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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六年年画缩样_价格15元【收藏之旅】
一九八六年年画缩样
编号：au7480765，
品种：年画缩样散页-年画缩样散页
属性：绘画与摄影稿混合印刷，其他图案，其他画法，80-89年，其他年画缩样，32开，，，北京，，，
简介：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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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画缩样
编号：au6614407，
品种：年画缩样散页-年画缩样散页
属性：绘画稿印刷，其他图案，国画，80-89年，其他年画缩样，32开，，，山西，，，
简介：整本书，非散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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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藏热线版权所有；未经许可，本网图片、文字不得转载、复制、及制作镜像！客服电话：8， (白天接听：9:00--17:00)水流云在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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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流云在书话　
一　　《红楼梦》中写到茶的地方很多，在这篇短文里试着作一个综合的简单 解说。　　茶在中国人生活中是家家户户不可少的。所谓“家家开门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不列酒而列茶，可见茶的重要性普遍性。在特定情况下，茶 几乎是水的同义词了。人们日常生活，如何能离得开“水”呢？《红楼梦》 是反映其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现实生活是怎样的，作品中也是怎样写的。 在生活中，茶比酒更普遍，因而在作品中，写到茶的地方也远比写到酒的地 方要多得多。　　要解说《红楼梦》中的茶，要说的东西很多，这里为了便于说明，引起 读者的兴趣，不妨先举一个小例子。第六回书，写刘姥姥第一次到贾府，周 瑞家引她来见凤姐，进了凤姐的卧室，这时描写凤姐的神情道：
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锺儿。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 头，只管拨那灰??　　这是一个极为美丽的红楼画面，有不少画家据此还画出了仕女图。“红 楼”读者对此是十分欣赏和熟悉的。凤姐坐在炕上，这炕是“南窗下的炕”， 凤姐坐在那里呢，不会靠窗，而是靠炕沿边这面，可以随手取平儿盘中的茶。 这是北方——自然是北京的生活方式，在江南是没有的。填漆茶盘、小盖锺 儿等等，侍女捧着，站在一边，这又是京中贵戚之家奶奶、小姐们家常吃茶 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一般读者中，虽难具体想象，但是还都可以大概理解。 但是如果问一个问题，那“小盖锺儿”中，倒的是什么茶呢？这恐怕就很难 回答了。茶的名目繁多，凤姐盖锺中的茶是什么品名，作者没有写明，谁也猜不出的。但如以大类别，即现在常分的绿茶、红茶、花茶三类分之，那凤姐盖 锺中的茶多半不是绿茶，而是红茶或花茶二种之一。为什么这样猜呢？北京 社会上不讲究喝绿茶，而专讲究喝花茶，或红茶、普洱茶。尤其清兵入关以 来，更是如此。这有几个原因，使人们长期以来生活习惯如此。一是北方不 出产茶，茶都是南方出产的。北京人不懂得讲究绿茶。二是北方冬天寒冷， 北京都吃井水，纵然是甜水井，水也很硬。加以饮食油腻，饭后习惯吃花茶、 红茶，沏得很酽，可以帮助消化。如吃绿茶，如龙井、旗枪、瓜片、炒青之 类，弄不好就要腹泻。尤其在天冷或夏天阴冷的时候，吃完油腻，喝了绿茶， 很快就要泻肚，这个我小时有亲身经历。三是清代旗人家庭，从龙入关，生 活习惯，主要是从关外带进来的，而且对于祖宗成法习惯十分保守。曹家纵 然在南京生活五六十年，也并不完全是江南生活。况且南京生活，也是汇合 了南北的，并不同于苏、杭、湖、绍等地。书中所写，大体是这种生活习惯。 中国讲求茶事，远自唐代陆羽、宋代蔡襄而后，讲求最精的，则是明代 嘉靖、万历之后，直到明亡，留下的专著不少，各种笔记中也有记载，但其 作者，大多是江浙吴越间人，所讲求的茶，也都是绿茶。影响所及，到了北 京宫廷，也能品味南茶。明代万历时太监刘若愚《明宫史》“饮食好尚”中说：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按应是吴兴）岕茶、径山茶、虎丘茶也。　　当时还不讲究“龙井”，“六安”则已著名，而所列多是绿茶。但宫中 吃的，不同于一般民间饮用，民间日常生活中饮用的茶，纵然是官宦人家， 日常也都购自肆中，而非像宫中太监一样，可以饮用贡品。刘若愚是个文化 程度很高的太监，书中所列名茶，也都是当时一些文人论茶著中所列名品。 如陆树声《茶寮记》、屠赤水《考槃余事》、田艺蘅《煮泉小品》、高濂《遵 生八笺·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茶“释名”、“集解”等。至于笔记 中写到茶的，那就更多了。清军从山海关外入主北京，皇上一下子住在北京 宫中，太监还都是明朝的，但饮食生活习惯是关外带来的，尚食茶房太监必 须投合新主所好服役。爱吃的是助消化的浓茶、酽茶，这同明人江南讲茶事 的情趣完全不同。因而清代长期也没有什么讲求茶事的专著出现。清末震钧（满人，汉名唐晏）久住江南，在其所著《天咫偶闻》中有一段谈茶的，虽 其论茶并无特殊发明，而其说明北京人不懂茶、无好茶却是一语中的。文云：
大通桥西堧下，旧有茶肆??余数偕友过之，茗话送日，惜其水不及昆明，而茶尤不堪。 大抵京师士夫，无知茶者，故茶肆亦鲜措意于此。而都中茶，皆以末丽杂之，茶复极恶。南中 龙井，绝不至京，亦无嗜之者。　　北京习惯喝“茉莉花茶”，统名叫“香片”。尽管茶叶铺的幌子上也写 着：“极品芽茶、雨前春岕”、“六安瓜片、西湖龙井”等等，但一般卖茶 叶的人，都卖“香片”，而且不讲品种，只以价钱来区别高下。茶叶京中消 耗甚多。茶商从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把大量茶叶通过运粮河运到北京，再 到北京茶局子密封用茉莉花混在一起蒸熏，高级的用嫩春芽茶，加茉莉花熏 两次，叫“小叶茉莉双熏”。这种茶叶不同于南方花茶，是南方茶在北京加 工的。最高级的，花银元时代，也有卖到三十二元一斤的。即十六两秤二元 一两，分包小包，每两五包，每包四角。这种风俗习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虽无确切考证，但在清代前期肯定已形成了。因为《红楼梦》中所写日常生 活的喝茶习惯和评价方式是一样的。喝花茶香片，不管是高级小叶茉莉双熏， 或穷考究的“高末”，先讲究酒足饭饱来壶茶，讲究滚开的水沏茶，讲究沏 好之后闷一会儿再喝，讲究沏几遍，讲究酽，讲究出色等等。在江南茶乡讲 究茶艺的人看来，这都是外行的吃茶。而《红楼梦》中所讲的正是这些。如 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家吃酒，略有醉意，写道：
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梗粥，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 酽酽的喝了几碗茶??　　以茶解酒，讲究“酽酽”的，这是北京人喝香片的习惯。再如同回书说 到“枫露茶”，宝玉问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　　这“枫露茶”自然也不是好绿茶，如果江南明前、雨前嫩龙井、虎丘碧 螺春等名茶，怎能早上沏了晚上喝，而且又怎能三四次后才出颜色呢？而且 以“三四次后才出色”来评价茶的好坏，正是夸“茉莉双熏”或红茶、普洱 茶之类的茶叶。好绿茶讲究新，讲究嫩，讲究现烧水、现泡茶、现品尝。试 想：如果明前春芽，不管是杭州、苏州、安徽的绿茶，早上泡上，闷在那里， 晚上再吃，而且再泡上三四次，那又如何吃呢？江南有句话，叫“茶淡不如 水”。好龙井、碧螺春，一泡二泡最好，三泡就淡而无味了。　　《红楼梦》中家常喝茶，大概是先沏上一壶茶卤，要吃时，先斟点茶卤， 再对点开水，端上来，或者随吃，随续开水。不妨再看第五十一回宝玉半夜 吃茶时的描写：
至三更以后??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绸小绵袄儿??下去向盆内 洗了手，先倒了一锺温水，拿了大漱盂，宝玉漱了口，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 了，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漱，吃了半碗。　　从描写中可见，茶是预先沏好，而且是在暖壶中。这个“暖壶”，不是 今天的热水瓶，而是老式藤壳、棉花套包着瓷壶的暖壶。滚开的水沏上茶， 渥在里面，在气温十度左右的冬夜，三更天饮用，倒出还有热气。这是旧时 土办法。这是《红楼梦》生活中喝茶，而非“品茶”。这种“茶”，在北京， 即使王公贵戚家，也不过是用好香片，不会是“龙井”等类绿茶。而且在北 京，大冷天半夜里，口渴喝上一杯半冷不热的龙井绿茶，那是非泄肚不可的。 因而回到前面，平儿侍候凤姐，站在炕沿边，捧着填漆茶盘、小盖锺儿，那 锺中的茶，多半是先沏好茶卤，临时加热水端上的。多半是香片。纵是新沏， 也非绿茶。况且日常生活中小盖锺也难新沏得开茶。这是分析所得，不是猜谜。二　　《红楼梦》中不要说日常生活中吃的是花茶，连设想的仙家“太虚幻境” 也吃花茶。所谓“此茶出自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 名曰千红一窟。”似乎离不开“花”的。这样设想，恐怕也是和习惯喝花茶 有关系吧。《红楼梦》时代，北京豪门贵戚之家，很讲究喝普洱茶。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林之孝家查夜到了怡红院，描绘道：
