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北京法源寺》是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content":"发信人: nathan (珊儿～急性胃炎), 信区: Literature&&&&&&&& 标&&题: 《北京法源寺》是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Sep&&4 16:06:10 2002), 转信 &&&& 一、《北京法源寺》画虎不成反类犬
1.李敖自吹《北京法源寺》是史诗式小说 &&&& 李敖作为一名勤奋的学者和一位大胆的评论家，写下了大量锋芒毕露的作品，对于抨
湾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的黑金政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
生本人也因此而受到了海峡两岸众多读者的尊敬。可是，在文坛上，李敖先生也有其明显
且是比较严重的弱点，这就是李敖先生相当狂傲，目空一切，特别是其作品经常存在着偏
的、主观的而且刻意标新立异的毛病。另外，李敖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知之明，喜欢不恰当
我吹嘘。如前所述，这一弱点正是旧文人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李敖自己对《北京法源寺
出的过高评价，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旧文人遗留下的不良习气。 &&&&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的后记《我写〈北京法源寺〉》中，自我吹嘘道： &&&&&&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
(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
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
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
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
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
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
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
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
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
与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第292页) &&&&&& 这段妙文，如果出自读者之口或者出自某个评论家之口，倒也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但是却偏偏出自于《北京法源寺》的作者李敖先生之口，这就难免有吹牛的嫌疑了。 &&&& 李敖吹嘘《北京法源寺》“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
却颇费了一番心机。因为这句话的前提是作者对《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的自我赞颂，而
颂得失去了分寸，竟然毫不脸红地肯定自己所写的这部《北京法源寺》是“史诗式小说中
部“，这样作者李敖本人就将自己的这部小说在大的框架下作了最高的评价。殊不知，“
一词不是随意可用的，评价一部作品是不是“史诗“性的作品，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也不
人说了算，更不能凭作者本人海吹，而要经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检验才能最终得到社会和
的认可。我们常说杜甫的诗歌是“史诗性“的作品，那是经历了从唐代至今一千多年的历
而得出的艰难结论，绝不是轻轻松松靠自吹自擂就能够随意摘取“史诗“这个果实的。李
《北京法源寺》自90年代之初出版以来，至今才只有10年不到的时间，就在这么短暂的时
内，海峡两岸的广大读者对《北京法源寺》的反映冷淡得出奇，致使这部书几乎成了被人
忘的著作。如此一部劣质产品，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史诗“性的著作呢？李敖先生大概只
乱坠地自我海吹，也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 我在细细地将《北京法源寺》研读了数遍之后，觉得非常滑稽可笑。老实说，我研读
《北京法源寺》之后，得出的结论恐怕要令李敖先生掉眼泪的。李敖先生认为“一般历史
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
这句话说的
十分正确，不过，作为读者，我应当有理解和评判这句话的权利。笔者认为，如果一般的
小说果真如李敖所言“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那么，
相比之下，
《北京法源寺》恐怕连“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的无聊故事都不如，其质量
可以被称之为“小说“的这一类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 笔者这样讲，是否对《北京法源寺》贬得过了头？非也！只要读过《北京法源寺》的
（李敖本人除外）稍微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便不难发现，《北京法源寺》根本
被称之为一部像样的小说，它只是有关的历史资料与作者杜撰的故事相互杂凑在一起的大
盘，而且是一盘十分低级的和不协调的大拼盘。如果该书不是出自名人李敖之手，如果事
作者的姓名隐去，只有白痴出版商才会出这类低劣的不成其为小说的“小说“！道理很简
果不是人为地炒作，《北京法源寺》会有人喜欢吗？出版商能不赔钱吗？ &&&& 李敖自吹《北京法源寺》是“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而且“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这话只对了一半，“强烈表达思想“是比较符合《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的实际的，而“
富自是罕见的“则恐怕未必如此。纵览《北京法源寺》全书，单就作者在书中所涉及的问
论应当说是很多的，诚如作者所言：“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
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
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诚然，李敖主观上虽然想写出一部伟大的著作，
由于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并且时常故作惊人之论，结果却画虎不成反类犬。该书涉及的问
然广泛，而作者对大多数问题的论述却了无新意，即使有一些观点带有标新立异的特色，
必能够站得住脚，充其量只能算是作者在书中演绎了自己个人的思想和见解，称不上真知
见。另外，该书的某些内容甚至还传播了一些不正确的历史观和思想观。 &&&& 下面，笔者就《北京法源寺》这部文字垃圾进行具体的剖析，以论证笔者上述的看法
。 &&&& 2.李敖用唯心的“善恶“观来评判历史 &&&& 在《北京法源寺》的第二章“寂寞余花“中，作者借一位青年人(即康有为)与一位和
话，对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作过重要贡献的唐太宗李世民进行了根本的否定，而且这种否定
所谓的“善恶“来作为评判标准的： &&&&&& (和尚：)“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
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 (康有为：)“对唐太宗说来，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
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奸生的儿子出继给死
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 &&&& (和尚：)“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
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太
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
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
种善因。“ &&&& (康有为：)“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 (和尚：)“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
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
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
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北京法源
二章“寂寞余花“，第19页) &&&&&& 在康有为与法源寺和尚这段对话中，作者借康有为之口来否定唐太宗李世民。由于唐
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建树，作者无法从大的方面，无法从历史发展的宏观方面来否定
历史人物，于是便以偏盖全，从道德的角度，特别是从唐太宗李世民对待其家族成员的某
为，来对唐太宗李世民进行否定。这种历史观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判定一个历史人物在
上的是非、功过，应当从其对历史、对社会总体上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来下结论
然，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不是不可以用，但道德标准仅仅只是一个方面。更何况凡
悉唐代历史的人，都应当知道，唐太宗杀了其哥哥太子李建成与弟弟齐王李元吉，其咎并
李世民，而在其兄弟。因为当时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与弟弟李元吉，早就怀着不可告人的
心，时刻想用卑鄙的手段杀害李世民，从而夺取实权，而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却支持并纵
世民的哥哥李建成与弟弟李元吉。因此，这场表面上看来属于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则代表了两种势力：一方是以李渊、李建成和李元吉为代表的腐朽势力，而另一方则是以
民和其手下十八学士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六月四日，李世民抓住
会，利用其兄李建成从玄武门去朝见李渊的机会，带了尉迟敬德等少数将士，发动袭击，
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这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闻讯赶来，仗着人多势众的优势，向
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李世民当机立断，一面命令手下的人进行坚
抗，一面派尉迟敬德迅速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下了一道“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命令，
场重大的历史事变以李世民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迅速结束，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政权，退居
