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_全文阅读_1-米花在线书库
再读鲁迅—鲁迅私下谈话录_1
第1节：生平● ZAIDULUXUNⅠ“我是斩除荆棘的人”——谈自我■生平总说我的一生“很像个橄榄核，两头尖，中间大”。·与徐伦的谈话，录自徐伦《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文刊《绍兴鲁迅研究专刊》第11期。少儿时代我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鲁迅家中后面的荒园——百草园·与孙福熙的谈话，录自孙福熙《鲁迅·艺术家》，文刊1937年1月长沙《潇湘涟漪》第2卷第10期。这是我自己练出来的。当是十一二岁的时候，读私塾，书背出来了，空下来就画画儿，用一种很薄的纸，蒙在书的绣像上描画，画了好几本，后来就能自己画简单的画了。●00这些(指鲁迅的画本/编者)是小时的东西，几十年了，早不知到哪里去了。·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这有什么好说的，做学生，书总应该好好读的。·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三味书屋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我限定功课，譬如叫我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惟一的教授法是背诵)，我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我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的书责令我背诵，我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我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南京求学“我从家里出来仅仅是拿了八元钱，如今我挣过的不仅是八元啦，不独够本还有利息了。”·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这是水师学堂遗址。那时候，人是看不起学堂的。办学堂的人也还是带着辫子，穿公服的。我很喜欢爬桅杆，在桅杆的上面可以藉着看一看四处的风景。那桅杆是埋在学堂里的院子里的，很高，人在上面还可以做各样花头，比方“凤凰展翅”之类……掉下来也不要紧，下面是有一个大网子接着的。·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鲁迅于1898年考入的南京水师学堂于1913年更名为海军军官学校，1915年又改名为海军雷电学校/编者)，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日上海《逸经》半月刊。金牌(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因学习优秀而得的金质奖章，得后即变卖，买了东西/编者)是可以用钱换的，要什么样子就可以买什么样子；再说金牌充其量只能表示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它不能证明我将来学习成绩的好与坏；况且把金牌保存起来，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金牌再也变不出什么其它的东西来。弄得不好，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滋长傲气，从此不再上进。而从书本里却可以得到知识。·与母亲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天气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与杨霁云的谈话，录自杨霁云《琐忆鲁迅》，文刊月上海《逸经》半月刊。对于这些病我是不大理他们的，也不大听医生们的劝告。这恐怕是吃辣椒吃多了的缘故吧?其实若有多一点钱，长长肺病并不坏；它并不痛!大概是这样的，在南京考学堂的时候，因为天气冷，穿的是单裤……就只好多吃辣椒，大概由咳嗽，辣椒就转成肺病了。·与萧军的谈话，录自萧军《时代——鲁迅——时代》，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我到了儿童时代，家里非常穷，缺少衣服，为了防寒，常吃辣椒，这样一来，就是食品少也能够对付，因为辣椒刺激了胃，便好像饱了。这东西使我的胃非常坏了。”·与增田涉的谈话，录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鲁迅在南京读书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礼堂有一次我休假后回南京，从上海乘长江轮船，因为没有钱，只好坐统舱。我占了一块地方，把自己的铺盖铺好了，离开了一会儿，等我回来一看，铺盖已经被人卷起，别人的铺盖已铺在我的地方，我于是把别人的铺盖卷走，把自己的再铺上。忽然看见一个流氓动手打过来，我刚从网篮里拿出一个洋铁罐，就随手打过去，把那个流氓打了一下。这下子不得了啦，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指南京陆师学堂总办钱德培/编者）也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我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把流氓吓跑了。
