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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县政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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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秦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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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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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司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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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府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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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榆次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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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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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南皮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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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靖远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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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巩昌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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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卫知州
┃广西阳朔县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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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休宁县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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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门乡黄畔村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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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乡曹村
国民党县参议会参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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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乡大王村
―1951 ┃旧省立一中毕业
┃国民党县、长武县党部书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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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镇太厢村
┃1906 ―1964 ┃
永寿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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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镇里村
┃旧西北大学毕业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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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高乡甘池村
┃旧省立师范毕业
国民党国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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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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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高乡胡同村
三原县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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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南街
1923.10 ┃
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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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玉子乡白家宫村
长武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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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高乡龙马村
枸邑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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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关镇万人村
┃西安市教委副主任(副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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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玉子乡罗店村
庆阳地委政法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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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乡田家村
兴平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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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乡永乐村
195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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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秦人
彬县地方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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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合作电话：[转载]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03
九·一三前后的军委总政治部（罗版）
编著灵犀一指
&&&&&&&&&&&&&&&&黄志勇出任总政副主任
读书八年的黄志勇算是文武兼备，曾经担任东野十三兵团参谋长，在湖南担任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在“文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搞夺权，尤其是对军队中的问题负有重要责任。1971年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未当选中共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1984年12月被撤消党内外职务。
徐帅在回忆录中曾指名道姓地“骂”过黄志勇，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感觉到徐帅如此愤怒！对待徐帅的政治待遇上猖狂得很，拼命压低老帅的待遇。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帅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
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泽东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
“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
徐向前回忆：
我被编入全会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组织指挥。林彪的得力干将邱会作也编在这个组，充当急先锋。还有个黄志勇，够卖力气的。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帐。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他还不伦不类，抬出江青和我对比，肉麻地吹捧她。黄志勇在延安整风中，就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象害了场大病似的。
黄志勇1965年8月由工程兵政治委员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
1967年3月6日，装甲兵成立“斗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组长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以善搞逼供信闻名，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整人专家”。1969年6月3日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1969年10月10日，林彪提名装甲兵政委黄志勇、田维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969年10月24日，黄志勇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1日,总政恢复办公。
&1970年10月政治部文艺单位即军乐团、文工团、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校等单位，由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中将领队，野营拉练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当时住于狼牙山下的北河北村，请了当时五壮士的连长给我们作报告)。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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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维新担任总政副主任
田维新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在乡下教小学。田维新7岁读私塾，12岁考入铜城高级小学，14岁考入东阿县立师范讲习所，半年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在开国将军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1931年田维新在学校参加组织了赴南京向政府情愿活动。1932年参加组织了“五一”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回乡下教书。1933年考入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抗日战争爆发时，田维新投笔从戎，经张霖之介绍参加了鲁西北地区抗日部队范筑先部，任上尉军需，负责征筹粮款。1938年任少校军需。1939年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7年，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军队领导机关开始成为造反派冲击的目标。军队领导干部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沈阳地区的造反派贴出了“打倒东北的陈再道”的口号，并抄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家。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陈锡联接到北京。曾绍山政委因重病住进了野战医院。田维新以军区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军区文革工作。
　　造反派见沈阳军区主官走了，便组织队伍包围了军区机关大楼。军区机关有的干部主张调部队强行突破包围圈。田维新认为这样做容易酿成武装冲突，会授人以口实。他主张进行必要的准备，对机要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后，组织宣传队，敞开大门向造反派进行宣传说理，说服造反派撤走包围圈，让军区机关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敞开大门后，田维新带头向造反派作宣传说服教育工作。他对造反派说：“称们是造反派，我们也是造反派；你们是徒手的造反派，我们是拿枪的造反派；你们是新造反派，我们是老造反派；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开始造反了。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现在你们造反，要造谁的反？你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造谁的反！’我们老造反派跟随毛主席造反多年，最赞成这句口号。不过你们要有证据。只要你们拿出证据，证明谁在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与你们一起造他的反。如果你们没有证据，那可不能乱造一气。军区现在执行战备任务，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如果因为你们的包围而造成军区指挥机关贻误战机，这种后果你们肯定不想见到吧？”
　　田维新还动员军区机关各部部长、副部长亲自向造反派做宣传说服工作，终于消除了对立，撤走了包围圈，军区机关恢复了正常。
　　沈阳军区把这一做法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看后很赞赏，说：“看来还是得见群众，从沈阳的情况看，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毛泽东问周思来：“谁在沈阳军区主持文革工作？”周恩来回答不知道”。又问陈锡联，陈回答说：“田维新。”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沈阳军区有个田维新。1969
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纪念，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对外称带队人。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
10月12日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田维新对他说：您别开玩笑了，您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
