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之后原来有法官资格的进不了上海法官员额制怎么办

上海:法官员额制激荡一江春水(鉴政?司改进行时(1))--上海频道--人民网
上海:法官员额制激荡一江春水(鉴政?司改进行时(1))
本报记者&&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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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骏绘
  2014年9月,289名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在上海接受任命。
  人民视觉
  冤假错案,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让群众备感打官司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和对法律的信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乘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东风,以公正为目标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难度大、任务重,涉及人员多、影响面广,从首批7个试点省市的情况看,各地改革进展不一,有些人还存在畏难情绪。开弓没有回头箭,司法体制改革必将迈向深入。本报从今天起推出《司改进行时》系列报道,反映一些地方的积极探索。
  ――编&者&
  日,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5项改革试点内容,列位第一项的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根据改革方案,法院人员分成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分占33%、52%、15%的员额比例。这意味着,法官员额比例要从原有的49%下降到33%,全市大约有729名法官入不了员额。
  “只有当法官人数减少到现有规模的1/3时,专业化、精英化的改革举措才能落实,对办案责任的追究才不至于无的放矢,司法人员必要而充分的身份保障和薪酬待遇才能提高。员额制,激活了司法机构的一池静水。”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如是评价。
  员额比例多少合适?
  5月9日,上海高院历时一年半的“法院案件权重系数”专项课题正式对外公开发布。这一课题是高院党组2013年的重大调研课题,由时任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于2013年底提出并带领课题组开展研究。这项研究是员额制改革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法官员额比例多少才算合理?
  这需要先测算出上海法院系统法官的办案工作量,再推算出上海法院系统审判工作需要的法官数量总额,还要考虑各个法院的实际情况,才能最终确定相对合理的法官员额。
  法官办案工作量计算一直是个难题。有的案子案情单一,很快就能结案;有的案情复杂,牵扯面广,法官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处理。仅仅以案件数来计算、分析法官们的工作量,并由此确定法官员额,显然不科学。
  邹碧华带领课题组设计了“案件权重系数”,计算一件案子的工作量要以案由和审理程序为基础,综合考量4个指标:庭审时间、笔录字数、审理天数、法律文书字数。不完全具备这4个要素的,设定固定系数;除这4个要素之外,具备增加办理工作量的案件,则在基本系数基础上再增加浮动系数。
  上海高院以2013年12月底为基准时间点,对受理案件情况、人员情况依托“大数据”进行分析,依据案件权重以及今后案件的发展趋势等数据,科学测算出33%这样一个法官员额比例。
  好中选优怎么“遴选”?
  人员分类管理是此轮上海司法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
  谁能进33%的员额?上海没有采取论资排辈的传统管理方式,在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之间“切一刀”,而是设计了一套完善的公开遴选机制。
  要入围,必须经过申请报名、法官岗位承诺、入额基本条件审查、业绩考核、入额考试、审委会面试、上海市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投票表决、党组审议以及公示九个步骤筛选。
  上海二中院审判监督庭法官王亚勤,今年51岁,1985年进入法院工作后一直在办案一线。2008年调到审监庭,从事案件检察工作,是“监督法官的法官”。但因为近5年没有承办案件,根据法官入额规定,5年没有承办案件的审判员必须与助审员一样,除了业绩考核,也要专业考试。王亚勤和年轻的助理审判员们一样参加了首批入额考试,成为其中职级最高、年龄最大的“考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
  日,上海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负责全面考察法官、检察官参选人选的各方面表现和业绩,从专业角度提出遴选建议。
  经上海市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确认或遴选,初步完成了四家先行试点单位人员的分类定岗,首批入额法官比例为27.7%,其中审判员404名,助理审判员127名。没有用足33%员额,为的是给年轻人留下晋升空间。
  案多人少如何解决?
  法官员额从原来的49%压缩到33%,法官人数在减少,但案件量却逐年递增,有的基层法院案件每年增长率超过10%,如何解决案多人少的尖锐矛盾?