第2节：学医的四个原因·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片断》，文刊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日本留学新发现鲁迅早年在日本的照片孺人，变成官太太了(清时六品官的妻子被封为“孺人”/编者)。我即使成为女子(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时，一次有人将他的名字写成“周孺人”/编者)，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为乳臭儿(日语称孺子为“乳臭儿/编者)，也比官太太强。(同学听了，开玩笑说：“孺子可教也。”)这个“可”字，不如改成“请”字。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了。·与弘文同学的谈话，录自谭桂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泰斗鲁迅》。(学医的四个原因)第一，恨得中医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第二，确知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第三，救治中国女子的小脚；第四，由于少年时代牙痛的难受。(第四点为鲁迅与孙伏园谈话/编者)·日与申彦俊的谈话，录自申彦俊《中国的大文豪鲁迅访问记》，文刊1934年4月号朝鲜《新东亚》，转自1998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苦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工大众。·与厉绥之的谈话，录自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文刊日《文汇报》。1903年鲁迅在弘文学院剪断发辫后留影人的腿上有条筋，叫做“缝匠筋”(?)，这个筋抽一下，腿就要跳一下。有次我在和同学们解剖尸体时，趁同学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把缝匠筋抽一下，尸体的腿就突然跳弹起来，把正在解剖的日本同学吓了一大跳。·与杨莘耜等人的谈话，录自董舒林《鲁迅与杨莘耜》，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仙台医专的解剖室我睡下之后，暗想明天付账，囊中的钱不够了，预备一早就打电报给你，请电汇一点款子，以救“眉急”。如此决定，也就安心了。不料刚要睡熟，忽听见外面有声，报告邻居失火。我急忙穿衣逃出，一钱不花，还被店主派人领送到另一家旅店去。此番，我就首先声明，只要普通房间。夜已深了，赶快就寝，万不料朦胧中，外面又嚷到“火事，火事”了。可不是吗。我马上爬起来，出去一望，知道距离尚远，这回也就不去管它了。·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我退学了。是的，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我所认识的鲁迅》。我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借助于科学之力。然而，我在日本住了八年后回国，觉得还是应把更多的人作为工作对象，便搞文学了。如今，相信我的人年年增多，对此甚感欣慰。·日与野口米次郎的谈话，录自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谈话》，文刊日《朝日新闻》，1992年第4期《鲁迅研究月刊》转。“我在18岁那年，抱着建设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了南京水师学堂。那时，英美各国都用海军侵略着中国。目睹这些，我的青春的热血就激起了海军热。可是半年后，我就退出水师学堂，转入了矿务学堂。当时我想，国家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开发矿业，而不是建设海军。毕业后我又想，要使中国变成强国，首先得改良人种，把中国人变为强种人。于是，我到日本开始学医了。那时我又想，日本的维新就是从发展医学开始的。但是两年后，我在一部幻灯片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因为当了侦探而被枪毙的情景。这时我又想，必须提倡新文学，只有从精神上使中国复活才行。我抱着这种想法，又放弃医学，转向一边研究文艺，一边开始试写小说了。”●0“在俄日战争时代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医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定了些小计划……”·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是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等候登载我那篇文章的刊物寄给我。可是等了许多时候，寄给我的不是登载着我那篇文章的什么刊物，而是我寄的那篇稿子，原封不动的。但我并不因此灰心；我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是使我感到失望的。但我仍然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又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那年启孟在西山养病，等钱用，就把《小说译丛》的版权卖给了商务印书馆。版权已为他们所有，现在要修收，就很困难了。·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因为这个谣言(传言鲁迅在日本娶了日本老婆/编者)，家里箭也似地催促我“回国”，有时一天来两次信，“我因为生气和烦躁搞得神经衰弱”。结果是回国之后，在亲戚、家人的逼迫下和朱安女士结了婚。不过一周之后又独自回到了东京。(鲁迅在婚后第四天，带周作人回到东京/编者)“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