对方回答：“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您别开玩笑了。”田维新一点不相信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他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说实在的，在那种微妙的年代里，田维新自己很不愿意到总部机关工作，尤其是被正当权的林彪彻底“砸烂”的总政治部。但是，正当他准备返回沈阳时，却被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召见了。“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田维新来到办事组时，另一位同时任命的副主任黄志勇已经在先了。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坐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田维新在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吴、李以及黄志勇。田黄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邱会作打趣说：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田维新还想找个借口溜回沈阳，他对邱会作说：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给我要陈胖子，”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命令办公室主任接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
林彪一伙在“文革”初期砸烂总政治部后，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的工作。现在任命了两位副主任，打算重组总政机关工作。田维新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走马上任。
作为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批件，竟是让他们两位副主任确定李德生是当总政第一副主任还是主任。田维新正是从这一奇怪的批件中觉察到其中的不正常之处。总政治部重组工作开始后，急需解决的是确定一位主任。毛泽东有意让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李德生在安徽的支左工作和对地方事件的处理方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却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建议12
军军长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或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批了两个字：同意。黄永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料难题又要由他自己来解决，你提了两个方案，毛泽东同意了，你看着办吧。黄永胜又耍了个小聪明，他在报告上批示：“清黄、田两位办。”企图把责任推给新上任的两位副主任。
　　接到上任后的第一份批件，黄志勇和田维新可慎重了。凭多年的工作经验，田维新从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批示中，看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几个人和毛泽东之间在干部人选上有不一致之处。但是，自己刚到总政治部工作，情况很不熟悉，不能贸然行事。他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1969
日，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正式下达。12
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李德生到任后也进入了军委办事组。总政开始办公后，怪事仍然不断。1971
年夏，李德生去东欧访问期间，总政的另一个副主任拿着一张条子来找田维新说：‘田副主任，黄总长给我一个条，你看一下。”田维新接过条子一看，是海军一个干部写的，条子说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蒋润观“不是咱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当保卫部长”。怎么样，换一个吧。”等田维新看完条子，那位副主任便叮了一句。
　　“说蒋润观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什么证据吗？”田维新不打算轻易表态。黄总长给的条子，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马上换人。”那位副主任紧逼了一句。黄永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林彪手下的第一红人，炙手可热，抬出黄永胜这块牌子，是可以吓一吓人的。生任出访了，等他回来再说吧。”田维新也抬出一个过硬的理由。主任不在家，副主任哪能随便处理二级部的主要干部问题。这一下对方没词了。李德生回来后，对方不再提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蒋润观却因此上了一道政治保险杠。“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提出蒋润观是林彪线上的人，应予以停职审查，田维新把上面发生的那一件事一说，蒋润观与林彪集团的关系便得到了洗脱，他仍然当他的保卫部部长。
1970年12月26日，总政治部各二级部成立并开始办公。
总政办公室秘书长王迪康，副秘书长肖麦萍（1972年9月底任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华楠（1972年10月增补）；
组织部部长李宝奇、梁济民（21军政委1972年6月调任），副部长孙子斌、陈占楼（1972年11月增补）、刘安元（1973年11月增补）；
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1972年1月免职）、朱光、刘智民（1972年10月增补）、陈光兴（1972年10月增补）；
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沈辰（1972年5月增补）、宋英奇（1973年3月增补）、蔡啸（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73年11月增补）；
宣传部部长（缺），副部长栗光祥（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刘永寿、翟呜武；
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徐海涛（1972年10月增补）。
直属政治部改为总政直属政治处，归总政办公室领导，主任李平。
联络部、文化部、青年部1969年11月28日撤销。
秘书长王迪康
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迪康1969年12月担任总政秘书长，一直到1981年3月才由栗光祥接任。
1938年，在其叔父王毅然带领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4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后到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1953年7月27日，王迪康参加了交战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第二天，成立了由双方三名委员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王迪康是中朝方面三位委员之—，他又组织领导并胜利完成了直接遣返的交换工作。遣俘工作结束后，王迪康于1954年初回国，历任军委军衔奖励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在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1972年初，陈毅元帅逝世，王迪康参加了治丧工作。刘岩几十年后回忆：
1972年1月7日晨，总政治部的班车刚开进旃檀寺办公楼，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领导同志叫去交待任务：立即去干部档案室借出陈毅同志的档案，在办公大楼门前等候王迪康秘书长，然后随他前往三座门军委办公地　执行任务。
