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本讲龚自珍和顾太春的小说，主线是俩人的情感故事。以龚自珍为主。很早以前看到的，忘记名字了。_百度知道
跪求一本讲龚自珍和顾太春的小说，主线是俩人的情感故事。以龚自珍为主。很早以前看到的，忘记名字了。
好像是白话的吧。万分感谢！
好像大概意思是：怨去吹箫？记不清了，狂来说剑。拜托了我当时看的是纸本书，依稀记得好像扉页上还印着句话
提问者采纳
情感应该是不会有的我看过高阳的《丁香花》，但都是朦胧的暧昧，是讲这俩人的事，历史上也只是一桩疑案而已
有在线的链接吗？我得看看内容啊。麻烦了。你说的这部小说是不是一开始俩人就相识了？然后好像是太春家出了变故俩人失去音信？
哦，那不是同一部小说了。你说的那是演义了，历史上的人物应该是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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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去吹萧狂来说剑——龚自珍《湘月》
壬申夏泛舟西湖，述怀有赋，时予别杭州盖十年矣。
　　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
　　才见一抹夕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寂。怨去吹萧，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秋风阁主人曰：此词作于嘉庆十七（1812）年，定庵方二十有一。晚清学者沈曾植《书定庵文献后》中说：&定庵......其声非寻常之声，其色非寻常之色也&。颇为中肯，读此词时，感觉十分奇特，雄奇、凄清、悠扬、空灵。谭献说其&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很有道理，但吾观之是辛味和苏味较浓，辛之雄奇博引，苏之豪迈空...
我说的是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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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下列与龚自珍观点_百度知道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下列与龚自珍观点
”下列与龚自珍观点相同的是
A．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B．月满则亏，风气无不移易
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势无不积：“自古及今，法无不改，水满则溢
C．世异则事异，事例无不变迁
提问者采纳
材料中龚自珍的观点是发展的观点，而ABD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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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名人和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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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和书的故事　
经济的变革，展示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达同时代人的感情和思考。 这些感触，也强烈影响着我的创作。　　书海浩瀚，扑进去其乐无穷。除了文学作品，我也读一些其他的书。历 史书给我展开了各个时代的画卷；哲学书教会我深入地思考；地理书是我喜 爱的书籍，它使我熟悉各个地区的地形、气候、环境；游记能补充我缺乏的 生活；诗和散文里面，总有发人深省的诗眼和如画的景致。　　在我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时，我总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书，《父与子》或 是《前夜》。他的书情节取单线条发展，故事开展的时候，从来不拖泥带水。 这种艺术上的特色，使我神往，并且不知不觉学习这种表达方式。在我的作 品讨论会上，有人提出长篇小说要象史诗，要是历史的画廊，要有众多丰满 的人物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这话没错。可要我改回来，实在很难。　　在我每天坐在桌前写作时，我总要读几页名著。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世 界名著，字眼都经过锤炼，文句都经过反复斟酌，读上去琅琅上口。读了几 页之后再埋头写，使我在造句措词时会不知不觉地严格一些。　　在我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更是手不释卷，带着书到河边、树下去读，坐 在屋子旁边读，躺在床上读。倒不是书本能告诉我怎样写下去，而是书本能 激发我的想象，启发我的思路，叩动我的心扉，而这一切，对写作本身都是 极有益处的。总之，书本带给我的东西多着呢！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是叙述不尽的。我只想说，我和书本自小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仍将伴随着我一天一天地走 向明天、走向未来。二、书随我跋涉　　由于自小爱书，几十年来也便没有弃书的习惯。小时候的书，全是省下 零花钱，一本一本买来摆上书架的，好不容易积攒起一排一排书的队伍，怎 肯轻易丢了。故而去插队落户时，在随身带往遥远的山乡的物品中，比其他 的知青就多了两只大木箱，箱子里装的，全是我喜爱的书。在当时，这满满 两箱书中，大多数属于“封、资、修”的禁书。怕惹出意外来，在整理下乡 行李时，我专门腾出半天时间，找来一个自小特别要好的同学，买回一大捆 草绳，把两只大木箱结结实实、密密麻麻扎了个遍。到了我落户的寨子，帮 着知青们抬行李包裹的农民们，都说我带的东西最多，箱子最重，家里必定 也最有钱。及至守着我解开行李，打开箱子，发现是满满两大箱书时，他们 又纷纷传开了，说我是个“书虫子”，憨得够呛。　　在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中，这些书真正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她们不 但解了我的渴，还解了不少和我同去下乡的知青们的渴哩！　　呆足了整整十年半的乡间岁月，总算可以离开偏远的乡村时，什么东西 都不要了，连睡觉的铺盖，吃饭必用的锅碗瓢盆，一齐都送了寨上的农民。 唯独那些在乡居岁月里翻旧翻破了的书，舍不得送人。瞅着漆斑早己剥离的 木箱子，装进书去，真正地重得难扛，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请队上派了辆马车 拖到火车站，随身带出了蛮荒的山乡。　　进了省城，由于在贵阳逐年添置了无数书箱，也由于住房宽敞，四室一 厅的居室里竟然有了两个书房，写小说在里面那个书房，读书和写一些散文、 随笔之类的文字，就在外面那个书房。到调归上海时，明知上海的家里这么　　多书是无处存放的，就是塞床底下也塞不下，在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整理书 籍之后，装了 80 纸板箱的书，但仍有很多书倚着墙堆迭起来，要同我告别。 不忍心将它们卖进废品回收站，于是就让同事和妻的同事到家来，拣喜欢的 拿回家去。本意是希望这些书的寿命多少长一点，但对于我来说，这批书终 旧是“拜拜”了！因而现在想起来仍然心痛。　　初初回上海，80 箱书无处存放，恰好一位好友“两处调一处”的房子其 中有间暂时不用，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 80 纸板箱的书全堆了过去，整整 占了半间屋。存放期间虽说仅前后半年，但我也不敢怠慢，买来喷雾杀虫剂、 每隔两三星期，就跑去喷洒一阵，生怕蟑螂或是什么虫子，把书页咬坏或污 染了。　　搬了新居，最大的那间首先拿来安顿我的书。重新把在纸板箱内委屈了 多日的书籍一本本安顿上书架，瞅着这些书按照我的心愿和工作需要排列好 了，终算了却一桩心事、心头也相对平静下来。坐在前后都是书的房间里， 人都踏实多了。　　哪晓得才一年多点，打开最大的那扇书橱门，竟然发现有几格书受潮发 霉了，急得我又在家里大动干戈，拿出书来吹风晾干，四处打听老作家们如 何保护他们多年的藏书。并且怎么也想不通，往“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书没 发霉，而在上海，却还要防止书受潮发霉。于是乎，除了要在书橱里放进干 燥剂，以后每年又添出一桩事来，那就是让书吹吹风，晾个一天两天。总要 让书的寿命长一些啊。可能是受了我的影响吧，与书为伴的好习惯也传给了我的孩子。现在他也有了几百册书，在家里的书橱中，有他专门的几格。每当看他空闲下来把 书分门别类理得整整齐齐，或是小心翼翼地修补不慎撕坏的书页，一股欣慰 之情便油然而生。是呵，书伴随着我跋涉了半辈子，孩子还小，才 10 岁出头， 也愿书籍作为良师益友，能陪伴着我的孩子度过许多幸福的时光。三、从失败中走出的路　　一年一度的凉秋又来到了。这是 1973 年的晚秋，我插队落户的第五个年 头快过去了。在多雾多雨的贵州山区偏僻村寨上，秋收之后，照例有一段农 闲的时节。我在这段寂寞、枯燥的农闲时间里，干些什么呢？除了学习着写 点东西，我还能怎么样呢？总不能让大好的光阴，白白地虚耗去呀！可写作真难啊。在这之前，我寄出的稿子，收到的总是退稿、退稿??