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鲧堙洪水”与“共工振水”实际上是同一史实在不同文献中的分化。鲧禹治水神话的背景是处于黄河中游（今山西芮城地区）的鲧部落堵塞了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共水，引发黄河下游的决口改道，受害最严重的祝融部落西攻鲧并流放了他。禹凭借他特殊的身份协调了上下游的关系，使各部落拆除了黄河支流上阻碍洪水排泄的各堤坝。正是在治水的过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够控制黄河中下游的国家政权——夏王朝。上古时期中原国家政权与霸主的交替大多与黄河中下游各势力集团的争斗有关。现在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流播于全球的洪水神话渊源于真实发生过的水灾的记忆，或多或少包含着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对于洪水神话，欧赫美尔主义（euhemerosism）应该是部分适用的。鲧禹治水是中国最著名的洪水神话，其所隐含的史实对我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可能就是由于这场洪水，导致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此一神话的历史背景，对其中的细节作进一步的考察。从文献上看，最早记载鲧禹治水神话的莫过于《尚书•洪范》：其云：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其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同是《尚书》，《尧典》是这样记载此事的：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帝曰：“於！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另外《山海经•海内经》对此也有记载，其云：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可以看出，同是《尚书》，对此事的记载已经开始发生分化。根据《洪范》中箕子的话推测，鲧治洪水没有得到“帝”的批准，而根据《尧典》，鲧治洪水是得到了四岳的推荐，尧帝曾提出异议，最后还是批准了鲧去治水。第一种说法与《山海经》的记载比较接近，显然是较为原始的说法，第二种说法很明显已经带有后世国家制度的痕迹，应该是较为后起的说法。自从上个世纪98年长江大洪水以后，我们对洪水的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98年时“人不给水以出路，水就不给人以生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种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这则著名的洪水神话，无疑会有全新的理解。我对鲧禹治水神话的新解释基于两个假设。第一个是历史学的假设：我想象、理解中的鲧禹时代，黄河流域尚未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是由许多部落画地而居，部落之间的关系最多也是松散的联盟。这不是什么新观点，应该属于常识。第二个是音韵学上的假设，我认为鲧与共工是同名异记，鲧在上古音中属于见母文部，共属见母，工属东部，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急读则为鲧，缓读则为共工。两者的读音差异主要是由于地域差异引起的。这虽然是一个新观点，但我自信也并不牵强。因为并不仅仅是由于“鲧”与“共工”在读音上相近，更是由于他们两人的事迹惊人的一致，在此，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论证。首先，在历史记载中，共工和鲧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共工也同样用堙堵洪水的方法使天下受害。 《国语•周语下》记载：“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淮南子• 本经》篇云：“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遍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树木。”徐旭生说，有关共工氏的传说几乎全和水有关，此说极是。即便是最为人熟知的《淮南子•天文篇》中的记载：“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照样是对水流东南的神话性解释。第二，鲧是为祝融所杀的，上引《山海经•海内经》就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共工也曾与祝融发生过且不胜。 《史记会注考证》引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云：“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当然，文献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共工与颛顼的争斗，如《淮南子•天文篇》云：“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兵略篇》又云：“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亦云：“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但这与和祝融战并不矛盾，因为祝融本是颛顼之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颛顼之都在今濮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又引《皇览》说：“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顿门外广阳里中”，《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云：“颛顼号为高阳冢，今在濮阳，故帝丘也。”而祝融的后裔，己姓之昆吾，彭姓之豕韦，都在或曾在濮阳住过。