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姜女》的演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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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孟姜女》的演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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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孟姜女》是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一首非常成功的大型声乐作品。《孟姜女》又名《孟姜女哭长城》、《十二月花名》等,是汉代的时调小曲,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传统民歌之一,各地都有它的踪迹。从它的音乐来看,又与江浙一带的民歌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全曲十二段唱词以时令花名作序引,叙述了秦始皇时期一对新婚夫妻生死离别的故事。&
　　【关键词】传统民歌;民间;情感;声乐作品&
　　一、歌曲《孟姜女》的创作特色&
　　《孟姜女》是我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传统民歌之一,各地都有它的踪迹,从它的音乐来看,又与江浙一带的民歌有着更加紧密的关系。全曲十二段唱词以时令花名作序引,叙述了秦始皇时期一对新婚夫妻生死离别的故事。孟姜女从春走到夏,从秋走到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丈夫修筑长城的工地,可等待她的却是丈夫坠崖身亡的噩耗。这个动人的故事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大约形成于唐朝以前,作为民间时调小曲约形成于宋元以后,千百年来人们用歌曲传诵着这个动人的故事,倾注着对主人公深切的同情,也借此抒发受迫者内心的悲怨。整首曲调流畅、柔丽、感情深切、表现细腻、结构严谨,整个乐段分为四句,每句落音分别为re、sol、la、sol,是典型的启承转合式的方整性乐段,此曲有过不少的变化,许多戏曲、曲艺音乐和民间乐器中都有它演变而来的曲调。&
　　二、《孟姜女》的节奏、旋律和歌词&
　　歌曲《孟姜女》第一段除了在旋律上加花润饰外,基本上保留了原来民歌徵调式的结构旋律法,整个乐段用稍慢的速度,以缠绵平稳的节奏委婉哀怨地诉说了孟姜女的情思。乐段的转句以色泽柔和、暗淡的羽类色彩,音调与色泽光润、明亮的&启、承、转、合性的&调式相对比,旋律进入中低音区,落在最不稳定的音级(羽音)上,整个乐段曲调柔和深情,色泽稍暗。使用这种调式色彩的对比手法、音乐抒咏性很强,含而不露,生动感人。本段叙述了孟姜女夫妻分离的情景,&人家夫妻团圆聚,孟姜女的丈夫造长城&,其曲调稍慢,而情感委婉哀怨,备极悠怨,羡慕人家夫妻团圆,而自己却闺中寂寥,不由得心中暗含辛酸,委婉而淡淡的流露在&孟姜女的丈夫去造长城&诉说和旋律中。李耀伦先生所译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曾载有日(下转第129页)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的一段话:&总谱上标志是忧伤,是几分忧伤?哪几分忧伤呢?内在的,暗淡的,或者仅仅是愁眉不展的作曲家没有说明,我只有自己去作判断。&&
　　第二个段落,是原民歌的加工发展,旋律流动感增强,使人听起来耳目一新,但整体结构、落音、色彩变化都保留着第一段的韵致,又在句尾加了两小结带哭腔的长拖音,进一步烘托了孟姜女盼望与丈夫相会而渺茫无助的悲怨心情。在声音世界飘然而至,令人感动。&
　　到了第四段,也就是民歌《孟姜女》的高潮所在,曲调变紧,激烈而似有风雪之声,其情之悲,其情之怨,极尽其力。孟姜女千里寻夫,血泪控诉,&哭倒长城八百里,只见白骨漫青山。&感情哀怨至极,旋律又作转调变化,并运用戏剧上紧拉慢唱的手法,急切的表现了孟姜女的期待极度受挫,失去丈夫的极度悲痛之情,情感推向最高而扼腕谢幕,将孟姜女的怨妇情结全曲高扬,令人深感其血泪之悲之怨,其情其理无不使然。&
　　三、《孟姜女》的演唱技巧处理&
　　《孟姜女》是一首适合女高音演唱的大型声乐作品,属于高难度曲目,音域由原曲的大九度扩增为十四度,三次转调,大量的弱起、附点、切分音,旋律色彩的变化和幅度较大的情感处理,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演唱水平是不能胜任的。气息运用是基础,处理方法多种。由于不少乐句是在弱拍弱位置起音,这样在起音前就必须快速换气(抢气),两腰有弹性地抽缩吸气,自然平稳(包括第二段段尾的拖腔处理)。第四段紧拉慢唱的高亢拖腔,给人一种悲愤激烈奔流直泻的气势,此时气息应控制在饱满的基础上,流速加快,流量加大,上下贯通感觉尤为明显。结尾处两句悲壮凄厉、痛哭欲绝的高音,特别是最高音bB2音的延长,除了两腰的控制力量,还要加强腹肌的力量,向上顶气,犹如提水的劲,目的是缩短气息的供应距离,有利于高音的发挥。
　　 整个乐曲起伏跌宕 ,曲折回转,强弱、轻重、快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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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期：顾颉刚先生孟姜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之辨析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创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论。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顾先生“古史辨派”的研究主张与方法之间的矛盾造成其结论不可信的问题。
2、山东、陕西（同官）、湖南（澧州）、燕地、山海关、松江等地孟姜女传说产生的先后问题。
3、孟姜女传说与杞梁妻故事主题性质的区别问题。
4、顾先生孟姜女源于杞梁妻说的时空逻辑问题。
