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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房子住两家人怎么办暂住证
先签定租房合同，然后持租房合同和合法就业证明到辖区派出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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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房产证可以办几个暂住证啊
一个房产证可以办几个暂住证啊
提问者：新疆-石河子房产纠纷浏览485次 19: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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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住（丑）：编外公民　　　　 　　被二套房的暂住户　　　　接到堂侄的电话，我心里就有不悦。　　不知什么麻烦事又来了，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是我怕麻烦，不愿帮忙，何况还沾亲带故；而是在处理这些麻烦事情的过程中，接触与感受到的种种社会怪像，常常让人难以忍受。　　堂侄与我同族同宗，按照父亲留下的《周氏家谱》，往前追溯七、八代，也就是湖广填四川过来的一世祖，我们便是一个根了。但我与堂侄平时联系并不多，他一找，大凡都是有麻烦事的。因为在外做事，族人都以我为荣，遇到大事难事麻烦事，需要找人搁平或拿主意时，大家排来排去，往往就排上了我。他们总以为，我在外见识广，关系多，又懂政策，什么事都能办到。似乎我就是天，我就是地，就是希望，就是救命稻草。其实，我什么都不是。在外的人哪个不清楚，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正如齐秦的歌中所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许多人往往对精彩看得多，无奈体会少。实际上，我对许多事都是无能为力的。　　比如今天堂侄找我的事，我就一筹莫展。　　是关于购房的事，被二套房。堂侄在购房中，遇上莫名其妙的麻烦，需要我帮助。父母姊妹都在农村，好不容易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在城里购一套房，让一家人结束暂住，安居乐业，是堂侄梦寐以求的理想。趁这段中央打压炒房，房地产市场低迷之机，在几个工友怂恿下，堂侄又心动了，跃跃欲试，要想买房。我真不该怎么表态，是支持还是反对。我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前几年，汶川大地震，加上世界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出现阶段性回落，各方面专家和业内人士纷纷高谈阔论，指点迷津。堂侄就心动过，曾征求我意见，可否买一套房，并强调就70来平米，一家三口住得下就行了。我清楚，他急于购房，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结束暂住，成为城里人。按照地方政府制定的政策，农村人口进城，或暂住人口转为城市居民，需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有就业岗位。其中首要的是第一条。《暂住证》换成身份证，不仅是一个人证件的改变，而且是人的身份、尊严、地位、待遇和命运的改变。堂侄说，他曾仔细观察过，在外办事，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吃喝拉撒之类小事，你出示的身份证件上的地址，某市某区某街某号某楼，与某县某乡某村某社，招来的脸色是不一样的；即使你已在城里工作多年，持有的《暂住证》上的地址，也是某市某区某街某号，但在人家心中，你的暂住二字，一下就把你替换成了某县某乡某村某社的人。因此，有了这个城市的居民《身份证》，才真正拥有了通向这个城市深处的绿卡，孩子读书，大人工作，一家人的社保医保失业保险等切身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可是，我给堂侄迎头一盆冷水。我不是反对他买房，而是反对他此刻买房。我认为这是赶浪头，凑热闹。无数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赶浪头，凑热闹往往吃亏。　　然而，实践证明，我错了。　　也许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们长期居住在城里，享受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繁荣带来的福祉，读书就业投医社保购房住房，一系列切实而具体的问题，都按城市既定的规则办理，如呼吸空气，享受阳光，天天拥有，却早已被我们遗忘。但是，对于一个手持《暂住证》，居无定所，处处举步维艰，忐忑不安过日子的外来人，这却是一种奢侈，城市的奢侈，生活和命运的奢侈。可是，我却自作聪明。我的错误判断，源于盲目的自信，过分相信国家的宏观调控威力，相信专家学者的高论。其实，世界著名的宏观经济“三丝”（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货币投机家索罗斯），研究了一辈子，都没有完全把握的事，现在谁就把握了。可是，我不知怎么的，就忽视了这个简单的道理。正如朋友们经常批评我的，闻道最大的优点或缺点，就是容易相信人。此刻，我又旧病复发。我将一位朋友，已是国际知名宏观经济专家的理论，连同中央的宣传口径，故作深奥，坚信不移，并以居高临下之势，绘声绘色地给堂侄灌输。我说，中国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你明白吗，我国的“市场经济”前面，有个“社会主义”。按照修辞学观点，它们二者之间，是定心结构。