　　上午8点多钟，参加会议的人员在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集合完毕，由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向大家传达开会内容。他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月6日　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个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陈毅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会议把执笔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文字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领导同志，请求他们讲点精神，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治丧小组成员　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道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秘书长大概看到我有点为难的样子，便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
　　周总理指示的“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的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如何体现“略高于”的精神，还必须另找一个高于李天佑的“参照物”。1955年授衔时，李天佑是上将军衔，陈老总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两人无论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我考虑应当把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作为第二个“参照物”。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3名，其中林彪、贺龙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元帅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迪康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参阅。
　　最让我感到困难的是篇幅的把握。按照我的理解，悼词篇幅的长短应是规格的体现，陈老总的悼词到底写多大篇幅才符合“规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这一点费的周折比较多，翻来覆去的几次修改，主要是在字数的计算上作考虑。1970年10月5日《解放军报》刊登吴法宪为李天佑所致悼词的内容共246个字，我想“略高于”这个字数，比如说多写50％，也只能写370个字。我设想写的根本容纳不下，但超过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则，斟酌再三的结果，决定按李天佑悼词报载字数的两倍左右来写。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尽量简化经历部分，以便将节省的文字用于书写评价。初稿中简历只用157个字，占全篇幅的27.7％罗帅悼词中的简历部分占全篇的39％、李天佑占37％　。下午初稿写出后，交给王秘书长审示，他口头上提了几点属于文字方面的意见，没有对实质性的问题提出异议，也没有动手在稿子上修改。我按王秘书长的意见改动抄正后，他交给在场的其他两位领导同志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同志代军委草拟的向中央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治丧小组通过，然后《请示》进行打印，悼词未打印，由李德生同志签名上报。在我手抄的悼词稿上写“叶副主席：为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草拟的悼词，请审阅修改”。在《请示》打印稿上写“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叶剑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时二十分”签名“呈总理阅示”。至此，我起草悼词的任务即告完成。但总政治部还需要出两个同志参加下一步的治丧工作，我算一个，再通知秘书处卢秘书来参加。这样，我便留下继续参加陈老总的治丧活动，一直到全部工作结束。
还有文章回忆到起草陈毅的悼词也提到王迪康：
听完布置我才注意到，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以外，具体工作人员还有新华社三位同志，军委办公厅两位同志，总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会上经过分工，执笔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这样开始参与了陈毅同志悼词的起草和治丧工作。
魏伯亭出任干部部长
1969年12月，二十六军政委魏伯亭担任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出任总政干部部部长后，26军政委出缺长达1年，直到1971年1月才由原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陈瑛继任。魏伯亭一度出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全军干部工作。
1972年7月10日，廖汉生被告知要回北京。廖自己猜测是要接受更大的批斗。他被押着来到石家庄火车站。列车开动后，看守班的战士没有上车，只有专案组的两个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连上厕所也要跟着。进入京西宾馆，在宾馆大楼前停下来。门口有总政治部的一位干事等在那里，问清楚情况后，把廖汉生带到二楼西头的一个大套间里，转身走了出去。过了大概一两分钟，那位干事进来对廖说：“李主任要你去。”这次，专案组的人没有跟着，只有廖一个人在那位干事的带领下来到另外一个房间。李主任就是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廖汉生原先并不认识他。李德生代表总政治部谈话，告诉廖汉生：“第一条，毛主席说的，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条，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李德生又问：“五七一，你知道不知道？”廖汉生回答：“我不知道什么五七一。”李德生告诉他：“五七一，就是林彪搞的那个‘武装起义’计划。”接着，李德生给他简要地讲了一下林彪的情况：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以及怎么摔死的。李德生讲的情况证实了廖汉生过去的猜测，林彪这个家伙果然出事了。随后，他向李德生讲了孩子们都被赶下乡的情况。李德生告诉他：“孩子们现在还不能回来，这是一项大政策。”谈完之后，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送廖汉生回到二楼西头的大套间。在那里，魏伯亭当着他的面对北京军区专案组的两个人说：“你们回去吧，他已经解除监护，今后就由总政负责管理。”专案组的人领了手续就走了，魏伯亭也走了，大套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1973年初的一天，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说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总理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事后，田维新感动地说：“这是周总理关心爱护干部的细微周到之处。尤其是刚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时候。”当时，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两人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位置上，因1967年的所谓“七二0事件”，被林彪、江青等诬陷为“搞兵变”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周恩来对田维新和魏伯亭说：“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没有什么错误，如果说他们有过错误的话，那是他们支持了一派没有支持另一派，经过主席和我与他们谈话，他们支持两派了，后来反对陈、钟的风波是王力他们挑动起来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
1973年3月6日，梁兴初、陈仁麒接通知来到总政。李德生（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魏伯亭（总政干部部长）、蒋云观（保卫部长）共同与其谈话。他们说中央决定二人下放到工厂“劳动锻炼”，并继续接受审查。梁兴初到山西太原，陈仁麒到甘肃兰州。
刘岩回忆：
