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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编辑的唐浩明：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研究曾国藩
作者:唐浩明&&&&&&&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时间:
　　1982年秋天，我从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研究部毕业，分配到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刚刚创建，正在做整理出版湖南地方文献的事情，请有关学者
列出一大批拟整理出版的湘人著作名单。这个出版计划得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的批准，其中有著名的六大全集，即《王船山全集》、《魏源全集》、《王先谦全集》、《王]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我当时认定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事业，很有意义。我向社领导表示，愿意参与这项工作。一年多以后，社里将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的事情交给我来负责。
　　曾国藩这个人我不陌生，从小时读近代史，就知道他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反动头子，稍后还知道他的头上戴着三顶铁定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我也知道，过去出过《曾文正公全集》，是一部颇有名气的书。那时是1984年，“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八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在我的思想里，曾国藩虽不在正面人物的范围内，但他的确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文字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学术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既然有全集在先，重新再出版，也不是很难的事。所以，当我在应承下来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然而，随着这项工作中的深入进行，才知道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首先，我们将要出的《曾国藩全集》，就不是过去的《曾文正公全集》加上新式标点后的简体横向排版，而是根据省图书馆所藏原始史料的重新编排。说起这些史料的收藏，也颇带有传奇性。
　　曾国藩是一个档案意识很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即便是家书、日记这类纯属私人性质的东西，都留有副本，尤其是他后来身为带兵统帅，常年处于战火之中，更是留心录副与保存。有专人替他将一段时期的公私文字，送到他的老家加以收藏。他身后，长年留在他身边的文稿、文件与图书，也被一并运回老家。曾氏后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雇有专人看管，世代珍藏。1949年以后他的第四代孙曾宝荪、曾约农姐弟，曾将曾氏父子的部分亲笔文字带去海外，其他大量的文档则留在老家富厚堂。经当时省政府中有识人士的保护，这批文档逃过了险遭焚烧的一劫，被安全运到长沙的省图书馆。又因这批文档不被重视，存下后就不再被人理睬，而侥幸躲过“文革”破四旧的大劫，终于度过百年沧桑，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我用一辆板车，将社里惟一的一部复印机运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一名复印员负责复印，我则在图书馆里的一间矮小破旧的库房里，寻找和翻阅那些需要复印的文档。百多年下来，当年那些文档大多已经发黄、变硬，有的还被蛀虫蛀得支离破碎，每翻开一页，都得格外小心，而且往往被随之而来的霉味呛得喉鼻极不舒服。工作环境既不好，进展又慢，足足印了三四个月，才把除奏折外的该收入全集的资料大致复印完毕。
　　当时，由出版社出面，组织了一批文史专家，对这些文档予以整理。为了更好摸清这些材料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动手，先行整理曾国藩的家书。
　　曾氏的家书是其全集中一个重要部分，名气很大，版本也最多。对于我们所编的这套新版全集来说，整理这个部分，颇有代表性。我将可以找到的版本尽量找来，一本本地阅读比较，最后确定，以曾氏故居富厚堂所藏的抄本及原件作为基础，以光绪二年家刻本及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作为第一参校本，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收集百年来发表与未发表的其他曾氏家书，作为补充。只要是曾氏所写的，全与不全，都一概收进而不遗漏。这个方案，后来就成为整个曾氏全集新版本的编辑总则。
　　经过一年的努力，新编曾氏全集的家书部分出来了，足足有100万字，是光绪二年刻本的两倍多。为方便读者阅读，我还为每篇书信写了题要，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与内容主题索引。捧着刚出版的两大册家书，我有一种欣慰感。不料，就在这种欣慰感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便遭遇了风暴。书上市没有几天，《湖南日报》便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大文章，强烈责问“谁在为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字里行间火药味十足。我心里有点紧张，参与曾氏全集整理的一些专家也纷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背景吗？
　　我连夜到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家里，整理出版地方文献这摊子事归他管。这位领导说，据他所知，这篇文章的后头不可能有什么背景，劝我们不必太在意。接下来，并没有看到后续的文章，也没有接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之类的话，于是大家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久，海外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纽约《北美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题目叫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副题为《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文章说《曾国藩全集》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来自海外的这种出乎我们意料的热烈反响，给《曾国藩全集》的整理出版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从那以后，也很少再见到指责这桩事的文章了。
