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蒋介石写一封信
&&&&败退台湾后，出于对毛泽东的痛恨，你常常骂毛泽东是毛毛虫，如同孩子一样，想着像踩死一只毛毛虫一样踩死毛泽东。可惜，那只存在于你渐渐老迈的思绪之中。在中国历史上，你是第一个亲手打下江山，又把江山失掉的人。
&&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7期（ ），原标题为&给蒋中正先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蒋介石先生：　　我知道，你是要做圣人的。1936年西安事变前，应该是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日吧。对内对外，努力都有了结果。刚刚过去的50岁生日，举国钦服的盛情你可能表面上会谦虚一番，内心的自得不言而喻。所以，你这时已经不满足做豪杰，而要当圣贤了。你膨胀的信心都留在日记中：&从前只知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　　你知道吗，在逐渐了解你之前，你在我心目中可不是什么圣贤，而是&&流氓。这不能怪我，因为你败退台湾后，在大陆你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了。记得小学作业本上总是印着三个骷髅头，名曰：帝修反，你就是那个最干瘪的：反革命。　　1988年，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出于老师之命，才开始去读你的书。放弃心中钟爱的海宁王静安先生，去研究你这样一个奉化溪口镇的小瘪三，真是万般无奈，一腔诗情和半轮明月被扔进污水沟，想想，怎样的心情？　　在近代史所的阅览室里，开始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大本，一路读来，心绪之起伏，现在已难以描摹。后来，我读过许多关于你的资料，包括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你的日记，这些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响，都无法和最初的阅读经验相提并论。那些资料更多只是告诉我，这四十本的总集虽不一定都出自你手，但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确实来自你那个总是剃得很光的头颅。　　1980年代末期，正是中国知识界激烈反思传统的时代。抱着反传统的态度，却从你的字里行间看到对中国传统的推崇，没有疑问，当时的我，毫不犹豫地把你划到了保守落后一方，并断定你的失败与对传统的态度息息相关。不过，出于研究的需要，我还是认真追循你的足迹，对中国古典做了虽不深入但还算系统的阅读。感谢你，对古典经籍的阅读让我多了一分谨慎，尽管对中国传统思想还有相当保留，但起码意识到传统并不一定和保守画等号，对你维护传统的努力也多了一分理解。　　其实，当年读你的文集，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你的确是一个军人，有军人的勇敢，也有军人的固执。作为一个自幼浸润于传统经籍，日后又反复把玩孔孟陆王、程朱曾左的古籍信奉者，在中国精神传统遭遇困境的时代，你对传统精神的维护多少带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情。但是，时代毕竟在前行，20世纪中国面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价值观都日益紧密连结的世界，融入世界是惟一选择，在此背景下，你过多强调对传统的坚持，隐隐然透着以中国传统精神对抗世界潮流的企图。你也许不了解，这一点影响到许多知识分子对你的观感，就连你信重的陈诚，在给夫人谭祥的信中都表达对你张扬传统的不满：&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比较其他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　　坦率地说，当你自许要做圣贤时，你的这种自我期待多少让我觉得有点惊异。从事着被人称为天底下最肮脏事业的政治，却在追求着做圣贤，真不知道你内心中如何化解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不能不承认，拔擢于丛林中的乱世豪杰，手上都免不了屠戮的血腥，内心也往往被认为锻造得坚韧如石，因此，来自你们口中的仁爱声音，多少让人有欺世盗名之感。不过，我想你也许会辩解，人的内心如此丰富多彩，性格又如此复杂多元，作为政治人物，固然其表态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检视，但也不可因此遭遇歧视性的抹杀。为什么政治人就不可以做圣贤呢？
（责任编辑：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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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转载]蒋介石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
按照如今流行的年龄划分方法，笔者属于五零后，已是一个中年人。借用以前常用的两句套话：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要做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小时候从书本上、报纸上看到和从老师、家长口中听到的，都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是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侩子手，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全中国人的公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笔者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近些年来又看到一些较为客观朴素的历史资料，加上目前国共两党已开启某种程度的合作；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已经越来越缓和；中共以及社会各界对蒋介石先生和中国国民党的评价已不像以前那样片面，甚至有接近客观实际的趋势。