??宝玉忙笑道：“妈妈说的是??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玩了一回。”林之孝 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该闷些普洱茶喝。”袭人睛雯二人忙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已 经喝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　　这段描绘喝茶的生活场景也写得十分有情趣。所说普洱茶是红茶的一 种，出自云南普洱，清代是府制，《本草纲目拾遗》“木部”记云：
普洱茶出云南普洱府，成团，有大中小三等。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名人头茶。膏黑 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
清代宫廷中也很讲究普洱茶，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记各省贡品，云南端阳贡品普洱茶是主要的。计进：“普洱大茶五十团，普洱中茶一百团， 普洱小茶一百团，普洱女茶一百团，普洱珠茶一百团，普洱芽茶三十瓶，普 洱蕊茶三十瓶。”　　前面所说“闷了一茶缸子女儿茶”，所说就是贡品中的“普洱女茶”， 而不是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所说的“女儿茶”。明代“普洱”还不 是府的建制，也不讲究“普洱茶”。《本草纲目拾遗》是后人所补，不是李 时珍所记。近阅《王文韶日记》，他在杭州，那拉氏还赏他普洱茶，这一习 惯，到清末还如此。再关于普洱茶、女儿茶，乾隆时张泓《滇南新语》一书“滇茶”记云：
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以愚外贩，因其地 相近也，而味自劣。普洱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 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 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所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 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教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 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杈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 热疾。又茶产顺宁府玉皇庙内，一旗一枪，色莹碧，不殊杭之龙井，惟香过烈，转觉不适口， 性又极寒，味近苦，无龙井中和之气矣，若迤西之浪穹、剑川，丽江诸边地，则采槐柳之寄生 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按张泓号西潭，汉军正蓝族人，监生，书中记云：“今上辛酉岁，余始 入滇。”辛酉，乾隆六年。又云：“乾隆乙丑冬，余以新兴牧调任剑川。” 乙丑，是乾隆十年，他由新兴知州调剑川知州。新兴即今玉溪县，在昆明滇 池南，过晋宁即是，是云南中心地带。剑川则在滇西北，大理洱海之北。张 泓服官云南多年，累迁至迤西道。《滇南新语》似在迤西道道台任上写的， 另著有《翼桐轩集》。他在云南作官的时候，也正是曹雪芹在北京写《红楼 梦》的时候，都说到“女儿茶”，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中一般写到茶 的地方，只是生活中的茶，或为解喝，或为待客，或为消食，总之都是日常 生活所需，而非专门品茶，讲求茶艺。只有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是专门以写茶来点缀故事的。表演茶艺的主人是妙玉。书中写妙玉给贾母献 茶道：
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了一个成窑五彩小盖 锺，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 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 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 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这是妙玉有准备地招待大家喝茶，先捧给贾母。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 为什么说这句呢？好比二三十年前北京人说，我不吃“龙井”。这等于“绿 茶”的代名词。北京人一般是不懂“绿茶”这一名词的，只知南方人讲究喝 茶，“六安茶”名气最大，所以刘若愚《明宫史》说到茶，第一句就是“茶　　则六安松萝”。清代六安茶也是重要的贡品。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记载：
旧例：礼部主客司，岁额六安州霍山县，进芽茶七百斤，计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两，由 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榷茶者，则六安州学正也。　　清中叶社会上流传着一副名联：“彭泽鲤鱼陶令酒，宣州栗子霍山茶。” 也是“六安茶”。因而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实际这句话就等于说“我 不吃绿茶”。为什么不吃？这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吃完酒食油腻，既怕停食， 又怕闹肚，更不能喝绿茶。妙玉自然知道这点，因而早已作好准备，回答一 句：“知道。这是老君眉。”等于说：“知道，这是红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老君眉”是红茶的一种，近人徐珂《清稗类钞》 “茶肆品茶”条云：
茶肆所售之茶，有红茶、绿茶两大别。红者曰乌龙、曰寿眉、曰红梅；绿者曰雨前、曰明 前、曰本山。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　　所说红茶中的“寿眉”，就是“老君眉”。“老君”就是“寿星”，这 是很普通的叫法。《贾宝玉品茶拢翠庵》，重在描绘妙玉招待宝玉、黛玉、宝钗三人品茶，其中宝玉为主，限于篇幅，文字上不再引，不再说了。读者可以自去欣赏。 但有一点要特别指出，就是曹雪芹写此，只写到茶具、写到水，却未写到“茶”。 只是一笔带过，写道“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什么茶 呢？未说明，只借宝玉的口赏赞不绝，果觉“清淳无比”。是不是也是前面 说的“老君眉”呢？如不另换好芽茶，又如何叫“吃体己茶”呢！写“吃体 己茶”，而没有写明特殊的茶叶，只说了半天“水”，不能不说是遗憾。明 末张岱《陶庵梦忆》所写“闵老子茶”道：　　　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 “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 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 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 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 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 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 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以品茶论，比之张岱，曹雪芹不能不说是外行了。曹雪芹毕竟是“人”，不是“神”。写到“品茶”，也只是小说家的写法，是不能把他看作茶艺专 家的。“红楼”茶事细说细考甚繁，这里只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吧。《红楼梦》·《阴骘文》·惠红豆　　我写《红楼风俗谭》时，写了一篇《太上感应篇》，主要介绍第七十三 回“懦小姐不问累金凤”中迎春读此妙文事，并引了全文，供读者参阅，文 中又联系说到第十一回贾敬过寿贾蓉回来传话说的：“那《阴骘文》叫他们 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对《阴骘文》也略作了一些介绍，但因当时 手头无全文，因而未能引用全文，介绍也稍感语焉不详，不及对《太上感应 篇》介绍的清楚，每感遗憾。去年夏天在太原参观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民 俗博物馆，那里收藏有清初傅山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八扇木刻大屏，碗 口大的楷书，笔势接近颜鲁公晚年的《李靖碑》，极为庄严苍劲，旧时多见 傅山草书，小楷，这样精神贯注、光彩照人的楷书很少见过。我六月、十月 两次去乔家大院，都对这套大屏一再赏玩，久久不愿离去。走时承他们的赠 品中，有这八扇屏缩印的书签，带回可以用放大镜仔细观赏，这样便有了《阴 骘文》的全文了。文章不长，只四百多字，先抄在下面，略加标点，供感兴 趣者参阅。