　　我在整理出版曾氏家书的过程中，先后对他的一千四百多封家书读过四遍，越读我越觉得曾国藩这个人，与我过去脑中的那个反面人物形象的距离越来越远；反之，他家书中的许多言论，倒是与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这是为什么？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曾氏这个历史人物，人们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除开功利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我决定自己来作一番考察与研究。
　　我因此阅读大量的相关史料。把与那个时代有关的书籍，无论正史野史，都尽可能地找来阅读。我的编辑工作则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许多历史的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
　　曾国藩是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很重痕迹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思想和行事都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千余万文字，作为史料来说，固然丰富，但作为辨识他的空间来说，又显得辽阔深幽。我对他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步步深入的过程。
　　从86年到93年，这期间我曾写过十多万字的研究曾国藩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曾国藩对人材的重视及知人善用》、《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因》、《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含雄奇于淡远之中》、《曾国藩的生平与事功》等等。这段时期，我对曾氏的研究，偏重于宏观方面及以往人们所谈论得较多的方面。通过这段时期的研究，我对曾氏的总体看法是，他既不是先前人们所说的“一代完人”、“千古楷模”式的圣贤人物，也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汉奸、卖国贼、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的悲剧内涵的历史人物。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是抑郁的，他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气氛的强烈，远远超过其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他的悲剧，不是像晁错、韩信、岳飞一类人那样，为自己所忠于的君王所屈杀，也不是像贾谊、李广、冯唐一类人那样，身怀大才而不被朝廷所重用。他的悲剧表现在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矛盾上。他生在一个百孔千疮、行将就木的封建王朝，而他却幻想在这片残破的河山上重建汉唐盛世，这难道不可悲吗？他的信仰又是那样的坚定，为之付出的心血又是那样之多，因而他的悲剧色彩也就愈加显得浓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构思写一部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写文学作品而不写人物传记，这既是出于想让作品有更多读者的考虑，也缘于我的作家梦。86年秋天，我开始动手写。从那以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我白天编《曾国藩全集》，晚上写曾国藩小说，基本上没有休息日，也没有过年过节的概念。我有时甚至不知道冬天已到、夏天已去。我在小说《杨度》中有一节，说杨度写长篇文章，不知时序推移，忽见院子里的樱花绽放，方知春天已经来到人间。这实际上写的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好在我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晚清那段时空中，都围绕着同一个人物在转，环境无须改变，思考不至错位。90年8月，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的第一部在台湾黎明文化公司问世，3个月后，湖南文艺出版社以《血祭》为名也将这部书的第一部推出。接着，在91年、92年，两岸几乎同步出版该书的第二部、第三部。出乎意料之外，《曾国藩》这部小说受到两岸读者的一致欢迎。有媒体说，《曾国藩》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不止是大陆与台湾，北美、欧洲、东南亚，几乎整个华人世界都在谈论着这部书。《曾国藩》从第一部出版到今天，已有18年了。这期间，除开台湾黎明公司版、湖南文艺社版外，还有香港版、人民文学社的文集版、长江文艺社的文史对照版、作家社的图文版、湖南少儿社的绘图版，甚至还有台湾汉湘公司的盗版，至于国内的盗版则不计其数。正版总印量已超过一百万。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召开大型曾国藩研讨会，我以小说家的身分被邀请出席。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将它列为20世纪华文小说百强之一。2003年，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因《曾国藩》小说的热销，还带来两个不曾想到的趣事。一是它带动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的发行。以往《曾国藩全集》是以编好一本出一本的形式出版，每一本不过印两三千册，个别的只印一千册。94年底，我们一次性地推出全部30册1500万字《曾国藩全集》，首次便印8000套，半年后，又加印5000套。一部大型历史人物史料，在半年内两次印刷发行13000套，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极为罕见。不仅为出版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二是它引发了一场为时十多年的“曾国藩热”的阅读与出版现象。“曾国藩”就像一个珍稀出土文物样，一旦出土，便为社会所热切关注。最为奇怪的是，其被关注的读者层面非常广，无论政界、军界、商界、实业界，还是知识界、文化界，甚至普通市民，即所谓“引车卖浆流”，也在关注着。反映在出版界，则是各种各样的曾国藩读物大量出版，从曾国藩政书、曾文正公全集到形形色色的曾国藩政治术、谋略术、做官术、人际关系术、看相术，真个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珠目混杂、良莠难辨。从正规的新华书店到个体户的书摊，只要你走近它们，眼球立刻就会被“曾国藩”三个字所吸引。这种现象，大概在中国出版史上也不多见。作为此事的始作蛹者，老实说，我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已经没有一丝毫的欣喜之感，相反的倒是觉得隐隐作痛。我想尽自己的一点棉薄之力，试图对此现象能起到一点正本清源的作用，于是我开始对曾国藩的第二轮研究。
