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漫画中国梦——借鉴长影工农兵标志演绎中国新领袖
由网友创作的一副题为&中国梦&的漫画，近日在网上热传。这幅漫画更像是在透过草根百姓的视角，传达出对本届领导人亲民态度的认同。但也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这个题为&中国梦&的漫画似乎与长春电影制品厂的经典厂徽标识极其相似。
长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而长影标识上被称为&工农兵&的形象更是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个时代里不可磨灭的符号。而&工农兵&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代表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合称。而主题为&中国梦&的漫画也很巧妙地引用了这个题材造型，颇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而很多网民也表示，能看到一个更平民化的领导形象，有助于拉近距离，也让自己似乎更加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发展。不曾想，一副小小的漫画就传递出了百姓心底最平凡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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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_bookdoc_
　　全校都停课了，对笔迹，还要相互揭发。
　　大家不准串联，每个人必须偷偷将笔迹写在一张小纸条上，签上名，折起来，交给“专案组”——民警和学校革委会领导。
　　大家心里都惴惴不安，生怕人家错认了笔迹，怀疑到自己。
　　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案破了。说是一个叫“二旦”的同学干的。
　　二旦，我认识，他家住在趵突泉西南门。他长得不好看，脑袋像小冬瓜，品行好像也不太好，爱发个“坏”。
　　据说，之所以怀疑上他，就是因为他爱在墙上乱写骂人的话。可要说他写“反标”，我不信。这就是“反标”吗？可是，见大家都没有一点怀疑的意思，也就不敢多想，不想多想了。
　　虽说查出来了，可二旦毕竟是个小孩儿啊。“专案组”很英明，说他背后有人。于是，二旦他爸被揪了出来。人家一查，他爸从前当过国民党兵，开小差回了家，肯定对新社会不满。二旦他爸我见过，在剪子巷开个小修车铺，挺普通的一个人。
　　放过二旦，但不能放过他爸。
　　“专案组“在学校的小操场开了个批斗会，“专”二旦他爸的“政”。
　　二旦他爸脖子挂一块大白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程××”，名字上还打了红叉。
　　我才知道，二旦姓程。
　　批斗会以后，二旦就成了人人都可以打两下的人了。
　　“二旦，站住！”
　　二旦站住了，垂手而立。
　　于是，脸腮上挨了几个耳光。
　　这几下，是比二旦低二年级的同学在“专政”。说是耳光，其实并不很响。肉击打在肉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这样又过了几天，回到家，趁着没人，我自觉自愿地把满满一盒子各色粉笔头，“哗啦”一声倒进了院里厕所的茅坑……
　　如今，涂鸦除了有被城管或者查卫生的人罚款之虞，一般不再会让人胆战心惊了。有的城市甚至辟出地方，让人涂颜色很好看、内容很向上的“鸦”。还起了个颇有讲究的名字，叫文化墙。
　　现在，我有时也还残存着一点点涂鸦的念头。比如爬上了一座险峻但并不名胜的山，涂几个“到此一游”之类的感怀文字。可想想，这个“鸦”就没涂。
　　一颗好涂鸦的童心，在儿时，就已经死了。　　为邻几年，可没说过什么话。几十年后，还记得他，有时，他的模样还要“走”出来，在眼前晃一晃。
　　他就是梁玉堂。
　　梁玉堂是我父亲当年的一个同事，是1967年，我家住徐家花园2号时一墙之隔的邻居。说是父亲的同事，但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同”过什么“事”。
　　最初对他印象深，有两个原因：
　　一是“文革”中，我家被造反派勒令从一处好房子——1998年济南趵突泉扩园，被拆掉的万竹园西侧的一套雕梁画栋的三进院，乔迁到这个院儿年久失修的库房，与梁家一山墙之隔。
　　居所逐起起伏伏的命运而迁，其不由人，也本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山墙人字梁往上没有隔挡，两家是通着的。一家生炉子，两家呛烟。不只鸡犬之声相闻，打嗝磨牙也听得到。只是，好像老听得我家开门关门“咣咣当当”，小孩出来进去吵吵闹闹，他们家，除了吃饭的碗筷声，以及偶尔传过几声京胡的琴声，常常是一片寂静。
　　第二个原因，大人们说，梁玉堂是“右派”。1967年的梁玉堂让我第一次听说了“右派”这个词儿。“右派”是什么呢？右派就不能大声说话吗？
　　那时，我觉得，“右派”就是可以不上班，老在家呆着。
　　梁玉堂就不上班，他常年在家养病。他不大迈出房门。虽说两家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近邻，可我从未进过他家。见到他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的。
　　那天，是个有着好太阳的天气。他的“老伴”殷大娘，扶着他坐在门口的一张旧藤椅上，一根拐棍斜竖在旁边。他才多大年龄呢，就拄上了拐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让我吃了一惊：煞白的一张脸，白求恩似的花白头发，两眼愣症症的。自打我知道他是右派，再看到他，心里就怪怪的，此时更有点“悚”。
　　那时，我有一只从屋檐下掏来的小麻雀，喂得熟了，会在院子里狭长的青石板道上，一跳一跳地恋着我跑。那一次我“遛鸟”，与梁玉堂擦身而过，离得远了，回身偷偷一瞄，见梁玉堂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身后的小麻雀。
　　那年头，今天这一派，明天那一派，勃焉，忽焉，独独没有人理睬梁玉堂。
　　我也从没见机关里哪个叔叔跟梁玉堂说过话。他这个人仿佛不存在。住同一个院儿，也像没有梁家这一家。
　　他们家，日出而出，日入而息，说话细声细气，走路蹑手蹑脚，不闹动静。其实，他也是一大家子人呢。梁玉堂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老大已经十五六岁了。
　　刚搬来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别跟老殷（梁玉堂的老伴）走得太近。”
　　我知道父亲话里的意思。因为院里人都不大理睬梁家。只有出身穷苦、自以为是老革命的母亲从不顾忌：
　　“老殷啊，劝业场（济南国货商场，在趵突泉西南门，当地人通常省略“业”字而称“劝场”），洋柿子（西红柿），一毛一簸箕，你不去？”
　　“老殷啊，俺那里处理电棍儿（废日光灯管，可钉在墙上当毛巾架，几分钱一根，挺时髦），给你家两根。”
　　父亲又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得让着他家的孩子，别找人家的事儿。”
　　我们当然得让着他们。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兄弟大许多。虽说常年青菜萝卜的，但老大老二还是长出了骨架子了，能撑点事了，一般也没人敢欺侮。只有他家老小，年龄与我相仿，且与他的哥姐比，有点娇纵。不过他们家的人脾气都好，所以相安无事，也并没有发生什么。
　　但是，我记住了梁玉堂的一次只有一句话的发火。
　　那时，济南的冬天还多雪。各家都生着大烟大火的煤炉。煤炉易积黑黑的烟灰，于是，那年月，每隔十天半月，在院里“当当当”“咚咚咚”地打烟筒是为一景。
　　我们发现，对门的胡家不知用了什么法术，成团的烟灰几次“嗵”地一声，开炮似的打到我家门口。
　　胡家男主人是个“造反的”，很得势。所以一家子男女，在院儿里的水龙头前刷碗啦，晾衣服啦，就常常招摇，盛气凌人。很快，我们也掌握了那个“秘密技术”，原来，不过就是在炉火正红之时，猛地投进一把粗盐，赶忙扣上炉盖儿，瞬间，盐粒“噼啪”爆炸，烟筒中的黑灰便被“嗵嗵”地发射了出去。