文昌帝君阴骘文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 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于是训于人曰：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活人，高折五枝 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平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 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忠主孝宗，敬兄信友，济急如济涸 辙之鱼，救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 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乡邻，斗秤当以公平，奴仆待之宽恕。印造经文，创修寺院， 或舍药材以拯疾，或施茶汤以解渴，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 山林。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通济之桥。敬拾字纸，忌食牛犬。勿挟私仇，勿营小利。 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妇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 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善人则亲近之，恶人则远避之。不可口是心非，须要 隐恶扬善。垂刑以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诸恶莫作，众善奉 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毕集。岂 不从阴骘中来者哉？弟子傅山书　　这就是贾敬所说的要急急刻出的《阴骘文》。“阴骘”一词，来自《书·洪 范》，原句是“惟天阴骘下民”，骘是安定的意思，即上天不言而安定下民。 “阴骘”二字，衍义即为“阴德”之意。《阴骘文》按旧时说法，是善书的 一种，是劝人作好事的，而特别强调作好事不要人知道，纯粹要暗地里自觉 地作好事，讲究积阴德、积阴功。这是封建时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种，其目 的也还是好的，是理学和道教结合的产物。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也好像雷 锋精神一样，本是很可贵的一种道德品质。人类很复杂，人的本质各不一样， 有人本质上从内心就是乐于助人作好事的，而他们这种纯真的善行，却常常 又被权势者利用，以之要求号召别人。而权势者自己却总是与此背道而驰， 只用此以巩固自己权势与私欲，这样某些善行编入善书，就变成虚伪、滑稽　　的骗人传单了。贾敬谋求飞升，让他的宝贝儿孙贾珍、贾蓉等急急刻《阴骘 文》送人，表面是宣传善行作好事，其虚伪自让人可笑，这是作者对这些人 辛辣的讽刺。但《阴骘文》本身在明、清社会上也还或能给某些人以教育或 警告，因而当时社会上一些正直之士，也还看重这种文字，予以书写或刻印 流传，也还是意在劝人为善的。如傅山，这位明末清初的青主先生，在民族 气节上，在道德学问上，在济世活人的著名医学成就上，在书法、绘画出色 的艺术才华上，无一不是世人所景仰的，而也恭录书写《阴骘文》大屏，且 署款“弟子傅山书”，可见其十分慎重。在此则只能看到其虔诚的态度，似 乎不应以虚伪嘲笑他了。　　文中所论，以现在的眼光看，有些未免可笑，如“举步常看虫蚁”、“忌 食牛犬”等等，让现在人走路不要踩死蚂蚁，不要吃牛肉、狗肉，这岂不是 十分滑稽的事？而把“禁火莫烧山林”这样的大事，同“举步常看虫蚁”并 举，显见大小轻重，十分不伦不类。而“买物放生”，倒和现在世界绿色和 平组织的观点一致。“持斋戒杀”则仍是现代佛教的戒律。其他不少从大道 理上讲，即使在今天，表面上还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法律范畴的，而是道德 范畴的，且有许多是矛盾的，如“恶人则远避之”，这与儒家的“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除恶务尽”（《书经·泰誓》）等许多主张就矛盾，和 斗争哲学更是背道而驰。但从交友的立场要求，慎于择友，区别善恶，则又 是十分重要的。因而这《阴骘文》所说各点，也并非正统的纯儒家思想，而 是世俗的思想杂糅，又加以特别强调“因果报应”的中心，原是从消极方面 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条，再加上社会人心的虚伪性，那就更可笑了。《阴骘文》 一开头，举了阴德因果报应的例子：一是于公，这是汉宣帝时御史中丞、廷 尉、平西侯于定国的父亲。郯人，懂法律，善治狱。东海一老妇因为老病， 不愿拖累守寡的儿媳，自尽身亡。老妇女儿去官府告状，说是守寡的儿媳害 死的。于是老妇儿媳被屈打成招。于公深知她平日很孝顺，替她在太守前洗 雪了冤枉。这是有名的“雪东海孝妇冤”的故事。他家门楼坏了，邻里帮助 修理，于公说：“少高大，令容驷马车盖，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 后来他儿子于国定，字曼倩，果然继承了他的法学为御史中丞治狱平恕，被 封了侯爵。二是窦氏，这是五代时窦家的故事。《三字经》上说：“窦燕山， 有义方，教五子，名具扬。”残唐五代时渔阳窦禹钧，仗义疏财，周济邻里， 且教子有方。其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俱少年好学，先后成进 士。冯道赠诗云：“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就是窦氏的典故。三是 “埋蛇”，汉刘向《新序》载孙叔敖故事。孙叔敖童年时，听人说凡看见两 头蛇的人，就要死。一天他看见一条两头蛇，他便把蛇打死，埋在土中，防 止别人再看见，回去对他母亲说：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要死，我看见了一条 两头蛇，恐怕我要永远离开妈妈死了。他母亲问：那条蛇在哪里？孙说：恐 怕别人再看见，已被我杀死埋了。他母亲说：“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 汝不死也。”后来孙叔敖作了楚地令尹，成了历史名人。于公故事见《汉书》， 埋蛇故事见《新序》，都提到“阴德”的说法，可见我国传统道德教育，讲 求“阴德”是很早的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美德。只是所举典故中“救 蚁中状元”一时说不出是谁的故事，手头书少，也难以查考，未免遗憾。这 也可能是用唐传奇淳于梦梦入大槐安国的故事，不过这是喻言，喻富贵荣华 之虚幻，并非是说救蚁之因果报应。以上是对《阴骘文》所引典故略作说明。 傅山所写《阴骘文》全文，题目上又冠以“文昌帝君”四字，意思是此　　文为文昌帝君所写。文章一开头也说“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就是说转 世一十七世都是有知识作大官的人。这是“轮回转世”的说法，即生命死了 之后，还要转世投胎再成为生命，或投胎仍旧为人，或投胎为各种动物，而 动物也可投胎为人，就看他在世时是为善，还是作恶。因而“轮回转世”和 “因果报应”的说法是联系在一起的。“轮回转世”的说法受佛教影响，但 和因果报应连在一起，便完全是道教的东西。文昌帝君也完全是道教的神灵， 他是主宰人间文运的。旧时各地乡间，大一点的镇或县城，都有文昌帝君祠， 有的叫“宫”、叫“阁”，也叫“魁星阁”，应天上星斗。清赵翼《陔余丛 考》卷三十五中，有篇详细的考证文章。所说“一十七世”，文中谓“今世 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据说这位 神灵最早是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以张为姓。周代是山阴张氏子， 以直谏为周幽王所酖，魂游雪山，治蜀有功，又转生为汉帝子??几代转生， 到了西晋末，又生在越隽张氏家，年七十三，入石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 姚苌，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苌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姚苌请 问神的姓名。对曰“张恶子也”。后来姚苌即在其地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 神还出来迎接。其后各代都有传说，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 禄籍，元代加封号为“帝君”，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明代景泰五年敕赐文 昌官，每年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看来文昌庙的由来是西晋后北朝开始的， 故事编得有来有去，十分复杂，最早是黄帝儿子名挥等等，是明代写书据传 说编造的。赵翼考证了半天也说：“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不 宜立庙京师，至文昌之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可见这 位大史学家，对此考来考去，也还是一笔糊涂账。道教的许多神灵，原本多 是远古民间传说，再加历代增添附会，越说越奇。而自东晋、隋、唐以后， 封建帝王利用神道设教，道教越来越兴旺，与佛教形成对峙局面，三宝、三 清，各有各的众神，道观、祠庙各地都有，道士、女冠成了神仙人物，理论 亦成为体系，书籍越来越多，《隋书·经籍志》载道书三百七十七部、千二 百余卷，到了明代就更多，正统年间《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年间《续 道藏》百八十一卷，总五千四百八十六卷。