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华人神学教育史
觉得挺有参考价值，就转载了华人神学教育史
感谢神！使我有机会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分享有关华人的神学教育史，首先我声明一下，事实上我是非常不合适在这个场合来分享信息的，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教会里从事神学教育的学者，而我只是一位年轻的牧者。我想对于神学教育史这种严谨的话题，不仅是需要学者来分享，而且也的确需要年长的学者来阐述；再者，我看到各位在座的牧者和学者都是常年从事神学教育的，而我作为一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年轻牧者，实在是不配在这里谈这个话题，说实话，我有机会在这里旁听已算是非常有福气了。尽管我在中国大陆也是从事跟神学教育有关的事工，不过，严格来说，我算是一位从事基于牧会实践的神学培训事工，还不能算是神学教育工作者。那既然已有以上这些背景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做分享呢，这都是因为昨天在我分享完中国教会简史后与郑牧师的一次分享引起的，当时郑牧师问我以前有没有分享过华人神学教育史这方面的信息，我说我曾在中国大陆分享过几次，于是他告诉我今天有这样的一次会议，他问我想不想分享一下。说实话，当时尽管有些畏惧，但是心里还是很想分享的，因为这是一次与大家交流的宝贵机会，再者之前我曾阅读过几本有关华人神学教育方面的书籍，比如已故华人著名神学教育家前香港信义宗神学院院长萧克谐的《中文神学教育简史》。后来我对郑牧师说我不必做专门的发言，可以在你们自由发言阶段让我做十几分种的发言就可以，就算研讨会的一个小插曲吧。就这样，今天我就站在大家面前了。
首先，我在主问候在座的诸位牧者和学者，愿神纪念你们为神学教育事工所付出的心血，我想正是因为你们在神学教育上所撒下的种子，才使各地教会有了充足的牧者队伍和丰富的事工项目，愿神在你们的事工中能得到更多的荣耀。
好的，以下我就借用几分钟时间来分享一下有关华人神学教育的历史，在谈论华人神学教育史这个话题前，我首先声明一下，这里所谓的华人，不仅仅是指中国大陆，也是指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北美等地在内的全世界华人。不过，限于我信息内容的局限，我只会分享几个具有典型地区华人的神学教育情况。好的，下面我就开始从头说起。
我想分享任何领域的历史前，首先都必须要给该领域的发展史规划几个阶段。有关华人的神学教育史，前辈萧克谐博士曾把它分为七个阶段，即：预备时期（1860年以前）、初创时期（年）、发展时期（年）、战乱时期（年）、转移时期（年）、重整时期（年）、扩展时期（年）。毫无疑问，萧博士的分法很准确地显示了神学发展史的大体发展轮廓。接下来，我也会按照这个思路来分享有关华人神学教育的历史进程，不过，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
为了让大家能对华人神学教育的发展史能有更明确的了解，首先我在时间和空间上来划分一下历史，我会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神学教育史的一个分水岭，并在这一时期又把神学教育的重点区域在空间上定性为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区域。为什么我会把1949年作为华人神学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呢，因为1949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包括神学教育在内的所有华人教会事工都受到了重大的调整，众所周知，这种状况都是因为1940年代后中国大陆特殊的政治背景造成的。我这样划分的目的乃是强调1949年前华人神学教育的重镇是在中国大陆，而1949年后华人神学教育的重镇乃是在以香港、台湾及新加坡为中心的华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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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时期(1860年以前)
好的，接下来我首先来分享一下预备时期的历史状况。由于在1860年前的教会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可里温教及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因此在我分享基督新教的神学教育情况之前也顺便提一下这三个时期的神学教育状况。其实严格来说景教和也可里温教根本就没有神学教育可言，因为当时宣教士的核心工作是传道，而非培训，这是因为他们的宣教事工始终是处于开拓状态，而不是属于发展状态。宣教士们终日所思的是如何使基督信仰在异地落脚，他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来解决自己在东方的生存问题，因此根本就无法开展培训事工。就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来说，虽说在牧职人员的培养上已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不过，仍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一时期，不管是利玛窦、汤若望还是南怀仁，他们在中国的情况长期是处于与中国官员的冲突和磨合之中。不过，通过这些宣教士的言传身教，几位当时在官场的士大夫曾归信基督，而且包括罗文藻在内的一批中国人还晋升为主教。而有关这一时期的神学教育情况，值得一提的事有几件，首先是已有一些提供初级课程的神学院校在中国设立，首先是1702年在中国四川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其后在澳门、江西、福建、云南及北京等地也曾设立过类似的学校。其次是已有数位学员被送到东南亚及欧洲去深造，不过，由于学员在海外无法适应环境，因此海外留学的计划也进行得非常不理想。事实上天主教到了19世纪中叶才开始进入了高水平的神学教育。