上皇。 &&&& 因此，“玄武门之变“表面上是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但实质是进步势力消灭了腐朽
力。试想，如果没有“玄武门之变“，那么怎么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怎么会有唐王
盛？可是，《北京法源寺》的作者李敖却从所谓“善“与“恶“的角度，认为唐太宗李世
民“在父子
兄弟之间，惭德太多“，认为唐太宗盖悯忠寺是一种伪善行为，进而达到对唐太宗李世民
盘否定： &&&&&& (康有为：)“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他本来的心迹
看他心迹是不是伪善。存心善，才算是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
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
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
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据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
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
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
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
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北京法
第二章“寂寞余花“，第20页) &&&&&& 在作者的笔下，康有为的见解还不如一个和尚高明。作者借康有为之口，宣扬的是一
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这种抽象的令普通读者难以读懂的“善“与“恶“的标准，其实
敖本人的发明，历史上的儒家学派特别是后来的理学家们，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所依据
要就是这种唯心主义标准。可是，谁能想到李敖自吹《北京法源寺》是“强烈表达思想的
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在其作品中向广大读者灌输的恰恰是这些陈腐的思想意识和
主义的历史观！如果按照这种历史观，唐太宗李世民在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步步进
下，就不应当发动“玄武门之变“，最好的办法就是“存心为善“，引颈就戮，这样根据
辑来推断，才会结出“善果“。那么，这种“善果“将会是怎样一种果实呢？恐怕只能是
果，如果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掌权执政，可以推论，他们给中国历史带来的不会是进
相反却极有可能是退步。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 3.李敖的“忠奸“观传播了错误的历史观 &&&& 不过，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关于“忠“与“奸“的问题，倒可以算是作者的一
明“，可惜这种“发明“传播的同样是错误的历史观。下面，笔者不避冗长，滋将这种专
“发明“照录如下： &&&&&& (康有为：)“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
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奸。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
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
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
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
《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
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
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
然是勾红脸，
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
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
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
\\'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
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
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
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
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
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
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
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
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
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
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
千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
奸，通吗？公道吗？“(《北京法源寺》第二章“寂寞余花“，第40页) &&&&&& 这段冗长的话语中，作者借康有为之口，举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人物作为例证，证明
的“忠奸“观点。在所举的历史人物中，对曹操的肯定应当是正确的，而对于冯道的评价
定正确。冯道是五代期间著名的官僚典型，这个人物最高明的手段，就是善于见风使舵，
钻营。虽然此人在历史上也做过一些好事，但从总体上看，他却是老奸巨滑的封建高级官
不管统治者如何改朝换代，冯道都是最受重用的“不倒翁“。冯道是从唐庄宗时任翰林学
始发迹的，此后，无论换了哪个短命小朝廷，冯道的官位总是在三公、三师或者将、相这
次，而各个小朝廷都要利用冯道这个老官僚来安抚旧朝廷中的元老重臣，收买人心。例如
李从珂进兵陕州的时候，冯道任首相官职，他预计唐愍帝必死而李从珂必立，于是便乘唐
逃往河北之际，率领文武官员迎立李从珂为皇帝。李从珂成为唐废帝之后，便让冯道担任
时的职事。后来，晋高祖入主洛阳，又任冯道为首相，而且在临死之际，特意让冯道一个
受遗命，让其辅佐幼子石重睿。可是，晋高祖死了之后，景延广主张改立长君，是为晋出
冯道却早已将晋高祖的嘱托置之脑后，仍然做他的首相官职。到了辽主灭晋，冯道又官至
师，权势炙手可热。再后来，郭威率兵攻入开封，将汉隐帝杀死，冯道则率领百官谒见郭
深受郭威器重，仍然用为太师。直至周世宗时代，当了30多年宰相的老官僚冯道才受到冷
落，只做了个替周太祖造坟的山陵吏，郁郁而终。像冯道这样的人，李敖居然也赞扬他能
姓做事，这种观点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 &&&& 当然，李敖在书中不论是举曹操为例或者是举冯道为例，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题的关键在于李敖想论证自己的“忠奸“观点。这个观点便是此段首句所说的话：“奸不
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
说，并无所谓奸“。这句话所提出的判别“忠奸“的标准，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和历史
实际上违反了历史的常识，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如果李敖的这个标准能够成立，那么实际
无法判明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了。例如，秦桧是个最典型、举世公认的奸臣，但
李敖的“忠奸“标准来衡量，秦桧对于南宋小朝廷来说是奸臣，但对于金朝来说又是“忠
为这两个朝廷说到底虽然种族不同，但都是中国人，因而“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
谓奸“。笔者在此请广大读者认真思考一下，李敖的这种“忠奸“标准正确吗？行得通吗
这种标准来推论，屈原也不能算是爱国者，因为楚国和秦国都是属于中国，对于楚国来说
原属于爱国者，而对于秦国来说，屈原则不能算是爱国者。因此，李敖在一部《北京法源
中虽然绞尽脑汁提出了貌似独特的新见解，实际上只能算是作者自己历史观念的演绎，并
么实质性的真知灼见，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 &&&& 4.李敖一味标新立异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 &&&& 不仅如此，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与其所写作的杂文一样，往往存在貌似新奇而实则
的观点。在小说的第三章“休怀粉身念“中，作者表明了自己对明末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
一案的看法，就存在着明显的偏激倾向，他借法源寺和尚之口说出了下面两段话： &&&&&& (和尚：)“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
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
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
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者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
忍？“ &&&& (和尚继续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
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
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
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
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
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
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群体是
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
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得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
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
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
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北京法源寺》第三章“休情粉身念“，第50页) &&&&&& 其实，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冤杀，原因极为复杂。主要有两个方面重要的
因：一是袁崇焕打了胜仗却受到奸臣魏忠贤的诬陷，二是清太宗皇太极使用了离间之计。
大致是这样的：明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后金出动了15万军队大举进攻锦州，明朝军
的总兵赵率教坚守锦州，给来犯之敌以重创。在形势有利于明朝军队的形势下，时任辽东