第3节：与胡风的谈话·与鹿地亘的谈话，录自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转自杨兹举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月版《荒原野狼鲁迅》。●0没有，我加入的是光复会，不过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与胡风的谈话，录自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文刊《群众》8卷18期。光复会非失败不可，它可以说连够得上政纲的政纲都没有!我可是就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回忆鲁迅》。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却做不到。·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这件事(指一日本教员上数学课时与学生发生争执/编者)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从教师方面看，学生打呵欠，是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从同学方面看，是教师教得不够好，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既然记一个人的过大家不同意，为使全班安心上课，全班都记过好了。·在浙江两级师范时一次调解师生冲突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要批评人家的错误，自己要真懂。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这个植物是属于菊科，汉名叫一枝黄花嘛!为什么不懂装懂，乱批评呢?·与浙江两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吴克刚《谈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那些学生有些是秀才出身，留着长辫子，他们中有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而自己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看上去很年轻。许多年长的学生，在背后偷偷地开玩笑：有时说，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有的说，我的孙子比他还大呢。……这些学生年纪虽大，但也很淘气。有一次上化学课，讲硫酸。我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要是皮肉上蘸到一点，就会感到像被胡蜂螫了一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头颈，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个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后头颈上点了一下，他痛得叫了起来。我赶快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另一次讲氢气，做氢气的点燃演示实验。我把烧瓶中的纯氢等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里时，发现忘记了带火柴，就回到办公室去拿。我离开教室时，关照学生千万不要放空气进烧瓶，否则点火时烧瓶要爆炸的。我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但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演示实验。我把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我的双手炸伤了，鲜血淋漓，溅在点名册、讲桌和自己的衣服上。……可是此刻我顾不上自己的伤痛，只怕学生受伤，那就不是手受伤，而是脸部受伤了。我急忙扫视一下学生，这才放了心。——原来前面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他们放进了空气，都后撤了。可见这些年长的学生，对我这个青年教员讲的话，是既不相信又相信，因为不相信，所以要试一试；因为相信，所以要在别人身上去试。·与俞芳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无须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炸了；否则不相信，认定不会烧，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鲁迅在杭州》，文收《西湖》文艺编辑部编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1911年春，鲁迅与绍兴府中学堂师生摄于禹陵。在绍兴府中学堂我回国后在本乡(绍兴)的学校里服务的时候，从学校回家的路是这样弯曲的，学校和家里各在一端，夜里黑暗而静寂。有一条斜行的近路，是经过坟墓之间的。某天晚上，在学校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里想：走哪一条路呢?我选定了近路。两边草很高，我依正中的小路走去，忽然看见从正对面有白东西毫不做声地走近来了，他渐渐变为矮小向我这边拢来，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唉呀……我当然不相信鬼类的东西，但也觉得害怕，这里——跳动起来了。我想：还是回头走呢?或者怎么办呢?但我不管心跳，仍旧向前去了……白东西不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那里。我怒喝道：“在干什么呀?”踢了他一脚，他就向草中逃走了。到了家里之后，还尽是心跳，那似乎是个小偷。
