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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诗歌精选 (德)歌德,钱春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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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歌德与杜甫__冯至谈杜甫__附录三
冯至谈杜甫__附录三
歌德与杜甫
杜甫和歌德，这两个在世界文学居于重要地位的诗人，一个生活在公元8世纪中国唐代的封建王朝从鼎盛转入衰弱的过渡时期，一个生活在欧洲18、19世纪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而德国的经济、政治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两个人，在时间上距离一千多年，在空间上距离八干公里。他们也不是东方或西方惟一的最伟大的诗人，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也大有人在，就在他们本国和他们同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之外还有李白和王维，歌德之外还有席勒和荷尔德林。我为什么把这两个彼此陌生的诗人并列在一起来谈呢?其中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先从主观的原因说起。人在青年时期，对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敬而远之"的思想，作为文艺爱好者，喜爱的往往是些不那么伟大而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中年后，经历渐多，阅世日深，才逐渐理解到历史上经过考验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我个人在年轻时曾经喜爱过唐代晚期的诗歌，以及欧洲19世纪浪漫派和20世纪初期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战争的年月，首先是对杜甫，随后是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接近，从他们那里吸取许多精神的营养。由于接近，也发现他们一些在我们今天不很使人喜欢的、甚至是庸俗的方面，可是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我有时长期不读他们的作品，但每逢从书架上把它们取下来翻阅，都犹如旧友重逢，并且在旧友身上又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今年上半年，受到一个辞书编辑部的委托，撰写关于杜甫和歌德的条目，每个条目要写到八千字或一万宇，于是把这两个诗人的生平和重要著作又有选择地温习一下，我对于他们仍然有旧友重逢的亲切之感。为什么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遭遇、不同气质的诗人同时被现代中国的一个诗歌爱好者所爱戴、所尊重呢?(这里所说的"一个诗歌爱好者"，也许不限于"一个"，但由于说的是个人的认识和感受，所以用了"一个"这个数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要研究：这两个在东方和西方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歌咏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经验和智慧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差异?我们今天从他们那里还能吸取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涉及到人们经常讨论的如何对待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学遗产问题。这样，主观的原因也就转变为客观的原因。
一 两个诗人的同和异
杜甫是诗人，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早年也写过一千多首诗，大部分都失散了)，他写过少数的散文，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歌德是诗人，除去他长长短短四千多首的诗篇和诗句外，还写过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自传，以及关于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论著，这些著作与他的诗歌同等重要。这里只能谈他的诗；当然在谈歌德的诗的同时，不能不谈到《浮士德》，因为《浮士德》可以看作是他的全部诗集以外的另一部"诗集"，甚至是一部更为博大、更为重要的"诗集"。
谈起这两个诗人的诗，还要缩小范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情况下，写过一些临时应付的、一般酬答的、带有游戏性的诗。也有些诗本来是好诗，但由于时代的转变，地点的不同，它们的感染力已经减弱。关于杜甫的诗，在11、12世纪被北宋、南宋的诗人们推崇备至，但是在13世纪，诗人元好问已经说，杜甫的诗里既有"连城璧"也有"硪硖"
①，到了18、19世纪之间，诗人兼批评家赵翼更明确地指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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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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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歌德的诗，德国整个l9世纪的诗歌，不管它们的作者是赞美歌德的或是反对歌德的，基本上没有超越了歌德诗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20世纪20、
30年代，已经听到了"他对我们是根本生疏的"、"他的话对我们没有意义"这类的话①；如今在一部论述歌德的著作里谈到一种情况：在学校里叫学生背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选段与《神性》等诗、分配角色朗读《哀格蒙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②。过去在中国把杜甫叫做"诗圣"，在德国有人把歌德称做"奥林帕斯山上的天神"，现在看来，这些称呼也是不适宜了。--
