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已经赞过此文了。
美国与德国的历史罪恶感
Susan Neiman
发表时间：浏览量：6451评论数：3挑错数：0
2012年10月22日，著名非裔美国人导演斯派克·李发了一条推文：“美国奴隶制历史不是像人想象的一般，气氛绝不像瑟吉欧·莱恩（著名意大利西部片导演）电影中描绘的那样声势浩大，这绝不是开疆拓土，而是种族大屠杀。”他表示绝对不会观看昆汀·塔伦蒂诺的新作《被解救的姜戈》，因为这部电影侮辱了他的祖先。二十几天后，在柏林的电影首映式上，塔伦蒂诺本人宣布，美国奴隶制是一种种族屠杀制度。德国媒体斥责其言语“挑衅”“ 偏激”，然而最终承认，归根结底，德国观众——他在德国人气很高——希望塔伦蒂诺做出如此评论。
如果一年前有人预言笔者会在近日写一篇关于塔伦蒂诺电影的文章，笔者一定会豪赌一把，甚至连看都不会看一眼。因为尽管笔者关心塔伦蒂诺探讨的话题，然而他探讨的方式过于沉重，笔者不得不逼迫自己看了一部他早先的作品《无耻混蛋》（2009年），以为品质尚可忍受，然而对他其余大作则索然无味，不愿观看。塔伦蒂诺之意似乎在于，诸君可以大肆渲染暴力场景与欺压剥削的内容，只要演绎方式技巧高明，嬉笑怒骂，讽刺连连。诸君可以拍摄枪支交易情景——枪支交易恐怕是人类最为低级的职业形式——并使之性感火爆。 若从道德角度，对这类事物提出异议，是否只能让人大倒胃口呢？
然而，在《被解救的姜戈》首映日当晚，笔者在柏林当地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后，对塔伦蒂诺的印象却发生了深刻转变。电影蕴含着各种复杂的典故，清楚表明，塔伦蒂诺是如何受德国平息战争罪行的努力而影响的。既然德国所做的努力尚未被英美大众孰知，寥寥勾画其轮廓显得至关重要——熟知鲜为人知的历史，不仅有助于理解塔伦蒂诺的新作，因为若无相关背景这部电影则显得晦涩难懂，也为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添上了一笔：德国铭记历史罪行，其他国家又能从德国的努力中汲取怎样的营养呢？
六十余年来，德国为历史问题，为历史罪恶感产生的问题纠缠不休。德国的例子表明，当美国在严肃反思自身历史罪行时，将会引发多少道德难题。何为历史罪恶感，历史罪恶感由什么组成？何为历史责任感，历史责任感由什么组成？二者又是如何息息相关的？一直以来，第二代德国人的口号往往是：“拒绝共同承担历史罪恶！欢迎共同担负历史责任！”然而责任蕴含的意义，一直是一种政治忧虑。为深重的历史罪行承担责任，是否意味着永远坚持和平主义的立场？是否意味着，一如某些人所主张，永远支持以色列政府，无论其所作所为？还是如同另一些人助长那样，永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无论他们所作所为？
德国人要了结本国的历史罪行，就要面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长，告诉他们，他们的权威已经腐化堕落。
当代德国人认为，承担集体的历史责任，意味着一种承诺，避免他们父辈或祖父辈过去犯下的罪行在将来重演——然而这种思考又引发了新的道德谜题。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以及其余一些得过高管罪行确凿，理应承担历史罪责：他们罪大恶极，蓄意筹划犯下了种种历史罪行。那么其他人呢，普通德国人呢？他们并没有参与策划，仅仅是不加思考地执行命令，他们是否应承担责任？究竟是那些在办公桌上签署政令的人更为罪恶滔天（因为他们身居高位），还是那些卫兵，那些驱赶着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走进死亡深渊的卫兵更加罪不可赦？若有一人对他人犯下同样罪行，他是否比艾希曼1更为罪恶深重，尽管后者声称，看到大屠杀令他感到恶心？那么，那些选民呢，那些让纳粹掌权，那些希望纳粹能够结束通胀，结束打架斗殴，结束社会动荡的选民呢，他们只是希望这一切让为魏玛共和国岌岌可危的社会现象得以终结，他们是否有责？
当然，总有人说，那些人之所以与纳粹合作，是因为一旦马虎草率的人担任其职位，事态有可能恶化。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犹太居民委员会2参与起草遣送至集中营的犹太人名单；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 （Ernst von Weizs?cker）是一系列罪行的主要头目，但却在针对自己的法庭审判中成功为自己开脱，声称任何人，只要处在他的位置上，所作所为只能比他更糟糕、