　　如此好玩又解气，一时，我与兄、姐跟对门胡家展开了“炮战”。
　　那天，恰逢梁玉堂的大儿子贤桐走过，胡家一“炮”正中了他，烟灰劈头而来，扬了他一脸一身。从来不爱言语的贤桐突然吼起来：“胡义建（胡家的儿子），你出来！”
　　门上窗玻璃人脸一闪，并未出来，倒飞出一句话：“谁让你走那儿，自找！”
　　被她妈“老殷”拽回屋的贤桐不服，嚷：“都是人，凭么呢？”
　　突然，隔着人字梁，我听得梁玉堂大声道：“你能！你是人！可你算什么人呢？”
　　再无声息。
　　梁玉堂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呢？后来，我渐渐从父辈们的嘴里，“拼凑着”知道了一个“老右”的寻常故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梁玉堂所在的机关有了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氛围。当时年轻有为，也年轻气盛的梁玉堂对机关里日盛的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不满。　　他曾对人戏言，信不信？咱们打的报告，厅长看都不看就能批。
　　一次，梁玉堂真得将一份报告中的两页粘贴了起来，面呈厅长。而报告批复后，那两页稿纸果然粘连如初。当时，大家不过一笑。可后来，反右运动风起，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定右派时，还差一人。一分析梁玉堂“报告事件”的性质，这个名额就非他莫属了。
　　从此，曾经活泼活跃的梁玉堂缄默了。直到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拨乱反正，全国右派统一“摘帽”。可是，梁玉堂已先于这一年离开了人世。
　　父亲的老同事徐叔叔对我回忆道，梁玉堂是荣成人，后来被“遣返”回了原籍，死在了老家。他这辈子真不怎么样。挺有能耐的一个人，唉。几个孩子倒还争气、努力，工作也还体面。不过情况算是一般吧。他老伴“不在了”那年，为留下的两间小房儿，孩子们还闹了一回呢。
　　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岂知，有时贫贱亲情也百事哀啊。谁想得到，梁家的“百事哀”与粘连的两页稿纸有点关系呢？
　　“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因了那一件事，年青别乡离土闯荡人生的梁玉堂未能荣归故里，却也算叶落归根吧。
　　其实，梁玉堂“中间”的情况我还是知道一些的。1968年后，我家搬到了南新街上机关新盖的红砖简易楼。梁玉堂也搬来了，住楼下东面的两间。一大家子人的家庭，悄无声息的，依然如故。只是每天大院里集体“早请示，晚汇报”时，能看到“老殷”的身影，而且从不落下。
　　我至今仍记得那次见到梁玉堂时的情景。
　　1970年春夏时，我已升入济南市第二中学读初中。一天，我课间匆匆地赶回家，拿已经写好却被遗忘在家里的一份表决心的发言稿。
　　此时，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阳光漫漫，大院里静静的。拐进二门，忽然听到有人在唱京剧，不很响。腔调咿咿呀呀，婉婉转转，听不懂唱得什么词儿。不过，不是大家听腻了的《红灯记》，也不是《沙家浜》。
　　我转过楼角，唱戏声戛然而止：我看到梁玉堂家唯一的朝南的窗子大敞着，里面，梁玉堂的一张脸面向南天，一动不动。
　　他吓了我一跳。
　　我吓了他一跳。
　　待我找到发言稿下得楼来，却见那扇窗户紧闭，仿佛并未曾开过。
　　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梁玉堂。不久，父亲工作调动，我家搬走了。
　　参加工作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有个同事刘庆德好唱一口京戏。别人也有好唱的，但都是“样板戏”，只有他，能唱老戏。那一次，机器轰鸣声中，他又开唱了。我忽然听得耳熟：这不跟梁玉堂那年唱的是一个调儿吗？向他虚心请教，遂知道，这出戏，叫《文昭关》。
　　又几年后，我偶然看到了《文昭关》的“音配像”。一阵“锵嘁”之后，和着清泠泠的京胡的板眼，一个手持三节马鞭的古装人物踱着步唱道：
　　一轮明月照窗前，
　　愁人心中似箭穿。
　　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
　　谁知道昭关有阻拦。
　　……
　　想后来看到的一些剧照，杨宝森“去”的伍子胥，文气清俊，回想起来，梁玉堂长得跟他竟有些相像。　　如今，父母们望子成龙，坚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文化就从娃娃抓起，常勒令两三岁的小孩子背唐诗。
　　常见小小幼儿，开裆裤，站在山一样高的大人面前，背着手，拧着腿，表情很“板”：“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或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凫绿水，红掌拨清波。”
　　人家听了，就有义务拍着手，嘴里一惊一乍的：“嗬，这小抹子，不赖！真不赖！”
　　孩子的父母听了，很得意。嘴上还要替孩子谦虚：“差远了，差远了。”
　　也许，孩子的父母还在想，“差远了”的，不只是孩子能背多少唐诗，还有这两代人迥异的童年。那差别，何止以道里计呢。
　　那一代人的童年也背诗，不过，不是背唐诗，而是背“诗词”——毛主席的诗词。
　　1967年的早春，家里不多的藏书被抄家抄走了，只剩下了一本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
　　一天，父亲关上屋门，要我们背诗词。说，背不过，打手心——一支母亲量衣服的竹尺作戒尺。
　　崭新的“教学”内容，古老的体罚方式，很奇怪。
　　去年这个时候，父亲还在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呢，现在，却要我们背诗词。背过诗词也能走遍天下么？
　　好在，诗词不算多，只三十几首。很快，我就能囫囵半片地对付下来。
　　几天过去了，父亲并没有提“考试”的事。又过了两天，仍不提。这很让人失落。可看看父亲早出晚归，脸色很凝重的样子，不敢问。
　　一天晚上，天落着雪。父亲没有出去，突然要我们背诗词。
　　所谓“我们”，其实就俩人。前些天，姐姐和中学同学“大串连”——“长征”去了，徒步先去焦裕禄的家乡河南兰考，再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家里就我和我哥。
　　哥先去了父亲住的北屋，一会儿，就笑嘻嘻地出来了，看来“考”得不错。
　　轮到我了，父亲翻着那本《毛主席诗词》，说：“今天下了雪，你就背《七律·冬云》吧。”
　　仓皇之间，我急忙在脑子里翻找诗词的第一个字：
　　“雪，雪——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嗨，总算给我一口气顺了出来。
　　父亲又翻书，说：“《清平乐·会昌》。”
　　我一听，心中一喜。这一首我太熟了，为了不懂的词儿，我还专门请教过胞姐跟胞兄。
　　如果说刚才的《七律·冬云》我还有点打“哏”，有点犯迷糊，这一首那可是底气十足。
　　我大声背诵道：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鄂（粤），
　　更加悠悠忽忽（郁郁葱葱）。
　　“什么？什么？”本来坐得好好的父亲“噌”的一下“弹”了起来：
　　“什么南鄂？是南粤！”
　　“还‘悠悠忽忽’？是郁郁葱葱！”
　　“谁教你的？不懂，可别乱来，要是有人说你是故意念错的，那事儿可就大了！”
　　其实，我并没有“乱来”，要说乱来的也就是“南粤”，我一直想当然念“南‘鄂’”的。而“悠悠忽忽（郁郁葱葱）”则是胞兄告诉我这样念的。我听到哥哥在隔壁“哧哧”地笑，有点明白了。
　　父亲说，要打。不然，今后会出大事。然后，抄起了“戒尺”。
　　我原以为父亲不过说说而已，没提防，手掌上重重地“啪啪”挨两下，我差一点跳了起来，眼泪都要涌出来了。
　　后来，哥说，大街上，有人就是这样念的，所以才这样教我。为了平息“事态”，又说，等着给我弄“糖面梨”吃——那时，花墙子街南口，劝业场（国货商场）干果摊上有卖。那种梨，褐色，跟煮过了似的，很“面”，能酸掉人牙齿的梨。