“社会主义”是定，定语的定；“市场经济”是心，中心词的心，即被决定的对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堂侄自信地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呗。我暗自好笑，心想你娃的观念还停留在30年前。然后明确而坚定地说，不对，你只看到表面。　　接着，我向堂侄讲起了政治课。堂侄嫩呀，不学到点政治经济学理论，怎么适应这个社会。　　我对堂侄说，中国的改革改到现在，经历了两次大突破：一次是计划经济，一次是所有制。早在十多年前，就是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就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包括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一个提法问题，而是中国改革的第二次大突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次大突破，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只是形式，而非本质。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那次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计划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两个基石呀；突破，表明我们的改革是动真的了，解决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纠缠了多年的问题。我感慨万分地说，中央英明啊，用简洁明了的说法，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计划经济和所有制的包袱卸下了，今后的改革就海阔天空了。　　堂侄甚感迷惘，又问：既然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都突破了，社会主义还有东西吗？我说，当然有，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呗。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共产党一党领导的，且那么成功，世界瞩目，只有中国，对吧。这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的“四项基本原则”定了的。可以说，只要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改变。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政治架构吗，共产党是领导机关，人大是权力机关，政府是执政机关，政协是政治协商机关。在这个架构中，党是最高的，就像企业的董事长或法人代表；人大政府政协，好比是监事、执行董事和工会。　　然后，我书归正传，回到主题。　　我对堂侄说，既然党是最高领导，就是党说了算。这次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党中央的决策，那是要逗硬的。打压，就一定要打下來。共产党想要干的事，就不可能办不成。当年美国在朝鲜战争上的失败，就在于低估了共产党的决策机制能量。因此，你还是别急，再看看，这房地产应该还有下降的空间。俗话说，买涨不买跌嘛。可是，没想到，时隔几个月，房地产市场就强烈反弹，且反弹幅度之大，弥补了半年多的低迷后，仍大大增加。显然，我的错误判断，让堂侄错失良机。　　大跌眼镜，真的是大跌眼镜。不仅是我那位号称洋专家的朋友，还有我这位号称土专家的堂叔。堂侄后悔莫及，虽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但我心里却很难受。一套房相差十多万，相当于堂侄三年多的工资呀。这次，面对堂侄的判断与举动，我再也没有劝阻的自信和底气。好在，这次不像上次，堂侄不是找我拿主意买与不买，而是一切都早已胸有成竹，意志笃定。找我，只不过是为了解决他遇到的一个难题：二套房。　　并不是他买了二套房，而是被二套房了。　　原来，堂侄所在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在中央紧缩银根，打压房地产，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下，滞销严重，出现流动资金短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资金链断裂，那将是致命的打击。为了度过难关，公司老板以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为由，将员工身份证搜集起来，以虚拟销售形式，获取银行按揭贷款。整个运作过程，从房管局、国土资源局再到放贷银行，都是私下的“勾兑”开路，潜规则操作。这些身份证主人，都以买家身份出现，可直到办了按揭贷款，本人仍一无所知。就这样，在官方的相关文档里，堂侄就成了有房户。买房时，房管局一输入信息，就显示二套房，就要接受政府限购令下的各项处罚。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做假，可以如此破关克隘，一路畅通，无坎无阻。如果不忍气，不考虑到为人厚道，堂侄完全可以假作真，到房管局主张权利。那样，老板便弄巧成拙，根本没有退路。但不能那样做。不仅是堂侄还在那里打工，也要体谅老板难处。我找到公司老板，以协商姿态，求问题的合理解决。老板自知理亏，倒是客气，连赔不是。然后说，这样吧，我就以现在的市场价，把登记的那套房卖给你们；如果你们嫌户型较大，你先去其它地方选，二套房的增加税收，全部由我负责。　　说实话，老板的态度多少有点令人感动，现在的老板也不好当啊。我们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堂侄的入城梦，被滋润得美美的。