1973年3月，我随总政治部赴昆明军区工作组组长、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到三座门会议楼一层会议室汇报工作。魏伯亭带着打印的《汇报提纲》准备汇报时，张春桥忽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夹起皮包，用食指指着魏伯亭手里的《汇报提纲》，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马上就走！”张春桥的拙劣表演，使与会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叶剑英出面圆场说：“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问题说吧，一些具体数字我们看材料好了。”魏伯亭是从全军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中选拔到总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经验丰富，思路清晰，经过各级政治主官岗位的锻炼，口才不错，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情况，不用稿子也可以讲清楚。但是，他这次带工作组去昆明军区，周恩来和李先念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顺便调查一下贵州的“抓革命促生产”情况（贵州省在昆明军区管辖范围内），重点是了解贵阳钢铁厂的生产恢复情况。总政工作组从昆明转到贵阳后，除了对贵州省军区系统的“批林整风”运动进展情况进行调研外，魏伯亭还带一部分人在贵阳调查，并派出一个小组到遵义地区调查了解“支左”部队在地方“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这对工作组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搜集的很多资料，特别是一些具体数据，凭脑子很难记清楚，所以我们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叶剑英指示后，魏伯亭把《汇报提纲》丢在一旁，开始汇报。坐在后排的我一面听着汇报，一面看着《汇报提纲》，发现他汇报的内容与原来准备的材料基本上一致。汇报中间，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话询问一些情况，张春桥则一言不发。
郭玉峰回忆：
1973年春天，毛主席批示：举办中央读书班。读书班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我和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同志负责，由中组部和总政各抽三人负责生活、组织学习、出简报等行政管理工作，辅导员由中央党校选派。主要训练“九大”选出来的年青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批委员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选出的，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也没有上层工作经验。为了培养这批年青干部（也有年龄大的如陈永贵同志），中央决定办短期读书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上层领导工作能力。
学习内容和方法：学毛选五卷（当时还未定稿，先叫他们学习）和马列主义六本书。学习要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边读书学习，边参加一些部委的工作活动，参加会议等。以自学为主，辅导员适当地作些辅导。对毛选五卷要求通读一遍，然后重点读。每期读书占50％的时间，另50％的时间参加中央、国务院一些部、委（第二、三、四期中军队学员参加军委，总参，总政、军兵种）的工作和运动（批林批孔）。参加会议只听不表态、不发言。对工作只是看、听、学，不发表意见。看别人如何工作，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如果有什么意见，可由小组写出报告材料直报中央，不送我。学习结束时，每人写一篇心得。
读书班第一期主要是地方的二十几名工、农中委和候补中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第二、三、四期增加军队的年青中委、候补中委。第三、四期还增加了地方和军队的几位老同志。有云南省委书记郭超、陕西省白志民，还有程子华等同志；军队有王建安、陈再道、任思忠等同志。学习中任思忠给中央写了一份他与林彪、黄永胜问题有牵连的事的检讨，在小组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
程子华在读书班对我讲：读书班办的很好，我们既学习了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又学习工作、锻炼了身体，真像抗大一样。
每期读书班的学习计划、小结、简报都送政治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主席阅。开学和结业时，政治局领导都接见并讲话。第一期是周总理，对每个学员都点名询问，并作指示。第二期开学是李德生、王洪文。第三期是是叶剑英、纪登奎同志。最后一期是邓小平同志，在人大会堂福建厅讲课并作指示。
1974年1月14日,魏伯亭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大军区副职领导。
华楠在总政三十余年
华楠原名孙宝楠，烟台一中读书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
华楠于1950年7月奉命调到总政工作，担任《八一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1960年12月，华楠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兼主任办公室主任。1961年10月，他又被委以《解放军报》总编辑、党委书记的重任，那年，他刚好40岁。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楠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交替打击，险些被整垮。他被林彪等人扣上“罗瑞卿反党集团分子”、“三反分子”、“走资派”等罪名，遭受批斗、关押、监督劳动。
1972年底，华楠重新工作，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按部长待遇）。1973年底，继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党委书记。
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曾当面指示他对“四人帮”要“顶得住”。
1976年1月，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召见他，要他掌管好军报，同"四人帮"的阴谋作斗争。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又多次被"四人帮"点名，受到迫害和错误批判。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华楠继续担任《解放军报》社长、党委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之一（当时中央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耿飚为主要负责人）。华楠曾组织《解放军报》批判白桦和《苦恋》。事前，他曾用电话向王任重做过汇报。
1980年1月，华楠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十二大之前，中央有个“思想领导小组”，由胡乔木、王任重、周扬、于光远、朱穆之、华楠、邓立群组成。
1985年离职。
自1950年调总政工作以来，他先后为军委、总部领导机关和党政军领导人起草了大量文件、讲话和重要文章。
组织部部长李宝奇
李宝奇，原为血战上甘岭的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这个师原来是隶属于第十一军，由八路军三八五旅组建，入朝作战调入十二军建制，在副军长李德生指挥下负责上甘岭第二阶段的战斗。李宝奇后来升任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算得上军长李德生的老部下。
1967年11月21日，军委决定由李宝奇[南京军区陆军第12军政治部主任]、刘锦平[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王宝功[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等人组成中央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治部领导。
1969年12月李宝奇任总政组织部部长，孙子斌担任组织部副部长，1972年5月李宝奇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由二十一军政委梁济民继任组织部长。
1972年10月，孙子斌调走，陈占楼、刘安元担任组织部副部长。
李宝奇1975年10月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上海市委常委，和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工作。
