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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沈阳“十大姓氏”出炉 “王张李”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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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指连"新" "掌"握精彩--　东北新闻网手机版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有些人背得滚瓜烂熟，实际按人数排序真是这样吗？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统计局获悉，在全国，姓氏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李”、“王”、“张”，而在咱们沈阳，就变成“王”、“张”、“李”了。
　　“王”姓成沈阳第一大姓
　　根据沈阳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沈阳市常住人口为8106171人。而最大的姓氏为“王”姓，共有1035955人，占沈阳市人口总量的12.78%，也意味着平均8人中有1位姓“王”。
　　排名前10位的姓氏依次为：“王”、“张”、“李”、“刘”、“赵”、“杨”、“孙”、“陈”、“高”、“马”。姓“张”总人数为870963人，占沈阳市人口总量的10.74%；姓“李”，总人 数为858897人，占沈阳市人口总量的10.60%；姓“刘”总人数为707924人，占沈阳市人口总量的8.73%。此外，姓“赵”占总人口的4.43%；姓“杨”占3.60% ；姓“孙”占3.38%；姓“陈”占3.33%；姓“高”占2.27；姓“马”占2.07%。
　　全国排在前十位的姓氏分别为：“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沈阳跟“全国十大姓”差了三个。
　　对于“王”姓是沈阳市排在第一的姓氏，市民王楠觉得这不足为奇，“我身边有可多和我同姓的朋友了，而且还有三个和我同名的。 ”市民王雨也说，看历史资料王氏大多都是显赫家族，而从身边来说，10个大学同学中3个都姓王。
　　沈阳姓“欧阳”的1750余人
　　欧阳诗雯、呼延津如、皇甫英南、南宫正良、上官瑾瑶、赫连国华、宇文诗洋、独孤明善、诸葛子明、司马敬龙、端木楠、太史姝宁、闾丘红、宗政霖、闻人得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复姓的名字特别好听，这些都是在人口普查登记中出现的名字。
　　很多有趣的复姓多在武侠小说里出现，但人口普查结果统计显示,在沈阳这些复姓也不少呢。目前沈阳有欧阳太史、闾丘、宗政、闻人等等。
　　这些复姓中，你知道哪个复姓在沈阳比较常见吗？记者将一项项数据加起来发现，沈阳姓“欧阳”的人有1750余人，姓“呼延”的人有438人左右，姓“皇甫”的人有198人左右，姓“南宫”的人有160人左右，姓“上官”的人有125人左右，姓“赫连”的人有107人左右，姓“宇文”的人有101人左右，姓“独孤”的人有95人左右、姓“诸葛”的人有75人左右，姓“司马”的人有69人人左右，姓“端木”有44人左右。
　　沈阳市统计局人口处处长张向阳介绍，很多复姓是从古代沿用下来的，目前使用这些姓氏的人口已经特别少了。
　　外来人口占总人口1成多
　　除了沈阳的姓氏外，大家对在沈阳居住的民族了解多少？
　　翻看人口普查资料记者发现，原来，沈阳市一共居住着77万少数民族，除了阿昌族、乌兹别克族、德昂族这三个少数民族之外，其他52个少数民族在全市均有常住人口。其中人数最多的五个少数民族为：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和锡伯族。
　　满族主要分布在东陵区、沈北新区；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康平县、法库县；朝鲜族主要分布在苏家屯区、和平区；回族主要分布在沈河区、皇姑区；锡伯族主要分布在沈北新区。张向阳指出，与十年前相比，沈阳市居住的少数民族增加了十余个，这充分说明沈阳的外来人口在不断增加。
　　而沈阳市外来常住人口有90.7万人，已占到全市人口总量的11.2%。外来人口以中青年人居多，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87.4%。在这些外来人口中有47.4万人来自于我省其他城市，是外来人口的主力军。来自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东、安徽、河南等省份的外来人口在全市的规模均在2万人以上。
　　张向阳还说，外来人口中，因“务工经商”的占48.4%，因“学习培训”的占22.4%，还有11.5%的人属于“随迁家属”，这也是外来人口的三大主要流入原因。
　　记者 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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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课程设置不当，“是为少数人准备的”
　　主题：改变教育现状的动力在哪里
　　时间：日14：0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地下二层
　　嘉宾主持：杨东平　　　　嘉宾：朱永新、梁晓燕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
　　朱永新：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梁晓燕：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
　　杨东平：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理想国文化沙龙现场，我也欢迎我自己，我也是第一次到这来。我叫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我想先介绍今天的两位重要嘉宾：朱永新教授，著名教育家，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原苏州市副市长，经常被官员批评说不务正业，每天上网发函写信。第二位是梁晓燕女士，也是出版人，她有很多社会身份。非常高兴今天下午利用这个时间交流教育问题，我们在理想国讨论教育问题，显然不是因为教育已经非常理想，还是因为教育好象不太理想，所以成为一个话题。
　　我先利用特权提第一个问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也是一个文化论坛上，易中天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提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请两位回答一下。
　　朱永新：也是一个伪问题，毫无疑问，教育的希望比足球还要大一些。足球就那么几个人在玩儿。教育，中国有1300万教师，有几亿孩子们，他们在一起，总有一些把根扎在教师事业，他们是中国教育的脊梁，我想有他们，中国教育就有希望。
　　杨东平：今天是教师节，向各位老师表示敬意。