　　吃上这种梨，是以后的事了。父亲却从此不再命令我们背诗词。而我对“诗词”的兴趣却一发而不可收，翻来倒去的，能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了。
　　不光我，那时唐诗宋词没人理睬，几乎户户皆传“诗词”声。大家好像都能，而且还常常“活学活用”。天突然降温，猝不及防。有同学穿得单薄，冷得发抖，大家不仅不同情，还要说风凉话：“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在学校搞大批判，一开篇抒革命豪情，一定要这样起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国际国内一派大好形势下……”；玩“扇烟纸”，连赢几把，必定自吹自擂：“横扫千军如卷席！”　　那感觉，真是豪气冲天，极有气魄。
　　为了背诗词，我和同学宗华成都“掰”了。
　　1969年的一天，班里要开朗诵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
　　诗词我虽说早已背得“呱呱”的，可还是想一鸣惊人。比如，在背到一个深奥的句子时，来上一句画蛇添足式的“注释”。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我新得了一本“海军指挥学校造反兵团总部”印的“诗词”，上边就有很多最新注释。用它来“放卫星”，准保把全班给“震”了。
　　不料，明天就要开朗诵会了，上午，我的“宝书”——那本海军版的《毛主席诗词》却被宗华成瞅上了。他说“只借一个中午，翻翻。”
　　宗华成他爸宗叔叔是我爸单位的水电工，很熟的。宗华成更是我的好朋友，怎么能不借给他呢？
　　可没想到，下午上课，宗华成没来。直接导致我的“诗词”朗诵“平不沓的”，未能出彩。
　　没等到放学，我就溜出校门，奔了花墙子巷南口宗华成的家。
　　他家在路东，门旁有一个通趵突泉的泉池。宗华成开了门，一脸慌张地说：
　　“《毛主席诗词》，丢了。”
　　我一听，急了：“怎么能丢了？”
　　“我中午睡过‘卯’儿了，醒了一看，没了。”
　　不行，一定得找！可进他家一看，我惊呆了。这是家呀？水泥地上，除了草苫子破床，地上堆着的锅碗，还有一盏煤油灯。
　　宗华成说，他家点不起电灯，点煤油灯。
　　“你家有人来吗？”我问。
　　“我睡着了，不知道。”
　　“是不是你爸拿去了？”
　　宗华成说：“不会！他不大看书。”
　　那，能丢哪儿？一想到“朗诵会”，一想到一鸣惊人的计划，我不禁怒上心头：“宗狗剩（宗华成在乡间的贱名，取“好养活”之意），你丢了《诗词》，就是破坏‘朗诵会’，破坏‘朗诵会’，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一听我呼其“贱名”，宗华成顿时翻脸：“俺不是反革命！”，扑上来和我扭成一团，把我的褂子上的衣兜也撕了下来。
　　我下定决心明天向老师告状，决不能饶了他。我已经怀疑他真是有心在“搞破坏”，是忌妒我。要不，怎么这“诗词”就丢得那么巧呢？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呀！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来到学校。没想到，却见宗华成，静静地趴坐在课桌的最后一排，晨光中，两眼呆呆地盯着面前的一本小红书。
　　原来，这“诗词”还真是宗华成他爸给“顺”走了。“不大看书”的他爸，新近加入了一个革命组织，上班时，忽然对这本“小红书”有了兴趣，就顺手带到单位去了。导致了我的“谝能”计划就此泡汤。
　　我被这巧合“呕”得泪眼婆娑，可看看宗华成那张冤脸，又不知该怨谁。懊恼中，一句“诗词”涌上心头：“牢骚太盛防肠断，观鱼胜过富春江”，才让我周身升起一股硬朗朗的豪气，心中块垒稍稍释然。
　　几年后，随手翻翻家里被“退”回来的一本唐诗，偶然读到李商隐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句，一种奇特的感觉令心中一颤，可又想，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美。
　　好多年了，“诗词情结”在心中仍弥久不散……
　　1977年，我工作仅仅两年，却有幸在济南市经四纬三路上的“市二所”，参加济南市文艺创作会议。中午吃饭，有人用筷子点着大圆桌中央的盘子，说：“武昌鱼！”
　　我听了，感觉很神圣。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武昌鱼——一尾尖吻宽体扁平身子的青青的鱼。脑子里立即响起“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然后，轻轻地尝了一筷。
　　这盘清蒸武昌鱼，不难吃，可也并没尝出什么特别的味道来。　　早些年，有一段冯巩与刘伟合说的相声，名叫《报电影》。至今还记得其中刘伟的一段贯口：
　　“……《景颇姑娘》、《上海姑娘》、《蚕花姑娘》、《卖花姑娘》、《金刚山的姑娘》……这些都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这段相声，歌颂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电影刚刚开始现显的繁荣。“贯”得虽然还多是国产片和“文革”后期上映的朝鲜电影片名，但过来人听了，感觉很亲切。
　　我们那一茬人的童年和少年，有着独特的看电影的经历与感受。当心灵还像一张白纸时，电影就在上面画上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图画。今日怀想起来，人生滋味，一语难休。
　　从有一点点懂事开始，我就有幸看了不少电影。
　　早年，我们家住在今天济南八一立交桥北端的省委第一宿舍。一进朝东的水泥大门，右侧就是一个不很大的空场子。场子西头有两竖一横细长木杆搭起的架子。每到周六下午，只要看到场子中央放着几件无人看管的大箱子，就知道晚上要放电影了。
　　大门传达室外墙上有块小黑板，有电影的下午，看传达的白老太太，会用白粉笔在上面写：“今晚放映电影《某某某》。”
　　天将擦黑了，人们便开始搬着凳子向空场子云集。放映员适时地打开箱子忙活起来：支起放映机，抖开有宽宽黑边的大银幕，朝杆子梢上甩绳子，那一方银幕便左一抖，右一抖地被撑了起来。五个黑孔的喇叭箱也被升起挂在了右边的杆子上。
　　待到放映灯打出雪亮的光柱，一个亮亮的方块在银幕上上下错动对焦时，等着看电影的观众，那心情好得更是无法形容。
　　在这个场子上，我们看了好多电影。至今难忘。电影《英雄小八路》中，七八个孩子不怕危险，手拉着手接通了解放军的电话线，“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主题歌响彻夜空。看《战上海》，一个战士双手托着一个晕倒在怀里的女人，红袄绿裤，留一根粗粗的长辫子。那个女人，好美。
　　除了宿舍院，我们看电影还有一个去处，就是父亲工作的山东省委大院。偶尔，父亲晚上会带我们去那里看电影。
　　有时省委大院“演”电影，父亲出差了，或者正在乡下农民的家里搞“社教”，家里自然没有票。长我几岁的姐姐，大人似地对哥哥和我乔装打扮一番，穿戴整齐后向里闯。被逮住了，就理直气壮地对“检票的”说：“我爸在这上班！”
　　人家就问：“你爸是谁？”
　　结果报出父亲的名字，人家并不认识。碰巧，门卫是个婆婆心肠，见不得我们那副眼巴巴的模样，就挥挥手放行了。
　　这样的伎俩总是重演，自然被人家识破，却也屡试不爽：“几位，又来了？去吧，去吧！”
　　那么多电影，就是这样在省委大院“蹭”看的，至今我还记得影片《南海潮》的一段画面：母亲沿黄昏的海滩呼喊着：“猫仔——，猫仔——！”声音悠长。
　　猫仔，电影中，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可是，“文革”来了，许多很革命的电影忽然都成了“大毒草”。
　　1964年我上了小学。学校组织新生在大观电影院观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哥俩好》。可“文革”开始后不久，《哥俩好》就成了“大毒草”。罪名是张良饰演的少不更事的新战士，非要和军长换军衔，是故意丑化解放军。
　　再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我看电影就很警惕细节，总想从中发现编导是不是别有用心。以至于“文革”过后好多年了，都改不过来。
　　1967年初，深冬的一个晚上，门外飘着大雪。此时，在徐家花园2号的家里，哥姐和我三人围炉夜话，怀念着前两年的好日子，数着看过的电影。