　　从2001年开始到2007年，六七年的时间里，我潜心再次阅读曾氏文本，先后推出《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三部书，即所谓的“评点曾国藩”三部曲。在《评点家书》的前言中，我写道：“曾国藩的身上有着民族和文化的负载”，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兴趣，正好给我们以启示，处在变革时期而浮躁不安的中国人，依然渴求来自本民族文化的滋润，尤其企盼从这种文化所培育出的成功人士身上获取某些启迪”。我将这个评点系列的宗旨，用三句概括性的话标在封面上：深入一个人物的心灵，破译一个家族的密码，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通过对曾国藩的研究来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我认为这是研究曾国藩的正途，也是这桩事业的价值所在。如果偏离这个轨道，一味热心于窥视曾氏成功背后的各种权术，那么出版和研究曾国藩，将会失去它的重要意义。
　　与评点曾国藩的同时，一个修订《曾国藩全集》的工作也在去年全面铺开。《曾国藩全集》问世已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间，又发现不少新的曾氏文字，尤其是93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一套八卷本的曾氏资料汇编，其中有许多材料是岳麓版所未收的。这些新发现的文字都应该进入我们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所以有必要重新修订这部全集。
　　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化解读，我分别充当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实，这三个角色所担当的都只是一个责任，即以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粹。
　　唐浩明简介
　　唐浩明，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文学硕士。现任岳麓书社首席编辑，湖南省作协主席。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编有《曾国藩全集》、《曾国荃全集》、《胡林翼集》、《彭玉麟集》、《20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等书。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及随笔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唐浩明评点梁启超辑曾国藩嘉言钞》。曾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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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终生的遗憾
日 10:01:41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9版【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曾国藩,一位在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有一个终生的遗憾。
　　这个遗憾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们所说的,没有在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后称帝。其实,曾国藩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自己获得的功名层次太低。
科举的层次
　　关于古代科举功名的层次,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古代科举最低一级的是秀才；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者被称为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京城考试,京城考试第一关是会试,考中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的最高等级考试――殿试,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一般在金銮殿举行,由皇帝主持,殿试分为三个等级,也称三甲: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叫做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探花,这三位最杰出的学子一般叫做进士及第；二甲大概几十名,叫做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做传胪；三甲一两百人,叫做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统称进士。考取进士称为甲榜。
　　凡通过乙榜中了举人,又通过甲榜中了进士的,就称作“两榜出身”。两榜出身是古代读书人的骄傲。按照惯例,一般一甲的三名进士放榜后就可以立即授予官职,状元
　　曾国藩,一位在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却有一个终生的遗憾。
　　这个遗憾并不是像有些史学家们所说的,没有在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之后称帝。其实,曾国藩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自己获得的功名层次太低。
　　科举的层次
　　关于古代科举功名的层次,这里简单说明一下。古代科举最低一级的是秀才；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者被称为举人,举人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京城考试,京城考试第一关是会试,考中者才有资格参加科举的最高等级考试――殿试,第一名叫做会元；殿试一般在金銮殿举行,由皇帝主持,殿试分为三个等级,也称三甲:一甲只有三名,第一名叫做状元,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探花,这三位最杰出的学子一般叫做进士及第；二甲大概几十名,叫做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做传胪；三甲一两百人,叫做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统称进士。考取进士称为甲榜。