当诸君开始审视邪恶人物真实而又历史的事件时，总有一些道德难题不可避免。汉娜·阿伦特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毫无疑问，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是最受20世纪道德哲学观非议的著作之。作者谨慎小心，努力理解责任的形式，努力将责任从意图的纠缠中剥离开来，却受到了世人的误解，连她最亲密的朋友们也勃然大怒。也许这并不足以为奇，因为诸多伦理学家一直都愿意严格遵守电车问题。3德语中有个词，用以了结过去的罪孽。Vergangenheitsbew?ltigung（向过去妥协）一词于1960年代开始为人使用，意思是“对于我们的纳粹历史，我们已经尽了一些力了”。过去的五十年里，大部分时候，德国一直处于处理德国民族罪行的痛苦经历之中。诸君的父辈，即便不是纳粹狂热分子，却无动于衷，没有阻止纳粹暴行，只是静静地看着身边的犹太医生抑或犹太邻居被押往集中营，以德国军队的名义流血赴死，那么，“了结”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这就是大多数生于年间德国人的命运，这种命运，不值羡慕。
德国人要了结本国的历史罪行，就要面对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师长，告诉他们，他们的权威已经腐化堕落。1960年代的德国比1960年代的巴黎和布拉格更加动荡不安——更不要提及伯克利了——因为德国人关心的不是某些远在越南的人犯下的罪行，而是在离家更近的地方，那些教育他们学会人生第一课的人——他们的父母所犯下的罪恶。
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向过去妥协）在东德与西德进行的方式大不相同。与其他敌国相比，纳粹的政治宣传似乎更愿意散布“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的威胁”所带来的恐惧。所以当苏联红军1945年胜利进军柏林之时，百万德国人逃往西部，躲避红军，那些曾经效忠纳粹的人，那些仅仅知道德军杀戮了2000万苏联人的德国人，当然会害怕他们自己成为苏军报复的对象。所以，当1945年5月8日枪声停息之时，更多的同情纳粹的人住在了西德而非东德。
德意志被分成了两大占领区，每个占领区均有特派的盟军驻守管制，盟军认为7400万犯下战争罪行的人民无罪，无视了人类史上最为丑恶的罪行。与此同时，苏联与西方各同盟国成员不懈努力，不断合作，执行了纽伦堡审判，为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战犯量刑。双方还制定了教育重塑计划，即“去纳粹化”教育。苏联往往认为德国的上层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灵感的源泉，比如启蒙主义戏剧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而美国人则倾向于言论自由和民主。
打过二战的一代拒绝谈论过去。
尽管双方的努力都未必卓有成效，因为千百名德国共产党员正在从流亡之地赶往东德，掌握政权，东德去纳粹化的进程却步入正轨。1949年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原有的苏联占领区的基础上诞生，东德的思想是反对纳粹主义的。东德为街道重新命名，改造城市原有的建筑，执行新型课程教学计划，采用新国歌《在废墟中崛起》，这一系列意味深长的举动，表明了东德反对纳粹主义的立场。
然而，西德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领导，难以面对德国的民族罪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们甚至不太愿意往事重提。城市仍旧废墟一片，西德的民众们——依然沉浸在丧夫丧子之痛中，因为他们的至亲战死前线——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更不要说每一个街头巷尾，战争的毁灭依然历历在目；此外，占领军坚持认为，一切都是德国人自己的罪孽！一些青年学者和艺术家认同同盟国的观点，创作出了一部部重要的文艺作品，比如电影《凶手在我们中间》等，文学组织四七社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二战反思著作，诺贝尔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以及君特·格拉斯均是四七社成员。尽管如此，无论是德国大众还是管制西德的美国人都不愿意对纳粹历史进行深刻的批判，西德学校、法庭以及警察局的职位大部分依旧由以前的纳粹成员充当，他们对这一事实充耳不闻。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与铲除纳粹势力相比，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更在意的是削弱苏联的实力。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变化依旧是微乎其微。西德一心一意恢复经济实力，多数传统的统治阶层岿然不动，参战的一代拒绝谈论过去。沉默打破之时，言论开始变化。难道是因为哲学家格瑞塔·冯·布伦塔诺(Magherita von Brentano)主持的介绍反犹太主义的一系列广播节目引发的吗？还是因为罗尔夫·霍赫胡特1963年公演的The Deputy，讲述了教皇在实行种族灭绝之中与纳粹同谋的罪行？还是因为1961年对艾希曼的审判以及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吸引了公众注意力，让多数德国人愤然觉醒，执笔讨伐？有一点无可争辩，到了1968年，青年德国一代，包括后来的外交部部长约什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在内，他们正在向警方投石块，他们认为，这些人不仅是当时种种罪恶的代言人，而且与在犯下历史罪行的战犯是一伙的。
