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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能带来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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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学博士生，科学松鼠会成员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乔治·桑塔亚那（其实这人挺冤的，虽然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但最后大部分人只记得他说过这一句话……）————其实历史最牛的地方在于，它是【实验】。虽然不满足绝大多数实验要求，但它毕竟是实验，有硬的数据在那里。而且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尺度的实验。一个理想的、成熟的现代学术体系应该有理论、实验和模型三个部分，这样的说服力最强。社会科学的伤心处就在于它很难做实验，一是难度太大，二是很多实验伦理上不允许。以现有状态它只能做一些小尺度实验，而小尺度实验虽然价值也很大，但却是有内在缺陷的。就像Zach Weiner谈到津巴多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时候所说，你真的以为一个长度只有6天的、参与者只有22人的、人口组成全部为年轻男性学生的、实验设计者本人积极干预的社会实验就能反映出“人性”吗？而历史至少是大尺度的、长期的、多次的、全面的实验。虽然对照、双盲、实验记录都不太符合要求，但用合理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补救；而这套研究方法至少在过去一直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在时光机出现之前应该会一直有其价值。有时人们会说，当下和历史已经不同了；但其实历史研究也没有严肃地主张过实验就一定要和现状完全吻合对吧。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敢这么夸口，但这并不影响它们的价值。人都是差不多的人，大尺度的自然环境也都是差不多的环境，这应该可以保证实验与现实之间有充分的相似性，相似到研究它不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地步。当年我曾经问阎步克老师，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会不会导致过去的历史学研究失去意义。阎老师回答说，历史结论可以被推翻，但史观会一直有价值。虽然我一直不觉得自己真正理解“史观”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我大概知道它是怎样的东西，也能理解为什么阎老师会有这样的信心。
这个真是不好说，不同的人研究历史的理由都不大相同。西方史学的起点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有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与他并称三杰，其中希罗多德最早写作，《历史》的立意在于讲述故事，描摹人物，有一定的主观情感，但又大体叙述真实故事，还没有完全脱离史诗、小说或者传奇神话的范畴。而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著作中就加入了很多专门史的研究，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战前战后希腊社会的描写以及《论骑兵司令的职责》《论骑术》等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希腊史学的大高峰，在后继者中比较著名的是李维一百多卷（现存35卷）的《罗马史》，极其全面的描写记叙了罗马的辉煌历史（李维的写作动机就是“以我身为罗马人而自豪，让后人铭记伟大的罗马”），罗马时代同样还有凯撒的《高卢战记》这种地方史志出现，当然不能忘记塔西陀的《历史》12卷，书中批评现实，歌咏古时英雄，叙述有所褒贬，旨在弘扬高尚的道德。总结一下早期的西方史学目的，大多在于记叙和评述，与东方早期的史学并没有很大区别，叙志抒情，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或讽喻当今，或留教后人，或者就是单纯的记录。另外要提到的，是随军参谋们的记录，大多是用于战后歌功颂德，比如凯撒高卢战记和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些参谋记录，这些记录后来有部分传到了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耳中。罗马之后的西方史学进入了神学范畴，从圣经旧约（旧约多讲故事，新约的文学性则大大降低，成了许多教条约束的集合）开始，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力开始不断扩大，影响了许多历史的判断，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显得有些拘谨和迷信，比如对匈奴王阿提拉在罗马城下的撤军，就用了圣徒下凡的故事来解释。但基督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近千年时光对西方历史学也不是毫无裨益，西方史学初步有了世界史的概念，更有了“公元记法”来确定历史线路。教廷时代的西方史学虽有发展，而且是比较重大的发展，但除去上述几点，宗教的桎梏还是相当的严重，提出善恶冲突推动历史进步的“历史动力观”，但这正是基督教唯我独尊意识的产物，将世界分成善恶两部分，历史学著述也背负了教化读者向善的道德目的，十字军东征等等事件另后人只能“呵呵”，这个时期不能说没有详细平实记录历史的著作，但影响力实在不够。文艺复兴带来了人文主义，接下来五六百年的时间史学史上称作近代资本主义史学，这个时代算得上百花齐放，各种主义、写作手法、史学理念层出不穷。简单的说说，一开始人们从宗教压迫中走出来，回首过去，写作的历史学著作开始有了“垂训”的倾向，用以警示后人不要犯从前的错误。