丁盛回忆获罪之夜涉及到李宝奇：
1976年8月，经中央军委批准，8、9月南京军区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7月30日，我离开南京，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8月8日我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接我到上海，问我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21时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张秘书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重视。陈秘书说丁司令员劳累要休息，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丁司令员打好。于是我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说市委来电话，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来。22时左右，他们来了，一见面，我寒暄这么晚了，还来看我。他们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海岛来，并讲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入侵者若想走日本鬼子的老路，肯定要失败。而长江口以北、以东我没有去过，但听说是水网地区，没有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我还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马天水一口答应，不成问题。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我问：你们很忙吧？马天水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7月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我说：是一致的。马天水问：60军政委魏金山怎么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说：他有病住院了。马天水说：上海警备区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他来的。马天水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马天水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上海警备区另一个政委刘耀宗不一样，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刘耀宗哪儿去了？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马天水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马天水指着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我表示感谢。
总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李平
王克卿在回忆录里谈到的李平，原来是第31军副政治委员，1969年12月任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兼任空军机关工作组组长。1972年5月任总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林彪事件后，如何对待林豆豆，一时成了难题，周总理提出：把豆豆交给总政管吧。但是作为全军专案的总负责人李德生却连连推托：“我要出国。”周总理说：“那我管。”周恩来把主管空军运动的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找来，同时来的有两名空军女干部，其中一个是当时的民航局副政委，第一代女飞行员诸惠芬，她是林豆豆专案组长，一切事情都由她向谢静宜报告。
当时空军机关的清查工作和学习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直接领导，机关工作组组长是原总政直属政治部主任李平，工作组成员李珉直接掌握报社的学习。《空军报》因有错误停刊，报社成立了一个陪同林豆豆学习的小组，成员有后来任空军报社社长的金为华、张炳根，有各处处长和编辑徐臣、龚克平、石玉增、谭先德等人。当时规定了几条：一是不许追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问题，不问也不许打听。她写的材料密封，直接上送中央政治局和周总理。二是学习情况由李平单独整理成简报上送中央和总政，每期印７份，由金为华执笔，经李珉报、李平审核完稿上报。前后共写了５９期。三是真诚帮助她提高认识，保证她的安全。
总政工作组李平在报社作了动员，说：“过去她是仙女，你们夹道欢迎。现在不是仙女，你们也要欢迎。”李珉说：“她是起义的，起义说明她也是有错误的。”
沈辰二进总政联络部
李家田又名沈辰，无极县东侯坊村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顾问。1934年至1936年，在本村初小、西南汪高小5班读书。高小毕业后，1936年，考入易县农业中学未去，同年又考入石家庄工业职业学校。七·七事变以后回村务农。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分区教导科党训班学习，后在县游击大队工作，任大队支部书记，县委巡视员，统计干事、组织干事、分总支书，政委。1941年，任冀中军区二纵队独立三营政委。同年调延安学习，并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巡视团巡视员，北平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晋察冀军区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1946年，任华北野战军二纵队（后改67军）政治部秘书。1950年，任67军炮兵团政委，67军200师政治部副主任。
1953年，调入总政，任总政联络部处长。1958年，到政治学院学习，后任对敌宣传处处长。1965年，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1970年，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1972年，任总政群众工作部、总政联络部副部长兼广州联络局局长。1982年，任总政联络部顾问(正军职)。1987年8月离休。1955年6月，被授予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李德生亲调宋英奇
中央军委决定从部队调一些干部恢复总政日常工作。12军军长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主任，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为副主任，从每个大军区调一位部长或副部长，每一个军调一个处长或副处长，及干事。后来李德生发现新疆军区没来部长，就把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宋英奇调来群工部任副部长，一直到1982年8月担任部长，1989年6月离休。
1975年8月9日，驻马店地区党委向党中央发出特急电报：300多万人被洪水包围，困在房顶、树上已有两三天，万分危急！当天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立即组成中央慰问团，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农林部部长沙风，解放军总后勤部
卫生部副部长丁志辉，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据时任总政群工部副部长的宋英奇回忆：“8月10日晚上，我正在北京小西天看戏，突然总政副主任田维新来电话，说河南发水灾，总政派你参加中央慰问团。当时，北京只下了点小雨，我也不太了解情况，戏也不看了，赶快回家准备。”
宋英奇写的《李德生回忆录读后感》：“大别山麓牧牛童，华夏长空烁将星。四负重伤坚斗志，三经草地显忠诚。斩关夺隘肃狂寇，历险顶风斗骨精。漏夜卒读回忆录，铮铮铁汉月光明。”
梁济民到总政
196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陕西的二十一军副军长刘江亭突然接到命令：即到京参加总政军管工作。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北京派来的一架小型飞机已抵西安接他。匆忙之中，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即上了飞机。到北京后，刘江亭才看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三家联合发布的对总政实行军管的红头文件。事隔多年，刘还记得其大意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为副组长。命令是10月18日下达的。
