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是当时清朝铁帽子王的那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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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酸碱盐的溶解性口诀我是学理科的,但就是离子共存搞不清.要一个好记又全面的高中口诀.初中的我背过了,有的不全,高中内容远远不止这么点所以不用初中的口诀.多一些包括亚铁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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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个表 我是把表背下来了做卧底风险很大,身份败露轻则牢狱之灾,重则性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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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因为他们功勋卓绝,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享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清代中后期在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的,即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D、醇亲王奕X、庆亲王奕痢
  清朝历史上有八位权势赫赫的王爷,他们在开国创业过程中战功最多、勋劳最大,所以他们的王位也是一辈传一辈,不降不除。如果因事被革除爵位,可由本家其他子孙继承。本家假若无人,还可以由旁支子孙袭封。这叫“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这项规制发端于清初,定制于乾隆。
  “八大铁帽子王”都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子龙孙,其中有: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第二子)、睿亲王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豫亲王多铎(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之子)、承泽亲王硕塞(皇太极之子)、成亲王岳托(代善之子)、颖亲王萨哈廉(代善之子,王位后传于其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礼亲王代善
  代善父子抬着皇太极登位
  “八大铁帽子王”之中,礼亲王代善一家出了三位,占去了将近一半。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原因是皇太极所以能够顺利登上龙庭宝座,首要是代善父子的“拥戴”之功。由于代善一家“有大勋劳”,朝廷也“回馈”给他们以特殊荣耀。
  天命十一年(日,努尔哈赤驾崩。
  努尔哈赤的突然离世,使后金政权一时陷入真空,汗王虚位以待,国家群龙无首,当务之急是选定汗位继承人。此时,在汗王之下有一个八旗贝勒议政会议组织,由四大贝勒九小贝勒组成。四大贝勒是: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以代善年长,自然成为诸王首领。大小贝勒各个虎视眈眈,觊觎大位。然而,最有可能成为汗位继承人者是代善和皇太极两个人。皇太极勇力绝伦,通读汉藉,能文能武,深谙治国安邦之策,手下将卒皆精锐。代善战功赫赫,为人持重敦厚,但在文韬武略、治国才能和魄力方面远不如皇太极。在此关键时刻,岳托、萨哈廉兄弟二人向其父代善提出:“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应速即大位。”代善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赞同二子的意见,决意放弃与皇太极之争,变被动为主动,推举皇太极为王。代善随即就岳托和萨哈廉的意思分别向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征求意见,阿敏、莽古尔泰也都表示赞同。代善即召集大、小贝勒会议,宣布岳托等人提出的议案,众贝勒一致表示,“天人允协,其谁不从”,议案遂通过。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当代善代表议政贝勒会议“合辞”请皇太极即汗位时,皇太极却并不买账。他提出三点理由:一是先汗(努尔哈赤)生前“无立我为君之命”,我若即位违背先汗圣意;二是我不能“舍诸兄而嗣位”,我若越过诸兄继位恐怕受到先汗谴责;三是自已能力有限,“不克负荷”。不管众贝勒如何劝说,皇太极就是违拗不从。无可奈何之下,代善父子率众贝勒一拥而上将皇太极抬起,从大衙门一直抬到城内西北角太祖灵前。面对太祖灵位,大伙一边举哀嚎哭,一边强迫皇太极表态。
  代善家得了三个“铁帽子王”
  其实,皇太极这样做只不过是“拿拿把”而已,他哪里肯错过这个他企盼已久的良机?他所以要“拿把”,主要是担心大小贝勒们。他早已看明白,有的贝勒虽然口头上表态拥护,其实却在打着自已的“小算盘”。其中最突出的是二大贝勒阿敏,就在前一天,正当大伙在太祖灵前举丧之际,阿敏派他的亲信傅尔丹来到皇太极身边,悄悄地对皇太极说:“我家主子打算推举你继承汗位,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当上汗王之后,必须答应让我家单独自立,出居外藩。 ”皇太极听了十分惊讶。说来阿敏这个人搞分裂活动由来已久,早年他的父亲舒尔哈齐背离胞兄努尔哈赤擅自移居“黑扯木”(今清原县境内),在那里伐木盖房,重新打出“建州右卫”旗号,就是阿敏在背后捣鬼。努尔哈赤得知后大为震怒,将舒尔哈齐拘禁,没收其家产,又将其亲臣捆在树上用大火烧死。还下令将阿敏处决,幸亏诸王贝勒给阿敏求情,阿敏才活下来。可现如今阿敏仍不接受历史教训,依然我行我素不肯改悔,皇太极预感到形势严峻。最后,皇太极在大小贝勒一再“坚请”之下,“借高下驴”,接受汗位。皇太极在向众贝勒讲话时首先不指名地批斥了阿敏,皇太极说:“有人要求我当上汗王之后,准许他出居外藩搞独立王国。如果大家都像某某贝勒那样出居外藩,我不就成了光杆汗王了?我们这个国家还成个国家吗?”最后,他要求所有贝勒,每个人都要对天立誓,日后如有违背誓言者,让天地明鉴,得到报应。
  9月1日,众贝勒及大小臣工齐聚大衙门,举行焚香告天立誓仪式。从此,皇太极登上后金国汗宝座。
  十年后,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改“天聪汗”为“崇德皇帝”。同时,设立“铁帽子王”。为了酬谢代善一家的拥立之功,皇太极封代善为礼亲王,其子岳托和萨哈廉分别被封为成亲王和颖亲王。这就是代善一家仨“铁帽子王”的来历,也是“铁帽子王”制度的历史发端。
  “呆公子”怒抛“铁王弓”
  “岳托”在满语里是“呆公子”或者是“傻孩子”的意思,实际上,岳托这个人一点儿也不傻,很有头脑、很有远见。拥戴皇太极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除此之外他曾立有许多战功。所以,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为健全国家体制,效仿明朝制度设立吏、户、礼、工、刑、兵六部时,首先任命他为兵部主管,让他掌管国家兵政大权。崇德元年(1636)又封他为成亲王,使他进入“铁帽子王”行列。岳托从此重权在握,飞黄腾达。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岳托自从得宠之后,渐渐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甚至敢在皇太极面前“耍横”犯上。一个突出的事件发生在崇德二年(1637)8月。在此之前,皇太极的宠妻宸妃诞生一皇子,皇太极打算立此子为自己的继承人,所以大肆宣扬、大肆庆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蒙古各部首领闻知也纷纷前来贺喜。皇太极为款待这些远道而来的蒙古亲朋,下令左右翼八旗在盛京北教场举行一场隆重的摔跤和射箭比赛。岳托此时因身受风寒腰背疼痛,已向皇太极告假在府中养病。比赛大会召开前一天,皇太极派人前来看望岳托,同时请他出席大会,进行射箭表演。而岳托以身体尚未痊愈为由予以回绝。皇太极听说后,再次派人前来宣谕,谕中讲:如果你不出席,其他各旗大小贝就会有藉口也不来参加,而且你是右翼四旗的和硕贝勒,四旗诸王贝勒大小官兵都在关注于你。再有,你如果身体不适,射箭时可以慢慢拉弓,不用猛力。皇太极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岳托只好奉旨遵行。
  比赛这天,北教场布置得十分隆重,会场正中是太宗皇太极的御座黄幄,黄幄两侧是蒙古宾客的白色帐篷,帐篷两侧是八旗诸王的帐篷。旗幡招展,人声鼎沸,十分热闹。比赛分为两场,上半场摔跤,下半场射箭。以羊作为奖品,输赢以羊只多少分为等级。
  下半场比赛开始后,岳托第一个出场,只见他在仆从陪同下,慢步来到靶场,然后面对靶子站稳,仆从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弓箭。岳托接过后举弓搭箭准备校射,可是他刚一开弓,立刻感到双臂一阵疼痛难忍,弓箭不禁脱手而出,一下子全都掉在了地上。仆从见状,慌忙俯身将弓箭拾起重新递给主人。岳托面带不悦,再次擎弓搭箭,结果依然如故,如此反复五次均告失败。岳托感觉脸都红到了脖子根,不由心头火起,大声骂了几句,拿起弓对着皇太极及蒙古客人的主宾坐席方向用力抛去,然后转身离开赛场。
  岳托的举动可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坏了,人们都说岳托这下子闯下了大祸。蒙古外宾见此情况也都感到惊讶和尴尬。可是,皇太极却微笑地向蒙古王爷们说:“岳托这个人是有名的傻公子,这不又犯傻了? ”说完一阵哈哈大笑搪塞而过。