鉴于以上情况，杜甫和歌德的诗中有哪些诗篇能使我们感到既不是"过去了"也不是"不新鲜"了，而像是旧友重逢或是新知相遇呢?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有不少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从儿童时就起始写诗，杜甫七岁时写诗歌咏凤凰，歌德八岁时写诗给他的外祖父母祝贺新年。在青年时期，杜甫漫游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歌德参加当时文艺界的"狂飙突进"运动；他们都度过目极八荒、睥睨一世的浪漫生活。中年以后，二人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接触现实，杜甫在三十五岁到了长安，目睹唐朝的统治者从贤明转向腐败，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歌德在二十六岁到了魏玛，为一个人口仅及十万的封建小邦服务，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二人都经历了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由强盛而变得衰弱，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兴起与失败都震撼了整个的欧洲。二人一生都始终不懈地努力创作，直到死亡的前夕。他们各自集本民族的诗歌之大成，没有一种到他们那时为止的诗体不经过他们的运用而得到发展，并影响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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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史卜朗格(Spranger)：《歌德的世界观》，7页，莱比锡：l932。
②见汉斯·麦耶筏(Hans
Mayer)：《歌德》，l06页，法兰克福：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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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人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歌德早年就享有盛名，他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774年出版后，在国内国外立即得到强烈的反应；杜甫虽然一再陈述他年轻时的诗如何得到当时文坛上权威人士的赏识，可是并没有什么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以证明，而且那些诗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歌德二十六岁就在魏玛公国担任要职，管理财政、矿务、军事、交通等工作，每年的薪俸高出一般市民收入的十几倍以上，他长期居住在魏玛，他在世时就使魏玛成为国内外文人、艺术家们访问的中心；杜甫三十五岁以后，生活日渐穷困，饥寒交迫，致使幼儿饿死，有时贫穷到"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地步，他充当过短期级别低下的官吏，也是遭受打击，他在成都住过的草堂，只是在他逝世一百多年以后才成为人们怀念诗人的场所。
以上只是把两个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从表面上作了一个同与不同的比较。如果进一步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诗歌的遭遇，又会发现一些类似的地方。杜甫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对祖国的危机、人民的贫困，看到山河破碎，田野荒芜，怀友思乡，经常有寂寞之感，"寂寞"两个字不断在他的诗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歌德的生活和杜甫相反，他享有荣誉与富裕，但是在他所处的环境里同样也感到寂寞。他一方面克制自己，适应魏玛行政和宫廷取乐的要求，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些与他的诗人气质格格不入的、无聊的负担。那两首每首只有八行的简练的、举世闻名的《漫游者的夜歌》，呼吁和平，描绘安憩，在和平安憩之后隐伏着作者沉重的、难以摆脱的精神上的痛苦。在这种矛盾无法解决时，他不得不在1786年，隐姓埋名，事前不通知魏玛的任何人，往意大利旅行。两年后从意大利回到魏玛，l805年席勒逝世，以及在晚年，歌德都感到他的崇高的思想与他周围鄙陋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内心十分寂寞。杜甫生计艰难，有时与当权的朝臣和地方官吏周旋，希望从他们那里取得一些援助；歌德身居要位，要用去许多时间与公侯贵族们交往。这种周旋与交往，更增强他们的寂寞之感。此外，在他们的作品中，思想深刻、艺术纯熟的诗篇并不为他们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所接受。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人编辑的唐诗选集，有的根本不选杜甫的诗，有的选了几首，但都是不关重要的。歌德晚年最优秀的抒情诗集《西东合集》，据说在他逝世后的若干年内第一版还没有售完；《浮士德》第二部脱稿后，作者以绝望的心情把它封好，认为不会得到人们的了解，不肯在他生前付印。
我把这两个诗人反复作了比较，最后我要指出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会使人感到惊奇。歌德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参加过干涉法国革命的普奥联军，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公侯贵族们交往，他的诗却很少谈到政治，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为他不写政治诗辩解，并为有才华的诗人写政治诗而惋惜。与此相反，杜甫的政治生活非常短促，经常与田夫野老相处，但是他满怀热情地关心政治，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忧外患，社会上的各种动向，几乎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反映。
二 诗与政治
