付出不决定价格，价格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一昧强调弱势者的劳动其实是以偏概全，纠枉过正。而定价不公正，自然不能激励劳动，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之前的原始资本主义可以说确实存在因为恶性竞争造成的不公平定价，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纠枉过正同样不可取，只是从袒护资方变成袒护劳方，而原始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允许劳资谈判则是慢慢消融这些错误的。
第二编“反共斗争成败得失的检讨”
第一部分　总结了各战役的成败得失
对第一战役--，他认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舰事变，北伐中全面清党、肃清了共产分子，并“粉碎了苏俄赤色帝国主义建立东亚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伐才取得最后的成功。
第二战役，蒋介石称“长江剿匪战争”，即毛泽东说的“”的后半期，中共党史中的“五次反围剿”。蒋说，国民政府面临与日军和共产党两面夹击的形势，行动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围剿“都未能收得预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围剿，采用了正确的思想和策略，才“肃清了长江七省匪区的大小巢穴，彻底粉碎了共匪苏维埃傀儡组织”。他说的政策方针有：“先安内而后攘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取攻势，与战术取守势”等。军事上有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等。共产党的总结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对第三战役--，蒋介石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弱国，无论经济、工业、科学、技术，以及军队、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后，我们忍辱负重，与日本谈判和平，六年之中，并不轻言宣战。但是战端一开，我们只有不惜‘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义的新精神，和国民革命的新战法，来对日本军阀，作绝对性的战争。我们坚持这一战略原则，全面抗战至八年之久，其间虽经过苏俄无数破坏的阴谋，和共匪积极反动的叛乱，但最后终能与世界大战，获得共同胜利的结束。”对第四战役--“抗战胜利后反共斗争的挫折”，蒋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苏俄与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计划，而我们反共战争，竟遭受悲惨的挫折。三十年来国民革命之传统精神，被其”丧，民族固有的德性几乎毁灭”。
第二部分　全面检讨
1、检讨的第一大部分是“我们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蒋介石说在这部分中，他是针对俄共的行动规律来检讨自己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在（甲）“反共组织不能严密而警觉不够提高”中，蒋说，中国人处世的道理是隐恶扬善、不念旧恶，国民党是以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民族意识为其组党的基础，重伦理、讲信义，对中共如此，对苏俄亦是如此。“哪里知道共党终竟是共党，他对于国家社会，事事都是阴谋，处处都有陷阱。”他的具体论述又分两点，
第一点说“我们对共匪应该认为非法集团，而且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不使他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仍然接受他停战乞降的要求，并且对共匪局部开放其宣传与组织的自由。我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一经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给予他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蒋介石认为，尤其是1924年后和1946年后，国民党两度陷于动摇分化的困境，“这更是由于本党组织不够严密，警觉不够提高”，使共产党有可乘之机，“乃是我们一个重大的错误”。
第二点是“我们应该防范共匪在政治上和社会中的转变作用”。蒋介石说，30年来，共产党依附国民革命而破坏国民革命，所用的战术，对一般群众是转变经济斗争为政治斗争，转变其合法运动为非法斗争；而对国民革命是转变民主革命为社会革命，转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对于共产党的战术，他不仅目睹其事，并且身亲其役，当然认识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国民党党员“仍然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甚且舍己从人，随声附和”。他说，很多人因此被共产党的、、等欺骗。蒋介石写道：“到了他夺取政权之后，不仅质变为‘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再质变为‘’，而成为苏俄的附庸，最后就要把中国大陆，送入苏维埃俄国的赤色版图。这种转变，到今日固已成为一种最明显的事实，但在当时，一般人对共匪认识不清，警觉不够，竟使其阴谋诡计得以施逞，而整个中国大陆就是这样演变成了空前的浩劫。这是反共斗争中最大的缺点。”
共产党对自己的敌人是认识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乙）“宣传不能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中，蒋介石说，1927年清党的成功，1935年围剿的胜利，使“匪党及匪军已走到完全绝灭的境地”，国际共产党却制造了一些论点，向社会和政府散布，“而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屡次下定决心，而又复随时动摇，不能坚持到底”，而让共产党成功。他举的共产党的论点第一个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个是“共产党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不能消灭”；第三个是“共党不是军事所能解决，而必须求政治解决”。