  清初,凡是涉及宗室贝勒等重大案件均由议政王及刑部两个单位联合会审。岳托事件的处理也是如此。八旗议政王及刑部两堂对岳托会审结果,“以岳托素志骄傲,妄自尊大,今败露于众人之前,如此罪恶,难以姑容”判处他死刑。皇太极接过判文认为所判过重,将判书发回刑部命其重审。两堂遵旨,第二次开庭对岳托再审。二审结果改判岳托“幽禁别室,籍没家产”。然而,皇太极对这个判处仍然认为不当,又将判书驳回命其三审。两堂第三次开庭,这次改判岳托“夺所属人员,罚银五千两、解兵部任、削贝勒爵”。皇太极对这个判决还是不满。最后,皇太极亲自下令:免去岳托兵部主管之职、降贝勒为贝子、罚银五千两、在家软禁。至此了案。
  这个案件本来是“欺君罔上”的重大案件,若是换其他人,这绝对是死罪,定斩勿赦。可是,由于岳托对皇太极有“大勋劳”,又是“铁帽子王”身份,所以这项“惩罚”不过是象征性的训诫,皇太极也是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仅此而已。
  亲王多尔衮
  执手相送竟成永别
  七个月后,岳托重新受到重用――崇德三年(1638)8月,大清发兵征明。皇太极授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领八旗右翼四旗兵出征。授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三军齐聚北教场,皇太极分别为岳托、多尔衮饯行,给他俩颁发将军大印与敕书,并宣示军律。出征时,皇太极亲送岳托里许,两人恋恋不舍挥泪而别。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行竟然成了君臣二人的永世诀别。
  崇德四年(1639)正月,岳托率军攻打山东,不幸患上“天花”(痘疹),客死于山东济南,时年41岁。当年4月,征明大军凯旋,皇太极亲自出盛京城40里到沙岭迎接。这时他才得知岳托已经不在人世,当他听到这个噩耗有如五雷轰顶,从马背上扑地而下,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皇太极回宫后“辍朝三日”,命以大礼安葬岳托,在岳托本旗旗地――盛京镶红旗界内风光秀丽的万柳塘修造茔墓。又为四时祭祀便利,令其墓不封圹(墓室),在墓外修一条隧道,祭祀时主祭者可以从隧道进入墓室抚柩而哭。这种葬式在清史上十分罕见。日后,皇太极曾几次进入墓室内祭祀,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东巡盛京时也都进入墓室致奠。《沈阳百咏》有诗曰:“粘天草色绿如云,郭外南风午正薰。万柳成荫飞絮了,踏青人上大王坟。”诗中的“大王坟”就指的是这座岳托墓葬。
  代善家另一个“铁帽子王”萨哈廉为人“明达聪敏,通晓满汉文字”。史书评价他说,“凡一切皇猷,大有赞助”。当然,这主要指的是他和岳托对皇太极的“拥戴”。正因为如此,萨哈廉与岳托同样受到皇太极的恩宠和器重。天聪五年设六部,萨哈廉被任命为礼部主管,掌管国家礼制大权。崇德元年四月又被封为和硕亲王。遗憾的是萨哈廉体弱多病,身体一直欠佳,而且就在他获得亲王王爵之后不多日,病势加重起来。皇太极闻报亲自前往王府探视,当看见萨哈廉“体病瘦弱”时,心中一阵难过,不禁泪如雨下。又过几天,萨哈廉病故,年仅33岁。皇太极接到噩耗,“自辰至午”半天之内连续四次前往颖亲王府“入跪”大哭。并在祭文中说:“萨哈廉贝勒乃我兄之子,管理一部大务,协理国政,勤劳王家,其功不少,追赠尔为和硕颖亲王。 ”
  萨哈廉去世后,皇太极对他十分怀念,经常在梦境中见到他的身影。清官书《大清实录》记载这样一件奇事,那是6月的一天中午,皇太极在翔凤楼上小憩,朦胧中梦见自己与皇后哲哲离开皇宫内院,向着城东方向走去,一路上观花赏景十分得意。正行之间,忽然看到路旁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又在殿外遇到礼亲王代善及颖亲王萨哈廉父子。皇太极十分高兴,拉起二人衣袖一起走进殿内,并列坐在宝座之上,相互谈笑起来。朦胧间,皇太极忽然想起,颖亲王不是已经过世了吗?怎么能在这里相遇呢?心中甚感疑惑,随即离座走出大殿,准备回返盛京。正在行走间,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呼喊:“请皇上慢走! ”皇太极回头一看,只见萨哈廉匆匆赶来,说:“臣有一事请求,请皇上赐给臣一牛。 ”皇太极当即点头许诺。向前又走了不远,见硕托(萨哈廉之弟)远远跑来对皇太极说:“颖亲王命臣向皇上乞求一牛。 ”皇太极心想,怎么颖亲王连续向我乞牛?心中一急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
  皇太极遂召集内院大臣希福、刚林等人入内,命他们“圆梦”,看看这是吉凶祸福。当时,清朝国家规制尚不健全,凡事都要参照大明会典行事。希福搬出《大明会典》一书开始查阅,果然在上面找到这样的记载:“凡亲王薨,初祭,赐一牛。 ”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当然,牛是赐了,但皇太极同时做了另一件事,即由萨哈廉生前最看重的儿子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承继“铁帽子王”王位,算是对萨哈廉的酬报。
  肃亲王豪格
  承泽亲王硕塞
  为“铁帽子”丢了性命
  “铁帽子王”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和谐,特别是皇太极死后,大清入主中原,形势复杂多变,权力之争更为激烈。大案迭起,互相陷害,有人因争“铁帽子王”掉了脑袋,也有人被摘掉“铁帽子王”,黜除宗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驾崩。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两位“铁帽子王”为夺取皇位展开激烈争斗。最后,多尔衮提出一项折中方案:立年方六岁的皇九子福临为帝,由自己与郑亲王暂且辅政。这项方案得到了诸王的赞同,以代善为首的”八大铁帽子王“及宗室诸王焚香告天宣誓,又对睿、郑二摄政王作了任命。二王也宣誓作了保证。事情至此大局已定。
  然而,接着又出现一段“残酷的插曲”。铁帽子王萨哈廉的另一个儿子、郡王阿达礼伙同硕托,欲效仿当年代善“拥戴”皇太极的成功范例,也想寻找机会“东施效颦”,也弄一顶“铁帽子”戴一戴。睿、肃两王之争,硕托和阿达礼认为良机已到。于是,阿达礼向多尔衮表示说:“王正大位,我当从王”;硕托也向多尔衮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 ”尔后,两人又一起以探望足疾名义来到代善王府,先是向代善发泄拥立福临为帝的不满情绪,然后提出改立多尔衮的意愿,请求礼亲王支持。代善听了惊讶地回答:“既然大家都已经对天立誓了,你们何敢出此妄言?如不立刻改悔,大祸必要临头! ”随后,代善为避嫌,即将自己儿子和孙子的表现告诉了多尔衮。此时,多尔衮又接到大学士刚林的揭发,于是,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行使摄政王职权,下令对硕托、阿达礼进行拘捕和审讯。经过审讯,遂以“叛逆和扰乱国政罪”将二人“裸体绑缚”处死。受到株连者还有硕托之母、阿达里之妻以及他们身边的近臣等,有的被处以“缢杀”、有的被斩决。可惜硕托与阿达礼二人,一生中也多见战功,却利令智昏,为那个“铁帽子”而丢了性命。
  豫亲王多铎
  两个“铁帽子王”的悲惨下场
  顺治元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被任为奉命大将军,率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以及豪格等“铁帽子王”及宗室贵族,统领八旗士兵入主中原。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立即派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追击李自成,并下江南灭南明政权,又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镇守江南。派肃亲王豪格往定山东、河南,后又命其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取四川、陕西。豪格能征惯战,战之必胜,捷报频传,特别是征战四川,战果累累,“川寇悉平”。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凯旋回到北京,虽然受到皇帝福临的“宴劳”,但是整个气氛显得冷冷清清,不仅未得到任何功封,反而被多尔衮抓住其手下护军参领希尔艮冒功一事,小题大做、罗织罪名,竟然下令把豪格的“铁帽子王”削除,全然不顾皇太极当初设立“铁帽子王”的本意。
  多尔衮把豪格与几个儿子一起投进大牢幽禁起来,又示意狱卒对豪格进行侮辱和虐待。豪格性情暴躁,对此无端陷害十分震怒,他曾向守者扬言:“告诉多尔衮,把我放了了事,不然我要用石头把几个孩子全都砸死。 ”此话说了没多久,孩子活着,豪格自己却莫明其妙地死了。想那豪格正当盛年,身体无病,只能是死于谋杀。而杀害豪格者,也只能是另一个“铁帽子王”多尔衮。想当年,皇太极设立“铁帽子王”制度,把自己的两个儿子豪格和硕塞都定为“铁帽子王”,原以为可以保其千秋万代。却没想到,连一代都没过,豪格的“铁帽子”就被人摘了去,不知皇太极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
  豪格之妻博尔济吉特氏,生得天姿国色、楚楚动人。相传,有一次豪格举办生日庆典,多尔衮作为叔辈被请来参加庆贺,筵席间,博尔济吉特氏与多尔衮一见钟情。据说多尔衮为达到与肃亲王妻经常幽会的目的,连续四年把豪格派出远征。肃亲王妃因此与多尔衮产生很深的私情。这也许是多尔衮迫害豪格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豪格一死,多尔衮立即在摄政王府张灯结彩,举办新婚典礼。京中大臣们听说,都争先恐后前往府中贺礼,目的都想看一看这位新娘子到底是谁?一时京城大小衙门为之一空。当婚宴开始,新娘子一亮相,果然传闻不虚,新娘确是肃亲王妻。这些话听来虽然有点传说色彩,但是,多尔衮娶肃亲王妃倒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古北口打猎,不慎从马上摔下,于喀喇城不治身亡。由于多尔衮生前大权独揽、骄纵傲横,对其他“铁帽子王”无情压制、打击和迫害,最后遭到了清算,被追论为“逆谋”大罪,削去“铁帽子王”,黜除宗室,籍没所有家产,人口全部入官,他的正白旗也被收归皇帝所有,而且被挖坟掘墓,焚骨扬灰,堪称“铁帽子王”中下场最惨的一个。