再慢慢发展，就是伏尔泰的《论世界各国的民族精神、礼仪和风俗习惯》、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康德的《从世界主义者角度看世界历史观念》、维柯的《新科学》，这些人同时又都是伟大的哲学家，这个时期又叫理性主义历史学，主张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历史和评判历史，提倡突破狭隘的政治军事史，注意广义上的社会文化史，同时认为历史在不断进步。最后到了十九世纪，是西方史学的一大高峰，浪漫主义开始占据主导，提倡用情感来取代理性，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来概括历史，欧洲终于完全走出了宗教霸道的世界观影响，承认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用一般性的世界历史模式代替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研究。维柯的《新科学》开创了世界历史主义，赫尔德发明了“文化的历史主义”，都很关注历史发展的个性和独特性。但我要提到的是奇葩的兰克，柏林大学在他的带领下产生了绝对中立的历史学流派，即“客观主义历史学”，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通俗的解释就是“没有人可以为他人确立历史观，我们把发生过的事情真实的写下来，至于别人怎么看这些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事”，而实行起来，讲究不能百分百确定的事情就不承认，不能完全保证的真相就不记录，真是德国人的优良作风体现。从19世纪末步入20世纪，再到如今，西方的史学发展虽然依旧百花齐放，但由于流派太多了，很难产生绝对影响力的历史评论潮流，下面大概列举一下：法国的兰普勒特最早提出“新史学”口号；同样是法国人的费弗尔和布洛赫，奠定了年鉴学派的基本理论，强调历史研究的对象包含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废话），但西方马克思史学发展的高峰在英国，发扬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史学传统，强调对历史特殊性的认识，坚持历史学是研究历史事实发展过程的科学，强调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学说发扬光大后，埃里克森、李夫顿和克胡特等人开始了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温斯坦、普拉特则唱反调开始了非精神分析的心理史学；其余的历史学观念还有当代西方计量史学、文化形态史观等等。最后要提到的现代西方史学大师是英国人汤因比，个人亦同意这位先生堪称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因为在上述那许许多多的流派里，汤因比是比较史学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能力却终归在众人之上，12卷《历史研究》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好了，话风转转，我还不急着下定论，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国内吧。中国的历史起步非常早，虽然非常久远时期的著作留存的很少，但从一些故事里可以看出最早的史学家是倾向于兰克学派的，“秉笔实录”，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很多实录里有巫医卜卦等内容的存在，甚至影响直到后来大多数封建时期的国内史学著述都有三皇五帝这种野蛮时期的神化说法。《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是鲁国的国史，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这同时也是孔子的叙志之作，在内容中参入了许多的个人思想。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实与西方基督教统治时期是有相似之处的。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先秦之后，西汉出了太史公，宋朝出了砸缸的小朋友，所谓“叙史无过二司马”者，但二者颇有不同，首先司马迁的目的很明确，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初衷是一部十分个人向的作品，又由于汉武帝对他进行的惨无人道的xxoo，太史公在汉初几代君王的论述中有不少曲笔或者直笔实录历来为人津津乐道，相比较下同时代的《汉书》就要好一些。《资治通鉴》则是一部更加大部头的通史，名字就是给君王看的，司马光本人属于宋朝政治上的保守派，但这部著作毕竟内容太多，除去很多结尾的“臣光曰”，仍旧不失为中国史学史的宝贵财富。中国的史学史一直和政治有关，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大都是朝廷任用的史官，所谓的“正史”都是每朝每代开国时期多上一代的统治者进行盖棺定论而修订的。古人的骨子里都认为史学的主要功能是记录过往的好与坏，然后用于警示今朝的政令实行。唐太宗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句子（讽刺的是，唐太宗也是第一个以皇帝身份过问史官记录的封建帝王，这令后人对他贞观之治的伟大描述有一定的怀疑，当然这不是主流声音）。西方在古代有很长时期的希腊和罗马史学时代，而近代又靠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从14世纪开始慢慢摆脱了基督教施加的桎梏，所以出现了非常多的流派与非常多的专门史。而相比较下，中国的儒家思想从春秋开始慢慢占据优势，汉朝开始到达统治地位，而直到如今也没有完全做到百花齐放。所以中国的旧史学一直是儒家的史学，新的史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至今，同中国的其他行业一样受到西方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又难以走出西方现有的巨大成就阴影。但不是说中国的史学就没有好处，实际上虽然有诸如崖山北海的说法，但中国的文化并未出现大规模断代，史学家们可以利用的资料一向特别的详实。汉军入咸阳，诸将劫掠钱财，而萧何先去保存秦朝的资料史志，从很久远之前，中国人就已经非常注意对资料的保存了，所以今日的二十四史也好，二十五史也好，每一部的作者利用朝廷供给资料详实的优势，对于前一个朝代的描述是十分详尽的，辅以民间文人的野史补充，可以研究的方向是很多的，近代还光大了考据学这一门（红学是一大代表，但发展的也过了份……）。