5、汉代以后的古籍诗文中对孟姜女传说与杞梁妻故事的混淆问题。
这几个问题都直接关系到孟姜女传说源自杞梁妻的结论究竟正确与否，是孟姜女传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不辞浅陋，试对这几个问题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顾先生“古史辨派”的研究主张与其研究方法之间的矛盾造成其结论不可信的问题
顾颉刚先生与钱玄同等人组成的“古史辨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的一个史学研究派别。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清代盛行以考据为主要手段的治学派别，其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胡适在“五四”前后可以说是考据派的一个代表，瞿秋白就曾讥讽他具有“考据癖”。胡适在“五四”前后的影响非常大，他对民间文学中的人民性、阶级性和思想性不屑一顾。在学术研究中，他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他同时代的顾先生必然曾受到过他的影响
“古史辨派”其实是考据派的余续，不过比起前清的考据派来，因为时代的前进，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其特点是对古籍均持怀疑态度。他们除了注意研究经典之外，还广泛涉猎古史和古典文学著作，特别注意从那些著作的作者生平与历史事件中去寻求印证史事。他们还重视运用民俗学及古今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相关资料去探索古史的构成，他们认为古史是由那些传说中的某些事实发展而成的。顾先生在其代表性著作《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就曾着重阐明了这一点。他们以审视和批判的眼光看待古籍，试图认真地分辨某一古籍的真伪，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虽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仅凭这些方法却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能全面涵盖对历史全过程中的多角度和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尤其是时代局限了他们，他们当时还没有能够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着重从时代背景、社会背景、阶级斗争来观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文化，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必然，或者寻找到历史文化发生、发展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顾先生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身上的时代局限性。他首先肯定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左传》中杞梁妻的故事，说“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并说“这个考定可说是没有疑义。”这无异于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而他运用团队的力量进行的大量古籍史料搜集工作，无疑就是“小心求证”。他在大量的史料搜索中，对孟姜女传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时代特征、社会基础，以及创作这个传说所体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情感倾向和矛头所指，也即该传说的人民性问题和主题思想的性质问题，基本上没有进行应有的、认真地考察与阐述，甚至连民间传说究竟应该是起源于民间，还是发源于古籍记载，和这个传说究竟应该产生于这个传说主题事件发生之前或之时或之后的时代，以及两个主题性质完全不同、人物身份也完全不同、故事情节也完全不同、故事发生的时代也完全不同的传说之间是否真正具有递演变关系这几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分析，就下了定论。最典型的例证是，当顾先生在论述到杞梁妻与孟姜女区别之关键点时，他是这样考据的：
杞梁之妻所哭倒的，无论是东汉人没有指实的城，是崔豹的杞城，是郦道元的莒城，总之在中国的中部，不离乎齐国的附近。杞梁夫妇的事实，无论如何改变，他们也总是春秋时的人，齐国的臣民。谁知到了唐朝，这个故事竟大变了！最早见的，是唐末诗僧贯休的《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饥魂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这诗有三点可以惊人的：⑴杞梁是秦朝人。⑵秦筑长城，连人筑在里头，杞梁也是被筑的一个。⑶杞梁之妻一号而城崩，再号而其夫的骸骨出土。
这首诗是这件故事的一个大关键。它是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的。从此以后，长城与他们夫妇就结成了不解之缘了。
这个故事所以会得如此转变，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在内。就我所推测得到的而言，它的原因至少有两种：一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时势的反映（引自顾先生《孟姜女故事的转变》）。