同西方对华宣教事工一样，西方基督新教在华神学教育事工的开展也是要迟于天主教的。不过，严格来说在1860年前的新教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学教育的，尽管象马礼逊等人试图想通过创办一些教会学校来培训传道人，但是由于这些教会学校在社会服务和神学教育之间寻找不到平衡点，因此最终也无法实现神学教育的目的，据说英华学院自创办后四十年都没培训出一名传道人。据史料记载，当时这类教会学校有马礼逊于1818年建立的英华书院，有马礼逊教育会于1839年在澳门建立的马礼逊学堂，有英国宣教师于1844年在宁波和厦门建立的男女学校，此外还有大英教会于1850年在香港建立的圣保罗书院。事实上据文献显示，在1860年前兴起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传道人基本上是通过两种方式，首先便是在宣教士身边通过“师徒传授方式”训练出来的，比如第一位华人基督徒蔡高和第一位华人牧者梁发便是通过马礼逊的言传身教归向基督的。再者，当时还有过“团体培训式”的训练，这种方式要算德国传教士郭士腊为首创者，他曾于1844年在香港设立的“福汉会”，当时他试图想通过即学即用的方式来培训中国传道人，但是由于学者参差不齐，因此效果极不理想，倒是1854年长老会在宁波、浸信会在汕头开办的培训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华人神学教育还没有真正展开，一切都只是在孕育之中，因此史学界称之为中文神学教育的预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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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创时期（年）
所谓初创时期，很显然说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华人神学教育已拉开帷幕了。在我分享这个期间的神学教育之前，我想分享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即：第一所中文神学院建于何年？
对于何为第一所中文神学院，学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其中有把马礼逊于1818年建立的英华书院称为第一所中文神学院的，也有把1866年在厦门鼓浪屿建立的一所“college”称之为第一所中文神学院。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认同1864年在广东建立的李朗书院为第一所中文神学院，因为该学院很多的课程设置符合神学院的基本特点，比如它们有教义神学、教牧神学、讲道学、基督教伦理学、信条学及音乐等课程。
在这一时期里，随着禁教条例的逐渐解除，在华的各国差会纷纷开展了神学教育事工，包括华南、华北、华中及华西等地纷纷出现了神学院校。接下来我就大略分享一下这几个地区的神学教育状况。要说神学教育在各地的发展状况，其实华南地区算是开展得比较早的。早在1866年英国长老会便在鼓浪屿建立了神学培训机构，同时1869年在厦门也有两所学校分别由美国归正会和伦敦差会建立。此外，英国长老会也曾于1854年在汕头设立了一间学校；在福州则有美以美会、公理会设立了三所学校；在广州于19世纪80年代由长老会设立的寄宿学校则成为了日后广州协和神学院的前身。除了华南外，华北地区的神学教育事工也逐渐展开了，比如美南浸信会和英国浸信会曾在山东建立神学院校；期间美国北长老会在山东设立的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了齐鲁大学。事实上华北地区神学教育的重镇乃是在河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天津等地，比如公理会曾在1871年于通州设立了戈登纪念神学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知名高校的燕京大学便是由美以美会及公理会等差会于19世纪70年代设立的教会学校发展而成的。除了华北以外，华中地区也出现了不少的神学院校，特别是在长江沿岸的几座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及武汉。其中圣公会和浸信会在上海开展了不少的神学事工，比如1879年圣公会创办圣约翰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该学院之后发展成为了日后知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还有美南浸信会此时也在上海设立一些圣经培训班。在武汉，伦敦传道会在1860年及19世纪末分别开设了“师徒式”训练班和神学院，美国圣公会于1889年设立了汉口训练学校。在南京，而循道会于1889年设立的神学院则于1911年与其它大学合并成为了金陵神学院。至于华西地区，据学者透露到19世纪末为止除了北美浸信会有过建立神学院的报告外都未曾有神学院建立的文献出现，由此可见在19世纪的后半叶里华西地区的神学教育乃是最为薄弱的。在初创时期，除了中国大陆外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台湾地区出现的两所神学院，他们是1876年由英国长老会建立的台南神学院和1882年由加拿大长老会开办的台湾神学院。据学者分析，这两所神学院为台湾初期教会的人才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上便是有关初创时期神学教育的一些情况，那到19世纪末为止，中国究竟有多少所神学院呢？据一份文献资料显示，在1876年的时候，在中国有近二十来所的神学院校，学生人数大约二百三十来人。至于这一时期神学教育的特点，大体上有以下几方面特点，首先便是所有的神学教育都是差会在做，而且各差会所开展的神学教育事工都是各做各的，互相之间没有配搭和合作；就神学教育的水平来讲，客观地说当时还是处于比较低的程度，除了后期部分学校招收的学生达到中学程度外，初期的一些学校都只是小学水平，而达到大学水平的学校只是后期的极个别学校。而且当时还非常缺乏中文的神学教材，同时各个神学院所设置的神学课程也极不一致，有些学院除了教授神学课程外还授小学课程。总体上来讲这些课程都是偏向于圣经科，而且在思想上也比较保守。就师资来讲，当时也是比较艰难的，由于这些宣教士本身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而且由于身兼数职消耗了很多精力，因此学院神学教育水平不高是显而易见的。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神学院校还是处在一个初级的神学教育水平里。
不过尽管这一时期的神学院校教育水平还很低，但是一些在20世纪成为著名学府的教会大学却是在19世纪后半期创建的，比如1864年的齐鲁大学；1867年的燕京大学；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1888年的金陵大学；1897年的之江大学和1900年的东吴大学等。
发展时期（年）