难道劳动之余挤出的时间，难道无数个不眠之夜付出的耕耘，仅仅只能得到 一张退稿笺，仅仅只能看到排列成行的一、二、三、四、??条意见吗？　　我心情抑郁，情绪低落，但还有些不服气儿，我那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学、 朋友，好心地写信劝我，在这个年头，只有疯子才梦想着当作家，还是现实 点吧，趁着农闲，和大队、公社的干部搞好关系，早早地让人推荐出去，不 论是读书、当工人、当教师，有个工作，有个归宿才是上策。话不是没有道 理，可我学不来那一套，还是埋头写我的吧！躲进茅屋成一统，管它冬夏与 春秋！可这回写什么呢？　　在 5 年插队落户的日子里，我时常听到一些老贫农告诉我：嗨，现在变 多了，工作组喊开会，哨子吹几道，人也到不齐。清匪反霸那年头，工作队 喊开会，我们穷得穿条单裤儿，打着光脚板，在雪地上跑得可欢哪！话是简　　简单单一句，可这句话是个多么清晰的画面，穷苦人对党的信赖，对工作的 信任，对清匪反霸闹土改的热心，都出来了。类似的话，我听得多了，对解 放初期的山寨形势、人情风俗，逐渐逐渐有了底儿。　　在苗岭腹地修建湘黔铁路的日子里，我借住在一户苗族老乡家里。冬夜， 苗家老人陪我在火塘边摆龙门阵。讲道，如今你们汉族老大哥成千上万人进 到我们苗岭深山，帮我们修“铁龙”，汉苗之间亲如兄弟。解放前，可不同， 没一个汉人敢走进我们这里来，一进来，莫想活着出去。历代反动统治者搞 汉苗隔阂，造成的民族怨仇，在这句话里体现出来了，解放后的变化，也体 现出来了。还有一次，一个苗族汉子告诉我，清匪反霸时，一个解放军飞行 小组的战士，负伤后被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了他，让他躲进山 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　　从铁路工地回到山寨上，我在一次田头歇憩时，又听一位社员说，隔邻 有个公社的供销社主任，当年还是个少年，为送信，被土匪围在一所寺庙里， 亏得他是木匠家的孩子，会脱榫头，趁着天黑脱落了寺庙的后壁，钻进树林 脱了险。　　在我刚插队第二年的夏天，县里面下令，全县出动围捕逃跑的罪犯，每 个山洞都要搜，我也随着民兵，钻进了山洞，这使我对贵州山区溶岩形成的 喀斯特地形，有了非常形象的感性知识，知道了这些洞中奇妙无比，洞中套 洞，别有一番天地。所有这些零零星星的感受和体验，在农闲时节到来的那些日子里，全部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构思。我七拼八凑地买了几本练 习簿，找了几张白纸裁开，把同学、朋友的来信也利用上——在反面写。在 山寨外的一所破庙里，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想好了的构思写了出来。这就是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的草稿。　　两年以后，在上海改稿的日子里，我把它誊抄在稿纸上，送到了少年儿 童出版社。我碰上了两位热心的责任编辑姜英和周晓，他们给我提意见、出主意，理清人物的思想脉络，前后经过三次不大的修改，在文句上作了比较详尽的 润色，竟然定稿了。经过画插图、看校样和一番波折，这本薄薄的小书，在 1977 年的春天出版了。　　小说第一版 20 万册。1979 年 5 月印行的第二版 17 万册。上海美术出版 社很快改成连环画本，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又根据小说拍摄了儿 童故事片《火娃》公映，以后又译成了盲文、朝鲜文。　　所有这些，都是我当初写这本小说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从那以后，我的 书一本一本印出来了??　　回想《高高的苗岭》的写作经过，有一点是我深有体会的，那就是不要 怕退稿，不要怕失败，要有“韧”性，锲而不舍地写下去，从失败中走出自 己的路来。　　绿色美学及其他郭因我小时候最喜欢看两种题材的小说，一是写侠客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一是写隐士诗书养性、山水怡情的。后来，喜爱侠客的思想发展为向往革命、 追求革命、参加革命。喜爱剑侠小说也发展为喜爱革命文艺作品和马列主义 书籍。而喜爱隐士的思想，一当遇事不顺心，仍又浮了起来，那时，就又去 翻看老、庄、禅宗的书，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　　被打成右派沉沦的 20 余年中，倒也算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可是却强烈地 想入世。于是一个劲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钻研起美学来，写了几本美学论著。 “匹人帮”垮台，我恢复了工作，几本书也先后出版了。我那做学问不应是 为了寻章摘句而应是为了经世致用的基本观点使我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由 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转入了密切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 研究，我提出了大文化大美学的概念。我大力倡导技术美学并创办与主编了 我国第一份技术美学的刊物。我推动了生产美学、生活美学、医学美学等等 的研究。我给文化下了一个我认为合适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为求愈来愈好地 生存、发展与完善而进行的一切设想、设计、创造及其成果。我提出美学应 该是帮助人民按照美的规律美化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一门科学。以后，我 又倡导了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动态和 谐以及主客观的两个美化看作美学的、文化的、也是人类的根本追求。我发 表了一些宣传我的绿色观的文章，筹建了一个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研究组 织，并把我的绿色观点与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广的生态城乡建设联系了起 来，按我们的观点进行了一些生态城乡与生态风景区的试点。为此，我近几 年来，只要见到有关和有利于促进三个和谐与两个美化的书，都几乎无所不 读。好的，我无所不买。有关推进生态城乡建设的资料，我也通过各种途径， 尽量搜集。我正在主编一套《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丛书》，其中包括有：《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通论》，《中国哲人论和谐》、《西方哲人论和谐》，《稳态 学与绿色美学》、《文化全息与人生和谐》，《绿色田园交响曲》、《绿色 高技术》、《绿色未来学》等。丛书将由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我已年过 64 岁，余生不会太多，我今后的读书基本上将服从于一个目的：编好这一套丛书，使我们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思想体系化。同时搞好 几个生态城乡的试点，为推进我国生态城乡以至生态国土的建设作点比较实 在的贡献。我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观，似乎还是小时候那种崇侠观的发展和深化。 为了使任何外来的干扰都不致影响我内心的宁静和平衡，我小时候那种崇隐观也似乎还在不断起作用。 我至今仍然很喜欢洪应明所说的“出世间于世间”，冯友兰所说的“在入世中出世”，朱光潜所说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佛经所说的“不 比魔界而入佛界”。　　我至今仍然很喜欢历史上那种“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能立功便立功，为人民办好事而又清廉自守，不能立功便立德立言，树立个 做人做学问的好榜样的无数仁人志士。我仍然很喜欢那种力求在道德境界上 也远远超越敌人、如雨果《九三年》所写的郭文那样的非凡的人。我也仍然　　很喜欢自食其力，自乐其乐，穷却穷得有骨气，像吴敬梓《儒林外史》所写 的王冕和季遐年等四个市井奇人那样的普通的人。　　当然，我更崇敬那些为了实现使全人类共同富裕和幸福的共产主义理想 而真正“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战士。我也更喜 欢那些使共产主义理想得以一步一步切实实现的好书。我与书的故事孙启民35 年前，毛胡子老爷并不知道我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胳肢窝里夹了本唱书，哼哼啊啊地来我家串门，我父亲更是心花怒放了：“大叔，您给孩 子踩的生，这孩子长大了一定像您，长一脸毛胡子，爱书。”　　而今，我虽不是胡子一脸，却确实图书四壁。然而，我之爱书，并非是 毛胡子老爷的影响，而是我母亲教诲的结果。　　古兰陵城（今峄城）西 30 里处，绵延起伏的两脉山岭之间座落着生养我 的村庄，冬季的黑夜，我家的灯光总是亮到鸡鸣，屋子里坐满了我的亲邻， 母亲在豆大的灯头下念着小说，昏黄的灯光在一双双分外出神的眼睛映衬 中，似乎也明亮了许多。那时我刚入小学，晚上在家里因无地方写作业或玩耍，竟怨起母亲来，母亲向我解释说：“他们都喜欢听故事，我不读给他们听，他们就去赌钱， 你还小，不懂事，要好好上学，长大后把钱花在买书上，一辈子都要读书。” 在我 14 岁那年的冬初，母亲从遭霜后的辣椒棵上摘了两圆篮冻得青紫的 辣椒，说是吃不了，让我去卖掉，我担着辣椒，翻过了一座山，到了离我们 村庄 18 里地的周营镇。