到了1968年，鲜有直接为纳粹暴行负责的人登台表演。然而，凡是在军队、警察局、情报机构以及外交部，还有其他机关任职的人，至少都接受过前纳粹军官的训练。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纳粹党受到流氓暴民的欢迎，这是本哈德·林施克（Bernhard Schlink）在糟糕的著作《朗读者》（1995年）及随后改编的电影《生死朗读》（2008年）提出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纳粹党成员大多来自知识阶层，若是没有去纳粹化的政策，除了纳粹之外没有人能够率先进入政府的领导机关任职，尽管联邦德国和美国人都不愿意在冷战中实行去纳粹化政策。
一则很老的笑话反映了这个问题。有个流亡分子的来到法兰克福机场，见着一个陌生人，就问他以前是不是纳粹。“我可不是，”陌生人说道。接着他又问了一个人。“再不能这么干了，会遭天谴的！”这人接着说“那时候我总是默默反对纳粹政策。”终于，流亡分子碰到了一个人，承认自己当过纳粹。“谢天谢地！”他说道。“不错，挺诚实。我上一下卫生间，您能帮我看下包吗？”对于下一代而言，显而易见，需要对德国的政治体系进行彻头彻尾的反思。
美国有一部迷你剧，名为《大屠杀》（1978）尽管制作低劣，在国内籍籍无名，却因为探讨600万条犹太人生命这一冰冷数字背后的普通人背后的生活而在德国掀起波澜。1983年，柏林举行活动纪念希特勒夺权50周年，这一年里举行了众多展览活动，主题多种多样，如“第三帝国下的妇女们”，“同性恋与法西斯”以及“犹太教堂废墟建筑展”等等。街道邻里针锋相对，试图刺探对方以往的历史。 柏林有部戏剧戏剧，名为《不是我，是希特勒干的》1977年上演，35年来演出不断。
1986年，右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表示，希特勒大部分的权术都是向斯大林学来的，因此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责他是在为德国的历史罪行找借口。这场激烈的“历史学家之辩”持续了整整三年——不仅在学术期刊上引起热潮，而且在报纸、电视以及广播等媒体引起了人们的大讨论。
在美国文化中，犹太人大屠杀的重要之处在于起到关键的作用：让我们知道了何为邪恶，让我们知道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
1990年代中期，一家位于汉堡的研究机构决定以展览的形式纪念战争结束50周年，他们之所以举办展览，是要证明除了纳粹党卫军外，许多普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也参与到战争暴行之中。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这场展览引发的种种抗议却出人意料，有人甚至声称，这场展览为他们死去的同志或父辈抹黑，于是这些人就像展馆投掷燃烧弹；最后，议会不得不召开特别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种种迹象表明，人们依然没有停止彻底清查纳粹时期历史罪行的脚步。就在今年春天，德国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Unsere Mütter, unsere V?ter）搬上银屏，电视剧《我的父亲母亲》以精良的制作，向观众讲述了一段沉重的历史，四个青年主人公是如何渐渐与纳粹的罪行相纠缠的。1999年，在经过多年的公开辩论后，德国议会投票宣布，将在柏林空地最为显眼的位置修建一座官方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笔者更倾向于那些历史建筑，那些诉说过去动荡不安年代的历史建筑——在犹太人战前生活过的楼房前，在楼房前大大小小的人行道上，德国艺术家刚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将千万石块凿进人行道中，镌刻上死难者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押往集中营的日期4。正如某些反对人士所预言的一样，修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绝对是不合时宜的事情。然而若考虑到德国市中心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造型醒目夸张屹立于纪念七年战争胜利的建筑——勃兰登堡门以及周边林林总总的大使馆、事业机构中间，一切似乎又合情合理。