  乾隆重新审定“铁帽子王”
  清初所封的“八大铁帽子王”中,豫亲王多铎、承泽亲王硕塞、成亲王岳托、颖亲王萨哈廉四人因病早夭。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暴死。其中岳托41岁、多尔衮39岁、豪格38岁、多铎36岁、萨哈廉33岁,硕塞只有27岁。
  另一个“铁帽子王”济尔哈朗虽得善终,活得却很艰难。因其父舒尔哈齐、其兄阿敏都曾反叛,所以不得不处处谨小慎微。多尔衮当权之时,他受尽了排挤,最后又被挤出决策机构。这还不算,紧接着又被多尔衮罗织十多条罪状兴起大狱,将其定为死罪。最后虽然被免去死罪,却由亲王降为多罗郡王,被罚银五千两。直到多尔衮去世,济尔哈朗才在政治上得以解脱。
  “八大铁帽子王”中活得最安稳的当属礼亲王代善。靠着不断地忍让,夹着尾巴做人,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儿子孙子,才得以在险恶的宫廷争斗中自保。代善死时66岁,是“八大铁帽子王”中最长寿者。
  自皇太极设立“铁帽子王”制度始,经顺治、康熙、雍正数朝,“八大铁帽子王”已名存实亡。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见王爵制度紊乱,遂对其作了重新审定,把王爵分为“军功”和“恩封”两部分。凡是战功所得王爵,一律“世袭罔替”;凡恩封得到的爵位“以次递降”,即每袭一次降一等,至奉恩将军截止。从此划清了“铁帽子王”与一般王爵的界限。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对祖宗创业艰难、功臣辅佐业绩感触颇深。联想到后来有些人或因事被削爵,或被更改封号,觉得应该宣扬他们的功绩,追复他们的爵号,进行继绝昭屈的工作。为此,他首先为沉冤一百多年的多尔衮翻案昭雪,恢复他的宗籍,补入玉牒,恢复睿亲王“铁帽子王”王号,并按照亲王园寝规制为其修复墓园。又对豫亲王多铎等人降爵改号也都恢复如初。至此,清初诏封的礼、睿、肃、郑,豫、承泽、克勤、顺承“八大铁帽子王”王号重新济济一堂,后世子孙得以承继福荫。
  “八大铁帽子王”王府在沈阳原址
  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王府全在盛京方城内,按八旗方位分布,有规有律,建筑规模有礼有制。
  礼王府:位于今朝阳街路东,沈阳故宫大政殿后偏东北地方,原正红旗界;
  顺承王府(原颖亲王府):位于今朝阳街路西,地名大红袍里,与礼王府隔街相对,原正红旗界;
  豫王府:位于今北中街,消防研究所位置,原正蓝旗界;
  睿王府:位于今中街与朝阳街交叉路口西北角,沈河区邮政局位置,原正蓝旗界;
  肃王府:位于今沈阳路与正阳街交叉路西北角,原镶白旗界;
  庄王府(原承泽亲王府):位于今沈阳路东段路北,今为王府花园住宅小区,原为镶红旗地;
  岳托王府:今沈阳路与朝阳街交叉路口东北角,古玩市场处,原镶红旗地;
  郑王府:位于今小南门里路西,现为居民小区,原为镶蓝旗地。
  本文转自人民网微信,原载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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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9:39 被大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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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一、不比百姓比皇帝现在的文史专家们一提明清,津津乐道的是满清明君如何如何,明朝昏君如何如何。我们99.99999%的人,放在过去,放在现在,放在未来都当不了皇帝,皇帝老儿本事大不大,活得滋润不滋润?跟我何干,我们该关心的是皇帝老儿能不能给咱老百姓带来好处。而傻人们却整日替皇帝老儿生老病死操心担心。实际上老百姓要求不高,“吃米饭、喝肉汤”钱多了穿绸缎,闲了听曲,看看歌舞。明代时西班牙人说中国人生活在花园,老有所养。在满清“康乾盛世”,咱老百姓吃的是番薯,就这还不管够。要是找几个朋友,聚会,旅游,唱曲,人多了还不行,30就要斩首。更甭提写写诗文,当骚人,弄不好是要祸灭九族的。他爱新觉罗家再阔再壮,地有多大,奴才多多,民族不少,又收了不少银子。咱老百姓还得整日吃糠咽菜,为他家高兴这个,这不是神经病是什么?其荒唐在于:利用了人们如下思维定势,即:“皇帝明,国家好;国家好,百姓好”。这一命题放在满清,肯定是错的。群众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被定位在哪里?所以经常被人煽动和利用。清遗们为忽悠老百姓对满清的向往,大拍清宫戏,让小屁民们角色错乱,充满幻想,和满清皇帝攀假亲,清遗重灾区沈阳还大搞“格格大赛”,从此屁民就被忽悠成“格格”了!再被忽悠,老百姓也有觉醒的一天,因为没有人会给“假格格们”提供房子、医疗、教育。这都解决不了,还当什么肥皂泡格格?荒唐二、认为明清皇帝是一样的家有天下与荒唐一相关,满清时代是否是在延续封建社会的家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某些人总拿这句话当成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家有天下的证据,可《孟子》明明写得明明白白:这本是一个小官僚对王事繁多的抱怨。本不该乱加引申。君与民的关系,古人讲的是:“王者以民为天。”在明代,就有官吏指责万历皇帝说:“(皇上)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皇帝无可奈何。而满清皇帝则不同,是把天下一草一木,一土一砖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是我在养活你们大家。雍正就说:“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而专家文人们愣是看不明白,非要说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专制社会”,一切都是皇上一家的,既然如此,皇帝阔了,与你又何干。皇帝阔了,瘦了,卖了国了,用得着你愤怒吗? 而事实却是:某些人每每提到明朝皇帝就是一脸的不屑,而一提我大清皇帝,就满眼放光,满口明君,能干之类。这不免让人怀疑,这正是家奴意识的表现,这群清史学家-所谓的国家主义者本质上都是为当局拍马屁而生的家奴。荒唐三、认为古代中华文明没有科学思维是近代中华落后的根本原因的确,古人没有古希腊人的科学思维,但是思维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交流而得以传播扩散的,古埃及人发明的几何,印度人发明阿拉伯数字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传遍世界。从来没有那个民族什么都行,什么都会,什么思维都有。关键在于对于外来文明的态度。如果发现了却一再拒绝,那才是造成落后的真正原因。事实是明末西方文明来了之后,中国人并没有拒绝,而是积极引进,大力传播推广。如果按明末这种势头,中国早就实现东西方文明交流,进入近代社会了,日本就是例子。而在满清部族统治,实施闭关锁国,闭门不纳、文字狱,彻底的愚民。人为迟滞了200年,这才是落后的原因。清遗和自由派出于故意,把棍子打向孔孟,毫无道理。难道怪祖宗没有生下来就是爱因斯坦,没有爱因斯坦的脑细胞。其荒唐在于从来不去证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一定是排斥科技的,排斥科技思维的,西方文明来了也一定会拒绝。如果证明不了,就根本没有理由整天去骂孔子、老子。荒唐四、由此带来另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影响大,还是政权影响大?在这个问题上,清遗又是双重标准,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疯狂歌颂康熙聪明、好学,中西兼收,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没有接受西方文明的责任归咎于中华文化的毒素。那么传统文化和政权谁更影响谁?谁对社会影响大?这个问题他们又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原则是满清总是有理。比如,阎崇年说:康熙的一大贡献是保留了汉语,如果他一声令下,改用满语,几代之后就没有汉文化了。另一方面清遗分子又一再宣扬清袭明制,说近代落后源于明代的“文字狱”、“海禁”,以及传统中华文化没有科学元素,传统社会没有英法资本主义萌芽。这就让人糊涂了,怎么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当初,满清颁布剃发令时,可是不含糊的,杀死几千万也要办成,连人死光了都不怕,还怕文化灭绝吗?150年的文字狱、四库毁书,篡改焚毁的书不计其数空前绝后,吓得知识分子什么也干不了,只有去考据。满清对待中华文化毫无尊重,不是满清没有文化选择权而是中国人没有。更没人敢逼着满清政权去搞明制、学汉语。像蒙古人那样一直用蒙语更是没人敢说不,康熙完全有条件有兴趣学西方科技,这点还被清遗们津津乐道,可见并没有因中华文化妨碍了他的智商。满清政权一直拥有绝对的文化选择权,拥有对社会的绝对文化控制权,老百姓则是完全丧失了。既然这样,明朝不好的你完全可以不必学,明朝落后了你可以先进,你满清政权要想引来西方科学普及开来还不容易? 不去做难道还去怪前朝,怪传统文化去?荒唐五、否定了原发性资本主义萌芽就否定了中国出现继发性资本主义的可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这么一个固定思维,明朝没有资本主义萌芽,既便有也不同于西方,也就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了可能性,那么清朝就不用负其历史责任了。这群荒唐的历史学家,整日用成熟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和明朝去对比。民主、宪政、自由贸易,一发现某条某款没有,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永远不可能有。