第一次卖东西，心里带着七分羞涩，且冻得直打哆嗦， 眼睛不时地看着一旁热气蒸腾的羊肉汤锅，巴不得立即卖掉这可恶的压了我 两个小时的烂东西。正巧一位 50 多岁的老“街滑子”向我问价，我说：“由 你给，冻死我了，得喝羊肉汤去。”于是便卖了辣椒，喝了羊肉汤。腰里有 了几元钱，便想到了买书，到了文化站里的小书柜前一看，高兴得差点蹦了 起来，里面分明地放着两本封面上头像一样的书——《呐喊》与《徬徨》。1982 年，我买了《鲁迅全集》，《呐喊》与《徬徨》仍珍藏至今。我的一个学生曾向我要这两本书，我说：“我买两本新的给你，这两本是我用辣 椒换来的。”说得他莫名其妙。我中学时期的同学高安玉在市新华书店工作。1983 年夏季的一天，我到他那里闲坐，在储存室内，一套精装的书映入我眼帘后，我简直欣喜若狂了， 我说：“这套书我要了，我没带钱，明天一定送来。”——这套书便是三联 书店出版的《闻一多全集》。　　1984 年春节前夕，我到峄城看望姑父姑母的那天，习惯使然，到了峄城 新华书店，看到书架上摆着全套《资治通鉴》，苦恨囊空如洗，便怏怏地回 到了姑母家，我用恳求的目光认真地说：“姑父，给我 30 元钱，我去买书。” 姑父笑了起来：“我以为什么事呢，好事。”　　买书需要钱，生活更需要钱，收入是有限的。有时为了买书，不免要欺 骗妻子。1987 年春的一天，我向妻子说有个同学向我借 200 元钱，于是乎上 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二十五史》便庄严而整齐地在我的书橱里排好 了队伍。　　　　有时看到了好书，还不只买一套，那套《太平广记》就是我用一套《诸 子集成》和朋友换的。　　我曾浪漫地想：大人能生小孩，那么“大书”也能生小书。我便五更半 夜地孕育，终于浪漫变成了现实，我出版了两本小书。我曾经拿着小书风趣 地向朋友们说：“是大书生的。”　　藏的书多了，又出了书，有时不免在子侄们面前说些大话：“将来你们 谁有出息、谁好读书，我便把这些书传给谁，我刻个印章：‘传予子侄辈中 好读者’，在我死前便把这方印章交给他。”虽是大话，却是肺腑之言。惹 得儿子直撅嘴齉鼻子。　　记得赫尔岑说过这样的话：“书，这是这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 言，这是将死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的忠告，这是准备去休息的哨 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书不但与读书者一生有缘，更应和 子孙后代有缘。如此，我们才能一代胜过一代；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永远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想：在我出生时，长者携书以相迎；几十年后，在我死时，如果有少 者携书而相送，那么，我的一生不就像一篇前呼后应的文章吗？这篇文章虽 未记下轰轰烈烈的事迹，倒也首尾圆合，带少许诗意。　　我最珍爱的一部半书邓伟志我是靠借书过日子的。家中藏书数量很少，不及借书量的多少分之一。到底有多少藏书，从来没有统计过。藏书分两类：一类是上架的，有 11 橱； 再一类是未上架的，比上架的多得多。不是不想上架，而是没有空间。　　在上架的书中，有我的体温，因此，我同上架的书感情比较深厚。深到 什么程度？虽无尺子测量，但是，可以打个比方，已经深到像恩爱夫妻那样， 不容“第三者插足”，不大喜欢把书借给别人。我看书有个习惯，喜欢在天 地上作记号，留感想，写批语。有些批语可能是思想火花，有些也可能是火 花思想，转瞬即逝，很快又会更新。饱尝“运动”之苦的人都明白，不管你 后来已把这一闪念扔得多么远，如果在若干年后这些“一闪念”被“左”派 先生抓住，将会被他们当成“难得的反面教材”。因此，我慎重借书、藏书。 藏之越慎爱之越深。　　在我所珍爱的上架书中，有一部半是我特别珍爱的。这珍爱之所以“特 别”，是因为这一部半书的来历不寻常。　　这“一部半”中的一部是《列宁全集》。1961 年底、1962 年初，我与另 外两位同志接受了一项任务：除了都要熟读毛著以外，还要熟读马列。我们 三人作了分工：一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位读《斯大林全集》、还 有一位是我，读《列宁全集》。兰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大家的经济都 不宽裕。我月薪 60 元，绝大部分寄到家男，自己留下 25 元。去掉屹、穿， 是买不起多少书的。领导上很照顾我，借给我一套《列宁全集》，可惜不能 做记号。没做记号的书就不是自己的书，实在憋得慌。于是，我勒紧裤带， 省下了 100 元。用了近百元买了当时上海新华书店仅有的两部《列宁全集》 中的一部。38 卷书往书架上一摆，谁看了谁羡慕。可是又有谁知道这部书是 用我身上的近 10 斤肉换来的呢？书到手时，我体重下降了差不多 10 斤。那时，我除了读《列宁全集》以外，没别的任务，专心得很。从早读到晚，做列著卡片，查列宁的史料，写学习列宁的笔记，发自内心的感觉是， 不认真学习就对不起列宁的卓越，对不起领寻的委托，对不起自己的节俭。 读得起劲了，我会在夜深人静时，高声朗读。我会在花园里边散步，边背诵。 我还曾摹仿列宁的笔法，袭用列宁的文风，甚至说话也要学列宁的幽默。也 许是东施效颦吧，我现在这种急且直的性子，同想学列宁而又学不像列宁不 无关系。尤其是列宁式的幽默，我学得不地道，以致常常有人把我的幽默当 胡言。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下去搞“四清”。“四清”回来，“文革”开始了。 按当时规定，我所在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不属于夺权单位。可是， 所谓“一月革命”风暴刮起的飞沙走石，把整个机关搅得乱糟糟。来自华东 六省一市的上访群众，谁都可以抓华东局的人。有被抓去当走资派的，更多 的是被抓去当“救世主”（支持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还有上午被当 作走资派斗，下午被当作救世主供的。不管是当走资派还是当救世主，滋味 都不好受。华东局干部的平均级别是 13 级多一点，我是 22 级，不用说，既 不会被当作走资派，也不会被当作救世主，可是也有人抓，抓去当人质，抓 去带路，找大干部。那时我还没结婚，住在机关大院的集体宿舍里。别人有 家可归，我则无处藏身，被抓去的机率比别人高。有次因为我不肯讲出首长　　住址，被审问了一天。他们轮流出去吃饭。我只好用手捧自来水充饥。随着 “风暴”肆虐，集体宿舍住不下去了。　　我在撤离集体宿舍前，布置了掩体。先是恭恭敬敬地在门上贴好毛主席 像；再在门旁贴上“华东地区农村青年造反联合司令部”，让他们不要把我 的宿舍看作藏龙卧虎之地；再就是在门后贴个告示，大意是，伪称自己是肝 炎病号，住院去了，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给予照顾。目的是让他们在破 门而入以后，多一点同情心，手下留情，并因怕细菌而不占领。那知走后两 天，集体宿舍里唯一留下的一位工人跑来对我说：“有的宿舍已被撬了，看 来你的房间也危险。有什么东西，最好转移。”可转移的东西不少。有些东 西被拿走了，可以买。唯有那套《列宁全集》，买不到，即使能买到，也不 如自己读过的可贵。左思右想，我决定把《列宁全集》抢出来，我打扮了一 番。一位女同事帮我用红纸剪了个五星，贴在帽子上。棉袄外头扎根皮带。 在一位同事陪同下于深夜一两点钟，回到了机关大院。本来以为这时串连的 人会熟睡，那知还是有不少人在院内窜来窜去。我们边走边骂：“他妈的， 华东局的人呢！”请读者莫怪我粗野，当时“他妈的”是最时髦的红色口头 禅。也许是我俩演串连群众演得特别像，在没受他们注意的情况下回到了我 的房间。把 40 卷《列宁全集》（1963 年时，出了第 39 卷和索引卷）分别用 两个被单一裹挑了出去。一路还是照旧骂那几句话。就这样，像《水浒》里 智取生辰纲那样，把《列宁全集》全部转移到了目的地。不久，我们内部分成了两派。鉴于分的时候我不在场，因此，我就没加入任何一派。没派，有利有弊。利是两派都不把你当敌人，弊是两派都不把 你当自己人。自从报上批逍遥派以后，有关我的闲话就多了起来，迫使我公 开亮出自己的“四五”规划：发言不超过 5 分钟，大批判文章不超过 500 字， 卡片（指一年中学毛、列）不少于 500 张，还有吃晚饭不超过 5 点钟，因为 他们都可回家吃饭，可我晚了就吃不到好饭。由于两派都想争取我加入他们 派，再加上我在小部门里年龄最小，所以他们也没对我的“四五”搞大批判。 我行我素，一年多当中，我从《列宁全集》中搞了上千张卡片。后来我又经 历一次流离失所，也只不过丢了《列宁全集》的一本附册。至今这套全集基 本完好，成了我一生中第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所珍爱的“一部半”中的半部，是邓拓在晋察冀编的、由太岳印刷的《毛泽东选集》。这部书现在成了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这套毛选有 6 卷。我们姐弟 4 人，每人 1 卷，我分到 1 卷。还有两卷，由于母亲自五四运 动后就有重女轻男思想，再加上姐姐是老大，就多给了姐姐两卷。我说我有 “半部”，这是叙述的方便，实际是六分之一部。　　我珍爱这部毛选，但是我不大看这部毛选。原因是这部书纸张差，印刷 差，看起来吃力，更何况这部毛选 6 卷里的篇章在建国后出版的各种毛著版 本中大都有了。没有的、删掉的、修改的，我于 1960 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 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改称研究室）任研究实习员时，就将新老版本全部作了 对照，并 295295 修改、补充在新版毛选里了。　　不常翻阅，不等于不珍爱。不看，恰恰是为了珍爱，是怕损坏了。古人 晒书，我晾书。不晒怕生虫；晒了怕晒坏。快 50 年了，这部书完整无损。每 当目光停留在书脊上时，父亲在枪林弹雨之中带着这部书转战南北的身影， 就浮现在脑海里。