请读者诸君对比一下美国与德国的差异：诸君能否想象，如果在华盛顿广场的中间地带，建立一座美洲原住民大屠杀纪念馆抑或是黑奴贸易纪念馆，将会是怎样的情形？想象一下，诸君漫步在街头巷尾，不经意间踩上了一块石头，上面写道：本楼是以黑奴的血汗劳动为代价建立的，或写着在遭受种族清洗前，这里曾为某美洲原住民部落的家园，请勿忘历史，诸君会作何感想？我们所有的纪念设施，仅仅是美洲原住民国家博物馆以及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博物馆5而后者预计于2015年开放。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隶属于史密森尼博物馆体系，馆藏展品介绍了印第安普韦布洛娃娃精致的做工，马匹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影响以及参加过奥运会的美洲原住民运动员等等。史密森尼学会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网站，并没有展出黑奴船上捆绑黑奴的枷锁，恰恰相反，却对普尔曼列车员6带过的帽子以及黑人卫理公会和新教圣公会教堂的长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对美国黑人废奴主义者Harriet Tubman收藏的手工艺品兴趣浓厚，39展品，甚至还收藏了她的花边披肩还有祈祷书。
切莫误解笔者的用意：学习了解被剥削迫害民族之文化意义重大。若对这种学习有所缺失，我们就会陷入危险之中，永远将这些文化所属的社会成员视作受害者——而不是历史的主题。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主题鲜明，没有将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束缚于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桎梏之中。博物馆中一个展区确实介绍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史实，然而其余的永久性展品包括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自画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访谈的影像资料，一棵犹太人家的圣诞树以及一棵硕大的可移动的大蒜头。（别问我。）展览糟糕透顶，然而却能对某些游客有些许益处，在他们心目中，想到“犹太”一词，就会联想到一大批干瘦的囚犯穿着有条纹的囚服成群结队的情形。同理，毫无疑问，部分美国人的思维仍需要跳出好莱坞电影里对印第安人野蛮想象以及脸谱化的斯泰平·费奇特式黑人形象7的框架，以更加精准地了解我们先祖当年试图毁灭的各种文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美洲原住民和美国黑人历史博物馆归根结底，代表着典型的美国价值观：愿意展望未来而非了解过去，我国博物馆也追随这一趣味。若与我国历史陈列的展品与诸君在德国的发现加以比较，诸君必然会感觉到美国国家历史依旧掩盖史实——要想拥有稳健安好的未来，美国人需要更加直接地面对自己的过去。
诚然，华盛顿国家广场有一处场所纪念一段惨痛的历史：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笔者不禁发问，为什么发生在欧洲的往事却在我国具有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笔者并不是发问的第一人，我国政府在犹太人大屠杀前和犹太人大屠杀期间并未努力拯救犹太人，却在战后让纳粹科学家可以逃到美国境内。将人民圈禁，将人民押送到毒气室受死是十恶不赦的，这差不多是一条普世的道德共识。确立十恶不赦的象征下意识里给了我们一条黄金标准，其他的邪恶行动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纳粹主义作为邪恶的典范，可以败坏敌人的名声，这些敌人比如萨达姆·侯赛因，卡尔·罗夫以及巴拉克·奥巴马等。（网上有很多奥巴马带着希特勒式小胡子的图片。）
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在美国文化中意义关键：我们借此知道了何为邪恶，知道了这是德国人干的。当然，历史学家、文化评论家以及其他人更加专注于美国以往的历史罪恶，他们的相关著作卷帙浩繁，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与最近出版发行的关于犹太人大屠杀或从其他视角看待犹太人大屠杀的著作、电影或回忆录相比，能与上述作品同样广受公众关注、销量相当的有关美国历史罪恶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让大家鱼与熊掌都可兼得8，我们既可以稍费时间，沉思历史，合理宣泄自己的恐惧感，又可以镇定精神，自信满满地表示这一切都是在别处，在别国发生的。
