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中央领导班子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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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中央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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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为什么还选他中共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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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而后，又因有法国搜查人员介入，逮捕。会议被迫终止，转至嘉兴南湖一艘船（红船）上进行，最终圆满落幕。
“一大”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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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陈独秀开始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领导全党工作
—一个草根对中共党创建史的探讨（四十一）
陈独秀第一次召开中央局会议
陈独秀出狱后的第二天——十日七日，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共党领导人的身份，召开了中央局全体领导人的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对今后的中央工作和会议作出了规范。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周佛海、张国焘、李达。&
会议內容有：
一、中共中央局代理书记向书记交接工作。既然陈独秀已开始工作，而且周佛海也须回日本上课了，所以在这次会上，周佛海向陈独秀作了简单的交接，结束了他二个多月的代理书记的工作，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赴日本，与他同行的还有恋人杨淑慧小姐。
二、讨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曾在周佛海当代理书记时讨论过，但只作为可以暂行的方案。所以此次会议仍以张国焘原草拟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为讨论基础，经商议后基本同意原所作的工作计划，决定在月内召开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方分部的大会，拟建的地方分部为：北方（北京分部）、南方（广州分部）、长江（武汉分部）、湖南四个分部，将山东的工作合併于北方分部内。这样中共党各地方组织，都有了从亊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实行的薪酬制，作出重大修改：
1、对该部工作人员每月所发的工酬名为生活费，不再称为薪给或工资；
2、规定毎月的生活费最高额为二十五元，修改了以前每月二十至三十五元的标准。之所以作出这一改动，会议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树立无报酬地为党服务的思想，党只是对那些没有给予生活费，就难以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给予生活费。劳动组合书记部最初所制订的最高额为三十五元的薪给，这数额仅是当时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修改后的生活费的最高额为二十五元，仅为当时最穷苦
工人的月收入。之所以釆取这种最低工资标准，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说，陈独秀对在中共党内工作的人员釆取发放低标准生活费的措施，这是自巴黎公社以来，在各国共产党中对其工作人员发给的薪给中的最低标准，更是中国政党史上的首创。这种低标准，并不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把自已安于苦力的地位，崇尚越穷苦就越革命的谬论。这是为了培养每一个党员的刻苦奋斗精神，接近广大的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并认为，个人在生活上的消费少一点，就能为党的工作经费增加多一些。这一措施，党中央局在会后曾以书面和口头通知全党，并获得大家的一致赞成。
三、会议对宣传工作的计划进行了讨论。陈独秀提议：1、《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2，《新青年》杂志要复刊。
《共产党》月刊只出版至第六号后（一九二一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出版）即停刊。停刊的原因，是考慮将《新青年》与《共产党》合併，以便筹办一个新的政治周刊。马林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
“由于内容相同，我们试着让《新青年》与《共产党》月刊合併为一个刊物。在我离开以前，《共产党》已停止出版。我同党的领导机构就出版一种政治周报问题商量了数次，可是这一计划直到今年四月尚未实行。”
但将《共产党》和《新青年》的合併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周刊，这一计划却迟迟不能实现。这样中共党的中央刋物就变得一无所有了，这对于指导党的实际革命工作，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陈独秀在中央局会议上，提议将《共产党》和《新青年》继续复刊。但这一提议并沒能全部实现，《共产党》月刊未能复刊。
直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这就更需要有一份更为权威的，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来指导革命，实现党的主张。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党的杭州会议上，作出了出版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的决定，并指派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委员蔡和森为主编。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向导》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
四、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工作，决定先由陈独秀与团的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议后，再提请中央局进行讨论；
五、党中央局决定筹建：1、设立应付紧急亊件、意外亊故发生的基金，以备不时之需。如党员在工作中发生病、伤、残、被捕时，使党能及时进行救援。2、设立怃恤基金，对为革命而牺牺的同志的家人进行怃恤。这两项基金从党的经费中预留。为能从党的有限经费中节省下一些钱，所以对党内的工作人员实行低标准生活费的措施，也是为了设立这两项基金。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成立会议的召开
陈独秀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后不久，很快就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会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四个地方分部，为：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由罗章龙任主任，工作范围包括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并把山东地区的工作併入北方分部内。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
在汉口建立长江分部，由包惠僧、陈潭秋、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