催我苦读，催我勤学。　　不求甚解求兴趣冯并“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陶潜的自况。既曰好读书，又说不求甚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起初，以为这是一种调侃或曰陶式幽默，好似那“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于平静淡泊中突现心中的奇峰。然而，一俟 后来读到那里的一篇争鸣之文，说那陶潜若不是失于细节，便有些眼斜，居 然面对东篱，望见南山，便觉得读书与甚解之间，并非一定要一致而形成一 个可见的链环，而对陶潜的那种自况，也渐渐地不以幽默与自嘲视之，直以 为那是真正会读书的一种学习境界。有这种心得，已是老大徒伤悲的时候了。　　50 年代初入小学，用的是“刀手口牛”的课本，描的是“一去二三里” 的仿子，全然不知书的可贵。只记得，书除了要念，还有多种用途，如叠纸 鸢、纸人与纸船等等。因为用途多，除了要把已经念过的课本积起来，还要 想方设法向哥哥姐姐们讨高年级的课本，讨来之后，不免又要好奇地翻翻看 看，于是又有些舍不得用来做工艺材料，由此算是有了第一批书和自己的书 箱。为什么舍不得，因为我发现，高年级的课本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课本，比我的好看，居然有从来未见过的古诗，还有历史故事、地理知识等等， 很有兴趣。这些书里的许多学问似识未识，事情也似懂非懂。但好在未入学 之前已经被迫认得三五百个宁块，也就在“识字不识字先认半边字”中对付 过来，并且猛然间窥见了书的一种大世界。这个世界是狭小、朦胧的，也是不连贯的，特别是跳来跳去地挑着看，很像是现在看电视不停地选台，一个晚上下来，眼前都是些片断，支离破碎。 但正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构成了少时读书的最初收获。这些事想起来，很觉好笑也有些遗憾。我曾想，当年若是学得更自觉更多更系统，不是好许多吗？然而，少时毕竟是少时，读书只是出于突然的兴 趣，虽然那兴趣之中隐然有着一种求知欲，毕竟是不自觉的，大约也是这个 原因，我似乎从来未领略过求甚解的境界，而那好读书在我也只能称作是刘 姥姥初进大观园，好奇罢了。真正开始读点书，是 60 年代初得到一部线装的《古文释义新论》，而我对文学的全部理解，除了当年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中外古典名著，便是这 部新论。陶潜的《五柳先生传》以及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至今也能背 得下来。但看小说，也还是看热闹，除非有了好句子好段落，不由地多看几 遍，而对于《新论》中选录的历代散文，则是完全由兴趣的程度决定是背诵 还是大致浏览一遍，而那兴趣又常常取决于文章的顺畅与艰涩的程度。我总 觉得，好文章如《五柳先生传》，纵然是古文，却并不难读，难读的倒是有 些用白话写出来的大部头专著和读大学时的称为某学的教科书。大部头读着 很累，勉强读书，不免要犯昔日跳着读的毛病，称为某学的教科书又往往很 板，要不是应付考试，说什么也不肯受那份洋罪。于是，又是一轮恶性循环； 背几篇古文，那只是古代文章中的沧海一粟。所学既少，也就谈不上甚解， 读几本大部头，挑肥捡瘦，不成体系，也无法和无兴趣去甚解，能够聊以自 慰的，也还是那个东翻翻西看看，杂读，杂学，杂七杂八。也因此，我那几 架书，竟然成了杂货铺，能有的都有一些，失之交臂的也就随它去了。　　但是，杂学也有杂学的规律。自忖不是那位什么书都读的乞乞科夫，但 也不是情有所钟的专门学问家。这半生但凭兴趣读书，那兴趣常常是两年一 变、三年一换，有一段突然想搞美学，艺术哲学之美的书找来许多，铺在桌 上，好像在打牌，虽然成不了气候，却也知道了许多，于是“见好就收”， 转向了考古资料，这玩意太专门，又无法去实践，便又换成了先秦哲学。甚 至，连中国古典戏曲史也琢磨了一大气，自己也不知为甚来着。眼见得许多 人已学有专长，未免着急，但转而又想，从事新闻工作且又弄过一段文学， 大概这辈子不会成为专门家了，因此也不必为成大器委屈了自己经常转移的 读书兴趣。读书毕竟是读书，如能不同饭碗连在一起，最好不要硬拉在一起。 鲁迅先生不是议论过兴趣读书和职业读书吗？职业读书大概是苦中作乐，多 少有点难过的，真不若一篇在手，随意浏览，东摘西采地长点见识。　　其实，职业读书的不少，兴趣读书的也不少，而两者之间孰优孰劣，也 很难判断。因为，职业读书的也有积极消极之分，而兴趣读书同样如是，所 不同的是，前者一定是要甚解的，不惟甚解，还要解出一些新学问和新发明， 对于社会的贡献也会是功莫大焉。而兴趣读书，则往往不要把求甚解作为硬 指标，更像是张果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但近来终于有点悟了。即便是兴趣读书，这甚解二字也很是必要。就陶 潜来说，以不求甚解自况，怕是有一个原因，还有一种境界。在陶潜的时代， 学问并没有现在这样精细分化，虽然科举尚未大开，那读经仍是读书人的必 由之路，因此，陶之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实乃有所指。而那不求甚解，大 约也有个方法问题，以陶的性情，频频大呼“田园将芜，胡不归”，不去皓 首穷经地去注疏，当在事理之中。再说，他说好读书而不说不读书，说不求 甚解而不说不求解，其实正是对读书作学问的一种求实态度。古来论学问， 厚积而薄发，无疑是至理。学问这事既在书中也在书外，寻章搞句必未是解。 学问或曰才识，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一种思维结晶，而思维又是依靠各 种知识材料的组合与撞击形成的，如果读了一点书，便去大谈其解，大谈其 学，其勇可嘉，其解未必是甚解。也因为如此，读书之时特别是买书之时， 也还得掂量一下，生怕洋洋洒洒的这个专著那个专著不知所云不知所解，既 费了不多的几两俸银，又看得很累而不得读书之乐。当然还有开卷有益的古训，但人生苦短，这种有益还要看看大小再说罢。好在我是有跳着看的习惯的，终久还有法子应付这等事。 前几日，突然又想改毛病了，打算着系统地读些书了。一是嘴虽硬，心里总觉得少时养成的读书习惯不好；二是没有陶潜那样的旷达，读了书，不管有解无解，总希望用点出去，而书到用时方恨少，不去系统地补补课怎么 行？但先系统什么呢？想了又想，去找老友，请他帮我买一部二十四史。无 论如何，要为买书大出一次血。　　要研究历史吗？老友有些惊奇。我只能老实地说，历史学可搞不了。我 只是想补补不连贯的片断，接续上学时的中国历史课本，别再朦朦胧胧，似 通非通。兴许，阅读之中会另有所得，算是赚了。一定无所得，至少不会委 屈了眼下发生的一种兴趣呀！　　夜读石鹏飞电灯一亮，我就轰客，因为要读书了。在农场当知青，处境又不那么佳，读书是最好的解忧，浸到书里面去：“独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可以把人间 一切烦恼都抛到爪哇国里去。　　那时的书不多，但总还有。《马恩选集》我翻了一遍，此中，我尤其喜 欢读他们的书信集。书信，是与朋友交谈，常常写得自然而洒脱。这里，你 可以窥见马恩的音容笑貌。一个时候，我甚至忽发奇想，欲把马恩的语言风 格作番比较，可惜，这研究到底没有做成。读马恩的书，总不免与当时正在 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文革”作对照，渐渐也有点悟，感到两者未必对得上 辙。所以，后来“彻底否定文革”，我倒不感到这弯转得太快了。　　一本李长之先生的《诗经试译》是偶然从知青朋友手中觅到的。李长之 是“右派”，《诗经》是“四旧”，这书不啻劫后余灰。我以前只喜欢唐诗 宋词，殊不料再溯上源去，在先秦的文苑里一样锦绣铺地，令人乐而忘返， 其高兴劲犹如哥伦布找到了新大陆。我把《诗经试译》抄了一遍。于是知道 了“关关雎鸠”，知道了“桃之夭夭”，知道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除《诗经试译》外，我还找到过一本文怀沙先生的《九歌》白话译本。文怀 沙系何许人？我一直到 80 年代初才了解，但这个白话本子也曾使我着迷了一 阵子，从而对《楚辞》有个粗浅的认识。1977 年我考入中文系，治学兴趣由 唐诗宋词而挪移到先秦文学来，这“根”就植于西双版纳的竹墙茅舍中。翻翻现在存留着当时的夜读笔记，很多的还抄自《参考消息》。我记得那时的每天晚上差不多要把《参考消息》从头细读到底，而且还归类、分析。 有一次我曾就勃列日涅夫获列宁勋章一事写过一首讽刺诗寄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后来来信说，诗经著名讽刺诗人池北偶润色拟发出，只因总编认为兹事体小，不值得惊怪，遂罢。信里还附寄了池北偶的改稿，稿上连标 题、正文、小注的字体都已标好。虽然稿件终究压了抽屉，可心中的欣喜还 是不言而喻的。我在农场凡 9 年，除第一年外，其他 8 年都堪称命运多蹇。夜读给了我以充实。这近 10 年的孜孜矻矻，以至高考恢复，我一举就考入云南大学。我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好的读书条件，不少人反而不读书呢？想来想去， 想到了一句古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这安乐还真足以诱人惰 性呢！不过，也不是说，为了让学生能好好读书，就该再一次把他们撵到穷 乡僻壤里去。我们吃过的苦不该让下一代再来轮受了。爱书须成癖冯牧近年来，虽然我们还时时听到人们以感叹的口吻谈论着“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问题，同时却也看到了一种使我们这些以文字为职业的人不 无欣慰的现象，这就是有更多的青年人开始感到了读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致于常常有人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有关读书的问题。