杜甫诗被称为"诗史"，实际上是广义的政治诗。歌德在他逝世前几天与爱克曼的谈话里说，他不同意当时某些文人提出的"政治就是诗"的主张。他说："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褊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并且说，政治的题目"没有诗意"①。在这以前两年，他还说："政治诗只应看作当时某种社会情况的产物，这种社会情况随时消逝，政治诗在题材方面的价值也就随之消逝。"②这两段话只是片面地看到一种现象：一个诗人如果有政治偏见，诗的内容不能代表人民的心愿，而诗的艺术又很平庸，那么，他的作品是会随着时间消逝的。杜甫的政治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政治思想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诗歌并没有随着他所处的社会情况的消逝而消逝，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名篇放射着灿烂的光辉。那些名篇之所以能够这样久远地发挥作用，分析起来，原因不只一端，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却又是从反对政治诗的歌德的口中说出。
贝朗瑞是法国著名的政治诗人。歌德钦佩他的为人，称赞他的作品，并不因为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诗而贬低他的成就。他说："我一般不爱好所谓政治诗，......不过贝朗瑞的政治诗我却很欣赏。他那里没有什么空中楼阁，没有纯粹出自虚构或想像的旨趣，他从来不无的放矢，他的主题总是十分明确而且有重要意义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活动和人民的内心活动总是一致的"。"所以他这位诗人是作为发出民族声音的喉舌而被倾听的"③。杜甫的政治诗和贝朗瑞的政治诗没有什么共同之点，但是这些对贝朗瑞的评语用于杜甫也是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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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歌德谈话录》，258-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0。&
② 见《歌德谈话录》，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0。& &
③ 见《歌德谈话录》，210一2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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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和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础。《诗经》里除了一般歌咏爱情、抒发个人感情的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诗，这些诗反映劳动人民的征役之苦，讽喻统治阶级的残酷与昏庸，在描绘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的同时控诉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至于《楚辞》，它的作者则以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与极为丰富的想像，用生动感人的诗句对政府中和社会上的恶势力进行斗争。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禽兽虫鱼、花草树木，对诗人们起比喻和象征的作用。与西方的古代诗歌相比，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成分是比较少的。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和《楚辞》的传统，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精神几乎贯串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他还把国运民情、个人感触与自然的景色交融在一起，更增强感人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在后边还要谈到。
他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内容，开扩了中国诗歌的领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诗歌的艺术水平，他的一些优秀的诗篇在千百年后还能使读者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和美感的教育。这些诗并不像歌德所说的"没有诗意"，而是很有诗意。
歌德虽然说他不爱好政治诗，但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也写过少量的政治诗，例如《威尼斯铭语》组诗中的几首，反对当时在德国受到进步人士普遍欢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他的诗集里暗淡无光，只说明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积极意义很不理解。被称为"市民牧歌"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也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不同情法国革命，但其中有几段叙述德国青年与人民对法国革命热烈拥护的情景，却又写得有声有色，这也可以说是歌德现实主义的描绘战胜了他在这首长诗里所要表达的主导思想。髓德在谈论政治诗时，也谈到作为一个德国诗人对于他的祖国应尽的职责。他说："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呢?还有此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①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歌德所主张的不是变革德国的政治现实，而是改造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在当时的德国进行法国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歌德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不断对宗教的偏见、虚伪的道德、陈腐的教育、主观唯心主义、庸俗文学中的幽灵和梦幻等进行斗争。