我们再也不相信有人天生就十恶不赦，天生血液里就流淌着邪恶的因子。然而，长久以来，我们被先祖的罪恶玷污着，腐蚀着。传统基督教义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足以赎罪：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流落世间以来，死后救赎才能降临。根据《旧约》的旨意，我们必须牺牲时光为父辈赎罪，赎罪之行必须传至第三代和第四代。这些传统深深影响着每一代人，哪怕有人对此嗤之以鼻，其传统也深深影响着他们，因为他们的内在是理性的。我们每一人都受到这种先祖遗训的熏陶，无法逃避，无法改变。诸君成长的过程，就是决定其中哪一部分为诸君所有的过程，就是决定诸君为其余部分的缺失愿意付出多少代价的过程。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均是如此。
若想真正实现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向过去妥协），必须以深深的情怀直面以往的罪行，而不仅仅以理性的态度对其分析评价。显然，在西德，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前二十年里，这种情怀是缺失的，西德向以色列国提供战争赔偿金，借此不愿面对事实，不愿看到屠杀千百万条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西德承担了法律上的责任却没有切实履行道德上的责任，直至1960年代渐渐地断断续续地开始了狂潮。罢了，罢了，相似的事情又在美国重演，《平权法案》的措施是一种对奴隶制和种族隔离9 承担集体责任的方法，然而鲜有美国人不得不直面奴隶制丑恶的事实。（而且，我们当中少有人知道究竟黑奴制度存在了多长时间，不论是正式的黑奴制度还是变相的黑奴制度。在读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时，笔者偶然发现，1946年一批神职人员前往白宫拜会杜鲁门，希望杜鲁门将私刑列为联邦法律非法行为，爱因斯坦支持神职人员的行动。然而他们的提议却遭到杜鲁门拒绝）
必须重演悲伤之场景，史实微不足道，冰冷的数字往往令一切更加糟糕。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被解救的姜戈》中的暴力场景至关重要。一如塔伦迪诺和黑人明星所说，战争的黑奴历史要比电影情景恐怖千倍万倍。塔伦迪诺剪除了两个最为血腥的场景，人们被其余黑奴或成群的狂犬四分五裂，这是因为试映时观众认为这些场景太过血腥，容易给人带来创伤。其余的场景血腥暴力的程度依然不减；在于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学家小亨利·路易·盖茨进行的The Root杂志专访中，塔伦蒂诺说道：“人们往往与过去黑奴的历史若即若离，只是想以学术的层面看待这些问题。黑奴历史就是史实，足够了，不研究了，我对于那些史实看都不想看几眼。”借用哲学家Stanley Cavell的观点：我们若想承认事实，而不是仅仅了解国家所犯罪行之深重程度，就必然要再度经历某些心灵创伤。仅凭事实不够充分，历史数据又让其更显糟糕。盖茨表示，他有很多学生已经对黑奴制度的惨状习以为常。而实实在在地场景再现，比如塔伦蒂诺导演的黑奴情景，比任何史料，任何历史解读都更加长久的留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中，让我们有一种即时感，我们要在此徘徊，沉思良久，方能继续前行。
诸君必须认真对待《无耻混蛋》这部电影，方能体悟塔伦蒂诺的良苦用心，而笔者最初显然未能做到。初次观看时，人们很容易认同《纽约客》的笔调，以为这部电影给“那些认真看待纳粹历史的，认真思索二战和同盟军历史的人当头一棒……场景太恶心了，就算是当玩笑看看也不能让人舒服。”然而，有一件事情塔伦蒂诺却是熟稔于心，这就是电影史。在一次访谈里，他谈及自己受到194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影响，“那时候纳粹并不是历史上的、想象中存在的邪恶势力，而是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的威胁。”
那个时代的电影导演——一般是欧洲避难人士，比如弗里茨·朗还有比利·怀尔德，一如塔伦蒂诺所说——在制作同样惊险动人、娱乐搞笑的战争片时不会有内疚心理。塔伦蒂诺同样如此。就算他那用电影重写历史的美梦看起来很搞笑（“自恋”这个词未免有点粗鲁），但是许多德国人欢迎这样的美梦，会欢欣雀跃。笔者有一个德国朋友，在揭示祖国历史罪行方面撰写了一系列深沉庞杂而又精细入微的著作，他告诉笔者，当他看到塔伦蒂诺导演的纳粹分子烧成了火球时，他就像小孩子一样欢呼了起来。这位朋友纵然博学，塔氏的电影却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那种几十年来让他内心起伏不定，激励他前行的情感。最近在参加德国《时代周报》的采访时，塔伦蒂诺表示，人们总会问他德国人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要是世界上有人梦到杀死阿道夫·希特勒，这人不是犹太人，就一定是战后三代的德国人。”美国人的历史观，德国人的幻想：塔伦蒂诺对于这两者的拿捏十分得当。