好的，以上是有关华人神学教育处于预备和初创时期的信息，接下来我将分享一段华人神学教育重要的时期，这便是自1900年至1937年被誉为华人神学教育发展期的一个阶段。一些学者之所以要称该时期为发展期，那是因为在这三十多的时间里，中国神学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形成的规模甚至比基督教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总和还要多。据一本名为《韦格尔报告》的文献显示，在1935年时，中国共有神学院校62所，学生2094人，事实上在1906年时神学院校一度达到68所。以上数据还不包括天主教的神学院校资料，据文献记载，在1906年时，天主教的神学院校也有64所之多，学生有近1840人。事实上自19世纪以来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一直是数倍于基督徒的，在20世纪初时更是十倍于基督徒，当时天主教徒有近一百万，而基督徒仅八万人。同时天主教里的华籍神职人员也明显多于基督教，据资料显示，在1918年时天主教里的华籍神职人员已达到35%，而基督教在1919年时华籍传道人才占15%左右。
总而言之，在20世纪初，尤其是头二十年，伴随着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人数的激增，众多的神学院校也随之创办了起来，甚至一度出现了饱和状态。同时，一些教会大学也设有神学院或神学科，据《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一书透露，自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宣教机构共建有大专院校近三十来所，之后经过合并和调整后存有十三所，在这十三所教会大学里建有神学院和神学科的便有七所，它们是齐鲁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庐江大学、华中大学及岭南大学。不过，比起专门的神学院校来说，教会大学神学院在培养教会牧者方面表现的不经如人意，据学者透露，仅1930年至1940年间，每年从教会大学兴起的牧者不过20来人。
以上我提供了这一时期神学院校的一些数据，尽管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神学教育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不过如果我们从更深的角度来透视这一时期的神学教育时，我们会发现事实上这一时期神学教育的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对于当时神学院校教育水平的状况，1935年的《韦格尔报告》一书曾对62所神学院校按入学程度做了一个分类，该书以A、B、C、D、E五级来分类，据书中显示，入学程度为高中或以上的A类神学院校为14所；入学程度达初中毕业的B类神学院校也为14所；入学程度在初中或以下的C类神学院校达29所；而入学程度只在小学程度的D神学院校也有4所；E类的1所为还没标明的类型。由这个分类也可以看出当时神学院校的学生教育程度是比较低的，如果推算一下，就可得知当时62所神学院校里学生的教育层次了，其中高中和初中学生的比率是各占22.5%，而其他55%便都是初中以下程度的学生了。不过，尽管如此仍有招收大专生的神学院，那便是金陵神学院和燕京宗教学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时学生程度不高的状况呢？据一些学者推论，或许是当时宣教机构还没有把工作做到位，比如如何解决学生成为传道人后的生活待遇；比如缺乏尊重中国本土传道人；又比如对提升神学院校的教育水平缺乏更深的使命感等等。
除了学生的情况外，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神学院校还面临着种种的困惑，比如一方面是神学院校缺乏水平，同时又面临这重复建设的问题。事实上这都是因为存在众多差会的问题，因为每个差会都希望有自己的神学院校，其实这种情况只会造成资源的严重分散，据了解，当时62所神学院校只有2000来学生，平均每所学校只有30来学生。好在当时也有不少的宣教机构采取了联合办神学院的事例。同时，当时的神学院在课程的处境化方面也是做得不够，由于当时很多的课程都是由宣教士从西方介绍过来的，因此如何让这些课程应用在当时的中国教会也是神学院校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华人教员和中文课本的缺乏乃是当时神学教育中一个比较典型的缺陷，据资料显示，当时在神学院校里授课的教员基本上都是西方人，而一些华人讲员就是有讲也只是讲授中文科系。而有关中文课程，据1917年《比来思报告》显示，当时的神学院校是极度缺乏中文教材的，当时除了提供几本新约科的中文教材外，根本就没有如系统神学、教牧学、讲道学等中文教材。而在图书藏书方面也是极其缺乏，这一方面教会大学神学院还好些，因为他们可以依赖大学的图书资源，但专门的神学院就显得比较缺乏了。据文献资料显示，当时几所最著名的神学院的藏书量都没过万册，其中金陵神学院存有2438册、福州神学院存有4000册、广州协和神学院存有7000册。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神学院校还是非常缺乏“中国因素”的，神学院不仅缺乏华人教员和中文教材，同时也缺乏华人的资助。据一份文献记载，在年这一年的财务经费里，《韦格尔报告》里的C类神学院，华人资助的费用仅占总数的千分之四十五，B类神学院仅占千分之三，C类神学院更只占万分之三。
（愿神纪念在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中仍坚持神圣事工的所有海内外前辈们！愿神的名在他们的身上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荣耀，愿一代代华夏的后辈们能时刻缅怀那些曾在这片大地上苦苦经营神圣事业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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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时期（1937—1950年）