卷帙浩繁，对一般群众来说，自 然无法看。因而有不少极简单概括的宣传道德教育的通俗东西编出来。正像《红楼梦》作者，不是也编了《好了歌》吗？这《阴骘文》，也是如此，不知道是谁编，却冠以“文昌帝君”的著作权，而“文昌帝君”最早又是黄帝 的儿子，转世十七世，都清清楚楚，没有鲜卑、匈奴、蒙古等等混血种，真 正是今天人们常说的“炎黄子孙”了。《红楼梦》第十回贾珍和尤氏说话时， 述贾敬话道：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接受 众人的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 头还强百倍呢！??　　惠栋注《太上感应篇》，其序写于乾隆十四年，现传世最早《红楼梦》 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曹雪芹写贾敬所说“从前注的《阴骘文》”，和惠 栋注《太上感应篇》，基本上是同时的事，这难道是巧合吗？惠栋是苏州惠 士奇的次子，惠士奇号红豆主人，士奇父惠周惕，号红豆老人，两代进士， 经学传家，其住处名红豆山庄，是苏州元和县著名的学术世家。惠栋字定宇，　　号松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生，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一七五八） 卒，也只享年六十二岁。按曹雪芹“四十年华”、卒于壬午说，惠栋当与曹 同时，比曹大二十五岁，早死四年。惠栋十九岁进学成为秀才，可惜乡试犯 规落榜，未能中举，乾隆十五年被总督黄廷桂、尹继善保举“经明行修之士”， 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呈，罢归，以诸生讲经学著书到老。嘉定钱 大昕对其评价极高，曾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 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甚至说 他比得上东汉经学家何休、服虔，超过马融、赵岐。清代读道家善书《太上 感应篇》的人很多，有名的，如康熙派他帮曹寅修《全唐诗》的彭定求，少 年时其父就指导他读此书。惠栋又以汉学经师详注此书，在其序中说：
汉术士魏伯阳著，参同契荀爽、虞翻、干宝诸儒采以注《易》，后之言《易》者，未能或 之先也。盖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惟是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术 士炼精魄，以一身为坎离为较异耳。然《玉铃经》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为本。故《宋 书·艺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应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汉世道戒，皆君子持己 立身之学，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属。证诸经传，无不契合，劝善之书，称为最古， 自此以下，无讥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栋日夜尝药，又祷于神，发愿注《感应篇》以 祈母疾，天诱其衷，母疾有间，因念此书感应之速，欲公诸同好而未果。余友杨君石渔见之叹 曰：此书得此注，不惟可以劝善，且使道家知魏晋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尝有悖于圣人，反而 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间而致力焉。是亦圣人之徒也。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欤？既锓诸版，而 仍问序于余。余嘉杨君之好善，因述注书之由，趣而为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栋序。　　《清史稿·儒林传》对惠栋此注未列入。而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图书馆 A·W·恒慕义博士所编《清代名人传略》一书，把《太上感应篇注》列为惠 栋注释古籍代表作的第三种，可见重要程度。序中所说“三台、北斗、司命 灶神”之属，都是道教诸神，其中“北斗”，即魁星。顾炎武《日知录》中 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魁 为北斗之第一星。”这又和文昌有关系。旧时道教寺、观中，文昌阁、魁星 阁都是连在一起的。《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都是道教最普通、 流传最广的善书。不过后者似乎更晚些。《明史·礼志》才有文昌帝君《阴 骘文》的记载。曹雪芹写贾敬注《阴骘文》，是否受到看了或知道惠栋注《太上感应篇》的启发呢？从时间上、从文化影响的横向关系上是极有可能的。苏州惠氏红 豆山庄的名声是很大的，三世传经，其祖惠周惕康熙十八年举博学宏辞不与 试，康熙三十年进士，其《诗说》二卷谓《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 谓《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乐，不必泥其所指何人。其经学之首创观点， 及其子士奇、孙栋，均被誉为清代汉学之开创者。其时正是曹寅任苏州织造、 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修《全唐诗》、《佩文韻府》、联络东南文人 雅士的时代，对红豆山庄惠氏父子，自是重要的联络对象。而在雍正四年（一 七二六）惠士奇因廷对不称旨，被雍正发遣回江南自费修镇江城赎罪，虽耗 尽全部家产，仍不能完成此役。而雍正六年（一九二八）曹頫继曹颙（颙， 曹寅独子；頫，曹寅过继子，颙堂弟）为江宁织造任中，被雍正下令籍没其 财产，即全家被抄。惠家获罪，曹家获罪，近在咫尺，几乎是同时，同样是 受雍正迫害，在曹雪芹年幼的记忆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痕。惠士奇是乾隆元年才起复为侍读，免修城银，令纂修《三礼》的。儿子惠栋又继承家学， 虽然只是诸生，而在乾隆初已成为著名学者。想来曹雪芹不能不注意到他。 惠栋注《太上感应篇》时，正是他父亲被处分以家产修镇江城时的事，此书 付梓，正是乾隆初曹雪芹写《红楼梦》初期。因而曹雪芹极有可能看到此注、 注意到此注。再《阴骘文》旧时印本很广，据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记载， 清代有两家书铺刊印《阴骘文图说》四卷，据晋文斋刊本注云：“清闽中黄 元辑，道光十七年丁酉以乾隆间原刊本重印。”虽未记明乾隆何年，亦可见 这种劝善书出版是很早的事，乾隆时已很普遍，不过都是“图说”。《太上 感应篇》也刊有图说，并无以经为注的注释本。惠栋有鉴于此，才以经注了《太上感应篇》。曹雪芹因此可能想到注《阴骘文》，所以信笔点染，把它 写到小说中。不过这都是根据历史情况推理想象，却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足 以证明，不能作为科学论证，十分遗憾了。不过我总想曹雪芹在文化上不是 孤立的，必然受他前代人或同代人的学术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癸酉闰三月立夏日于浦西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两本“红楼”小书　　两本“红楼”小书，写下这个题目，忽然感到：未免有些不敬。其实是 很“大”——不，说大也不恰当，不如说珍贵——实在是两本珍贵的有关《红 楼梦》的著述。其所以称“小书”者，因为都是很别致的平装小开本书，不 同于常见的大三十二开、小三十二开等等。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出书名，是 什么呢？一本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是《读书》杂志赵丽雅女士送我的。 一本是台湾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的《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是她签名 送我的。　　《红楼梦》自从二百多年前问世以来，围绕它写的书不知有多少，汗牛 充栋四个字恐怕也不能形容其数量，或写续书，或写索引，或写评论，或写 考据，或写人物论，或研究其版本，或研究其作者家世，陈陈相因，众说纷 纭，但读者还是要看，写者仍旧爱写，似乎永远写不完一样。在这数不清的 红楼著作中，又读到这两小本别具匠心的“红楼”佳作，是十分可喜可珍的。　　《红楼启示录》，从书名看，就很明显，是读《红楼梦》所受到的启示， 可以说是一本随笔式的读后感吧。作者在“前言”中说：“《红楼梦》对于 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 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我写下 了札记式的感想，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写这个题目。”看来，这本十四万字 的“启示录”，还只是一个开头。今后随时阅读，随时有会心处，自又有新 的“启示”，又可写出新的“启示录”。如今，则读者们不妨先从这本已出 版的“启示录”中来细心品味，自可从启示中先得到启示了。“羊羔虽美， 众口难调”，口味各有好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味感也有自家感受。 “启示”中的启示，自亦人言言殊，或同或不同。但其正像《红楼梦》本身 一样，能引人入胜，启迪人思维则是一样的。《红楼启示录》的可珍之处，在于不少地方，都闪耀着作者会心处的新意。如一开始对《好了歌》的批判：