　　林林总总，居然有几十个。边数边回忆，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一一闪过，让人心中充满了革命豪情——《怒潮》、《红日》、《秘密图纸》、《冰山上的来客》、《红色娘子军》、《云雾山中》、《箭杆河边》、《人参娃娃》、《追鱼》……
　　可是，这些都成了“封、资、修的一套”。
　　那时，济南的电影院，“东方红”、“东风”、“工农兵”、“延安”等，名字都改得很革命。除了放映《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等纪录片，也放映几部不被认为是“大毒草”的老片子，如《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
　　虽然后来有顺口溜说：“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但当时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加上更晚一点的朝鲜电影，还是使我们的孩童时代生活又丰富起来。
　　这些片子因为被看了好多遍，所以其中诸多情节和台词都成了我们的游戏和口头禅。
　　《列宁在1918》中，捷尔任斯基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也夫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要小伙伴“交代”问题，大家就学捷尔任斯基，把眼睛瞪得鹰隼一般：“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更多的，则想象自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马特维也夫，从高处跳下来，躺倒在墙角或柴禾堆旁，用手捂着胸口，口中断断续续：“快去救列宁！康斯坦丁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是叛徒！”
　　另一个小伙伴则掏出“手枪”，警惕地王顾左右，用嘴“砰”地开上一枪。随后，这个有着经典动作——每当说话前，总是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小梳子，吹一吹，梳两下头才讲话的卫队长“马特维也夫”，头一歪，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除了“学英雄，见行动”，影片中“消极”的东西学得也快。
　　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中，小伙子炳基想娶个漂亮姑娘，可爹偏要给他“说”个奇胖的实惠媳妇：“人家一年能挣六百工分呢！”“漂亮的脸蛋儿能出大米吗？”
　　从此，“六百工分”就成了学校胖女生的代名词。
　　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的两个人物的对白，还经常被无聊地挂在我们嘴边：
　　学女声：“许毅（一个眼神色迷迷的不争气的朝鲜医生）先生！”
　　学男声：“啊，春玉（朝鲜南方派来的美女特务）小姐，您这是……”
　　春玉故意眼神迷离大放其电：“我神经疼。”
　　长着撅嘴巴招风耳的许毅立即心猿意马了。他不错眼珠地盯着春玉小姐的妩媚脸蛋儿，一字一顿地说：“噢——洗，温，泉！”
　　那时，好多大单位周末都在操场上放电影。我们去的较多的是“山医”——山东医学院和“山工”——山东工学院。
　　夏天蚊叮虫咬风雨无常，冬天冰天雪地北风呼号，观众皆不为所动。空场子上，黑压压人群，闪闪发亮的眼睛盯着银幕竟鸦雀无声。只有音乐激荡，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豪言壮语空旷而辽远，久久在夜空中回荡：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不过，更多的时候还是热闹。放映机“嗒嗒”地响着，大家正全神贯注，场外忽然就冒出嘹亮的一嗓子：
　　“王小三，你在哪儿啊——？你妈喊你回家！”
　　若不，就是场子上几百上千号人一齐鼓掌。
　　“八一”厂闪光的八一（后改成红星）军徽厂标，“长影”厂转动的工农兵雕像厂标和“北影”厂的天安门人物浮雕金色厂标在银幕上一出现，要鼓掌；
　　“好人”击毙“坏蛋”要鼓掌；
　　看到解放军终于先“国军”一步登上摩天岭，这类我胜敌败的场面，全场更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和极度崇尚英雄的年代。
　　1970年的深冬，我在山东省立医院礼堂看苏联电影《夏伯阳》。戴着尖顶毡帽的夏伯阳的英雄形象好不英武。可就是闹不明白，他骑马冲锋，怎么总是个左撇子呢？后来忽然“醒过梦来”，原来，礼堂人太多了，我们是钻到银幕背面看的，影像当然是反着的。可看着看着，竟然忘了。
　　那一次，电影结束了，出来一看，来时搭乘的那辆小“嘎斯”卡车却没了踪影。只好独自从省立医院走回南新街。
　　不知走了多久，夜深了，真是一路恐慌。当终于将要走进南新街宿舍那黑洞洞的三进院，“吱咛”推开那两扇沉重的木板门时，内心的恐惧达到了顶点。这时，心中的“夏伯阳”激励了我——其实，许多苏联电影都有这样雷同的场面：“为了斯大林，前进！”
　　我一遍遍地大声喊着，狂奔起来，终于穿过了院子深处，看到了我家窗户昏黄的灯光。夜正深，母亲给我留着门呢。
　　革命电影，使我们想当然以为世界就是单纯如此，激情如此。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将来还要解放那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对《青松岭》、《战洪图》、《第二个春天》、《闪闪的红星》这些“文革”后期拍摄的激情电影，不仅令我们如醉如痴，乃至《春苗》、《决裂》、《欢腾的小凉河》等“阴谋影片”，也能看得豪情满怀。
　　电影《创业》，我分别在“解放”、“新华”等电影院看了七八遍。主人公周挺杉面对祁连山回声连连的一声大喊：“解放了——”令人热血沸腾；重拍片《年青的一代》也看了数遍，从此决心为祖国志在四方。而看了《决裂》后更是想当然耳：
　　“将来世界谁主沉浮？我们！”
　　可是，后来的一次看电影，却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1977年的9月，我参加一个会议，每晚都有幸能在济南市电影公司的放映厅看三部“复映片”——所谓“文革”前拍摄的、准备解禁公映的影片。
　　那天，先放《刘三姐》，再放《野火春风斗古城》，然后是别的。
　　《刘三姐》，小时候看过，印象尚不深。这一次看，虽然也还是“写阶级斗争的”，但美人、美歌、美景跟那软软的情调，深深地左右了我。
　　稍后再看充满激情的“革命故事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感觉则完全不对了。看看周围，电影放了不到一半，人却走了不少。忽然省悟到：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真是厉害呀。1975年，江青因为《海霞》中，吴海燕饰演的海霞太过漂亮，禁映这部影片，人皆以为其专横，矫情，原来其中不无道理呀。
　　在“火红的年代”的激情电影中走过来，就想：一个时代缺少激情，精神会萎靡不振，而一个时代若激情泛滥，就不仅仅是可怕的了。　　世上，知道朱元璋念叨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二十年，徐图缓进，终建大明王朝的也许不多。可打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过来的人，有说不知道“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句口号的，怕是没有。
　　这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那时的众多革命口号一样，楼上墙上标语栏，课本粮本购物本，随处可见。真是“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作为一个国家的国家意志而言，自然有其道理。不过，国家的“广积粮”看见不易，邻里间，为备荒，备战的“广积粮”，却历历在目。
　　可是，一个百姓的小家庭，“广积粮”能广到哪里去呢？无非一袋子面，半袋子米糁儿（小米面）。至于说是“称霸”还是“不称”，坊间私下里多以为不过是虚头巴脑的精神优势，无论于国于民来说，称不称的，都行。
　　最后，就光剩下“深挖洞”了。