　　梁晓燕：我觉得教育和足球，我的想法是说，足球作为体育运动来说它是可选择的，它可有，它也可以无。可是教育我们无可选择，我们每个人要进入现代生活，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我们要变成社会可用的人，教育是必不可少必须得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能说哪个更有希望、哪个更没有希望，而是教育更无可替代的我们必须让它有希望，如果它没有希望，它比足球没希望更让我们绝望。
　　杨东平：我们是不是感到教育和体育有很多相似性？
　　朱永新：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做不好，当然体育根本做不好，体育的前提是教育。当然，体育更多的是竞技，更多的是展示人阳刚的一面，更多的展示的是人合作竞争的关系。但是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体育，体育只是教育的其中之一。教育更多的是培养一个美好的人格，培养健全的人，建设美好的社会。
　　杨东平：教育现在越来越像体育是因为它跟体育一样，变成一种竞技的训练，而且是以金牌战略为导向的。
　　朱永新：体育本来也不是应该这样，严格意义上的体育也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帮助人更好的成长，而不是仅仅为竞技，为竞技的体育只是少数人的游戏，现在我们把整个国家体育变成竞技性体育，全民性体育，所以我们体育看精彩就跟教育上看分数一样，精彩并不是体育主要原因，因此分数也不是教育主要原因。我们经常说好的分数是教育额外的奖赏，因为你根据一个规律做分数自然好。体育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没有真正意义上帮助大众体育永远上不去。
　　杨东平：无论是国外好的学校还是民国时期的学校，都非常重视体育，晓燕有什么想法，教育和体育？
　　梁晓燕：我自己的感觉，我们现在的体育，尤其像足球，越来越尖子化，最多的钱都扎在这些人身上，而放弃足球的基础。我们知道足球发展好的国家都是有儿童足球的基础，足球发展大国全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在想，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似乎也越来越走到足球的路上，所有的最好的资源、最大的钱砸向尖子学校、尖子学生、尖子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教育自寻绝路呢？看看中国足球的状况，是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的教育状况在走向何方？
　　朱永新：教育和体育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体育，更没有教育。
　　杨东平：还有一个体育精神的问题，要培养能够踢球的运动员，不能只是踢人。我补充一个数据，为什么说中国的足球非常危险，比如说在日本，它的青少年足球基础据说有300万，而中国据说只有8万人，这个不可想象，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条件稍微好的家庭都不愿意小孩从小走职业运动员的道路，所以青少年运动员越来越少。两位觉得体育和教育的确有非常相似之处，主要的弊端、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朱永新：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弊端是缺乏公平性，体育也是缺乏一种公平性。教育总的来说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体育界也是这两个问题。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城市里面的好学校和差学校差距太大，教育的起点就不同。而教育恰恰是社会最重要的管道。所以我觉得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公平，很多矛盾问题，像支教的问题、应试问题，都跟公平基础相对薄弱有很大关系。体育的公平性当然和教育公平性不太一样，但是现在体育最大的公平性，它过早的走专一化道路。
　　杨东平：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学校体育缺席，不能正常开设。
　　朱永新：因为教育只是为考社会分数准备的，所以体育、艺术，学什么考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是目前我们教育很重要的倾向，体育在教育中缺位，体育本来在教育活动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为精彩准备的，实际它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身都没有了，心和灵寄托的物质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学校体育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一开始体育走专业化道路，实际上体育应该是所有人的活动，而不是那些体育人的活动。
　　杨东平：关于教育的主要问题，晓燕的感受是什么？
　　梁晓燕：我的感受可能不是特别一样，我经常听到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中国的教育，从不同的角度，主管部门有主管部门的苦衷，教师有教师的怨恨，家长有家长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无奈，所有人都在抱怨今天的教育。可是我们会发现它真的像走进一个怪圈一样，每个人都觉得那是别人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又在参与和制造别人的问题，就好象在这个怪圈里面我们都挣脱不出来，到底谁错了呢？到底是谁的问题呢？或者说到底更重要的是谁的问题？互相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像一团乱麻一样越来越纠结。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没办法，只能这样。或者说虽然我很不愿意，虽然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感觉到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一种纠结，让所有的人感觉到我们好像可以心安理得的除了抱怨可以不做什么。
　　杨东平：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存在就是合理的，实际上是默认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
　　朱永新：刚才晓燕是讲到教育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教育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的是中国教育目前客观的存在问题，并不是我们教育品质的问题，而是公平的问题。当然在公平的教育和教育诸种乱象之后，深层次的原因和整个国民的教育知识、教育素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每人都在埋怨教育的时候，可能你也是制造这个乱象的人之一，你明明知道孩子不应该去学奥数，但是你拼命的让他去学。你明明知道不应该让孩子有那么沉重的书包，但是你逼着他有那么沉重的书包，所以每个人心有不甘，每个人都往这个乱象注入了力量。