的袁崇焕抓住时机，果断率领4000精兵，绕到后金军队的后方，又派水军进至敌军东侧，
两个方向对敌人发起攻击。这样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明朝军队了。后金军队久久攻不下锦
只得转而围攻宁远。袁崇焕集中了优势兵力，与围城的后金军队展开激战，终于取得了宁
战的重大胜利。可是，明末的朝政由于权奸魏忠贤的把持，得胜将领袁崇焕不但没有加官
爵，反而遭受诬陷被迫辞职。魏忠贤给袁崇焕罗织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清太祖努尔
死时，袁崇焕曾经派人吊丧。历史上确有此事，不过，袁崇焕派人吊丧的动机和目的究竟
么，是为了与敌人议和，还是为了借机刺探敌情抑或是一种政治姿态，当时明王朝却并没
过问此事。明朝政府对袁崇焕的这一行动，采取了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最初批准了袁崇
人吊丧的计划，后来又加以阻止，这便给魏忠贤诬陷袁崇焕找到了一个“通敌“的把柄。
罪名是后金军队在攻打锦州城时，袁崇焕统领的宁远军队却没有给予及时的出援。这个罪
样是不能成立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可是，魏忠贤从宁锦大战中捞到了许多好处，其侄
“因功“而封伯，却将立下赫赫战功的袁崇焕逼下了台。不仅如此，由于袁崇焕派人吊唁
赤一事受到了魏忠贤的诬陷，此后明王朝中出现了对袁崇焕十分不利的舆论，例如有人说
焕故意将敌人引入关内，而且袁崇焕还拥兵纵敌，反过来逼迫明王朝与后金签订城下之盟
于这些谣言起了很大的中伤作用，崇祯皇帝朱由检便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恰在此时，清
皇太极故意放出风声，使用离间之计，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崇祯皇帝受骗之后极
惊，便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二月，将袁崇焕投入大狱，将其定为“谋叛罪“而处死
。 &&&& 可见，袁崇焕之死的原因极为复杂，并非如李敖在书中所言：“袁督师的不幸是，他
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
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
敖对袁崇焕冤案的解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另外，袁崇焕蒙冤，也绝非如
借和尚之口所言是“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而“遭到了群体的迫害“。袁崇焕
害，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就明王朝内部而言，有权奸魏忠贤的诬陷；就外部情况而言，有
宗皇太极所施的离间之计。因此，袁崇焕之死，主要是因为明王朝政治腐败的结果，根本
“个人遭受群体迫害“的结果。李敖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 5.李敖对清朝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偏袒 &&&& 在《北京法源寺》中，最让人难以认可的地方，就是李敖对“反清复明“的否定，进
清两朝作比较，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变相的肯定。在《北京法源寺》
章“大刀王五“中，李敖借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的对话，表明了这种极端错误的历史观点： &&&&&& (谭嗣同：)“至于说到帮会、说到帮会的反清复明，其实也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以
三合会为例，三合会的起源，是始于康熙时代少林寺的和尚被杀，当时是反抗官吏，而不
抗满族；又如哥老会，哥老会反清复明反得更晚，它的成立已是乾隆当政的时代了，并且
扩张，还在同治以后，主要的扩张原因还是一部分湘军被遣失业，觉得替满族效忠得寒心
愤而反清复明。所以帮会的反清复明，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纯粹。至于三合会、哥
以外，流传到中国各地的反清复明，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反清复明到今天，清朝天下已经
五十多年了，明朝亡了两百五十多年都没有人复回来，谁还好意思再说反清复明？谁还有
再说反清复明？又有什么必要还说什么反清复明？“(《北京法源寺》第八章“大刀王五
143页) &&&&&& 李敖在这里借谭嗣同之口，就“反清复明“所说的话是非常错误的。首先作者将“反
归之于帮会，这是不对的。“反清复明“起于清朝初年，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的
民群众，不堪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屠杀和民族压迫政策而开展的正义斗争。虽然哥老会、三
等帮会组织出于种种目的，也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帜，但“反清复明“的主体是广大
众。对于“反清复明“的口号，我们也不能狭隘地进行理解，不能以为人民群众的反清行
是为了“复明“。虽然“复明“体现了某些明朝遗老遗少们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但由于
大人民群众的眼里被视为汉族统治的象征，所以“复明“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增强反清的凝
真正想“复明“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人，不能代表反清运动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借着恢
或者借着“复古“以便增强号召力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但是真正为了恢复前朝或者为了“
斗争的人士却寥寥无几。例如，秦朝末年，项羽起兵，打出的旗号就是恢复楚国，但项羽
反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复楚吗？显然不是。三国时期刘备与诸葛亮打出的旗号是“匡扶汉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刘备与诸葛亮共谋的是建立西蜀政权，并非真的是为了“匡扶汉室“
上，如果我们将岁月上推两千多年，连孔夫子提出的“复礼“也未必真的是要恢复周朝的
度，不过是借着复古的旗号，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罢了。李敖先生是一位政论家，同样
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难道连这点历史的常识都不懂？真以为“反清复明“就是为了
王朝的统治吗？其实，“复明“一词更准确的涵义应当是恢复汉族人的正统地位，恢复汉
政权，“反清复明“与后来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相类似，
“复明“其
实就是恢复中华，恢复汉族的政权。 &&&& 接下去，李敖先生借谭嗣同之口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进行辩护，则更是大错而特错了
： &&&&&& (谭嗣同：)“并且，复明、复明，复了明又怎样？明值得一复吗？懂历史的人，一比
就知道清朝政治比明朝像样得多，清朝的皇帝，除了西太后外，都比明朝的皇帝好，制度
好。试看明朝太监当政，清朝的太监只是弄点小钱小权而已。至多只是李莲英这种货色，
什么，比起明朝，全不够看。明末李自成进北京，宫中的太监就有七万人，连在外面的高
万人。每个太监平均有四个家奴，算起来就是四十万。用来非法控制天下，这成什么世界
朝的太监哪有这种场面！明朝上朝的时候，五百名武夫就排列在奉天门下，说是要纠仪，
出有哪个官员失仪了，立刻抓下帽子，剥开衣服，痛打一顿。现在清朝的午门，至多只是
叫太监\\'奉旨申斥\\'骂一两个官员的地方，但在明朝，就是当众脱裤子打屁股的地方，有
罚跪。有一次一百零七名官员一起罚跪五天，然后一律打屁股，每人分到三十廷杖。像这
辱臣下，被当场打死或打得终生残废的，数也数不清，有的还说奉有圣旨，打到家门来的
的还打到别的衙门去的......像这样胡闹的、黑暗的明朝政治，清朝是没有的。满洲人的
也黑暗，但是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五十步和百步，对受害的老百姓而言，还是不同的
此，我们除非有办法驱逐黑乌鸦，否则的话，如果有不那么黑的、有可能变白一点的，我
是不要失掉机会。这样才对老百姓真的好。“(《北京法源寺》第八章“大刀王五“，第
144页) &&&&&& 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的这段话，其荒唐性真可以用“无以伦比“四个字来形容。李敖
史学家，对于历史不是个白痴，可是却居然说出了比白痴还不如的昏话。就历史事实来看
论明朝还是清朝，都是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极端的王朝，给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
都造成了巨大的阻碍。而李敖在这里，却试图用否定明朝的专制制度来肯定清朝的专制制
用否定明朝政治制度来反衬清朝政治制度比明朝要开明，证明清朝官吏的屁股比明朝官吏
股挨打的机会少了。这种以“天下乌鸦绝不一般黑“来证明清朝的专制统治胜过明朝，是
谬的。实际上，清朝的专制制度是对明朝专制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清朝将中国封建社会的
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广大的人民
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因此，如果说清朝专制制度在历史上还有一点什么“光彩“的话
便是其对外的腐败与无能，对内的屠戮与暴虐胜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清朝统治
入关时，便下了“雉发令“，强令汉族人民蓄辫子，然后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疯狂的屠戮，
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大惨案。紧接着，清朝继承了明朝“光荣传统
“，大兴文
字狱，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在清朝后期，清朝政府对外奴颜婢膝
内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使中国人民对外遭受的屈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无法比
的。就连李敖在书中借谭嗣同之口，称赞清朝胜过明朝，清朝不像明朝那样专制，可是，
来，作者却不能不顾历史事实，让书中这个赞扬清朝专制制度比明朝优越的“谭嗣同“死
朝统治者的屠刀之下。这一残酷的事实，本身就是对李敖这种清胜于明、清朝比明朝开明
谬论的绝妙讽刺！既然清朝胜过明朝，清朝比明朝好，那么希望对清朝腐朽政治制度进行
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什么会死在清朝“开明“的制度之下呢？李敖先生能够自圆其说吗？ &&&& 有必要指出，笔者在此批驳李敖清朝胜于明朝、清朝的制度比明朝好的谬论，只是说
敖所持观点的荒谬性，并不是要反过来说明朝比清朝好。不是这样的！笔者不愿意陷入李
我们设计的谁比谁好这一误区。对明朝与清朝的评价，不是哪个比哪个好一点的问题，也
哪个比哪一个更坏的问题。对明朝与清朝的评价，不能幼稚地用小孩子看电影的方式，简
得出哪个好哪个坏的结论。明朝与清朝，由于它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
很大的不同，这两个专制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朝代，只是采取专制的方式不尽
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表现形式上有别而已。不过，明清两个朝代虽然表面上有别
骨子里则有着本质的一致和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我们既不能说明朝比清朝好，更不能说清
明朝好，我们不能仅从所谓的“好“与“不好“来作为对这两个极其黑暗的封建王朝进行
入点。如果按照李敖先生的观点，用谁比谁好来评价这两个极端残暴的封建王朝，那么只