　　洞，就是防空洞，因为好多人，不管是为“公家”还是为“私家”，那时都曾地老鼠似的干过，累得“嗨吆呼吆”的，想忘了，也难。
　　那是一个风声鹤唳的年月。因为“美帝”距离我们好像还远点，感觉“苏修”可是随时可能打过来的。我们小学生不懂什么是风声鹤唳，大家只觉得好玩。先是学校小操场的东墙下被挖开了一条长有五六十米，深和宽也有好几米长的大沟，然后运来了红砖和半圆的木型，砌出半圆的顶子，说叫“发碹”，越压越结实。我由此始知，这叫“发碹”，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建筑工艺，比如隋朝李春建造的赵州桥。
　　发完“碹”，周围砌起半人高的青石护墙，填上土，能让一学校几百号人防空的“洞”就算落成了。
　　落成了，就得试一下。我们至少演过两次习。
　　一说到演习，大家都很亢奋，把那个本来就很“瘪鼓”的书包朝抽屉洞一塞，支起耳朵，单等校革委会刘主任（校长）一拉电铃绳，我们就像火燎了屁股的猴子，拼命往防空洞里窜。
　　窜时，得猫着腰，不然，陈老师会很负责地咋呼起来：“直腰是找死，苏修飞机看得可清楚了！”
　　防空洞里，同学被要求分成两排“牯蹲”下，绝对不准出声。因为一出声，不管洞多深，苏修飞机也能听得见。飞机一旦听见，这一洞人的性命就全完了。
　　我胖胖的同学王昭亮，就是在一洞人悄没声息的腰眼儿上，突然放出一缕婉转悠扬如小号演奏的屁声，弄得黑暗中的同学们一阵哄笑。幸亏那时老师们的师道尊严早已倒驴又倒架，要不还不把他给“熊”死。
　　后来，看纪录电影《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才知道，原子弹那个威力真吓人呀！想想，我们的那个小防空洞，不说原子弹，就是面对苏修的大炸弹，怕也似个纸糊的。可那时俺们还就相信它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蹲在里面，想象着敌机在天上，瞎子一样乱转悠，就是炸不着，心里挺恣儿的。
　　每次演习，革委会刘主任都要说：“演习很成功！”
　　那时，全城的人都害怕，不定啥时候，天上原子弹就响了，都在深挖洞。
　　我的许多同学，不仅住得院儿里有防空洞，家里也挖。有的同学爸爸当工人，最积极，动手能力又强，那洞挖得就周到，让人羡慕。家住自由大街的王传秋他爸，好像在一个锅炉厂干活。那天在他家，传秋很神秘、很神气地推开了八仙桌下的一个大木盖子，露出一个大水缸粗的洞口，深足有三米，里面透着灯光，原来这就是一个防空洞。
　　王传秋用激将法问：“敢不敢下？”
　　我壮着英雄胆，撑着洞壁出溜下去。好容易到了洞底，刚觉气闷，就又豁然开朗。原来里面已掘出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横向洞，在他爸引进来的防潮灯的照耀下，新鲜的黄土壁上闪动着亮光，散发出湿湿的土腥味。
　　王传秋很自豪地说：“我爸说了，有了这个洞，再把俺家今年定量的地瓜全晒成干存上，苏修飞机扔啥也不用怕了。”
　　他爸给我的印象不深，只记得人精瘦，却精干。我去他家玩，不怎么说话。
　　“你爸爸真能！”我由衷赞叹。心中的“大不敬”油然而生：我爸就会当个领导，这类事儿上，就不行。
　　没想到，不久我也“真能”了——也挖了一个防空洞。
　　我家住的南新街59号院里，屋西头有一个两人多高的大土坎，经常能“刳察”（挖出）出死人骨头，铁器什么的。受满大街“深挖洞”气氛的感染，闲来无聊，我和哥哥便在那里挖呀挖的，时候一长，居然也成一洞，能容三四个人。洞落成了，我们一个大院的小孩时不常地钻进钻出。此时，学校不光“复课闹革命”了，还愈加正规了许多。只是，我再也不习惯拘拘束束地上课了，对付的办法就是逃学。
　　早上，我和哥哥按盘算好的主意，一前一后地背着书包出了门，然后绕过院子，瞅准四下无人的空档，一头就扎进了“防空洞”。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萝卜、花生，在里面“猫”一个上午。　　那时天已下霜了，哥俩儿就用草苫子把洞口堵上，然后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洋火”点上树枝取暖。没有钟表，也不知到没到中午，全靠瞅空子，爬出去，用手指作日晷“目量”着。差不多了，哥俩儿就钻出来，作放学状，回家。
　　这样逃了几回学，想那“洞”中滋味也不比上课强多少，遂作罢。
　　那时候的孩子，多对防空洞有极大的兴趣。“深挖洞”口号喊上一千遍，重要性真就上去了。几乎稍大一点的居民院，或者稍宽敞点的什么厅，什么局，什么厂的，都深挖了洞，偷懒的也“浅”挖了洞。以至还有规模更大的“市里”和“区里”挖得防空洞。而凡是洞，在孩子的眼里都很神秘，总在心里吊吊着，想探个究竟。直到一时传出故事，才有效地煞了煞我们的兴趣。
　　济南的四里山（英雄山）北麓有一个大防空洞，那一天，管理防空洞的人趁着天气晴好，大开着门通风“晾洞”，不料，却悄没声息地进去了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太阳西沉了，管洞的人要回家吃饭了。锁上那扇厚厚的大铁门时，他还很负责任地大喊几声“有人吗？里面有人吗？”，而那对男女听一时踌躇犹豫，竟羞于出声。于是，几个月后，当这个防空洞的门再次开启时，人们看到的，是一对紧紧拥在一起的僵尸。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瘆人。
　　真正豪华的“深挖洞”，是“省里”沿文化西路地下开挖的大型防空洞。这个洞施工于1969年到1971年间，在南新街向南一个“大上沿”街口的右侧，大蒙古包似的，一个垂直“施工口”，在那里竖了许久。一条巨蟒似的大管子，呼呼地向马路上喷着抽出的清水，不舍昼夜。
　　1970年的一天，当时省立二院（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南院，有一个庞大的施工口，我溜进了据说已进入施工后期的防空洞。只见地下十多米深处，是一条高大宽阔的钢筋水泥长廊。长蛇一样的灯光下，青虚虚湿漉漉的水泥墙泛着寒光。此洞洞顶高阔，洞宽足以对开汽车，沿壁每隔不远便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房间。据说是粮库，是医院，是发电厂，是弹药库……。
　　这个防空洞给了我一种刺激。一种莫名的压抑，一种莫名的振奋。冥冥中，感到有一种个人所难以左右的巨大力量的存在。
　　比我高几级的中学生，在革委会的安排下，有的被分期分批下到地下“深挖洞”。还有人，因为深挖的洞突然塌方，因为事故或者嬉闹，献出了青春的生命。
　　那时盛传一个中学的男生，干完了挖土方的任务，坐在吊篮中“上井”。负责“摇橹”的两个女生一看摇上来的是个男生，当时学校盛行“男女界限”——男生女生不说话。虽说在“野外”，“界限”有所松动，却仍未完全适应。摇上一个男生，还是令她们“哇哇”大叫嬉闹起来，一松手，男生摔下当场殒命。
　　听说，这个男生后来被追认了革命烈士，男生的妈妈却并没有按当时流行的那样——接过儿子未竟的事业。她精神失常了。
　　这些防空洞，后来当然都没有发挥防空的作用，因为人们的所有假想都没有发生。于是，当时“乒乒乓乓”这么宏大的工程，从此再也无人提起，如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唯一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自从在城南文化西路的地下筑起了这座“水泥长城”，济南趵突泉和万竹园泉眼的喷涌，便再没有了先前的气势了。
　　这里面有没有联系呢？
　　有时，我忽然会想，去看看我的小学母校那个小防空洞还在不在，因为那年月，我也曾为深挖这个防空洞抡过镐，抬过砖，填过土。
　　有的防空洞三十多年后成了“超市”。又过了几年，当年的“地下长城”更是摇身而为“地下商城”，颇有些铸剑为犁的意义了。这在当年，打死我也是想不到的。
　　现在，再不会有人相信“深挖洞”的神奇作用了。就是信，也不能想象在自家挖防空洞了。
　　大家都住上楼了，没法挖了。　　现在，一个人吃饭时，想吃一点点粗粮，比如，吃个棒子面窝窝头，吃个小米面和豆面拍成的饼子，有的人——一些四十多岁以上年龄的人会说：“你这赶上吃忆苦饭啦！”
　　忆苦饭，现在人不大说这个词儿了。很年轻的人，也是不大知道的。用语言学家的话说，它算是一个“死去”的词。可有一点年纪的人，是忘不了的。忘不了，不是因为记忆力好，或者值得回忆，而是因为“特别”，特别的事总是比较不大容易忘记的。
　　1967年到1970年，“全国山河一片红”。那些年，特别盛行吃忆苦饭。
