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教作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一位文体创新的大家。所谓“时务文章”、“新民体”、“新文体”这些近代流行的文体概念，都是他身上文体创新的徽章。然而，他的文体创新，并非是唐代“古文运动”那样的在古典文章源流中的语言风格改造，而是在亲身投入（古代所没有）的大众传播实践中的文体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代表他文体创新特质的，与其说是“融和了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了的源流》），倒不如说是他在《新民丛报》上的那些把十几条、几十条电讯罗列完之后才开始议论的时事评论&&尽管后者并不如一篇排比连篇的《少年中国说》那样脍炙人口，并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因此，等到他结束了报刊生涯当起教书先生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像“国子先生”或私塾先生那样教人作文了。
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的东南大学讲课，其间在暑期学校有一个演讲，后来学生记录整理课堂笔记，经其确认成书，就叫做《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这个作文教学法将文章分为“记述之文”与“论辩之文”两个大类。这个分类其中“记述之文”一节未曾论及新闻报道，是为缺憾；而其中的“论辩之文”一节，虽然也不免大量古文案例，但其阐发却触及了与新闻评论相通的传播规律和说服规律。
这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文中不仅讲解了来自西方的形式逻辑（“作文时须自己审察有无违背三段论法，不合便容易破。”），而且关注到了文章布局的效率性以及对特定受众的说服效果等修辞性因素。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中所没有的东西。
我由此想到，当代中国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其写作目标到底是什么？是否需要预设“大众传播”这样一个传播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些教学和写作的“实用性”问题。对梁启超研究研究很深的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通过对比梁启超此前另一个版本的“作文教学法”发现，“梁启超已将‘情感之文’完全排除”（《阅读梁启超》）。因此，这其实是一个“应用文”的“作文教学法”。此意颇深。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中的阅读作品与作文承担着两个不同的文化功能，并不一定非要重合。在语文课本中固然应当包含一些经典美文，这其实是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的功能；但是，作文练习则不必完全受前一种功能倾向的支配，而更多地应该着眼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在当代大众传播的文化环境中，大众传播的文本实际流通量最大，普通人最实用的表达文本，岂不都应当具有大众传播的特征吗？
比如，梁启超用“急切”一词来表明议论性文章开头的表达效率：
文章最要令人一望而知其宗旨之所在，才易于动人。……作文时最好将要点一起首便提出，次则早点提出。
这与新闻评论教学中的提示完全相同。一部美国新闻学教材（MEDIA& WRITING）这样写道：
第一句或头两句应该清楚，你需要明确表达本文的话题是什么，它对于读者为何重要。开头应简短干脆，直接点出论点。
梁启超“急切”一词用得好，它准确地、动态地反映了观点传播中在篇章开头时应有的节奏感。他在此处举出了两个古文的案例：
“如《荀子?性恶》篇起道便说：‘人之性恶，其善伪也’；开门见山，提起人的精神，使人非看不可。
李斯《谏逐客书》起首便说：‘臣闻吏议逐客，臣以为过矣！’下面列举客之有益于秦，的确是不能破。
如若要说的话不敢说，先绕几个大弯，便是很坏的文章。八大家和明代的八股大家，论一事差不多都要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自以为大气磅礴，实是最拙。”
其实，古文中“先绕几个大弯”的结构很普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所作《封建论》，起首一句“天地果无初乎”，从大地兆始、人类起源说起，然后是尧、舜、禹、汤、文、武以下各代，最后才说到唐朝当代。其目的，无非是解决唐代在“封建”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的思想困惑。梁启超直言这种文风很坏，甚至不回避古文名家，只能说这反映出梁启超在近代大众传播的节奏中对议论文体表达效率的深刻自觉。
而古代议论文，尤其是从“奏议”中选出的议论文&&它们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这样的经典选本中传播甚广，它们往往“先绕几个大弯”，其原因是受特定的“接受规律”影响的，因为那些文章的说服对象，正是对小心翼翼的说服者操着生杀大权的帝王们。“先绕几个大弯”无非是因为对于当代“天下第一大”的皇帝来说，只有把“三代”以下的历代帝王们加起来，尤其是把皇帝的祖宗们加起来，才可以在道义和心理上压得住他。“譬如在前清上皇帝书，引几句雍正上谕或乾隆上谕，他心里纵不快活也不敢驳回”（梁启超语）。这样的说服策略，兆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游说各国君主的“纵横之士”，而到了明代，连海瑞那样“犯颜直谏”的人也不能免。
而进入民国，皇帝没有了，报刊传播的对象是“不确定的陌生人”，绕那个大弯就不仅不必要，而且影响表达的效率。因为在你“绕弯”的时候，读者可能已经走了。梁启超的这样一番“作文论”，正是基于已经变化了的传播结构。
梁启超在讲作文时中也涉及对受众因素的关注。他用“对机”一词来概括这种表达规律：
&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叫作对机。同是一句话对甲说和对乙说不同，对大学生和对中小学生说不同。同一篇演说稿，在东大与北京所生的效力不同，同是一句话春秋人说出没有价值，现在欧洲人说出大有价值。做文时先须看自己所做的文，要给何人看。譬如在前清上皇帝书，引几句雍正上谕或乾隆上谕，他心里纵不快活也不敢驳回；若在民国便不免被人唾骂了。又如前五六十年时作文引墨子《兼爱》的话，人必大骂；现在便不然了。对大学生讲几何定理是人人能懂的；小学生便不能明白。拿小孩所说的话讲给成人听，也觉得好笑。所以作文或著书时是为一时还是为永久；是给一部分人看，给全部分人看，先要弄清。
&& 这样一番认识，与后来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新修辞学注重说服对象的倾向有暗合之处。
比如，美国传播学者霍夫兰二战末期在陆军中的一项实验研究发现：“单方面消息对于最初赞同该消息者最有效；而正反两面消息则对最初反对该消息者最有效”；“单方面消息对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最有效，而正反两方面消息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最有效。”（沃纳?赛佛琳等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西方新修辞学的著名学者比利时人佩雷尔曼的理论就是“聚焦于听众”的，“所有的论辩都是相关听众的”，并以说服具体的、特定的受众作为说服的评价标准。（武宏志等著：《非形式逻辑导论》）