好了歌了无意趣，浅俗得很。甄士隐为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深刻领会而诵的曲文也没什 么意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之类，根本不合逻辑??尽管如此，甄士隐的心得曲 词的最后几句，还是确实有点意思：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 裳??”这几句词概括得很形象也很实在??　　只引这几句吧，不多引了。历来谈“红”者，对《好了歌》都十分重视， 俞平伯先生在《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一文中，说“好了歌甄士隐注”是“很 重要的预示”，还特地作了详细解释，最后还说“好了歌注中的这些暗示， 都是八十回后底主要节目”等等。可见其重视程度。而王蒙《红楼启示录》 中却予以很大程度的否定，这便是创新的见解，很值得重视。我这里设想，《红楼梦》是残书，也许这正是它的可贵处，如果曹雪芹真地按《好了歌》 及《注》中所暗示的写完，后面的结局与前面的暗示一一吻合，那也许就索 然无味了。因此我也感到《红楼梦》的精彩处、传神处太多了，但决数不到《好了歌》，为此我十分赞赏《启示录》的观点。　　无独有偶，台湾康来新教授的《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也未十分重 视此歌。在书前《致读者书》中道：
《红楼梦》原书有一首“好了歌”??明知其“好”，却又不能“了”??这样一首彰显 主题意识的歌，在这本改写的作品中，却被忍痛割爱了，那么，这样的改作，可能“好”吗？　　虽然“忍痛”，但还是“割爱”了，亦可见《好了歌》之可有可无也。 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说穿了是逃避现实的幻想。但任何现实，都是逃 避不了的。《红楼梦》以此“彰显主题意识”，如真圆满完成了这一主题意 识，那《红楼梦》恐怕也没有看头了。因而还是“割爱”的好。　　康来新教授这本书，是“开卷丛书古典系列”之一，是古典书籍改写为 大众化的小本书之一。全丛书包括《左传》、《史记》、《道德经》等古籍。 康来新教授以极为优美流畅的现代散文笔调，把一百来万字的《红楼梦》， 改写为一本十万字的小书，实际等于再创作，对于《红楼梦》的普及，是极 有意义的。读了这本书，再去读《红楼梦》本文，那就能从艺术欣赏上更深 刻地感受《红楼梦》的神髓了。　　王蒙先生我不认识，康来新教授去年、今年有两面之缘。同时得到这两 种书，我又仔细拜读了，深得读书之乐，我感到挺可喜的，因而写了这篇小 文。末了还想拖个小尾巴，说说这两本小书的印刷和装订。《失去的大观园——红楼梦》是五十开本袖珍本，像台湾其他书一样，米色道林纸繁体直排，行距疏朗，版心整齐，墨色均匀，题目长仿宋，引文 诗句楷体，看起来十分舒服。版面比日本印的稍差，但比一般香港、新加坡 用白道林纸印的书好看得多。只是封面色彩不谐调，姜黄、大红、翠蓝，商 业广告气浓重，十分俗气。书中天地亦太小。《红楼启示录》是三联出版的《读书文丛》之一，白色封面，一片原稿手迹，看书的少女、一个小鸽子作小装饰，用淡绿色印，十分素雅宜人，作者署名用手迹锌版，因系名家，自 很珍贵。是三十六开小本，而版权页上却印着三十二开，不知何故？书中版 心歪斜者有十几页之多，“零”字印作不是字的“圈圈”，这都是印刷与装 订之马虎了。条件所限，我们的书现在只能用白报纸印，在印刷质量上认真 些，难道不可吗？我衷心期待着！“石头渡海”和胡适台北中央大学康来新教授托人给我带来一本她的红学论文集《石头渡海——红楼梦散论》。不遗在远，我十分感谢她的友谊。“红学”据说是目前 国际汉学三大显学之一，对此，老实说，我也还是一个门外汉，在此先不想 多说什么。而我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个以“石头渡海”作为书名和论文题目的 标题。不但很有趣，也引起我对往事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一些遐想。　　《石头渡海》是书名，又是其中一篇论文的题目。论文副标题是《红楼 梦到台湾》。文中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写道光三十年汉军旗人张新之（署名 太平闲人）于台南台湾府署评点百二十回《石头记》成，这是第一次“石头 渡海”，而且台南府城也是石头砌的，也像南京的石头城一样，不过是乾隆 五十三年砌的，年轻多了；第二部分写胡适之先生把甲戌本《红楼梦》带到 台湾，于一九六零年影印出版事，而胡先生在婴儿时，即因其父在台南作官， 也在台南住过，这又是一段“石头城”因缘。　　胡先生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南飞的，临行时对着一百箱书，大约 一二万册，考虑舍弃可惜，坐飞机又无法带走，便选了一部作为对一二万册 的纪念，便是这部甲戌本《红楼梦》，而且是残本，只十六回，分装成四册。 “甲戌”是乾隆十九年，公元一七五四。如果说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 午除夕，只活了四十岁，那么这部甲戌本残本《红楼梦》抄成时，曹雪芹不 但活着，而且也只有三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呢！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当时 这位现在举世闻名的人，是个什么样子呢？看到《石头渡海》中所记胡先生南下的情况，不禁蓦地想起汉花园北大旧事，各位前辈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眼前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四 七年早春系里开会，地点在松公府夹道文学院灰楼阶梯教室中，当时沙滩红 楼已作单身教授宿舍，灰楼是沦陷时期新建的。当时学生运动正在剧烈的时 候，知道校长要来，系中各年级学生都来了，大教室坐得满满的，气氛十分 紧张。当时中文系主任名义上是校长兼，杨振声先生代理，而杨也不来，具 体事情是唐兰先生管。这次会上，正在学生焦急的时候，三位先生鱼贯而入， 胡先生缓步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微笑道：“怎么，今天的会场严肃得像个 法庭??”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校长讲了几句话，有人举手提问了??会后三位先生先走了出去，学生也跟了出去，灰楼前面隔着院子便是校办公处后墙，在西墙边有便门通向前面图书馆和校办公室那个大院。这时的 杨振声先生，高高的身材，身穿大水獭皮领子黑礼服尼面子长大衣，头上又 戴一顶獭皮土耳其式高帽子，昂然走在前面，唐兰先生长髯下垂，着长袍， 走在他后面右侧。胡校长则手里拿着一叠书，棉袍外罩蓝布大褂，稍后跟在 左侧，谈着话走向前面去了??我当时不自觉地感到好笑，要让不认识的人 遇到，一定以为穿皮大衣昂然而出的是北大校长，长髯长袍的可能是什么 “长”之类的人，而那位个子不高、蓝布大褂罩着棉袍手里拿着书的一定是 校长办公室的职员了??可惜当时没有人拍照，如果留下一张照片多好呢！ 南下之后，胡先生一九四九年春在上海住了一个短时期，据说住在上海 银行。当时顾起潜先生正主持合众图书馆，胡先生正研究《水经注》，几次 找顾老借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在此期间，与顾老通了多次信，有一封信 中提到在炮火连天的时候，还有心情钻故纸堆，不免可笑了。胡先生最爱喝 酒，顾老也爱喝，有一次到顾老家吃饭，当时什么菜也买不到，只吃些炒青莱，可能也喝点酒吧。隔天写信来致谢，说是谢谢赐馔等等。顾老有一次笑 着和我说：将来考证历史的人，还不知道要说我用什么好菜招待他呢！　　胡先生小时在安徽绩溪读了几年书，读熟《学为人诗》、《律诗六抄》、 四书及诗、书、易、礼等十二种老书，又看了不少旧小说。虚龄十四，实足 十二岁多一点到上海梅溪书院读书，读《蒙学读本》，老师讲“传曰：二人 同心，利可断金??”随口说了个是《左传》上的话，他低声告诉老师这个 “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老师红了脸大吃一惊，当知道他念过《易 经》，试着让他作了一篇文，接着便把他从五班提到二班，一天里升了四级。 他这时才开始读《华英初阶》学英文，后来留学美国成为名学人。三次赴美， 前后住了二十多年，连“自传”也是用中英双语口述由唐德刚教授整理编译 成书的。尽管这样，我个人总感觉胡先生的学术文章是没有什么洋味，而始 终是纯中国味的。这可能是因先读熟、读通中国老书，又读大量洋书的关系 吧。这样的感觉不知对不对，但我想这样的读书方式早已没有，今后也不会 再有。因而胡适也只能有一个了。可说的话太多，短文不宜多啰嗦，就此而 止吧。　　“石头”的祝愿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上面粗糙地刻着几个字， 便在红学的湖波上激起了小小涟漪，或论其真，或辨其伪，或谓确切可信， 或道疑点尚多??这就是对京东通县张家湾新发现的曹雪芹墓石的争论情 况，在社会上引起不少人的注意，成为近一时期学术界、红学界及红学爱好 者关注的焦点。　　在此我先不说此物的真假，而先说说这争论的本身，感到这种争论是很 好的。其一是争论本身，是学术的争论，大家各说各的理由，各抒各的论点， 有的说得直率，有的说得婉转，留有余地，但都是针对事物的本身，你不相 信我的，我也不相信你的，各有各的观点，各执各的论据，客观而平等地进 行学术争论。没有谁先定调子，争论双方可以不存在顾虑，畅所欲言。回忆 几十年前红学争论的恐惧感，面对当前这种舒畅的学术争论，能不感到十分 欣慰吗？其二是社会上对这一争论的关注，也正是对《红楼梦》的关注，对 “红学”的关注。爱“红”者还是很多，兴趣还是十分热烈，也是值得庆幸 的。十二年前，俞平伯先生在写给海外友人的信中曾说：