可是一了解，问题根本不是那么简单……　　　　怀揣大梦，离开西班牙郡　　应该说，堂侄的进城大梦，已揣了多年。这里的所谓进城，不是人和工作，而是身份：结束暂住。　　2003年，堂侄大学毕业。他学的法律专业，崇拜世界大律师皮特.克瓦洛克、伍德西尔、切斯特菲尔德和克莱伦斯.丹诺，把他们的经典辩护案例背了又背。他甚至怀揣过律师美梦，幻想有一天，像香港电影里的律师那样，身穿律师袍，站在威严的法庭，力战群雄，侃侃而谈。　　当然，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找工作。堂侄胸怀壮志，怀揣豪情，踏上了寻梦之旅。　　先是求我。我兴致勃勃，一腔热情，找了几家本地企业。堂侄十年寒窗，总算熬到头了，找工作总比找其它麻烦好，可解决根本问题。党政机关是不行的，公务员凡进必考，事业单位也要考，除了基本功，还要看机会和运气。远水救不了近火，当务之急，是先找个事干，安顿下来，再等机会。凭借工作关系，我找到几家本地企业。都很热情，开口便是没问题没问题。心有几分欣慰，毕竟现在找人家安排人不是时候，企业正在强调减员增效啊。可是，当人家一听说是普通大本，语气明显降了温；当进一步听说是法律专业时，语调中的委婉推托就很明显了。也可理解，如安排当工人，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上怎过意得去；何况，当下企业正缺的是电工、焊工、钳工、机修工，而不是律师。律师有法律顾问，再说，现在的官司，往往功夫在法外，哪是单靠法律和律师能打赢的。在企业干法律工作，没有个重点大学法律专业文凭，又脑袋灵光，善处八方关系，根本不可能。堂侄的学历，真的是高不成，低不就，浅不行，深不能。没办法，只好暂时找了家房地产公司，做企业文秘兼法律助理。　　此后的几年，堂侄一直在这家企业工作。由于居无定所，他成了这个城市的暂住人口，暂住在公司租用的民工房里，伴随这个叫西班牙郡的开发小区。　　在暂住的日子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遭遇到多少麻烦与另眼，只有自己清楚。如果说，这些都还可以忍受，作为农民的儿子，吃苦算什么；那么，那种寄人城下，前景未卜，没有归宿的感觉，却让他难以忍受。暂住中，人是飘的，没有依托，立足无根，身份不明，未来不清，一切都是虚妄的未知数，也没有求解公式。特别是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乱像，往往可以摧毁一个人坚守的自信。他对眼前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所谓文秘，不是整天帮助老板写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杰出企业家之类材料，就是编写一些华而不实的广告词。一条臭水沟，就编成什么“东方威尼斯”；旁边有个小教堂，就成了“圣玛可广场”；还有什么“皇者至尊”、“西班牙郡”、“梦幻之都”“庞培小镇”。堂侄一面编，一面在心里嘀咕，什么乱七八糟的啊，真是骗人！　　而所谓法律助理，更匪夷所思。有一天，老板交来两份格式合同，叫堂侄进一步修改完善。一份是公司与购房户签的《购房合同》；一份是公司与建筑公司签定的《房屋承建合同》。堂侄受宠若惊，到公司这么久了，老板还没有正而八经叫他独立处理过法律文书哩。他认认真真，字斟句酌，把合同看了又看，没发现有什么不完善的。心想，可能是自己没有弄清老板意图吧，于是鼓起勇气，敲开了老板的门。老板与女秘书似乎正密谈什么。堂侄感到，自己的冒失，已让老板面露尴尬，有所不悦；当他说明来意后，老板的不悦明显增加了。老板先是以诧异的目光，把他从头至脚扫视了两遍；然后，带着严肃批评的口气，对堂侄说，你怎么睁开眼睛说瞎话呢，你不是学法律的吗，就连我这个学建筑的，简单看了看，至少就发现了好几个关键性问题。　　说罢，老板边拿过合同，边指着上面的条文，边说，你看，这《购房合同》这第三条第一款说，房屋质量，以市质监站验收合格为准。显然，市质监站只能对我们单位嘛；对每一购房户，则应当尊重房主呀。因此，房主们现场看了不就得了。还有这《房屋承建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我们对承建商付款的。你看这上面说，30％的余款，在房屋验收合格后30日内结付清。这里至少有两个关键的字要改：第一个是“内”应当改为“后”；第二个是结付的“付”，明显是画蛇添足嘛，该不该去掉，还用问吗？还有，这最后一条，关于合同的签署和生效也改改。我的意思是，今后这合同，就是公司代表签了就行了。具体说，就是你签，你不是公司法律助理吗，这是公司对你的充分信任啊。　　说这最后一句时，老板已起身，走到堂侄面前，在他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不清是刻意亲昵，还是意味深长。老板接着说，小周呀，你还年轻，还不理解什么叫商场如战场。要在这个社会上混，光玩法律条文，是不行的。特别是现在，国家打压房地产，整个房地产行业都在渡难关，说不定哪天就转不动了，就可能对簿公堂。即使没有发生纠纷，也要未雨绸缪啊。因此，签定合同，务必记住一个原则：始终要把对方当坏人，把各种可能的问题想透；然后，尽量规避风险，把主动权留给自己，而不是对方。明白吗？　　从老板办公室出来，堂侄一身毛骨悚然。陷阱，这里的陷阱太多，太恐怖了。他拿定主意，这房地产不能再干了，哪怕是自己已在这里干了3年多，工资不高尚可养家，对这里也有感情。而且，总体上老板对他也不错。我无法劝阻，只要求做事要留下余地，不要伤感情，自断后路。堂侄听从，离开时，以家里有事为名，请的长假。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离开这里，并不是离开城市。不可能再回到农村。永远不可能。　　　　