好了，到这里时我们已了解了华人神学教育所谓的一个发展期，尽管当时的神学教育状况还是非常不理想，但是神学教育毕竟已受到了众多教会的重视。而正当众多海外在华宣教机构试图要提升和改善神学教育的水平时，历史却又把神学教育事工带入了一个非常的时期，这便是由1937年开始1945年结束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5年开始1949年结束的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总体来说，神学教育在经历这一时期后便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这一风起云涌的战乱时期，神学院校不仅面临着迁移、资助中断、学生锐减等不利局面，而且大部分还落入了合并和停办的结局。不过，尽管这一时期的总体状况是让人失望的，但是观察其过程我们仍能感受到神的恩典和众多牧者坚忍不拔、忠心不渝的心志。那接下来我就大略分享一下有关这一非常时期中国大陆的神学教育状况。
事实上，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以后的头几年里，中国大陆的神学教育还是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日本军队还没与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因此这些由西方宣教机构资助的神学院校也一度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神学院校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环节——资金资助，还没有被中断。有关抗战时期的神学院校情况，现存资料不多，不过通过宣教士师当理1945年所写的《中国的神学教育》一文，我们大体可以得知当时的状况，师当理把当时具有招收初中及以上水平学生的神学院校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以招收大学生为主的神学研究院，这一类学校的学生修完三年课程后可颁发道学士（B.D.），第一类学院有金陵神学院、燕京宗教学院及华西协和神学院等；第二类为以招收高中为主的神学院，这一类学校的学生修完四年后可颁发神学士（B.TH.），第二类神学院有十三间；第三类为只招收以初中生为主的神学训练学校，第三类神学院有十四间。&&&
在抗战开始后，尽管这些神学院没有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因为时局的不断变化，因此很多神学院纷纷做出了或迁移或调整的举措，据师当理《中国的神学教育》一文显示，当时处于第一类型的金陵神学院便由南京迁入了上海的法国租借处，第二类的不少神学院在抗战爆发后便停办了。总体而言，这三类神学院，在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都落入了沦陷区，即日本占领区。尽管一开始他们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不过，之后的一件具有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却让这一切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便是日的珍珠港事件。自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原先由美国宣教机构支持的神学院校便纷纷落入了困境，当时最大的困境便是经济资助的中断和师资队伍的撤离。据文献资料显示，当时处于第一类的燕京宗教学院在坚持不久后便不得不停办，而留在上海租借处的金陵神学院也一度困难重重；第二类型的神学院中由于十三所中的十二所均在沦陷区，因此到抗战后期这十二所均被迫关闭，其中如圣约翰神学院、华北神学院和金陵神学院本科三所学院乃是坚持到最后时期才宣布关闭的。第三类型的十四所神学院校除了四所仍在苦苦坚持外，其他十所在不同年份的抗战时期均被迫关闭。
毫无疑问，抗日战争给神学教育事工的影响是重大的。据师当理在《中国的神学教育》一文显示，年入读神学院的男大学生共有27人，可到1943年至1944年时便只有14人，不过值得感恩的是女生在同一时期却有7人增加到11人。而比较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神学院主流学生群的高中生却在这一时期大大地减少了，据文献显示，同一时期的高中生由344人锐减为177人。
随着日本政府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长达八年的抗战便宣告结束，此时很多宣教机构本来试图想藉此机会重整神学教育的事工，不过，之后国共内战的爆发再次让战后神学教育重建的计划再次落空。可以说在国共内战的几年时间里，神学教育事工始终是处于停滞阶段的。在国共内战结束后的1950年，中国神学教育的状况是这样的，据1950年金陵神学院院长陈质怡一次的报告显示，在1950年中国还存有神学院十三所（其中信义宗神学院已迁移香港），学生共有694人，在全部学生中，大学生有63人，高中生毕业生有493人，初中生有97人。
不过，由于客观的政治背景，使得从此以外整个华人神学教育事工在地理格局上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变。众所周知，这便是由于新中国政府对宗教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据文献显示，原先华东和华南地区的数所所神学院校在1952年合并成了金陵协和神学院；而原先在华北和华中的数所神学院校则重组成了燕京协和神学院。之后的1959年，燕京又被并入了金陵协和神学院，至此中国大陆仅剩有一所神学院，不过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使得这仅有的一所神学院也被迫关闭。至此神学教育事工便在中国大陆完全中断了。
转移时期（）
从此以后，整个华人神学教育事工的重心便由中国大陆转移到了包括港台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由于1950年至1970年期间海外几个地区是处在一个神学院校或复建或创建的过程，因此有学者便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华人神学教育的转移时期。
据文献显示，在年间，在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新建或复建的神学院校就有多达59所，尽管其中很多神学院校的教学质量不甚理想，但是能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出现这么多的新建神学院校，这的确显明了神特别的恩典。
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出现这么多新建的神学院校也是有客观背景的。这是由于自中国大陆出现新政权后，据说有几百万的大陆军民便于1950年前后纷纷逃离了中国大陆，这些人基本上都逃往了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各国。而原先在中国事奉的海内外教会牧者也由于无法在新政权下继续事奉也纷纷离别中国大陆来到东南亚各国及地区。在这个时候，东南亚各地便出现了难民需要教会关心、海外宣教机构需要继续事奉的局面，于是自1950年后的20年间在西方宣教机构及华人牧者的推动下便有众多的神学院校被建立了。