从这一段引文我们足以看出顾先生考据、辨史的方法之偏执狭隘。我们且不说究竟是否是贯休此诗总结“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这一点我们留待后文再去辩析。我们只看看顾先生对“这个故事”所以会得如此转变而“考据”或对这“古史”进行“辨”析得出的结论：一是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与《杞梁妻歌》的合流；一是唐代的时势的反映。尽管贯休在该诗的头四句中已经很清楚地为顾先生指出了孟姜女传说的时代背景和主题所指，甚至连顾先生自己都想到了“唐代的时势”，而他却偏偏对秦筑长城的时代背景、主题事件及“啼呜呜”的贞妇为代表的苦难百姓的感受不著一字。他不在秦代寻找产生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因，却把主题的时代背景推迟到1000多年后的唐代去考察，并把三国时的一篇与孟姜女哭长城并无实质关系的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作为产生孟姜女传说的一条重要依据，这难道还不是偏执、狭隘的“考据”与“史辨”吗？而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则是“古史辨派”运用考据的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所致。
顾先生在他的孟姜女研究中，着重注意的都是孟姜女丈夫的名字与古籍中杞梁名字的关联，包括同字、同音、或近形等细节，以及杞梁之妻哭的演变发展过程，和她哭城的地域变移，还有孟姜女、孟仲姿、许孟姜等姓名的变化，乃至崩山、崩城的传说变异、滴血认骨说法的流行时代等等方面，这完全是不得要领的琐碎考据作派，根本没有从具体的传说主题、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等大处着眼，进行全面观照，可以说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顾先生在《孟姜女研究》第一集中曾说过：“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这无疑是顾先生“古史辨派”的学术主张或宣言。可是在具体的孟姜女传说研究中，他却不向秦代、不向民众中去寻找该传说的来龙去脉，而在这个民众的真传说之前的古籍中穷搜苦索，广征博引，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拉到学者们的假史实中去印证。《左传》中最初的杞梁妻只有“却郊吊”，连“哭”字都没有。后来的什么“哭之哀”、“变国俗”、“崩城”、“投淄水”等等，显然都是其后的文人想当然编造出来的“假史”，并且是与原故事的主题思想都完全不同了的假史。而顾先生却是根据这些性质都不同的假史资料来证明孟姜女是由杞梁妻演变而来的。可见其研究方法与其学术主张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而彰显出明显的自相矛盾性。这样得出的结论，必然靠不住，当然会引发有关专家学者的质疑。这些被质疑的相关问题，我们在后文中会逐步涉及。
二、山东、陕西、湖南、燕地、山海关、松江等地孟姜女传说产生的先后问题
孟姜女传说最早产生于什么时代和什么地方？顾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孟姜女故事的历史系统》中，一口咬定是产生于公元前549年，即《左传》中襄公二十三年的齐国（今之山东），女主人公叫杞梁妻而不叫孟姜女。从顾先生援引的《左传》、《檀弓》、《孟子》，到西汉刘向的《说苑》及《列女传》，再到东汉王充的《论衡》、邯郸淳的《曹娥碑》、西晋崔豹的《古今注》，再到三国时曹植的《黄初六年令》及《精微篇》和蔡邕的《芑梁妻叹》，再到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齐国的杞梁妻而不是孟姜女。但援引到唐代的《同贤记》和《h玉集》时，女主人公的名字变成了“孟仲姿”，她丈夫一直名叫杞梁。再到唐至宋初敦煌曲子词中，女主人公才变为了孟姜女（这一点顾先生获得资料也有很大缺陷，后文会涉及），杞梁则变为了“犯梁”。而被顾先生认为是杞梁妻转变为孟姜女之关键的唐至五代之诗僧贯休的《杞梁妻》诗中，女主人公却仍然叫“杞梁妻”。我们即使把“唐至宋初”的敦煌曲子词定在唐的最后一年（907），那么此时距襄公二十三年已经1456年了，这就是说，杞梁妻经过一千四五百年才转变出了孟姜女，而此时与秦始皇筑长城这一主题事件也已经1120年左右了。
紧接着，顾先生又考证出了以下诸多内容，也即全国各地产生或传播孟姜女传说的先后次序：
1、“北宋祥符中（），王梦征作安肃的《姜女庙记》（一作《姜女练衣塘碑刻》），此碑至明隆庆间发现。这是我们知道的孟姜女庙的最早的一个。又同官的孟姜女庙是北宋嘉v中()县令宗谔重修的。”（笔者按：宗谔应为宋宗谔，他既然重修其庙，那么这庙的始建时间至少要早于安肃之庙）。
2、南宋初，“约略与《通志》同时的《孟子疏》说：‘……（杞梁）战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为之崩。’这是杞梁之妻的孟姜一名见于经典的开始。”
3、“南宋周碇摹侗痹肌芳谴疚跛哪辏1177）贺金国生辰中云：‘至雍丘县，过范郎庙；其地名孟庄，庙塑孟姜女偶坐……’这是范郎之名见于载籍的第一次。”
4、“从明代中叶到末叶，这一百八十年中忽然各地都兴起了孟姜女立庙运动。……借此可见，‘孟姜女哭崩长城，携取了范杞梁尸骨’的一个传说的势力扩大了，逼得文人学者不能不承认它的历史上的地位了。”
5、“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说：‘孟姜女本陕之同官人，……’这大概是志书中正式记载这个后起的传说的第一回吧？同官之说，前所未闻；孟姜女成了同官人，于是她从齐籍转入了秦籍了。”
6、“弘治五年（1492），杞县西滩堡建孟姜女庙。”
7、“正德十四年（1519），张镇作安肃知县，从古迹中剔得孟姜女祠，把它重建起来。在郑昱的记中，说这是孟姜女的故里，有‘濯衣塘’。这把她说成了燕国人。”
8、嘉靖十三年（1534），湖南巡抚林大辂修澧州孟姜女祠。这又把她说成了楚国人了。（笔者按：该祠名“贞节祠”，也称姜女庙，是工部尚书李如圭与澧州知州汪倬发起建的，林大辂是后来参与的。这段文字还牵涉到李如圭的孟姜女生于澧州、死于同官之说。）
9、“隆庆三年（1569），周以庠做安肃知县，梦见了孟姜女，又寻得了北宋的石刻，就立孟姜女墓碑，又建忠节堂，祀他们夫妇。照这样说，孟姜女是生于安肃，又葬于安肃的了。”
10、“万历二十二年（1594）重修同官县庙。就是这一年，山海关尹张栋建贞女祠于山海关。她与山海关发生关系是最后起的传说，但到现在三百余年中是最占势力的。崇祯十三年（1643），山海道副使范志完又把山海关的庙宇重修了。”
11、“在不记年代的庙宇中，又有潼关一处。詹詹外史（冯梦龙的别号）的《情史》中说孟姜女负骨归家，到潼关，筋力竭了，坐山旁而死；土人替她立庙。于是她的死所又多出了潼关一处，想来那地也是有她的坟墓的。”（笔者按：《情史》的情节完全是抄的同官的内容，显然是因潼关与同官同音而造成误传以至。）