红学索隐派祖蔡孑民，考证派宗胡适之??考证派虽煊赫，独霸文坛，其实一般社会，广 大群众的趣味仍离不开索隐，所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也。于今似皆途穷矣。索隐即白话“猜 谜”，猜来猜去，各猜各的，既不揭穿谜底，则终古无证明之日，只可在茶余酒后作谈助耳， 海外此派似尚兴旺。考证切实，佳矣，却限于材料。材料不足，则伪造之，补拟之，例如曹雪 芹像有二，近来知道皆非也??拉杂书之，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本是私信，不足为外人道，但今日此信已为书刊所载，早已公诸于世， 所以我在此也可引用了。俞老这些话说得很概括，很实在，突出了广大群众 的趣味所在，也道出了考证虽佳，材料缺少的困难。二者都有矛盾，其实这 矛盾本身也正是《红楼梦》本身的矛盾，这样伟大的作品，又这样残缺不全； 作者有那样显赫的祖辈家世，而本身又那样萧条，身后资料又那样贫乏?? 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群众兴趣所在，研究焦点所在。当前这块墓石同样引起 大家的关注，产生特殊社会效应，自然也是不奇怪的了。以上是我对这次争论本身的感想，总的说，感到是很好的。至于具体到这块石头，让我说真或说假，老实说：很困难。说真，感到疑点很多；说假， 也没有有力的证据，只能本着科学的态度：“存疑”。自然，我没有见到这 块石头；而且，我想就算它放在我面前，我也只能“存疑”，无法道其真假。 因为出土文物论证真伪，大约不外四个方面：一是出土现场的历史情况、出 土的过程，其他出土物品的佐证；二是文献记载、文字资料的对照考证；三 是科学仪器的考古鉴定、文物专家的学识经验鉴定；四是流传经过、收藏情 况的社会调查。对于张家湾这块石头来说，以上四个方面的确认，恐怕都还 有困难的地方。出土现场情况、出土过程只凭传说，没有任何佐证，只是孤 零零的一块石头。说是“墓碑”，又不是墓碑，据说不立在坟头外面，而在 坟里面，说是坟墓中“墓志”，又没有那么讲究，据说是作坟墓标志的“墓 石”，但常见墓石很小，而这块石头又很大??让文物专家鉴定也难；鉴定 石头年代可溯太古，自然不对；鉴定埋在土中年代，才二百来年，老房子的 基石似此年代的太多，也说明不了问题；鉴定刻字年代，也难下结论。印证文献，只凭敦诚《挽曹雪芹》、敦敏《东皋集》中《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 等诗，来论证墓石之真伪，似乎太单薄，只能说“有可能”。在十月扬州中 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曾建议再作些深入调查的工作，比如把出土此 石的土地再勘探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曹家的墓葬。旧时方志等记载是否还有 线索可寻，当时出土情况的进一步社会查询等等。唯愿将来有更有力的旁证 可以证实它，这是最大的祝愿，因为我也真希望它是真的呀！（据闻此石已被否定，而当时争论很热烈。看校样时补记。）画意·诗情·文理　　画意、诗情、文理，三者各有门庭，本来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却又常 常有相通之处，尤其在状物、造景方面，三者往往会自然地糅合在一起，以 画画的手法写诗、写文，以写诗、写文的手法画画，使以语言所反映的客观 事物，充满了线条与色彩的真实感；或使以线条和色彩所表现的客观事物， 显示出空灵的诗意或磅礴的文势。这就是苏东坡论王维的诗与画时，所说的 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意。　　“诗中有画”，这其实由来久矣。《诗经》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瞻彼淇奥，缘竹青青。”《楚辞》中的“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这些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不都是用语言表现了客观事物的线条与色彩，展 现出一个画面，把读者引到一个具体的美的境界中，充满着画意的诗情吗？ 进而至于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有云：“峰次青松，岩悬顽石，于中历落有 翠柏生焉。丹青绮分，望若图绣矣。”这就更具体地指出了所描绘的景物像 图画，不但是无意识地从绘画的角落写景，而且是有意识地用画意来拟景了。 这种例子是很明显的，只是在唐、宋以前，还很少有人谈及语言艺术与 绘画艺术的关系罢了。这可能是由于唐代以前，我国绘画艺术尚未高度发展； 在文学作品中，这种例子也究未大量出现；同时，文学与绘画二者兼能的作 家尚未涌出，因之就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了。唐代王维是诗人又是画家， 自然地或是有意识地较多运用了绘画的手法写诗、写诗的手法作画，在创作 实践中，把诗法和画法糅和在一起。苏东坡誉之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并举了典型的例子：“蓝溪日石出，玉川红叶稀； 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从此，这种诗画结合、以画意写诗的表现方法便被人们肯定了。　　有唐一代，绘事大进，文人画也大兴，名家辈出，名作渐多，流派纷呈， 画理精备。此后，不但诗中有画的诗更多了起来，而且直接以画拟景的诗文， 以画意来发明诗情、文理的情况，也就较多地出现了。晚唐韩偓《山驿》诗： “叠石小松张水部，暗山寒雨李将军。”把所写景物比之于李思训、张藻的 山水画。宋初林逋《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巨然名画在屏风。” 把江南的烟岚比之于僧巨然的法笔。后来既是画家、又是诗人的文与可，就 更多地运用了这种形式。“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瞑禽图》”等，不 但把景物比作图画，比作某人的画，而且连图名也写明了。　　画意、诗情、文理，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诗文中，以绘画的手法状 物、写景，把景物直接地拟为具体的图画，甚至用画理来解释诗文的表现手 法，如“白描”“写意”等等，自宋以后，就常常被文人们所利用了。关于 这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批评家脂砚斋，可以说是很 突出的例子。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精于绘事的。他在《红楼梦》一书中，大量地运用 了绘画的手法写景、写人。像大观园的景物、黛玉葬花、宝钗戏蝶、龄官画 蔷，史湘云醉眠芍药圃等形象，可以说无一不是用工细的笔触画出来的文字 的图画。这些绝不是从图画的角度无意出之，而是以画师的彩笔刻意经营的。 在《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中，描绘大观园的雪景道：“出了院门，四顾 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如装在玻璃盒内一般。于是走　　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阵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却是 妙玉门前、拢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 这种彩色鲜明的写法，可以说是在用画法来行文。这还不算，在后一回中， 还特别点明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的《艳雪图》。”又道：“那 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这种描绘一番自然风光后，将真 景和画景作一正一反的比拟，能达到更深的表现效果。吴敬梓在《儒林外史》 第一回中，描写雨后荷塘的景色时，用的就是同样的手法。　　既有把画意、诗情、文理熔于一炉的作家，更有把画意、诗情、文理熔 于一炉的批评家。脂砚斋评《红楼梦》，不但常常用“画”“画出”“如画” “一幅绣窗仕女图”“一幅金闺夜坐图”等，来评赞作者笔下的画意，而且， 偶尔还用诗句，突出地点明作者笔下画意中的诗情。同时，还惯用画理来评 赞和发明作品的文理，如说“此画家之云罩峰尖法也”、“纯用画家烘染法”、 “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所谓层峦叠翠法也”等等。这些以画理阐明 文理以及少数用诗情点明画意的脂评，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些评赞很是 中肯精彩，有独到之见，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和欣赏《红楼梦》的艺术表 现手法。　　如第二十五回中，写宝玉清早起来，有心要找红玉，又不便明言，在院 中“只装着看花儿，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杆旁有一 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此处评中有句云：“试 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一经评点，把原文画意中的诗情一 语道破了。本来，画意、诗情、文理，没有严格的分野，而是一脉相通，互相影响的。当然越是兼通画理、诗理、文理的法家，就越能更好地运用这种三结合 的手法。曹雪芹和脂砚斋就是充分具备了这个条件的。脂砚斋究系何人，现 在虽尚无定论，但从他这些把画意、诗情、文理糅合在一起的评语来看，他 的确是一个精于画理的文艺批评家。他的这些可贵的评语，可以使我们更清 晰地看出画意、诗情、文理三结合的艺术效果，在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方 法上，也能给我们不少的启发。北京风俗画与日本　　说到最早的北京风俗画，就见闻所及，恐怕是明代说部中的木刻版画插 图，或明清之际以及后来的木版年画了。手头有影印明崇祯元年（一六二八） 尚友堂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前面所附木刻插图，不少幅都 可当风俗画看，其中不少回说的都是京师的故事，自然其插图也可当北京风 俗画看了。