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历史知识有限，但勉强算是一名业余的中国文学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爱好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及人生感悟，我打算撰写一组名为《蒋介石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的系列短文，愿与网友分享。我今天推出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一）》具体内容如下：
蒋介石先生可以是普通人励志的榜样
我的一位好友（与我年龄差不多），几十年来一直在一家超大型国有央企的基层公司做机关干部。由于这家著名的集团公司属于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生产及销售企业，所以多年来经济效益极好，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名列前茅。我的这位好友每月每年所享受的工资待遇也相当不错。有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据他们企业系统内职工们私下传说，中央要求这家企业向国家多上缴利润，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企业职工较多、工资负担较重，有困难。当时，那位担任了一届总理职务之后退休的领导同志只一句话，人多就减人！于是，这家一直坚持到二零零零年都没让一名职工下岗的央属企业，在二零零一年前后的两三年里便集中时间、加大力度让也说不准是十几万或是几十万职工下岗了、卖断了工龄，解除了劳动合同。当这些光荣的工人阶级成员们拿着几万元补偿金去坐小买卖或者去打临时工、去卖力气从事简单劳动和蹬三轮车挣钱养家糊口时，这些昔日的改革开放拥护者们终于亲身接受了改革开放的冲击。我的这位好友还算幸运，由于他有某种疾病，又死命坚持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绝不卖断工龄，加上多年在企业机关工作与领导还有些交情，单位为他办理了长期病休手续，以前两千元的月工资已成过去，现在每月五百多元的病休生活费让他过起了近似城市贫困户的生活。我的这位好友，多年来只会干好本单位的本职工作，没有其他的业务技能，加上他本身有病，面对窘困处境，真是一筹莫展。交朋友的好处，莫过于在最困难的时候能互相劝慰互相帮助。由于能力和财力都很有限，我对这位好友的实际困难竟帮不上什么忙，甚觉惭愧。那段时间我们虽然比以前见面多很多，但我的劝慰显然对他毫无帮助。
已记不清是哪一天，我忽发奇想，给他买一本书是否可以解解闷呢？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转到了一个私人书摊较多的街边公园里，看遍了好几个书摊，也没能找到我认为可以为那位好友消除烦恼的书。正在我想打道回府的时候，一个小书摊上摆着的书名叫《晚年蒋介石》的挺厚的一本书映入了我的眼帘。我近些年来很喜欢读一些有关介绍历史上的政治、军事方面的书。尤其对于刘邦与项羽、曹操与刘备、李自成与崇祯帝的成败、功过、道德和人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又加上毛泽东与蒋介石，用心费时的对以上四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探索了解分析和对比，成了我的一组课题。我果断的买下了这本《晚年蒋介石》，没为好友买到书，倒为自己买了一本，想起来未免好笑。
我回到家里，用了几个晚上认真读完了这本书，收获颇丰、感想联篇！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看来有时竟然要倒过来用了！
《晚年蒋介石》这本书主要是真实而朴素的记录和介绍了蒋介石先生于1949年内战兵败后退守台湾、保卫台湾，实行土改；发展经济、建设台湾的详细情况和感人事迹。
蒋介石先生在1949年已经六十三岁高龄，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二十二年的祖国大陆无可挽回的丢失了！蒋先生带领一两百万军政人员及其亲属退守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领土面积不足千分之四的台湾岛上。蒋先生没像项羽兵败自刎而放弃渡过乌江以图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他没像刘备伐吴兵败一病不起而不久于人世；他更不像崇祯帝面对北京守城无望，拒不南近以至于最后自缢于煤山之上！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蒋介石先生深刻的认识到，在大陆的失败其实不是军事战争的失败，根本上就是对农民土地政策的失败！他知错能改，很快就在台湾实行了地主与贫农、富人与穷人都能接受、都较欢迎的土地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他进而大力领导台湾的经济起飞！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台湾的工业与科技产业，逐步将我国的台湾省建设成为在亚洲甚至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科技比较先进、社会比较民主人民比较富裕的地区！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客观上为祖国大陆这条大龙的尽快起飞起到了示范作用。