一个多余的人　　　　是的，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哪怕一直暂住。　　所有从农村出来，进入城里的人，不管是打工的、读书的、参军的，还是嫁人的、讨口的，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几乎都不可能再回去。这几乎是人口流动的一条定律，不是“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古训作用，而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趋的心理驱使。全国两亿多人的流动大军，暂住大军，就是这样形成的。何况，堂侄知道，现实不可能让他回头。家居农村的父母，为了供自己读书，似踏上了一条进不了、退不出的筹钱马拉松赛程，已熬得几近灯干油尽了。那目标，不就是进城吗？家里欠的债，还指望他挣钱偿还哩。再说，再艰辛的青春年少，都会有梦，都会追梦，只要人在，梦就不会失落。堂侄怀揣的美梦，一直没有破灭。带着这种美梦，他又找到我，希望我再想办法。我一面埋怨堂侄的义气用事，轻易辞职；一面又帮他联系单位。可是，这单位哪里说找就找得着。见我一次次碰壁，一脸为难的样子，堂侄一怒之下，离开这个他暂住了5年的城市，离开暂住的西班牙郡工地，去了北京。应该说，堂侄的这一怒和向往北京，说明他的大梦依在，激情仍在燃烧，自信还没有熄灭。　　堂侄激情与自信的熄灭，是在流落北京街头之后。堂侄到北京暂住的困苦，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去北京，乘坐的是火车。不知是K188，T13641，还是T8。买票的时候，售票员说，要跑30个小时左右，看你选择白天到还是晚上到。他没假思索，就连说白天白天，最好早一点，还有事哩。当火车票握在手里的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烦恼忘掉，思维再次被梦幻牵走，不是追求与理想，而是与火车有关。他又一次强烈地感到，火车真是催生梦幻的东西，踏上火车，就踏上了梦幻之旅，就会把许多曲折和艰辛忘掉。比如此刻，堂侄甚至忘了去北京去的目的，思绪一下钻进了《周渔的火车》里。他不认为是刚看过的电影，不是童话里的火车，而是他此行的暗示。堂侄感到，这是一部让人看得云里雾里的电影，就像自己的生活，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没有精彩的对话，甚至音乐和镜头，也有模仿《花样年华》的痕迹。关键是，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关于理想，关于追求，关于命运。陈青代表至高无上的精神，张强象征物质主义或者世俗，周渔追求完美，渴望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火车来来往往，从陈青这里开往张强那边。周渔不停地奔走。可是，还容不得她选择，她便眼睁睁地看着命运毁灭了自己。最后的镜头是留白的，只有景，没有人，端的是一个冷酷虚妄的世界。　　想到这里，堂侄有点不寒而栗。一种不祥之兆，从他的心里升起，淹没了他童话里的火车。　　好在，北京西铁站已到，忙乱的推搡拥挤，挤走了他心里的积郁。出得站来，却发现钱包和身份证不翼而飞。他找到车站民警，民警瞟了他一眼，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这里天天都发生这样的事哩，以后出门小心点。然后，转身走了，继续巡逻。警务室门口“文明执法”的牌子，似乎在告诉他，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六神无主，被一位好心的老乡发现，简单问了一下他的经历，正好是同行。就这样，他又被带到一处建筑工地，干起了土杂工。包工头是位四川人，虽自己已说不清是三层还是四层转包，赚不了多少钱，还是一咬牙，收留了他。40元一天，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休息两天，包吃包住。这虽与堂侄的北京追梦期望值相去甚远，但对他这个身无它长，腰无分文的外来人，几乎是不可选择的去处。离开一家房地产公司，又阴差阳错，来到另一家建筑工地；摆脱了一处的暂住纠结，又钻进另一处的更陌生，更没有着落，更没底的暂住。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在与他开玩笑，主宰着他的命运。不是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怎么在应验着一种俄狄甫斯式的神谕？　　想到这里，堂侄心中升起一丝暗暗的恐惧。　　可是没想到，真正的恐惧还没有开始。一场社会治安大检查，连同他这最后仅存的一席梦想，也一并击碎。　　本来，这位四川包工头的工地，现在是不需要人的；加上堂侄身份证丢失，办不了暂住证，被查到是要罚款，甚至取消施工资格的。只是见是四川老乡，小老板才动了恻隐之心。可是，到了国庆前夕，北京警方推出全市社区安全防范大检查行动，以确保国庆安全。车站、城郊、建筑工地等外来人口聚集地，自然成了检查的重点。有报纸评论说，这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的习惯思维和工作方式，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前些年的政治运动；本质上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是头没治好，脚也没有治好。为了大造声势，震慑犯罪份子，大检查前，北京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不仅大张旗鼓造舆论，而且出台重罚法规，明确宣称：从即日起，出租房房主如没与房客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将被处以房屋月租金10倍以下罚款；外地房客如没办暂住证，需立即退房，房主需交纳月租金5倍以下罚款……　　啊，10倍罚款。老板为民工租的集体宿舍有6套，一套70平米，挤了20多人，月租金2500元。只要查出一人没办《暂住证》，6套就就得罚款15万元。这还了得。老板一算帐，自己根本承受不了这个风险。可是，老板心肠好，又不愿就这样，把一个走投无路的小老乡撵走。情急之下，老板想出妙法，找关系花钱，利用其他工友身份证，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为他登记了临时住处，躲过大检查再说。可是，在高度警惕，布控严密的北京，天网灰灰，疏而不漏，哪容得你无证暂住。