　　人们的想法也朴素——“忆苦思甜”，“反修防修”。大概是说，我们虽然生活在最最幸福的时代，但不能忘记“解放前”过苦日子的本。忆苦饭一吃，问题就解决了。不然，人是要变“修”的——修正主义，对大人物来说，就是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小人物，则是讲吃讲穿，革命意志衰退。这样一想，忆苦饭就很有吃一吃的必要了。
　　忆苦饭是些什么饭呢？忆苦饭并不是现在说的“粗粮”。当时，除了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居民每月百分之百是细粮——面粉，可以成天吃大白馒头，大多数城镇居民，每月还是要吃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粗粮——高粱米、地瓜面（下地瓜的时节，还要分每人五十公斤的鲜地瓜抵作口粮），多数是玉米面，小米面和豆面混成的“三合面”。
　　能吃上大米干饭，吃上白面馒头的日子，不多。
　　忆苦饭的质量，当然要低于一般的粗粮了。低到什么程度呢？“忆苦思甜”时，说旧社会穷人生活困苦，有个常用语，现在称关键词叫“吃糠咽菜”。忆苦饭就是吃糠咽菜——麦糠，谷糠，一点点地瓜面加上烂菜叶蒸成的饭团子。如果是以麦麸为主，就算是忆苦饭中的上品了。
　　我有一次吃忆苦饭，是在小学。那时，我三四年级。
　　那是一个下午，全校革命师生被要求轮流呆在教室里，等忆苦饭吃。因为学校的教工小伙房太小了，一个校工兼当大师傅，哪有力气一下子蒸出几百号人的“饭量”呢？
　　教室的黑板上，白粉笔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同学们一遍一遍地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窗外，其他教室，相似的歌声此起彼伏，说歌声如潮也可以，总之是激动人心。
　　这样唱了好久，“忆苦饭”终于来了——一簸箩乌黑的饭团子，被自告奋勇的男同学抬了进来。饭团子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倒也热气腾腾。大家望着簸箩，小眼滴溜溜的，感觉很新奇。
　　一人两个“团子”。
　　“饭”到手了，却不忙吃。班主任，胖胖的陈志祥老师，抱进来一台歪脖子留声机。她摇着摇把子，上满了弦，然后放上一张黑胶木的大唱片，于是，留声机里就传出了一阵颤颤悠悠的女声歌曲：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痕——嗯，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心软的同学流泪了。
　　陈老师很动感情地说：“同学们，想一想，旧社会，你们的父母吃得什么？大家能不热爱新社会吗？”
　　“热爱——！”全班同学参差不齐地拖着长腔应声回答。
　　大家当然热爱新社会啦。但一说吃，却早已等不及了，开始传出咀嚼声。
　　陈老师说，不要吃那么快，要慢慢体会。可隔我两张桌子的张为民，还是“三把两撸”，饭团子就下肚了。兴许是下午了，有点饿了，我的饭团子也很快被“顺”了下去。我甚至觉得这忆苦饭挺好吃。
　　陈老师问：“忆苦饭是不是很难吃啊？”我和张为民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不算难吃！”可绝大多数同学齐声答道：“很难吃！”这让我俩后悔不迭。　　大家正沉浸在对旧社会的假想中，坐在前排的女生蔡萍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
　　“怎么哭了？不舒服？”陈老师老妈妈一样地问。蔡萍边抽搭着边说，她只吃了一半，她咽不下去了，想着她爸妈旧社会就吃这个，她难过。
　　张为民听罢，冲我做了一个鬼脸，表示不屑。听说蔡萍她家旧社会是小职员，能吃这个？为这，加入红小兵都没那么顺溜，我们还起哄取笑过她。
　　为吃这顿忆苦饭哭过的不光蔡萍，还有孙晓雁。孙晓雁是急哭的。
　　这顿忆苦饭是全校师生凑成的。学校要让大家吃忆苦饭，可拿什么来做呢？就让大家从家里带。同学们有的带来了地瓜面，喂鸡的麸子，有的带白菜帮子，更多的带来连鸡也不爱吃的谷糠。有一些谷糠还是从枕头芯里拆出来的。孙晓雁家里没有这些东西，急哭了。最后竟把一截草席剪成半袋楂子，掺进小伙房的大盆。
　　就是这些草楂子，差点要了美术老师宋老师的命。他有严重的胃溃疡，又吃了忆苦饭，听说晚上胃就大出血了，差点玩完。
　　不过，他倒为此得了一张高年级同学写的“大字报”——标题是：“革命先锋宋老师，吃忆苦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后那个“死”字，专门用粗黑的笔，写成一个老大的“怪体”。
　　那年月，赞扬老师的“大字报”可不多。
　　年级高了，年龄也大了一点，对“运动”有点见多识广了。再吃忆苦饭，我们就不那么规规矩矩的了。
　　1970年初，我随父亲的机关吃忆苦饭。因机关食堂就在宿舍大院里，所以家属也被要求参加。
　　那天，食堂的过道临时搭起了大席棚，摆上了十几张八仙桌，像是办喜事要吃流水席。
　　可惜，上的不是四干，四鲜，四蜜饯，或者是袁子才《随园食单》里列出的什么菜，而是颜色像驴粪蛋儿，散的拿不成个的糠窝窝。这“忆苦窝窝”，松散，干涩，拿着都硌手，热烘烘、臊烘烘的，咽不下去。比起我们学校的忆苦饭的味道，可差得远了。
　　做忆苦饭的时候，听说，用的还是脏水。曾有人指责食堂胡来，长相油滑的刘姓大师傅却振振有词：“旧社会嘛，哪儿弄干净水去？”
　　感谢天黑了下来，可以掩人耳目。只咬了几小口，一扬手，属于我们几个“臭小子”的那份忆苦饭，就神鬼不知地飞上了食堂的天棚。
　　我所知道的，最荒唐的忆苦饭，要算当时聊城的一个生产队“开”的。父亲曾被下放到那里的“五七农场”劳动改造。
　　那一年，这个生产队在村头的打麦场办了几桌“席”。两桌围坐的是“四类分子”，桌上满是大鱼大肉，还有烧酒；相距几米开外，另外几桌却坐着清一色的“贫下中农”，桌上是破碗盛的糠菜团子。村革委会主任一声令下，两边便同时开吃。
　　村革委主任还慷慨激昂地现场发表即兴演说：“看看！看看！旧社会，地主富农们吃的啥？咱穷人又是吃得啥？不闹革命，行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想让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容不得“地主老财”们吃完香的，喝完辣的，“穷人”们早已群情激奋，开始了对“四类分子”的精神与肉体的无情批判——将他们赶到糠采团子桌前吃糠咽菜，贫下中农们则大啖酒肉，推杯换盏……
　　吃忆苦饭能吃出什么来呢？可当时还真是，忆苦饭的苦涩能让许多人幸福地睡着，做着幸福的梦——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是世界上最最幸运的人。
　　起码，我们小小的脑袋，对此深信不疑。
　　1974年的春天，我在位于北京沙滩的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小住，看了一部“内部片”《阿波罗登月飞行》，心灵大为震撼。原来，中国之外，有人在做着那么多伟大的事情。而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些什么呢？我们在吃忆苦饭呢！
　　打这儿，忆苦饭的苦味儿，酸涩味儿，好像渐渐地才真的被回味着品了出来。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一种比喻，真要把大国当作小鲜来烹，就不好玩了。就会很“形而上”，很耽误事儿。
　　比如，吃忆苦饭。　　“西青龙”不是传说中的龙，是先前济南的一条街。
　　过去，从杆石桥向东一直通到南门外的路．是用一米多长、五六十厘米宽的黄色大石条铺成的。数数，有九条。相传，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韩复榘督鲁时修建的。
　　这条路很难走。
　　大石条经过几十年的碾轧，表面凸起，石条之间，形成凹槽。平日里，尤其是雨天、雪天骑自行车，车轱辘一旦“别”进去，会连人带车来个嘴啃泥。
　　到了1967年，这条路就更难走了。
　　这时，人们已经不在乎修不修路这等小事了，担心的是中国走什么路的天大问题。
　　这条路被分成了几段。山水沟以东是正觉寺街，向西到剪子巷——花墙子街南口，为趵突泉前街，再向西，过清真南大寺一直到杆石桥的街，才叫西青龙。
　　1965年的初冬，我家搬到国货商场对过，1967年夏又搬到了徐家花园，都没有远离过这条街。
　　1966年秋天的一个清晨，我用细绳拴着一个罐头瓶子，伏在饮虎池的石栏上诳鱼玩。鱼很聪明，不上当，于是，就无聊地望着劝业场红光理发店门口的一块牌子发呆。