他们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欢呼起来,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发展的观念,更没有继发性资本主义的概念。他们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社会受外界影响和刺激发生社会形态改变的可能性。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其制度其社会形态传遍世界,有的是原发,有的是受影响后跟进继发,有的是沦为殖民地反发。总之,只有同西方列强打交道,不以强大的武力闭关锁国就不可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到来,而满清正是以强大的部族统治阻挡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来临,直到鸦片战争被打败才被迫开放国门,这才是中国迟迟不能近代化的根本原因。荒唐六、满清是多民族统一大中国的缔造者清史专家郭成康说:“今天中国各族人民一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终由清朝统治者一锤定音。”这些人说没有满清就没有台湾、西藏、东北、西域,中国就没有这么大。说17世纪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应对西方殖民者将到来的入侵。某些人很搞笑,一方面说“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一方面又吹嘘只有满清才把中国搞得那么大,这不也是假设吗?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没有满清入关后,明末时期中国的版图会自然延续,只会缩小不会扩大。不知道他们这套自相矛盾的逻辑哪里来的?自古以来,汉、唐、明最强大时期,其版图最大时期从来不是开国皇帝。怎么就可以断定在长达200年时间,就不能出现中华文艺复兴,中华强盛崛起?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过是撮尔小国,明治维新后一跃而成世界大国。弱就永远弱,乱就永远乱?非得野蛮的满清来统一才可?就明朝的属国而言也比满清多得多,明朝中国对南洋的影响力非常大,怎么就不可以成为近代以来的中国版图之内呢?还有一种常见的奇谈怪论,声称不承认满清的正统地位,西域、西藏、东北、内蒙等地就有理由独立了,这是所谓的领土的法理性问题。清遗分子最蛊惑人心的观点就是把地区和民族联系起来,其隐含观念是东北是满清带来的,西藏是藏族的,内蒙古是蒙古族的,如果不承认蒙元、满清的正统地位,这些地方就可以独立了,就不再是中国的,以此来诬蔑批判满清者都是分裂主义而国家宪法早就规定,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些清遗竟然把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划归了民族所有。按各民族、各民族自治区由当地少数民族来分属。由此竟然得出汉族霸占了少数民族的财富。把矿藏资源看作当地少数民族的,这种观念发展下去,反而离藏独、**就不远了,清遗这类观念正是满清部族式统治的继承,更是包藏祸心。这类观念恰恰激发起地方分裂势力的野心,也正是分裂势力所一贯持有的。这是怎么多年来错误的民族宣传造成的最大误区,网友不加识别就会上了他们的大当。其实早在满清兴起之前,中国政府就对东北地区,西藏地区行使过主权,退万步来说,既便说满清带来了东北和西藏、西域,那么其奴役中国人民三百年怎么算?事实上每一次大战结束,胜利者都得到战败者领土补偿,天经地义。俄罗斯谈论领土争端从来不提什么“自古以来”,就一句话,“二战历史不容歪曲,二战结果不容改变。”有网友引总理的话说,“来时由得你,去由不得你”。所以即便满清被认定为殖民者,那么也不能说满清推翻后,东北就可以恢复为满洲国独立。今天东北能留在中国,靠的是关内移民和民国时军阀经营以及付出惨重代价的抗战胜利,否则今日的东北还不知在谁手里!边疆地区的开发是全中国人民共同付出血汗的结果,其资源和产出自然也应归属全体人民公有。国家主义者最重视版图,最关心领土的继承权,就这套逻辑他自己都无法自恰。1939年,苏日在中国领土上爆发诺门坎战役,日军战败,大片领土被割,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同样存在着领土的继承权,难道我们还要盼着日本打赢这场战争不成。在之前的1905年俄日战争同样有这类性质,如果不是日本战胜了俄国,俄罗斯很可能就独霸了东北。中国难道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日本来领导?对此,国家主义者会用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权国家来诡辩,带来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明朝时的“抗倭战争”是否也可看成是内战呢?荒唐七、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常有人说:“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而较为官方的说法是“中国是56个民族共同的中国。”进而抹杀蒙元、满清入主中国的入侵性质。这种说法骗人之处在于利用了“中国”这个概念的歧义性以及“汉族”这个概念的时代性而搞的诡辩。我们讲的这个“中国”,有时是指民族国家-祖国。有时又指当代的政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当我们指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以上命题完全成立,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回归过去,何曾有过伴随中国而来的56个民族。只有“中国人(华夏民族)”才至始至终和中国相伴而来。马大正说: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有两大历史遗产支撑着:一个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一个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但是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的两大历史遗产即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条。如果能记住这两条,有些问题就不成为问题,就能比较平心静气地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中华文明有没有中断,马大正这个结论下得太武断了,满清是不是中断了中华文明,网上有多篇文章提出反证。至于所谓的“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更是自欺欺人的笑谈,难道明朝、汉朝所辖就不是多民族中国吗?没有满洲人、蒙古人就不存在中国了?蒙古已经独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不是中国了?马大正之类的清史学家利用宪法里这句话大做诡辩。不过是“版图中国论”的翻版。也就是说,凡是在现有版图内的民族,无论在古代什么时候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孙子是中国人,爷爷一定是中国人”。清史学界共同的弊病从来都是非“历史主义”的,总是倒着看历史。人们会反问,如果没有满清入关,难道就不能建设更强大,更广泛的中国了吗?“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这句口号隐含的另一个疑问在于无视“汉族”这个概念的时代性,“汉族”之称谓来自清末,在满清入关前,汉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汉人。满清入关后称中国人为汉人,而在关外的满洲人仍然称中国人为明人。满清最重满洲,满人都是贵族,都是人上人,中国人是二等人。满洲人常以中国人为耻,不愿称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不是汉族一家的!”现在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说这话就是明显的汉奸宣传。就如同日本人来了,说支那不是中国人一家的一样荒唐。大家为什么要争论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是不是中国人,是因为大部分人心理都有这样一个心结,是中国人就该像中国人的样子,说中国话、按中国人的方式做事,最主要的是要把中国人当作同胞来看,抗战时不是有句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想通了这个道理,如何看待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是不是中国人才真正有意义。他们带领的这两个野蛮民族,根本不把中国人当过自己人,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肆意屠杀、掠夺,无恶不作。其心态就如同当年的日本鬼子一摸一样,中国人在他们眼里就是亡国奴,可以被任意屠杀、侮辱的,无论老人、妇女、儿童,也不管阶级、地位、学问高低,所有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不会当人看待。而但凡有一国意识的,不论其人如何罪恶,总会对一部分国人当自己人看待,留一份尊敬,留一份关怀,以一些人作为依靠。而对于非国人则可以完全没有,斩尽杀绝毫无顾忌。某些人把元、清的征服等同于秦的统一,统一万岁。但既便按统一万岁神圣,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却享受了少数民族特权,秦始皇可以骂,成吉思汗、努尔哈赤不可以骂,一旦有人批判其屠杀暴行就说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要分裂中国。硬要给这些种族主义屠杀狂安上中国人的身份有什么意义?