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教条化，最终只能得出荒谬绝伦的错误结论。 && 6.李敖对历史人物的处理过于简单化 &&&& 一部只有18万字的《北京法源寺》，传播的错误观点和错误论调几乎俯拾皆是。笔者
不是无中生有给李敖先生扣帽子、打棍子，而是根据书中的事实来说话。不信请读者再看
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的另一番话： &&&&&& (谭嗣同：)“我在南方，也结交五湖四海。其中有不少我湖南家乡的人物，这些人物
有一位叫黄轸(即革命党人黄兴)--草头黄、珍贵的珍字左边去掉斜玉旁换成车马炮的车字
比我小八岁，今年二十五。这人文的考上秀才，出身湖南岳麓书院；武的能空手夺白刃，
北腿，几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他为人行侠仗义，跟哥老会关系极深。像黄轸这种哥儿们，
相信要救中国，路只有一条，就是革命，只有赶走满洲人，中国才有救。跟满洲人合作，
对不行的。他们那种担心\\'与虎谋皮\\'的心理，比五爷(指大刀王五)还强烈。我这次北上
特别为我饯行，也特别劝我小心，甚至劝我不要应满洲皇帝之召，而跟他们一起搞革命。
说，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但是，
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已写得那么头头是道，令人心服；而对变法维新的诚意，光绪皇帝又
得那么求才若渴，令人感动。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可
得君行道的方法救中国，无须人头落地，革命总是要人头落地的，流谁的血都是中国人的
总是不好的。我把这番意思讲给黄轸他们听，他们也无法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
虎谋皮\\'，成功的希望很低。我呢，也相信困难重重，希望不高，我心里也正如五爷所预
的，不觉得顺。但是，既然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也只好把握住，要试一试。如果成功了，
归大家；如果失败了，牺牲归自己。......“(《北京法源寺》第八章“大刀王五“，第
147页) &&&&&& 李敖借谭嗣同之口说的这段话，又是一段“妙文“，将谭嗣同这个历史人物简单化、
了。凡是了解戊戌变法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他们的改良思
源已久，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时代根源，绝非像李敖借谭嗣同之口所说的那
“如果不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如果不是碰到光绪皇帝，我很可能走上革命的路。“谭嗣
以有改良的思想，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时代的条件所决定的，并不是碰到哪个人、哪个皇
事情。如果说谭嗣同是因为碰到了康有为和光绪皇帝，才走了一条改良的道路，那么作者
中不是写了谭嗣同同样碰到了小他八岁的革命党人黄轸(即黄兴)吗？为什么谭嗣同不能成
个革命党人呢？李敖在书中宣扬的这种逻辑能行得通吗？显然不能。因为按照李敖在书中
的情况，谭嗣同不仅碰到了小他八岁的革命党人黄轸(黄兴)，而且还和黄轸交上了朋友，
黄轸还与谭嗣同是湖南老乡！因此，李敖在书中借谭嗣同之口所说的话，是根本经不起最
的推敲的，对揭示谭嗣同为何走上改良而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 7.李敖对义和团运动否定得过了头 &&&& 李敖先生在台湾的文化人中是一个颇具个性的人，颇具个性是好事，但也未必尽是好
例如，李敖先生的杂文写得犀利而又极具锋芒，对于针砭时弊，特别能够击中要害，故李
生的文章和书籍，在台湾屡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止。然而，李敖先生锋芒毕露的个性同
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弱点，这就是他立论喜欢偏激与标新立异，让人难以苟同。在《北京法
寺》一书中，这种偏激的观念比较典型地反映在李敖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上。在《北京
寺》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中，李敖先生借批判慈禧太后之名行彻底否定义和团运动之
在书中这样写道： &&&&&& “老太太“(慈禧太后)从排外到媚外，只在她一念之间，但一念之转，却害得多少人
了。 &&&& “老太太“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乍看起来，所向无敌，但她的本领，只是擅长内斗，
自己人，碰到外国人，却显得无知而幼稚。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极致，就表现在她
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上。义和团是本土文化、乡土文化的产物，它是民间低级宗
一支，由神秘信仰到秘密组织，最后发展成公开的民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
腰扎同样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肚兜。肚兜上绣着《
经》八卦中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
文化，并且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
以抵御洋枪洋炮，他们的道具是引魂幡、浑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
牌、飞剑等待，顾名思义，妖妄可知；他们的偶像是玉皇大帝、洪钧老祖、梨山老母、九
女、二郎神、哪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姜太公、关公、张翼德、赵子龙、
天王、尉迟恭、秦叔宝、黄三太、黄天霸、杨香武等等小说、戏曲人物，唯一水平以上的
是一个李太白！他们的入团仪式是乩童式的，从拳打脚踢到口吐白沫、从跳跃晕倒到念念
词，都一应俱全。所念的咒语大多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
将、后请黑煞神“之类，并口耳相传，功夫极处，可以由大师兄把手一指，洋人的住处，
被天火烧光......“(《北京法源寺》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第242页) &&&&&& 李敖在这段描写中，对慈禧太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讽刺和批判，无疑是正确
所列举的义和团种种低级的行为，也属于历史事实。但是，李敖先生在这里对于义和团的
写，却太偏激了，对义和团否定得太过头了。义和团作为一次带有宗教性质的农民运动，
流是好的，义和团提出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其矛头是直接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侵
的。 &&&& 义和团运动暴发的背景大致是这样的：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日益加紧的侵略和清政府
败与无能，导致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那些代表帝国主义对华进行
侵略的外国传教士们，作恶多端、罪恶累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公愤。到1899年的时候，
国传教士活动愈益猖獗，仅仅山东一个省就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教堂1300多所，几乎遍及山
全省各个州县。这些外国传教士，打着所谓兴办育婴堂、医院、学校和社会救济等慈善事
幌子，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无视中国的法律，无视中国人的人权
人越货，霸占良田，聚敛钱财，并且还公然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事务横加干涉。而腐败无能
朝政府，对这些传教士们步步退让，仰人鼻息，对老百姓反抗传教士的斗争则施以残酷的
压。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广大的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之祸，无处伸冤，无处
理，只得被迫奋起抗争，于是一场使帝国主义列强惊惧无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便轰轰
地先从山东开展起来了。 &&&& 义和团原来的名称叫“义和拳“，最初是一种发生在民间的秘密宗教组织，其成员大
贫穷的农民、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义和团最基层的组织为“坛“，在“坛“的基础上再进
“团“，一个“团“包括了若干个“坛“。义和团组织形成伊始，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
向外国帝国
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特别是直接对外国传教士进行攻击，遏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
1898年10月，义和团首领赵三多等人率领团员在山东省冠县蒋家庄宣布起义，接着便攻打
主教堂，杀了当地的洋教士。仅仅一年之后，义和团势力迅速壮大，首领朱红灯等人则率
员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与清朝军队开展了激烈的武装斗争。可见，义和团初期不仅是一个反
组织，也是一个反清的组织。只是后来，山东巡抚张汝梅看到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客观上减轻了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压力，于是才对义和团表示同情
持，建议把义和团这一原先未得到清朝统治者认可的组织改为合法的民间组织，以便由清
府来控制，但是张汝梅的这个建议却并未得到清王朝的批准。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为了
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才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 当然，由于义和团毕竟属于一种民间性的宗教团体，再加上其成员的文化层次极低，
此，诚如李敖先生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义和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布、腰扎
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肚兜。肚兜上绣着《易经》八
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本位文化，
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剑可以抵御
洋炮“。的确，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这些行为是非常可笑的，但我们评价历史事
历史人物以及团体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苛求于前人。李敖先生正是犯
种偏激的毛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义和团成员文化层次的低级和某些行为的可
而看不到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主流，因而才得出错误的以偏盖全的结论。试想，如果李
生出生在义和团那个时代，如果李敖也是出身并生长于社会的最下层，那么李敖先生能否
比义和团更加高级、更加文明的行动呢？我看恐怕不见得。 &&&& 不仅如此，李敖在下面的描写中，几乎用了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义和团运动，这就不是
的偏激了，简直可以说是故意歪曲和抹煞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 &&&&&& 无知而迷信的西太后竟相信了他们(指义和团)，他们串连到北京城，在西太后文化大