　　牌子是卸下的一块门板，上面白纸红字写着：敬告革命顾客：“兴无灭资，本店不剃羊（洋）头、狗头、飞机头！”
　　纸，有些被昨夜微雨和清晨的水汽打潮了，那红字，更红得欲滴。我沿着青石板路向西望去，街两旁小孩高的墙面，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标语，砸烂，火烧，让谁灭亡之类的，有些人名，还打上了大大的红“×”。
　　过了饮虎池，路北一家人家，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左臂上戴着“红色战斗队”的袖章，架着两笼画眉鸟出了门，一摇一晃的，很悠然。
　　突然，一声鞭响从身后传来，我立即陷身于满街筒子的羊群之中。
　　这条街上常过羊群。羊一边走，一边撕吃街两旁墙边的标语。贴标语的糨糊，都是白面啊或者地瓜面熬成的，甜稀稀的，有麦香，像千层饼，羊爱吃。羊群从西青龙街一路吃过去，权当开了早饭。
　　一个小男孩在蹦蹦跳跳地追打羊群。忽然，他发现，地上，青石板缝里有一个闪着亮光的金属圈。他把它抠出来，套在了手指上，一路“闪闪”地向杆石桥方向跑去。
　　昨天，这条街上，从劝业场一直向西，摆满了红卫兵小将抄家抄来的“四旧”。珠宝首饰，金砖银元，“百代”唱片水烟袋，书籍日记变天账，摊在地当央，迤逦歪斜的，有百十米，供人参观。
　　西青龙街，许多事情已是烟雨朦胧了，可我还记着，街上的一个女孩儿。
　　1967年，为了消化粮食定量中的地瓜面，市民一时兴摊煎饼吃。摊煎饼的，多是济南的老户、贫困户。几分钱摊一斤，赚一点点钱补贴家用。也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一点点自由经济。
　　那一段日子我们家的饭食，地瓜面煎饼领导一切。母亲找到了院里有一棵大榆树的人家摊煎饼，说：“这一家，摊得好。”常常是，母亲把地瓜面送了去，交了钱，然后，我按照约定的日期，把摊好的煎饼拎或扛回来。
　　这院里有大榆树的人家，是西青龙街的三十几号。向东几步，是一家弹簧厂。向西路北，是西青龙小学。到了点，一个老校工会敲响挂在校园树上的一段铁轨。
　　“当———当当，当———当当———”传得很远。
　　有时，取煎饼去得早，我家的煎饼还在鏊子上一张一张地翻飞，我便站在一旁等。
　　摊煎饼的是一个大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她的煎饼炉子用红砖搭成，很简陋。鏊子不能转，她的手却能飞快地旋转着。一勺稀面，倒在油亮亮的鏊子上，她拿着竹制的“推子”，一推两转三胡拉，“哧哧”几声，再用小铁起子左一掀，右一掀，一张又薄又软的煎饼，扑着热气、香气就成了。
　　摊好了，便一张一张地摞在盖垫上。有时，还要按人家的要求，把热乎乎软和和的煎饼，像叠报纸那样折成一个个长方块。
　　时间一长，听人家喊她：
　　“棋，西市场那里卖布头，‘幅’都挺大，还便宜，咱多昝看看去？”
　　“棋，炭店里有了煤球末了，不让你弟弟拉去？”
　　知道她的名字叫棋，下棋的棋。　　她怎么就叫了这么一个名字？也许，她爸爸爱下棋？或许是我记错了吧。她爸爸我见过，是个拉地排车的，黑黑胖胖。有一天早晨我去送地瓜面，他爸爸正要出门，大裤衩的裆后，突然就被门框上的钉子勾了一下，扯开一个大口子。一个女人拿着针线追出来，他爸却说：“别价了，缝么？又看不见，有个帘，还凉快！”
　　说着，地排车一拖拉一拖拉的，还真走了。
　　慢慢的，我发现棋长得很美，或者说，棋的手很美。她的手，骨节若无，皮肤细白，手指修长，不光手指修长，甲体也修长，而且红润闪亮，摊起煎饼来好似舞蹈，在灶火的映照下，朝气蓬勃。
　　她鹅蛋脸上有几粒雀斑，眼睛细细的。头发不黑，棕黄，蓬蓬松松，却编成两条结实的长辫子，一前一后地搭着。干一会活儿，就要把跑到前面的辫子甩到身后去，然后再左右扭一扭脖子。
　　棋很爱笑。
　　火过大，面糊偶尔糊成了烧饼；勺子“墩”得急了，面糊“嘭”得四散，她都要笑。她穿一件自己裁制的白布马夹，圆圆的领口，露着长长的脖颈。有时大笑起来，一会儿俯身，一会儿直腰，胸脯一耸一耸的，旁若无人。
　　其实，棋也是穷乐。听说，她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他爸拉地排车，她妈妈“理家”。
　　来了运动，棋没再上学，也不去造反，就“糗”在家里，缝皮子，糊火柴盒，摊煎饼。
　　都说，棋摊的煎饼，好吃。虽说也是地瓜面的，可吃了不“沥心”。有懂行的说，那是她的面糊“起”得巧。
　　我是不太爱吃煎饼的，却不打折扣地按照妈妈的指示来回送面，扛煎饼。我喜欢看棋摊煎饼的样子。
　　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来、机关食堂起劲儿地研究地瓜面的吃法，发明了炸地瓜面条，用地瓜面做方方正正极为蓬松的发糕，渐渐的，家里煎饼就摊得少了。棋那里，也就去的少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棋死了
　　1967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路过棋家住的大杂院，见一些人偎在门口，院里面隔墙传出哭声。
　　我挤过人群，哭声一下子被放得很大，是一个女人弓着腰、双手拼命拍着腿在嚎：“啊啊……你这个私孩子，你这不是个东西的玩意儿，怎么说不活就不活了呀？不就是叨叨了你两句吗，你愿摔就摔吧，以后再也不说你了……你可是活着呀！啊，啊！”
　　我大惊：死的是棋！哭诉的是她的母亲。
　　听人议论，粗略知道了棋寻了短见的大概。
　　原来，一次，棋用了有伟人接见外宾照片的报纸包煎饼，被街道上几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人发现了。其实，也并没把她怎么着，不过是善意但却厉声地呵斥了她。倒是几个顽皮孩子，追着她的背影起哄：“反革命！反革命！”加上想退学，进街上的一个小工厂的事又“黄”了，心烦意乱中，晚饭后刷碗，棋出门绊了一跤，把一盆子碗盘摔得粉碎。那可是当时一家人的重要家当啊。
　　棋被父母骂道：“没用的东西，净给家里惹事，还活着干吗！”
　　一念之下，棋投进了院儿里只有一人多粗的泉水井……
　　一个那个年代很寻常的故事。
　　曾经那么鲜活的棋，在老榆树下的井里，死了。
　　看的人没有不“”，不“啧啧”的，说：“这大姑娘，说没就没了，多疼得慌啊！”
　　不过，惋惜归惋惜，西青龙街上的人们还是很快就忘记了棋。生活轰轰烈烈的，人们哪有心思老记着棋呢？
　　时光到了1991年，经七路东扩，这一段命名泺源大街，西青龙，更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如今，我有时路过清真南大寺，这个当年西青龙街的标志性建筑，望着碌碌往来、样子匆匆的人们，心中偶尔会感叹一句：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
　　当然，这不是我说的，是明末吴梅村的“沁园春”。　　现在中年以上的人，有时会说他的外语“不大行”。这常常不是谦虚。看着电视，他会问年轻的人：“这个人说‘谬贼克’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一歪头：“‘music’，音乐！”
　　噢——。他还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有时忙着，就过去了。有时，他会出半天神儿，望着窗外，看不怕人的麻雀在地上跳来跳去，想起当年中学上外语课的情景，很怅然。
　　上溯三十年，人们（当然是指整个民族，而非个别有先知先觉的人）终于如梦初醒：“随着葫芦打镗镗”，革了十年文化的命，到头来，还是得有文化啊！于是，全社会又都开始补课了。
　　“文革”那些年，不谙世事的孩子日子过得很愉快。课越来越少，考试走走样子。“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句话也讲，但那是“供批判用”的，并不是用来调侃的。小学，中学，课程一再“精简”，课本越来越薄。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独独没有外语。直到初一的下半学期，英语课才姗姗来迟，还要注明是“试用”。
　　原来，闹了几年“文革”，发现被视为“洋玩意”，欲彻底逐出校园的外语还有能“打击敌人”的功能。于是，山东的学校也跟在上海北京之后，恢复了外语课——英语课。
　　“试用”的英语课本只有区区七八十页。开卷第一篇，不是ABC，而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战斗檄文“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学好外语”。