中国史学的另一个好处就在于体裁的丰富，从编年体到纪传体，再到个人笔记、文人诗赋等等，中国古人对文人和史学家的分野并不明确，史学家可以是文学大家（杜甫的诗史称号、苏轼韩愈等人的文章笔记也有类似功效），正如近代西方的哲学家可以兼职史学家一样，个人笔记中诞生过《梦溪笔谈》、《世说新语》这等名著，是对史学的一大补充。好了，让我大体的总结一下。历史的最浅显定义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么过去发生了什么呢？今朝发生的事情，在过去一样发生了。所以历史学实际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它可以记录所有的事情，而记录的手段形式方法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有所抉择，不尽相同。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所以研究历史的目的理由也是不同的，与其一定要给历史学一个意义，不如去给历史学家进行一次定论评述，无论中西，历史学更像是历史学家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历史学家自白，这些人里有没节操写伪史、魅史的，也有被政治裹挟写官样文章的；有闲情逸致写笔记的；有详细记录过往发生事情的；有一门心思要去找历史规律的；有专门去研究人文发展变化的……太多了，也太杂了，如果说研究历史真有一个统明确的目的，那么其他千千万万出于其他理由的史学家们岂不是很冤？
植物学博士，植物园工程师
Ent_evo 已经说得很好了，我从我的“史观”补充两句。如果说历史是实验，那么它是要验证什么？我认为就是验证人性（human nature）。根据演化心理学，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演化心理决定的，而自从人类在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以来，因为躯体演化几乎停止，演化心理也就基本不再改变。因此，无论各种历史现象有多么复杂，各种社会形态有多么纷繁，最终都能够在背后找到演化心理的坚实根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而且，也正因为今天的人性和历史上并无二致，这就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原因。这种史观看上去简易朴实，但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乌托邦的世纪”——20世纪，它却不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观点。社会科学界充斥了各种反对“恒定人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和相应的史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线性（linear）、目的论（teleological）著称的共产主义史观（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终的社会形态）和自由主义史观（以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典型代表）。这些线性历史观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性（modernity）的重要特征，而后现代（postmodern） 思潮的一大目的就是澄清这些线性历史观的遗毒（虽然因为门派纷繁，后现代思潮本身又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反对“恒定人性”的乌托邦史观，典型的例子是女性主义史观）。在见证了20世纪世界历史舞台上种种悲喜剧之后，我们迎来了21世纪。在这个世纪，以沟通人文和科学的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为基础，重建“恒定人性”史观，批判乌托邦史观，看来仍将来学界的艰巨任务。
先来看我比较喜欢的袁腾飞老师给出的答案，虽然他回答的是学历史有什么用，但是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问题也一样有参考价值：-----------.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点理解，请多多指教-----------先要说说什么是“历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你的问题里没有严格定义历史的概念。下面的回答都是以以上的概念做基础的，如果与你想的历史研究的概念不同，纯属误会。当然严格说的话概念这种东西是不能引用维基百科的，好在我们这个是个问答哈，就不那么讲究了。前几天看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开篇的几句对于历史的调侃我觉得可以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点点粗浅的理解，引用如下：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需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时间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于我们需要依照对于过去的判断和梳理来规划我们的未来，从中找出某些规律和当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科学研究也是对于历史的研究。因为许多研究（不是全部）本身是基于样本和数据的，这些样本和数据本身也可以被定义为“历史”。通过对这些历史的研究，我们找到了我们需要研究的事件/现象/问题的一些规律，进而可以指引我们未来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可以有所借鉴。当然也有可能历史本身就是随机的，没有规律的。不过任何一个学科都包含了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明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其他的一些对我们比较现实的作用，袁老师的视频里说的很好了，建议你看视频。从5：30开始。
单纯地只是想要知道
拍电影做游戏要有题材....