先拍反映纳粹历史的主流电影，在拍讲述美国奴隶制的电影，塔伦蒂诺并不是美国导演界的第一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先拍摄《辛德勒的名单》（1993年），而后《断锁怒潮》（Amistad）（1997年）。两部电影都传达一种精神，纳粹主义并不是终止对邪恶势力讨论的手段，相反纳粹主义应当是开始对邪恶势力进行讨论的契机，同时美国人对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同样应当严肃地看待。在《被解救的姜戈》中，塔伦蒂诺比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断锁怒潮》更进一步，影片中唯一一个正直体面地白人是一名德国人。扮演好人的可以是任何来自旧欧洲的公民，然而塔伦蒂诺却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这个人物的德国身份。塔伦蒂诺任用曾扮演电影史上最为残忍血腥的党卫队军官的演员——克里斯托弗·瓦尔兹10扮演正面角色，给予我们的历史偏见以无声地打击，而影片中的德国人，是《姜戈》中唯一因为美国残忍的奴隶制而良心不安的白人。
《姜戈》中出现德国人的身影，反映出德国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向过去妥协）对塔氏电影的影响。导演《无耻混蛋》时，他曾在柏林居住半年，足以感受到德国人时刻对惨痛历史的觉醒意识。在他与盖茨为The Root杂志做的专访中，足以揭示这种影响是多么深刻：“我认为美国人是唯一几个未受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全面反思历史罪行的国家之一。只有直面惨淡的历史，才能跨越这一障碍。”对于最为直接的比对，他也从不遮遮掩掩。他在采访中还指出，如果再有一场纽伦堡审判的话，导演默片《一个国家的诞生》的D·W··格里菲思——一定会被判处战争罪——因为这部电影让3K党受到启发而死灰复燃。电影的原作《同族人》（1905）——作者为托马斯·迪克逊——也能够被判处战争罪，塔伦蒂诺诺拍摄的场景太过丑陋，离希特勒《我的奋斗》仅有一步之遥……这是邪恶的，我用的词绝非偏激。
一些批评人士质疑白人导演拍摄黑奴电影的行为是否得当，这正切中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向历史妥协）的要义所在。塔伦蒂诺表示他的曾祖父曾是南方军的将军，这表明，在制作这部电影的同时，他正追寻战后两代德国人的脚步直面先辈的罪恶。
德国人对《姜戈》的影评中，有的在标题中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敢把美国奴隶制历史跟犹太人大屠杀相比吗？”答案往往是“不敢”。德国人评论的口吻夹杂着卖弄学问的笔调，还有一丝冷嘲热讽，令人无法形容，他们提到了蓄奴和大屠杀的不同，蓄奴是有发展经济目的的，而大屠杀则无。他们有得出结论，塔伦蒂诺之所以用词挑衅，是为了宣传他的电影。几位评论人士指出，塔伦蒂诺故意使用“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煽动性的言词，对于右翼团体而言是十分悦耳的，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使用这类词汇。这些评论似乎反映了茨维坦·托多洛夫的真知灼见：德国人应当探讨犹太人大屠杀的个性问题，而犹太人则应当探讨其中蕴含的共性问题（运用了康德的理念，若人人时刻注意自身道德修养，关注邻人的快乐而非相反，那么我们就已经接近了道德世界）（有点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然而令笔者有点诧异的是，美国人对电影的探讨则更加关注“黑鬼”一词出现的次数，而非《被解放的姜戈》所引发的思考：犯下历史罪行的美国人是否如纳粹一样邪恶——如果是的话，那我们今日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一篇驳斥《被解救的姜戈》的长文中，历史学家阿道夫·里德写到，这部电影就是“讲了一个人战胜逆境的故事，没有什么特别寓意……就是新自由主义主义视角下的理想的社会正义形态”。里德呼吁公众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已弥漫至各种角落，笔者欣赏他为此付出的努力，然而关注普通个人的故事在历史研究上是无效的，笔者却对这一观点惊骇不已。如果大家认为“真正的”历史仅仅是关于政敌的明争暗斗，社会关系的机密复杂，那么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关于人类自由的宣言已经缺失