　　杨东平：应试教育、择校被称作为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怪兽，真的不可救药。你们认为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最近在上海电视台开播的六集纪录片的题目《教育能改变吗？》。
　　朱永新：我一直比较乐观派，我一直认为教育可以改变。它之所以能够改变，第一，整个社会已经非常期待它改，期待到已经不能再等待的急切心理。所以人心期待教育改变已经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杨东平：公众对教育巨大的压力有可能转化为动力。
　　朱永新：对。第二个问题，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过分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上层自上而下的变动。从80年代开始我们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断过，为什么效果不好？因为它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广泛的认同，包括我们这次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里面的内容非常好，所有问题几乎也都看到，所有问题的头绪也都理出来，但是为什么还很难以形成强大力量。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对社会问题的共识，很多问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文理要不要分科，像这些是很多教育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再比如说要不要有阅读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几千年来最起码的教育常识性问题我们都理不清，所以需要全社会教育大讨论，需要全社会形成教育共识，需要大家重新来回到教育原点来认识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接触的教师群体里面，还有一大群教师、校长、教育者他们默默的在变革。我经常说一个老师关起教师的门他就是我，他完全可以把他的理想、把他的价值，把他对教育的种种想法实现，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变革。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行政部门没有看到这样闪光的东西，没有把自下而上的探索变成自上而下的推动。
　　杨东平：朱老师讲到两个重要概念，第一是要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这在整个社会领域也是相似的，这个问题写在文件是一回事，真正变成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启蒙和普及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很多常识还需要恢复。他的第二个观点是要重视自下而上的教育中心。这两个问题晓燕有什么想法？
　　梁晓燕：我一直在基层做教育改革推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过去也是在大学里，也包括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大家都期待我们最高层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教育理念，然后从上面自上而下的形成一种推动去改变。但同时我发现，其实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先不说它可能不可能，我们先说它真的是有效的吗？真的是某个人的脑子里长出一套东西来，而这套东西通过行政系统一点点的去推动，它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教育吗？我们在底下，教育的真正的活力，教育真正有效的方法，教育真正触动人心的那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什么人的行为中出来的？如果整个社会的眼光更多的看到了这些东西，看到了这些年以来洒落在中国民间的教育问题上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对中国教育变革的概念和对中国教育变革的信心就会有改变，我相信有，因为我们自己就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今天也非常希望有机会把我们看到、我们感受到的、我们体会到的激励我们的动力传递给大家。
　　杨东平：我们两位的教育理想，你们认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个理想怎么来表达？
　　朱永新：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叫《教育的理想和理想的教育》，用简单一句话来说，我希望所有的老师、孩子和父母们都能过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福，教育本来应该带给人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感，无论是求知也好，无论是探索也好，应该都带给人非常愉悦的快乐过程。但是现在的教育不是幸福的，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同时这种幸福不是一种感官上的愉悦，更重要的是完整的幸福。所谓完整就是教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应该帮助人性更好的张扬，且能更好的发挥，同时这些人组成更加美好的社会，这是教育最重要的地方。
　　杨东平：朱老师说的完整的幸福的生活也就是指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血液成就，它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人，不仅成为一个执业人、社会人，还要成为未来良好的丈夫和妻子等等。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在我们现在教育事业中是缺席的。举个例子，中国和日本有一个普通高中学生的交流计划，到各自国家学习三个月，中国高中学生到日本一看，课程水平低下，跟中国学校没法相比。而且他们到高二的时候不分男女生，这几位中国男生在日本课堂上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棉袄，终生难忘，这就是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梁晓燕：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什么是好的教育，我相信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在座的人的看法不会有太大差别。朱老师、杨老师讲到的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观点，不同意的人大概不会很多。可是什么是好的教育，大家都会觉得教育是和人的丰富性、和人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大家都是承认的，也是认识的，也是有同感的。可是现在的问题，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的目标，在走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步都在失落这个目标中的一部分。开个玩笑说，当我们走在小学里，我们失掉的还少一点，我们越往上走失掉的越多。