据此，与共工作战的主力应该是处于濮阳的昆吾与豕韦部落，他们声称自己是颛顼之后也没有错。第三，他们的结局相同。 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已是为各种文献所记载的：《国语•晋语八》：“ 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左传》昭公七年也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而共工也有入渊之传说：《淮南子•原道》篇载：“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第四，两人都有一个平治九州的儿子。禹是鲧的儿子是大家所熟知的，《国语•鲁语》“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这里的九有、九土都是九州的意思。虽然名字与大禹不一样，但其事迹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能想象在同一时代有两个人都平治了九州。显然，他俩实际上是一个人。综上所述，共工与鲧的事迹实际上只是同一史实的分化。洪水神话在不同的氏族、部落、地域中传播，当地民众对主人公有不同的态度。在“鲧”系统的传说中，对“鲧”抱有同情态度，将他描述为一个治水不成的英雄，如《离骚》中就有“鲧婞直以亡身”这样的说法；而在共工系统的传说中，则将它描述为一个引发洪水的祸首。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事实我都同意徐旭生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徐旭生先生对这次洪水的研究只差一步就已经直指历史的真相了，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最后一步工作。二在《山海经》的记载中，我一直有一个疑惑，鲧治水失败，为什么会由祝融去杀他？在尧帝时代，祝融并不是职掌刑罚的，职掌刑罚的是皋陶。下面我试图来解开这个疑问。首先，我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鲧（共工）是采用“堵”的方法来抵御洪水的，《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引《开筮》说：“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也就是《国语》中所说的“堕高堙庳”，即将高的地方铲低，低的地方垫高，主要的方式是“堙庳”。这在各种记载中均无异义。堙塞的具体方法应该是加高河道的堤防，照徐旭生的说法是类似于筑土围子一样的方法。所以，在历史传说中，鲧还是城郭的创作者。《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礼记•祭法》正义解“鲧”，引《世本》说他“作城郭。”《水经注》卷二“河水”下引《世本》说：“鲧作城。”这里的城，我的理解就是护卫部落聚居地的高堤，目的是抵御洪水。然而，这种治水法却引起了其他诸侯的不满，这也是文献材料所明言的。《淮南子•原道》篇说：“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畔之，海外有狡心。”按照上引《国语•周语下》的说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结果是“害天下”，所以“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联系《淮南子》的说法，弗助的庶民、反畔的诸侯应该都是外族人，与鲧不是同一部落。为什么用“堙“的方法会引起其他诸侯的不满呢？我们来看看鲧（共工）部落所在的地域。共工部落的聚居地当在共地。上古称为共的地名和国名共有五处。即：1、《路史后记•共工氏传》云共工氏建国在莘、姺之间，在今河南陕县境内；2、《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当在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2、《中山经》说：“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水经注》卷四《河水下》引此文，并说：“今诊蓼水，川流所趋，与共水相扶”，是以蓼水为共水，在今山西西南隅，芮城县境内。 3、《中山经》次六说：“长石之山……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水经注•洛水下》曾引此文。地在河南新安县境内。4、《诗•大雅•皇矣》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个共可能在在今甘肃泾川县境内。5、《汉书•地理志》有河内郡共县，班固自注“古国”，其地为今河南省辉县。徐旭生的看法是共地在今辉县境内，此地有入河的小河共水，相当于现在的卫河，它与淇水一起流入黄河。黄河在此处接纳了不少支流，水量丰沛，又是初入平原，所以容易为患，后来共水竟成为一公名——洪水。这个说法有很多优点，最重要的优点是，历代水患全是发生在这一地域之内。缺点是：除了《汉书》这一后起的材料之外，共工居辉县，没有其他的材料作为佐证。如果将鲧与共工视为一人，那么，我们的材料会更多一些，线索也会更多一些。鲧的封地在崇，这是古代文献中较为一致的记载，只不过这个崇倒底在什么地方，却有如下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较为普遍的说法，即认为这个“崇”是崇山，今名嵩山，在河南省登封县境内。第二种是崇侯虎之崇国，在今陕西鄠县东，此崇为商之属国，与鲧并无关系，已是定论，可置不论。第三是赵穿所侵之崇。《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此地虽说不能确指，但王夫之《稗疏》云：“此崇国必在渭北河湄，虽与秦，而地则近晋。”这种说法是非常可信的。渭北之晋地为什么会有“崇“这一地名，大概是鲧部落的的迁居有关。虽说鲧是禹的父亲有些可疑，但鲧与夏族必然有某种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山西省西南部应该是夏人活动的重要区域。大夏故墟约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亦即夏初禹都故地，故有夏虚之名。所以，一般认为在鲧与禹之时，夏人有过一次迁徙，从河南的伊洛地区迁居到了山西的西南部。据此，我觉得鲧部落之聚居地以与芮城境内之共水为是。“赵穿侵崇”之崇地应该不出芮城之范围。二里头文化的类型之一东下冯遗址离芮城甚近。