那这一时期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据已故华人神学教育家赵天恩牧师透露，台湾在1950年前仅有神学院4所，而1950年至1970年间，仅台湾地区竟新建了33所神学院。到1970年时台湾共有29所神学院，这其中有几所或被合并或被停办。据一些学者透露，在1950年前香港地区仅有神学院校三所，但在1950年至1970年间就新增了15所神学院，与台湾不同的是香港地区的神学院除了崇基神学院和浸信会神学院外基本上都是属于复建型的，就是说这些神学院原先都是有过大陆背景的。而据第一届中文神学教育研讨会报告显示，尽管1950年之前除港台外的东南亚各国只有神学院3所，其中新加坡2所，泰国1所。但在1950年至1970年期间他们也新建了12所以中文为主的神学院，这其中新加坡新建了4所，印尼新建了3所，马来西亚新建了2所，菲律宾新建了2所，泰国新建了1所。
至于这时期神学院的教学状况，我刚才讲过，由于是处于新建或复建时期，因此众多神学院校的状况是非常不理想的。据1970年代初赵天恩牧师对台湾11所“福音派”神学院校所做的报告显示，这期间台湾神学院校的整体教育程度是比较弱的，比如尽管当时有达11所神学院，共计175名学生和49名教师，但是如果平均一下，那每所神学院还不足16名学生及不足4.5名教室。而且从师生的状况来看，神学院的办学程度也是较低的，比如在当时11所神学院校共计175名学生中，有大专学历的仅为14人，只占总数的8%；高中毕业的学生为115人，仅占总数的66%；而小学及初中毕业的学生有46人，占总数的26%。同时在师资水平方面也不尽理想，比如在当时11所神学院中共有49位老师，而拥有博士学位的仅3人，其中2人还是西方人；而具硕士学位的也仅5人，其中4人为西方人。尽管以上只是台湾地区十一所神学院校的状况，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显示了1970年代初海外整个神学院校的教育程度。
事实上出现这一时期神学院学生程度偏低、教学质量不高的情况，除了神学院处于艰难的复建之特殊背景外，还有一些时代背景。由于当时很多教会领袖及牧者深受华人传统的基要信仰影响，因此对于提升神学教育的学术水平都不是很热衷。当然当时部分保守派牧者出于对自由派神学思想的警惕也是情有可原的。据一些前辈透露，当时一些神学院校还出现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之神学工作者的争论。
总而言之，这是华人神学教育在一个新空间里的一个初建时期，因此它的整体状况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与此同时，这期间新建的大部分神学院所依托的经济及教师资源依然还是由西方宣教机构支配的。
重整时期（1970—1980年）
不过，接下来的十年将是整个华人神学教育状况得到重大改观的十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情上看到，首先是“福音派”教会的大力参与；其次是神学院本身的逐渐完善；再者是华人教会和学者开始主导华人神学院的运作；同时一些促进神学教育事工的协会也相继在这时出现。以下我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分享一下：
首先，为什么说福音派教会的参与会大力推动神学教育事工呢？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华人教会的信仰传统大多是福音派背景的，因此福音派教会试图想提升神学教育水平的举动对神学教育事工无疑将会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我前面已讲过，本来之前的二十年里，由于受到传统基要信仰的影响，一些“福音派”教会对于提升神学教育水平的事工都不是很积极，但是到了70年代后，情况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些“福音派”牧者纷纷在神学教育方面加大投入的力度，比如他们在1970年和1975年分别在台湾和香港设立了研究型的神学院——中华福音神学院和中国神学研究院。
这一时期华人神学院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神学院校师资队伍素质明显提升，入学学生程度明显提高，课程设计逐渐得到完善，图书及设施明显得到改善等。在这里我仅谈谈师资、学生状况及图书资源的一些变化。首先看看师资程度的变化，据资料显示，1971年港台两地程度稍高的23所神学院校131位教授中，拥有神学博士及哲学博士的教授19人，占总数的14%；拥有神学硕士或同等学历者17人，占总数13&；拥有道学硕士或同等学历47人，占总数36%；拥有神学士或同等学历29人，占总数22%；其他无学位者20人，占总数15%。而到了1979年时，港台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29所神学院校277名教授中，拥有神学博士及哲学博士的教授已达65人，占总数的23%；神学硕士及同等学历者35人，占总数的13%；道学硕士及同等学历者105人，占总数38%；神学士及同等学历者63人，占总数的23%；其他无学历者9人，占总数的3%。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师资队伍的素质已在提升，尤其是拥有博士学位之教授的增加。其次，在学生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人数和学历两方面，据资料显示，1971年香港成规模的9所神学院，共有学生224人，平均每校24.9人，而到1979年时，香港10所神学院已有学生384人，即平均每校38.4人。而1971年台湾成规模的14所神学院共有学生557人，平均每校39.8人，到1979年时台湾13所神学院已有学生878人，平均每校67.5人。而1979年东南亚6所神学院也已有学生394人，平均每校65.6人。至1979年止，整个东南亚29所成规模的神学院共有学生1656人，平均每校57.1人。从1971年至1979年，香港神学生增加了54.8%，台湾增加了69.5%。在图书资源方面，各所神学院也是丰富了许多。据张修齐的统计资料显示，香港9所神学院在1971年所存图书仅56900册，每校平均为6322册；而到了1978年，亚洲神学协会统计资料显示这9所神学院的图书总数已增至114900册，每校平均为12766册。而据黄彼得牧师的资料显示，东南亚4所神学院在1971年每校仅有图书3145册，而到1978年时竟增至10601册。而据赵天恩牧师统计，台湾十多所神学院在1971时每校为6942册；但到1978年时也已增至为7920册。总体算一下，1971年华人地区27所神学院每校平均的藏书量为6173册，而到1978年时已增至9849册。