在长沙建立湖南分部，由毛泽东任主任，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以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
在广州建立南方分部，谭平山、陈公博、阮啸仙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机器工人。
包惠僧的回忆录，记述了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这一会议，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十月前后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歩的部署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決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立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州，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按：应为十月上中旬左右）。”
罗章龙在其《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前后的情况》（日对来访者谈话）也称：“一九二一年某月，中共中央召集各地代表，在国际代表建议下，在上海开会。毛主席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做了决定，决定在湖南、湖北、广东、山东、北方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书记部主任是毛主席；湖北书记部主任是林育南；山东书记部主任是王尽美（王瑞俊）；广东书记部主任是谭平山，后来是阮啸仙；北方书记部主任是罗章龙。”（见《“一大”前后》（二））
但罗章龙在一九八0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的《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一文，却推翻了他以前的说法，把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会的会议，升格为“中央扩大会议”：“一九二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共党务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当时中央负责人仅陈独秀、张特立（即张国焘）及国际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北京方面为邓培与我，武汉为许白昊，上海为李震瀛、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即王尽美），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还说：“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会期五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报告。讨论后决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并调整北方书记部组织及确定北方分部范围、人选等问题。”
其实，罗章龙这一述说的“中央扩大会议” 是记错了的，它应是中央局为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所召开的会议
。这可从参加会议的人员和会议的内容，就可以得到证实：
1、作为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应有中央局的全体成员参加，但李达却沒有出席。而且，也缺中共武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尽管罗章龙述说中称武汉的代表是许白昊，但这是错误的。尽管许白昊是湖北人，但他此时他还沒有加入中共党，他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在莫斯科参加由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的代表会议回国后，于该年二月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许白昊，不可能出席中央中央的扩大会议。如袁达时（袁笃实），已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即与刘少奇等一批青年登程赴苏俄留。七月，他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九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在上学期间和罗亦农一起介绍刘少奇入党（参见《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所以，袁达时不可能参加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分部的会议。
2、从参加会议的地方组织来看，就可知道，之所以邀请他们参加，目的就是要讨论在这些地方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分会。在张国焘的回忆录就记述说，当初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时，就计划在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分部；而山东，并不在计划之內。它最初是合併到北京分部的，山东分部是在一九二二年七月才成立的。
3、从罗章龙的述说中，可以看到此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全是为开展工人运动而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会的亊，这正是落实陈独秀在十月召开中央局会议的决定，成立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会的会议。
4、据当年《广东群报》九月九日载：（当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员举行祖饯大会（按：为送别将要远行之人而举行的宴会，有祝福其一路平安之意），为陈独秀饯行。这样陈独秀回到上海的时间，大约为九月中旬左右。从陈独秀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就与马林因工作的意见分岐而产生激烈的矛盾，直至他在十月四日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止，在这一段时间内，陈独秀拒绝与马林见面，所以不可能在九月份召开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
。而罗章龙在一九七八年四月的谈话，就称是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的会议。但至一九八0年三月，却把这一会议升格为“九月中央扩大会议”
了，这一变动，难以令人信服。
对照包惠僧的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会议的有关回忆，与罗章龙所说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 相比较
，可看到两会的內容是一致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歩的部署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決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立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州，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
这也佐证了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方分部的成立会议，而绝非是罗章龙所说的“九月中央扩大会议” 。（见张国焘《我的回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