通过画面，很可以观察当时人的生活环境，想象其风俗情趣，是 十分有意思的。至于早年的木版年画，则更多以岁时行乐作为图画内容。如 “元日贺岁”、“破五开市”、“闹元宵”、“闹学”、“庙会”、“游春” 等等内容，有关岁时风俗的极多，只是这些年画保存得少，贴过就破坏消失 了，不像说部中的插画，因为书保存下来了，又得到不断翻印，这样流传就 更广了。　　不过说部木刻插图也好，旧时年画也好，其中虽然有不少内容反映了当 时的风俗，或者更具体一些说，反映了当时京师的风俗，但这些也只是零星 地反映，而不是集中地反映、有意识地反映。　　北京风俗画，除说到一些最早的外，还有最高贵的，那就是康熙六次南 巡、乾隆六次南巡时所画的各次《南巡图》。这些画仿照宋代《清明上河图》， 由当时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如王麓台等人领衔、数十名家精心绘制的长卷，一 般都四五丈长，高不盈尺，人不盈寸，须眉可见，每卷起首部分，都有极为 工细、生动形象的京师风俗图景，可以想见清代前期北京百姓的部分生活风 俗面貌。只是这些珍贵的图卷，作为国宝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一般人轻易 见不到。在香港印刷的《紫禁城》画刊，刊登过一些片断，发行量不多，内 地一般读者见到的也较少。北京风俗画，国内出版的，有一种极为有名的，那就是近七十年前，义宁陈师曾先生的《北京风俗图》，琉璃厂淳青阁珂?版印行，宣纸线装，姚 茫父作词，题耑为《菉猗室京俗词题陈朽画》。“陈朽”是因师曾先生别号 “朽道人”，共图三十四幅。现在这书极难看到，也未再版。因将目录引在 下面，以飨爱好者。计有：一、旗下仕女，二、糖葫芦，三、针线箱，四、 拾穷人，五、坤书大鼓，六、压轿妈妈，七、跑旱船，八、菊花担，九、煤 掌包，十、磨刀人，十一、蜜供担，十二、水车，十三、话匣子，十四、掏 粪夫，十五、山背子，十六、二弦师，十七、丧门鼓，十八、赶驴夫，十九、 火煤掸帚，二十、老西儿，二一、泼水夫，二二、算命瞎子，二三、觱篥手， 二四、橐驼，二五、慈航车，二六、喇嘛僧，二七、糕车，二八、人力车， 二九、顶力，三十、烤番薯，三一、墙有耳，三二、大茶壶，三三、执事夫， 三四、打鼓挑子。　　所画都是本世纪初北京市面上常见的，足以代表当时社会风尚，且所画 大都是贫穷困苦的形象，不论从风俗意义上讲、从社会意义上讲，都是十分 有价值的。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普通的，而在今天，不用说外地人不懂，即在 北京，知之者亦很少了。如“顶力”，用一块一尺来长、二寸来宽的木板， 横放在颈上垫着，为人顶着搬运贵重家具，如花梨镜台、紫檀太师椅之类， 俗名“扛肩的”，实际是一种特殊的搬运工，现在自然早已为机械工具所代 替了。有人说师曾先生三十多幅风俗画，“除旗装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 者也。其意义与《流民图》何异。”这话说得是有道理的，后来蒋兆和先生 画《流民图》、《卖茶水的孩子》等，也可以看作是某种“风俗画”。　　　　因为风俗画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因阶层、贫富、时代、文化、处境而异， 风俗亦因之有善、有陋、有乐、有苦、有情趣、有丑恶，表现在画上，自然 有所侧重，有的意在表现生活情趣，有的意在表现苦难生活，有的则又意在 宣扬盛世熙朝等等，自然也有纯粹表现一种代表时代地方风俗图景的。各种 不同的内容重点，这就有待于读画人的观赏、研究与深思了。陈师曾先生尚 有著名的《妙峰山进香图》，也是北京风俗画，可惜我没有看到过，不知此 图今日尚在人间否？　　近年北京风俗画，有王大观先生画的长卷，不过没有机会仔细观赏拜读， 也不知是否已出版为画册，所以在此无从谈起。另外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印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这本书封面副标题云：“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民间艺 人画稿”。据编辑说明云，这是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清代民间艺人绘画稿本， 原题作《北京民间生活彩图》。　　此书小开本，彩印，共图一百幅，书中人物装饰打扮，是“庚子”前的 样子，即同治、光绪之际，不但所有男人都梳辫子，而且女人都梳带有“? 架子”的“?儿”。妇女上衣大多是大袖三镶（大宽边、压一条牙子、再镶 一条窄绦子），没有立领的，这种打扮，同治、光绪初年较时兴，等到庚子 后，则变成十分古板可笑的装束了。男人衣裳的变化较慢，不过在图中也可看其“老派”，一是马褂袖子肥而短，露出袍袖马蹄袖；二是后腰马褂后面露出系腰的绸汗巾；三是脚下两 镶云头“蝴蝶梦”鞋。至于说“套裤”、“打腿带”等等那些老派的衣着就 更不用说了。一百幅的目录，我在此不介绍了，只举一两个例子，将其特证说一说。这一百幅图，每图边上都有小楷说明数行，说明图中内容。如第一图“剃头 图”边写道：
此中国剃头之图，其人挑担游于街市之间，手执唤头，串走胡同。每到大街，将挑放地， 等来往之人，剐脸打辫子，剃头方便之至。　　画是工笔重彩，剃头挑子脸盆架子、坐人的三只抽屉的小箱子细部都很 逼真，连脸架子上部挂的一缕接辫帘子的假头发、比剃刀的皮条都画上了， 并无一点遗漏。剃头人手的姿势、眼神也都极为传神。这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一幅风俗画。把它排在第一幅，为什么呢？难道编排上有深心微意吗？我看 了立即想起旧时北京街头的剃头挑子，以及“嚓喇——嚓喇”的“唤头”声， 但见到它排在第一幅，似乎感到是有意的，不由得使人想到清初“剃头”令 下，“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故事。　　为什么图上题字，几乎每幅图题字一开头都写着：“此中国”如何如何。 现在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者在第一幅下面文字中注“中国”云：文中的“中国”，指京师，是沿用古时的一种称谓，以后各篇同此。　　实际这个注解我想是错了的，图中题字一开头的“此中国??”云云，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指“中国”、“外国”而言的中国。这本图册可以较明 显地看出，是画了卖给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的，或者是应外 国人的需要而画的。当时同治、光绪之际，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不少，在北　　京的很多，南堂（宣武门天主堂）、北堂（西什库天主堂）都有不少对中国 风俗感兴趣、专门研究北京风俗的传教士，民间画工画本风俗图卖给他们， 或者受雇于他们画本风俗画，在当时都是很普通的事。这也像现在卖给外宾 工艺品一样。再有当时虽然已有照像，但尚不发达，更无彩色照，所以这样 重彩工笔北京风俗图，就非常受外国人的欢迎了。因为这种题字的口吻，都 是写给认识中国字而又不熟悉北京风俗的外国人看的。每幅口吻基本上都一 致。如“卖茶汤”题云：
此中国卖茶汤之图也。其人肩挑水筒、水壶，遇食者开水冲面成糊，上撒红糖果料，其味 甚甜，当作点心而已。又如“卖鸭蛋”的题云：此中国卖鸭蛋之图也，由胜芳买来若干，在京腌咸，卖于人食之，其味甚美。　　试看这两幅的题字，不完全是向外国人介绍情况的口吻吗？如作为给中 国人看的题字，还要别别扭扭把“北京”说成是“中国”，还要介绍腌鸭蛋 “其味甚美”吗？这未免太滑稽了。所以这本北京风俗画目的是给外国人介 绍的。而现在书目文献出版社加的这条“注”，则是没有了解这本画册的历 史背景、画这些画的目的，对“此中国”三字，猜不透意思，强作通人，加 以解释的。再看一条“中医道”图之题字：
此中（国）医道之图也。京中医士有太医、御医之（号），乃在太医院应差者，如有人请 看，马钱二吊四百文、四吊八百文不等。如来到门首看病者，给钱数百作为“门脉”。　　这一则题字中漏了两个字，括号内的字是编者所加。图中画一长桌，隔 桌两个凳子，桌上一个花瓶，一医生正给一女病人诊脉，目光向前方，而不 正视病人，好像有意回避，正显出了当时医生给女病人诊脉拘谨神态。此则 形同广告，把医生诊金都写出来了。马钱两吊四百文，按当时京钱习惯说法， 实际只二百四十枚大铜钱，合白银二三钱之谱。因而想到《红楼梦》中给晴 雯看病，请医生，给一两白银“马钱”，大概那是出于贵戚豪门的阔气了。 从这一风俗画中，不但看到当时风俗，而且提供了经济生活的例证，甚至可 以作为读《红楼梦》的参考，是十分有意思的。　　在这一百幅图中，有一幅图中画的是卖大碗茶的人，而题字却说是“此 中国抖空竹之图也”。为什么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不知道。我只看到是印 出来的书，未见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原件，所以这一百幅图和题字，是出一人 之手，还是出二人之手，无法研究。这题字如果是画图人所题，自不应出此 错误。如果是另外人所题，这题字的人是中国人呢？还是外国人呢？也还是 个问题。未见原图，在此不能乱说了。　　我说“外国人”，除去从题字的口气中看，明显是给外国人介绍中国北 京风俗而外，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对北京风 俗感兴趣，找人画图出版的外国人还不只是推测，而且还有真实的例子。那 就是青木正儿氏找人绘制的《北京风俗图谱》。　　　　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期间，日本东方书店要翻译我的《鲁迅与北京风 土》一书，翻译者是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井口晃先生、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 授杉本达夫先生，负责编辑是中村正先生。直到一九八六年夏日译本改名为《北京の风土（民国初期）》在日本出版后，前后二三年的对间中，我与中 村正先生函件往来，十分频繁，并承他热情关注，寄赠我不少本非常珍贵的 书。青木正儿氏的《北京风俗图谱》，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一部书。　　《北京风俗图谱》我所得到的是平凡社一九八二年第九一次印刷的，编 号为《东洋文库》二十三。第一次出版印刷是一九六四年七月。这是两本草 绿绸封面，横开小本的普通精装本，外有两个硬纸书函，分装两册，只看外 表装订，就感到十分淡雅宜人，古韻四射。　　《北京风俗图谱》如说得更细致些，应该是日本青木正儿编、中华刘延 年绘、内田道夫解说。因为这两册精美的小书有图有文，有彩色图二幅，黑 白图一一七幅，文字三百余页，约略计之，图占三分之一，文字占三分之二。 有原编者原书封面书影，题《岁时图谱》四隶书，书名下三行字：“日 本青木正儿编”、“中华刘延年图”、“丙寅三月”。“丙寅”为大正十五年（公元一九一六）。书名上面有青木正儿氏亲笔题字云：