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 是，在我所交往的一些青年作者当中，有不少人也开始觉察到自己在基本文 化素养和学识方面的贫乏和浅薄，从而改变了自己因小有成就而产生的那种 盲目自满的精神状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本来以为只要熟读几本西方流行 的新潮著作，反复仿效和揣摩，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闯入文坛成为一名新秀的， 可是等到几篇作品发表以后，开始出现了写作上的自我重复和同义反复现 象，这才深切地感到了自己不论在生活积蓄方面或是文学素养方面，其实还 处于一种单薄的甚至是饥渴的状态。　　于是，出现了可喜的现象：人们开始重视读书，严肃的经典的学术著作 和文学名著在书店中开始走出了疲软的低谷，进入了某些过去只是服膺和尊 崇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这样一些作家的青年作者的书房之中。这当然是很好的很正常的事情。　　但我同时也发现了这样的使我多少感到有些可悲的现象：有的人对于昆 德拉的作品如数家珍，但对于许多中国经典作品，却几乎茫无所知。我就知 道有一位已经出过好几本作品的青年作家，不久前才开始坐下来第一次读《红 楼梦》。读，当然比不读好。但这也反映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许多人，确实存在着一个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问题。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是老作家了，在您的生活中最离不开的恐怕就是读书了，您觉得最好的读书方法是什么？”　　当时，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回答说：“爱书须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 这有点近于所答非所问了。但我当时却真是这样想的。读书当然是应当讲究 方法的，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不是可以胜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 对象。我只能聊堪自慰地说，虽然我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作家，却可以算是一 个嗜书如癖的读书人。我很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的几代读书人的家庭 使我沾了光，使我在十二三岁时就几乎读遍了家里所有我可以读得懂或半懂 不懂的书籍，包括像《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以及林琴南用文言意 译的《块肉余生述》那样的闲书。我是在读初中时才开始授触和迷恋上新文 学作品的。我生不逢辰，抗战开始，我由于参加了“民先”的抗日活动，在 北平受到追捕，失去了在大学系统读书的机会，就逃离了刚刚沦陷的北平， 经过三个月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延安。我在鲁艺学习和工作了近 4 年时间，主 要的收获是认真地读了几年书。鲁艺有一所藏书可观的图书馆，特别是文艺 书籍收藏之丰富，现在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和不胜怀念。那里又有 一个安静的充满学习气氛的环境，使我在三四年期间几乎读完了那所窑洞图 书馆中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拥有的有 关文学的知识和素养，基本上得益于那几年的饥不择食般的勤学苦读。就像 我国古代名贤韩愈所说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尽管除了学校发的油 印教材以外，我连一本私人藏书都没有。我那时刚刚 20 岁出头，记忆力好，　　求知欲强，兴趣又广，对于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之作，常常不仅是反复 阅读，而且还把我所喜爱的篇章，抄写在自己手制的厚厚的本子上，以便朝 夕讽诵。这样的手抄本有好几本，一直到后来撤离延安，才忍痛把它们埋在 一个破窑洞里，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肯定是早已化作尘土了。　　我当时读书的范围很广，而且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先是 博览群书，然后择其要者精者（包括自己特别喜爱的），反复诵读。这当然 是一种笨方法，但我可以说这种方法使我一生受用不尽。我不久前看到冰心 老人为青少年题的一句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自是关于读书 的至理名言。但是，我想把“读书好”这三个字调换一下，变成“好读书，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者，酷好读书之谓也。对于书，一个人如果 没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没有一种执著的癖好，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素质很 高的知识分子的，更不用说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评论家了。我所以能够持续 地从事文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建树甚微，但总算是尚能为革命文 学事业作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的奉献，主要的动力，当然是来自我半 个多世纪的生活实践，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年的执著不休的锲而不舍的从不 间断的读书癖好，那么，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多年以来，由于所从事的大多是文艺评论工作，间或也写一些散文，因 此，也常常有人问我：从事评论工作和从事创作工作（比如写小说或者写诗） 的人，在读书上是否应当有所侧重？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对人说，我只是一个平庸的评论家，至于创作，我至多只能称得上是半个散文家，因为我的散文写得很少，尽管有过不少计 划，但大多未能实现，至今也只出过两本散文集。在读书方面，我的看法是， 无论搞创作的或是搞评论的，在读书上最忌“偏食”。我常常看到有些年轻 的作家朋友，写小说的只读文学创作，写评论的只读理论著作。我的主张则 正相反：无论从事创作或是评论工作的，都应当有一个广阔的志趣和胸怀， 都应当以一种广约博采的精神来纵读各种各样的好书。我甚至主张：写评论 的应当多读一些创作作品，搞创作的则应当多读一些理论著作。而不论从事 创作或从事评论工作的人，都应当多读一些史书和“杂家”的书。我始终认 为，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虽然不同，却绝非相互牴牾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 辅相成的。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及其杰作，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外 文学史上，批评家常常成为作家攻讦的对象（比如契诃夫和海明威都说过批 评家是专门吸血的马蝇之类的话）。我不是大作家，但我几十年来已经养成 了这样的习惯，在我的书架、案头和床边，总是各种各样的书（有小说，有 理论，有古诗词，也有许多“杂家”的书），杂陈并列，伸手可得。我认为 这样的读书习惯有助于丰富知识，活跃思想，陶冶性情。我从来不相信什么 “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说法，虽然在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我认 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吸取精神上的营养，正如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应当 重视广泛地吸取营养一样。文学上的“偏食”和生理上的“偏食”，都会带 来你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我对于读书的基本态度和习惯。这里丝毫也不包 括反对“学有专擅”的意思。写诗的，当然要在诗的创作规律上多所研究， 写小说的，当然也必须熟读古往今来一切已有定评的杰作，用以加强自己的 思想武装，这是自不待言的。最后，我还要讲几句必须加以强调的话，这就是：一切书籍，都是人类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生活的写照和反映。生活——这是一本大书。因此，我们 在谈论读书方法的时候，时刻都应当牢记，我们在博览群书时，更应当以加 倍的热情来读好写好生活这本大书。书趣黄裳很久没有进图书馆了。算算 10 年中间，前后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杭州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是为了去看柳如是的《湖上草》和尺牍。这是珍贵的 善本书，我是请人开了介绍信才得借阅的。