&&&&&& 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一个抽象的好的教育的认识问题，而是在每一步教育细节，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必须成为教育过程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分歧会越来越大。哪些东西会成为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怎么落实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怎么落实在课堂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包括家庭教育，包括课外教育，包括教育的大的组成部分当中，这些不可缺少的程度它们落在哪，在什么地方我们能看见它，这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分歧。
　　杨东平：的确，好的教育大家是有高度共识的，但是它落实的过程当中什么是重要的，学校应该教哪些东西、怎么教，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缺项特别多。
　　朱永新：一个好的教育，基本的认识以后，你不能说好的教育是这样，课程设计又是另外一样，必须要有好的教育哲学。既然我们定位培养幸福完整的人，你的课程设计应该围绕这个来展开。作为一个人最需要的生活技能、生存技能，人和人的交往、表达、沟通、善良，这样一些东西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主体，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教育主体内容仅仅盯住高考那一，高考需要的东西就成为我的内容，高考不需要的东西就舍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为所有人考核，它是为少部分人考核准备的，为考清华、北大的尖子生准备，大部分人只会是陪读生。所以我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艰难，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到国外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课程不是为所有人准备，是为少数人准备的，而大部分人最需要的，比如说沟通、表达、交往、人性、体能，包括美国学校有一个课程教你怎么吃药，教你碰到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自救，这些问题国外非常普遍，但是我们的课程没有。
　　杨东平：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和国外学校面貌如此之大，实际上背后有深刻的理论解释，因为中国的学校面貌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教育的面貌，以知识传授为主，所谓学科中心的教育。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经过杜威发动的教育运动以后，全世界教育进入新阶段，这个概念叫儿童中心，这个儿童中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以人为本，已经很接近这个概念了。所以教育学的基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过去的教育是围绕一个知识体系进行的，把知识体系分门别类，但是到了儿童中心，儿童是中心，围绕儿童需要来组织教学，像健康、情感、人际交往、家庭成员、闲杂时间的利用、道德、公共技能、职业训练等等。
&&&&&& 在这个过程当中，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提供的中等教育的教育目标，就是刚才讲的内容，健康、公民道德、职业训练、有效的家庭成员、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学习过程的掌握只占四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学校跟中国学校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还没有进入二十世纪。这是教育哲学的问题，学教育的人比较容易了解这一点。刚才讲到我们理想的共识缺乏，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理论上在运行的教育改革，在现实中有人说已经寸步难行，有人说还缺乏一项改革的动力，动力不足。这个问题两位怎么看待？
　　朱永新：改革的动力可以来自于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做到形成共识的话，就会由形式主义对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是对待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的配合，没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模式的提供，你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失败，所以改革需要两种定律，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律，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改革就像一个点，在中国民间教育改革已经如火如荼，我刚从山东潍坊回来，他们整个教育满意度在整个行业里面第一名，连续三年，他们的教育办的非常好。
　　杨东平：我也去过潍坊，潍坊是山东教育老的样板，它有很多经验，不光是潍坊，整个山东在中国教育界都是走的比较好，我把山东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京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梁晓燕：我们今天特别想给大家呈现的就是在各个地方有很多这样努力在改变教育的人。我刚才讲到的教育效率提高，并且真正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人的，我自己最近在参与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推广，这个推广是由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推广的同一起跑线项目，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内容，大家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它的基础是提高，中国的语文教育是受到最多人批判的，可是语文教育到底怎么改变，到了高考连一篇作文都写不像样，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改变？何教授带着他的团队，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在280所学校获得了非常好的实验成果，这个成果非常重要的一点，何教授的基本观点是说孩子到6岁掌握母语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汉语有256种基本句型，一个6岁的孩子已经掌握了80%。所以他们认为孩子在开始学习母语的时候，他有强大的自学基础，虽然他还没有认字。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至少60%的内容是无用功，完全可以不用教，另外40%教什么？怎么让孩子们能够主动的去学习？