13、“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推广马路，开至老北门城脚，得一石棺，中卧三尺余石像，当胸镌篆书‘万杞梁’三字。上海的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的，……在这个传说里，说万喜良是苏州人，孟姜女是松江人。这也是现在最占势力的传说。”
顾先生对孟姜女的生死之地最后总结道：“至于在生的地点上，以苏州（万）、松江（孟）为最有力，华州、余杭（范）、务州、澧州（孟）次之；在死的地点上，几于一致地说是山海关，只有一小部分说是潼关和长安。李如圭所考定的一个是早已不通行的了。”
另外，笔者还见到周郢先生写的一篇《孟姜女故事与泰山》的论文，文中不仅对顾先生关于齐长城及淄水的地域和杞姓族与古杞地的变迁等问题提出了匡正性的意见，他还从泰山以西陶山幽栖寺之《优婆夷阿刘造石浮图铭》文中考证出此铭文出自于唐开元八年（720），文中涉及到“梁妻大哭之城”乃齐长城，并进而根据《魏书》所载考证出梁父县古迹“贞女山祠”，便是杞梁妻祠，从而断言这是“中国最早的孟姜女祠出现在泰山脚下，无疑显现了姜女故事与泰山一地的深厚渊源。”（笔者按：周郢先生文中既然肯定“贞女祠”中的“贞女”“怨女”“自非杞妻而莫属”，他所有举证中都没有“孟姜女”这名字，若非盲从顾先生之说，怎么能说杞梁妻一定就是孟姜女呢？要知道，孟姜女虽有“贞女”之称，却无“怨女”之谓，而杞梁妻因丈夫死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才可称为“怨女”，可见周先生是张冠李戴了。要知道，就连与杞梁有着紧密故土关系的杞县，到明代弘治五年才建孟姜女庙呢，北魏期间泰山一带何来孟姜女庙？）
笔者认为，尽管顾先生当年动用了团队力量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周郢先生也对山东泰山地区的古迹进行了较深入的考证，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掌握的资料还有着重大的缺失，需要着重提出来的，是顾先生最不以为然的澧州的孟姜女传说资料，他只从伍家宥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的《临澧与澧县的孟姜女古迹》和李如圭的《贞节祠记》了解了一点，而清康熙年间从澧州嘉山栗树岗出土的西晋太康六年（285）嘉山人卓云所撰的《孟姜故宅碑文》，他却根本没有见到过。记载这一碑文的清代澧州举人郭青所撰，并于同治六年（1867）刻印传世的十二卷《孟姜山志》，顾先生提到过书名，却没有援引一字。应该说，郭青是近代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孟姜女传说的第一人。他所撰的《孟姜山志》中，除转载了《孟姜故宅碑文》这一极珍贵的史料之外，在卷十一《考订部》中，还早于顾先生55年之际，就对后来顾先生引以为据的《琴操》、《烈女传》、《古今注》、《湘川记》、《通志》、《读书敏求记》、《檀弓》、《左传》等一系列古籍经典中将杞梁妻误为孟姜女的情况进行了批驳，对孟姜女传说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不知顾先生是真没有见到过此书，还是有意回避此书中之内容。他提到过此书书名，却真是没有见到过的话，那他就与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失之交臂了。如果说他是有意回避的话，是因为《孟姜故宅碑文》足以让他的“孟姜女源于杞梁妻说”和因文化中心的迁移而使该传说传播到各地的说法都会土崩瓦解，但笔者不相信顾先生是这种人，我相信他真的没有见到过此书。现将《孟姜故宅碑文》抄录如下：
云家世居孟姜山之阳，去孟姜故宅仅里许。自汉以来，传有孟姜女。传云：孟姜秦黔中郡人，于今为武陵郡。母家澧水之东，宅前有陂泽，岁收鱼千石。俗于三月桃花，水下执兰，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姜幼，其父携往观之，至途而返，谓其父曰：“男女溷杂，何观焉。”父曰：“吾姜族得奇女子矣。”自是足不出户，邻里鲜有见之者。长适澧阴范忠，字荩臣，家翠麓之阳。翠麓在孟姜母宅南十里，今孟姜山是也。荩臣家贫，好学躬耕，姜助之耘，夜绩麻佐读，母家时周之。姜始受，而卒辞焉，谓荩臣曰：“丈夫贵自立耳，此何可恃？妾得侍君，黾勉同心，虽饔不给，亦自足也。”荩臣义之。甫两载，始皇北筑长城，荩臣往役。姜时登山望之，偶划竹叶如丝，后遂成种。恨秦之失道，以指掐石。今其石遍体成爪痕，大小不等。又山下有方石，光明可照，皆其遗迹也。荩臣去一年后，同行有归者，报云已殉。时姜之舅姑俱卒，荩臣无兄，有弟义，字恭臣，亦亡。姜恸其夫之死于异域，与其骨之不得还也，泣请于父母，求其兄弟同往收之，不可。姜曰：“女所以不死者，以骨未归耳。父母若不许往，誓不复生矣。”恸哭不食，呕血满地。父母怜而许之。姜哭于舅姑之墓，乃与其兄姜生春、弟生辉同行。至云中塞，求骨不得。姜大哭三昼夜，于时云昏日黯，阴风怒号，鬼泣神惊，沙飞石走，圮然城为之崩，尸骸枕藉不可识。姜啮指血沥骨，始辨得之，盖死而复苏者数矣。负骨而返，至上郡，渴不得饮而润，泉为涌出。时已得疾，复勉行，至关中铜官山，病革卒于岩下。辉欲辇榇归澧，春曰：“今离家万里，余赀无多，重以二榇跋涉之费，不半途罄矣，奈何！且归，俟他日迎之乃殡焉。”归未几，母卒已，而六国兵起，道路梗塞，竟不果迎，悲哉！姜生九月九日，里人每岁是日携豚酒诣其故宅祀之。今能诵是传者不过一二人。卓云恐其久而失传也，太康六年，为勒石于其处识之。
此碑康熙间野人于栗树冈垦土得之，父老复为树立，惜未构屋庇之，为风雨亿侵。昨过山下，以手试石，片片剥落。亟录之，使后之吊古者得其实焉。乾隆壬寅里人毛恒道，文兹氏敬录。
（原载清同治六年郭青所著《孟姜山志》，该碑现藏澧县博物馆）
从这篇碑文可以清楚的看出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这篇碑文的写作时间虽比杞梁妻故事出现的时间要迟，但却比顾先生所举所有冠以孟姜女或孟仲姿、许孟姜名字的传说乃至周郢先生所说的《魏书》的写作时间都要早得多。其它地域谁也拿不出时间这么早、这么完整、详细、独立的孟姜女传说证据来。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
2、这一传说完全紧扣秦始皇筑长城的时代背景，没有玩时空穿越的手法，将人物或故事提前到春秋时期或推迟到唐代出现，而且作者就是仅距孟姜故宅里许的当地人，他虽然是纪录的一个当地传说，却具有相当明显的纪实色彩，因而具有极大的可信度。