书取出以后，馆中人还不放心， 站在一边看我翻看，这种读书的滋味很不好受，在草草翻阅以后就还书离开 了。另一次是在北京图书馆，借出了余怀的《甲申集》和张岱的《琅嬛文集》， 前看是清初刻本，我怀疑是汲古阁代刻的，大字精刊，不独以孤本见珍，其 实也是雕板艺术的精品。张宗子的书是抄稿本，黑格精写，是待刻稿本。我 取出笔记本来摘记行款、序跋、藏印，也摘录了一些内容。这次是在阅览室 里看书，没有专人监视，自由得多了，但时间有限，还是没有从容读书的乐 趣。记得这次还借得了金冬心的几种原刻小集，是清代前期精雕本的代表作， 真是不忍释手。但也来不及细看内容，草草翻过一遍就算了。这两次去图书 馆看书的经验都是局促、匆忙，虽然见到了久闻其名的善本，但说不上从容 披阅，只不过是赶任务的翻书而已。从这里可以懂得人们为什么要自己藏书 的道理，只有自己的书才能从容不迫地细细赏玩，借来的书读起来总有一种 迫促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亲切的情趣。近来又听说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都将 不再外借，读者只能读显微胶片了。那么书趣就将更减去了大半。好书一入 图书馆，就将深藏密锁，不再与读书人相见，这是不能不使爱书者为之叹息的。　　什么是书趣，是不大容易说出那底里来的。以五四以来出版的新文学书 为例，鲁迅的著作几乎都是道林纸印的毛边本，到今天也已有了五六十年的 历史了。但那装帧、封面、行格，与今天的出版物比较起来，都要更可爱些。 近来出版的《鲁迅全集》，印刷质量要算是上乘的，但翻读之际，缺少的却 是那一点故旧的情思，远不如翻读一册初版本来得亲切。只有五六十年历史 的出版物，照例是上不了讲究版本的藏书家的书架的。然而不然，近来讲究 新版本的人多起来了，在注意它们的文献价值之外，表现在外表形式上的浓 郁的时代气息，该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困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貌，表 现在出版物上也没有例外，这就使之在文献价值之外，更多了一层美术欣赏 的价值。时代有先后，宋版元钞虽然与新文学出版物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 东西，但在这一点上，在它们说来则是共同的。案头有一册小书，许梿刻的《六朝文絜》。这是道光中刻本，距今不过百来年，算不上什么古本。它又是流传极广的书，更说不上是稀见本。但别 致的是，它不是套朱加圈点评注的本子，而是白文本。因此受到藏书者的珍 视，请秦曼卿与傅沅叔写了两通跋语，就更增添了趣味。秦跋述此书的源流 特点甚详，不愧为藏书家的经验之谈。　　“珊林（许梿字）此选，较彭兆荪南北朝文简择尤严，题曰‘文絜’， 名实允孚。加以评论圈点，指示学者门径，又复手自缮写，以付开雕，书仿 欧阳，方整坚卓，在有清一代刻本中，实不多觏，印以佳楮，朱墨烂然，故 百余年来，为藏家所贵，非偶然也。光绪中冯竹儒官上海道时翻刻一本，亦 甚可观，惟纸墨逊原本远甚。余所藏凡数册，最初印者，序作楷书，仅一叶。 后乃易为隶书。楷书序大都钤以许氏印章，隶书者则其印或许或朱，稍后则 无之矣。静安此本竹纸而不套朱，为余生平所仅见。物希为贵，以视朱墨本　　弥觉可珍。然非真知笃好者不能喻此意。??”（丁丑正月，1937） 这一段小跋将《文絜》初版翻刻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又详记初印本种种不同之处，我也有初印套朱本，与秦跋所言一一具合。后来从许氏后人姬 传先生处得知，此书尚有初印不套朱的蓝印本，可补秦跋所未及。傅沅叔跋 作于秦跋前一年，对雕版中采用圆围角点，五彩套印的方法大加讥评，理由 只是违犯了古法，并说“近世士夫，转争相赏玩，高价购取，置诸精本之列， 侈为美观，此其所见与儿童何异。”完全抹杀了明代凌闵朱印套版书的成就， 反映的是老辈藏书家的偏见，也显示了藏书家欣赏趣味的各各不同。傅沅叔 说，“许氏此编，缮刻既精，楮墨尤雅。清斋展卷，焚香细读，自足怡目悦 情”。则真实地写出了藏书读书的趣味。我想无论旧版新刊，同样会给读者 带来同样的“书趣”，是无可疑的，自然，焚香是可以不必了。书中自有??高洪波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不知道。　　金钱、俸禄、美女，自然从来是属于书们的，这是代代读书人的理想之 所在，书故而成为一种信仰与宗教般的什物。想想也是，穷文富武，一介寒 儒，连粥都喝不上，没有一点理想激励他，早把书本扔在脑后了，犯不上。 书与书生的关系，似有一种递进转换互补的关系。于谦诗曰：“书卷多 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很准确地道破了这层关系。人们往往先是读 书、买书、找书甚至偷书、抄书，学问作大了，主仆关系开始转换，变为批 书、评书，当然还有著书写书编书印书。司马迁写《史记》，藏之名山传诸 后世，那是读完了书之后为书立下的汗马功劳；李贽、金圣叹批书评书，也 属书们的真正知音；曹雪芹蘸血泪写红楼，高鹗先生又涕泗横流地补齐，二 人都应列入书痴队伍；只有玩世不恭如龚自珍，才能吟出“著书都为稻粱谋”句，换句话说是商品意识，以文换米。自此之后，人心开始不古矣。 我便是不古者之一。 请友人镌一印，文曰：“避斋主人稻粱谋士”。避斋为我书斋名，取其位于 13 楼换算出的一个“B”字的谐音，再往深处说呢，自然脱不了龚自珍的影响，标榜一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商品意识。 书斋至此，已透出世俗气。由此忆及自己与书的交往，其实全由大俗引发，具体点说，与一个“偷”字有关联。　　偷者窃也，读书人窃书不为偷，先贤曾多有辩白。只是我偷书时还够不 上“读书人”三个字，是云南军营中一名新兵，“百夫长”的早期阶段，所 以是地道的偷。所偷之书当时称为“四旧”、“毒草”，一律封存于团图书馆内。作案时间在 1969 年 4 月。以后连续偷盗，挖书山不止，计有《战争与和平》、《白 鲸》、《西游记》、《巴乌斯托夫选集》、《神秘岛》、《红岩》和《封神 演义》、《三国演义》、《杨家将演义》、《说岳前传》等等。我真实是监 守自盗，因为身为团广播员、放映员、图书保管员，有权进入封存的图书室。 那一时间我本来瘦若竹竿，但每自图书馆出来，腰围顿见肥硕，较之今日之 腰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几肥几瘦之后，军营内“毒草”泛滥，人心不稳，于 是上级追查，查至根子在我身上，先将库存图书一古脑烧毁，继而让我下连 队扛炮筒子锻炼。这是我与书们交往时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情节。我偷书， 书们乐意让我偷，因为书本来是让人翻阅的，封存的书便是坐牢的囚犯。我 以一颗大无畏的放肆之心救它们于困卮之中，手段固属偷，目的却十分高尚——书们谅解我的痴迷，便给我诸多好处，虽无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 但有那暗夜里的星光、久旱中的猛雨，再有一比：踽踽独行于野径上的旅人， 饥渴交并，突然面前有一桌珍■，香气四溢而五色纷呈，你委实顾不得这食 品的来路，放开肚皮吞咽，吞咽时你发现盘子下有一纸条，上写“有毒勿食” 四个字。因为吃后没任何异状，你便向这纸条傲然一笑，认定是无聊者的把戏。　　我当时置身军营，精神饥渴一如孤身的旷野旅人。“毒草”们待我不薄， 今日能操笔墨生涯，便是当年的馈赠。　　　　书中自有??你自己。到得如今，我已写下有十余本小书，这是自己生 命的别一种形式，灵魂被印刷、装订、出版，薄薄厚厚地码在书橱里。有时 在灯下翻阅，像一个人揽镜自审，会渐渐看出从青年到中年那缓慢的变化。 昔日的文章、诗稿，旧有的豪情、稚嫩，得意之笔、失败之处，齐齐整整化 成书的模样，斧头也砍不去。你可能会后悔、婉惜，觉得本来应写得更充实、 更洒脱，不知为什么懈了劲？你还可能会自得、自足，觉得这篇文章超出了 水平，不敢相信出自自己之手？！但那书却分明是你的署名，你和书已溶为 一体，书是你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静夜自思：“著书都为稻粱谋”吗？其实未必。你可以一字不写地生活， 而且打打麻将、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实在也是人生中难以企及的境界：但 你已走上了与书相伴的笔耕生涯，上瘾。让你扔掉笔去经商做官，你会精神 忧郁直至崩溃，你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　　你的岗位在书桌。你的天地在书房。“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痴不可 医”，谁说得这般明白？陆游。一个居“书巢”的迂夫子，心中偶像。你的 人生乐趣在读书、评书、购书、存书，还有写书。这已成为溶在血液和连在 神经上的一种习惯，“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就当一名这样的书生，挺好。 书中自有??自有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管翻阅就是。或许什么都有。什么也都没有。抄书不如编书张遵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建设伊始，法学家张友渔在社里担负社会科学方面的领导工作。1979 年 3 月，张老让我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规划会议， 这就意味着《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从此筹备上马。我对张老说，自己虽然 是法学院毕业的，但不是读的法律系，只修过几门部门法，完全不具备编法 学卷的能力。可是张老说：“你先联系着，等将来进了法律系的人，你再交 给他。”当时社里人手极少，无可推托，就去了。时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立法、司法、法学科研与教学，都在需人。 