第4节：不是畜生，是学生·与池田幸子的谈话，录自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迅》，文刊《作家》2卷2期(日)。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与萧红的谈话，录自萧红著，生活书店1941年初版《回忆鲁迅先生》。迟剪早剪，没有什么问题，早剪固然好，迟剪一点也无所谓，主要从实际行动中表现自己的态度。我对于剪辫子没有什么话要说，一切由你们根据自己的思想决定。·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周冠五《鲁迅轶事见闻记实》，文收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乡友忆鲁迅》。“不是畜生，是学生。”(省里派来差员到绍兴府中学堂视察，开口闭口称“你们这种学生”，差员是北方人，学生听不懂，以为他说的是“你们这种畜牲”，所以去问鲁迅，鲁迅予以纠正/编者)·与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的谈话，录，自《吴耕民先生的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你怕了吗?你看，逃掉的是满清官吏，我们为什么要逃?勿要自慌自。·与宋崇厚的谈话，录自宋崇厚回忆，裘士雄整理的《鲁迅先生在绍兴府中学堂》，文刊《宁波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冷僧(张宗祥的字/编者)，我真利害，从强盗(指王金发/编者)手中要出钱来，维持了中学。”·与张宗祥的谈话，录自张宗祥《回忆鲁迅先生》，文收《西湖》编辑部1979年印《鲁迅在杭州》。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钱只这么一些，但山会(山阴与会稽/编者)两县难道办个师范还办不好吗?——一定要办下去。·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日《文汇报》。我又不是老虎，怕什么，只要大家遵守校规就是了。·与山会初级师范学生的谈话，录自金学曾《鲁迅在绍兴师范片断》，文刊日《文汇报》。你们夜里跑出去，是赌呢，还是干别的什么呢?你们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没有出去过?为什么我们校内这许多学生，单单只叫你们几个人?你们是师范生，是做学生的榜样的。如果我开除了你们，你们自己的名誉也要受影响，以前吃的饭钱还要向你们算还。再有几个月你们就要毕业了，我实在替你们可惜。只要你们能改，这次不给你们处分。你们回去把这次错误记一篇日记。·对山会初师夜间外出学生的谈话，录自张能耿《鲁迅亲友谈鲁迅》，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没有钱，怎么办学校呢，我也不会变出钱来，更不会送去。我赶快办交代，一切账目都算清，结余一角五分钱，一同连学校交出了。·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文刊1940年7月《文阵丛刊：水火之间》5卷1期。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与阮和森的谈话，录自许广平《鲁迅故居和藏书》，文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在北京那时在民国初期袁世凯的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严厉的弹压。谁要是批评政府什么，立刻就会被特务逮捕，当然，抓去的人是决不会再回来了。甚至在家里说一句话也会被捕了去，因为家里的厨师、车夫什么的，也全都是特务呀。我原来就喜欢拓本、绘图等，为了逃避这种危险，除了拓本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说了。家里有客人来访，就只说些拓本的事；在旅途中与朋友也只谈些拓本的事，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的脑袋还联着身体哩!·与仓石武四郎的谈话，录自仓石武四郎作，陆晓燕译，尹绍汤玉校《鲁迅的追念》，文刊日本大安出版社1966年10月版《大安》12卷10期。“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在压迫之下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本来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与杨之华的谈话，录自文尹(杨之华)《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文刊日巴黎《救国时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8辑。“‘宗圣会社’(在太原文庙设的尊孔组织，始名宗圣会，后改名为“洗心社”。会长为阎锡山，副会长为赵戴文/编者)这个名称就可笑了，更不要谈内容。……内容是一篇八股文(指山西呈报教育部的请求批准成立宗圣会社的呈文，文系八股体/编者)，可笑得很。”(冀贡泉说：此呈文作者不像山西人。)“细细打听一番，不要怕给山西人出丑，出丑是中国人的。”·与冀贡泉等的谈话，录自冀贡泉《我对壮年鲁迅的几点印象》，文刊日《光明日报》。马裕藻说起为北大担任教授，我还没有决定，答应。一个人一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与高长虹的谈话，录自高长虹《一点回忆》，文刊日《国民公报·星期增刊》。忙到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
第5节：帮凶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我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指张凤举、徐耀辰/编者)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我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我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做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许广平忆鲁迅》。自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事无成。许多有成就的人，往往不到四十岁时，就做出成绩来了。