3、女主人公一开始就叫孟姜女，她姓姜，是家中长女，故叫孟姜女。她丈夫姓范，名忠字荩臣，与杞梁二字无一同音或形近。可见，孟姜女与杞梁妻根本就没有任何递演变关系，并且明显区别于杞梁妻故事。
4、它一开始就奠定了后来各地孟姜女传说的基本情节构架，并确立了反抗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苛政、徭役，和歌颂孟姜女忠贞爱情的主题思想，不仅从主题性质上，而且从人物身份、故事情节、地域风俗、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区别于杞梁妻故事，根本不应该将二者混为一谈。
5、从该文中可知，澧州嘉山“自汉以来”就“传有孟姜女”，而且那时山名就叫做了孟姜山，早在“六国兵起”的秦末或楚汉相争时期，当地百姓每年九月九日就有了“携豚酒诣其故宅祀之”的习俗，更说明该传说起源于此地。（至于澧州之所以会产生孟姜女传说的历史、文化原因，请参阅拙作《津市嘉山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一文）。
6、该文中说孟姜女死于陕西同官，顾先生自己也说“其后陕西人马理做的《同官孟姜庙碑记》、《孟姜女补传》及《孟姜女集》等就完全采用了这一说，甘心牺牲了《一统志》同官产之说了。”这说明李如圭说孟姜女生于澧州、死于同官并非出于他的杜撰或“硬并”。其实，李如圭自己也没有见到过《孟姜故宅碑文》和《孟姜山志》，因为该碑出土于他死后很久的清中叶，《孟姜山志》成书更晚。李如圭之所以说孟姜生于澧州、死于同官，肯定是澧州早有此说，他到同官不过是证实了此说。不然，作为明中叶的一代务实派名臣、两部尚书，且有《怀古集》传世的文学家李如圭，是不会胡编乱造此说的。他要是看到过《孟姜故宅碑文》的话，一定会写入他的《贞节祠记》，那顾先生见到后，就不好说他是用了“硬并的伎俩”了。湖广巡扶林大辂也是明中叶的名臣，否则，他也不会同意，并参与嘉山“贞节祠”重建的。可见同官的孟姜女传说与澧州的传说是紧密相联的，同官应该是这个传说在北方传播的关键中转站，而不是“后起”的，这从北宋嘉v年间重修同官姜女庙的县令宋宗谔所写的《姜女吟》二首七律诗中，可以看出。（也见拙作《津市嘉山才是孟姜女传说的真正源头》）所以笔者认为孟姜女传说是从湖南澧州发源，通过北上推翻秦王朝的楚军宣传，以及孟姜女死地同官的中转传向北方各地的。这恰恰把顾先生及其追随者们的孟姜女传说产生于北方，通过几次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民族大迁移才传到南方的说法完全颠倒了过来。尽管顾先生生前认为孟姜女的生地以苏州、松江为最有力，死地以山海关最占势力，李如圭作考定的一个是早已不通行的了，这正如佛教产生于印度，但后来印度的佛教衰落了，中国的佛教最占势力，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说佛教产生于中国吗？何况顾先生根本不了解澧州乃至鄂西南一带与孟姜女相关的一系列关系到人民生产、生活的民风民俗，形成了广泛而长久的其它地域都比不了的孟姜女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和民风民俗没有相当长的历史是根本形成不了的。我想，若顾先生仍然健在，见了《孟姜故宅碑文》，了解一下当地的孟姜女文化现象，也一定会无法否认孟姜女澧州说的重要价值，而应该改变他原来的一些结论的。
三、孟姜女传说与杞梁妻故事主题性质的区别问题
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思想，在当代只要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归纳出来，即通过孟姜女夫妻的生离死别与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揭露和控诉了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顾民生疾苦修筑长城，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徭役灾难。同时也歌颂了以孟姜女为代表的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劳动妇女善良忠贞、勇敢自强、坚忍不拔、敢于斗争的优良品质和斗争精神。
现在，我们已把孟姜女传说提高到文化的层面来加以研究，因此，我们就更应该从文化的层面或角度来对其主题加以认识。当代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在《何谓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全世界全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同时，他还深刻指出：“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孟姜女作为一个人民群众经过千百年共同创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她身上就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价值。她善良忠贞、勇敢自强、坚韧不拔、敢于斗争的精神与美德，早已使她升华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女性的精神和人格代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这个传说被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加工丰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不断积累和引导，她的忠贞与大无畏精神在创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中，显然起到过重大的楷模作用。而文化的最终目标要在人世间普及的“爱”和“善良”，恰恰就是孟姜女身上最耀眼的秉性和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讲，孟姜女传说的主题，就是宣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文化精神和文明目标的主题。我们说孟姜女传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原因正在于此。