  除了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提升办案质效,上海司法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了“法官助理”的概念。让法官从繁杂琐碎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办案。日,上海法院首次任命了231名法官助理。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将43名法官助理全部编入专业合议庭,明确其组织庭前证据交换、草拟法律文书等14项具体工作职责。2014年全年,在法官助理辅助下,办案法官人均结案245.52件,增幅45.22%。
  尽管如此,司法辅助人员配套机制的建设仍需尽快完善。
  4家试点法院法官助理和主审法官配比大约在1:1或1:2,也有的是一个合议庭配一个法官助理。“我们原来的书记员这一次成为法官助理,但因为没引进新的书记员,他还得兼做书记员的活儿。”卢薇薇说。
  卢薇薇是上海二中院民二庭一名主审法官,她的合议庭3位法官,每年人均案件量100件,80%案件要开庭审理。
  “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没有审结的案子近60件,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一倍,目前还不停有新案子进来。”卢薇薇说。
  卢薇薇担心的是,实现立案登记制之后,案件量会激增。5月4日,实行立案登记制后的首个工作日,上海法院当天共登记立案2866件,其中当场立案2556件,较此前平均每天收案数上升14.72%。
  但是,要增加法官助理配比很难,因为司法辅助人员的员额也仅52%。“能否提高诉前调解量,一些书记员的工作能否外包?”卢薇薇问。
  案件数量增长的压力从基层法院传导到卢薇薇所在的中级法院,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其间,如何在司法辅助人员员额固定情况下为法官们“减负”,需要更多改革新思路。
  法官如何责权利相当?
  今年4月23日,上海在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公布了入额法官、检察官薪酬调整水平――暂时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一线办案法官、检察官倾斜。并且,今后法官薪酬标准将与行政职级脱钩,与法官等级挂钩。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舆论聚焦。
  “薪酬提高当然是对我们职业的认可和鼓励。但如果了解到上海法官原有工资水准,以及我们的工作压力,外界大约就不会有太多惊讶了。”卢薇薇说。
  “一个行业能不能留住人才,就看整个社会对这个行业是不是重视。所谓重视,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荣誉,二是经济待遇。”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认为,和承担的责任与压力相比,法官没有达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荣誉和报酬。
  改革后,卢薇薇作为主审法官,身上的担子重了很多。
  据统计,2014年4月至12月,上海二中院改革试点期间受理并已审结的案件中,由合议庭评议后处理的案件占97.46%,绝大部分案件直接由合议庭依法自主独立处理。
  合议庭有权,也有责。根据上海市二中院《关于案件差错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若干规定(试行)》,因实体问题导致错案的,合议庭那个三人中,主审法官、承办法官和参审法官按照4:4:2的比例承担责任;主审法官同时担任承办法官的,将与另外两名参审法官,按照6:2:2的比例担责。
  “我的责任相对要重一些,但是,当合议庭内部有分歧时,我也只有一票。”卢薇薇说,“当然,我可以提请将案子递交给主审法官联席会议、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讨论,这大概是我作为主审法官惟一的‘特权’。”
  在卢薇薇看来,要调动法官的积极性,需要责、权、利统一。目前,司法体制改革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仍然需要法院外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全社会确立尊重司法的理念。
  《 人民日报 》( 日 17 版)
(责编:严远、轩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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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司改办主任:确保一线办案法官能享较高待遇
来源: 人民日报作者:
上海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包括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改革后,在一线真正办案的法官平均审判资历大幅提升,审判质量迅速改观: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降10.5%。
最高法司改办主任:确保一线办案法官能享较高待遇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7月11日,上海召开司法改革先行试点部署会。上海的改革试点工作主要包括司法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内容。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等获得通过。备受社会关注、饱含人民期待的司法体制改革在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先行先试”中起航。
  司法体制改革有4个重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本报将推出“关注司法体制改革”系列报道,探求基础性、制度性改革措施出台的背景、路径和目标。
  ——编 者
  严峻现状
  基层法官检察官感到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