再者，我们看看有关华人开始主导华人神学院的一些情况。众所周知，自基督信仰从西方传入中国及华人地区以来，包括神学教育在内的一切华人教会重要事务几乎都是由西方宣教机构主导。事实上这也是有其特定状况所决定的，因为一开始华人教会不仅缺少本土牧者，同时也是缺少资金的资助。由于缺少这两样重要的资源，因此华人的教会事务便自然而然地由西人宣教机构承担起来了。不过，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港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情况开始在改变，随着华人牧者的逐渐成熟，华人便逐渐开始主导华人的福音事工，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在1976年于香港成立的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而华人神学教育的状况也是在1970年代开始转向由华人主导了。据文献记载，1971年时在港台及东南亚28所神学院中，只有13所神学院是由华人任院长的，比率只占总数的46%。而到1979年时，港台及东南亚地区30来所神学院中，华人任院长的神学院已达24所，占总数80%。接下来再看看华人师资的状况，从1971年至1979年除台湾外，香港和东南亚各地的神学院，华人教授在总师资中的比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比如1971年香港9间神学院共有教授44人，其中华人为23人，占总数52%，西方人21人，占总数48%。而到1979年时，香港9所神学院共有教授74人，其中华人为60人，占总数81%，西方人14人，占总数19%人。在1979年，6所东南亚神学院共有教授66人，其中华人就有43位，占总数65%，西方人为23人，占总数35%。华人在神学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还表现在对神学院校经费的承担上，我前面已讲过，在三十年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一般神学院的经费基本都是由西方宣教会所承担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赵天恩牧师的一份报告显示，1971年台湾8间神学院华人教会的资助额已占总数的31.7%了，其中台南神学院和台湾神学院到1978年时本地教会可以自己供给80%多的经费了。黄彼得于同年所透露的一份有关印尼4所神学院的资料显示，印尼本地教会已承担了这4所神学院76%的经费开支。而在一份资料显示，在1975年香港11所神学院中，已有3所神学院完全不用西方宣教机构资助了，除了2间需要得到80%的资助外，其他6所都只需要50%或低于50%的资助。不过，在神学院规模不断扩展及西方差会资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神学院常规的开支和拓展的经费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神学院便加大对华人教会的宣传力度，试图希望本地教会能增强对神学教育事工的重视，同时，从70年代起一些华人神学院也开始收取学费，到70年代末时众多知名的华人神学院已以收取学费作为增加经费收入的渠道之一了。而且，在这一时期有不少神学院还以设立基金、开展年度神学教育日作为筹集资金的方法。
还有，为了促进神学教育事工的协调发展，一些在于协助神学教育事工的机构也相继出现了，比如1972年成立的中文神学教育促进会和台湾神学院校联合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后这些机构陆续举办了几次有意义的会议，这些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神学院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与此同时，很多神学院为了扩大视野还参加了亚洲的一些神学教育机构，比如亚洲神学协会、东南亚神学教育协会等。此间，还有一些满有意义的联合神学教育事工出现，比如超宗派神学院如中华福音神学院、中国神学研究院及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出现。
（由于缺少当前的有关资料，如港台及东南亚神学院的最新统计数字等。因此如有网友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望不吝赐教，并能把资料提供给笔者，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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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时期（年）
&&&&在经过一个在量上减少在质上提升的重整时期后，华人神学教育事工又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时期。这一时期华人神学教育的特别不仅在于原有神学院在质上的不断巩固和完善，更是表现在量上迎来了一个的扩展期。而这一时期华人神学教育事工的扩展不仅表现在港台地区新建了不少神学院，同时在北美也已迎来了华人神学院在北美初建的浪潮，而尤其让人感到惊喜的是中国大陆也开始了重建神学院的步伐。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里，如果说原有的神学院正在向下扎根和向上结果，那在港台、中国大陆及北美等地的华人地区之新兴神学院的兴起便如同百花齐放。由于目前我手头缺少当下华人神学院的详细资料，因此以下我简单与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时期的神学院是如何向下扎根以及百花齐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般情况下，神学院整体水平的提升无外乎这几个方面，如师资素质的提升、学生入学程度的提高、课程科系的完善、校园设施的健全等，这一时期华人神学院水平提升的情况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目前港台及东南亚部分神学院的师资已颇具规模了。据萧克谐博士一篇文章透露，香港地区在70年代末也只有20来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神学院教师，而到了1998年时则已达到150来位，当然这些博士学位分为专业性的和学术性的，专业性的如教牧学博士，学术性的如哲学博士和神学博士。