大检查那晚，旅馆老板先接到内线消息，怕万一有疏忽，会被重罚，先行一间房一间房自查。　　这一查，就查出了堂侄的问题。　　　　在旅馆老板看来，堂侄的问题是严重的。他不仅没有暂住证，而且没有身份证，典型的盲流，或叫“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的外来人员）。 在官方视野里，这是一个最不确定，最复杂，最可怕的群体，也是各类社会治安的高危人群。因此，对于盲流，一般采取移交收容遣送站，弄清情况后，一律遣送回户籍原地。旅馆老板急促敲门，叫酲了梦乡中的堂侄，发现了情况，便焦急地说，先生，行行好吧，您赶快退房。懵懵懂懂中，堂侄先还没有反应过来，迷惑地问老板，退什么房呀，难道哪个当官的或者老板，还来住你这里？老板又解释，不是不是，不是让位，是检查。先生有所不知，我们旅馆与派出所，是签了《治安责任保证书》的，你没暂住证，不能入住，否则，查出来我们要挨重罚呀。快，快起床退房吧，我们加倍退钱。你也快离开这里，检查的马上就要到了，查出来就麻烦了。　　看来，老板也是无奈，不能强人所难啊。这是堂侄做人的原则，虽地位卑微，但出生农家的子弟，这种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善，还是坚守牢固的。赶快起床。在掀开被盖的一瞬，一股凉气钻进被口，侵袭了他的全身。这么晚了，去哪里呢，唯一熟悉之地，就是工地。不，不行，怎么能去坑害老乡，那里也在查哩。急速运转的大脑，还没有思考好去处，堂侄就被老板连拖带搡，推出了旅馆门。　　夜色苍茫。堂侄这时才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在这个工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今晚暂住何处　　　　走出旅馆门，一片迷惘。高楼，灯火，街道，车辆，诡秘的天空，迷离的城市，一切都那么陌生。　　这就是北京吗，这就是自己童年时候天天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北京吗？当街边一个个醒目的门牌上，“北京”二字出现的时候，当年唱儿歌，戴红领巾，升国旗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一切都刚刚发生，红旗还在冉冉而升，歌声还在余韵缭绕，一张张纯真稚朴的脸，挂满幸福与笑靥。可是，一切已恍若隔世。眼前的北京，与童年无关。天凉了，北京的九月，已经入秋，树叶开始泛黄，一早一晚，已有了明显的凉意。当然，堂侄此刻的凉，不止在身体。身体的凉算不了什么，毕竟还是小伙子。关键是内心。内心的凉，可彻骨彻心，与年龄和身体无关，只关乎遭遇和命运。往哪里走呢，永定门，木樨园，还是白纸坊，心里非常明白，此刻在北京，不是寻找繁华，而是偏静，和偏静中的安全。自己都觉得好笑，真的太可笑了。不远千里，历尽千辛，到北京来，不就是冲着繁华来的吗，可此刻，繁华竟似陷阱。要找偏静，自己的家乡，那个川西平原的小村，不很好吗？自己怎么正住不住，跑到这里来暂住；安安定定不要，要跑到这里流落街头。　　显然，眼前第一位是安全。那种被捉住，送往收容遣送站的恐怖，根本不敢去想象。　　就在前几天，工地包工头给他做工作时，还讲到收容遣送站的黑幕。好象是湖南，有个叫涟源的地方，收容遣送站的人与火车站、派出所的人勾结，把收容作为一种创收致富手段。被收容的人不称为人，而是创收的“货源”。为了获取“货源”，收容站与火车站达成协议，由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扣下来，交给收容站。每抓获提供一个“货源”，派出所和联防队员可得5元辛苦费；火车站则可获得50元回扣。收容站再从被收容人身上赚回这笔钱。为此，收容站还堂而皇之，制定了收费标准。他们将被收容人员分为ABC三类，每类“最低收费标准”为：A类为有偷窃行为的轻微犯罪人员，10日以内收1000元；B类为随车叫卖的流浪失散儿童等，收800；C类为流浪乞讨人员，收600元。谁“妨碍他们赚钱”，都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轻者找麻烦，重者被收容。除了直接收费外，被收容人员在收容期间，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牛马屋，还被强迫完成站内干部承揽的基建活；或以20元一天，租给附近农民搞农活。直至一位叫林茂正的农民，在收容站活活被打死，黑幕才被揭开。　　堂侄直听得胆战心惊。他甚至怀疑，老板说的事，可能就发生在北京，老板怕他恐惧，才有意说成湖南的。或者说，湖南发生了，北京也可能发生。都是一个国家，一样的领导，一样的政府，一样的法律呀。　　对，许多一样。特别是一样的法律。　　当想到法律时，堂侄心里似乎获得了些微的自信。这不仅因为，他自己是学法律的，懂得一些浅薄的法律知识。“浅薄”是他自己的形容，不是谦虚，几年的打工和暂住，让堂侄对法律或者说自己的法律功力，越来越失去了自信。还因为，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要讲法治的，哪有资本主义那样腐朽没落黑暗。资本主义的黑暗，堂侄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而是从电视里看到的。他读书时，书本上已没有这些内容。他看见，9.11事件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所谓国土安全为由，对入境者搜身取指纹，简直令人忍无可忍。要是在中国，自己这样的状况，早无藏身之地，早被遣送回了原地。当然，更主要的还有，他了解自己。自己是个良民呀，既无前科，也无现行；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遵纪守法，靠打工挣钱，从不惹是生非。说穿了，就是没有身份证、暂住证呗，怕什么啊。　　可是，还没容他给自己打足气，甚至还没有找到今晚的暂住之地，他的自信就被彻底摧毁。　　北京街头，灯光依旧，霓裳闪烁，只是行人越来越少。堂侄这时才感到，人是群居的动物。群居，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孤独，有时，还是一种淹没，混淆，或者说掩护。