的带头下，在首善之区展开了首恶，杀人放火，疯狂的排外。他们见到西药房都要烧，结
来四千家商店住宅被波及，还不准救火。不过，他们的本领只是对付中国人而已，本领施
洋人，就力有未逮。他们的口号是： &&&&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无节义
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
法传。我不是邪白莲，一篇咒语是真言。升黄表，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
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大轮船。
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 但是，口号归口号，真正使出的功夫，却连洋鬼子的使馆区东交民巷都攻不下，东交
的洋兵不过四百人，义和团转攻了两个月，可是都攻不下来，一旦成千上万的八国联军从
打来，抵御洋人的本领与后果，也就可知。但是，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
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
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
个全杀。至于他们认为信了洋教(天主教等)的，更在必杀之列。他们把洋人叫做“大毛子
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的叫“三毛子“，杀不倒“大毛子“，“二毛
子“、“三毛
子“却不愁缺货，一经认定，砍杀、肢解、腰斩、炮烹、活埋......样样都有。活埋还有
样，有的信教的妇女，被头上脚下式活埋，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
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不过，认定谁是“二毛子“、“三毛子“，标准
的，有时候，为了彰显成绩，他们会大抓农民，一抓就上百男女，一律砍头。农民在法场
哭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杀的......(《北京法源寺》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第
243页) &&&&&& 不可否认，李敖先生上述描写中，所列举的事例都是于史有据，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和团在惩治洋人洋教的斗争过程中，由于其成员本身素质的低下，的确曾经干过许多滥杀
的事情，其少数成员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一些令人发指的罪恶。但是，像这类事情，在义
运动中，毕竟只是少数现象，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流。就义和团运动的主流而言，其在反
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斗争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却是占主要的。不能因为义和团中的少
干下了一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就因此而将整个义和团运动全盘否定。李敖的这种观点其实
种偏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革命运动，都是革命性与破坏性混杂在一起的，我们判
史上的运动是否具有革命性，应当从总体上来把握，而不应当以偏盖全。例如，在秦末农
起义中，项羽就曾经率领手下的人将若大一座阿房宫放火给烧毁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了严重的罪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对项羽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完全彻底的否定，仍然
到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主要的。另外，再以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为例，黄巢在
起义以及灭亡唐王朝的农民战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重要作用，但是后来由于黄巢在军事
了流冠主义的错误，在公元 883年进攻河南陈州时，受到严重的挫折。据历史书记载，当
河南出现大饥荒，黄巢便用人当粮食，将死人置于臼中捣碎，连骨粉带皮肉一起吃，另外
将捉来的活人投入臼中捣碎食用，称发“粮“的处所为“舂磨寨“。虽然这类记载未必可
后来黄巢的军队腐化堕落，却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黄巢领导的农民起
推翻腐朽的唐王朝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对于义和团运动，我们也应当持一种全面的辩证
点，不能因为义和团中少数成员的暴虐和犯罪，而据此彻底否定整个义和团运动。 &&&& 至于义和团久攻洋教堂未下，个中实际上则另有隐情，主要是慈禧太后从中在作梗。
来，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的是镇压的措施，后来，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给慈禧太后
的清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慈禧太后被洋人逼急了，才转而表面上反对洋人，拉拢义和
想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和人民的反帝愿望，来达到自己牵制洋人的目的。这样，公元 1900
月20日，一向畏洋人如虎的慈禧太后，居然向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发出了“宣战诏书“
且振振有词地在诏书中说，列强国家“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
物。......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于是，在“宣战诏书
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便下令义和团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可是，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醉翁之
在酒，她的真实目的，是想以向帝国主义列强国家宣战作为收买和拉拢义和团的一种手段
样清朝政府便可以巧妙地避过人民革命的锋芒，然后再寻机消灭义和团。所以，到了7月
日，慈禧太后便立即派荣禄携带多种食品，无耻地向被围攻的列强使馆人员求和，这样才
了义和团围攻列强使馆56天、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而没有获得胜利的特殊现象。正如慈禧
后本人后来所言：“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
不免有些动气。......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
团)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知道李敖先生是对这段历史不熟悉
故意视若无睹，怎么能够将义和团久攻列强使馆和教堂而不下的责任算在义和团的头上！
不是慈禧太后“处处留有余地“，从中有意作梗放了洋人一马，义和团恐怕早已将列强使
平地了！ &&&& 李敖先生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不仅全盘否定了义和团运动，而且还将帝国主义
对华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过也毫无道理地强加到义和团的头上。下面兹引李敖书中所说的话
批驳，李敖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 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
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土
土的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
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的低层
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蹿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蹿上去，结果
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
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
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
头落地，不止通衢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
传出这么一个。(《北京法源寺》第十三章“他们都死了“，第245页) &&&&&& 按照李敖先生这样的逻辑，那么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反倒是给中国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倒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这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种“独到见解“，
这种“独到见解“的荒唐性是不值得一驳的。如果李敖的论点能够成立，那么帝国主义列
略我们，我们就应当越引颈就戮，因为你稍微一反抗，那么就会引来帝国主义列强更大规
侵略。李敖先生为了给义和团强加上这些不实的罪名，还在书中绞尽脑汁地构思了法源寺
的和尚被义和团残暴杀害的故事，借以对义和团进行诬蔑和诽谤。所有这些描写，都足见
对义和团运动的偏见是如何之深！ && 8.李敖品评历史人物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 在《北京法源寺》中，故作高深、有意标新立异的地方很多，李敖对一些已经成为历
论的东西也尝试着去推翻，试图创立自己的新观点。李敖这样做，如果得当，那么其勇气
十分可嘉，但可惜李敖在标新立异的时候，往往不是凭着科学的精神，而是凭着一种胆量
气来作出评判，如此一来，在对于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评价时，就必然带有很强烈的
色彩，难免有失偏颇了。例如，在第十五章“古刹重逢“中，李敖对康有为的评价就是典
例。史学界一般认为，康有为先是改良派，后堕落成为保皇派，其政治方面是由原先进步
场转向落后甚至反动的立场。李敖为了推翻这一历史定评，先是借革命者李十力的话引出
有为的评价问题，然后，又对李十力的观点进行否定。在第十五章中，李十力对康有为是
评价的： &&&&&& (李十力：)“梁启超不算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
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康有为)，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
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
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
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
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
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
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这好象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