芮县北部的永济、运城、侯马、闻喜、新绛、襄汾、绛县、临汾，都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鲧在芮城设堤筑坝，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共水下游的部落居民。黄河下游的洪水，主要来自中游三个河段，即河口镇至龙门间（简称河龙间）；龙门至三门峡间（简称龙三间）；三门峡至花园口间(简称三花间)。这三个区间产生的洪水是构成下游洪水的主体。上述三个不同来源区的洪水，组成花园口站三种不同类型的洪水：一是以三门峡以上的河龙间和龙三间来水为主形成的大洪水 (称为上大洪水)。如1933年洪水，陕县站实测洪峰流量22000立方米每秒；1843年大洪水，据调查估算陕县站洪峰流量为36000立方米每秒。这类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含沙量大的特点，对下游防洪威胁严重。二是三门峡以下三花间来水为主(称为下大洪水)。如1958年花园口站实测洪峰流量 22300立方米每秒和调查的1761年花园口站32000立方米每秒洪水。这类洪水的特点是涨势猛、洪峰高、含沙量小、预见期短，对黄河下游防洪威胁最大。三是以三门峡以上的龙三间和三门峡以下的三花间共同来水组成(称为上下较大洪水)。如1957年及1964年洪水，花园口站流量分别为13000立方米每秒和9430立方米每秒。其特点是洪峰较低，但历时较长，对下游堤防威胁也相当严重。因此，如果在这一区段内堵塞支流不让其泄洪的话，对下流的危害可想而知。那么，祝融部落又处在什么位置呢？祝融部落的原居地是在郑，即今之河南省新郑县。《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郑，祝融之虚也。”他的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所居住的地域散布很广，大致上包括今之河南许昌县、濮阳县、温县、范县、山东定陶县（祝融部落董姓之鬷夷族所居）、邹县，莒县、江苏徐州（彭姓氏族）等地，最远达到湖北。古代的黄河在下游地区分为东西二渠从豫北向东北方向流入海。东渠在濮阳以北的内黄县。今县内有黄河故渎，这条故渎虽然不一定是夏商时期的河道，但夏商河道当距此不远。所以，祝融八姓基本上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黄河在几千年来经常改道的地方。据传说，共工堙堵洪水之后，受害最大的是空桑，空桑何在？《山海经•北山经》中载有空桑，其云：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虖陀。《山海经广注》吴任臣注曰：“空桑有二，《路史》云：‘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其地在莘、陕之间。伊尹，莘人，故《吕氏春秋》《古史考》俱言尹产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陈留三十里，又有空桑涧，史称‘帝揄冈居空桑’，《归藏》、《启筮》云‘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即此空桑也。兖地亦有空桑，其地广绝，高阳氏所尝居，皇甫谧所谓‘广桑之野’。上古有空桑氏。又《春秋演孔图》及干宝所记：‘孔子生于空桑’：皆鲁之空桑也。”郝懿行说还有一个空桑在赵、代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地方称为空桑。1、在莘、陕之间。2、在陈留。3、在兖州。4、在赵、代之间。我认为以陈留说为是，亦就是莘地，在今定陶附近。此地的西北是温县、北面是濮阳、范县，西南是许昌，东北为定陶、邹县，东南为彭城，也就是说基本上处于祝融八姓诸部落的中心地区。洪水振薄空桑，受害最大的无疑是祝融部落。所以，他们要联合起来，起兵攻打处于上游之鲧（共工）部落，最后将其流放。鲧所流之地为羽山。羽山何在？《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无草木，多蝮虫。”郭璞注云：“今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计其道里不相应，似非也。”吴任城注：“《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十道志》：‘羽谭一名羽池，东有羽山’。《郡国志》云：‘钟离泳城有羽山，其水恒清，牛羊不饮。’刘会孟曰：‘淮安赣榆县有羽山。’《经》所记，未详是非。”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居住在最东面的祝融八姓所控制的区域，似以郯城县为是综上所述，推测当时的历史事实大约是：以鲧为首的部落在共地（今芮城县）用堵的方法防止洪水的，使得黄河无法从北向的支流泄洪，导致河水改道，泛滥成灾。首先受难的，是处于黄河中下游的祝融系统诸部落。于是，以昆吾、豕韦等为首的祝融氏族，从濮阳西攻，最后流放了鲧三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卡尔•魏特夫在研究东方专制主义时，采用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理论框架，提出了“治水社会”的学说，认为正是由于东方的大河治水工程才使得东方专制主义有了产生并最终确立的前提。我觉得魏特夫的这个学说有相当程度的可信性。鲧被杀之后，接着治水的是大禹。关于大禹的各种记载，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王夫之、徐旭生都论及大禹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有的河道加宽加深、顺自然形势而加以疏通，很少有大工程的开凿。我进一步觉得，大禹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黄河中下流各部落之间通过政治、外交，乃至武力等等各种手段，说服各个部落消除各自障水之堤坝，让河水能够畅通地排泄。禹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他的身份有关，据《史记•夏本记》索隐引《系本》载：“鲧取有辛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宋衷云：“高密，禹所封国。”有辛氏即有莘氏，其地有多说，大体上在今黄河下游一带。也就是说，禹是黄河上下游部落联姻的结果。由他主政，能够较容易协调上下游之间的关系。我们顺便提一下，黄河中下游之间的各种形式的部落结盟可能不始于鲧时。