  “一会儿座谈会开完了,我们还要上街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宣传。”今年5月,记者跟随中央某考察团调研司法体制改革时,一位基层法官说。
  长期以来,我国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管理模式,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常常把法院检察院等同于普通党政机关对待。“招商引资、拆迁、创卫等党政机关的任务常常被分配到法院检察院,不仅牵扯了办案精力,分散了办案力量,还常常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检察院与政府是一家的错觉,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说。
  法官检察官也更看重行政级别的晋升,而非专业等级的提升。“工作17年了,我还是一名普通科员。如果能当上副庭长,评为副科,工资能上调不少。但法官等级提高一级,工资也就涨几十块钱。”一名西部省份基层法官说。根据2007年人事部、财政部确定的法官津贴标准,首席大法官340元,五级法官180元,最高与最低的津贴也只差160元。
  但行政职数毕竟有限,导致法官检察官晋升缓慢,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008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各级法院调离或者辞职的法官超过1600人,其中不乏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中年法官。压力大、保障差、晋升慢、职业尊荣感不强被归结为主要原因。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法院检察院内部,许多行政、后勤人员未通过司法考试,也从不办案,却有法官检察官的头衔,而一些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年轻干警常常连续两三年干着打字、装订、收发的活儿。
  “在许多法院检察院,行政、后勤部门数和人员数远远超过了业务部门数和人员数,投入一线办案的人数严重不足,案多人少压力不断增大。”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
  受行政化的影响,法院院长、庭长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很难再亲自审理案件,于是形成了“提拔一位庭室领导,就少一名好法官”的怪现象。留在审判一线的法官,审判资历稚嫩。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真正办案的法官审判资历平均才8年,其中有41.6%的法官任命不满5年。这对于靠大量审判经验才能作出科学、缜密判决的法院而言,并非好事。
  在检察系统,行政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检察权以“处、科、组”为基本单位运转,案件办理三级审批模式广泛适用,弱化了办案检察官的主导地位,影响办案独立性,也有违司法的“亲历性”。
  地方探索
  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
  “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导致法官人数庞大,而辅助人员稀少,大量与行使判断权无关的辅助事务也需要法官去办理,造成司法效率低下,最终形成案多人少与忙闲不均现象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主任贺小荣说。
  为改变现有司法人员管理模式的弊端,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尝试。
  日,一场特别的选拔考试在广东佛山中院拉开帷幕——从全市法官中挑选出35名审判长。“只有还经验丰富、能力突出、专业精深的法官以‘应有位置’,让他们重掌法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信力不强、权威性不够等问题。”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说。
  在这次选拔中,有25名原来各庭室、部门的正副职胜出,与其他10名始终奋战在一线的优秀资深法官一同,按照“1名审判长+2至3名合议法官+2至3名书记员”的模式组建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独立行使审判权。
  为了让院长、庭长们心无旁骛地专司审判,佛山中院还专门为3名管理审判事务的副院长分别配置1名助理,集中管理副院长所管庭室的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廉政建设、联络会务等行政性事务。
  “做个纯粹的法官是我的职业目标。以前当民一庭庭长要管50多号人和几千宗案件,而且行政性会议又多,确实不易。相较而言,现在更轻松更专业”,竞选成功的佛山中院民一庭庭长吴健南说。
  改革后,在一线真正办案的法官平均审判资历大幅提升,审判质量迅速改观:仅今年第一季度,群众来信来访同比下降10.5%。
  除佛山外,深圳、珠海横琴新区也进行了探索。根据《深圳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法官直接作为第四类别公务人员,单独按照法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以法官等级定待遇。珠海横琴新区检察院将检察人员分成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检察行政人员三类进行管理,实行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改革目标
  健全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单独的职务序列
  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改革纲要针对行政化严重的问题,明确了改革路径,最重要的一条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健全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单独的职务序列,适当增加司法辅助人员的比例,让法官从繁琐的非审判事务中解脱出来。