间歇性资深恶意卖萌爱好者
现在回想起我第一节历史课上老师讲的一句话才发现玄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再想想，学习历史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同(E)MBA的案例学习有共通之处，都是无异是为了在在自己往后亲临相似的问题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决策。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窃以为，这一句话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人的行为模式在目前这样一个状态，大体上还是有迹可循的，这样的话，看看前人是怎么做的，至少可以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为观今宜鉴古，人类历史不过万年，生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没有多大变化，所以历史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音乐学硕士
我可以说是因为好玩么
感觉就是好奇心吧。无论是研究人类历史，还是物种起源，最开始都是好奇心吧，俗一点就像是熊熊燃烧的八卦之心。留下了这些东西的人是谁？为什么？总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就研究了呗。我觉得历史固然是有借鉴作用，但是其实看完一遍下来就发现还是不断地重复啊重复啊重复，所以感觉满足好奇心的作用更大；或者丰满自己对自己的家庭、地方、国家或者是人类的归属感之类的，大概有这种作用。
我认为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找寻一种我们存在于当下的“合理性”。历史不是过去的静态存在，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下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哪种形态，都可以在过去找到一个发端，了解从这个发端到当下的行进过程对于现存的社会形态现实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可以解释我们为何存在，为何以当下的这种状态存在，以这种状态存在是否合理。这种解释是一种反观，借助于此可以使人类更加主动的把握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走向，而不是浑浑噩噩的处在不自觉的演进潮流中。其实更进一步说，对于能够自觉改造生存状态的人类，历史研究是一种必然的行为。
了解自己的国家，民族。成为完整的人。
天中心理学烈士。天文学爱好者。建筑学菜鸟。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和平时期是发展时期。这样人类进步。战争爆发了，又会后退。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未来是历史的重演。有点乱。大概就这些意思。
买卖人，买人卖人。
研究历史，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何方研究历史，可以让人们明白，大家将去向何处研究历史，可以让当权者方便地篡改历史，为他们服务研究历史，更能让每个人产生敬畏之心，最终无人能逃过历史的审判
无论现代史学如何拒绝承认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如何试图将历史描述成一无是处的游戏，如何竭尽全力的否认一切关于历史存在规律的看法，但所有试图给历史定义目标的人最终都不比不过十九世纪的德国客观主义史学家，伟大的利奥波德·冯·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对历史的本质这么简洁但是直达核心的阐述：“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有利于未来”
软件工程师
历史 = 事实 = 什么情况下做什么事会产生什么后果 = 现实行为的参考依据（ps. 第一个等号... 就当其真的存在吧）
神经外科在读博士，历史、文化及数码爱好者
定义广泛一点的话，一切现有的知识都是在历史研究之上总结的。如果单纯指的是政治史，那么政治史研究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不言而喻。
固体地球物理
了解自己的过去怎能没有意义。。。
物理学博士
任何一门学科，一个领域的知识都有他的发展历程。你学了一门学科或者一个领域的知识，就等于同时学了一遍它的发展史
人们研究历史，为的就是有个对比，过去，现在，未来，无时无刻不在比较，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而活
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记忆 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注定会是傻子.....
看看老师的视频。。我想应该就是活的明白吧。。。
即算抛开功利目的也要研究历史，不过一般我们用另一个词——故事。
不研究历史，就要被当局洗脑了。
历史不只是记述过去，而是预示未来。（在一书上看到的，书名忘了）
历史一直在不断重复。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不会吸取历史上任何教训
城市规划师
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乔治·桑塔亚那（其实这人挺冤的，虽然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但最后大部分人只记得他说过这一句话……）为什么括弧触动了我笑点。。。
中文系学渣
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喝酒吹牛的时候，可以拿历史出来喷。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拿历史出来填补字数。最重要的，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很有文化。
引用吕思勉老先生的话，大概可以另作补充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全文链接
研究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人性
中文系菜鸟
几千年来历史朝代更迭，但人们的思维方式是代代相传的。学习历史可以了解这些。
哈哈，我就不说史学概论布置了一份这个作业了……谢谢楼上的讨论啊
有人怀疑历史事件很多事伪造的，假的。所以认为历史研究没意义，该如何解决呢
基督徒、程序员、嵌入式、机器人爱好者
圣经上传道书一章9节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不要以为现在的人和古代的人不一样，看看以前的历史，科技变化了，人的本性还是一样，没有改变。现在的人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去重复以前人做的事情而已。
象揣摩戏剧那样揣摩历史。
看到这个问题，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各国的学生，在学校里学的“历史”，是历史吗？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神经病患者+好奇宝宝
我们领导说 党史研究室为了资政育人
很重要，对汉族这种没有全民宗教的民族来讲，历史就是我们的上帝
我能说因为初中高中要历史考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研究“当代”，换句话说就是要你代入当时的历史时代中，用现代的眼光看过去
记得我的高中历史老师说过，在漫漫的人类发展历史里，每个朝代都是那么的惊人的相似的！
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昨天！
机械螺丝钉