我们知道，从考古类型学上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游与黄河下游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区。黄河中游的序列是前仰韶文化（公元前6000——前5400）——仰韶文化（前 5000-前3000）——河南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黄河下游的序列是青莲岗文化（前5400-前4000）——大汶口文化（前 4300-前2500）——山东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虽则考古学者认为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具有地区性的区别，但中游地区在文化上受到下游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这表明这一时期两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联系的纽带我认为就是黄河，为了防洪和灌溉，两地的部落必须与联姻等方式互相依靠。自从这次洪水以后，人们痛感黄河中下游流域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情形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来进行协调，因此，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推而论之，夏商周三代的政权包括春秋年间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的诞生，均与协调黄河上下游关系这一需要有关。夏商周三代的交替与争斗，基本上属于大河中游与下游之间的争斗。夏朝的诞生，我们说过了，是出于治理黄河洪水的需要。尽管鲧被流放，但中游部落还是占了上风。据《史记•夏本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史记•正义》引《帝王记》云：“禹禅舜，禹即帝位，以咎陶为最贤，荐之於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皋陶生于曲阜，皋陶之后或在英、六，或在许，总之，是在黄河下游。从这条记载中，我们推测黄河中下游的这个部落共同体开始订立的制度应该是采取“轮流执政制”，即中游与下游的部落轮流执政。这种制度在民族学的调查中有着极多的例子，剑桥大学教授Jack.Goody指出：在这种制度之下，其继位诸组常有二分的倾向，一边的首领为王的时候，另一边的的首领便当其副手。但是中游部落破坏了这种制度 。轮流执政制的破坏，也标志着专制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后夏朝的几次重大变故，如益、启之争、夷羿、寒浞与夏的争斗，都与这轮流执政制的破坏、单一政权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早就说过这是华夏与东夷之间的矛盾，徐旭生也深表同意。据我看，说是两个文化集团之间的矛盾尚没有抓住要害，关键是大河上下游之争。商汤始兴于亳，亳地一般认为是在今河南濮阳。他在亳地会合了诸侯，然后，溯黄河而上，战夏桀于鸣条。这里一定要提一下商汤的重要助手伊尹，他出生于空桑之有莘氏。据载，他也善于治水，《管子•地数篇》说：“伊尹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筴。”据此，商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就是治水。在这场争斗中，下游部落占了上风，从此，黄河中下游置于一个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周人自迁居到渭水流域之后，稳步发展，渐渐向四面扩张。周人东扩的关键一步，便是虞（山西解县）、芮（今山西芮城县）的归服。这两个小国为争地取决于文王，入周见耕者让畔，惭愧而去。周人势力进入黄河中游。自此之后，周族在东方的发展势如破竹，不可阻挡。直到观兵孟津，决战牧野。钱穆极力主张周族渊源于山西西南部，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与夏朝一样，又是黄河中流之部落政权统一了下游。东周以后，周天子地位日降，没有控制诸侯的能力。齐桓公乘势而起。据《孟子•告子下》记载，僖公九年（前651），桓公率诸侯在葵丘会盟，第五命就是：“无曲防，无遏粜，无有封而不告”，试图通过“无曲防”的禁令来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可见霸主的重要职能是协调中下游的关系。齐桓公的称霸，是下游的势力战胜了中游。齐桓公以后，晋文公称霸，下游之郑、宋、卫、曹等纷纷依附，中游再次战胜下游。可见，由于黄河这条河流的特殊性，必须有一个能掌控中下流的权力核心。整个先秦的政权兴替史，都可围绕着此点着眼。当然，对此，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
东夷绝对是比华夏族文化更悠久的古国，只不过被湮灭了。山东省中部临朐县有个旅游胜地叫石门坊，是从前中国四大红叶观赏地之一，石门坊有古庙，东夷人建的，而华夏族原来认为是4000年历史，算上后来发现的红山文化，也不过5000年历史。红山文化不过是个祭坛罢了，而人家东夷6000年前就建庙宇了，要与埃及7000年历史相比的，唯有东夷。有东夷的时候，黄帝和蚩尤的太爷爷还没有出生呢。非姬姓的姜尚带着少量的兵和家眷来到营丘过日子的时候，是很孤独的，除了他那一小支人马，周边全是异族。好在那些异族很热爱和平，没跟他动粗，因此没有使用暴力就同化了周边，拥有了一大群顺民。胶东那些就不同了，什么齐国鲁国统统不服，因此摆平他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您可能对这些帖子感兴趣