分析第一个论点时蒋介石说，本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和德意的法西斯主义都反民主的极权主义逆流，但兴起，1935年指使各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乃至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以致各民主国家在共产党的煽动下，造成对法西斯的恐惧，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逻辑”下，国民党没能彻底消灭溃败的共产党及其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是共产党攻击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牵制了我们的反共斗争，使我们不能不与共党以对等的地位而进行和平谈判与政治协商”。蒋介石以这两个实例说明宣传的失败，并说这是“反共过程中自认为重大的缺点”。
蒋介石“批驳”第二个论点说，共产主义“是彻底反人道主义的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系统”，在当年剿共成功和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宣传没能打破共产主义不灭的论点，致使其广为传播，“不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并且动摇了社会上对我们彻底解决中共的信心”。
对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蒋介石说，共产党全力向国际社会散布军事方法只能解决共军而不能解决共产党，散布军事解决必使国家财政艰难，人民生活困苦。蒋还说，共产党的论点使社会和国际人士认为只有政治解决一条出路，使“剿共戡乱的政策为之根本动摇”，于是造成不战不和，边打边谈之局，最后让共产党“单独使用武力，来推翻政府”。
国民党的宣传确实不如共产党成功，毛泽东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中，蒋介石说共产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准备暴力，为了最后决战，而国民党却手段不彻底而招致失败。他分四个方面论述。
一、“我们是以有限战争对共党的无限战争”。蒋说，因受国内外现实环境的牵制，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能调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各种力量，结成统合战力，只能作有限战争。所以“不能对付共匪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总体战”，而注定失败。
二、蒋介石认为，他们自信太过。他写道：“从今日回溯当时的情景，可以说是我们对于‘民族至上’的原则，自信太过，…因而对待他都是宽大为怀，而不用彻底的手段 ，于是又授予共党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阴谋，得以死灰复燃，竟为我整个中国大陆招致今日这样空前的灾祸。”
三、“我们对共党防范较严，而对其外围组织及同路人过于轻忽”。蒋介石说，共产党有很多外围与群众组织，从中吸收党员、训练干部，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够重视，没有破坏共产党潜伏和发展的基础，以致“共党及匪军虽经多次被我击灭乃至败亡，而他仍能借尸还魂，贻害国家”。
四、“我们的国民心理不够健全，而精神动员未能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国百年来受不平等条约束缚，以致国民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国民革命救亡图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努力，激发了抗战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战后，不平等条约废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于受国内共产党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国际共产党对“我国家的信誉加以诬”，“而我们心理建设的一切努力，都为其所抵消，而归于失败”。“而我政府剿共戡乱的政策，也就在这样无法全面动员来支援前线的情势之下，招致失败了。
毛泽东在《》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共产党及其军队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国民党是斗争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丁）“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通货恶性膨胀”中，蒋介石说这里的失误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苏俄的交涉总是陷于被动，而莫斯科对条约总是随手签订，又随手撕毁。
二是与各友邦总是立场和意见分歧。蒋介石说，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试图先影响美国舆论，再在战场上击败国军。他说美国共产党和同路人，“抨击我国民政府，尤其对我个人的诽谤，几乎用尽了字典上所有恶劣的名词”。国际上的挟制，使国民政府陷于孤立。
三是通货恶性膨胀，结果是经济陷于崩溃。蒋介石说，抗战胜利，本应军队复员，各安生业，国家建设，亟待进行，但共产党挑起内战，而打仗要浩大的军费，因此造成战后建设资金短缺。他说在国内是共产党破坏经济建设，国际上是莫斯科破坏中美经济合作，使得美国多次将已商定的贷款无限期停止。
蒋介石也承认战后的三届行政院都有经济政策的失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而无法遏止。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在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也认为经济崩溃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战后经济失误的原因归罪于曾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认为宋子文满口洋腔而不懂国情，他的经济政策一无是处。