我认为历史是一种螺旋式的前进，虽然没有绝对的相同，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譬如说朝代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研究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寻找到历史前进的脉络，预测未来的历史趋势或者改善现有的社会制度。
心理史学爱好者 星战迷 科幻迷
从这些已经发生的故事当中总结规律，深入认识社会，认识人类这个群体，发现不同族群之间的共性与联系，有历史的民族才有了灵魂。从历史总我们看见人类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最后要往哪里去。 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知识是政治智慧的先决条件。没有历史，一个社会就会失去其曾经拥有的共同记忆，共同的世界观，或以往的决定对现实状况的影响的共同理解。没有历史，我们就不能对社会上的政治，社会或伦理道德作任何有意义的探讨。没有历史知识及研究，我们无法造就能参与政治的民主过程和具备丰富知识与辨别能力的公民，无法满足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理想。 历史给予学生全面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从一个平衡的及全面的世界历史中，学生将会尊重世上许多民族和他们共有的人性，关注共同的问题。学生也可以养成通过他人的眼光看待事情的习惯，并且理解当他们研究别人时，也可以更了解他们自身。 尤其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了解世界上诸多文化与历史，可以培养必要的彼此之间的耐性，尊重和公民的勇气。
摄影测量与遥感硕士
我觉得学历史最大的目的应该是为找到一个合理的世界观。看世界是横向比较，我们接触世界上的人和物，体会不同区域的差异和共性，知道我们在当下世界里的位置；学历史是纵向比较，我们看兴亡荣辱，了解事物的起源和发展，找到我们在历史长河里的位置。一横一竖，两线相交，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所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1. 小时候听单田芳老师的评书，根本停不下来。百家讲坛的说历史的易中天火了，袁腾飞火了，记得我们学校历史学院有位孙立群教授，每次讲座，根本水泄不通。这些事情，我想都说明，喜欢历史，想知道过去发生过些什么，有哪些好玩的故事，是人们的基本诉求；2.很多事情，在当代是秘而不宣的，只能靠后代去解密；3. 读史可以明智，巴拉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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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3果壳网&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儒家经学的历史作用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日参与者：余敦康、姜广辉、梁涛整理者：魏寅
余敦康，1930年生，湖北汉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近年来着力从事于经学的现代诠释。主要著作有：《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何晏、王弼玄学新探》、《周易的现代诠释》等。姜广辉，1948年生，黑龙江安达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等，主编《中国哲学》，近年来主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中国经学思想史》四卷，三百万字。梁涛，1965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思想史、经学史及出土简帛的研究。著有《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书〉评注》、《中国思想史前沿》（编著）等，参与撰写《中国经学思想史》。 经学是根，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梁涛：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经学却在迅速衰落。这一时期学术界出现的整理国故派、疑古派，对经学都采取了否定、颠覆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范文澜比较重视经学的研究，但对经学评价很低，基本上将其等同于封建糟粕，认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1949年以后，经学基本上退出了学术研究，也退出了社会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经学又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经学研究的著作也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何认识、评价经学？如何看待经学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应如何来研究经学？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大分歧的。那么，我们不妨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姜广辉：我以为今日谈经学，要有重新审视它的新角度。经学在中国传承两千年，其内在的原因在于经学构成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现在强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观，那中国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在哪里？主要就在经典上。经典是载体，你把载体弄没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就飘浮在空中了。大家知道，中国传统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现在我们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这个根你不去培植灌溉，那枝叶再繁茂也不过是“卖花担上看桃李”，无根之木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现在很多人还没转过弯来，说经学是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把它打在十八层地狱下。最近我在凤凰卫视录制的节目上，看到朱维铮先生讲经学，他讲的一些观点使人很难接受。比如，他说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是由汉武帝、田?与窦太后的宫廷矛盾这一偶然事件引发的，窦太后喜欢黄老，汉武帝、田?这一派喜欢儒学，于是就要用儒学去战胜黄老。这么一个偶然事件可能管二十年、三十年，它能决定两千年么？经学能传承两千年，就一定有它内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那么，经学的合理性是什么呢？我说就是它的价值观。不要小看了经学中的价值观，它对我们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认为有没有经学无所谓，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严复，他是近代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物。严复传播了很多西方科学知识，但他同时坚持尊孔读经。他说，中国在广大的区域中（当时是二十二个行省），许多民族凝聚成一个统一国家，延续两千年之久。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儒家经学。 