1927年到1937年是论争的第一个阶段：这样的论争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关系的，正是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试图以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引发了论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此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乃是来自于苏联的二手货，是被苏联一批革命家和政治家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很多马恩的基本观点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已经被曲解了，五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先看看主张中国有奴隶社会的人有哪些：第一当然是文痞大佬郭沫若。192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西周之前称为原始公社制，西周为奴隶制，春秋后为封建制。后来的版本中，他把中国的奴隶社会正式定在了夏商和西周。该书中，郭氏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版，要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古史。此书一出，顿遭托派、新生命派诸路好汉围攻。暂按下不表。1933年以后，郭氏的支持者开始助阵。先是吕振羽，在其著作中，他宣称奴隶制度并不限于希腊和罗马，而是一般存在的。他认为商朝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度”，并认为西周已是封建社会。继而是翦伯赞和邓拓。邓拓认为中国殷商时代是奴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而西周社会生产不是以奴隶劳动为主，故而不是奴隶社会。除了上面几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有其他派别的人物赞成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如托派的王宜昌，他将周秦汉西晋认定为奴隶社会。新生命派领袖陶希圣观点混乱，早期反对奴隶社会的存在，后来他则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同于欧洲，存在奴隶社会。再看看反对派。新生命派的梅思平认为炎黄之前为氏族社会，炎黄之后到清末为封建社会。托派的李季认为中国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欧的奴隶制。他说郭沫若硬对中国社会削足适履，套进马克思的公式里。并说，存在奴隶并不能得出存在奴隶社会的结论。托派李麦麦认为郭沫若幼稚地用错误堆砌成了他的理论，强烈抨击郭把商周的农夫、庶民都归于奴隶的结论。托派陈邦国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氏族解体后，希腊罗马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其他广大地区则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托派丁迪豪认为，马恩从来没有主张过任何社会的发展，非经过奴隶制度的阶段不可。史实证明只有少数地区经历过奴隶社会。托派胡秋原认为，希腊罗马也是先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封建阶段，才又进入奴隶社会的，这是历史的反动。中共曾经的领袖，后来被诬为所谓托陈取消派头子的 陈独秀先生也认为中国是由亚细亚生产制入封建的，不存在一个奴隶制阶段。曾任毛秘书的中共理论家陈伯达也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中国乃是从氏族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赞成郭结论的何干之也对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指摘，他认为郭的错误在于公式主义，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1937年到1949年是论争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里，苏联斯大林理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在苏联，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是奴隶制的学说成为了唯一正确的理论。1938年，斯大林正式提出著名的“五种生产方式”演进的理论。相背理论研究在苏联已经成了禁区。路线和理论上紧跟苏联的中共理论家们自然不再有其他的观点。新生命派以陶希圣为首投靠了汪伪，托派人物也各自投靠不同主子寻找出路，论战于是也不再有了。吕振羽、翦伯赞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一个变种。吕振羽把殷商认为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国家。翦伯赞认为殷商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中，奴隶都是生产劳动主要的担当者。范文澜亦断定殷商属于奴隶社会。郭沫若自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把商朝认为是奴隶社会。侯外庐则坚持郭沫若此前的观点，商是氏族社会末期，周才进入奴隶社会。总之，一切和谐，大家和和气气，不争不吵。反对论者胡厚宣，著名甲骨文专家，他从史料出发，论证了殷商不是奴隶制社会。批评郭沫若等为与西洋奴隶社会比附，不惜对史料妄解曲说。郭等引用的诸多证明奴隶存在的甲骨文其实与奴隶并不相关。1949年到1978年，这段时期，学术已经不复存在了，一切为了政治。其实或许学者们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信奉苏联的理论，认为中国必然要有奴隶社会，另一方面，史实又证明，中国和希腊罗马这样的奴隶社会是不同的。怎么办？理论上认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实践上指出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奴隶社会。他们首先要对“奴隶”和“奴隶社会”进行界定。奴隶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经济地位，为奴隶主所完全占有，形同财物。范文澜、翦伯赞都持此观点，这也是马恩的基本观点。可到了郭沫若这里，他却认为奴隶和农奴（农奴人格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是几乎一样的，交租服役的农夫在他这里都变成了奴隶。