&&一九二0年八月，上海中共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派遣它年青的成员俞秀松等人在八月二十二日，于上海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这一团体名为青年社会革命党，以后，该青年社会革命党在召开第九次大会时，决定把名称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瞿秋白在苏俄的一九二一年二日十七日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上，发表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渇望》称：“不久之前，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党，虽然成员人数不多，但这个党的组成，毕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萌芽。”（见《瞿秋白年谱长编》）
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索特尼科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开端》称：“在吴廷康的参与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多次学生会议，讨论将所有激进派别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武昌五城市学生会议。在上海，根据陈独秀教授的提议，于日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8，第7页。）”
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只不过是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组织，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二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青年共产国际的关係》文件称：当时参加入团的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思想、理论的复杂、混乱，当然也就带来组织成分的复杂、混乱。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
一九二一年三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党早期组织的代表的“三月会议”，
决定对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要进行清除。“三月会议”召开后的五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此而宣佈暂时停止活动。
一九二一年八月，张太雷从苏俄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当时青年团虽暂时停止活动，而其中一部份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时图恢复。所以张太雷与一部份老团员商议时，都认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
陈独秀在十月七日召开中央局会议后，与张太雷等人商议后，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正式恢复。十一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1、中共各级地方组织，必须遵照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和章程进行工作；2、至一九二二年七月之前，发展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人数，要超过二千人以上。
遵照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宣言和章程，汲取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所以恢复的时候，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先后恢复了。不到六个月期间，就有十七处地方恢复了青年团（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五千多人。
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组和《妇女声》的出版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是一个合法的进步妇女团体，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
后的夏秋之际，由黄兴夫人徐宗汉、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程孝福、崔振华等人发起成立。当时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宗旨，以争取女性从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男女不平等的状况中解放出来，为争取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和家庭中与男性具有平等权利的运动，是为推动女性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的社会运动。该会成立后，主要从事宣传爱国思想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大力宣传爱国思想。会所设在博文女校，会长徐宗汉，王会悟是会长徐宗汉的秘书。
一九二一年中共党成立后不久，就将开展妇女运动就被列为它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由于党组织刚刚成立，经费困难，党员人数少，而且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共产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党决定通过联合改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这一合法团体来宣传党的主张。中共中央局经与徐宗汉等人商议后，由徐宗汉、李果、程孝福、王会悟（李达夫人）、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等为改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对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造工作。商讨拟订了联合会改组后的纲领和章程，对组织的名称、性质、机构、会员资格、选举、任期和经费等等问题都详加考虑。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完成了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组工作，该会设正副会长各一名，下设教育部、宣传部及工会组织部三个机构，会所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礼和里七号。
一九二一年的《新青年》九卷五号上登载了《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规定组织定名为“中华女界联合会”，提出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反对一切压迫”为宗旨；“纠合我们中华要求解放的女子，使我们要求的声音一天一天高起来，使我们奋斗一天一天强大起来，这正是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的责任。”
该会在《纲领》中提出，妇女与男子一样共同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应享有的十项权利：1、享有与男子一样同等的教育权；2、为減轻妇女在家庭所受的痛苦，成年妇女的言论行为享有不受父母、翁姑、丈夫的干渉权；3、妇女享有选举和被选举及从亊一切政治活动权；4、妇女享有父母、丈夫的遗产权；5、妇女享有参加社会一切职业和与男子一样同工同酬权；6、维护女工、童工的权利，铲除所有对女工、童工的非人道待遇；7、妇女有参加一切工人、农民组织权；8、主张男女对于担负社会义务的平等，妇女有加入一切抵抗军阀、财阀的群众运动权；9、妇女有参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权；10、妇女有与外国妇女团体联合权。在这十项的权力主张中，唯独沒有主张妇女的婚姻、恋爱自主权，这不能不说是一大不足之处。