　　记得，光这一篇文章，英语老师就讲了一堂课。
　　翻开书本，没有日常用语，满篇revolution（革命）、thought（思想）、class（阶级）等词汇。
　　第一课：《毛主席万岁》；
　　第二课：《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第三课：《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四课……
　　直到初二的上半学期，英语课好像才纳入了正轨。
　　何谓“正轨”呢？就是开始学课文了。
　　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更多些的，是陈诗超老师。陈老师个子矮矮的，圆眼睛，齐耳短发。她嗓音很粗且圆润，说南方味儿的普通话。现在想，她或许是可以唱女中音的。她的眼神儿挺“抓”人：傲气，慈祥，还有一点点凶。
　　记得，第一堂课，她上来就是一串英文：“Goodmorningclass！Nowclassbegins（同学们好！我们现在上课）。”弄得大家面面相觑（实际上把同学们给“震”住了），然后让把课本翻到中间的英语字母表。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响起来：
　　陈老师：“A——”
　　同学们：“A——”
　　陈老师：“B——”
　　同学们：“B——”
　　可是，字母表没念几遍，有的男生就开始捣乱了。将“A”读成“嘿”，把“B”读作“屁”，怪腔怪调。
　　有的还嚷嚷：“念字母表有啥意思啊，直接学课文吧！书上就这样安排的。”
　　那时，学生大多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叛逆心理，不习惯的是按部就班的学习，又敢不把老师放在眼里。而我们那个班——七级八班有幸又是全校最能捣蛋的班，老师也没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学生在老师眼里就是些“祖宗”，想讲点师道尊严是很奢侈的事儿。
　　既然“祖宗”们想先学课文，那就学吧。
　　于是，课堂上齐刷刷的英语朗读声响彻云天：
　　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
　　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毛主席万万岁！）
　　AllreactionariesarePaperTigers（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
　　整整一堂课，就这样“干念”。外国话怪里怪气的发音，惹得全班嘻嘻哈哈，纷纷鹦鹉学舌。
　　我们就这样学下去。讲了“WeareChairmanMao＇sRedGuards（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和“Neverforgetclass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课文。也学字母和单词，可是，教材如此“删繁就简”，上课又如此“稀松”，能学到什么呢？
　　慢慢的，随着大形势的平稳，英语课真的开始正规了，老师也颇为严格了。默写字母、单词。英译汉倒好对付，考试时偷看课本，甚至能互抄卷子，唯有被老师提溜起来朗读课文，张不开嘴觉得怪没面子。　　那一溜溜洋文，用教数学的黄老师挖苦同学们的话叫“它认识你，你不认识它！”
　　不认识就“硬”认识，在英语课文下标汉字揣摸着发音，也差不离儿。
　　那节课，张鸣不幸被老师点到，于是就有了这样磕磕巴巴的济南式的英语朗读：
　　“维尔柴尔曼帽斯ruai德嘎瘩（WeareChairmanMao＇sRedGuards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奶油福盖特克拉斯抓扣（NeverForgetClassStruggle.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师觉得那发音怪怪的，拿过来的张鸣课本一看，那英语课文，一行行都被汉字填满了——课文“Whatarethese？Theyaredoors.Arethosedoors，too？No，theyarenot.”下标的发音是“瓦特啊仁咬人死？咬人啊到死。啊肉死到死吐？闹咬人啊闹特”。
　　这种“英语”，大概除了张鸣自己，外国人，中国人，任谁都看不懂。其实，哪只张鸣啊，班上同学的课本大抵如此。
　　不过也有例外。同学王海尘的课本就干干净净（老师在课堂上向全班同学展示），他的英语口语也好，以至于动不动就让老师当“样板”：
　　“王海尘，把这段课文‘OurBestTeachers’（我们最好的老师。这是‘向工农兵学习’一课）给大家朗读一遍。”
　　王海尘就站起来，嘀里嘟噜的一番，很神气。
　　女同学时大喜学英语甚至“偏”了科。一次，教“农知”的姜老师问：“农业八字宪法是哪八个字呢？”
　　半天没有同学接茬儿。
　　姜老师启发：“是不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啊？”
　　还是没有同学接茬儿。
　　姜老师再问：“是，还是不是？前面这个同学，你说！”
　　被点到的时大喜当时正打瞌睡，迷迷糊糊就来了个“脱口秀”：“Yes！”
　　一阵哄笑。姜老师恼了，说：“我看你不是‘噎死’，是睡死！”
　　后来有一阵儿，各门课选“课代表”，王海尘是当然的英语课代表，让我佩服的不行。虽然那时我也“术业有专攻”，凭一点小聪明成了语文课代表，在语文教研室里，替老师批阅全班几十本作文（真是教育革命了，学校竟然让学生代老师批改学生作业），还在学校宣传组进进出出，舞文弄墨，俨然是个人物，但英语课却一塌糊涂，所以，我对王同学和英语课好的同学都很崇拜。
　　学校越来越有学校的样了，学习上，同学间已有心暗暗叫劲儿的了。不期，又来了“一阵沙头风雨”。1973年从春到冬，张铁生、黄帅的名字，再次刺激了学生们脑后的反骨。
　　有的老师脾气大，就被认为是搞孔老二的师道尊严；
　　考试不开卷，则是“资产阶级回潮”。
　　特别是英语课，老师满嘴的洋文，那个神气劲儿。所以，那年7月报上登的，河南马扶玉公社中学学生张玉勤的“革命行动”就很对学生们的胃口。她在英语考卷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这样做叫“反潮流”。有同学就跃跃欲试，可惜那胆子好像还未练成。顶多在上课前，把笤帚水盆“担”在门框上，捉弄一下推门而入的老师。
　　不过，后来到底闹出了一个“事件”。
　　五班的一次英语课前，黑板上出现了一篇“骂”老师的奇文——它写英语的词儿，却用汉语语法，还英汉夹杂。记得“译文”大意是：“老师说英语表达能力很强，有的方面甚至超出了汉语。这是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是洋奴哲学。这样的老师应当滚出课堂！”
　　大家都欣欣然跑到二楼的五班看热闹。五班那堂课当时就停了，说学生谩骂老师，要追查。没几天，又传说学生做得对，要停老师的课。学校大楼的南墙下，还稀稀落落地贴了几张尺寸不大的大字报，再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日子依旧轰轰烈烈的，中学学业却草草地结束了。后来因“工作所迫”下决心要苦学英语了，翻一翻那英语教材，有时还要想起黄老师的那句揶揄同学的话“它认识你，你不认识它！”
　　“文革”大戏甫一落幕时，称年轻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一定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这句话很是流行。可是，从1966年的“史无前例”到1977年的恢复高考，被误了青春的又何止一代人呢？
　　耽误了就耽误了，对于因之改变了命运的人生来说，那时间，夺得回来么？时风之中，许多人对外语拿起放下的，踟蹰蹒跚，心情很复杂。世事枯荣，外语“不大行”，成了人进步的一道门槛儿。
　　人生如稼穑。春分，谷雨，芒种，当种啥时种啥。过了节气，必定“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人常常是难以胜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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