　　他们创造了一套非常好的教育方法，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在加入这个实验，它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是，他使用的是现在新课标的语文教材，但是对每一节语文课，把它分成20分钟、10分钟、10分钟，分成三段，前面20分钟老师讲，老师讲课文的重点和难点，其他包括朗读课文都不在课堂上做。第一个10分钟，北师大这个团队为所有的基础课程的语文教材编六到八篇的阅读补充教材，每天10分钟阅读语文补充教材，这个补充教材是根据这篇课文的内容，从文体等各个方面扩展，是一个扩展阅读，十分钟。然后十分钟写，这个写他们叫做小练笔，你学了语文教材，又看了六到八篇的辅助读物，马上写。这样一个做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从六个星期拼音学完以后马上开始，这样把大量阅读的要素加入到语文教学当中来，阅读的过程是开放的过程，是学生自主的过程，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想到什么，你有什么感受，马上十分钟写出来。
　　在我自己的实验区，在我自己所做的20多所学校里，进行了九个月的语文课以后，一年级学生大部分都能在10分钟里面写出80字左右的连贯的表达。这里面就讲到语文课的根本东西，语文课根本东西就是语言的运用，是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而这些东西怎么高效率通过语文课去实现？有一个数字大家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我们中国语文教育的课标的规定，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阅读量是5万字，可是在北师大实验团队的课堂里面，一年级的阅读量达到80万字。可是没有课外作业，不给你安排课外的东西，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全部在课内完成。过去40分钟的课堂是什么效果？今天40分钟的课堂又是什么效果？第二，学生在这中间，他看到的东西，他的阅读，最后他的写作，是从他自己接收者的角度出发的，不是老师们硬贯的。我们写作文是到了三年级才开始，是不是孩子们一年级就不能写呢？我们发现，做实验的学校都在偏僻农村，都是所谓的升学这些教育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我们发现孩子的潜力有多大，是我们不可想象的，80%的孩子完全能够适应这样的教学，40分钟里面他们完全能够完成这样的教学，这让我们在做实验之初真的不可想象。这样一个实验今年又有100多所学校加入，很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它会有更大的推动力。
　　这样的东西，即使我们自上而下推动改革我们也得有一个东西，推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是有效的？什么样的东西是有创意的？什么样的东西是学生真正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东西是老师能够承担的？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有大量的先行者在前面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们才能期待它有一个更好的推广。所以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民间的教育改革在什么样的层面上正在进行，在什么样的范围中它正在推广，我们希望传递给大家更多的信息。
　　杨东平：梁晓燕老师讲的是正在甘肃贫困农村推广的提高教育质量的项目，她的核心概念是从阅读开始，从语文开始，这个概念非常深刻，朱老师也是一直长期致力于推广阅读，呼吁建立中国的阅读节，开发推荐书目等等，朱老师您认为阅读对于教育意义究竟何在？
　　朱永新：无限的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教育思想的真谛之一，一个学校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有了为教师和学生的精神成长而准备的图书，那就是学校。关于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我曾经讲过，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源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人无非是精神和躯体，人的精神跟躯体的成长不太一样，第一它很少有遗传的东西，躯体更多是遗传的基因，精神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对象。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学校教育最安全、最容易吸收，营养也最丰富。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只读语文书，只读教课书教的东西，他必须要有大量阅读，因为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和智慧就在最伟大的著作中，那些伟大的著作在图书管理，在你的书架上。在图书馆、在书架上严格意义上就是废纸，当你没有捧起它的时候它就是废纸，你只跟它对话，你才能拥有。所以阅读就是精神成长的过程。对学校来说的确是这样，从国际上无论是基本的学科能力也好，阅读是最核心的能力，新教育实验也是这样，新教育实验强调和人类的崇高精神对话，我们的六大行动就是把营造书香效应作为重要的基础。
　　而我们的阅读从教师开始，因为没有热爱阅读的教师，不可能培养出热爱阅读的孩子。我们帮助教师探索教师专业发展地图，你作为好的老师，你应该读一些伟大的著作。他从文理性知识到心理学教育知识，一直到人文科学知识，这些结构我们做了专业化地图，在专业化教育实践极地里面，我们要求老师有根本书籍的对话，只有教师对书理解深刻以后，他才会引导孩子真正的阅读书籍。所以学校教育阅读是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