然而，梁启超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对机”之说是否有违道德上的诚实原则呢？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鉴别一下：
& 汉代王充《论衡》中的《逢遇》篇有这样一段话：
& “ 商殃三说秦孝公，前二说不听，后一说用者：前二，帝王之论；后一，霸者之议也。夫持帝王之论，说霸者之主，虽精见拒；更调霸说，虽粗见受。何则？精欲孝公所不欲得，粗欲孝公所欲行也。故说者不在善，在所说者善之；才不待贤，在所事者贤之。”
&& 简单说，王充这一番理论揭示的是：说服的效果，不在于你的道理本身是否精妙，而在于你是否挠到了君王的痒痒肉。
这一番话，在揭示说服的效果方面固然有道理，但结论却使人感到这种说服实在没有什么原则&&你到底持什么样的观点？这样的说服策略，在今天看，更明显是存在伦理问题的。
& 那么，梁启超的上述观点与王充的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 梁启超的提出的案例只涉及论据的选择问题。说服者的观点不变，只是不同的论据的选择对于被说服者的效力不同。这些不同的效力取决于时代的差异和群体心理的差异。而王充的案例则是基本观点都可以更换。所以梁启超的案例并没有明显的伦理问题；而王充的案例则有伦理问题。
在作文的“教学法”方面，梁启超也有一些很实际的、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比如：
“每学期作文次数至多两次。现在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好。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预备，使他在堂下做。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我是教学生做文，不是防他做贼，没有充分的预备，在年轻的学生脑筋锐敏或可做出，我便不能。）”
在谈到给学生作文出题的时候，他谈到：
“论辩文最好的题目是两边对驳，题要切实，不可空泛。如‘中国宜自强论’之类，空而不能驳，最坏。如‘鸦片宜禁止论’，不空而不能反对，也不好。最好的题目如‘中国应联省自治’之类两面都有话说，方不枯窘。。”
梁启超的意思，是强调议论文的题目的争议性。但从他所列举的好题目“中国应联省自治”来看，还具有时政性，即与当下社会实际存在的争议性话题接通。
他谈到教员评改作业的要点很值得注意：
“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改文时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因为这是末节）。偶然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词，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
梁启超几乎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写作者，他的一生&&尤其是流亡日本的十多年&&广泛涉猎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财政学、金融学、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佛学，且各有深浅不同的著述。教人作文只是“小道”而已。但因为“作文”正是梁启超的“本业”，一生不辍，所以，他对“作文”的教学见解，也独有精辟之处，值得分享。
&&最后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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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来源：淘豆网[/p-.html])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 90 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甲午战争失败后的 1895 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 23 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 5 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2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来源：淘豆网[/p-.html])。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 8 月 9 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来源：淘豆网[/p-.html])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1898 年 2 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来源：淘豆网[/p-.html]),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三、专心从事启(来源：淘豆网[/p-.html])蒙9 月 21 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12 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8 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3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来源：淘豆网[/p-.html])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来源：淘豆网[/p-.html]),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 年 2、7 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到了 1902 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 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 8 日至 4 月 11 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 1 号至29 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来源：淘豆网[/p-.html])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1898 年 12 月 25 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9];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来源：淘豆网[/p-.html])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4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 1902 年 11 