先后虽有两位法学家进社，又先后被一个省、一个自治区的大学请去当了法 律系主任。于是，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辑工作责无旁贷，我只好顶了下来。 因为没有读过法律系，对我来说，编书的 5 年也就是学习的 5 年。最初 我读不懂所编法学书稿的全部学术内容。例如国际法，过去虽听过邵循恪先 生的课，但时隔 30 年，国际法与国际法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读稿时遇到了 许多新的问题。经查阅参考书仍有不理解处，就注在送审打字稿边。当年国 际法专家陈体强先生审稿，在提问处都一一作了解答。书稿上就留下了先生 答疑的许多亲切笔迹。又如国际私法，过去我更从无接触。感谢外交部老专 家李浩培先生，他执教有年，循循善诱，他的文章往往从案例开始说明概念。 拜读先生手稿，有如听名师讲学，得到如坐春风那种快慰。那几年我还有幸 参加了一些有关的学术会议，旁听过为法学卷解决一些具有较大分歧的学术 问题的讨论会。每一次会上一代权威济济一堂，各自提出独到的精辟见解， 我从而得到了学术界同意和支持的问题解答，大开眼界。这都是当今我国许多博士生以及博士后都难于得到的学习机会。　　改稿则是更好的学习。法学卷书稿不少出自名家之手，我读稿时常暗自 惊喜，从而确信书稿将无愧于国家水平。但这些文章虽好，却不能随即定稿。 一是文风不同，若不经编改则出版后将是一部文集而不是一卷工具书；二是 稿长，法学卷规定不超过 900 余页，如按原稿发排，当不止 2000 页，好稿捧 在手上，势在必改，不禁心悸手软，最大的心理障碍是“学生怎么能改老师 的稿件？！”在这种思想压力下，我只能熟读原文，吸取精髓，酝酿大百科 全书文体，铺开稿纸，另行抄改。说我当时的心境有临渊履薄之感，并不过 分，改完送请作者复审时，我又总是诚惶诚恐地说明苦衷，恳请原谅。感谢 学术界前辈的宽容，他们对改稿一般首肯。当我捧着稿件告辞出门，一次次 都如释重负。记得北大国际法教授王铁崖先生复审后曾亲切地告诫说：“这 次拿回去可不能再改一个字了啊！”是的，一个字也不会再改了，不应该、 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改了。我对法学者每一篇书稿，都看成讲义；每编改完一 篇，都觉得自己又掌握了一个问题的要点，不禁想起读书人中流传已久的一 句话：“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并想到了自己的深切体会：“抄 书不如编书”。抄书还可以照猫画虎，不求甚解，而编书若想不致妄加一字、 妄改一字、妄删一字，必须深入懂透不可，所以编书比抄书是更好的学习。 对不同的书每人都有不同的感情。对业已问世的《大百科全书·法学》 卷，我就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它宛如我的同窗，由它陪伴，我读了 5 年 法律系，印象且比当年学习本专业尤为深刻。我深自庆幸此生中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责任编辑。书斋的兴废叶元章从西北归来后，我居然有了一个书斋。虽无苔痕上阶、草色入帘之胜，却是明窗粉壁、坐北朝南，加上窗外阳台，不仅可读书写字，还可莳花养鸟， 得视听之娱。登上阳台，则郊野风光，尽收眼底。总之，这书斋确是相当不 错的。　　书斋，我并不陌生。儿时，住在上海郊区，父亲的书斋名曰静观书屋。 门上有父亲自题的匾额，室内左字右画，架上玉轴牙签，案头文房四宝。记 得正面一副对联是张问陶的手笔：“岩前拄杖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 门联是隶书“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书斋，我 8 岁以前是常去的。 家乡老宅也有一个书斋，格局与沪宅相似，只是门上无匾。正面对联是梅调 鼎的手书：“此处多奇花异草，其人如霁月光风”。门联则是隶书“惜花春 起早，爱月夜眠迟”。与上海书斋的门联同出于唐良史诗句。父亲病故后， 沪宅易主，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回到镇海乡下，我就自然地成了老宅（包括书 斋）的主人。　　这个书斋，我仍然名之为静观书屋。它同我关系亲密。在这里，我断断 续续地盘桓了七八年，度过我的少年时代。这期间，我受到它的熏陶，培养 了读书兴趣，奠定了半生从文的基础。父亲遗下的书画，给了我灵气。父亲 圈点过的为数可观的线装书，我还消化不了，但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 之类，却使我眼界大开，简直如醉似痴。父亲没来得及教给我什么就撒手而 去，他正是凭借他生前构筑的书斋及众多的藏书给了儿子以巨大影响的。离开乡下老宅已快半个世纪了。这次万里归来，跑到村子里一看，我和母亲、姐姐住过的那座名曰“倚翠”的楼房，只剩下一堆瓦砾。原来的书斋， 连同它的内部陈设以及图书、字画等，早已不知去向。连书斋旁的那座小花 园也无从寻觅了。当年，这里曾经是前花后竹，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给书 斋提供了一个恬静幽雅的环境。50 年沧桑剧变，这些都已恍加一梦了。可如 今，我又分到了新房，就在市郊，距我老宅所在的村子不过 4 公里许，而且 仍另辟一室作为书斋。这个书斋，我仍名之曰静观书屋。尽管它的面积不比 旧的书斋大，现代建筑门上不宜有匾，壁上也并无何绍基的字和郑板桥的画， 而高爽明敞则有过之。何况，窗前还多了个 6 平方的阳台，上面放半排盆花， 挂一笼小鸟，朝迎日出，暮送落霞，听四邻琴声，揽千顷翠色，这却是旧的 书斋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夜深人静后，凭栏小立，尚可隐约望见甬江上的点 点渔火和声声入耳的江潮。所以，这实在是个饶有诗意、能予人以美的享受 的好去处。　　我非常钟爱这个书斋，这不仅是由于它来之不易，而且还由于它构筑在 家乡的热土上，并将帮助我度过愉快的晚年。而今天，在全国各地，这样的 教师宿舍还不很多。据我所知，在我的一辈老师中，三代同堂，五六口人挤 在一间斗室里的，颇不少见。至于生活在某些大城市里的同学、朋友们，人 均居住面积在 4 平方以下，父母子女合用一张径尺之桌，甚至以缝纫机代替 写字台的，也绝非仅有。他们或根本不需有过自己的书斋，或虽亦有过，却 终于被赶了出来，至于我本人从 40 年代初因避战祸而仓皇离家，以后多年住 在上海普通里弄里，室陋而人稠。50 年代后期起，则远谪黄河源头，在风雪 高原挖过地洞，钻过帐篷，沙眠露宿，与坚冰严霜为伍达 20 余年。可说久已　　不知书斋为何物了。不料垂暮之年，竟又重新回到书斋之中，而且经过这 16 年的着意购求积累，我又拥有了 4 大架的图书，包括我父亲也不曾拥有过的《左氏百川学海》、《笔记小说大观》和《清明家词》。至于壁上，则有好 友冯其庸的水墨葫芦、林锴的红梅图和前辈李宗海、包谦六的字。从此，我 可以在这 15 平方的天地里，“阅金经，调素琴，”研墨挥毫，吟诗作赋，还 我书生本色。“形骸既适，观听无邪”，文思也自然而然地趋于活跃而汩汩 不绝了。这几年，虽年事日增，精力日衰，而教学、科研、业余写作方面所 完成的工作量及其取得的成果，却远远地超过前 20 年，这除了大气候这一因 素而外，恐亦与我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和一个属于个人的书斋有 关。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比比别人，感到这其实是够幸运的了。　　好像是曾巩说的，文人（即知识分子）的荣辱遭际，往往是测量一个时 代的明和暗、清和浊、盛和衰的标杆。这也可见，书斋虽小，却关乎大局。 所谓一室之微，国脉所系，它足以反映时代和政局的变迁，足以反映文运的 兴衰和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实际变化，这内涵就相当深广了。　　我怀念记忆中的旧的书斋，更无限珍惜眼前的新的书斋，但愿普天下像 我一样，或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文人和广大教师，都能在自己拥有的心爱的书 斋里“静观自得”，并愉快地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劳动，直至生命最后 一息！　　命根子李桦我很富有！但富有的是书而不是钱。手中那有限的钱常常被我转换成书，一本一本地收藏。而今我的藏书，没有细细数过，大约总有五六千册吧。因 为居处的狭小，能够上架的只是那些常用书、工具书。大多数的书只好一捆 捆委屈在壁柜里、床底下，家中简直有点书满为患了。就是如此，那书还是 不断地买，弄得妻常常嗔我是“书痴”。唉，也许妻说得不错，我这个人此 生也许真是书痴了！　　偶有闲暇，我总爱在我的书柜前徜徉，那一册册五颜六色的书脊，骄傲 地直立着。每一册中都静静地藏匿着许多知识、许多动人的故事。一想到这 许多书都属于我，而且这还仅仅是我所拥有的书中很少的一部分，心中那份 得意，嘿，无与伦比！　　我没托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铁路员工，母亲不识几个字。可是，他们 对我们兄弟的学习却管得极严。上小学时，我不大爱读课堂上的书，爱读课 外书。等我真的学得三升两斗汉字，那课外书就更抱着放不下了。有时上课 也放在底下偷偷地看。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课外的“闲书”。我又迷上了唐诗、宋词，于是便借了来抄。一次，在课堂上我正抄得津津有味，谁知老师突然出现在面前， 一把夺去了我的书和本。等到看清我是在抄诗，竟冷笑了起来，那一番话说 得也刻薄，于是至今记忆犹新：“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却整 天摆弄这些玩意儿，想不到咱们这个班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大诗人！