乙丑、丙寅间，余留学燕京，暇日往往游街观风，乐旧俗之未废，意欲倩人图之，请学而 许可。乃自编目录，付之画师，事始就绪，而余南游返国，仍托友董理，三易画工，阅两年而 成焉。题曰《北京风俗图谱》，凡八门：曰岁时、曰礼俗、曰居处、曰服饰、曰器用、曰市井、 曰游乐、曰伎艺，共一百一十七图，装为八帙，藏诸吾学图书馆，教授青木正儿识于东北帝国 大学支那学研究室。　　青木正儿博士，是本世纪前期日本极有名的汉学家，在我国学术界也极 为有名。民国三四年间，留学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其对中国戏 剧史的研究和著述，名著一时，影响中、日学术界甚巨。“图谱”前面有原 编者序，谈到大正末图谱全部完成，本想自己作说明，但工作少暇，先在东 北大学，后来又到京帝大学工作，光阴荏苒，一拖就是好多年，八本“图谱” 原稿，一直珍藏在东北大学图书馆中。东北大学教授内田道夫博士，十分珍 惜这“图谱”，利用业余时间作了解说，平凡社给刊行出版。序中又说：原 来是研究戏曲小说的，所以十分关心风俗，前年游历江南、北京，表面观察， 旧时风俗多已消失，不少都为新的洋风所代替，而“图谱”中保存了不少旧 时北京风俗面貌，若在今天印刷出版，还是有意义的。序后记云：昭和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于洛北の守拙蓬庐に于で青木正儿识。昭和三十九年是一九六五年。 后面又有解说者东北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教授内田道夫博士的“前言”，说明出版及解说始末。时间也是昭和三十九年。 这部图谱是黑白图，且是缩小了印的。原画有多大，不知道，但根据画幅内容观察，原画色彩是很鲜艳的。不然，制成黑白版，不会有这么许多层 次。原画也是相当大的，不然不可能容纳这许多人物内容。如“岁时”第一 幅“春联门神”：一座贴了门神、春联的大门，门前多人，送客告辞者二人， 拱手贺岁者二人，旁立一仆人，向长辈作揖拜年之小孩及受礼之老者二人。用放大镜观察，人物神态均极生动。大门大梁及门神彩画，放大观察，层次 分明，笔触工细。在放大镜下：“旭日芝兰新甲第，春风棠棣旧家声”，比 芝麻还小的春联上的字清晰可辨。　　人物服装，有旗装，有汉装，有补服官衣，更多的是便服，但是比起前 面介绍的《北京民间风俗百图》中的服饰要时世多了。虽然所画还都是清代 服饰，但是按时代说，都是宣统时代打扮了。　　原编者说“三易画工”，但是其画法及图像安排的风格前后基本上是一 致的。其一致之处，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画工根据编者的要求，按照编者的 意图绘制的。　　编者是想把北京古老的风俗用画幅详细地记载下来，重在“风俗”、“风 物”，这样就必须有“全景”、有“特写”、有“整体”、有“细部”。如 一条街，既有街景，又有铺面全貌，而且更特殊的是画了各种幌子的细部详 图。其种类计有“烟袋”、“火镰”、“桃粉”、“蒸锅铺”、“面”、“酱 油”、“酒”、“蜡烛”、“烟铺”、“药铺”、“切面铺”、“棉花铺”、 “当铺”、“钱铺”、“刀剪”、“腰刀”、“颜料铺”、“帽铺”、“铜 铺”、“鞋底铺”、“鞋铺”、“麻刀铺”、“线铺”、“扇子”、“鼻烟”、 “药酒”、“盒子铺”、“铁铺”、“剃头”；还有许多特殊幌子，如“洋 货布匹”、“天成斋靴子”、“合香楼大蜡”、“眼药”等等，真是五花八 门，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可见编者苦心，原在于保存一个时代北京的风俗 史料，因而让画工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幌子如实地绘制出来，这就不单纯是像 西湖景或年画般的风俗图了。其有人物、有场景的风俗图，其风格有如《点石斋画报》吴友如的画法，而集中画人物、器物细部图，则是在编者指导要求之下的独创。这种集中用 特写手法绘制的图画除前面介绍的幌子外，还有衣服、裙带、发髻、帽子、 靴鞋、家具、烟袋、梳妆用具、厨房用具、汲水用具、敬神用具、各种灯、 各种耍物、各种风筝、各种乐器、京戏各种角色、街头各种小贩，在这两小 本《北京风俗图谱》中都留下了极为形象的历史图样，每一样东西的图形， 都足以代表当时的风俗。其历史资料意义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了。这两本小书，唯一遗憾的是开本小，未用彩色印刷，使人不能更好地领会原画的风貌，如不熟悉旧北京风俗的人，未见过原物的人，不能更具体地 想象原物的大小和色彩，在历史考证和器皿仿古的制作上，就有一定的限制 了。说完这两本精美的小书之后，那我就再介绍一本豪华的大书——大画册《燕京风俗》。　　《燕京风俗》是中村正先生寄赠我的另一本珍贵的书。它是十六开本巨 型绛红绸封面精装的画册，昭和五十八年（一九八三）九月东京东方书店出 版。　　《燕京风俗》画册，王羽仪画、端木蕻良题诗、内田道夫监修译注、臼 井武夫解说。　　《燕京风俗》照画稿原大，彩色胶印，共图一百零三幅，计：书春、卖 年画、送财神爷、厂甸画棚、厂甸书摊、厂甸古玩珠宝摊、大糖葫芦、风车、 打金钱眼、雍和宫鬼影、妙峰山归来、莲花灯、兔儿爷、迎亲喜轿轿夫、迎 亲执事、嫁妆、窝脖送嫁妆、报丧、出殡鼓手、“一撮毛”、冥衣铺、棚铺、 猪肉铺、药铺、六必居酱菜、王麻子剪刀、绒花店、煤球铺、摇煤球、白炉　　子、水井、水车、冰窖、石版缸盖、酒缸、近郊茶馆、澡堂、会馆、鸡毛小 店、老妈店、请吉祥姥姥、萝卜赛鸭梨、打冰盏、卖猪头肉、炒灌肠、喝杏 仁茶、喝茶汤、喝豆汁儿、卖山里红、卖半空儿、磨剪子磨刀、卖针线、篦 子木梳摊、卖竹柳杂货、卖绿盆、剃头担、打小鼓、换取灯儿、唱话匣子、 卖京胡、粘扇面、捏面人、瞎子算命、抽糖葫芦、泼街、戏园海报、听戏、 扔手巾把、“大兵黄”、拉洋片、落子馆、双簧、天桥的把式、摔跤、牙医、 傀儡人、“拉手”、运私酒、清吟小班、名医之家、富裕人家、寻常百姓家、 冬天胡同口、捡煤核的孩子、桥头女丐、驼铃、门驴、冰床、揉铁球、玩鸟、 养鸽、架鹰、狗市、万牲园、八錪一钟、菜市口、二闸、法源寺、崇效寺、 阅微草堂、“深海侯”（古松）、“罪槐”、太庙灰鹤。　　我不厌繁琐地把目录全引在这里，因为感到从北京民俗历史的学术价值 来看，这些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当然在今天说来，就这目录本身，就是珍 贵的北京民俗史料，其中的不少东西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不知是什么了。 如“一撮毛”，是一个人，专门为出殡行列扔纸钱的，扔的最高，撒的最开， 脸上有一撮毛，便成为了外号，出了名。“大兵黄”，天桥“八大怪”之一， 当过兵，姓黄，每天在天桥卖艺，不唱不练，只是骂街、论时事、社会，人 们都爱听，出了名，叫“大兵黄”。再如“探海侯”是生在北海团城上的一 株倒挂松树，“罪槐”是景山东侧，明崇祯上吊的那株槐树。再有如“拉手”， 是当时市面上牙行交易时讲价钱的暗号，在袖筒中互相拉手，别人看不见、 听不见，就把价钱讲明成交了。这一百多幅“燕京风俗画”，都是以极简洁的手法表现的。画面最多只一个人、两个人，而神情毕肖，不但画出了旧时燕京风俗，也画出了人物的 神态，真正可以说是传神阿堵了。画幅全是水墨写意手法表现的，不同于前面介绍的《北京风俗图谱》的工笔画。从绘画技法上讲，可以说是远师罗两峰的《鬼趣图》，近师陈师曾 的《北京风俗图》，稍参丰子恺、蒋兆和的笔意。对蒋氏说，《燕京风俗》 中的图画内容又广泛得多。《燕京风俗》画之所以传神，一在于能摭取旧时北京风俗之神髓，二在于能以极简洁明快的构图，三在于人物的姿态安排极为得体，四在于人物的 点睛十分传神。《燕京风俗》巨型画册，在印刷和装订上也都是极为精美的。图用白纸彩印，解说部分用淡绿色纸印，封面绛红绸，扉页朱红卡片纸，华丽之中又 显着高古典雅，外套硬纸书函，这样的印刷、装订条件，在国内是很难办到 的。　　绘图者王羽仪先生，浙江长兴人，一九零二年生，今年八十五岁。早在 三十年代，他就是北京著名画家，是王梦白先生弟子。鲁迅先生编的《北平 笺谱》，最后一幅“大公鸡”，就是羽仪先生画的。《北平笺谱》中的画家， 现在健在者，只有先生一人了。而先生又是铁路机械专家，一九二五年南洋 大学修业，后又留学美国学机械工程，长期在铁道部铁路研究所工作。　　解说者臼井武夫先生，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零）生，是一位银行界和 文化界的老先生。昭和十五年（一九四一）在银行界服务，业余又写文章、 又画画，其书斋名“望燕楼”，文章和绘画内容，又均以表现旧时北京风俗 为主。去年我的《北京の风物（民国初期）》在东方书店出版，也是臼井武 夫先生画的插图，其中南纸店、骨董店、公园茶座、阜成门西三条鲁迅书房　　等幅，画得都极有意境，是另一种黑白线条的北京风俗画，为这本书增添了 不少光彩。在此，我向这些北京风俗画的作者臼井武先生，致以遥远的感谢 吧。　　以上所述，是我所见到的北京风俗画在日本的出版物的情况。日本最早 在文化三年（一八零六）就刊行过《唐土名胜图录》，这还是鸦片战争之前， 清代嘉庆十一年的事呢。至于后来，可能还有不少，但囿于见闻，没有读到 更多日本印刷的北京风俗画，因而介绍也只能限于以上这些了。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于水流云在轩雨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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