某些人用心险恶,当他们把成吉思汗、努尔哈赤说成中国人时,其目的是赋予过去的野蛮人,今日的少数民族以屠杀普通中国人的特权。愚蠢的国家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把中国搞成了版图拼图,把政府搞成了城管,地头王,56个民族就是56个地头的联合还美其名曰“多元一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的是人人平等,一部分人、一族人不能有超人的权力,更不能拥有屠杀同胞的特权。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和资本主义运动是同步的。在国家内部的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是同一命运、同一权利、享受同样的光明和经历同样的黑暗,身份、地位一致了,才有可能互相认同,融合而成为同胞,成为一个民族。比如,革命爆发是因为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革命就是要消灭压迫阶级,民族问题也同样。国家主义者并不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组成国家的目的是什么?人民组成国家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幸福更有效的生活工作。如果一小部分人有屠杀大部分人的特权,美其名曰维护统一,那么,老百姓要这个国家何用,何益?如果大多数人生活得不幸福了,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大倒退,那么这样的国家政权就应该被推翻,被改变。满清、蒙元入主中国正是这种情况。荒唐八、国与民谁轻谁重?“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二千年前的孟子都解决的问题,到今天又成了疑问,这点在清史学界尤其突出,马大正说:“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先不必提满清入关残暴至极的几千万人口的大屠杀,就以他们狂吹的“康乾盛世”而言。高中版历史书认为:“康乾盛世”是国家统一,消除外患,人口急增,税收可观,国力强盛。但惟独忽略的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水平。就以《清史稿》记载,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年年灾害,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时而人吃人。显而易见这种盛世是国家主义者的盛世,而并不是老百姓的。我们老百姓现在被称为“屁民”,康乾时是“草民”,满清入关是“乱民”。在顺治时,死得像草,一把火烧光,在康乾时活得像猪,拿番薯喂饱不闹事就敢称“盛世”。为了实现满清国家的“大统一”,为了“盛世”降临,在史学家眼里,这些民简直狗屁不是,毫无价值,这点苦难不值得一提。话说回来,既然国家拿老百姓当屁,当草,老百姓要这个“强盛的国家”干什么用?荒唐九、民和官混淆、量和质不分、名与实不辨1、民和官不该混淆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是什么呢?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下为公”之类的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中国自古以来的封建社会其合法性来源是“以民为本”是“替天行道”。君是君、民是民、臣是臣。君和民的关系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臣的位置比较复杂,既要为君办事是臣,又要管理民众是官,臣应该与君合力实现“以民为本”,官(臣)和民是分开的,甚至是对立的,岂能混淆?三纲五常主张“君为臣纲”,并没有主张“君为民纲”,用现代语言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现代文人则是两者不分,臣、民一体,把“君为臣纲”想象成“君为民纲”当作封建专制的靶子大加挞伐,清遗则更疯狂,还以此为“剃发易服”平反,说:“清朝统治者就处在君的位置,中原人民都是他的臣仆。自古君臣如父子。父亲叫儿子在穿着打扮上与自己一样,难道叫“侮辱儿子”?道理上就说不通。”正和汉奸孙之懈奏请满清统治者“屠民以从满清皇帝”。朱元璋一直作为暴虐专制的典型被批判,然而朱元璋爱民杀官,一直和官僚阶层做斗争,朱元璋如此狠毒的杀贪官,老百姓当然拍手称快,就是问问现在的老百姓,好不好,十个有九个说好,老百姓实在是被腐败整苦了,怎能不说好?朱元璋好杀,杀的是官僚,勋将,对他们充满仇恨,而对老百姓是宽的。朱元璋《明大浩》中明文规定,凡贪污贿赂的害民官,允许老百姓将其“绑缚赴京治罪”。并且告示天下,“各级官府、关津毋得刁难阻挡”。现在的文人总是指责朱元璋好杀,把他当作专制主义暴君,为满清推脱,其实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而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官民一体都是奴才。但官已经是满清的好奴才,好走狗,但民心还不顺,故惩民以养官威。金圣叹哭庙,明明是官吏腐败贪污公粮,百姓无处伸冤,向“顺治明君”的亡灵哭诉,但满清政权为了让老百姓成为奴下奴,竟然颠倒黑白,借此机会屠杀士子百姓百余人之多。时人都知其并非昏庸而是故意使然。所谓“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江南人也”。同样道理,太监的作用影响不能高估,明朝太监常被人诟病,但是太监的恶劣作用,主要针对的是官僚,朋党,而不是针对老百姓。何况太监专权时间并不长。2、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和满清文字狱不可混淆明代的文字狱,基本集中在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涉及的也主要是几十个文臣,罪不及妻孥,更没有形成社会运动,长度和规模影响相当有限,本不值得多提。而满清历经康雍乾三代一百三十四年,掀起的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到疯汉都不能幸免, 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艺术到宗教科技,是对人类文明的阉割,是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劫难。而文史界以及教科书从来写的是“明清文字狱”,卑劣地去暗示人们:文字狱从朱元璋起始漫漫长夜,一直延续到满清,让老百姓仇恨朱元璋,以达到给满清开脱的目的。清遗更可笑,他们还真去罗列罪状,把“某人在某时罢了官,被打了板子”都说成是“文字狱”,特别是拿李贽来说事,说明代从洪武到天启一直在搞“文字狱”,显然是胡搅蛮缠的,这里讲讲什么才是文字狱。有些人不懂什么叫“文字狱”,也有些人故意把打击政敌、思想控制和文字狱混为一谈。认为只要是明清时期“思想犯”、“政治犯”都是文字狱。把政治犯和文字狱混为一谈又是文史界常搞的歪曲把戏,就“意识形态错误”,“政治犯”成为罪犯的刑法。就连现代社会也不免。比如美国的“麦卡西主义”。在英国只要高呼“打倒女王”和“暴力革命”就要被逮捕,还有德国有“纳粹宣传罪”等等。反恐怖主义遇到的“诈弹”问题,都有宣传就是犯罪的内容。难道我们能说各国还在搞“文字狱”吗?不妨看看新华字典如何定义文字狱,文字狱是:“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子句,罗织罪名”可见,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狱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作者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其二、是统治者故意从作者诗文中曲解引出的“罪名”,或者说是无意中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是“文字”犯罪。其三、以冤狱来牵连严厉处罚更多的无辜,包括作者亲属、朋友、学生等等。其四、文字狱造成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威慑、恐怖效果。比如乾隆时期,有20%的文字狱处死的是疯子。而且被陵迟处死,这才是文字狱。所以文字狱最大的特征是“冤”, 文字狱另一特征是“狱”,处罚极其严厉。如果仅仅以文字不当进行处罚比如肉刑等等,还称不上“狱”。文字狱本来是历史现象,以后被“广义化”了,只要是迫害知识分子都可称为“文字狱”。 如果从广义角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然也算文字狱。但要是把这当作历代文字狱的案子来看,岂不是笑话。搞历史的却不去做两者区分是荒谬可笑的。满清的文字狱历经康雍乾三代,其特征是威慑恐怖,对犯了“文字狱”的犯人,以极刑处理常常是陵迟处死,死人、活人、亲属、同族都不放过。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平均半年就一起,已经成了国策。不光是人文,而且大量的科技书籍被毁,这怎么能同明代相提并论。在质和量上和历朝历代都无可比性。满清文字狱的盛行造成文人写文章动辄犯罪,极大的打击了文化、科学、艺术和思想的发展。3、朱元璋的卧碑和顺治时期的“不可言事”在历史学家眼里竟然是一样的余英时说:“明太祖摧残学术自由,给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明代开始有所谓明伦堂卧碑,卧碑上列的很多条戒律可以看出明代对知识分子有特殊的控制,如生员不许向政府建言,就是说知识分子不能干涉政治,没有言论自由。卧碑还特别要生员监视自己父母,如有胡作非为便当加以劝止。”“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明太祖时代是绝对不容许的。不单明太祖不容许,稍后在明朝也不行。”(《学术何以必须自由》)禁止学生妄言,就等同于不让知识分子说话,等同于没有言论自由?说没有言论自由,话说得太绝对了。至于说“或者你要想在思想方面有所创新,在明太祖时代是绝对不容许的。