你以为， 只背唐诗宋词就能升学、毕业？这些闲情逸致的东西是能吃还是能嚼？就算 你将来能成个诗人，那又能怎么样？别说你还不见得是那材料！??”当时， 我的老师大约怎么也没想到，20 年后我竟真的成了写诗的人。不过等我真的想认真读书时却没书可读了。初中刚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我这样无书可读的孩子被打发到青海高原，开始了“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的悲壮历程，一晃就是十多年。在那孤寂、荒凉的山沟里，许多伙伴看不到什么前途，渐渐消沉了。然而，说来似乎又有点不可思议，忽然一天我们发现，在那荒野中的点点人家 中，有的竟还藏有不少书。有了书，好像又看到了光亮，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那时是能借来什么读什么。我读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资本论》 等一批书。无书可读时，我甚至曾经抱着一本地图册，一点一点地琢磨那中 外的地名、河流、山脉??谁知这些，在我后来的高考中，竟都派上了大用场！　　那一时期，我一直爱不释手，以至终于翻烂的有两本书。一本是郭小川 的《将军三部曲》，这是我拿自己珍爱的一本米体字帖换来的；还有一本是 刘白羽的《红玛瑙集》，这本书是一位伙伴写情书时经常从中挑选辞句用的， 被我发现后，几次索要都舍不得给我。后来，他终于有一件非求我不能的事， 我便也索性“勒索”一次，不给我这本书绝不帮忙。于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从此，没书可看时，我就翻来覆去地读这两本书。这对我后来写诗和能得心 应手地写散文都有不小的帮助。　　我真正有系统地大量读书，是在 1978 年考入大学。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是 丰富的。学校对我们这些学新闻和中文的又格外宽厚，竟给我们每人发了 5　　张文学借书证。而别的系的学生只发一张。大约在这段时间的书海畅游之中， 完成了我向读书人的转变。　　我上大学时，许多名著开始再版，于是，仍不富裕的我，总是节衣缩食 挤出点钱买书。那么多名著，要想都买是不可能的。好在我正在实施我的读 书计划，常常是读了某本名著自己格外喜欢，便去寻着买。集腋成裘，倒也 买了不少。我的藏书大约便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想来，大学 4 年不仅完成 了学业，而且读了上千本书，这样的收获不可谓不大！　　毕业之后，谋得一份以文字为生的职业，舞文弄墨天经地义。可这“爬 格子”挣来的稿酬，又大部分让我买了书。有的书是买来当下看的，有的则 是留待闲暇细品，还有的干脆是为了等将来再看！　　然而不知怎么，越富有便也越“吝啬”，那书本是让人看的，可外借却 总让我舍不得。记得刚刚搬了新居置了书柜之后，我郑重地把一枚书柜的钥 匙交给妻，表明这是我们俩的共有财产。可没几天，我竟又悄悄地把书柜钥 匙从她包里“偷”了回来。原因是她把我的一本书借给了她的同事，拿回来 时封面弄脏弄皱了。后来，凡是家里来了朋友，妻差不多总要对人说：“这 屋里的东西。除了书，你拿走什么他都不在乎。书可是他的命根子！”妻无 形中这么一宣传，倒也真省了不少麻烦。朋友们都不好意思开口借书了。是的，书的确是我的命，过去如此，将来恐怕也如此！　　可是话说回来，有书再多，不读也是枉然。于是，我便每天专门安排了 读书写作时间，常常是雷打不动，有东西可写时便写，不想写了便读书。读 书便会有收获，便会有心得。前不久，我写了一首叫作《读书》的诗发表了， 诗中这样写道：读书，/是读我们自己，/读我们的心，/读我们自己的故事，/读我们的一切高尚与卑下，/坦荡与猥琐！/读书，是检验我们的脚印，/以纠正步伐；/是引我们流出多余的泪，/以净化心灵；/是照我们自己的面容，/以拂去看 不见的尘灰；/是给心灵找一个尺度，/以防止办事过度、过份；/是在解析我 们心中的隐秘，/以作为破译未来神秘的密码??四枚藏书印金开诚我怎样看待书？数十年来不无变化，这在我先后镌刻的四枚藏书印中是有所表现的。　　一、开卷有益。这四个字来得偶然，那是在读小学 3 年级的时候，过年 打扫屋子，不知怎么找出一轴“牛角挂书”图来，上面有隶书写的“开卷有 益”四字。先父当时对我讲了一番读书总有好处的道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因此第二年开始学刻印时，就用这四个字刻了一枚藏书印。从那以后 的七八年间，开卷有益差不多成了一种指导思想，因而读了不少课外书，内 容虽然驳杂，但较多的还是文史两类。　　到了高中二年级，有件事情使我对“开卷有益”产生了一些想法，不那 么迷信了。一天，先母请人运回来一大箱线装书。我问她这书是哪里来了。 她说是从某世叔家里买来的。本来，某世叔在先母看来是个了不起的人。他 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读二十四史，大量古代诗文更是出口如流。然而 他终因染上烟癖，乃至潦倒而死，遗下妻子儿女无以为生，只得变卖藏书。 我家所得的是最后一箱，买下来还带有救济性质。由此我想，若说“开卷有 益”，则某世叔理当得益无数，何以他既不能兼济天下，亦不能独善真身， 以至于落到如此下场？由此可见“开卷有益”还有个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 但究竟读什么和怎样读，在一个时期中我并不明确，只能仍按照惯性，读有 点兴趣的书。二、书到用时方恨少。那是在大学二年级，我忽然在报上看到高班同学写的一篇长文。读完之后，发现其中所说的事实与道理并没有超出我的知识 范围，也就是说他写的我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能写出文章在报上登出来， 而我却做不到呢？仔细一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学了知识是拿来使用的， 而我学了知识却是未加使用。由此我便认为学与用一定要结合，学以致用是 最好的读书方法。因为知识的使用，不仅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乃至触类旁 通，而且使用之后有可能获取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产生“成果感”，从 而对学习有更深的感情与动力。古人讲“学然后知不足”，这固然有理，但 还仅仅是感慨而已，不若“用然后知不足”更有迫切感与实践性，能促使人 非赶紧学到更多的知识不可。因此我便刻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这一方新的 藏书印，并在以后的治学经验传授中反复强调了“知识能用才是力量”以及 “学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等结论。我以这些思想指导自己看书学 习，有 30 多年之久。　　三、纸上得来终觉浅。从 1984 年起，我由于在民主党派兼职，就常常有 “议政”的机会。这事本来我并未感觉为难，每次发言也往往颇有现场效果， 幸而“不辱使命”。但时日一久，我反思自己的“议政”言论，深感实际上 在现实中大都是行不通的。由此我便想到要把忧国忧民的动机变为利国利民 的效果，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关键是对历史、国情和社会上各 个领域的实际情况要有深刻的了解，真正读懂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所提的意 见和建议才真有实践意义。不深入社会实际，而仅凭书本知识与书面材料来 出主意、想办法，是并不能行之有效的。由此我便想到陆游的一首诗：“古 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真 是含有至理。于是就把“纸上得来终觉浅”一句，刻成一方藏书印。　　　　读书数十年而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以前信奉 的“开卷有益”与“书到用时方恨少”都是错的。应该说它们仍然有道理， 有效用；但一个人若想真正作出一点利国利民的奉献，还必须努力寻求书本 知识与客观实际的结合。真知本自实践出，还须行之于新的实践，得到新的 检验。　　四、以有涯随无涯。我在读小学时，某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吾生 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两句话，他说：“我们的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所 以要抓紧时间好好读书。”后读《庄子·养生主》，见到那原话竟是：“吾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照庄子看来，求知是危险的；有了一点知识便以为全知，就更加危险。这个 说法也是一种道理。但我想，一个人若对一切都无所知，那就难于生存，更 不要说进步了。因此求知尽管是“以有涯随无涯”，但毕竟还须尽力而为， 否则就更加“殆矣”！尤真是一个知识分子，既当了和尚就必须念经，虽然 是“以有涯随无涯”，也只能克尽厥职，继续走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的路。因 此我就干脆刻了“以有涯随无涯”一方藏书印。我所能做的，就是常常警惕 不要以一知半解为全知。这种心态，比小学老师的教导要消极，却比庄子要 积极，也算是中庸之道吧。以前没有想过，因而不曾意识到数十年读书心态竟有这么多变化。今后继续读书、用书，读社会生活这本大书，想必心态还是会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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