  “分类管理为落实法官单独序列、法官单独薪酬创造了条件。落实法官单独序列后,要将法官等级做实,让法官的薪酬与法官等级挂钩,法官的荣誉与法官等级同步,让法官朝着高级法官、大法官的目标追求。”王利明说。
  “为了确保优秀法官愿意留在审判一线,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合中央有关部门,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薪酬制度,确保不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线办案法官能够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享受较高的薪酬待遇。”贺小荣说。
  与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相配套的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度和逐级遴选制度。对此,改革纲要规定,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确定法官员额,对各级法院法官统一实行员额管理。在省一级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健全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法院任职的机制。
  在采访中,一些法院检察院干部职工反映,调研、信息、统计、司法公开等工作都需要人做,分类管理的改革不能让综合部门的人吃亏。应该平衡不同类别人员的关系,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前景,形成有序科学的工作合力。
  “分类管理的要点是分清类与类之间的职责,特别是审判员与法官助理之间、业务管理与行政管理之间的职责边界,这是责任制的基础。”王利明说。
  一些专家学者还建议,尽快修改《法官等级评定暂行规定》、《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不能因为是高职务级别的行政领导而授予高等级别的法官、检察官。
责任编辑: 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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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全国税务工作会议精神,讲好税收故事,唱响税收主旋律,传播税收正能量,广东省国税局、广东省地税局在第24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面向税法宣传基地、社会、税务部门举办税收微视频大赛,征集税收微视频作品并进行评比。&& &&& 司改风向丨吉林:法官员额将用3-5年时间…
来源:北京青年报检察百科(微信号:prowiki)见习记者:张伟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常松昨日在最高人民法院接受中国法院手机电视台访谈。吉林作为全国第一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司法改革内容成为此次访谈的重点。对于吉林的司法体制改革在去年取得的成绩以及今年的工作规划,王常松一一作出解答。  去年6月,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先行试点被确定下来。随后,贵州也进入试点省份名单。截至目前,7个试点省市的司法体制改革方案已全部获得中央政法委的批复同意。据王常松介绍,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建立司法责任制、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成为吉林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推进重点。吉林省今年将在17个法院扩大司法改革试点,之后将在吉林省法院系统整体推开。   法官员额将控制在39%以内   在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方面,王常松强调,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实行法官员额制,用3至5年时间将吉林省法院法官员额控制在39%以内,其中省、市、县三级法院法官员额分别控制在34%、37%和40%以内。据媒体报道,法官员额制是指在法院现有编制内,确定法官员额,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从而保障法官队伍的公正高效。这其中,辖区案件数量、法官工作量与审判辅助人员配置状况,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三个关键定位点。  王常松还表示,在建立司法责任制的同时,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吉林省法院机构编制由省级统一管理,市县两级法院院长由省委组织部管理,实行统一提名、党委审批、分级任免。市县两级法院经费由原同级财政保障调整为省级财政保障。   今年将进行电子法院试点   去年,吉林全省法院已公布生效裁判文书123460份,其中省高院2353份。吉林省已有95%以上的法院建成了集立案审查、法律咨询、诉前调解、信访接待等功能于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建成270个科技法庭。  目前,“吉林省法院司法信息公开网”正式开通,吉林法院三大司法公开平台实现联机并网,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在保持原有发布渠道的基础上,集中统一在该网上公布,当事人随时随地可以查询了解到自己案件在各个程序中的进展情况。  王常松介绍,发达国家的电子诉讼法院发展很快,有的国家近60%的民商事案件都已实现诉讼电子化,包括网上直接立案、网上证据交换、庭审电子证据质证、电子卷宗查阅、电子送达等。吉林省今年要选择几个法院进行电子法院试点。目前,吉林省法院电子法院的论证、立项、研发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建成后将方便诉讼活动,也将进一步减少诉讼成本。   