不单明太祖不容许,稍后在明朝也不行”更是胡说八道。要是大家不明真相,真有可能被余英时给骗了。“生员”者,明、清时期系指隶属于本府、州、县学经各级考试入府、州、县后入学的学生,通名生员,习称秀才,亦称诸生。生员常受本地教官(即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及学政(明为学道)监督考核。由此可见,生员不能等同于书生,更不能等同于知识分子更类似于将来的公务员。公务员当然不能随便发表政见。美国政府不是也禁止公务员谈论“维基解密”吗?“一切军民利病,农工商贾皆可言之,唯生员不许建言”。这才是卧碑的真实表达。朱元璋此举是有远见的,后代就有“明亡于党争”之说法。而满清顺治卧碑则为“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这一条的考虑完全和洪武卧碑不一样,是要求士人从生员阶段开始,就不许干涉国政,议论国事,并且以士人作为农工商贾的表率,士人无话语权,其他阶层的百姓更不许有一言及于国事,实际是剥夺所有汉族民众的言论权利,让以士人为首的所有汉族人民老老实实的当满清的顺民奴才。(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文人无行,满清的所有暴政都由明朝来背黑锅,连余英时这样的海外文人都如此,一骗长达60年,可见文史界在明清问题上重重黑幕之深。4、 海禁和闭关锁国是一回事明初是搞过海禁,但这政策是防外是防倭,其实和拿破仑封锁英国的“大陆封锁令”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到隆庆时倭患渐平,这种海禁就取消了。而明代对于西方贸易,西方文化从来没有搞过封锁。满清不同,满清闭关锁国是为了防内是防汉,怕汉人和洋人勾结,更怕汉人在海外建立根据地。所以其政策严厉得多,残暴得多。康熙时的“迁海令”屠杀沿海百姓百万之多。之后,严防洋人来华。明确指出:“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窥中土。”海禁和满清的“闭关锁国”有其本质上的不同,后果也完全不同,但是却一直被历史学家们相提并论。要说不是有意愚弄人民,决不可信。袁伟时说:“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 但是有一条袁伟时无法解释。汉、唐、宋、明从来没有因为争持礼仪而妨碍了两国邦交。比如,明成祖朱棣可曾因为跪拜礼拒绝过帖木儿国使臣,历代中华政权,可曾有过因为礼节问题而和外国断绝来往?有网友议论:“公使驻京,虽隐含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二十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一般舆论都认为是儒家思想的荒谬,中国皇帝始终自以为是“天下共主”。其实并非如此,满清闭关锁国的根本原因是满清统治者是为了关起门好继续压迫汉人,所以在鸦片战争,他们宁可割地赔款也不愿意开放口岸通商,更不允许洋人进京开设领馆,洋人进京不礼意味着藐视了满清政权,从此颠覆了满清统治者在汉人心目中的神威,这也是满清非要洋人行跪拜礼的缘由。另外洋人进京后从此和汉人就有了联系,想想连蒙古、西藏、回部都不许和汉人有交流,何况文明和武力比他们强百倍的洋人。满清部族政权和传统中国不分是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通病。这明明是部族统治的特点,殖民统治的共同特点,然而却被历史学家们归咎到封建,归咎到传统文化。中华古代文明替满清背了多少黑锅。袁伟时的“近代化与教科书”说出了一半真相,如果不把完整的真相告诉大家,其影响反而更加恶劣。只能是否定传统文化、否定反侵略、反奴役、否定孙中山、否定正义、最终否定中华民族,当西方的好奴才。笔者曾发信到其博克,询问其是否知道真相?但是,按自由派的惯例,这类问题他们从不回答,明显是故意。由此可知,他们在揭穿国家主义者虚伪的同时,他们同样也在欺骗群众。荒唐十、否认文明和野蛮之差异,大肆滥用民族意识被民族意识培养起来的一些文人滥用民族意识,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其一、只要一方是汉一方是夷,出现的所有斗争冲突,都是民族矛盾,只要是民族矛盾永远是夷-少数民族正确,汉族错误。其二、把不存在的民族意识强加于古代野蛮人,把官民矛盾、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冲突一律归为民族矛盾,把今天民族政策强加到古人,冲突一方肯定是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其三、满族和满清统治者联为一体,少数民族和地区联为一体。否定满清统治就是否定满族,就是否定东北是中国一部分,就是分裂中国。这种诡辩常见的把戏就是把批判满清王朝等同于批判满族,批判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暴行就是批判蒙族满族同胞。周总理早就说过:“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种论调,其起源在于:94年舒乙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毛主席谈‘满族很了不起,康熙的历史功绩’,他加油添醋,篡改了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在捏造毛泽东称赞康熙的历史功绩之外,无端又戴上了这么一顶帽子,“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硬生生的把满清统治者和满族勾连起来了。详细请见“再谈“舒乙的回忆”如何演化成“满汉之争”的,民族主义泛滥的起源”。清遗更可笑,一方面说满族该有民族意识,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是民族英雄,否则蒙满民族就沦为消亡了。一方面竭力否认古代朝代是民族国家,汉族没有民族英雄,说家天下时都是奴隶。就民族意识、民族矛盾而言,在没有形成民族之前,矛盾和冲突不能轻率的归结为民族矛盾。古代有的夷还处于部落阶段,十里不同俗,百里不通言。一出村,一出部落,都如同天外一般,哪里有什么统一的民族意识。比如,历史上的女真就是东北一带地域部落的总称,不能归结为一个民族,一个和汉族对立的民族。女真部落之间的斗争往往更残酷于同文明的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这些女真部落可以被强制为同一民族,也可能被华夏民族吸收同化,还有可能迁移到海外。绝不是被满清统一成满族一条路,所以,根本不是清遗所宣传的,只有满族强大才能给所有当地满族人带来财富进步,更不是和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是你死我活,无是非可言的民族零和关系。事实是满清强大之后,带给东亚各民族巨大的灾难。更因为其部族政权,闭关锁国,严重滞后于世界,中华民族才连续遭到自1840年以来的苦难,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之下,差点像印地安人一样消失,其中也包括所谓崛起的、强大的满洲人。就东北当地的满洲人而言,自满清兴起后一直保持着极其原始的状态,野蛮落后,人烟稀少。可见所谓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而兴起的满清,除了给喝汉人膏血的满贵带来利益外,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什么好处。而这正是满清部族政权故意使然,保持当地的原始落后是为了保留最后的根据地以对抗华夏。满清的崛起并不代表少数民族的利益,包括当地的蛮夷自己。所以,面对古代,既便存在民族问题、华夷问题,看问题的出发点应该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而不是你死我活,是非不明的民族关系角度。文明战胜野蛮,进步取代落后,只有这才是正义,才是所有人的共同出路好,写的非常棒
和你这种出口成脏的人查什么史料白搭,查了你也不信,说是网上的。清兵入关人数构成有啥意义,批的是他那政权,汉人再多也是执行者。还有脸提朝鲜这事,中国历来都是援朝抗战,唯有满清烧杀抢掠,去的人甭管满汉,反正指挥官是个叫做阿敏的,还给多尔衮带回俩女人。试问,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明军援朝浴血奋战,那努尔哈赤干嘛去了?还杀了抗日有功的刘铤,可谓资深内奸。我不管他外国人怎么看,我就认为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国名“大哉乾元”得名于中国典籍。张献忠在四川待了几年,占了多大地盘,四川是最大的省,自己用脑子就能想个大概。我的帖子也没有着重说清朝的屠杀。你起什么劲?朱明是古代王朝,你要求他法制?清朝文字狱很“法制”?你提这些有利于民族团结?谁说什么“满清栽赃胁迫与压制”来?有啥讨论啥,把别处看到东西往这里搬干什么?把你的那些“这个那个”垃圾扔远点,把口洗干净。不研究上论坛发什么言?清遗的习惯就是信口雌黄,开口骂人。你哪次不是“样样洒洒”?对奴才用不着什么上网查资料,有教科书就够了。什么皇汉,皇汉会赞美元朝?你连这都不懂?再说皇汉反正不是汉奸,历史上哪个中国名人去参拜过“靖国神社”?你未必知道。你有啃臭脚的习惯,洋人主子爱啃谁啃谁去,别再脏污了这个论坛。
你再去查查史料,清军入关的时候,最多的记载八旗军一共不到20万人,最少的记载仅4万人,中原的汉兵有多少,我不用多说了,你可知明末清军歼灭朝鲜处明军和朝鲜军之全部只用了八旗中的一个旗?你又不知了。中国的史官是有节的(部分朝代除外),但元朝的统治者不管这套,而且西方史学界根本不把元当做中国的一个朝代,而是看做中国已经灭国,我对此不发表看法,谈清朝,明末的张献忠屠蜀,百里无一人家若鸿蒙初辟,许多明末遗民文人作品中都有记载,而且把朱明的酷刑重典发挥到了极致(去看看中国法制史),这才有的湖广填四川,你又要说是满清栽赃的,但不只是正史中有记载,你又要说是胁迫与压制,逼着写的,那相反的史料呢,退一万步说,那气节是不是就荡然无存了?你既不知这个,有没看过这个,却又要研究了,又要和从网上复制洋洋洒洒的文字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我大概是看不懂的,所以不需你再如此劳累,没知识脸皮厚,我已懒得与你再辩,你大可以捧着皇汉的臭脚去啃,啃出新的滋味儿来了,再来回复我本文内容于