一个人在摩肩擦踵，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示人的面孔，不过是庞德在地铁车站看见的“湿漉漉的黑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谁会注意到你的心虚，紧张，神魂不定。但是，人少就不行了，一个人就是一座孤零零的山，一棵招风的树。　　比如此刻，徘徊在北京街头，不知今晚该暂住何处，忐忑不安，漫无目的地游荡的他。　　记得，在读大学时，他曾选修过西方普通法。根据香港地区和英联邦一些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游荡是可能犯“游荡罪”的。好像香港《刑事罪行条例》还规定，任何人在公众地方游荡，意图犯可逮捕罪行，或故意妨碍他人使用该公众地方，甚至导致他人合理担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便属于犯“游荡罪”，最高可处两年监禁。虽然，北京不是香港，但北京公安和联防队员，长期在复杂环境下工作，早就练就了一双鹰鹫般的神睛。据说，哪怕是人群众多，鱼龙混杂，只要他们两眼一瞟，就会发现可疑目标。何况这样的夜深人静，何况北京街头，何况刚从建筑工地走出来的打工仔，何况“三无”本身带来的掩饰不了的心虚张惶。　　真是越紧张越容易出差错。就在转过木樨园不远处，堂侄正左右张望往哪里走，本意是想找个来往出租车多点的地方，打个的士去火车站，混入候车接车的人群，等到第二天再想办法。可是，顾得了左右却没顾上眼前。他不小心撞翻了垃圾桶。哐噹一声，不大也不小，不仅惊吓了自己，也惊吓了附近的巡逻人员。他们蹬蹬蹬跑了过来，问干什么的。堂侄一紧张，竟哆哆嗦嗦，语无伦次。这更加深了巡逻人员的怀疑。查验证件，竟是“三无”，不由分说，带走。堂侄惊恐万状，连连解释自己身份证掉了，就在附近打工，绝对没犯什么事。巡逻人员又问他，在哪个企业打工，堂侄话到嘴边，赶紧咽了回去，变得吱吱唔唔。凭经验，巡逻人员已严重怀疑有问题。执法是文明的，可从他们文明的言行中，却抹不掉明显的警惕神情。　　只有带走，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听说要带走，堂侄连连求饶，叫不要送到收容遣送站。巡逻人员又打量了他一番，不知是谁咕隆了一句，都什么时候了，哪还有什么收容遣送站。这让堂侄听得模棱两可，心里更没有了底，只好心一横，听天由命了。　　　　不要来北京讲法律　　　　实际上，堂侄没有被带往收容遣送站，而是辖区派出所。后来他才知道，自从林茂正事件发生后，收容遣送站黑幕大白于天下，早在两年前，全国收容遣送站就大都撤销或改制了。这也许是堂侄的万幸，林茂正用生命换来的万幸。　　堂侄后来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到派出所后的情况。　　堂侄说，当我确认不是把我送到收容遣送站，而是派出所后，心里踏实了许多。有问题说问题，有错误就承认错误呗，至少，派出所是个讲法的地方，不会挨打挨骂，不会吃猪狗食。果然，首都警察就是要文明得多，如果像他这种情况，要在其它有的地方，早就被打得鼻青脸肿了，哪有那么多闲心给你讲法律。首都警察先叫他坐下，然后找他调查，一人问，一人记。情况很快弄清，警察当即通过内部户籍网查证，证明堂侄所述真实，并不是坏人。按理说，事情就这样可解决了。要么由派出所出具证明，回户籍地补办身份证，要来北京打工，再凭身份证和用工单位证明，办理《暂住证》；要么委托家里熟人，到当地公安机关补办身份证，以快件寄来。后者的问题是，再快的补办邮寄，没有二、三十天根本不行。如果警方不知道，混迹人群，也就过了。现在查出来了，能让一个“三无”人员继续在北京呆那么长时间吗？谁也不好表这个态。于是，警察还是动员他回去。　　可是，没想到，正是堂侄那自认为“浅薄”的法律知识，让问题复杂化了。　　回去，就这样回去？当听到回去二字，堂侄几乎是脑子里嗡地一响，简直难以接受。且不说身无分文，伙食费也是由好心的老板借的。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刚到北京，离开家乡城市时，同事的挽留，堂叔的提醒，妻子的依恋，他都以壮士断臂的果敢，一挥手走了。就这样回去，脸往哪里放。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北京警察又从关心的角度，向堂侄宣传起了相关法规。警察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想在北京打工。可是，没有《暂住证》不行啊。按照《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暂住证》是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临时居住的合法证明。对未取得《暂住证》的外地来京人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经营场所；劳动行政机关不予核发《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还有，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又规定，房客如无《暂住证》，对房主要重重处罚的啊。　　警察有点语重心长了，强调说，现在外来人员在北京，如果没有《暂住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呀。　　也许是北京警察太和蔼，让堂侄紧张的情绪松弛了下来。情绪一放松，胆子也就大了。堂侄先是笑呵呵地问：哦，请教一下警官，前几天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我记得他是6月27日从西安来的，30日去的上海。在北京停留了3天，还去了北大，按规定是该办《暂住证》的，不知办没有呢？北京警察一下噎着了，甚至有几分尴尬，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云。从堂侄一脸的真诚看，他完全别无它意，可能完全是出于好奇。可是，被问噎的警察就不这样看了，认为这是讥讽，嘲笑，不怀好意。可惜的是，警察情绪的这种微妙变化，完全没有被堂侄感知，他甚至还在暗自为自己的小聪明得意。