并规定凡中国妇女，只要拥护《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规定，经该会的一名会员介绍均可入会。入会后必须参加该会三个部中的任一个部的工作。
一九二一年年十一月，中共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把“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及章程寄发给中共各地方组织，要求他们遵照《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规定，从速开展妇女运动工作。
为了加強对妇女运动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十二月十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妇女刊物之一的《妇女声》半月刊出版。《妇女声》由中共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人李达领导，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出版，决定由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和王会悟承担《妇女声》的筹备、创办和编辑工作。该刊为四开四版的刊物，以大力宣传《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的妇女应享有的十项权力的主张，根据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要求，以及广大劳动妇女的实际状况,把妇女解放与劳动者的解放结合起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妇女加入劳动运动，唤起一班有知识的女子与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相结合，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原有的社会制度，求得妇女的根本解放。《妇女声》辟有评论、译述、诗歌、通讯、杂感、谈话等栏目，文章以通俗的白话文为主,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大量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情况和国内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着重讨论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在提高妇女觉悟和推动妇女解放运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陈独秀、沈泽民、李达、杨之华、王会悟、沈雁冰、邵力子等都为《妇女声》撰写稿件。但《妇女声》只出版了十期后，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停刊。
平民女校的创建
一九二一年十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作为中共党培养妇女干部、开展妇女工作的革命摇篮，女校的课程除传授文化知识外，更侧重马列主义的传播与普及。但由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共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办学，就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进行筹办。
因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李达和陈独秀便同她商量，能否用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来办校。王会悟即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商谈。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都有交往。她对开办平民女校欣然赞同。并且认为，这样一来，对妇女很有好处，也能提高女界联合会的声望。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和二十五日，平民女校先后两次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广告。招生广告简明扼要地说明其宗旨为：“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就是培养平民女子掌握知识与技术，以谋求妇女的自强自立和解放，倡导妇女爱国、自强精神。
翌年二月，平民女校在上海正式诞生。所以取名为“平民女校” ，强调“专为平民女子设立”
的学校。沈泽民解释说："平民"是别于"贵族"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
平民女校的办学制度，首先，其精髓体现在“平民”二字。它的组织架构和办学宗旨与贵族学校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发表的《中国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校缘起》一文，明确提出了创办这所学校的用意：“我们中国女子到今天还不曾有女子自动（己）的学校，以致教育的权柄都被一班蹂躏女权的教育者掌握去了。为抨击这种腐败的女子教育起见，我们创办自己的学校。”李达也曾热情洋溢地称赞“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他指出中国社会存在三类女子：“第一，现在抱有热烈的求学欲望而无学校可入的年长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求学的与不能继续求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关摒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综观中国社会教育资源，“能够收纳这三项女子的学校，除了这创办的平民女校之外一个也没有。”
平民女校由王会悟任该校理事兼任徐宗汉的秘书。学校的校务主任先由李达担任，王会悟协助办校。
由王会悟出面租赁了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校舍。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椅都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负责人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的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
平民女校为应对入学学生的文化程度参不齐的情况，实行分层教育，采取因人施教的办学模式，设立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平民女校缘起》一文指出“中国的中等女学校，不论是师范不论是中学，大都嫌程度太低，以致卒业的学生仍旧考不进男子的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为使女子有登上高等学府的机会起见，我们设立高等班，专替女子们补习必修的基本科学。”对于年长失学的女子，不要认为前途无望了，“我们设立初等班，专为她们再辟一个求学的门径。”同时，女学的课程设置也是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差异来确定的，高级班开设语文、英文、数学、理化、教育学等课程，“为一般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初级班设语文、算术、初级英语等课程，“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设专班教授，务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智识。”
平民女校注重实践教育，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校形式。平民女学专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她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为实行工读互助主义，资本由本校借给，所得之收入，充本人膳宿费”。工作部由王会悟负责，学生自愿参加，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工作部分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学生每天是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