另外，蒋介石先生退守台湾后亲自领导的“国民党改造”很有成效；从海南岛和丹山群岛撤军，以集中兵力保卫台湾，确实吸取了在大陆时用兵分散时常被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教训；在金门岛守卫站中，充分利用海空军的立体火力优势，集中四倍于对方的兵力，一举全歼登上金门岛的人民解放军共九千人左右。虽然这一战例很小且来的也太晚，但只有在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才称得上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蒋先生才得以取得一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不大的胜利；还有，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在大陆中国海军军舰前往我南海某岛屿附近与南越海军作战时，他下令台湾的中国海军给予支援、配合，共同保卫中国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之壮举，让毛泽东先生也颇为感慨！再者，台湾与大陆在1978年时两岸经济总量之比为2：3，以台湾与大陆在面积、人口都及其恳殊的情况来衡量，是否可以说毛泽东先生用兵打仗胜于蒋介石先生，而蒋介石先生在发展经济治理国家方面胜过毛泽东先生呢？
我认真读过之后，将《晚年蒋介石》一书送给了我的这位好友，并向他介绍了我的读书心得，送书之目的是让他学习蒋介石先生意志坚强、信仰坚定、面对现实、乐观自信、从头再来、坚持到底自强不息的性格与精神；让他从容应对工作生活的种种困难，帮助他提高精神境界，从而努力向上、顽强不屈、坚定不移的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
我的这位好友，自从认真仔细读了这本《晚年蒋介石》，精神思想为之一振，工作、生活，勇气倍增，这些年来他做过小买卖，蹬过三轮车挣钱养家糊口，还当过保安员、做过清洁工。他快乐幸福的工作着生活着！由于我的这位好友就像蒋先生退守宝岛台湾一样，珍惜和保护着自己的央企正式职工身份和地位（尽管长期病休每月只能领到五百多元的生活费）。也不知是现任的总书记、总理好于上届，还是国家的经济形势发展好了，我的这位好友所属的央企近来出台了好政策，今年初已经为他办理了内部退休，每月能领取工资两千元左右，与在职上班时基本持平，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最近他见到我，高兴而感慨的说：“你九年前送给我的《晚年蒋介石》帮助了我，甚至是挽救了我！我如果当年不是学习蒋先生的精神、学习蒋先生的实践，我恐怕很难从当时的困境中走出来，蒋介石先生是我们人生的楷模和精神的偶像！
我在本文前边写的小标题《蒋介石先生可以是普通人励志的榜样》，在文章结尾时将题目扣上，可不算我作文跑题吧？
我准备撰写的《蒋介石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二）》的具体内容是《蒋介石先生是抗日领袖民族英雄》。
愿与网友分享。敬请批评指正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蒋介石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
[导读]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文章摘自 《蒋介石评传》作者：李敖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李敖藏会议录原件)，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李敖藏会议录原件)。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回想黄埔建校之初，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后来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本钱”。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瞭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地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辞。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两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主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八千支，还有小手枪十支，这小手枪，小得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这段回忆，正是“天不助、苏联助”的大特写。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第20页)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蒋介石日致杨庶堪书，见《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六卷，第92页)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Chicherin)，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详阅吴文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第38—53页)其实孙致加拉罕(Leo Karakhan)英文函已经披露，有谓：“蒋将军将提交贵政府以及军事专家一份在北京以及更远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书。”(引自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当然不会得到苏俄的支持。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竟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再往下看，更知所谓“信不专、爱不切”，因孙中山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没让他“兼任他务”，也就是没让他管军事之外的党政大事(蒋致孙函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册，第8—20页)，政治野心已呼之欲出。