于是，又有了下一步的“讨教”。　　因为有位警察年龄较大，堂侄便尊称其叔叔。他笑呵呵地说，警察叔叔，请向您讨教一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日，就通过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规定只有国务院才有权设置行政许可前置条件，并没有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和国务院部委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从法律地位来看，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和上位法相抵触时，下位法规定当然失效。因此，北京和全国各地实行的《暂住证》制度，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还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7条也规定：“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而北京却规定处月租金5倍罚款。如果一套房月租金2500元，就要罚12500元呀，是法律规定高限的25倍了，这合法吗？　　堂侄越说越来劲，竟忘了究竟是北京警察在给他上课，还是他在给北京警察上课。堂侄更没有注意到，在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警察在警察叔叔耳边叽咕了两声后出去了；警察叔叔的脸，已由和蔼转向僵硬，由僵硬转向愠怒。还没等他讲完课，警察叔叔呼地从凳子上站起，愠怒地吼道，小伙子，你明白吗，你不是樊鸿烈、胡剑南，不要来北京讲法律，我们没时间听你上课。我读过的法律，比你读过的书还多哩。你有本事，去追究各地政府的违法责任得了。还是跟着你们驻京办的回去吧。　　说罢，警察叔叔拂袖而去，叫一名年轻警察陪着他，实际上是看守，等候遣送。　　是的，堂侄的话惹得北京警察恼羞成怒。哪怕再文明的警察，怎容得你一个打工仔、毛头青来讲课。这不是你讲得对不对的问题，是人的脸面、尊严和地位划定的界限。不说北京警察，就是放在现实层面，我也难以忍受。后来堂侄才搞清楚，警察叔叔说的樊鸿烈、胡剑南，是河南点石律师事物所的两位律师，他们联合了河南10名律师，于日，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建议撤销目前各地政府制定的涉及多重违法的《暂住证》制度。　　被遣送回来的当晚，堂侄来到我家，向我谈起此事，我感到啼笑皆非。虽然，我在心里也暗暗说，这娃开始长大了哩。可是，现实中这娃却幼稚得可爱。平时我也常常教育年轻人，包括堂侄，对现实中的问题，要既看得清，又跳得出；处事要外圆内方。看不清，浮在表面，是昏昏噩噩过日子，如行尸走肉；看清了，跳不出，钻牛角尖，会作茧自缚，寸步难行。比如，堂侄此次的北京给警察上课。　　为了既保护好堂侄的法治意识、钻研精神和正义良心，又不至于剑走偏锋，引导其适应社会，正确处理法律与现实的矛盾，我没有过分批评他，而是从法律，公义和现实多层面，循循善诱，给他讲些更深的道理。　　我先肯定堂侄的思考。我说，你说得好，迁徙和居所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自由权利，谁也不能打着为了公民的好处而剥夺。你还可以说，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早在1215年就制定了《自由大宪章》，宣称“自此以后，任何对余等效忠之人民，除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时加以限制外，皆可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入国。中华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就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迁徙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对此，中国政府在1948年就投了赞成票的。中国政府1998年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十二条第一款更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还有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法规，也有类似规定。　　说了国际法律与惯例，我又转到反面事例。我对堂侄说，你甚至还可以列举众人唾弃的反面例子，比如旧西藏的农奴制，农奴和奴隶主的身份区别；旧上海的租界，那让国人永难忘的界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还有，过去南非的种族歧视，给每一个黑人的胸前挂一块牌，不经允许，不准离开所居住地。当局也说，这是为了维护黑人的安全。要讲现行法律，你可以说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暂住证》制度的实质，就是以维护公民权益为由，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它将公民“三六九等化”，是典型的身份歧视。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迁徙居住自由权，而且侵犯了公民平等享受社会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社保等的权利。更为重要是，《暂住证》实行的结果，与当局的初衷相去甚远。你知道，你大婶就是户籍警，管户口管了20多年，该有发言权了吧。可是，拿她的话说，我们的《暂住证》制度，是坏人没管住，给好人添了不少麻烦。这些问题不说你说，政府和警方哪个不清楚。