可是，顾先生对孟姜女传说主题的阐述却不是这样的。在他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从杞梁妻转变为孟姜女这一过程中的主题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内容。对《左传》中初始的杞梁妻“却郊吊”，顾先生总结道：“在这一节上，我们只看见杞梁之妻是一个谨守礼法的人，她虽在哀痛的时候，仍能以礼处事，神智不乱，这是使人钦敬的。”可见这个故事的初始主题是歌颂杞梁妻“谨守礼法”。
当顾先生援引到汉代刘向《列女传》卷四之《贞顺传》和《檀弓?上》中的杞梁妻“哭夫”和“崩城”内容之后，杞梁妻与这个故事的主题的性质都变了。顾先生写道：“由此看来，杞梁之妻不但哭踊无节，纵情灭性，为戎狄之道非可继之礼，并且在野中叫呼，使人疑骇，为孔子所恶而衔枚氏所禁。她既失礼，又犯法，岂非和‘知礼’二字差得太远了！”那么这个故事随着情节的改变，其主题也就由赞美其“谨守礼法”变为了批评其“既失礼，又犯法”、“纵情灭性”了。顾先生把造成其情节和主题改变的原因推向了两个人：一个是没有受过礼法熏陶的“齐东野人”，他想象出来了杞梁之妻的悲哀和神灵对于她表示的奇迹；二是刘向误听了“野人”的故事，遂至误收在“君子”的《列女传》中。可见，杞梁妻故事的主题性质与我们所说的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性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而当顾先生继而援引到唐末诗僧贯休的《杞梁妻》诗和三国时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并把唐代的时势分析了一番之后，他又总结道：
……长城这件东西，从种族和国家看来固然是一个重镇，但闺中少妇的怨毒所归，她们看着便与妖孽无殊。谁人是逞了自己的野心而造长城的？大家知道是秦始皇。谁人是为了丈夫惨死的悲哀而哭倒长城的？大家知道是杞梁之妻。这两件故事由联想而合并，就成为“杞梁妻哭倒秦始皇的长城”，于是杞梁遂非做了秦朝人而去造长城不可了！她再想，杞梁妻何以要在长城下哭呢？长城何以为她倒掉呢？这一定是杞梁被秦始皇筑在长城之下，必须由她们哭倒了城，白骨才能出土，于是遂有“筑人筑土一万里”，“再号杞梁骨出土”的话流传出来了！她们大家有一口哭倒长城的怨气，大家想借着杞梁之妻的故事来消自己的块垒，所以杞梁之妻就成为一个“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的结晶体！
这段总结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意思：
1、被秦始皇的爪牙鹰犬们拉去的大量民工及其家属，对修筑长城造成的自身民生灾难，是没有什么感觉和反映的，到了1000多年后，才由唐代的闺中少妇们感受到，并生出许多的联想。
2、秦代没有产生过孟姜女式的女性，孟姜女寻夫哭长城是唐代的闺中少妇们依照杞梁妻的故事想出来的，秦代也没有人被埋在长城之下，这也是唐代闺中少妇们想象出来的情景，并且是由唐代的闺中少妇们把杞梁从春秋时代“穿越”到秦代来的。
3、杞梁妻是唐代闺中少妇们拉来消自己的块垒的，好像杞梁妻（其实是指孟姜女）自己倒并没有对长城有多少块垒要消。
4、杞梁妻（其实是孟姜女）因而就成了一个“丈夫远征不归的悲哀”的结晶体。换言之，直到唐代完成了从杞梁妻到孟姜女的转换之后，孟姜女传说的主题充其量也只等于唐代颇为常见的表现思妇们思念征人的闺怨诗。
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的《研究的结论》部分，顾先生对孟姜女故事主题的最后总结是：
杞梁妻的故事，最先为却郊吊；这原是知礼的知识分子所愿意颂扬的一件故事。后来变为哭之哀，善哭而变俗，以至于痛哭而崩城，投淄而死，就成了纵情任欲的民众所乐意称道的一件故事了。它的势力侵入了知识分子，可见在这件故事上，民众的情感已经战胜了士流的礼教。后来民众方面的故事日益发展，故事的意义也日益倾向于纵情任欲的方面流注去；她未嫁时是思春许愿的，见了男子是要求在杨柳树下配成双的，后来万里寻夫是经父母翁姑的苦劝而终不听的；秦始皇要娶她时，她又假意绸缪，要求三事，等到骗到了手之后而自杀。但这件故事回到知识分子方面时，就又变了一个面目，变得循规蹈矩了：她的婚姻是经父母配合的，丈夫行后她是奉事寡姑而不敢露出愁容的，姑死后是亲自负土成坟而后寻夫的；到后来也没有戏弄秦始皇的一段事。因为两方面的思想有这样的冲突，所以一个知礼的杞梁之妻会变成了自由恋爱的主张者，敢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于爱情之下；但又因知识分子的牵制，所以虽有崩城的失礼而仍保留着却郊吊的知礼，虽有冒险远行的失礼仍保留着尽孝终养的知礼。我们只要一看书本碑碣上的记载，便可见出两败俱伤的痕迹；倒不如通行于民众社会的唱本口说保存得一个没有分裂的人格了。
在这一段总结中，顾先生不仅没有认识到所谓“士流”或“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宗教人士）们对孟姜女传说掺入的一些内容或思想理念，其实质就是对这个传说中的斗争性和人民性的篡改，目的就是要把具有鲜明斗争精神的孟姜女改造成为一个为封建礼教纲常服务的工具。明尚书李如圭在《贞节祠记》中就曾明确指出，他表彰孟姜女的目的就是“植伦理，裨名教，以淑人心，以善风俗”，便是最有力的明证。而“民众方面的故事日益发展”，分明是人民群众用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和斗争精神及道德力量来铸造孟姜女，使之成为更加光辉、鲜明、丰满的艺术典型。顾先生却认为这是“故事的意义也日益倾向于纵情任欲的方面流注去”，而孟姜女的思春许愿、见了男子要求在杨柳树下配成双，乃至万里去寻夫、戏弄秦始皇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她“纵情任欲”的注脚。
不知顾先生当时是受胡适的影响太深，而有意否认孟姜女传说中的斗争性与人民性，还是顾先生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不到应有的高度，总之，笔者尽管深恶痛绝乱扣帽子，也不得不认为这是顾先生对孟姜女精神的亵渎或贬低，也是对孟姜女传说主题思想的阉割或歪曲。
四、顾先生杞梁妻说的时空逻辑错误问题