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
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
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
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北京法源寺》第十五章“古刹重逢“，第283页) &&&&&& 这段话，从对历史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评价来说，总体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康有
确属于西太后那个时代的人物，终其一生，只是在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提倡改良
梁启超也的确由改良派变成保皇派，再由保皇派而逐渐转向革命。因此，紧接着李十力又
一段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话： &&&&&& (李十力：)“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
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康有为)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
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
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
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
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有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
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
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
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
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
(《北京法源寺》第十五章“古刹重逢“，第284页) &&&&&& 这一段话，在枯燥无味的《北京法源寺》一书中，尚且可以算作是多少有点儿光彩的
笔。可惜，作者让李十力说出这样一些评价康有为和戊戌政变的话，并不是为了说明李十
话是正确的或者是有道理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作者之所以让李十力让说出这样的话，
了说明李十力的话只不过是世俗人对康有为和戊戌政变的一般性评价，不足为凭，而作者
为康有为不是像李十力等世俗中人所评价的那样，从一个改良派变成落伍于时代的保皇派
反，作者认为康有为是真正的先知，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只不过因为康有为太过于超前
一般的人们不理解，才误以为康有为落伍于时代，而不知道他一直站在时代的最前面。李
段奇谈怪论，在书中写得异常赤裸裸，毫无遮掩： &&&&&&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分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
(笔者注：“小普净“即今天俗名的革命者李十力)！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
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
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
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
(指革命者)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
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
者，像普净(即李十力)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
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
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
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
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
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
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
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如今，轮到
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
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
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
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
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
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
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即革命者李十力)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
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北京法源寺》第十五章“古刹重逢“，第285页) &&&&&& 这一大段极其冗长的议论，无非是要说明康有为是个先知，而且永远是一位走在时代
面的先知。即使康有为已经沦为保皇党，在政治上走向反动，那也是另一种救国的方式，
能说明康有为被时代淘汰。人们之所以认为康有为落伍于时代，那是由于人们对于这样一
知不理解，不理解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由于康有为太超前了，人们在他的后面跟不上。
不仅写到康有为于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而且特别提到到他的《大同书》是“对世界未
详尽的设计“，而且他这是“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 &&&& 李敖先生这样的评论是极其荒谬的，也是根本违反最起码的历史常识的。众所周知，
为视若命根子的《大同书》，只不过是封建时代一位改良者对于未来世界发展变化的一种
蓝图，并没有多少现实的依据，可是却被李敖拔高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的“蓝图“。特别不
苟同的是，康有为走向没落，变成保皇党，这在作者的眼里也不是落伍，而是由于“现在
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
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李敖这种刻意标新立异的评论，实则是历史唯心史观的具体体
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对康有为这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而忽视了最起码的历史
实。试问：在张勋复辟，请出业已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重新当皇帝，演出了一幕十足的复
剧，而康有为却与清朝的遗老一起，成为张勋复辟的得力干将，难道康有为的这种保皇行
还不足以说明其政治上逐渐走向反动？难道还不能说明其落伍于时代吗？难道能够如李敖
中所言是因为康有为作为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
为他落伍“？到底是“大家“跟不上康有为的“超前“步伐呢，还是康有为跟不上时代的
发展，堕落
成保皇党？历史事实显然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康有为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而不是“大
不上带路的“先知“康有为！ &&&& 可是，李敖却人为地、主观地，并且不顾历史常识地要替康有为的落伍进行不必要的
护，将堕落成保皇党的康有为硬美化成一个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先知先觉。为了论证这种
的历史观念，李敖居然认为“自戊戌以来，他(康有为)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
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
人可及的。“李敖这样的描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果仅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论证康
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那么以此来推论，在清朝末年，大卖国贼李鸿章也曾经到过西方许
家，读的书也非常多，也足以称得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这样，李鸿章是否也可以
先知一类的人物？按照这种推理，李敖先生在评品历史人物时，特别在对康有为进行评价
其荒唐性就不攻自破了。 && 二、李敖根本不会写小说，也不懂小说艺术 &&&& 李敖作为一位知名度极高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著述汗牛充栋，迄今为止共写了一
部著作，可谓文坛奇才。然而，李敖的特长更多地表现在他的杂文和政论性文章中，于小
道，李敖却是十足的门外汉。如果我们将《北京法源寺》一书视为李敖先生小说的代表作
如果李敖先生也将《北京法源寺》当成自己最为得意的小说，那么，从《北京法源寺》这
可以看出，李敖不仅在小说方面是十足的门外汉，而且根本就不会写小说，甚至也不懂小
艺术。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心虚地说道： &&&&&&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
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
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
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
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北京法源寺》后记《我写
京法源寺〉》) &&&&&& 读了李敖这段话，笔者不禁哑然失笑，李敖自称《北京法源寺》有些地方是有意“破
的。在文学创作上，追求突破、追求破格，当然不是坏事，况且小说艺术是应当不断创新
断变革的，不能一程不变。如果我们对于小说的艺术墨守陈规或者抱残守缺，那么，小说
就会逐渐走向枯萎。因此，李敖先生要在《北京法源寺》中进行突破、进行创新，这种观
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很遗憾，对小说艺术上进行突破，不是光凭李敖本人
吹嘘就行，而应当看看这部作品究竟是不是真的对小说艺术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真的有了
创造。笔者在仔细研读了《北京法源寺》一书后，得出的结论恐怕要令李敖晕蹶的。不客
说，从《北京法源寺》一书的写作技巧来看，李敖根本就不会写小说，甚至连小说艺术也
不通。 &&&&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无论怎样突破，都应当尊重艺术的最起码规律，特别要注意