由于刘江亭曾在黄永胜手下工作过，人们很自然将刘到总政与当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联系起来。刘断然否认道：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中央要兰州军区派一位副军级干部去总政，本来是要梁济民去（时为陆军第二十一军副政委），经二十一军军长胡炜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商量，换为刘江亭，此过程与黄永胜无关。
总政领导层被抓的人，都是中央碰头会批准的，军管小组到总政后一个人也没抓，其实能抓的早就抓走了。军管以后，总政二级部正副职以上干部的专案，都是海军管的。李德生本来在军委办事组分管总政，他1969年到总政并没有管军管这一摊事，军管与重新组建总政是两条线。
1972年6月，已经担任二十一军政委的梁济民进京，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接替调任上海警备区政委的李宝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一军军长胡炜也于1974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
1975年7月，梁济民调任总政干部部部长，总政干部部副部长张伯祥调任组织部长。
文革后，这几位出自二十一军的将军都受到审查。二十一军的江修惠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在全党全军开展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运动。在京的胡（前21军长、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施（1965年5月任21军政委、公安部副部长施义之）、梁（前21军政委、总政中组部长梁济民）等老首长，由于工作职务的关系，自然都在清查之列。而且还听到各种传闻，说他们的问题很严重。于是，与他们几位有交往的某些人，面孔就变了。平时关系越近乎的人变得越快。这个“变脸大表演”集中表现在为清查而召开的二十一军党委扩大会议上。”
1973年10月胡炜奉命到总参帮助工作，翌年11月，任副总参谋长。胡炜被任命为副总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后，具体负责秘书、综合研究、保密档案和首长警卫工作，协调各部门关系，办理军委和总参会议决定的有关事宜。胡炜能力颇强，工作是胜任的。惟粉碎“四人帮”后被疑为与“四人帮”有关系，于1977年2月被免职。后问题得以澄清，至1984年方办理离休手续，恢复了原职务待遇。
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批复，开除施义之47年党籍、军籍，每月生活费150元。1995年10月28日，施义之到怀柔参加21军老战友聚会，29日因腹部血管瘤破裂逝世。陈枫报告公安部及有关部门，都不管，胡炜等老战友决定民办。11月11日上午举行告别仪式，陆军第21集团军、北京军区政治部第二干休所协助。华国锋秘书打电话转达华国锋哀悼。施义之老领导谭友林、孔石泉，邓子恢夫人陈兰，滕海清夫人王彬，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王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政委傅崇碧，施义之老战友胡炜、梁济民、刘光甫、李宣化、沙风等400多人参加告别仪式。
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部长梁济民同志，因病于2010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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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旃檀寺办公大楼
1969年11月1日，总政治部正式在旃檀寺大院总政办公大楼开始办公。12月26日，总政的所有二级部都正式办公。
从北海后门往西一站路南，有一个警备森严的大门，门牌是旃檀寺甲一号。里面就是国防部三总部大楼。那是北京五十年代中期梁思成设计的建筑风格，绿琉璃瓦伞型宫殿顶。那一批建筑有，友谊宾馆，三里河国家经委，一机部，北兵马司老交通部，安定门外老对外经济联络部，和景山后街总参宿舍。
旃檀寺原名弘仁寺，康熙五年（1666）在明朝清馥殿旧基改建。“寺前树二坊，东曰广恩敷化，西曰普度能仁。入寺数武，白石方池，上跨三梁，绿荷出水，朱鱼吹藻。其西作龙首，自墙外汲太液水贯注之。池北天王殿，殿东西分峙两楼以悬钟鼓。再进为慈仁宝殿，左曰弼教，右曰翊化。又进为大雄宝殿，左曰觉德，右曰普慧。”供养旃檀佛像于寺之正殿，寺于是以此像为名。旃檀佛像据说雕刻于元，相传为旃檀香木，其色近于沉碧，明万历中“慈圣太后始傅以金”。在北京的佛像中，名气很大，记载颇多。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乱，寺毁于八国联军，旃檀佛像亦不知去向。清末，寺址成为禁卫军营地，民国后又作为模范团驻地。旃檀寺虽然被毁，可是旃檀寺这个地名可留下来了。如今再提旃檀寺就意味着提国防部，提总政总参三总部大院了。
中央军委迁入三座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防科委迁入旃檀寺。1955年，彭德怀决定在此建国防部，其实就是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各建一座楼。因旃檀寺面积不够大，又拆了教场胡同一大部分，原旃檀寺大街改为爱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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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黄寺大院
20世纪50年代初，总政治部还没有统一的办公大楼和集中住宿的地方，那时是以部为单位，分散在市内“各自为战”。一个部就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和伙食单位，办公和住宿都在一个大四合院的平房里，各自管理自己的一摊，互不发生关系。当时总政领导和秘书处办公在前门西皮市。总政组织部在阜成门里丁章胡同，总政宣传部在东城区内务部街，总政联络部在东四四条，总政文化部1950年5月成立后，办公地点在和平门里北新华街东绒线胡同45号，另外一部分办公地址在前门外廊坊头条以及和平门里什家户。工作人员分散住在附近的绒线胡同，法宪胡同，双栅栏，新、旧廉子胡同、西河沿、什家户等胡同里。
1957年4月，为精简机构，中央军委决定总政文化部与总政宣传部合并，撤销总政文化部。原文化部干部的行政生活管理、后勤供应等都归了宣传部。为了便于管理，文化部原住在绒线胡同和附近的大部分干部搬到了内务部街5号宣传部的宿舍大院。
四年以后，由于形式的变化，1961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重新建立文化部。宣传部、文化部分开以后，文化部又成了一个独立的伙食单位，干部的行政生活、后勤供应要由文化部单独管理，再与宣传部的干部混住在一起，在管理上有很多不便，因此文化部急需一个生活基地。当时总政治部在城里已经没有合适的地方拨给文化部干部居住。此时，在安定门外黄寺地区有一大片空地，早年是北洋军阀驻军的兵营，北平解放后是华北军区炮兵的驻地。军区炮兵搬走以后由总政接管了这片地。
1960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后一时还没有校址，于是总政决定利用黄寺这块地方建军艺校舍。1962年刚盖好一栋宿舍楼，恰在这时罗瑞卿总长将西直门外魏公村原空军气象学校的校址批给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有了现成的校舍便放弃了在黄寺建校的打算，已经盖好的一栋宿舍楼也不要了。总政就把这栋楼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建立之初干部比较少，除了部领导和电影处一部分同志以及一些散户外，基本上够住，于是1962年，文化部绝大多数干部，包括住在内务部街宣传部宿舍大院的，正式入住黄寺宿舍楼。这是一栋红砖砌起来的四层楼，分三个门，左右两个门是单元房，每层对面各一套三居室，有厨房、卫生间；中间一层是穿堂门，前后都可以出入，中间楼梯可以上楼，一层是面对面的两个大单元房，二楼至四楼是筒子楼，楼梯两侧各有朝南的房子三间，朝北的房子两间，公用水房、厕所各一间，中间是走廊，每层还有公共厨房和阳台。房子的分配是，两边单元房分给团以上干部(校官)，中间一层两个大单元分给了两位多子女的处长(师职)，二、三、四层筒子楼分给营以下干部(尉官)，结婚有孩子的分一南一北两间，没有孩子或单身的分一间朝南的。
刚入住黄寺的时候环境很是荒凉，院子范围很大，很空旷，没有围墙，楼的四周满是庄稼地，等于是在庄稼地里孤零零“长出”一座楼。楼前面是一条小马路，很窄，东头要走很长一段路通到安定门外大街，西头走不远通到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马路两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屋建筑，老百姓住家也很少。唯一的一个单位是大院对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一个供水厂。黄寺大院的自来水是从水厂直接输送过来的，生活照明用电也是从厂里的线路通过来的。院里的自来水管线出了故障，供水厂就会及时派人过来修理，两家关系不错，文化部还组织过篮球队和供水厂职工篮球队进行过友谊赛。马路上平时往来的车辆行人不多，夜晚更没有什么人车行走，路灯也很昏暗，显得非常荒僻，女同志黑天走这条路还真有些提心吊胆。