　　杨东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研究生阶段同样如此。看不看书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格调的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你有没有精神的成长，能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这是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朱老师教育实践中有一个乡村老师的案例，这个老师叫张向阳，他毕业以后在山东农村当十年体育老师，他自认为是优秀的老师，学生、家长也都认为他是优秀的老师，热爱学生，非常敬业。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不合格的老师，因为他离开学校以后没有读过一本书，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从那时候他开始痛改前非，发奋每天也一篇文章，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教育评论家，现在已经成为苏州市一个小学的校长，我觉得这个故事挺动人的。
　　朱永新：新教育理论中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昨天中央电视台放了《寻找美丽乡村教师》，我们新教育的老师，除了扎根田野的精神，更重要的他们对教育的理解非常深刻。山东精英小学，在淄博的一个小学老师常华，他也是特别典型的个案，他伴随着他的孩子五年时间，一起读过524本书，一起走遍山东的山山水水，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运动，五年下来他们并没有大量的作业、练习，相反一个月就把语文课上完，大量的跟孩子阅读，比如在浓烈的天空下，一个好的老师不该照本宣科，否则所有老师都变成一样，对农村乡村教师最初的训练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自己对教育独特的理解，常老师开的课是在浓烈的天空下，一年时间用绘画、音乐整合成一个课程。他还开了一门走进孔子，他们的孩子五年级，他们每门课程完了以后搞一个典礼，这个课程学完大家分享一个典礼，我参加了他们孔子课程的毕业典礼，五年级孩子对孔子的理解让我震惊。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看到成人说有多少人懂得孔子。而且五年级下来平均分数远远高出其他班级的学生，是全校唯一拿到教育质量奖和数字教育奖的班级。常老师每天会给父母亲写一张便条，因为新教育特别强调共读共同生活，否则父母和孩子、教师和学生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阅读生活，没有共同的交流，不可能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价值、共同的愿景。所以师生之间，父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生活已经成为新教育共同的特征。每天一张便签，每个星期给父母一封信，今年他积累了100多万册资料，给父母亲写的笔记，他自己每天写的日记。所以老师把自己的心扎在教育事业，他一定做的很精彩。
　　梁晓燕：可能大家都会在想，这种老师是个别的吧？总有那些极端的优秀的老师吧？可是我要跟大家说朱老师推的新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界一场改革运动，真正的加入到新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学校已经有1000多所，像常老师这样的，达到这个高度的老师部下几百个，甚至于更多。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他们的网站教育在线，这个网站里面有大量的信息，他们就是从朱老师这开始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从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开始做起来，现在就是民间自发的加入这个阵营的有1000多所学校，1000多所学校的学生用这样的理念，用书香校园里面的六大原则在安排学校的课程，安排教师本身的成长。
　　我们并不是在说一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在说的东西是很多的教师、很多的学校真正已经在做、已经在推行的，不止是实验，甚至在进行推广。我想再给大家补充一个例子，刚才杨老师讲到同学们去日本，那样的一些课程我们闻所未闻，我们不能想象有那样的课程，可是现在在中国也已经有学校在开展这样的课程，上还有一个工业基金会叫珍爱梦想，他们在推广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叫梦想课堂。这个梦想课堂是一个捐助多媒体设备，捐助到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这种工作很多公益组织再做。可是珍爱梦想他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令人尊敬，他们在梦想课堂附着了一套梦想课程。什么叫梦想课程？他们从一年级到高中，一共35门课，现在已经开发完成的是9门课，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认识我们自身，认识我们的周围，认识我们的环境，认识我们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东西全部做到我们必读的课堂里面，现在都能上网了，互联网上有大量的学习资料，让学生们在网上有自主学习的机会，然后老师们给予引导。这样的课程的编写，我自己参与过一次这样的培训，说句实在话我非常惊讶，有些课程居然能够这样教，孩子们能够这样来学习。一年级小孩第一节课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亲戚，亲戚是什么意思，亲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有一门课就是把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全部变成一门课，这门课里面要意识到你不是孤立的存在，你是在大家庭里面，大家庭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什么样的养料。这是一年级的课程。35门课我不能说很多，今天时间有限，但是这种课程也不是一所、两所学校，珍爱梦想课堂的推广已经有100多所学校，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十年时间里推广到多少学校，随着梦想课程，老师叫梦想引路人，老师如何成为一个引路人。还有对老师们怎么培训，对老师们怎么工作，有一大批更高端的教育工作者自愿加入到对老师的提升过程当中来，叫做梦想实践家。梦想实践家、梦想引路人、梦想教师、梦想课程，这一系列的东西真正在教育理想的旗帜下创造，整个团队就是创造的过程，同时教育的过程，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过程中都有创造的。他们现在在网上有非常丰富的资料，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你也去感受感受整个梦想团队那样的一种热情，那样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生活。不是说一个、两个人是极端的案例，而是说这样的案例，如果今天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举出至少十个。