针对这些现象，他与席勒合写锋利的《赠辞》，在《浮士德》里通过靡非斯托非勒斯和其他人物之口说出辛辣的讽刺。从这点看来，歌德还是启蒙运动的诗人，但是歌德最优秀的诗歌又证明他超越了启蒙运动的范畴。歌德接受了启蒙运动者崇尚理性、反对宗教迷信、提倡唯物主义的精神，却克服了当时把自然界、甚至社会上的事物看作是不变的、从来就如此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歌德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宇宙万物有扩张、有收缩、不断变化、永不停滞的辩证思想。他的辩证思想大大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内容。他的诗歌中以明确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体现这种辩证思想和生活智慧的部分，最使我们感到兴趣。这些诗比起那些锋利的《赠辞》和靡非斯托非勒斯口中辛辣的讽刺，我认为更能"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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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歌德谈话录》，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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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与自然
歌德的辩证思想主要是从对于自然的研究和观察中得来的。歌德早期很大的一部分诗都是歌咏自然的，他在狂飙突进时期写的自由体诗大都是对自然的赞颂，他接受斯宾诺萨的泛神论思想，认为神只存在于自然的实体中，人是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拥抱自然，在有限中追求无限，投入神的胸怀。与此同时，他迫切地要了解自然，他寄诗给他的朋友梅尔克说："看，自然是一本生动的书，还读不懂，并不是不能懂的。"在《艺术家的晚歌》里说："自然，我觉得认识你，那么我必须握住你。"这和l8世纪哲学界流行的、诗人哈勒尔之流所歌咏的只能知道自然的外壳，不能知道它的核心的不可知论①是迥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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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尔是德国18世纪诗人，他的诗句"没有人能够透入自然的内核，它示谁以外壳，谁蓼感到幸福"当时常被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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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到了魏玛以后，参加行政工作，克制狂飙突进时期热情奔放的精神，逐渐重视实际。他对于自然也就从热情的歌颂转入比较冷静的观察和研究。当时在欧洲是自然科学进一步从宗教迷信、蒙昧主义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里阔步前进的时代，歌德在这种情况的鼓舞下，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自然科学。他研究的方面很广泛，在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体解剖学、气象学、光学和颜色学等等领域他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在五十多年的岁月内，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少中断，而且兴趣与日俱增。他高度评价自然科学研究的意义，他晚年时对爱克曼说："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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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歌德谈话录》，l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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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研究自然科学范围很广，时间很长，自然界的干形万象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从中概括出普遍的规律。他认为，宇宙万物有扩张，有收缩，不断变化，永不停滞。他用这个规律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也引伸到用以观察人生，观察文学艺术。他在许多地方用生物界(包括人在内)的吸入与呼出、心肌的收缩与舒张和植物动物的蜕变阐述这个规律。他在《颜色学·讲述部分》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自然的生活，这是永久的收缩和舒张，永久的结合与分离，全世界的吸入与呼出，我们在这世界里生活着、交织着、存在着。"在同一著作里另一处还说："吸入是呼出的前提，反过来也是如此，每个心肌收缩都继之以它的舒张。这是生活的永久的公式......"他也把这种认识凝练成六行歌咏呼吸的诗，收在《西东合集》里，这首诗经常被人引用，来说明歌德的宇宙观。关于演变，歌德在《植物蜕变》和《动物蜕变》两首诗里说明，当前的植物和动物都是从它们的"原型"蜕化演变出来的。作者在诗中指出，每棵植物都在宣示永恒的规律，种子是紧密的收缩，花与叶是舒张，植物在收缩与舒张的轮替中发展；动物一切的肢体也都按照永恒的规律形成，最稀奇的形式也暗自保留着原型。