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 1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同当初创办《新民丛报》是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见解一样,这一刊物的创办和文章的发表则不仅表明他开始正式倡导“小说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认定小说是启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开门见山立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随之以惯用的排比句式展开论点:“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再自设问答过渡到论证:“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扬弃并阐发以往的观点:“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犊,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虫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文章“说有所未尽也”。他接下来的分析同样语出惊人,他说,能够予人之各种心理、性情以满足并“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说以其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于是他惊叹:“可爱哉小说!可恨哉小说!”但他着重谈论的是小说的“恶”,在他看来,小说是“吾中国群治***之总根源”,国民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义气等种种品性,无一不源自小说。于是他疾呼:“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四、梁启超的局限我曾归结了三个方面。这里主要谈最主要的即思想资源方面。如众所言,梁启超不乏参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学说,这也正是他的启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根本体现;但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构成,而且这决非可以归结为“托古”。首先,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开始正面议论启蒙的《变法通议》里他就认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变着法儿找根据,说促使欧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学会”实际上始于中国:其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学会在中国消亡则是“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也是写于这段时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然后对比论述了古之“务治事”与后世“务防弊”的种种区别和优劣。就与民气民智相关的内容而言,他谈道:“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5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软,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其次,与“先王世界”相联系,梁启超的启蒙理论又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支撑的。他文必引《诗》《易》,章必举孔孟,直至二程朱熹曾文正,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眼里也成了“大儒”。可是,传统这么好,国民性怎么变得这么糟?梁启超自“圆”其说,认为除了“后世”的“民贼”、官吏等实行愚民的原因之外,更是由于圣贤的思想、学说等被“伪托道学者”丢弃或篡改。他举出“铁证”:“彼《礼经》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他忧心:“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他援引了《中庸》《孝经》以及孟子的有关言语之后指出:“凡此诸论,在先圣昔贤,盖有为而言,所谓‘言非一端,各有所当’者也。降及末流,误用斯言,遂浸成锢疾”。他斥责:“先圣昔贤之单语片言,固非顽钝无耻者所可借以藏身也”;“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指‘伪托道学者’——引者注)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在《新民说论尚武》里他还把“儒教之流失”作为国民文弱的一个缘由,他区辨说:“儒教者固切近于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则务使诸夏夷狄,远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礼运》之述圣言,则力言不独亲亲,不独子子,以靳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国界,以至仁博爱为宗旨。斯固皆悬至善以为的,可为理论而未能见之实行者也。------然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陈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他紧接着谈道:“所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乏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以莠乱苗,习非成是。”他遗憾地指出:“法昔贤盛德之事,乃养成此柔脆无骨、颓惫无气、刀刺不伤、火爇不痛之民族,是岂昔贤所及料也!”他甚至认为“新民”也早已存在于儒家先圣的思想中:“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义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但他认为这非儒教本身之过,“夫孔教之良,固也”,害处源于“独尊”,所以他仍然声言:“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正因为对儒教持这种信念,他的一些提法还难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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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1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一、生平、著述简介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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