12:00:03 被小编a29编辑
荷兰:“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在尼德兰推行专制政策……腓力二世在尼德兰继续执行专制政策取消商人直接与西班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权。”德国:“经济的分散性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发展。和当时(15至16世纪)已经形成中央集权制英法不同,德国从中古以来形成的政治割据局面依然存在。七大选侯之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阻碍中央集权制的实现。……皇帝、诸侯、骑士、城市之间的频繁冲突和,以及骑士的经常抢劫,严重影响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英国: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1603年),英国王权空前强化。旧的贵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已经大大消弱了,亨利七世又继续打击他们的残余势力。17世纪初,斯图亚特封建王朝开始统治英国,詹姆士一世为加强专制统治,宣扬“君权神授”。他说王权是上帝创造的,国王是上帝派到世间来的,是统治人民的最高权威。他根本不把议会放在眼里,当众宣布:我不允许议论我的政权;君主制是地上最高的制度,君主是上帝的总督。”法国:“城市的资产阶级很早就与国王建立联盟,……当时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位,都可以用納捐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国王的统治密不可分,因此更加支持王权。“到法兰西斯(1515——1547年)是,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国家大权集中在国王和御前会议手中,……巴黎的高等法院虽有对国王的法令提出异议之权,但实际上并没有行使这种权力。专制制度的支柱是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支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王权。——摘自周一良等编《世界通史》雾月政变以后,拿破仑主宰法国,1804年,他又加冕称皇帝,把共和国变成帝国——历史上称为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实行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巩固了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俄国:“16世纪中期,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俄国沙皇,俄国已经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初中历史课本日本:“直到明治维新,德川幕府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的专制统治。”“明治天皇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政治方面”“废藩置县(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经济方面允许土地买卖……”在经济制度方面,恰恰是领主制度由于各自为政,管卡林立影响了商品流通,农奴依附于领主,不利于资本主义。“早在15世纪时,贵族庄园中由领主经营土地的现象已经消失。庄园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征货币地租,教会土地也不例外。多数农民变成世袭佃农,领主成为地主,土地可以买卖。”——《世界通史》(这不是中国商鞅变法的”废井田吗?)“在中世纪的头几世纪,自然经济几乎独占了统治地位。……大约在十至十一世纪,,欧洲就具备了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一切必要条件。……分离的过程还远不是全部的,也没有彻底完成。”“欧洲城市的规模都很小,通常城市又小又狭窄,居民仅有一至三、五1千人。只是最大的城市才有几万人口。”——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明朝:“在国内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对外贸易十分繁荣。随便着商品经济的明代的货币也具备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农产品的商品化、明代农业和土地占有关系也呈现着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由于自由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大量贱价劳动力不断由农村流入都市以及社会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又引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萌芽。”——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清朝:“在苏、浙、闽、粤沿海五十里以内实行焦土政策,,强迫人民内迁,焚庐舍,荒农田,禁下海。东南沿海地区过去很发达的贸易和海外交通几乎被完全断绝二十年之久。”“明末松江棉布市场本甚繁荣,北方富商巨贾每年竞来收购‘标布’,多着带银几十万两,少者亦已万计,经过清初的大破坏后,‘标客巨商罕至’,市场突然萎缩,生产也遭到严重破摧残。到康熙二十三年左右,‘标布’市场虽略见活动,然客商‘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只二三千金’(叶梦珠:《阅世篇》)而已。直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历史纲要》“一.它采取了各种经济改良措施,把封建社会的基础,重新稳定下来,并缩小了国内市场。二.对全国特别是东南生产最进步地区,进行了极残酷的屠杀和军事破坏。三.实行闭关政策,不止把华侨资本屛于国外,且封锁了已有密切联系的国外市场,迫使国内自由商人的资本停滞以至倒退——向高利贷和土地方面活动。四.清朝工商地位最低贱,对工商特别压迫。这也驱使商业资本转向高利贷和土地。”——《简明中国通史》。“丝织业也恢复和发展了,……但受到清统治者残暴的掠夺和压制。清初继续在江宁、苏州杭州丝织业城市设立织造衙门,派内务府人员管理。一方面暗中监视各界汉人的活动;同时对民间丝织业加以控制。如当时人所说:‘清朝织造一事为吾苏富家之害甚大。我明虽有织造,然上贡无几,织户皆隶籍于局者,未尝概及平民。近设南北工局,北局以满洲大人主之,南局以工部侍郎主之,姿拿乡绅及富室充当机户。’‘……真无穷之壑也’”。——《中国历史纲要》朝鲜:“1173年,统治近二百年的旧贵族势力(中央集权)被武官推翻,从此出现武人专权的局面。……崔忠献蓄养谋臣武士,组成政治机构,(这情形倒更象日本)……废立国王。”“李氏朝鲜建国,社会经济较前发展,对女真战争取得胜利,”“朝鲜遭两次外族侵略蹂躏,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世界通史》(还是由于日本、满清的破坏)越南:“后黎朝1428年——1789年---趋于分裂。越南的分裂和内战消弱了国力。”——《世界通史》(和中国的改朝换代、中央集权没什么相似。)伊朗:“蒙古的侵略和帖木儿的征服,对伊朗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阻碍作用。”“……破产和经济凋敝是十字军远征给东地中海个名族民族带来的最后结果。”“十字军远征对西欧的重要结果就是夺取了……地中海通商道路,……他们比较容易地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早期萌芽。”——苏联《世界通史》究竟什么原因使西欧和日本先后成功了资本主义呢?俩个原因:一.地理环境。这俩个地区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海陆交错或多海岛,交通便利易于通商。二.更主要的是地缘情况,这俩个地方都在人类活动地域的边缘,远离来自外部特别是野蛮落后的亚洲大陆的游牧、游猎民族的侵略,破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如匈奴、突厥,蒙古、女真的战争都没有到达西欧,元朝俩次大败于日本。而他们要是发动侵略战争,却容易的多,如十字军东侵和日本多次侵朝、侵华。中国恰恰是远离其他文明而靠近落后强番,历史在不断重复建设、破坏之中循环,社会发展在原地转圈。当然中国的固有文化也有负面作用,儒家的入仕思想、重农轻商、重文轻武,如明末的郑芝龙,本来在海外已经发展为抗衡荷兰的庞大事业,却错误地登上陆地,参与隆武政权,终之覆灭。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儒家思想的确立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的,社会要是变了,他也会发生变化。
至于郑成功借日本兵和清朝借荷兰兵之间有什么本质不同,我真是看不出。清朝又没有将台湾让给荷兰人,而是并入了自己的版图。
更不能否定满清在拓展中华民族生存空间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清朝后期在西方列强面前落后挨打,更多的是时代之不幸:再强大的封建农业帝国在面对工业化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欧美列强之时只有完败的份。本文内容于
18:49:41 被痛打哈俄狗编辑