2、检讨的第二大部分是“我们反共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
蒋介石认为，上述四点反共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还可以设法补救，只要战略和政策没有错误，虽是以拙制巧，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则是致命的。毛泽东也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蒋介石说，一般认为，接受雅尔塔密约，接受美国对国共冲突的调停，剿共未成就实行宪政是国民党的重大错误，而他不这样认为，他总结的政策和战略上的错误是：甲、对俄复交，乙、收编共军，丙、对东北问题的处置，丁、对停战协定的方针。
蒋介石谈到对俄复交时说，
1931年后，莫斯科为了阻止日本北进，希望与中国复交，中国极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复交。
接着他分时间段论述道，1933年至1937年这5年，两国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苏俄反而力谋与日本接近，最明显的就是他出卖我们中东路予”。
到1937年以后，中俄两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易货协定，但“事实上苏俄对我国输出的货物，所索取的条件至为苛刻”，武器也没有零配件。
1941年4月，苏俄与日本订立中立协定，鼓励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丧失其根据。蒋介石还说，苏联派驻中国的使领馆和贸易机构都是其部署间谍组织、指挥中共“颠覆我国家的机关”。“上海的苏俄领事馆不仅成为中共对日军特务机关的联络处，并且代表莫斯科给予汪伪组织以鼓励和支持”；“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领事馆更是制造新疆一切事变和纠纷的指挥台”。
他写道：抗战前后十四年的经历，说明了“只有联俄才能抗日”是一种幻觉，“也说明了我政府为了抗日而对俄复交，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
说到收编共产党的军队时，蒋介石说，1934年“剿匪”胜利后，着手对中共政治解决，七七事变后，进而收编共军，这虽是日本侵华所迫，而“我们误认中共‘团结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胜过一切’的自信太过，而予以接受”。
蒋说，这使得中共利用国军集中力量抗战之机，扩张其武装。他认为，事实证明，收编共军，容许共产党以同等地位参加抗战，对抗战是无益而有害的，这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写道：1945年至1946年，“苏俄对东北既显然违约背信，我们亦决定了停止接受东北的计划，最后又复动摇，仍然与他商谈，并继续进行接收”。他认为这也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蒋介石反思，东北问题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当时既不能单独解决，就应该停止接收，将东北问题提交联合国公断并公诸世界舆论。这样在国内能集中兵力于关内，“戡定中共的叛乱”；在国际能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而国民党受国际国内牵制，决定之策不能坚持，同时将国军精锐调赴东北，陷于一隅，“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乃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对停战协定，蒋介石说当时国民党政府太顾虑对外关系，以致处处被动。要是集中力量，执行1946年1月的停战协定，“对于共军违背协定的军事行动，加以严厉的制裁，虽发展为全面战争，亦所不顾，那还是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不幸对内决心不够，对外中途动摇，铸成大错。
蒋介石总结说：“我们中国立国处世的道理，是‘厚于责己，而薄责于人’。若要追问过去大陆上反共斗争失败的责任，只怪我们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国家建设没有基础，因之对强权侵略者，没有维护我们领土主权的力量。更只有怪我个人自己，在这长期反共斗争中，应该见到的，未能预见，已经见到的，又未能取信于人。”他还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觉、埋头苦干、雪耻图强，就能抗俄复国。[1]
蒋介石所说的错误和失败都是共产党的正确和胜利，他越是痛切的懊悔之处，往往正是毛泽东最为成功的得意之笔，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这两个对手对同样问题的认识。当然，还有许多国民党政权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没有说，比如，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信仰；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向往民主自由的愿望，没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各级官员贪污腐化，让百姓怨声载道；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对现实不满；等等。对这些问题，不知蒋介石是没有认识到，还是不想这样说。[1]
1956年出任总统府秘书，翻译《苏俄在中国》一书为英文。日，《苏俄在中国》再版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由美国“法拉尔史特劳与贾德希公司”出版英文版，同时在台湾发行再版中文本，国民党同时在台湾与美国展开宣传工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示党员、军人“认真研读”，并组织座谈会发表心得。日本《》还刊出20篇摘要。
．新华网[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