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问题。举例说，前苏联那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却一日之间四分五裂了，为什么？它原来的凝聚力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坚持了，它的凝聚力也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一下子就解体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处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有这么一个传统，有这么一个文化底蕴，它是不可能分裂的。中国传承了两千年，为什么统一始终是大趋势呢？因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性就是追求统一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讲得很好，他说，世界的潮流将来一定是走向融合统一的，这是大潮流。中国能维持两千年的政治统一，她的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是值得世界上其他民族学习的。这个无与伦比的智慧来自哪里？就来自中国的传统经学之中。这些好东西你不要了，你就是把维系中华民族长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丢掉了。 余敦康：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历史、哲学、文学，包括唐诗宋词，所有这些，都是从经学这个源头出来的，有了这个源头才有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这个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中国人不知道、不清楚。 经学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与欧洲、美国、伊斯兰世界、以色列、印度、日本做个比较，就可以发现其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学”。基督教有《圣经》的“经学”，伊斯兰有《古兰经》的“经学”，印度教有《奥义书》的“经学”，日本有神道教，也是它的“经学”。这样来说，“经学”就是每个民族几千年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价值观，太重要啦。 去年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去世了，亨廷顿生前讲文明的冲突，认为冷战以后，世界上就是七八个文明之间互相冲突，每个文明都有它的核心价值观，有它的“经学”。亨廷顿临死以前写了一本书：《我们是谁？》（按：《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发展到今天，成为了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出现了精神危机，不知道美国人是谁了――民族的特性模糊了。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亨廷顿为此感到很大的忧虑。以前美国的国民性可以用WASP四个字母来表示：W，White，白的；AS，Anglo-Saxon，盎格鲁撒克逊人；P，Protestant，基督教新教。WASP这四个字母组成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离开这，美国人就不存在了。现在ASP成了问题，W也成了问题，总统成为黑人了，美国人除了英国后裔还有其他人呢，甚至很多伊斯兰教徒也都生活在美国，拳王阿里就信仰伊斯兰教。亨廷顿一定要把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凝聚起来，以重振美国特性，这实际就是美国的“经学”啊！ 我们现在也要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一般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独一无二？五千年没断过！美国历史加起来三四百年，英国是一千多年，俄罗斯也是一千多年，印度长一点，但是断的。唯有我们炎黄子孙五千年一直没断，结果我们中国人自己给忘了，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谁。现在我们谈经学，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救亡图存、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找出“我们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认识到经学在我们民族凝聚中所起的作用，这中间有很多糊涂认识啊。 改革开放头一炮是谁打响的？不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十几户的农民。干什么啊？家庭联产承包。用“家庭”两个字把人民公社给否定了，从“一大二公”回到家庭本位，这就是《尧典》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人是以家庭为本位。每一个中国人，哪怕是海外华侨，对家庭观都重视极了。家庭是个经济体，也是个文化体、道德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和西方的个人本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的改革是从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传统文化也就是经学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就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它过去是个农奴制的国家，没有家庭本位。戈尔巴乔夫把土地分给农民，结果到了农民那里，被吃了喝了玩了，改革不成功。戈尔巴乔夫说，这不行，我们还是从政治改革入手吧，于是转向了政治改革。这不是我研究的，是好多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结果。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改革中绝对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就叫“礼失而求诸野”。礼在政府那里、在社会上没有了，但农村里有，小岗村的农民有，这个你消灭不了，这叫“文化基因”。儒学经典上的东西刻在我们脑子里，流淌在血液中，改也改变不了。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也很重要，《礼记?礼运》讲“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天下是一家，中国是一个人，中国人很不狭隘啊。还有诚信，中国过去讲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现在呢？见利忘义啊，出现了“三鹿奶粉”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丢了大脸啊！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现在呢，最不讲礼仪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丢丑啊！这是价值观失落的缘故。现在要把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讲出来，怎么经商，怎么做人，怎么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经学是不断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的经学就解决那个时期的问题 　　梁涛：现在很多人一提到经学，马上想到的就是落后、保守、教条、僵化、繁琐、荒诞等等，认为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是官方的意识形态，故只能是糟粕。