入住以后有一年记不清是国庆节还是春节，按有关方面的要求，为了楼内住户的安全，要以处为单位组织夜间值班巡逻，每班两个人，手持木棍，围着楼的四周巡视，以便及时发现可疑情况。从晚八点到次日凌晨五点，一班一轮换，每班一小时。我参加了这个工作，在值班时间内平安无事，一切正常，楼的东北侧有一个池塘，与远处的北京军区养鱼池相通，水塘内也有些小鱼，假日有的同志喜欢在池塘垂钓。冬天时孩子们会在结冰的湖面上滑冰。食堂在楼的东北约五六百米远的平房里，那地方是总政汽车修理厂所在地，有几排平房，其中的一排是文化部的食堂，每天三顿饭都得往返走许多路，遇到刮风、下雨、下雪很不方便。
食堂的老夏、老李等三位大师傅工作都很负责，与干部的关系也很融洽。有一年夏天下了大暴雨，门前小马路成了一条小河，附近北京军区养鱼池的水满溢出来，鱼也随着跑了出来，到处都是，食堂大师傅抓了很多鱼，用脸盆盛起来挨家挨户给干部送活鱼，大家都很开心。平时买粮食和副食都要到东口安外大街的粮食副食店去买，上银行去邮局距离都很远。一开始，传达室兼收发室设在中门的二楼，后来面对马路那面修起了围墙，建起了大门，在大门的西侧修建了一间传达室兼收发室，调来了一位职工老史来看大门，情况才稍有改变。整个这栋楼共住了三十多家，其中住单元房的有十七八家，住筒子楼的有十四五家。由于都是一个单位的又住在同一栋楼里生活，所以整个一栋楼就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大家庭，邻里之间亲如兄弟，从没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特别是住在筒子楼的，彼此之间更加亲密，由于共用一间厨房，每天谁家吃什么饭都清清楚楚；偶尔哪家的蜂窝煤炉子灭了一时点不起来，你尽可以在旁边别人家的炉子上做顿饭；有谁星期六下班晚来不及上幼儿园接孩子，邻居就会在接自己孩子的时候顺便帮助把孩子接回来，先放在自己家里，等孩子家长回来接走或给送过去；如果出差几天不回来，尽管锁上门就走，其它的事情自有左邻右舍帮助照顾。每逢寒暑假,就由几位没有工作的干部家属将放假的孩子们组织起来。一起写作业。一起做游戏，或者组织参观游览或看电影等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解决了干部家中无人照料孩子的后顾之忧。就连职工老史也积极主动地为大家做好事，经常骑个三轮车到东口帮助干部家里买粮买面；有的干部爱人下晚班不敢走夜路，就给传达室打电话，老史就去东口把人接回来。
诸如此类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照应的事真是数不胜数。随着情况不断变化，总政几次想在城里物色一块较大的地方集中盖宿舍的打算落空之后，决定利用黄寺这一大片地方建成一个较大的宿舍区，于是陆续盖起宿舍楼，到1966年已经盖了十三座楼，统一编号时，由于文化部住的这栋楼是黄寺大院盖的第一座楼，盖的时间最早，住人最早，资格最老，因此理所当然的编为第1号，此后大家便称呼这栋为黄寺大院1号楼了。随着宿舍楼的不断增多，总政办公厅，军事检察院两个单位也搬进了黄寺大院。文化部电影处的同志和原在城里分散居住的少数干部也搬来黄寺，有的住了平房，有的住进5号楼。外面分散居住的一些部长也有不少陆续搬来黄寺，文化部的李伟、陈亚丁、张金辉三位副部长也都住了进来。
尽管有了变化，但1号楼始终是集中住的文化部干部，其它单位的人员没有一户住一号楼。此时黄寺大院里边有了军人服务社，供应蔬菜、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有了公共浴室，盖了新食堂，总政门诊部、幼儿园也先后搬来，干部、家属看病，幼儿入托不出大院都可以解决。大院对面马路南侧东城区建立了青年湖小学，大院的孩子可以就近上学，文化部的孩子不少都是青年湖小学的同班同学。后来门前的小马路拓宽成了柏油路，最东头还开辟了青年湖公园，大院内外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文化大革命”期间，总政治部被林彪宣布为必须砸烂的“阎王殿”，被迫停止办公。1968年总政被军管，干部都集中到红山口高等军事学院办学习班。1969年底新总政成立开始办公。原总政干部除了极少数人继续留在总政机关外，绝大多数在1970年学习班结束后调离了总政，文化部的干部也不例外，大多数分到全国各地的军分区、人武部，有的还派到地方支左。调到外地的干部有的是全家离开了北京，有的家属留在北京的，为了给新总政腾房，也都统一搬到总政北太平庄宿舍院，没有多长时间一号楼几乎是人去楼空，继续留在总政机关的几位同志，不久也调整了住房搬离了1号楼，至此，1号楼彻底结束了作为总政文化部宿舍的历史。
一位军人之后代回忆：
黄寺大院最早不像现在这样戒备森严，也没有卫兵站岗，只有老史伯伯一个人不分早晚的在传达室值班。当时谁家也没有电话，只有传达室有一部，所以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接电话。他经常站在一号楼前朝楼上喊人来接电话；有时候还担负传话的任务，一家家的送信，真是名副其实的“传达”。他还干很多份外的事，诸如谁家换煤气罐了，谁家搬家需要帮忙了等等，甚至还帮忙到火车站去接人（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时，他就去火车站接过我）。总之，他干的都是极其平凡的小事，小到我都举不出什么事例来写写他。我只记得冬天他总是穿一件很旧很旧的老式黄色军大衣，一脸的慈祥，无论对大人还是对孩子都是非常客气，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最使我肃然起敬的就是：“文革”中，院里有些叔叔阿姨挨批斗，但老史伯伯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该帮忙就帮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他的老家在河北定兴，我记得他有一个女儿会经常在农闲时到北京来看望他，照顾一下他的生活……我之所以要在我的这篇文章里写写他，是因为我想每个一号楼的孩子们都不会忘记他。
1969年底开始，老总政解散，各部的干部要被分配到各个军区，院里各家各户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出黄寺大院。文化部的那狄伯伯去新疆军区，邵钟伯伯去南京军区，而我们家则去昆明军区。这是因为妈妈在冶金部“站错队”，被诬陷为特务，发配到了云南蒙自的五七干校。爸爸有句老挂在嘴边的话：“老婆孩子在哪儿哪儿就好。”为了能让全家团聚，他主动要求去的云南（据说殷家鹄叔叔也是被我爸爸动员到云南去的）。为此，我舅舅还特意从哈尔滨赶来，把我的户口从插队的河北新城县丰盛庄村转了出来，我一年半的插队生活就算结束了。当时，爸爸还在红山口的学习班，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平时只能我一个人在家整理东西。家具大都是公家发的，所以好办，只是书太多了，满满的几个书架，肯定带不走那么多。于是，我花了几天工夫，把书分类，中国古典文学挑出来带走，世界文学名著留出来带走。其余的则按我自己看过的，觉得有意思的也捡了出来带走；没看过的就拿起来翻翻内容，认为没意思的就扔在在另一堆里。就这样，挑挑拣拣的最后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田文宗拉着，我在后边推着，要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刘占军看到了，赶忙让我停下，他站在车边左一本右一本的挑了好多书留下。书在废品收购站按两毛钱一斤的价钱，就这样还足足卖了80多块钱。现在想想，有多少好书被我三文不值两文给糟蹋了！
临离开北京的头一个礼拜，妈妈突然从云南回来了。我和爸爸到火车站去接她，我已经半年多没见她了。我看见妈妈从火车上下来，只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了，就低着头，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黑皮包，快步往车站外面走。一路上她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强忍着不让泪水夺眶而出。回到家，听了爸妈的谈话我才知道，冶金部的造反派由于查不出我妈有任何问题，好不容易才同意她随我爸爸调动，虽然宣布她被“解放”了，但暂不予恢复组织生活。黑皮包里装的就是补发她近两年的工资。
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家一家的人离开黄寺大院，大家都站在大院门口和他们告别。这一天也终于轮到我家了，张信生等几个男孩子拿着草绳子帮我们捆家具、打包，忙得不亦乐乎。临走前两天，妈妈的战友、总政歌舞团的庄村叔叔，还有我的好朋友——检察院的孙虹，陪着我们一家三口到天安门拍照留念。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一侧，透过前景的松树，背景就是历史博物馆。现在，这张照片仍然摆放在我家的书架上……
说起来也算是缘分，虽说自从搬出黄寺大院后，再没有回去过，但是我退休前上班的地点紧邻着它，而且同一办公室同事的先生就在黄寺门诊部当医生，现在还住在院内。所以，黄寺大院真成了我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一个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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