(鲁迅这里是谦虚，其实鲁迅36岁时便已发表了《狂人日记》，从此而名满天下/编者)·与俞芳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我写的卡片(指俞芳、俞藻的地理作业卡片，她们求鲁迅填/编者)受到你们老师称赞了吗?真是不胜荣幸之至，不胜荣幸之至。·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有一天，我(俞芳原文此处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坐人力车从教育部回绍兴会馆，不慎把钱夹落在车上。当时我和人力车工人都没有发觉。下车后，我走进会馆，这位人力车工人在车上发现了钱夹，认定是我丢的，就急急忙忙跑进会馆把钱夹送还给我，并一再要我当面点一点，有没有少东西。我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我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我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的可贵的品德。这个钱夹如果被慈禧太后拾到，恐怕早就落到她的腰包里去了。·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二秃子(鲁迅住在西三条21号时，常拉鲁迅的一位人力车夫/编者)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一次鲁迅乘二秃子的车，因路滑，二秃子摔了跤，他和鲁迅都受了伤/编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与潘妈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事情发生在十二月里的一天，寒冬腊月，又逢下雪，下班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我(俞芳原文为“鲁迅先生”，下同，不另注/编者)乘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去，一路上呼啸着的大风，夹着鹅毛大雪，扑天盖地袭来。好冷啊，这时我身上穿着棉袍，还感到寒气难挡。可是突然发现拉着我在寒风大雪中挣扎前进的那位人力车工人，却衣着单薄，特别是下身只穿着单裤。这样寒冷的天气，单裤怎么能够挡得住呢?到了会馆，我问这位人力车工人：“这么冷的天气，你为什么不穿棉裤呢?”人力车工人回答说：“先生，生活艰难哪，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我理解他的艰难，付了车费外，又特地送给这位人力车工人一元钱，再三叮嘱他，买条棉裤穿；并且告诉他，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我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我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我想(原文为“感慨地说”/编者）：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人家辛辛苦苦换来一点工钱，要养家活口的，在有限的工资上和他们(指人力车夫/编者）“斤斤计较”，是不道德的。·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这(指‘老虎尾巴’/编者）倒是我故意造得这样的!因为便宜点!这是灰棚，上面是平顶的，比较正式的房屋，钱可以省一半多——这样在屋后面拖一间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现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里了。”·与俞芳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改革实在是难；无论泥水活和木匠，都总是要依他们老法子做。我是大半托人代办的，不好意思多说，自然只好将就点。”·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这院子树太少了，太阳花虽好，只有它，显得单调些；再说太阳花怕冷，秋风一起，马上枯萎，所以打算再种些树。太师母喜欢花木，我已向云松阁(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店)定购紫、白丁香树各两株，种在太师母的窗前。这样老人家可以隔着玻璃窗看花。因为现在不是种树的时候，所以只好等明年春天再种了。·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等它(指鲁迅西三条故居院内的一株杏树，时已果坠满枝，但果未熟/编者）熟了，请你们来吃……记得绍兴出杨梅、出瓜的地方，都是只管吃饱，不许带走，我们这杏树也按这规定办吧……后院光秃秃的实在单调，明年也要种上几株树。后院的土质不如前面，都是用煤渣垫起来的，打算在北面沿北墙种两株花椒树，两株刺梅，西面种三株白杨树。白杨生长力强，风吹树叶沙沙响，别有风味。
第6节：与许寿裳的谈话·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这里确实偏僻了一些，如果闯进几个流氓来，实在招架不住的。所以，现在加紧了防备，有人来，先要问清楚是谁才开门，并且随手加闩了。有什么可怕的(指日，鲁迅的一位名叫杨鄂生的学生，冒名杨树达，闯入鲁迅家中要钱。初，鲁迅疑其为人指使，后始明白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学生/编者），料他也不敢动手；如果动手打起来，他也未必打得过我。况且这究竟是我的家里，家里潘妈(侍候鲁迅母亲的女佣/编者）等人肯定会出来帮我的。·与俞芬等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神经痛，这是接连多写了的缘故；不要紧，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与许钦文的谈话，录自许钦文《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文刊日上海《宇宙风乙刊》半月刊第31期。