这既与以前的宣传有关，也是对经学缺乏研究的结果。人们对经学根本不去研究，但又对它的印象根深蒂固，这的确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经学官方地位的确立主要是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但董仲舒当初提出天人感应说，正是要批评汉武帝，是要限制皇权的，他说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而天又是代表民意的，目的就是抬出天来压在君之上，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必须服从儒家的价值原则。董仲舒为此还差一点丢了脑袋嘛。程朱理学在元代被确立为官方思想，朱熹的《四书集注》也成为法定的教科书，但在南宋时朱熹的理学一度被视为伪学，遭到禁止。从历史来看，经学一旦被官方化、政治化，的确会出现僵化、凝固的趋势，但这时经学内部往往又会出现新的流派，新的变革力量。如当程朱理学被定于一尊，逐渐趋向保守的时候，到了明代便有王阳明的心学来冲击它，后来又有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派，有清代的朴学等等。总之，经学在发展中，一方面会与政治权力结合，出现官学化、政治化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经学内部又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发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姜广辉：人们对经学有误解，与我们以前僵化、教条的教育有关，简单地把一个问题说成非好即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都不是好的，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好的，那几千年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人不可能从小孩一天就长成大人，把发展的过程否定掉了，也就把几千年的文明积累否定掉了。 现在很多人还持这种简单的观点来看待经学，说经学是反动的、腐朽的，没有认识到经学曾经在历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我们现在要转变这种简单化、贴标签式的认识方法，要历史地、客观地看经学。我很佩服王国维，他在《殷周制度论》中讲殷周之际的变革就讲得很好。他讲，殷周之际就是有德和无德之争，周人建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这是周公的贡献。他讲周人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一个国君去世了，必须是他的嫡长子继承。有什么道理？不公平嘛。嫡长子也许智商很低。但必须由他继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则确定了以后，一位君主死了之后，王子之间就不会有纷争，国家不会动乱。国家稳定是当时最紧要的，比几个人之间的公平不公平更重要，是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历史地看问题。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变化。周代的制度后来也不行了，也要变。秦始皇打了一辈子仗，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历史的总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当时天天打仗，战争不断，根子是什么？根子就在于周代实行的分封制。所以他就搞统一，实行郡县制。但是秦始皇的眼光太短了，只看到几百年的历史，他没看到西周以来的长期稳定，没看到礼乐文明的作用，他反儒。所以秦王朝不久就灭亡了。汉代统治者既总结了秦王朝的经验，也总结了周王朝的经验，开始提倡儒学，搞了经学，讲“大一统”，汉代才能有四百年的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余敦康：我们还可以把汉朝和罗马帝国做一个对比，二者的时间相当。罗马帝国是靠什么来统治的呢？它是靠法，罗马法。它的道德污七八糟，可是法很发达，有公法、私法，对现在还有影响。可是它没有道德，缺乏一个精神的凝聚力。后来罗马之所以灭亡，就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整个统治阶层毫无道德可言了，没有一个精神凝聚力了，勉强把一个基督教请过来，做为国教，可是很短暂。中国的汉朝，从董仲舒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经学，搞五经博士，搞教育，有太学，还有下面的地方学校，是用道德、用经学将国家凝聚在一起，建立起一个道德共同体。当然，汉朝也有法，但和罗马法不是一回事。所以两汉灭亡以后，到了南北朝还是能慢慢走向稳定，最终出现了唐、宋的统一。而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没有统一过，变成了蛮族的时代。法国、德国过去是蛮族。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经学的作用。 姜广辉讲儒学、经学是一个“意义的信仰”。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比如改革开放到现在21世纪，和建国初期的意义就不一样，和打日本鬼子时的意义也不一样啦，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升华和凝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信仰。有信仰，国家、民族才能凝聚在一起。所以经学在历史上不断地发展，每一个时期的经学就解决那个时期的问题。董仲舒解决得很好，他的作用我们过去低估了。港台的学者把董仲舒低估了。中国之所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和汉代是分不开的，也和董仲舒是分不开的。可是过了两百年以后呢，学术主流就变了，变成玄学了。董仲舒就不起作用了，他只是在历史的那个时代起了作用。 　　梁涛：学术界还有一种质疑，认为国学、经学都是属于汉民族的，不包括少数民族，提倡国学、经学会导致民族主义。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儒学诞生于邹鲁，传播于中原，后来不断向外发展，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地域、一个种族。在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就是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接受中原文化的，这对当时的民族融合绝对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近几年的出土文献来看呢，儒家经典像《论语》、《孝经》等，在周边地区都有传播，对周边民族也产生了影响，所以绝不应该把国学、经学仅仅看成是一个汉民族的文化。 　　余敦康：那种看法是简单化了。《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是一篇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纲领性文献。它讲所有的蛮、夷、戎、狄，也就是少数民族，都是黄帝、炎帝之子，都是炎黄子孙，本来是一家嘛。当初黄帝和炎帝也打过仗的，后来和好了，统一了，由文化来统一。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派一些人去宣扬，到蛮、夷、戎、狄中间去讲，做父亲的要慈，做母亲要爱，做儿子要孝，讲这些道理。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叫“内平外成”。这是《左传》和《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内平”是和谐社会，“外成”是和谐世界。