歌德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是他研究和观察自然的结果，但也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富有反抗精神，在有限中寻求无限，蔑视庸俗的社会，歌颂崇高的理想，《普罗米修斯》等诗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到了魏玛以后，环境不同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在他接触的现实中感到，狂飙突进运动所追求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于是断念、割舍、限制等动词不断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他在《伊尔梅瑙》诗中说："谁致力于领导好别人，就必须有许多的放弃。"这两种生活态度，前者是扩张，后者是收缩，收缩到一定限度时又需要扩张，歌德在二者之间经常感到矛盾，他的一生是在限制和要冲不可抗拒的渴望，向往那最可贵的解释者，艺术。"①这句话可以解释为，艺术最适宜于揭示自然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反映收缩与扩张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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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格言与盛想》(Maximen und Reflex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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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德许多优秀的抒情诗里，有的是歌咏爱情的幸福存在于痛苦与快乐的结合，两个爱人的关系像是银杏树叶那样既是一分为二，也是合二而一；有的说，在限制中才显出能手，只有法则能给人以自由；有的说，自然中一切的个体都在消逝都在转变，而艺术的形象能保持恒久，自然的规律却不改变；著名的《幸运的渴望》一诗用飞蛾扑火的比喻表达人是怎样不满足于幸福的阴凉，追求光明的火焰，在火焰中死亡，从而说出"死和变"的真理；《奥秘的古语》运用埃及神话传说，每个人一降生就有四个神灵代表着性灵、遭遇、爱情、强迫，陪伴他的一生，歌德对此在每个神灵的标题下都用一节八行诗给以阐述，但是最后他又增添一节，歌咏代表希望的神灵，要冲破限制而飞翔。至于《浮士德》这部悲剧，通过浮士德一生的矛盾和发展，通过浮士德与靡非斯托非勒斯的合作与斗争，通过浮士德与瓦格纳二人不同的道路，通过何蒙古鲁斯和哀弗利昂的陨灭......几乎无处不显示出自然界收缩与扩张的辩证关系。这个自然的辩证的规律把自然科学者的歌德和诗人的歌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诗歌的确起着像歌德自己所说的"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的作用，我们现在诵读，还是新鲜的。
杜甫不可能像歌德那样，系统地研究自然，从中取得规律，有意识地使这规律在作品中既是主导思想，也是表达方法。但是杜甫对于自然也作了无微不至、无广不及的观察。在细微方面，他看到田野问"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他形容夜里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在广阔的天地，他望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江水猛涨，他感到"大声催地转，高浪蹴天浮"(《江涨》)。对自然若没有精密的观察，这样的诗句是写不出来的；对自然若没有深切的感情，这样的诗句也是写不出来的。此外，他常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灌注在客观的对象里，使主观和客观，个人与自然，情与景得到统一。如他早年《望岳》诗中的"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把作者广阔的胸怀与锐敏的目光跟层云飞鸟融合在一起了。又如他晚年的诗句："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把重叠的山峦看成是自己的肺腑，山花山鸟都亲如友朋。这种情景交融是中国诗歌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杜甫更给以发展，他进一步把时事也融合在情与景的中间。例如杜甫困居在沦陷的长安，是他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他写出《春望》一诗，寥寥四十个字把时代的巨变、长安的春景、个人的处境都交融在一起，形成不能分割的整体。这首诗的前四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中有自然，有时事，也有个人，概括力这样强，三者密切结合，显示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真情。许多杜诗的评论者指出，杜甫的自然诗，除了常把个人情感、时事、景色互相交融以外，还善于用丽句写荒凉，用花木雨露的无私衬托个人的不幸，最能给人以美感的是，在他写贫病交加、感慨时事时，却把自然的景色写得十分壮丽，有的诗前半是雄浑浩大的自然，后半是灾难重重的时事，有的诗先是自己狭隘的处境，后是无限的"天地"与"乾坤"。杜甫在一首题画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咫尺应须论万里"(《题王宰画》)，世纪北宋政治家兼诗人王安石在《杜甫画像》诗中一开始就说："吾观少陵诗，力与元气侔"，一是杜甫的自白，一是王安石的评语，都说明了杜甫诗的特点。
当我起始谈到杜甫与自然的关系时，杜甫与歌德是没有共同之点的，但是写到这里，杜甫与歌德从不同的方向走来，又遇在一起了，那就是杜诗中也反映出收缩与扩张的规律。像前边引的诗句，"咫尺"是收缩，"万里"是扩张；杜诗中写的艰难困苦是收缩，"力与元气侔"是扩张。歌德在《西东合集》的《注释与论述》中谈到波斯的诗的艺术时说："它是在永久的舒张与收缩中；......它总是走向无边无际，可是立即又回到规定的范围。"杜甫的诗和波斯诗人的诗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这个评语也适用于杜甫。
杜甫、歌德、贝朗瑞、波斯诗人，他们彼此都没有关系，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各自创作内容不同、风格不同的诗篇，但我用歌德对于贝朗瑞和波斯诗人的评语来给杜甫作注解，并且认为适当，这并不是东拉西扯，勉强联系，而是要说明杜甫和歌德怎样对待诗和政治、诗和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诗无论怎样不同，究竟还有可以相通的地方。现在看来，歌德的自然规律、蜕变学说也不能说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杜甫的政治诗也不能说完全是"民族声音的喉舌"，但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写出的优秀的诗篇仍然能使我们得到启发，有所获益。现在无论在中国或是在欧洲，都不会有人按照杜甫的或是歌德的方式去从事创作，但是他们一生辛勤的努力值得学习，他们的艺术特点值得借鉴，他们给他们本民族和人类文化所做的贡献是值得钦佩的。