我相信目前已突破200位是很正常的情况。至于台湾方面，目前我手头还没有统计的数字，但是我想台湾拥有博士学位的师资数量绝对不会少于香港，因为台湾的神学院数量要远多于香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香港有28所各等水平的神学院，而台湾则多达38所。而让人惊叹的是目前某些神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目将近70年代末整个香港的神学院博士数量。目前在师资队伍方面比较整全的有以下一些神学院，如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信义宗神学院、建道神学院及崇基神学院；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和台南神学院；新加坡的三一神学院和新加坡神学院等。在学生方面，不仅有越来越多有使命感的大学生入学，而且在数量上也已有了很大的规模。就刚才我例举的这几所神学院来看，基本上他们的在校学生都已超过二百来人，而象专收大学生的中神、华神和三一也已达到这个数目的确是让人感到欣慰。而象也接受高中生的新加坡神学院更是达到500来人。这一切的数据说明了华人教会年轻一代对于神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已越来越清楚。而在课程方面，众多神学院也在明显完善之中，比如在70年代很多的神学院也只是有学士课程，到了80年代后便有不少就开设了基础性的硕士课程，而到了90年代后便有学校开办了神硕课程，甚至有个别神学院于90年代开始便就开设教牧学博士和神学博士课程。而如今能颁发包括教牧学博士在内的博士学位的华人神学院也已有近10所了。至于校园设施的改进，这二十多年众多华人神学院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这其中除了很多学校扩建了一些楼房、增添了一些教学设施外，还有个别学校甚至都盖了新校舍，比如象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在2000年就搬到了新盖成的马鞍山校区，而早在1992年信义宗神学院也搬进了道风山的新校区。而在图书资源方面很多神学院也已大有改观，目前藏有图书超过5万册的也已有好几所，象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和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更是达到8多万册，而信义宗神学院更是建立了全球华人教会最大的网上图书共享资源——教会资讯网，据说这个资讯网可共享各神学院图书达30多万册。
&&&&当然就这些数据来说，这时期的华人神学院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最令人欣慰的乃是众多的华人神学院在发展和扩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认定了神学教育的核心目的乃是为教会输送优秀人才这一重要的神学教育观。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正是众多神学院确定了主要是为教会而服务这一目标，因此使得神学院的经费也就越来越倚靠教会了，尽管这种现象会给很多神学院带来凑款上的压力，但是众多神学院负责人都逐渐认同只有加强本地教会对神学教育的负担才是神学院生存和复兴的根本动力。
由于我手头还缺少这一时期有关华人神学院的详细统计资料，因此以上只是我简略的一个分享。接下来我再分享一下这一时期有关中国大陆神学院的重建情况。
众所周知，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但是在神的怜悯下，众多神的仆人和使女仍然持守了福音信仰。而随着70年代末中国大陆掀开改革开放之帷幕后，很多的基督徒便又开始公开教会活动了。比如中国三自体系下的教会也于1979年开始逐渐恢复了公开的聚会，而家庭教会则仍然以非公开的方式坚持着信仰生活。由于一方面教会信徒在蓬勃地发展，另一方面教会又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刻，因此中国教会便开始了神学教育的重建，以便来缓解教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牧者缺乏状况。而事实上，就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神学教育事工来说，三自教会是先于家庭教会的，大体上三自教会是在80年代初便开始重开神学教育事工；而家庭教会由于一方面缺乏公开的生存身份，再加上对于神学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因此直到90年代初才开始神学培训事工。以下我首先谈一下有关三自教会的神学教育开展进展。
改革开放后三自教会神学院重建的情况是这样的：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于南京复校；1982年东北神学院于沈阳建立；1983年福建神学院于福州建立；1984年浙江神学院和四川神学院分别于杭州和成都建立；1985年中南神学院和华东神学院又分别于武汉和上海建立；1986年安徽神学院、广东协和神学院及燕京神学院分别于合肥、广州及北京建立；1987年山东神学院于济南建立；1988年陕西圣经学校于西安建立；1989年云南基督教神学院于昆明建立。进入90年代后，又有1992年于南昌建立的江西圣经学校；1990年于长沙及郑州建立的湖南圣经学校和河南圣经学校。到1990年时，大陆已有神学院校共16所，其中包括12所神学院和4所圣经学校。之后随着教会的不断扩展，又有数所圣经学校及圣经培训班于各地被建立，比如内蒙古基督教培训班、江苏省圣经专科学校、河北省基督教培训中心、甘肃省基督教培训中心、贵州省基督教神学班、青海省基督教培训中心及黑龙江省基督教圣经学校等。同时为了解决基层教会及信徒的需要，某些地区的三自教会还开设了一些义工培训班。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网站显示，目前中国三自体系共有神学院及圣经学校共18所，而自80年代开办神学院以来，这18所神学院校已毕业有学生共记5000余人，他们目前正在三自体系下的众多教会里事奉。不过，很明显这18所三自神学院还是无法解决目前三自所透露的5万多座堂点信徒的需要，据三自官员透露，在这5万多三自堂点里共有信徒1600多万信徒。与此同时，这十多所神学院校的办学质量也是不甚理想的，其中的师资素质和教学设施不仅无法满足整个大陆三自教会牧者培植的需要，而与同时代的一些东南亚华人神学院更是无法同日而语。