既然诸君已经直面我国历史陷落的深渊，对于那些向前发展的人，我们能够——我们必须使其成为理想的典范。塔氏电影主人公既令人愉悦又不可思议；更为有趣的事，塔伦蒂诺的实力在于描绘丑恶之人。《无耻混蛋》描述了两名纳粹英俊迷人，very differently so。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诸君能够明白无论是在迈丹尼克集中营还是在密西西比，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甚至是潇洒迷人之人是如何犯下谋杀罪的。然而正确地看待英雄，也是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英雄缩短了必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以自身的自由对抗不公不正不仅可行，而且有人已经身体力行了。
美国人倾向于注重积极正义的一面，这一点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美国人没有选择回顾种族隔离的黑暗历史，而是将马丁·路德·金的诞辰作为国家公共假日，在华盛顿广场上树立了他的雕像。德国一项课程计划中将纳粹人大屠杀作为一段糟糕的历史，而后又将这段历史一笔带过，转而讲述反对纳粹的英雄——维利·勃兰特、苏菲·绍尔以及Claus von Stauffenberg的实际，这一点仍让我们感到头痛。几乎无一例外， 美国为争取自由而抗争的历史——无论是塞内卡福尔斯会议11还是塞尔玛运动12、石墙暴动，都是争取自由的行动。适用于就职演说，只要诸君加以注意，一如奥巴马总统的做法，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漫漫旅途中，依然人中而道远。同时，塔伦蒂诺的探索对于解除必胜主义的荼毒而言是一剂良药，对于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而言更为行之有效。
12 August 2013
2013年8月12日
Read more essays on ethics and history
阅读更多伦理学和历史学相关文章
1：阿道夫·艾希曼，德国纳粹高官，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2：按照德国人的命令，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的犹太社团内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
3：电车问题：又叫有轨电车难题其大致内容是：假设你驾驶一辆自己无法使其停下来的，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5个检修工人，他们根本来不及逃跑，除非你改变轨道。但是，备用轨道上却有1个人，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是”。此涉及人对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取舍。此难题可以变化，如一条岔道有一人，另外一条可以改成更多人或更少人，人数对利益取舍的关系。另外五人可以改成罪犯。
6：指铁路卧车（旧称，相当于现在的卧铺）列车员，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具有明显种族偏见的乔治·普尔曼选用以前的黑奴在其卧车上工作。普尔曼列车员这一职业始于1860年代末期，终于20世纪中叶。
7：斯泰平费奇特式黑人奴仆；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与献媚奉承的黑人奴仆；奴性十足、逆来顺受的黑人
10：:Christoph Waltz奥地利演员，以与美国电影导演昆汀·瓦伦蒂诺合作扮演的角色最为知名，在塔伦蒂诺《无耻混蛋》中扮演党卫队旗队领袖Hans Landa，在《被解救的姜戈》中扮演赏金猎人，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得主。
来自无觅插件
没改完就一不留神点错了。。。
结果您先出了，这下我更翻不完了哈哈
结果您先出了，这下我更翻不完了哈哈
大家相互学习，加油
万古杂志（Aeon Magazine）是一份关注思想与文化的新型数字杂志，每周为您提供原创文章。 万古杂志由Paul Hains与Brigid
Hains创立，凭借优秀的编辑与撰稿团队，为您提供有价值的深度文章。 万古杂志关注全球，接受多元视角的思想，并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尊重科学等经验知识，也重视想象与个人经验。 万古杂志崇尚对话精神，鼓励真诚友善、思想开放的对话氛围。
杂志网站：/
相关报道：/article/5090.html
万古的文章有个性，有涵养。欢迎更多译者加入本组，为中文阅读世界增添新的视角和观点。
Copyright & 2014 yeeyan.org
公司全称：北京译言协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安西路望京SOHO-T1-A座-2202室
联系方式：010-
京ICP备号&&京公网安备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