这篇文章是作者于l980年10月7日在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科学院每月学术例会上做的一次讲演。这里除去添了几条脚注外，没有任何改动。
* 本文于1988年收入《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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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斯特
维特之烦恼
哀格蒙特伯爵
斐迪南与露伊斯
威廉退尔歌德席勒手工鞋制作者，已自由文艺之心制鞋制造衣。打破束缚，传播文艺，哲思与自由，成了歌德席勒品牌的核心价值。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von ）德国作家、诗人。日生于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日卒于。其生平和创作可分5个时期。
学习年代和狂飙突进时期（） 1765年歌德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3年后因病回家。在莱比锡时期写出了具有洛可可风格的抒情诗和戏剧。1770年去继续读法律，翌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70年9月与赫尔德结识。在后者的影响下，他阅读荷马史诗、莎士比亚的剧本以及《莪相》等作品，并开始采集民歌。这时他写出优美的抒情诗《欢会与离别》、《五月之歌》、《野地上的小玫瑰》等，开创了德国抒情诗的新时代。1771年8月回到法兰克福，此后几年里除写了《普罗米修斯》等许多诗篇外，还创作了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这些作品成为狂飙突进运动最为丰硕的成果。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中的维特反对封建习俗，渴望真正的爱情，要求个性自由，并希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但他在鄙陋的环境、黑暗的现实中四处碰壁，不幸的爱情又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只好以死来求得解脱。作品以浓郁的诗意和强烈的感情表达了维特的痛苦、憧憬、他的多情善感和愤世嫉俗情绪，喊出了一代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合乎自然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这部小说发表后引起青年人的强烈共鸣，立即风靡欧洲，奠定了歌德在国际文坛的地位。
前期（） 1775年11月歌德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来到魏玛，担任国务参议员等许多职务，1782年获得贵族身分。他的职责有领导矿山开发、管理交通、领导军事到负责水利、掌管财政等等，此外还要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繁忙的公务，浮华的宫廷应酬和爱情的挫折，使他无法得到创作所需要的安静和时间。和狂飙突进时期相比，他这时期的诗歌趋于平稳，对自然和人生由热情的歌颂转变为深入的观察和探索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歌德的《漫游者夜歌》、《致月亮》等诗歌以及《魔王》、《渔夫》等叙事谣曲均作于这一时期。
意大利之行和法国大革命时期（） 歌德为了摆脱使他感到厌倦和苦闷的宫廷生活，于1786 年9 月3 日改名换姓，悄然去意大利旅行。意大利明媚的风光和完美的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使他陶醉。这期间他把《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诗体，完成了悲剧《埃格蒙特》。前者借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表达自己的古典人道主义理想。后者取材于16世纪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史实，把埃格蒙特塑造成一个受人民爱戴的英雄。
1788年6月歌德从意大利回到，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只担任剧院总监，兼管矿业。同年7月与假花厂女工克莉斯蒂安娜·武尔皮乌斯相爱并同居，1806年正式结婚。意大利之行使他的诗风起了很大变化。他不再通过骚动不安的情绪来表现自然的原始力和激动的呐喊，而是追求古代歌德故居希腊罗马艺术中体现的宁静、纯朴、和谐的美，以改造人的个性，实现古典人道主义理想，对诗歌形式也给予了更大关注。回后写的组诗《罗马哀歌》中出现的罗马少女福斯汀娜的形象同克莉斯蒂安娜的形象交织在一起，抒发感官享受，表明诗人身上正在觉醒的性爱要求。1789年完成了剧作《托夸多·塔索》。剧本通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在宫廷生活中的遭遇，表达了歌德自己在宫廷的苦闷和矛盾心情。剧中精明强干的大臣安东尼奥和多愁善感、才华横溢的诗人塔索正是歌德自己身上的两面。
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歌德不赞成暴力革命，曾写了一些嘲讽群众和革命的作品。1792年歌德随奥古斯特公爵参加普奥联军征法，翌年美因茨城响应法国革命，成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联军围攻法国军队占领的时，歌德又陪伴公爵参加了这次战役。30年后，在1822年完成的《随军征法记》和《围攻美因茨》中记述了这段经历。
和席勒合作时期（） 1794年7月底歌德与席勒结交，两人从此频繁交往，密切合作。他们的性格观点虽然不同，但互相取长补短，彼此都受益匪浅。直至1805年席勒逝世的10年，是歌德继狂飙突进时期后的第二个创作丰收期。除两人合作创作的《讽刺短诗》及许多叙事谣曲外，歌德还写了许多重要的哲理诗和表达文艺观点的诗，完成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长篇叙事诗《赫尔曼和窦绿苔》和《浮士德》第一部。这便是文学史上狭义的德国古典文学时期，又称古典文学时期。