对不对啊？《尧典》又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你说这就是我们汉民族的么？不是。我们是“内平外成”，“协和万邦”。而且你所谓的少数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啊。开始可能并不是一个源头，但后来逐渐融合到一起了，成为一家了。 姜广辉：五经中有《春秋》经，《春秋》学中有一派是公羊派，它就是讲华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叫“华夷之辨”。“华”主要就是中原地区，是华夏族；“夷”主要就是周围地区，是少数民族。公羊学派有一个观点，它不是按照地区，按照肤色、血统来区分华、夷，而是按文化来区分。文化先进的就是华人，文化落后的就是夷人。哪一天汉民族落后了就是夷，哪一天少数民族进步了他就是华。这是流动、变化的“华夷之辨”。公羊学派的华夷观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种族歧视，不会歧视外来者。你看华夏民族几千年来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什么原因？就是没有歧视过外来者。比如犹太人，国家灭亡了，到哪里都被排斥、受迫害，越排斥、越迫害他越挺立，最后还复国了。可是犹太人到过中国后，你现在找不着了，融合了，你不排斥它，它反而没了。还有满族，它统一了中国，疆域很大，最后自己呢？像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他们汉文化的素养比很多一流的文人都高，他从小就受这个教育。后来他宁可把自己的文化丢了，现在满族人已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完全汉化了。所以汉文化不排外，具有包容性。包括现在对西方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了解美国，了解欧洲，要比美国人、欧洲人了解中国多得多。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对经典进行再诠释，为现代社会服务　　梁涛：前面讲到，“五四”以后经学是走向衰落，但仍有学者在继续讲经学，在弘扬经学。一个是马一浮先生，一个是熊十力先生。马一浮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就是想为经学寻找合法性。他的一些命题在具体理解上当然还可以讨论，但他这种努力和用心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熊十力先生写过《读经示要》，他讲“经是常道，不可不读”。按我的理解，所谓“经是常道”，固然一方面是说经中包含了某些永恒、普遍的核心价值，对今天仍有启迪意义，同时也是说经是可以被不断诠释，不断丰富的，所以它是“常道”。 姜广辉：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历史上每一个大的朝代，差不多要经历三代人才能进入文化繁荣时期。汉代的时候，从汉朝建立到汉武帝大概是七十年左右；宋代，从宋朝建立到庆历时期，差不多是八十年左右；清代，从清朝建立到乾嘉时期，差不多九十年左右。我就琢磨，这是一个三代人的周期，按一代三十年计算，三代人加一起九十年。改朝换代后，第一代人主要做的是军事平定、政治稳定，并在此基础上恢复经济。这个没有三十年是做不来的。历史上像秦朝、隋朝、五代时期各国那些极短命王朝大多不超过三十年，或仅三十年多一点。这些王朝都没有渡过开国后政治稳定这一关。第二代人要繁荣经济，积累财富。这个也需要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到了第三代人，就要抓文化教育建设了。元朝与清朝都是周边民族入主中原，但元朝只统治九十多年便灭亡了，之所以相对短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朝统治者完全忽视文化建设。一个新的朝代要长治久安，要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建设三个方面都要交出好的答卷，这也可以说是“闯三关”。现在我们的新中国也遇到这个问题，恰恰已经过去两个三十年了，第一个三十年，巩固政权，政治稳定；第二个三十年，从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经济飞速发展；第三个三十年，也可以说未来的三十年，从现在开始，就是搞文化建设。这个文化建设能不能搞好，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过去叫“长治久安”。没有一个伟大的文化，就不会有伟大的教育，没有一个伟大的教育，就不会有伟大的人材。过去讲“百年树人”，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教育要经过上百年时间，因为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好的教育风气，需要一个好的经济环境支持。而好的经济环境又需要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做基础。而要建设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好的经济环境、好的文化环境，加在一起非得有近百年的时间不可，所以是“百年树人”。我这是从正面讲的。反过来讲，一百年也足以把一个好的文化毁掉。百年可以树人，百年也可以毁人啊。 余敦康：我要专门谈一下姜广辉他们搞的《中国经学思想史》，这套书在整个近百年来的经学研究中，是起了一个颠覆的作用，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把过去那一套否定经学的做法，全都给颠覆了，他们树立了一个新的路子，就是弘扬经学的路子。这个书很严谨，很有理论性。 不说别的，就看这个标题，“经学思想研究的新方向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一个经学研究的新方向，这很重要。还有，“重新认识儒家经典”。过去把儒家经典说成是封建的、落后的、宗法的、专制的，现在从世界史的眼光重新认识，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再看，“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经学，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啊。比如说，我没学过经学，没学过儒学，但我作为中国人，我有经学的基因、儒学的基因。他们还讲了，“儒学是意义的信仰”。我们中国人不是说没有信仰，是一种“意义的信仰”。比如追求幸福，阖家欢乐，这是信仰。扭转乾坤，这也是信仰。 过去这一百多年来，经学的名声不太好，那有特殊原因。积贫积弱，挨打受欺负，这个时候好像经学不起作用了，不能救国了。但是现在救亡图存问题解决了，中国人站起来了，政治上站起来了，经济上也站起来了，现在要文化上站起来，文化站起来要靠什么呢？绕了一大圈，回到我们的经学上来了。这是21世纪中华民族的一个共同任务，经济起飞，政治改革，文化自立。我们要解决“我们是谁”这个问题了。现在党中央也讲建设精神家园。中国人到哪里去找精神家园？到基督教那里去找？找不着的。中国人13亿呢。到伊斯兰教那里去找？不行。印度教也不行。这些都不行。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找到了中国文化的根――经学上来了。 梁涛：今天听两位先生的谈话非常有启发。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经典，经典是与该民族伴随始终的。但不同的时代，经典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经典要被一个民族认同，被一个社会认同，要再经过一个重新理解、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我们现在只是铺路，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但路的方向选对了，中国学术与文化就有了光明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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