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叫你拿出个办法，你拿得出吗。直到现在，谁也没有拿出个真正可行的办法，来完全取代它。包括一些地方，将《暂住证》，改为《居住证》，你以为问题就解决了，天真！只要不是本地居民身份证，就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你讲这些，除了给政府闹对立，给自己带来麻烦外，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堂侄一直埋着头，听着我的话，没有吱声。我想，我的话对他是有触动的。毕竟，他已碰了不少壁。　　不是摧毁堂侄正义美好的信念，而是让他清醒。我还告诉他，有人甚至说，《暂住证》制度，是目前中国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侵害公民基本权利最多的违法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集体违法。北京警察提到的河南10位律师，水平不谓不高，他们指出的问题，不谓不尖锐吧。他们上书的事，舆论炒得沸沸扬扬，影响够大的了呀。可是，结果怎样呢？堂侄一下抬起头来，诧异地问，怎了？我哼了声，故意放缓语速。怎么了，时至今日，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地方，《暂住证》仍大行其道哩，你改变得了吗。　　是的，有什么用呢，你管得了吗？　　现实的情况是，就在那晚，不一会儿，市里驻京办的两名干部，惊慌失措，急匆匆赶来，不断给北京警察赔礼道歉。不由分说，堂侄被拖上车带走了，直到第二天被遣送回老家。命运捉弄人，在北京提心吊胆暂住了10天，堂侄又回到这个城市。这个他暂住了6年，愤然离开的城市。　　被驻京办遣送回，堂侄再也没有了外出的勇气。更无可奈何的是，找新单位四处碰壁，不得不还是回到了原来那家房地产公司。每当提到这事，堂侄总是说，堂叔，姜还是老的辣呀。不是当初留点余地，真不知怎么呀。　　　　既生我，何生暂住　　　　一晃，自北京回来后，堂侄在这个城市又暂住了5年多。按照官方总结，这5年是不平凡的5年，经历了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现在又是欧债危机、中国通胀，经济低迷。而对堂侄而言，则是艰苦奋斗，追梦梦未圆的5年。经过5年努力，追梦之旅终于曙光初现，可望结束暂住，安居乐业了。　　怀揣美梦是幸福的，而美梦的破灭，却又是更大的痛苦。　　还是回到这次购房，堂侄的被二套房。　　原来，堂侄打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为了尽量少找身份证，多贷款，虚拟销售的，都是大户型。就说那套登记在堂侄名下的房子吧，面积达180平米，哪是一个打工仔能消受得起的。市场消息更令人失望。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下，炒房的明显收敛，尤其是大户型房屋，市场走得十分艰难；而真正销势看好的，还是解决急需的自住户，他们购买的，大都是七、八十平米的小户型。以此观之，这套牢的被二套房，要真正解套，还遥遥无期。问题是，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按照政府出台的《限购令》，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不仅仅是税收增加，而且，首付款比例不低于50%。这不仅让堂侄精心构筑购房梦，以及努力筹措的购房首付计划，顷刻完全破灭；而且，按照政府的配套政策，拥有二套房者，必将从城市低收入、困难户等弱势群体名册中一笔勾销；原来享有的扶持政策，包括教育，医疗，就业，交通，培训，社保等优惠，都会因二套房而受到影响。　　这次房地产调控的结果如何，还不得而知；堂侄的购房选择，福兮祸兮，也难作判断。但可以确认的是，被二套房的堂侄，麻烦多多。最现实的麻烦就是，很难买房，只有继续暂住。这令堂侄焦急万分，我也无能为力，在老板面前，还强撑说没关系。　　那天周末，我正在草拟一份政府《关于规范有序发展房地产业的建议》。背景是缘于《第一财经日报》的一则消息。消息说，中原地产的一份统计显示，2011年的前11个月，全国130个主要城市土地出让收入1.18万亿元，同比减少5200亿元，减少30％，土地财政面临打压房地产压力。压力就是动力，各级政府正从观望转向行动，房地产市场再度抬头的内生动力不可忽视。我判断，房地产市场的打压是有限的，政府这支“有形的手”力量再大，也扭不过市场那支“无形的手”。因此，房地产市场降温是暂时的，有限的，升温是必然的。毕竟，现有的城镇暂住人口有两亿多，以及他们的“农二代”；在未来的15-20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期，全国至少还有两亿多农民必然要进城。这些现有暂住和未来进入的城市移民，即使每人平均住20平米，也是80亿平米啊。多么可怕的市场需求。价格由供需矛盾决定，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为堂侄着急。　　买不成住房的堂侄非常郁闷，那天，突然打來电话问我，大伯，你在官场混了那么多年，对政府和官场情况了解。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中国，我们从乡下进城的人，为什么成了编外公民，走到哪里，都是暂住？我无言以答，更不敢告诉他我对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预测。只好劝慰，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我回答，慢慢來吧，许多问题不是在逐渐解决吗，要相信政府。堂侄无语，过了几秒，说了声谢谢堂叔，便把电话挂了。　　我很难受。无论讲理，论法，还是办事，我都无能为力。　　凌晨，堂侄给我发來一条短信：　　既生我，何生暂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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