晚年时期 日席勒的逝世对歌德是个巨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失去了“生命的一半”，创作受到很大影响。后来他重新振作起来，写出《十四行诗》，出版长篇小说《亲和力》。后者写4个男女由于两性间的吸引力的变化而重新组合的悲剧故事，诗人藉此来探讨自发情感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有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从1813年起歌德就研究阿拉伯、波斯的诗歌以及中国、印度的文学和哲学。1814年～1815年到德国南部旅行又使他恢复了青春，写了许多优美的诗篇，后又加以补充，共240首，形成了《西东合集》这部重要的诗集。它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一样，是诗人把西方和东方文化结合起来，融为一体的出色的努力。
1816年歌德的夫人逝世。这以后他潜心创作，完成了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从1777年开始写作到完成，历时50年 ，分为《学习时代》 和《漫游时代》两部分。主人公力求摆脱狭隘的环境，追求更高的理想，虽然走过迷途，但他不断自我克制，把握命运之舵，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反映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诗剧《浮士德》是他的代表作。写成时间历经60年。作品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主人公的一生经历了书斋生活的知识悲剧，和魔鬼靡非斯特订约后，在魔鬼的引导下又经历了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等阶段，从“小世界”到“大世界”，最后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得到满足，在悟出人生真谛的瞬间死去。这是一位一心摆脱狭隘环境、不断探索真理、追求崇高理想的巨人形象，他的一生反映了欧洲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300年文化发展的历程。
歌德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有所发明和发现。他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巨匠之一，恩格斯称他为“最伟大的德国人”，是文学领域里“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约翰·克·弗·席勒（）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他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席勒在青年时期，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写出了成名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确立了他的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和唤起民族觉醒的创作道路。 《强盗》反映了青年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在《强盗》第二版的扉页上，席勒写了“打倒暴纣者”的口号，并且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的话：“药不能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战斗热情极为强烈。恩格斯说这部剧作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
《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代表作，反映的是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剧中女主人公露伊斯的性格体现了当时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她所呼喊的“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就是人！”可以说是时代的心声。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以后差不多十年，席勒没有从事创作，他转向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他着眼于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他是把历史和当前德国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正是这样，他后来的几部历史剧都是接古喻今，对德国社会进行批判和控诉。在哲学上，席勒是康德的信徒。
他的美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他在自己的美学著作《美育通信》中，强调通过美的教育来改造社会，并且虚构了一个由美学原则统治的国家。但是当他接受歌德的帮助后，就离开了唯心主义哲学。
席勒在“古典主义”时期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实践他的美学理论。席勒后期写了《华伦斯坦》、《奥里昂的姑娘》和《威廉·退尔》等重要剧本。
《华伦斯坦》是以三十年代战争为题材的，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席勒在他身上反映了民族统一的要求，并指出了他失败的原因。
《奥里昂的姑娘》 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女英雄贞德的斗争事迹。 她使法国转败为胜，免于亡国之辱。
《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瑞士的英雄传说，表现了反对封建暴君、争取自由的要求。这三个剧本的主题意义都在于呼唤民族意识，号召民族统一。这是当时德国的时代要求。难能可贵的是，剧中还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力量。这表明席勒的现实主义精神有所增长。不过，由于世界观的局限和严重脱离社会斗争实际，席勒的创作往往从概念和理想出发，因而形成“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席勒”的缺陷。《堂·卡洛斯》是带有这种缺陷的典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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