因为他也知道，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奴隶社会者，自然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的社会。就中国情况而言，苏联学者认为古代东方的奴隶的数目是很少的。那很少奴隶的中国是否是奴隶社会？苏联人说，中国是奴隶社会的原始阶段，不必考虑奴隶数量问题，也不必深究奴隶是否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国内学者也就附和说，“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尽管奴隶不多，奴隶不是主要生产者（杨向奎）（看到这里我很悲哀，因为杨向奎先生是我所敬重的学者之一）。“根据斯大林指示来看，除了周代缺少了正常的奴隶生产者之外，也还是完全符合奴隶社会的标准的。”（吴大琨）看到这样的言论时，我无语。1957年，终于出现了微弱的反对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先生撰文指出，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只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例外情况，即使在希腊，也不是普遍存在奴隶制，只有雅典等少数工商业城邦为特例，罗马则是不同于雅典的土地奴隶制，也是仅见的一例。因此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阶段。李鸿哲则认为五阶段理论不是马克思的学说，奴隶社会说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教条主义，而这一教条是由苏联的斯特鲁威和中国的郭沫若发展起来的。早春天气迅速过去，引蛇出洞之后是大规模的践踏真理。二人之后戴上了右派帽子，雷海宗先生几年后在极度抑郁中去世。痛哉！1978年，禁区开始有所松动，众多历史学家开始回复到正常的研究轨道上。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也被重新提出。十余年后，奴隶社会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的学说已经在学术界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一问题也经常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联系在一起。黄观璠认为，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说商周是奴隶社会的史料不足，商代的奴隶多家奴，不从事生产活动。张广志认为，奴隶制在世界很多地区存在，但仅在地中海一带获得充分发展而构成奴隶社会。以奴隶社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的理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西欧中心论。晁福林认为夏商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回顾了八十年来的争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马恩没有把奴隶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2、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是斯大林及苏联御用学者提出的。3、中国夏商周（如果夏朝真实存在的话）不是奴隶社会。4、理由在于中国的夏商周不存在大规模的奴隶生产，奴隶数量也不多。（详细的论证过于专业，我这里不再赘述了，只取结论）5、从前郭沫若等学者在论述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时，对某些甲骨文材料释读错误，或曲解了材料，或没有使用对其理论不利的材料。6、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而不顾事实，对学术的损害有目共睹。学术独立，这是必须坚持的底线。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的时限划分大概有十几种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范文澜、翦伯赞认为西周以前是奴隶社会，以后是封建社会；郭沫若认为，战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划分点；前苏联学者认为，东汉末期是中国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界限；也许是受前苏联专家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从魏晋开始；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一直到北朝才结束；看看，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时间点，从西周到北朝，时间点相差有1500年，我们听谁的？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奴隶社会。有奴隶存在，并不代表就是奴隶社会。那么什么才算是奴隶社会呢？从政治上说，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正常的社会权力，奴隶主可以自由买卖奴隶，杀戮奴隶。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奴隶（但是中国古代主人对于奴仆之类，除了皇帝，并不是完全有生杀大权）。但是奴隶制度更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奴隶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奴隶集体劳动，劳动成果全部归奴隶主，整个社会的主要财富靠奴隶创造。因此，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大多是宫廷或家庭内部从事服务的，而非社会上从事生产的。在古希腊，奴隶超过人口的50%，中国古代社会奴隶占人口的比例很少。所以说，中国古代有奴隶，但没有奴隶社会。