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蒋介石于3月14日致函廖仲恺，更加露骨。他显然不满意廖任军校的党代表，责备廖干预、侵夺他的权力，更进而批评廖“专意顺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若谓：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28页)蒋晚年写《苏俄在中国》，还提到这封致廖函，说是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我《游俄报告》的意见”。据此可知，《游俄报告》可能是比较正面的意见，所以他要补充比较负面的意见，亦即是不赞同联俄容共的意见，于冷战期间写《苏俄在中国》，更加要表明其反共抗俄之“先知先觉”。但是这种先知，与先知陈炯明会“叛变”差不多，都是因为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他此时似已看出，在俄国扶助下的中共，将是对他将来权力的严重威胁。联俄容共，在他看来，不啻为中共做嫁衣裳！据我们的分析，不能把蒋介石的“意识形态”看得太认真，因为他本人没有一贯的主义信仰。他既是孙文与耶稣的信徒，同时也可以举证说他不是。他的反共抗俄言论，充塞党史委员会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但把这四十卷蒋介石定本书中收有的《陆军军官校第三期同学录序》一文，和乔家才收藏当时发刊的原文对比，其中删减文字，可归纳出蒋介石当时亲共言论的重点如下：一、共产党是总理“一线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十、信仰三民主义者对共产主义，“应以诚意相孚”。十一、对“共产主义之同志”，“自信”我蒋介石“为最诚实同志之一人”。(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是共产党》一文，第97&#页)任何人在蒋氏父子统治下的台湾，如果沾上这十一重点的任何一点，都会被当做共产党而横尸法场或坐穿牢底呢！我们认为蒋介石对任何“信仰”都不认真，因为他是一个很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只相信权术的现实主义者。即以3月14日致廖函而言，不赞同联俄容共云云尚是较“理想”的，最“现实”的根本是忌恨廖仲恺，不愿意廖当军校的党代表，就像前几年忌恨陈炯明那样。这一点在他3月2日致孙中山函，也可见端倪。他在那封信里特别推崇胡汉民，认为胡“学术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要求孙“何不令(胡)追随左右”，并建议任命胡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他自己则可任许之参谋长。蒋介石想“联合”胡汉民与许崇智来“打倒”廖仲恺的意图，已呼之欲出。蒋介石原以为他突然出走，可以使军校办不起来，所以处处暗示以去廖为要挟。据陆培湧的研究，蒋想以杨庶堪或张静江来替代廖仲恺。(见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但是廖的底子太硬了，廖最积极支持孙之联俄容共政策，亦因而最为孙依赖与信任，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又兼任大本营秘书长，随时助孙处理政务，实为孙左右的核心人物。蒋出走后，孙即命廖代蒋职，继续筹备军校事宜。当孙与廖回信给蒋，略作安抚后，蒋仍无回音，廖乃寄去“哀的美敦书”：“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至此，蒋知廖搞不倒，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事实上，军校学生聚集黄埔已好几百人，势在必办。遂即于同日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不过，这次权术游戏之目的，虽未全部达成，廖仲恺的地位毫不因此而动摇，但蒋之收获亦已不少。讨价还价之余，终于获得孙、廖的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倒廖虽一时无成，联胡毕竟立见效果。胡汉民于日致蒋电有云：(孙)不惜免杨西岩禁烟督办，不惮再招弟往，是尊重兄之意思。(毛思诚前引书第六册，第34页)胡汉民因政见上有歧见离粤，他显然把孙中山重新召他回粤辅助之功，归之于蒋介石。蒋介石终于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The Red General)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见《黄埔丛书》第二集，第63页)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季方《我所接触到的蒋介石》，载李敖编著《清算蒋介石》，第19—20页)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役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根据黄埔一期徐向前的回忆，蒋校长还有别种“鬼名堂”：蒋介石这个人，有许多鬼名堂。黄埔军校开课后，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学生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一些有见识的同学，说蒋介石有点装腔作势，但多数人对他还是满意的。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后来，蒋介石嫡系部队里的许多将领，都是黄埔生。(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载《蒋介石与黄埔三杰》，第6页)这种“鬼名堂”，终蒋介石一生，屡试不爽，作为笼络人心，建立自己小圈子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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