　　杨东平：我再补充一个案例，在山东杜郎口中学，它是一个农村中学，但是最近十年来名气大到什么程度？每天有几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自发到那参观学习，他们的校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在十年以前他当校长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辍学，一个是厌学，没有任何教师资源，教育水平也不高，怎么办？后来他从他个人的经验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有一次老师上集市买东西，让他代为管理课堂，结果他当了老师以后对他个人的成长，把他的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他认识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所以他开始构建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把以老师为主改为学生为主，每堂课老师最多讲十分钟，超过的话不及格，下岗。当然现在没有那么机械了，讲的比十分钟还要少，只讲必须讲的，剩下的让学生自己想。
　　他的课堂很难想象的，所有的教室都是开放的，人流涌动，周围都是来自各地的参观者、学习者，拍照的、录像的。也没有讲台，三面黑板，学生一下到前面，一下到后面。这个课堂简直不成体统，没有基本的秩序可言，怎么教学？但是教育质量很好，全县第一，很多人不相信，觉得他们白天做秀晚上训练，是不是自己加班加点。人家没有做秀，就是靠调动学生的自主性成为优秀的学校。当然它也有一套模式，而且他们的模式在各地不同的学校落地也要因地制宜的丰富和发展，所以这种实验，就是靠农村学校自发实验做到成为广泛普遍的现实，这个事情都是很令人深思的。再问朱老师一个问题，新教育实验不仅有六大支柱，强调教师的专业成长，而且还非常重视新教育在线这个平台，我听说新教育在线还构建了教师培训网络课程，叫网络师范学院。
　　朱永新：我们叫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现在全国有一千多名老师在上面学习，我们也是要注册，注册的时候每人提交一篇作业，叫《我的阅读史》。这个作业很有意思，很多人竟然无从写起，很多老师写出来都是文学小说，我说他是一直停留在浪漫期的教师。很多老师写出来的像工作汇报，就是教育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通过《我的阅读史》的分析，我们把阅读分三个时期，浪漫期、精确期和综合期，当然这是作业之一。我们的这些老师，考核非常严格，每周有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的学习过程，我们也没有学费，也不收任何费用，老师教材自己买，我们在网络上有讲师跟他分享交流。所有课程学完以后，我们也可以发新教育硕士文凭。事实上好的文凭不需要承认的，如果我们的网络师范学院的老师拿到这样一种证书，所有的校长都抢着用他，比你正规师范大学出来的证书管用。包括像南科大这样的实践也完全可以更快速一些，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为什么很多该做好的事情做不好？我觉得是很多体制机制把我们束缚住了。
　　很多老师说我们戴着镣铐，我们为什么不把镣铐打开？如果打开我相信中国的教育一定有另外一番天地。从安徽解放承包解决农民，所以我们粮食问题不愁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了工人，解放了资本，所以整个社会发展起来。但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教育解放的非常不够，应该把我们的校长、局长、教师真正的解放出来，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民间，这样一种力量是毫无疑问的。像网络师范学院也好，像南科大也好，应该鼓励更多的探索，而不是给他们设置各种各样的枷锁。
　　杨东平：我补充一个案例，今年夏天有一帮志愿者在湖北开办一个短期的立人大学，他们也是没有固定的校舍投资，但是他们有理想，有愿意爱学习的人，真心实意的希望打开自己的头脑，希望获得真知等等，这个学校也吸引了很多优秀的高校教师自愿的去学，这种民间办学的尝试会逐渐兴起。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家聂胜哲，他在安徽创办了一个学院，中专，两年，毕业作品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授予匠师为凭，教育部也没批准，但是市场供不应求，从匠师到网络师范学院，到立人大学，这样的例子说明真正好的教育，只要市场承认、用人单位承认就够了，够好象梅兰芳的学生、齐白石的学生，这不仅是教育的权利，也是中国教育非常好的传统，还是要发扬光大的。
　　梁晓燕：接着杨老师说到的立人大学，它现在的主体叫做立人图书馆，这是一群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的主体是30多岁，这批人从北京出发，回到自己的家乡，要在自己的家乡办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不只是看书的地方，这个图书馆是一个教育文化中心。他们说学习一定在学校里吗？学习一定在教室里吗？教育可以无所不在，教育就是人对人的感染，人对人的推动。这个立人图书馆在三年半的时间内，现在已经13个图书馆，一个图书馆承载了十几项教育功能，并不是简单的只是看书，当然有核心书目，有读书小组，有自由作文大赛，包括电影，有非常丰富的电影资源带到农村，当然也有互联网资源，带动孩子们怎么去学习使用互联网上非常丰富的教育内容，各种各样的艺术课程，各种各样的深度阅读和讨论组。它是作为一个承接平台，把城市里面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引到农村去，他们叫访问学者计划，城市里面来的大学教授、企业家走向农村，走到立人图书馆做你们的平台，走到乡村孩子中间，把你们的经验、知识、人生智慧传递给农村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一些实验，三年半的时间，现在在当地都有一批初中生、高中生追着图书馆走，甚至有的孩子不去上课都愿意去图书馆。因为什么？当然他们也不会说你们不要去上课，而是假期里面搞非常生动丰富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内容就是现在立人大学的前身。我有一次跟立人大学的创办人交流的过程中，他说在我们的脑子里什么是大学？激发智慧和创造性的地方就是大学。我们就去做了，我们觉得它就是大学，因为有学生来，学生认为它必要，学生接受它，那就是我们的大学。我觉得他们那种自信，他们对创造的自豪，深深的感染着我。这群年轻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专职的志愿者40人，还有大量的立人之友作为志愿者参与他们的事业。所以教育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课堂中，教育真的是非常开放的，是和人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件，如果我们打开这个眼光再来看教育，我们也许真的能看到更多的生机。