据了解，目前中国大陆三自体系下的神学院除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外，还没有哪所神学院的在职教师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同时我们得知，目前其他十几所神学院的80%的师资都是金陵协和毕业的。尽管很多老师有海外进修的背景，但是真正有国外学历背景的仍是屈指可数呀！同时尽管这些年三自教会也派遣了上百人去海外攻读神学，但是这其中大部分人又滞留在了国外。因此就目前的三自神学院状况来看，师资特别是高水平的师资仍然是神学教育事工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正是没有高素质的师资因此就没有了高水平的课程和颁发高水平的学历。按三自官方的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大陆能提供硕士课程的神学院也就金陵协和神学院，其他能提供四年本科学历的神学院也就5所，如燕京、华东、东北、四川及中南；而其他十来所的神学院都只能提供专科学历的课程。事实上造成这一情形是有众多背景的，比如个体神学院没有独立的拓展权利，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所有的官方神学院和教会都是在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下运作的，因此面对众多神学院的拓展需要和经费开支，个体神学院也无法在三自机构以外去寻求拓展的渠道。很显然仅靠一个机构来引导众多神学院的开拓事工是力不从心的。
好的，以下我再来谈谈有关家庭教会的状况。实话说，谈论家庭教会的神学教育是最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没有统计数字，之所以没有统计数字是因为我们无法做统一的调查。总体来说，家庭教会正规的神学教育事工是由90年代初开始的，尽管80年代也已有很多的培训班，但那只能算是一种“师徒式”的短训班，因此以招收脱产学生为目标的长期神学培训班（有地方称之为学道班）乃是在90年代初开始的。而整个90年代也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来看，前期培训班的师资和课程基本上还是以本地牧者为主导的，那时的培训班基本上还都是以本地牧者主讲员的，同时一些课程都是一些本地牧者长年积累起来的圣经亮光和事奉理念。不过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培训班便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阶段，已有不少培训班邀请了一些海外的神学教师定期来授课，并且培训班的课程也逐渐正规起来了，尤其让人欣慰的是一些本地懂神学的师资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而进入二十世纪后，国内的神学教育环境又引来了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不仅国内教会的众多培训班广泛开设了类似国外的神学课程，而且有不少的海外神学院校还在国内开设了神学班，同时一些神学班还可以颁发国外的正式神学学历。不仅如此，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几百位家庭教会的中青年牧者正在海外就读神学，尽管这些人不可能都回来，但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必定会回国，而且这一部分人也必定将会担负起中国家庭教会神学教育事工的神圣使命。
总而言之，限于客观环境原因，目前的家庭教会尽管没有理想的神学教育硬件设施，但是由于这些年家庭教会越来越重视神学教育的事工和神学人才的培养，因此我们可以很乐观地看到，在不远的将来，家庭教会必将会有越来越成熟和正规的神学教育环境出现。而且我们也相信合乎神心意的神学教育事工也必定会转化成为教会复兴的强大动力。
最后，我再来谈谈有关西方世界的华人神学教育事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西方世界已有20多所程度不一的华人神学教育机构，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北美。事实上在70年代时，西方世界还没有华人神学教育机构的，但是后来之所以会陆续出现一些华人的神学教育机构那是因为在此间各地华裔教会正在迅速地增加。据一位华裔学者透露，在70年代末时，仅在美国和加拿大就已分别有华人教会达366所和112所。大约于70年代末开始便有众多的神学教育机构陆续地建立了。比如在70年代便有于力工牧师于加州建立的基督工人神学院；1982年由唐崇怀牧师于加州建立的国际神学研究院；之后于1989年又有台福基金会于加州建立的台福神学院；1992年又有专授函授课程的纽约神学教育中心于纽约成立；1996年又有唐崇荣牧师于华盛顿创立基督教与二十一世纪归正学院；2000年澳洲华人教牧神学院于悉尼建立；2006年由前华福会总干事高云汉牧师于加拿大成立了加拿大华人神学院；2007年由一些台湾背景的教会牧者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成立了欧华神学院。除了这些独立的神学机构外，还有一些由港台的神学院在各地建立的分校，比如象建道神学院分别于1990年和2000年在加拿大和巴拿马建立了加拿大建道中心和中美洲建道圣经学院；还有比如中华福音神学院于1992年在洛杉矶成立的华神神学教育中心，此中心于1998年升格为华神北美分校。此外，一些西方的神学院校也曾建立以中文为主的神学教育机构，比如加拿大卑诗大学维真学院于1985年建立了中国研究部；澳洲维省圣经学院于1990年代初建立了中文部。
就目前西方的华人神学教育机构来说，目前他们的办学规模和质量还是明显逊色于港台及东南亚华人神学院的。这是由于从事神学教育的华人学者大多都聚集在港台及东南亚地区的缘故，事实上很多西方的华人神学教育机构纷纷在借用港台及东南亚等地神学院的教师资源。不过，随着近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不少的独立神学院已逐渐完善起来了，比如象美国加州的正道福音神学院（台福）更是已取得了美加神学协会的会员身份。但是我想随着西方华人教会的日益增加和华人牧者的逐渐重视，那些身处在西方世界的华人神学教育机构也会随之而增强教育水平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美国有1200多家华人教会，加拿大有近350多家华人教会，欧洲和澳洲各有150多家华人教会。总而言之，随着西方华人教会的逐渐发展，当地华人神学教育的事工将会逐渐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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