形象思维。即使如《北京法源寺》这类历史小说，要体现作者的思想和观点，也应当靠作
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不是靠抽象的议论来实现。否则的话，就不成其为小说。《北京
寺》犯了文学创作中的“兵家大忌“，其表现方式主要是抽象的议论而不是形象的描绘，
生不是“突破“了小说创作的艺术形式，而是压根儿就不会写小说，也根本不懂小说创作
本技能。任何一位读过《北京法源寺》的人，只要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采取客观的
度，他都不会说他喜欢读这部作品。在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中，凡是购买了《北京法
寺》一书的人，无论是谁都是硬着头皮来啃这部枯燥的作品，甚至许多人硬着头皮也无法
这部作品。至于对这部作品艺术方面的评价，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八个字来形容
“味同嚼蜡“、“不像小说“！ &&&& 这种评价非常中肯，广大读者是最具有评论一部作品的权威的。无论李敖本人如何吹
《北京法源寺》在艺术上有“破格“，也无论新闻媒体如何跟风吹捧这部“获诺贝尔文学
的作品，但是真正硬着头皮能够将这部书读完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前面曾经提到：《北京
寺》早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这么多年以来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响，广大读者几乎就不知道
经还有过一部名叫《北京法源寺》的小说。这不是因为读者的闭塞，实在是因为《北京法
寺》在艺术上极其低劣，对读者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吸引力。现在，由于李敖本人的自我吹
及新闻媒体人为的疯狂炒作，虽然《北京法源寺》能够在一时之间挤入某些书店的畅销书
榜，但是笔者敢负责任地断言，即使《北京法源寺》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
是人为吹胀了的肥皂泡，仍然不可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
作品根本算不上艺术品，它是一部完全违背艺术规律的八股味极浓的非艺术产品。如果我
从《北京法源寺》中找出什么异于别的小说的特点来，那么就是《北京法源寺》存在着大
说教、抽象的议论和枯燥的对话。下面，就让我们具体地看看《北京法源寺》是如何在小
术上进行“破格“的。 && 1.《北京法源寺》枯燥说教，味同嚼蜡 &&&& 一部《北京法源寺》只有18万字，可是，就在这个不太长的篇幅中，说教和议论居然
足占了全书份量的一半左右，让人感到味同嚼蜡，难以卒读。如此多的说教和议论充斥于
这在小说史上是极少见的，不过要说这是“破格“恐怕也未必尽然。笔者记得，大陆“文
间，“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纠集了一些门徒，炮制了一部名为《虹南作战史》的小说，
上也进行了“破格“，同样充满了大量的说教和枯燥的议论，令人无法卒读。《北京法源
然与宣扬阶级斗争的《虹南作战史》在思想内容上完全不同，但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却有着
的相似，都是概念化、公式化的产物，都是利用小说的形式来图解思想观念，弄得小说不
说，议论文不像议论文，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不像“。 &&&& 因此，李敖先生所言自己在小说方面的这种“破格“，早在大陆“文革“期间便已经
专利发明权并不属于李敖。在笔者的读书生涯中，《虹南作战史》是本人读到的中国大陆
表现力最差劲的一部“小说“，而《北京法源寺》则是本人读到的台湾作家中艺术表现力
的一部“小说“。这两本书尽管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思想内容不同，但在艺术形式上却
出一辙，如果广大读者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拿出这两本书对比着读一读，看看笔者所言是
理；如果李敖先生不相信我的话，也可以将这两本书对比着来读，看看两者在艺术表现上
极其相似。 &&&& 在《北京法源寺》中，写得最赖的章节应当是第十一章“舍生“。这一章的内容是描
同在改良失败的情况下，如何舍生取义，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唤醒麻木的中国人。如果
要懂得一点点小说写作的技巧，这一章应当写得慷慨昂，曲折生动，催人泪下。可是，这
几乎全部是谭嗣同与大刀王五冗长乏味的对话，王五对谭嗣同舍生取义的行为总是难以理
问了许多问题，而谭嗣同又总是不厌其烦地向王五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拖沓的说教： &&&&&& (谭嗣同：)“今天我来这儿，不是向五爷、七哥两位师父和各位弟兄来打扰，而是来
别。外面情况已经完全不对了，皇上昨天被老太婆(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大抓人就在眼
一百多天来变法维新的努力，眼看全付流水。我谭嗣同是祸首，决定敢做敢当，一死了之
可惜皇上年纪轻轻，受此连累，搞不好要被老太婆毒死害死，我实在心里过不去，因此在
位告别之时，想以救皇上之事相托，也许各位能够仗义救救皇上。“谭嗣同拱手为礼，锐
眼神，打量着房里的每一位。 &&&& “但是、但是，三哥，你怎么了？“胡七先开了口，“从认识三哥起，我们三哥说一
说二是二，三哥说东我们甘心东，说西我们认为西有理。但是，今天，三哥，今天三哥怎
这个题目给了弟兄们，叫弟兄们救起满洲人来了？上次说与满洲人合作，帮着满洲人变法
弟们不明白，最后还是不大明白，但不再说什么。今天更进一步，不但跟满洲人合作，反
起满洲皇帝来了。三哥，弟兄们能够维系到今天，两三百年全靠这股恨满洲人的仇，如今
奋斗的方向愈斗愈离谱，这可不太对劲了吧？“ &&&& “话不是这么说，“谭嗣同解释，“坦白告诉各位，我在南边北上的时候，还以为皇
法维新，纵然有老太婆高高在上，皇上毕竟还是皇上，还是可以做些重大的决定的。可是
到我一进了宫，才发现事事掣肘，皇上根本没有实权。虽然没有实权，却使我愈发佩服皇
伟大--他本来不缺吃不缺穿，不变法维新，照做他的皇帝的，可是他为了满洲人和汉人，
在没有实权的困难下奋勇前进，这种伟大的精神，正是中国圣人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
既然皇上这么伟大，我们应该设法帮助他，不论他是不是满洲人。人家为了我们汉人，好
安安稳稳的皇帝都不怕牺牲了，事到今天，我们怎么还分什么满人、汉人？既然皇上陷于
地，我也义不独生。所以我以一死相求，盼各位在我走后，对皇上有所救助。“(《北京
寺》第十一章“舍生“，第191页) &&&&&& 其实，如果李敖先生稍微懂得一点点小说的写作艺术，那么像这样冗长乏味的对话，
全没有必要写出来。小说发展到现代，经过了千百年的积淀，艺术表现形式应当是十分丰
的，为什么李敖非要用如此乏味的对话来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呢？不是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写惯了杂文和政论性文章的李敖，不擅长于写小说，或者根本就不会写小说，于
将杂文以及政论性文章的说教和议论的方式搬到小说中来，将一部本应依靠艺术形式来表
小说写成了说理性的八股式教条。另外，在《北京法源寺》中，不仅中国人的形象具有说
成份，而且连外国人的形象也要靠大量的说教来支撑。小说第十四章明月几时有“，就有
的对话： &&&&&&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
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康有为)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
事。 &&&&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项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
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
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与小桀；所谓\\'贤臣\\'，
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
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人了！“ &&&&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
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
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
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
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
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
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
有“，第261页) &&&&&& 这段话是表明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即阐明“虚君共和“具有安定人心和向心力的作用
这部作品是杂文或者是政论性文章，作者让康有为说这段冗长的话倒也无可厚非，但《北
源寺》偏偏是小说。既然是小说，能让小说中的主人公用这种枯燥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性
思想吗？小说的表现手段，可以说是现今文学体裁中最丰富的，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可以让想象安装上翅膀自由翱翔，为什么作者非要通过这种大段的议论来作为表现手段？
还是只能有一个：李敖先生不会写小说，根本不懂小说的艺术，他是将杂文和政论性文章
法生拉硬凑到小说中去，来表述他自己个人的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 &&&& 可以肯定地说，李敖这种写作方式，根本不能算是对小说艺术的“破格“，根本不是
“突破“，相反，却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艺术才思僵化和枯竭的体现。众所周知，每个作
各有所长、各有特色的，你擅长于这种文学体裁，但未必擅长于那种文学体裁。李敖在杂
政论性文章方面，毫无疑问是个大家，而且其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对针砭台湾时局
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台湾的黑金政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李敖未必擅长于小说。任何文
品的成功都要靠广大的读者来评判，都要经过长期的历史和时代的检验，绝不是凭李敖个
吹嘘以及新闻媒体的盲目炒作，就能够真的将文字垃圾品变成宝贝的。李敖的杂文和政论
章，讽刺尖锐、锋芒毕露，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颇，但总体上却是很有成就的。不过，
在杂文和政论性文章方面的巨大成功，并不能证明李敖本人在不管什么样的文学体裁方面
行家或者大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抱着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小说艺
方面来评判《北京法源寺》，那么就不能不令人遗憾地得出结论：《北京法源寺》在表现
方面不是对小说艺术上的突破，而是于小说技巧尚未入门。这部作品硬是人为炒作起来的
本不是靠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来吸引读者的，因为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将近十年之间，读
《北京法源寺》毫无反响，这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笔者完全可以预言，《北京法
寺》根本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像这样一部文字垃圾品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身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无情讽刺与批判。因为偌大一个中国，优秀作家辈出，