正是由于对奴隶和奴隶社会理解的差异，才使得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分期产生了1500年的差距。近年来，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西周井田制中的耕种者算不算奴隶。我认为，在井田制下“公田”里劳作的人其实是以劳役的方式缴税，换来贵族在军事上的保护。到后来实物缴税取代了劳役缴税，井田制便结束了。因此，井田制的存在并不能说明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恰恰是没有奴隶社会的证明。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古代社会，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以商业为主的经济，是造成奴隶社会的原因。而中国古代商业始终不发达，奴隶社会也没有真正形成的基础。从这个论断还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明显的奴隶经济成分，贩卖黑奴是典型的标志，殖民地是奴隶经济的另一个表现。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继承古希腊商业经济的必然结果。最近，中国山西发生了黑砖窑事件，这种几乎等同于奴隶的状况，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环境中才会出现。在对中国的历史进行批判的时候，有些人借助西方的理论，说中国传统就是奴役百姓，老百姓充满了奴性。关于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理论，似乎印证着这种观点。但是，同样的一批人，也借助西方的观点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奴隶社会不发达。这些人不是像我一样主张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而是说，中国奴隶社会历史太短，不如古希腊奴隶社会延续的时间长，相比之下，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没来得及完全发育，过早断奶，营养不良，影响了后来的发展。批判中国人奴性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奴隶社会还不够的也是他们，真不知道这些学者在搞什么东西。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观点并不是我的创造，很多国内学者早就有此主张。这种主张长期以来被认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因此，在社会上较少能够听到。其实，把历史发展阶段论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前苏联学者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其实只是把它当成欧洲社会的规律。马克思说过，东方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奴隶制度仅存在于希腊和罗马。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因此，把奴隶社会的种种特点套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错误，无助于我们真正了解中国历史。其实，对于奴隶社会的错误理解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国外也一样。以前，西方学者在解释埃及金字塔的时候，都说那是奴隶社会的结果，就是说，古代埃及也是一个奴隶社会。但是，最新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种论断。在埃及金字塔附近的一个古代遗址，被认为是金字塔建造者的集体宿舍。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文字记载的材料，上面记着每个劳动者的出勤情况。其中明明白白写着，某日，某人生病请假，某日，某人结婚请假，某日，某人喝醉了不能上班等等。这个出勤记录证明，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只是平民，而非奴隶。因此，现在有一些学者指出，古希腊、古罗马出现发达的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例，原因就是商业的剥削性质。商业就是在交换过程中获得盈利，因此，成本的概念非常突出，奴隶的存在是最大限度压低成本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古代，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己消费，而非交换，因此，没有强烈的成本概念，没有大规模的商品经济，也就没有真正的奴隶社会。最后，说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理论是对现实的总结，理论也反过来对现实有指导意义。但是，当理论与现实不符的时候怎么办？合理的态度是既要深究现实，也要反思理论。因为，产生理论的那些现实资料可能并不充分。比方说，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理论的历史资料更多地来自于欧洲历史，因此，这个理论超出了欧洲范围是否依然适用，就值得怀疑。但是，现在，有太多的人是改变现实以适应理论，而不是改变理论以适应现实。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就是削足适履。
中国历史，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