加快判决执行 曝光3052名“老赖”   王常松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吉林省法院在贯彻司法为民方面所做出的改进:方便群众立案、方便群众诉讼和加快判决执行。  在立案方面,对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做到有案必立。完善诉讼服务中心,一次性向当事人说明立案所需材料;对于不应由法院受理的案件,耐心解释法院的职权范围,并为当事人指明解决途径。在方便群众诉讼方面,吉林省法院全面实行案件繁简分流,全省法院一审民事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69.2%,对申请延长审限的案件全部由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去年全省法院入村进屯审理案件达6896件,使矛盾纠纷就地即时化解。为加快判决执行,吉林省法院不仅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活动,还加大执行力度,对3052名“老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进行公开曝光,有573人在曝光后及时履行了义务。检察百科微信号:prowiki(←长按复制)司法改革的蓝图已经定下主基调,但司法改革试点,试什么,怎么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如何分步推进?答案有没有?在这里,或者您可以找到些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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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司改分析之二: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的第二个政策导向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这是建立符合司法机关特点的法官、检察官管理制度的基础。其实在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公务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如果无法把公务员总数大幅度降下来,公务员制度改革将无从谈起。法官、检察官也如此。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是全国法官、检察官的总数肯定很庞大。而且法官、检察官的分布呈现“倒三角”状况,基层法院、检察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如果改革之后,无法有效地控制法官、检察官总数的话,其他的改革举措都将难以落实。所以,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十分必要。但是,员额制实施以后,现有的人员如何合理分流又是一个难题。不解决这个难题,员额制也难以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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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产生全国司改首批入额法官 实行员额制
&&&& 新闻晨报
  “上海4家先行试点的法院,目前已确定员额法官名单。”3月10日,列席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会议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这些员额法官名单已报送遴选委员会,最快在本月月底,他们就将成为全国司法改革后首批入额法官。
  据崔亚东介绍,司法改革今年将在上海整个法院系统全面推开,今后所有法院的法官都将实行员额制。
  法官入员后并非终身制
  过去,庭长未参与审判案件,却签发裁判文书,这种类似于行政机关公文层层审批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不仅不符合司法规律,也难以保障案件质量。这次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去年,法院系统启动司法改革。上海市高院确定市二中院、徐汇、闵行、宝山区法院4家法院为先行试点法院,法官实行员额制,改革后每家法院的法官人员将占队伍总数33%。
  崔亚东说,入员额的法官将对自己的每一件案子实行终身负责制,改变了审判过程中权责不明,出现冤假错案也找不到责任人的情况。
  “法官入员后,并不是终身制。”崔亚东说,每年还将对员额法官进行各方面考核,不合格,法院就会要求法官退出员额。
  严格落实“一方退出”制
  在这次司法改革中,本市还建立完善司法廉洁监督机制,其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严格落实“一方退出”制度,对配偶和子女是律师的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目前上海法院在审判、执行岗位工作的法官,其配偶子女为律师的有113余名,已全部退出审判、执行一线岗位。
  上海法院还建立了廉政风险环节监督提示系统。“计算机会把所有办案过程‘全程留痕’。”崔亚东说,所有的案件上网,哪个环节容易出现廉政风险,都会及时提示或者警示。
  上海法院廉政风险环节监督提示系统,去年就发现处置和反馈问题1258个。崔亚东举例:比如某个案件已判决,法官也为当事人将钱追了回来,结果法官并没有将钱打给当事人,自己拿着钱去炒股。有了廉政风险提示系统,在一定时间内如案款没有打给当事人,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率先放开年底收案
  年底不收案、立案难,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个问题。立案难,主要的原因是法院怕影响结案率。特别是每年年底,很多法院不再立案。崔亚东提出上海一定要率先放开年底收案。
  “宁可上海法院在全国考核排名倒数第一,也必须放开收案。”崔亚东说,2013年底开展“立案难”专项治理放开收案后,2013年12月收案4.5万多起,比2012年同期多收了1.3万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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