　　杨东平：立人大学的发起者本人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他最后走向民间自主办学，走进乡村，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三位都做很多NGO的工作，也跟很多年轻人打交道，你们对80后、90后这一代人有什么感受和评价？因为社会上对他们评价好象不是很高。
　　朱永新：我觉得80后和90后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追寻，因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有每个时代的使命，有一点是共同的，年轻人心中的理想永远不会比任何时代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不同文化的引领，比如文革时代的年轻人不一样，所有的年轻人他们心中的理想、心中对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所有时代都是存在的。
　　梁晓燕：任何年代都有不同的人，我现在做的大量都是青少年工作，一直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代人的感觉，没有代沟，大家没有觉得你的想法不一样。有一种不一样是因为社会经验、社会知识的差距而不一饮。但是我们感觉到最相同的一点，大家认为我们不满意、我们不甘心，我们要改变，这种东西是我们最典型、最相通的地方。我自己一个很深切的感受是，我也做大量的大学生工作，我们这个基金会连续八年组织大批的大学生去农村，去做各种以支教为中心的组合性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大学生当中苦闷的、沮丧的、非常无奈的情绪弥漫在大学生中，我不认为这是80后或者90后的精神特征，但是我认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今天大学教育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它使得在这个教育中的人激发不起精神上的追求。我们做的工作，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当中，我们树立一个大旗，愿意为这个东西吸引的同学大家来吧。多年轻人走进这种生活以后，不仅仅是他们在付出、他们在做志愿者工作，更大程度上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年轻人，我走进很多大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看不到年轻人，年轻的精神特质不存在，大家都在沉重的压力之下呻吟，在无奈，在喘气，在这种情况下最最重要的，如果每一代人中间都有差别的话，那就是一个年轻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寻求改变，起来改变，这个东西是年轻人最本质的。为什么？你们还有大把的未来，你都不寻求改变，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可想而知。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从代际来说的问题。但是有同代人中间，不同的人生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人生选择差别很大，但是代和代之间的差别没有那么大。
　　杨东平：在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权选择年轻，有理想、有梦想、有行动、有热情我们就年轻，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当中，我始终不感到自己的年龄，我始终觉得跟大家没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把它转换成一个命题，就叫理想主义者之间是没有代沟的。参加这种公益活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很多人在这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伴，明年春天将会举办十对婚礼，据美国调查，谈恋爱成功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教会，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因为大家是抱着同样的目标、同样的理想参与的，大家是没有功利心的，所有兄弟姐妹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来的，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有丰富的交流机会，我们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助理王胜利，他也是参加登山组织活动遇到他的另外一伴，现在结婚了，可惜他认识女朋友以后就不再登山了。
　　梁晓燕：说起这个来也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大话题，这个大话题里面，年轻人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当中，其实他所得到的社会知识也好，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好，责任和能力的锻炼也好，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综合性的。刚才讲到集体婚礼，其实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大学，但是有着共同心愿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什么样的地方是凝聚共同心愿的地方呢？所以大家会更好的去寻找到这样的地方，也许你就更能够碰到跟你一样的人，跟你一样心愿的人，跟你一样追求的人。同时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的话题，这不是八卦话题，包括我们在中学里面，一个人的情商，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构建社会关系的能力，都是在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在课堂上传授的，这个东西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这个东西一定是在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因此我们才看到，让各类学校把门打开，让更多的社会交往在我们的学校当中成为现实，这是弥补我们现在教育不足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杨东平：欢迎更多的青年学生走进我们的社会公益活动，不仅是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也会有众多的收益，很有必要，因为有爱心的人互相比较容易相处，大家有同样的价值观，追求的往往不是有房有车那样的目标，所以生活目标比较容易达成，总之是一个很好的建议。(责任编辑：宋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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