从《平民女学简章》中可以看出女校相当重视这种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其中规定女校学费“高等班每月两元。初等班每月一元。凡加入本会工作部者免收学费。”这项政策对鼓励女子参与劳动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李达也特地撰写文章阐明其支持“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主张，要求工作部的学生努力做到：“第一，须有刻苦耐劳之精神，切不可好逸恶劳，懒于操作。第二，须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切不可依赖他人或仰助学校。”这种办学形式的创新尝试，不仅解决了学习经费紧缺问题，还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联合起来，引导了当时女子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平民女学的教师阵容是相当强的，高级班由：陈独秀教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高语罕、邵力子教语文；陈望道教作文；张守白教国语文法；沈雁冰、沈泽民和美籍教员安立斯女士教英文；李达教数学；商务印书馆的物理编辑周昌寿教物理、化学；李希贤教经济学；范寿康教教育学。
初级班由：王会悟、高君曼教语文，张秋人教英语，柯庆施教算术。
这些教师都有很高的学识和造诣，都有独特的新颖的教育方法。王会悟在《妇女声》第六号上发表的《入平民女校上课一星期之感想》一文中写道：“国文教员邵力子先生。他所选的国文，是从现今报纸上、杂志上、小说上所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的一类文字，和那贵族女学所受（授）的什么节妇传，什么太史公牛马走的文章，真是有天上人间之别了。作文教员陈望道先生。他的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第一教我们作文法，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
除此之外，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学校经常请教师轮流作讲演。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人和一些知名人士都在平民女校担任过兼职教员或举办过革命讲座，阐述了革命真理，启发了学生的阶级觉悟，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使学生耳目一新，通过全面的、前沿的课程教授，鼓舞了他们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热情。
平民女校的教员除了按规定讲课外，还轮流担任每周的两个小时的演讲，极大地拓展了女子的眼界，提升了妇女的觉悟。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中国革命必须革私有财产的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这是一般女校中绝无仅有的。
&&平民女学的学生人数并不多，约三十多人左右。高级班学生有王剑虹、王一知、丁玲（蒋冰之）、高君曼、王会悟、王醒予（王剑虹的姑姑）、秦德君、王苏群、薛正源（小学教员）、高语英（教师高语罕的妹妹）、傅戍凡、蒋鞠伊、黄玉衡、傅一星等。
初级班学生有钱希均（后为毛泽民夫人，参加过长征）、王淑亮（有资料称为黃淑英）、卢亮、张怀德、高玉英等十多人。
平民女校的大多数学生是经党员介绍进校的。学生年龄差别很大，从十二岁到三十岁左右，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从文盲到初中生。尽管如此，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向往革命，渴求真理。许多学生是为了追求真理和妇女解放，慕陈独秀、邵力子之名而来平民女校学习的。&
平民女校是为培养妇女干部，开拓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而设，因此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工人运动。青年团的领导人施存统说：“希望能在这平民女校中训练及培育越多越好妇女运动底先驱出来。”平民女校的学生并没有辜负党的团的期望。除了上课、听演讲、做工之外，平民女学的学生还直接参加了革命斗争，促进了与劳动妇女运动相结合。王会悟回忆道：“我们参加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到工厂去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人搞罢工斗争。这方面的工作多是由李启汉同我们联系。我们到小沙渡、杈袋角一带的工厂比较多些。”
平民女校还是中共党的一个交通联络站。因为学校是公开的，外地党组织来人到上海来找党中央，多先找到平民女学，再介绍到与党中央联系。党内有些会议，也在平民女校召开。
&&& 一九二二年党的“二大”
后，李达落选中共中央委员，离开了党中央的工作，以后受毛泽东的邀请与其夫人王会悟一道去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平民学校由蔡和森、向警予接办。由于教员大半为党负责人，都承担了繁重的党务工作，忙于革命，难以分身兼顾学校，特别是经费拮据，一九二二年底，平民女学停办了。停办后，一部分学生就转到当时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合作的“上海大学”进行学习。
&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仅八个月，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中共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为党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她们在女校初步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学习了新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开始投身于革命，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 - 1927)、《上海市志· ·
· 》、姚霏《中共建党与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百度搜索网页·平民女校等）
中共中央局颁发“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作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通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陈独秀第一次以中央局书记的身份，簽发了“中共中央局通知——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作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通告对近期中共党的组织发展及建设、工会、青年团、妇女、宣传出版等工作，在中共“二大”
召开前，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知各区之亊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亊：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开大会前（按：中共“二大”），都能得到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这就是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个地方组织最迟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中共“二大”
前，党员人数要达到三十人以上，这样即可按“一大”
通过的党纲的第十三条规定：“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按：此为英文译稿；俄文译稿为“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两译稿相比较，英文译稿较为接近党纲原意）这样，五个地方成立地方执行会后，即可按党纲规定，在“二大”