既然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思想内容是反抗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苛政、徭役，反映民生疾苦，而且有了紧扣这一主题和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澧州孟姜女传说作为参照文本，那么，我们再审视顾先生的杞梁妻说，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时空逻辑的错误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他完全置秦始皇修长城期间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民生疾苦于不顾，却用时下流行的时空穿越法，向该传说主题事件发生336年之前的春秋时代去寻找这个传说女主人公的踪迹，以致造成张冠李戴。另外，杞梁妻所哭的不管是莒城、杞城还是齐长城，她哭城和投水的原因是“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依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这与反抗秦代的苛政和徭役这一主题有什么相干？这两个时隔三百多年，性质完全不同的女性能混为一谈吗？所以，这只能说明顾先生犯了时空逻辑的错误，找错了源头。
2、其后，顾先生又同样用时空穿越法，越过了秦代，一下子又穿越1000多年到了唐代。他从唐代的一些闺中少妇的心态中找出了产生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因（前文已援引，不赘述）。唐代的闺中少妇们与秦代因筑长城而生离死别的妇女们虽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感受，但能够完全等同吗？根本不能。如唐代闺中少妇的夫君还有可能封侯荣归，筑长城的夫君们有这个可能吗？笔者真不明白，顾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应该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十分注意，可他却不知为什么偏偏要避开孟姜女传说中主题事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去三百多年之前和一千多年之后的时代去寻找这一传说的社会生活根据，这不是犯了时空逻辑错误是什么呢？
3、顾先生援引敦煌曲子词和贯休诗之后，说杞梁妻变成孟姜女的时间是“唐至宋初”。因他把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定在贯休诗上，而他又在《唐代孟姜女故事的传说》一文中说贯休“也可算是一个五代人”，那意思就是这个“唐至宋初”的具体时间应是五代时期了。而贯休诗写于唐末，那么，这个“唐至宋初”最早也只能是唐末，这又犯了一个时间错误。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P3718V有关孟姜女故事的原文，经笔者的文友朱湘泉先生用电脑技术将其模糊不清的内容复原和匡正之后，写过一篇题为《敦煌遗存中有关孟姜女故事的资料管见》的论文，文中就有下列内容：
大唐国人&&&&&&&&&&&&&&&&&&&&&&&&&&&&&&&&&&&&&&&&&&& （4-1）
社司转帖右年支春座&&&&&&&&&&&&&&&&&&&&&&&&&&&&&&&&& （4-2）
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烟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免自（4-3）
家送征衣。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 （4-4）
家送汜&&&&&&&&&&&&&&&&&&&&&&&&&&&&&&&&&&&&&&&&&&&&& （4-5）
此图文字中漏字较多，也不完整。但是，由于其前面有（4-1）“大唐国人”及（4-2）“社司转帖右年支春座”等文字。同时在这后面的文字中也有“社司转帖右缘年支春座局席次，至人各麦一升，面一斤”。这就显得很不寻常了：其一，由“大唐国人”可知，此文字的书写年代当在唐代；其二，由“社司转帖右年支春座”可知，此文字是在进行春庆活动时的随写记录；其三，所谓“社司”应当是专管社祭的部门或官员，这说明当时举行的这个春社活动是得到官方支持的。在唐朝天宝元年曾颁布过《饬敬祀社稷诏》，承认民间私社祭社的合法性，以致于在社祭的方式上，出现了地方上的官祭和私祭同日进行。由此可以推出此图片的文字应该是在天宝元年前后写的，即在公元742年前后写成。
我们可以从这图片知道，在公元742年前后，以曲子捣练子形式出现的孟姜女故事戏曲，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了，它作为一个民众喜闻乐见的戏曲节目，在社祭中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
朱湘泉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早于唐末贯休写《杞梁妻》诗约160年之前，标明了“孟姜女”名字，并且有“送寒衣”（或“征衣”）的故事，早就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了民众喜闻乐见的社祭中不可或缺的节目了，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孟姜女是由杞梁妻演变而来，而顾先生把这一演变的关键点定在贯休的《杞梁妻》这首诗上，在时间和情理判断上显然也是错误的。当然，这一时间上的错误不是顾先生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他得到的资料不全造成的。但把孟姜女传说的产生提前到春秋时代和推迟到唐代，这一时空逻辑错误却是顾先生主观上的原因。
五、汉代以后的古籍诗文中对孟姜女与杞梁妻的混淆问题
把孟姜女与杞梁妻混为一谈并非顾先生始，自汉末的“齐东野人”和刘向起，直到清代写《孟姜山志》的郭青之前，连孟姜女澧州说（或嘉山说）的干将李如圭，也犯了糊涂。他写的《嘉山孟姜女祠》一诗中，末联就云：“杞梁久已同枯草，尚托清风入汗编”就是证明。郭青是刘向之后把孟姜女与杞梁妻明确区分开来，还孟姜女以本来面貌的第一人。为此，他在《孟姜山志》卷十一《考汀部》中，对刘向的《列女传》和《说苑》以及其后相关的很多典籍都一一作了批驳。
顾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一开始就立论说：“孟姜女即《左传》上的‘杞梁之妻’，这是容易知道的。因为杞梁之妻哭崩城屡见于汉人的记载，而孟姜之夫‘范希郎’的一个名字还保留着‘杞梁’二字的声音。这个考定可说是没有疑义。”