众所周知晚明以来中国已经出现转型的迹象了,必然会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击,可惜世风如此,他们也无能为力,而满清的统治,恰恰为这些保守腐朽势力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条件。退一万万步说,即便除民族压迫外,明清两代其余都一模一样,明仍胜于清。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它总是充当着保守反动势力的庇护者和强化剂。晚清以来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大多是汉人,而顽固派、守旧派大多是旗人,恐怕不是偶然
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才是中国不能自己发展出资本主义,不能自主地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在短短几百年内所创造出的生产力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总和,这样伟大的创新可不是中国古代的那些所谓的创新能够相提并论的。世界上也只有欧洲人自己发展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欧洲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就有了最初的民主和科学意识。新兴的社会阶层假如没有民主意识,就不可能起来反抗旧势力的统治并且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创新,从而打破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藩篱。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许多富有的商人,但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民主意识,所以这些商人永远只能是封建旧势力的依附。而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城市从封建主手中争取自治权的斗争,这种斗争意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吗?明末发生的主要还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结果只能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满清勾结明朝的封建保守势力镇压的也是农民起义,而不是什么新兴的资产阶级。明末的中国根本就没有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代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所谓满清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根本就是伪命题。如果说东南沿海一带的在明代出现的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手工工场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话,那么清代也有,而且规模比明代还有所扩大。说到清末的顽固派,满人和汉人其实都有,满人中也有恭亲王奕?等支持洋务运动的人。至于日本为什么能够比中国更好地发展出资本主义,我在另一个给你的回复中已经说了。这里再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商人阶级势力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相当强大了,商业资本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商人甚至已经成为了许多大名的债主,日本的四强藩倒幕运动的背后就有商人阶级的支持。而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日本不一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还没有形成象古代中国这样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地方上有较大的自治权,这也给了商人活动更多的空间。战国时代的日本甚至出现过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没有的。不过,日本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明治维新之后向西方学习。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是长期历史发展积累的结果,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民族问题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朝鲜,越南等国家没有少数民族的统治,朝鲜李朝的体制和明朝很像,甚至有“小明朝”之称,怎么在近代也全都落后挨打,甚至完全沦为殖民地呢?
&以下是引用大洋飞鲨
在第1楼的发言:
清朝的疆域变化
如果没有东北、内蒙、新疆、西藏,中国的战略纵深就会十分逼仄,大江大河的源头会被截断,地下矿藏寥寥无几,人口猬集在低洼地区----,那么中国只能是个平庸的二流国家!
所以,我认为其实是满清入关造就了现在的中国。
明嘉靖二十五年,葡萄牙人攻略闽浙,明军在宁波围歼这支葡萄牙武装,击毙五百余人。明万历二十九年——天启四年间,荷兰人两次攻占澎湖,在天启四年,被明军击溃。1661年,在没有强大后援的情况下,郑成功驱逐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满辫子在东北老实呆着,大明对海上侵略,露头就打!让所有海盗国家不敢打中国的主意!&以下是引用大洋飞鲨
在第1楼的发言:
清朝的疆域变化
如果没有东北、内蒙、新疆、西藏,中国的战略纵深就会十分逼仄,大江大河的源头会被截断,地下矿藏寥寥无几,人口猬集在低洼地区----,那么中国只能是个平庸的二流国家!
所以,我认为其实是满清入关造就了现在的中国。
至于政治体制是否专制,我国西藏就是领主制,在亚洲好多国家都是,没有几个达底资本主义的。郑成功是借过日本兵,郑成功本人就是中日混血,他的家族的事业主要是中日之间的海上,这只能说明当时中日之间的联系和相似。当时日本不同于后来的日本,也不同于荷兰殖民者。日本的壬辰战争是封建扩张战争而非资本主义的殖民战争。当时借兵的还有朱舜水,都被日本拒绝了。这是走投无路的复国举措,和满清借荷兰夹板船不可同日而语。
一.清王朝的时期正是世界的重要转变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最关键的时候。然而清朝的政策却是最特殊的,不仅所有中原王朝,就是历史上任何少数民族王朝都不是那样。就拿元朝来说,开放、宽容,至于屠杀,仅仅是人们根据世界史的臆测,在中国史上并无确切记载。二.清王朝的杀掠东北和江南是重灾区,这都是俩个中国最关键的门户地区,东北的国防,江南的经济,任何朝代都没有受到这样的冲击,我研究过北魏、辽、元史,都没有那样的破坏。原因仅仅是一条辫子,如果清王朝不坚持“剃发易服”,是不会有这些破坏的,而这辫子本身就带来了世界对中国人的鄙视,请原谅对你族的古俗不恭维。使世界上最大、最文明、历史悠久的汉族民族服装面目全非,每看到奥运会那些改良旗袍,就气不打一处来。该改良的汉服却消亡了,该保持原貌的旗袍却却被置于改良的地位上,改的流里流气不像少数民族服装。。为什么满清统治者不能学北魏孝文帝、彼得大帝向先进学习呢?康熙以后是实行了一些改正和建设,但最要害的剃发易服没有改,建设也主要是农村经济,城市工商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恢复,已经远远落在西方之后了。清王朝的政策不仅对汉服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少数民族,因为汉人在清朝还是二等公民,其他民族地位是在汉人之下,汉服没了,还有记载和戏剧保留,而大部分原来的少数民族服装是啥样的,永远不得而知了。三.清王朝的政策不仅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实际上对满族演变也是起了相当坏作用,将满族远离故土,分散各地,脱离生产,实际上并非你说的封建化,而是特殊化了,如果不是解放炮党被赶走,今天56个民族中有没有满族还是个问号。国外没有聚居地的民族,犹太人原先是一个,吉卜赛人的处境可知。实际上元朝做的最好,把内地的财富运往塞外建设草原,四处扩张不丢弃故乡,这也是被推翻后仍然雄据塞北、今天有自治区、有民族特色的原因。对于现实方面:一.主流的专家、精英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辫子戏戏说历史。完全抛弃了科学史观。二.用功利主义和浮躁心态来宣讲历史,把少数名族历史搞成帝王史、版图史、强盗史。而向苗、藏、回、壮等勤劳贡献没登上统治地位的民族被放过一边。关于雅克萨之战,可能是持续了一两年,开始是清兵赶跑俄国人,拆毁雅克萨城,等清兵撤回后,俄国人又偷偷的潜入重建城堡,清兵又再次出兵打死他们的头目托尔布津才取胜。我把这看做是一场战争。关于放弃西伯利亚打中原,这不能说清朝有什么合理处,只能说是一种偏安意识,不是帝国所为。再拿元朝比较,做法就不一样,世界史上土耳其、俄罗斯帝国都不会只盯住富庶的东南欧而放弃亚洲的。关于扬州,我没有细读过那本书,但我似乎读到过这个呃运河而建的城市的繁华,在《马可波罗游记》已是世界第一大工商城市。清兵的八旗兵的那时候的“作战”效率也可想见。其实不用看扬州,只看江阴、大同就可知一二。至于“初夜权”,这倒没有听说,只知清初清兵掳掠、贩卖妇女,以后清朝推行“礼制”,讲求妇女贞操,大概在非战争时期没有这些事了。
慈禧一个女人,只知道享受,把国库掏空,英国人用鸦片换走了白银,毒害了百姓。中国人想反抗,在反抗,却是大刀对枪炮。历史已成为过去,我们只能去争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放眼未来,5000年的文明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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