　　凡通过乙榜中了举人,又通过甲榜中了进士的,就称作“两榜出身”。两榜出身是古代读书人的骄傲。按照惯例,一般一甲的三名进士放榜后就可以立即授予官职,状元可以授予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和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而其他二甲、三甲的进士则还要参加朝廷组织的考试,合格者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博士、知州、知县等官职,因此,直接进入翰林院就成为多年寒窗苦读的举子们的最高理想。
　　曾国藩的愿望
　　曾国藩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一样都要成为最好,特别在科举上他更是希望自己能够独占鳌头。但是人的愿望总跟现实有些出入。
　　曾国藩23岁入县学,列第17名；24岁中举人,列第36名；28岁中进士,殿试三甲第42名,得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能够在28岁就高中进士,已经非常难得,但是他还是非常沮丧。他觉得自己考得三甲已经非常丢人,而且还是三甲中的42名就更加不可原谅了。发榜之后,曾国藩看到自己的名次非常懊恼,连朝廷组织的进士考试也不想参加了。
　　后来在同窗好友郭嵩焘的反复劝告下,他才留下来继续参加朝廷组织的考试。这次曾国藩非常幸运,进了前10名,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一待就是10年。
　　10年翰林院的生涯,为曾国藩积累了充足的人脉,他拜穆彰阿(道光皇帝红人)为恩师,10年之间就升到了三品侍郎；同时还结识了咸丰朝红人、主张重用汉人的铁血人物肃顺。当然,虽然曾国藩官运亨通,但是对于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名分还是一直耿耿于怀。
　　据说,曾国藩对于科举名次的在意源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秀才考试。这年,21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这是他第5次参加秀才考试。也许是天资确实钝拙,也许是父亲兼老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此前的4次考秀才,他都名落孙山。道光十二年这一次,曾国藩考前下了苦功准备,考后也自觉发挥不错。结果发榜之日,却被学台(即湖南省学政,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在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是小有收获,值得祝贺。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回到家塾“利见斋”,他闭门不出,咬牙发愤。曾国藩发誓一定要获得优异的成绩来洗清学台责骂的耻辱。因此,科举的名次就成了曾国藩最在乎的一件事。
　　还有个小故事,说明了曾国藩对赐同进士出身的在意。据说他担任两江总督时,有一天,两个幕僚无聊时对对联玩。一个出上联“如夫人”,另一个就对“同进士”；一个又把上联加为“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就对“同进士出身”；一个再加“替如夫人洗脚”,另一个再对“赐同进士出身”……两人正对得高兴,突听屋子里一声爆响,接着就见总督大人铁青着脸从里面出来,拂袖而去。两个幕僚莫名其妙,去问老幕僚。老幕僚一听,忙说:“你们二人赶紧收拾行李走人吧。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们不知曾大人就是‘赐同进士出身’?”二人一听,马上收拾家当逃之夭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权倾天下的曾大人居然也就是一个“同进士”!这个故事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也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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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学者们认为，基于这些真实文字基础上成就的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不仅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晚清时期的历史，也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个人的喜乐与困惑。 B．西安地铁二号线在沿途车站设置46面人文景观墙，力求充分展示古城的历史沿革和风貌，让乘客在感受现代交通快节奏时也能领略古老历史文化的魅力。 C．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D．学者们呼吁，有关政府部门应尽快启动特别军事法庭的改造修复工作，让法庭旧址早日成为日本法西斯罪行的见证地、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基地。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学者们认为，基于这些真实文字基础上成就的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不仅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晚清时期的历史，也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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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学者们认为，基于这些真实文字基础上成就的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不仅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晚清时期的历史，也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3分）
A．学者们认为，基于这些真实文字基础上成就的修订版《曾国藩全集》，不仅真实直接地记录了晚清时期的历史，也生动地反映了曾国藩个人的喜乐与困惑。
B．刚刚公布的《2012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是卫生部继去年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抗菌药整治计划后，再次打出的一记重拳——医生乱用抗菌药，其处方权将被取消。
C．视书院为历史的垃圾而加以抛弃，是近代高等教育在体制上的一种选择，这使得中国传统型高等教育与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D．近期，媒体曝光了部分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严重超标，究竟有多少药品企业使用了这种“毒胶囊”，监管部门必须作出肯定的答复。
A “基于这些真实文字基础上”结构杂糅，重复啰嗦。“基于”就是“在……基础上”的意思。可以说“在这些真实的文字基础上”，也可以说“基于这些真实文字”。 B重拳后应是句号。去掉破折号。 D删掉肯定的，或把肯定的改为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