召开时成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该通知没有中共济南地方组织的名字，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济南组织仅有两名成员，离发展至三十名成员的任务相距太远了，所以就沒有给济南组织下达任务了。济南地方在“一大”
后，成立了中共济南地方支部，由王尽美任书记。
在该通知的规定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直属由中央局领导，陈望道任书记。一九二二年七月底（“二大”
后），中共上海地方执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江苏、浙江地区党的工作。
中共北京地方执委会于一九二一年“一大”
后的八月成立，由李大钊任书记，至一九二二年七月后，改组为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由范鸿劼任委员长。
武汉地方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成立中共武汉地方执委员会，由包惠僧任书记。一九二二年初夏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仍由包惠僧任书记。
广州地方在“一大”
后的八月成立中共广东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直属中央局领导。一九二二年六月，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又称粤区执委），仍由谭平山任书记。
长沙地方在“一大”
后的十月十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由毛泽东任书记。一九二二年五月，改组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仍由毛泽东任书记。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该计划。
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十万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在这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在北方，以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发展很快。先后组织领导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二年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以及九月的京奉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罢和、粤汉铁路长武段全线罢工，十月的京绥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十一月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十二月正太路石家荘机噐厂工人罢工，都取得了部分胜利。而且，铁路工人的工会组织也得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二二年底，仅京汉铁路各站已经建立起十六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还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尽管后来发生了“二七惨案”
，受到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圧，但铁路工人并没有因而停止斗争，只是进入一个暂时的低潮时期。
一九二四（周年纪念日），在秘密召开，大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加入。选举孙云鹏为总工会委员长，总干事兼党团书记张国焘。大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指出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
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争端；
三、增高知识，促进工人阶级的自觉；
四、帮助各路工人建立密切关系。
宣言同时提出：“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
一九二四年五月，由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会址被军阀查封，总部迁至天津而被迫停止活动。同年十月，发动后，领导人通过做冯玉祥的工作，成功将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和骨干全部营救出来，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会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在召开，大会宣布正式重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一九二七年失败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被迫停止了公开活动，铁总及其所属各路工会均遭查封。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作出《关于筹备恢复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决定》。一九五0年二月，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恢复设立，名称定为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该会将名称恢复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 及“女界联合会” 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程从速进行。
陈独秀簽发的中共中央局的通知后，一九二一年即将过去了。
在年末之前，由中共组织的参加苏俄的远东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也在此时啓程了，这一代表团由张国焘任团长，代表团成员由中共、国民党及其它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组成，这是中共第一次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
&从一九二0年六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社会共产党之后，他并没有停止建党的歩伐，按照他原订的“由地方到中央”
的计划一歩歩地前进。八月，他接受李大钊等人的意见，正式地以“中国共产党”
的名称，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然后联络了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建立了中共党的地方早期组织。翌年的七月二十三日，中共党各地方早期组织的代表召开的中共“一大”
，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政党，一些患政治近视病的人，曾讥讽它“只是一个人数微不足道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既‘脱离工人运动’也‘脫离国民革命运动’。”但由于它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它所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从诞生时起，就充满着勃勃的生机和活力，预示着中国的光明和希望。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坚定的信念为中国人民指明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它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见《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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