可见，顾先生将孟姜女与杞梁妻混为一谈的首要原因是孟姜女之夫“范希郎”的名字造成的。因为顾先生没有见到过《孟姜故宅碑文》，所以他不知道原创的孟姜女之夫并不叫“范希郎”，而是姓范名忠字荩臣，与“杞梁”二字既不谐音，也不近形。在这一传说流传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把他说成“范郎”，这既可说是简称，也可说是昵称，是完全可能，也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郎”字就与“杞梁”的“梁”字谐音了。
后来，这传说传得越来越广，成了气候，除了人民群众喜爱，与本地挂钩、加工外，连历来鄙视民间传说的文人学者们都不能无动于衷了，想把它收入到自己的著作中去，但若原封不动地记述，又怕遭别的文人之骂。顾先生文中就有最典型的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骂贯休“并《左传》、《孟子》而未读”；汪价在《中州杂丛》中也骂贯休“乖谬舛错，皆由贯休诗误也”。于是，他们便找到《左传》中的杞梁妻来附会其事，以体现自己的文章有典籍依据。
那么，这种附会的始作俑者是谁呢？是西汉后期的刘向。
在刘向的《列女传》和《说苑》出现之前，所有与杞梁妻相关的典籍中都只有杞梁妻“哭”的内容，根本没有哭得城“崩”之说。而早于《列女传》和《说苑》两书之前的澧州孟姜女传说中，才有“姜大哭三昼夜，于时云昏日黯，阴风怒号，鬼泣神惊，沙飞石走，圮然城为之崩，尸骸枕籍不可识”之说。哭崩长城是澧州孟姜女传说中的首创情节，只有长江文化尤其是湘楚文化中，才有这种大胆而瑰奇的浪漫主义特色，它也是楚人仇秦情结的体现。从刘向的《列女传》和《说苑》开始，杞梁妻故事中才有了崩城的情节。这就足以说明，是刘向把澧州孟姜女传说中哭崩长城的情节采撷或移植到杞梁妻故事中去了。而不是杞梁妻演变成了孟姜女。而且，刘向还不敢说哭崩的城是秦之万里长城，而是山东的杞城、莒城、或周郢先生说的齐长城。为什么呢？刘向身为皇族中人，他没有这个文胆。原因是：
1、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之滥用民力导致速亡的历史教训，实行无为而治，让人民休养生息，再也没有秦筑长城那样的徭役灾难降临，所以，人们也就会逐渐淡忘那种灾难，也不愿重温那场噩梦，引发民心不满，不利统治。
2、刘汉取代嬴秦掌管天下之后，长城象征皇权，保卫边疆安全的重大意义便充分体现出来了。汉代的文人谁不知道开国皇帝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无异于先皇遗诏。长城就是守四方的主要屏障，哪个文人敢借孟姜女之力哭“崩”这国之屏障？尤其是汉武帝安边、扩边、驱逐匈奴和镇压叛乱及之后很长时期，长城的政治军事意义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容有人将之“哭崩”的，即使其时澧州孟姜女哭崩长城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文人们也不愿犯这个忌，去记载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何况刘向还是皇族中的既得利益者？但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制定出一套纲常伦理规范之后，对于象孟姜女那样忠贞节烈的典型又有宣传的必要，于是“齐东野人”和刘向之类的人们，便借古已有之的杞梁妻来说事，这就既可表彰忠贞，又避开了对长城的声誉损害。到陈琳写《饮马长城窟行》，开始对长城抒发怨恨之情时，那已是刘汉皇权气数已尽，军阀混战，跟秦末一样民不聊生的三国时期，怎么说都不妨事了。
刘向之后的历代文人，包括唐代，特别是明代兴起大建姜女庙之风期间及之后的文人和人民群众，一方面以刘向之说为依据来演绎其事，另一方面也根据自己地域的需要来改造这个故事，以彰显自己的地方特色，于是就有了“犯”字的出现，并演绎出范郎成为逃犯的情节，这就与范郎的范姓挂上了钩。继而又从“杞”字演变出“希、四、士、喜、纪”等字，从“郎”演变出“良”字，又从“范”字演变出“万”字。这就有了各地不同的范希郎、范四郎、范士郎、范喜郎、范纪良、万喜良等诸多近音而不同字的范郎之名，这基本上都是从谐音方面演变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从侧面来证明孟姜女就是杞梁妻。另外，“孟仲姿”与“孟姜女”两个名字之间，明明可以看出“孟”“仲”的次序排列，完全可以判断出“孟仲姿”是由“孟姜女”衍生出来的孟二姐，顾先生却怎么把孟仲姿说成了孟姜女的前身呢？这些附会与改造一方面似乎在证明这故事是有古籍依据的，另一方面也似乎可以证明自己精通典籍，殊不知恰恰证明了这些文人们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弊端。所以郭青在《孟姜山志》的《考订部》中针对这种附会批驳道：“始讹于刘向《列女传》”；“皆刘向之误也”；说崔豹的《古今注》“此沿刘向之误也”；说《齐东野语》为“讹之又讹”等等。刘向之后的历代文人们这种以讹传讹，也应该是顾先生把孟姜女与杞梁妻混为一谈的历史原因吧！
顾先生在现代孟姜女研究中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他使孟姜女这个中国的民间传说走出国门，产生了世界影响，不仅成为了一张中国文化的名片，而且成为了开放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这首先应归功于顾先生的研究和推介。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资料的不全，他的研究也存在诸多缺陷。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辨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顾先生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他的孟姜女源于杞梁妻说的立论是靠不住的，孟姜女与杞梁妻之间根本没有递演变关系，是世代不同、性质迥异的两个并不相干的故事传说，决不能将之混为一谈。这一混淆是汉末的刘向首先造成的，顾先生则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孟姜女传说的最早源头在湖南澧州嘉山，而不是山东，更不是《左传》中的杞梁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