河南西部地区属夏代晚期遗址，经过发掘的地点还有郑州洛达庙和上街、陕县七里铺、洛阳东干沟、临汝煤山、淅川下王岗等地。山西夏县的东下冯遗址曾作过发掘。河南的新郑望京楼和商丘地区，也有个别发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和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有工具、武器、装饰品，而且还有乐器和容器。考古工作者曾在偃师二里头和洛阳东干沟遗址中发掘出炼渣、炼铜坩埚残片、陶范碎片，这些也证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有了冶炼和制作青铜器的作坊。夏代的青铜器已发现的有容器爵、鼎、斝、盉、角；乐器单翼铃；兵器镞、戈、钺；工具锛、凿、锥、鱼钩，装饰品有牌饰。从种类看，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极大的丰富。二，夏代青铜器的种类与特征工具中有锛、凿、锥、刀、鱼钩等。铜锛仅二里头出土一件，扁平体，横剖面呈梯形，弧形刃，长11.4厘米、厚0.5厘米、刃宽2.9厘米。铜凿在二里头发现两件，夏县东下冯一件，均一面刃，横剖面呈梯开或矩形。二里头的凿横剖面呈梯形的一件长9.2厘米、刃宽0.6厘米；东下冯的一件长11.4厘米。铜锥呈向一侧弯曲的扁平体，横剖面近似椭圆，四棱聚合成锥头。铜刀的形制简单，有的柄部与刀部无明显分界；有的刃宽不到1厘米，可能是雕刻用的刀。鱼钩钩体弯成半圆形，钩尖尖锐。靠近顶端有一周凹槽，以系线。兵器有铜镞、铜戈与铜铖。镞有双翼形、圆叶形和四桂形。铜戈有曲内和直内两种，内上有圆穿或方穿，曲内。上铸云纹，直内后端有4齿；曲内戈通长32.5厘米，直内戈稍短。铜铖是钺的一种，窄长身，刃部略外侈，身中部凸起，内与身间两侧有阑。容器主要有爵，还有斝和鼎。爵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其形体单薄、束腰、平底，有的为细三尖锥状足，微向外弯曲；也有的为三棱柱形足。流与尾部较长，有的流与尾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有的在靠近流折处有二短柱。宽形鋬，鋬与流几呈直角。有的铜爵在腹部饰有细弦纹和乳钉纹。1984年二里头出土一件铜卑，壁较薄，作侈口，束腰，平底，一鋬，三棱锥状足，口沿有二短柱。1987年发现的另一件铜斝长颈，侈口，三空锥足，颈下与一足上端铸一鋬，与錾相对的口部有三棱状的二短柱。1987年发现的一件铜鼎，器壁较薄，作圆腹，平底，锥形四棱空心足，口沿一对半圆形耳，一耳对应一足，另一耳在两足之间。腹饰粗疏的网格纹。乐器有铜铃，形体不大，素面，圆形，顶上铸一鼻，鼻上一孔可穿系。铃的一侧有半圆形的扉棱。镶嵌铜器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为圆形镶嵌器，例如1975年在二里头发现的一件，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在圆形器的边沿镶嵌了一周61块呈长方形的绿松石，以圆心为中心，向外又镶嵌内外两圈绿松石，每圈以l3个“十”字形组成圆形图案；另一是长网形兽面纹铜牌饰，例如1981年在二里头一座墓的墓主人胸部放置的一件，牌长1 4．2厘米，宽9．8厘米。铜牌饰两侧内凹，各有两穿孔钮。凸起一面以绿松石粘嵌组成异常精致的兽面纹图案。三，夏代青铜器的纹饰与特征夏代晚期青铜器一般无纹饰。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状纹饰。有的斝腹有圆饼状突起，应是商代早期斝上火纹的滥觞。虽然夏代晚期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除此之外，就是镶嵌绿松石的牌饰了，牌上的兽面纹，两眼之外，其他部分是抽象而不写实的，它也是已知青铜器上最早的兽面纹。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较铜石并用时代已有重大突破和发展，这时除小件的实体器工具和兵器仍用简单的单扇范铸成外，铜爵等青铜空体器的制作变得要复杂得多。通过对铜爵的铸痕观察，至少是用4块外范，证明当时已采用多合范的制作方法了。在工艺上最值得推崇的是铜牌饰，其表面以绿松石镶嵌成精美的兽面纹，技艺高超，立体感强。其高水平的工艺，表明它已经不是初始阶段的产品。关于二里头与相当于二里头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铜器成份，据测定，除少数为纯铜器外，大部分为青铜器。其中的一件爵，含铜92％，含锡7％；另一件爵，含铜91.89％，含锡2.62％，含铅2.34％；一件铜锛的成份为铜91.66％，锡占7.03％，铅占1.23％，这些表明当时已能铸造出含锡量较大的青铜容器和工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能冶铸铜、锡、铅三种元素的合金了。仅发现的少量青铜T具和农具，说明大量的石、木、蚌、骨质器具在生产：、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也说明青铜器的制作正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发现此时期的青铜制品数量不多，但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在生产、生活以及一钱争中表现出的优点，远远超过石、木、蚌、骨器，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历史注重事实。即使没有文字，也应该有图画等其他证据。
经过几年的努力，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其中对夏代的始年、夏商分界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和武王克商年代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不但为进一步对夏商周的年代精确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为揭示五千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清晰脉络，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洛阳地区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重要发现，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物证，作出了重要贡献。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再晚的时候，羌族建立了一些政权，比如党项羌建立了西夏，另外一个分支建立了吐蕃，就是现代的藏族，现代，藏羌是血缘关系最亲密的族，其次才是北方汉族、南方客家人。
点击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