些优秀作家中任意选出一部作品，也要比《北京法源寺》不知强多少倍，《北京法源寺》
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够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真是太多太多了！ &&&& 言归正传，笔者在此以评点的方式指出《北京法源寺》中存在大量违背艺术规律的说
对话，这是客观事实，绝非是笔者有意贬低这部作品。只要读者去翻一翻这部作品，就立
以得出与笔者完全相同的结论。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一下书中的主人公康有为是如何进行
的，请广大读者评价一下，李敖这样写，到底是对小说的艺术进行突破呢，还是李敖压根
不会写小说： &&&&&& (史迪威：)“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
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 (康有为：)“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
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
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
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
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
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
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
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
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
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了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
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
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
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
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
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
一样！“(《北京法源寺》第十四章“明月几时有“，第262页) &&&&&& 在这段冗长的对话中，且不说作者对康有为进行了不正确的肯定，替其保皇的政治观
行辩护，单就艺术表现来说，就令人极其乏味。请广大读者特别注意：在《北京法源寺》
像这样大段大段又臭又长的枯燥对话，绝不是少数，而是多得令人咋舌，几乎到了俯拾皆
地步。仅以笔者上引资料来看，在史迪威与康有为的大段大段对话中，作者仅仅描写了这
人无关紧要的几个表情和动作，仅仅只有“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
他站了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可以勉强算是叙述性的描写。试问，这样的表现方式
够称之为小说吗？请广大读者去自行判断吧！ && 2.《北京法源寺》靠滥引历史故事拼凑篇幅 &&&& 大概李敖先生也觉得自己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所谓“破格“破得太离奇了，如此多的枯
和冗长的对话对读者产生不了吸引力，于是，在书中的许多地方，李敖先生凭借自己对历
故的熟悉，居然大段大段地复述历史故事，借以弥补枯燥议论和冗长对话的不足，同时也
拼凑小说的篇幅。但是，笔者却认为李敖先生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相反，却从另外一
面证明了李敖先生根本不会写小说。请看第十一章“舍生“中，李敖是怎样运用复述历史
方式，来作为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的： &&&&&& (谭嗣同：)“我不参加了，我要做的、我该做的，是先一死来加强这一救助(指救助
帝一事)的力量。“ &&&& “一死？“王五问。 &&&& “一死。“谭嗣同平静地答，“让我说个故事来解释这件事。各位都知道汉高帝刘邦
是对人最不客气的流氓皇帝，他把女婿封在赵国，有一天到赵国去，把赵王指着鼻子当众
一顿，吓得赵王不敢吭声。但赵王的左右看不过去了，当时左右有个名叫贯高的，他带头
划，决心谋刺刘邦，决定在柏人地方把刘邦干掉。刘邦到了柏人，晚上睡不着，心神不宁
来问人，我们住的叫什么地方啊？人说这地方叫柏人。刘邦说：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
是被人整的意思，这地方名字不好，不能住，走，立刻都给我走，于是大家全部上路，跑
半夜里贯高带人来杀刘邦，全扑了空。这件事被刘邦知道了，于是大抓人特抓人。这些刺
知道反正活不成了，于是你自杀我也自杀，独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贯高。贯高不但不自
反倒骂那些自杀的，他的理由是：我们计划行刺，赵王并不知道，可是这回刘邦连赵王都
了，我们这些惹祸的人若全死了，还有谁来证明赵王的清白呢？于是贯高被刘邦抓去，大
理。修理得全身都是伤，没有一块完整的肉可以用刑了。可是他还是不肯攀供、还是流着
着牙说赵王是无辜的。他这种精神，使刘邦很奇怪，于是找了贯高的一个老朋友假借买通
的人，进来送点水果，去套他的话，问他赵王到底知不知情？贯高说：\\'谁不爱自己的父
婆呢？可是他们都因为我谋刺而活不成了！我若说是赵王首谋，我的父母老婆都可以减罪
爱父母老婆当然胜过爱赵王，可是我不能为了自私的缘故而诬攀好人，我要好汉做事好汉
当。\\'贯高的朋友走出监狱，立刻报告给刘邦，说赵王实在没参加行刺的计划，而贯高也
够朋友、够义气。刘邦听了，很感动，决定放赵王自由，并且也赦免贯高。贯高听说这个
以后，想到跟他一起行刺的朋友都死了，他也不想活了，于是也自杀了。我说这个故事，
证明，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大家一起搞变法维新，出了事情，皇上给关起来，死生莫卜
们这些兴风作浪扇风点火的，若全都逃跑了，没一个人肯牺牲，这成什么话！这怎么对得
人！所以，我谭嗣同非死不可、非先死不可。只有用一死来对得起皇上、对得起朋友。何
我活着只有失败，死了方有机会成功。“(《北京法源寺》第十一章“舍生“，第192页) &&&&&& 像这样大段复述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在《北京法源寺》中绝不是仅此一处，而是相
的。写小说不是不可以引用历史典故或者历史故事，但是在一本不足20万字的小说中，大
复述历史故事的细节，这样来凑小说的篇幅，能够算是对小说理论和小说艺术的突破吗？
恐怕不能！相反，只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李敖先生不习小说此道，于小说的艺术表现形
根本没有入门。迄今为止，笔者在被称为名著的小说中，尚未找到像《北京法源寺》这部
品，如此用大量复述历史故事的方式来凑小说篇幅的例子。另外，李敖先生不但大量在其
中复述历史故事，而且还对复述的历史故事进行论文式的分析与议论，这就更让读者感到
嚼蜡了。在小说的第十章“抢救“中，李敖写了两个日本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对话，先
人平山周复述了战国时代专诸受公子光之托刺杀吴王的故事，然后又让平山周对荆轲刺秦
历史故事一边进行毫无艺术特色的复述，一边进行学术论文式的议论，以此证明中国人自
来就有一种不同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 &&&&&& “还有一个高的“，平山周(日本人)接过来说，“那就是林权助说的中国武士道另一
-荆轲型。荆轲的时间比专诸晚，是在秦国将要灭亡六国前，燕国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胁或
秦始皇的办法，来免于亡国。于是太子丹去拜访一位老侠客，叫田光，请田光执行这个行
划。田光说千里马年轻的时候，一天可以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劲的马都可以赶
它，你太子丹听说的我、仰慕的我，其实是年轻时代的我，现在我老了，没办法执行这个
了，但我有个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太子丹于是请田光去找荆轲，并嘱咐田光不要向
人泄漏这个计划。田光见到荆轲，得到荆轲同意后，就叫荆轲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
杀了。田光的死，也像专诸的母亲一样，死得很高，第一、士为知己者死，太子丹求他帮
他愿意献身救国，可是太老了，行刺计划他答应下来，死的自然该是他本人，他认为理论
该死；第二、他请荆轲替他，是叫荆轲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国冒险送命，自己却在燕国，
为说不过去，情谊上他该死；第三、荆轲去行刺，死不死还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
示荆轲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给荆轲激励，效果上他该死。这三点，他的手法和专诸的
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诉荆轲他要自杀，自杀的理由是他故意强调了的，他说他是长者，
的行为是不容别人怀疑的，太子丹嘱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来配合这一点，这
是不使荆轲为难。荆轲也高，他居然不劝田光也不拦田光，他知道像田光这样壮烈的性格
先自杀来给这件行刺计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劝田光拦田光，反倒远了、俗
荆轲后来行刺，失败了，他是笑着死的。他从燕国出发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
丹和知道这个机密计划的人，都在易水河边，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风萧萧兮易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家的心情，由这首歌就看出来。“(《北京法源寺》第十章
“抢救“，
第181页) &&&&&& 如此冗长的复述历史故事，并且进行论文式的第一、第二、第三式的议论，在小说的
中恐怕是非常罕见的。小说不是不可以适当引用历史故事，但是引用的前提不应是完全复
史故事，而要善于用历史典故或者历史故事来为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服务。李敖先生在《
法源寺》中大量复述历史故事，显然已经不是用历史典故或者历史故事来为小说的艺术表
式服务，相反，却给人以喧宾夺主之嫌疑。对历史故事的原样复述，在《北京法源寺》一
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在篇幅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样，我们可以来为李敖先生的“大作“《北京法源寺》算上一笔帐：大量的议论和枯燥占
《北京法源寺》的将近一半篇幅，而大量的复述历史故事又占据了《北京法源寺》相当长
幅，那么，一部不足20万字的《北京法源寺》，还能有多少属于真正称得上小说的艺术描
呢？我想，任何一位读者只要仔细想一下，心中便会有数的。本人敢于负责任地说：李敖
的《北京法源寺》，真正够格称为小说的文字，恐怕不足六万字，也就是说真正能够进行
描绘的部分尚不足这部书的三分之一！如此议论化、概念化、公式化的写法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baby. &&&&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FROM: 166.111.1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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