“论时间，我现在难于应允了。但你们是传授世界语的，我应该帮忙，星期几教，我今天还不能确定。等一两天，我把时间支配一下，再通知你们。”(第二天，先生便通知世界语专门学校自己去上课的时间。该校经费困难，付不出讲课费，只每月付20元车马费。待校方送款时)“学校经费困难，我是晓得的，所以这钱我不收，你(指来送款的该校教务处职员陈空三/编者）还是带回去。我觉得：一个世界语学者，在目前环境下，应尽自己力量贡献到世界语。然后世界语才能传授出去。我自己虽然现在连一个单字都写不出来，但我是支持这个运动的，因为我赞成她。”(直到1925年3月该校停办，鲁迅一直未收每月20元的车马费/编者）·与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这(指吴佩孚对夏元说的一句话：“旧有旧的奥妙，新有新的道理”/编者）也是苍蝇之声耳。是帝国主义吧(指同行者刘静波讲的“大国家主义”/编者）?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这虽是小题大作，将来新中国自有新环境，当然把一切害人虫，一扫精光。·与同行者的谈话，录自陈钟凡《鲁迅到西北大学的片断》，文收单演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鲁迅在西安》。我顶不赞成他的(指鲁迅西安讲学时的一位同行者/编者）“下一趟不知什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指给西北大学招待鲁迅一行的工友钱/编者），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忆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有些苦味。(指鲁迅在西安时尝试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吸鸦片烟/编者）。·与孙伏园的谈话，录自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文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3辑。现在想把我挤走(指杨荫榆等排挤鲁迅/编者），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与××的谈话，录自俞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老虎(指章士钊，因时章办《甲寅》杂志，以“寅虎”故，因称之/编者）没有办法：下了冷口(指在女师大风潮中，章士钊撤了鲁迅的佥事职/编者）。这是意料中事，不过为着揭穿老虎的假面目，我要起诉。律师只能为富人争财产；为思想界争真理，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此时鲁迅不再抽劣等烟，而是抽较贵的“海军”牌香烟了/编者）官总是要丢的，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这事已经酝酿很久了(指章士钊撤鲁迅佥事职/编者），我不理他，看他还有什么花头。这是他不得不破着脸皮来的一着。·与尚钺的谈话，录自尚钺《怀念鲁迅先生》，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2集。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指章士钊，因章士钊办《甲寅》周刊，以寅属虎，故称/编者），在扮演周处(240～299年。晋人。少时，乡人称他为“三害”——含蛟与虎——之一。后竟斩蛟射虎，发愤改过。吴时为东观左丞，晋时任新平太守后迁御史中丞/编者）或武松。·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刀是防外来不测的，那里是要自杀。你真是个傻孩子(据传，鲁迅房里有两把刀，一把放在书架上，一把放在床褥下。一天，果被许广平搜出/编者）。·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文收江苏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许广平文集》。赴厦门途中“那时候，已经感觉到糟了!但是因为军人们(指鲁迅与许广平在南京的一个旅馆中，遇上了来搜查的孙传芳军人/编者）只翻行李的底层，却没有注意到在最上面的党员证。”(指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编者）(增田涉问：“如果发现了会被杀死吧?”)“大概是要被杀掉的，因为那时的国民党员，如果被发现了，马上就要被杀的。”·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
第7节：与章衣萍的谈话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在厦门“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恰好这时候，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与章衣萍的谈话，录自章衣萍《枕上随笔》，文收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枕上·窗下·风中随笔》。“这事(指鲁迅应中山大学之邀事/编者）在数月前已经提起了，不过那时厦大已先聘定了，并且语堂先生等都是好朋友。现在学校对你们怎么样?”“他自己称是是孔教徒，曾著过一本‘孔什么纲’。”(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著的《孔教大纲》/编者）。“做到是做了两年(指鲁迅与厦门大学聘约/编者），但是这个管不了许多。他(指着伏园)前次到广州也是这样的。·与李淑珍的谈话，录自李淑珍《与鲁迅的一席话》，文刊日《厦声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你们打着代表(厦门大学文科全体同学派金工等四人赴鲁迅住所挽留先生/编者）的头衔来，所以我不会。”·与金工等的谈话，录自金工《鲁迅在粤的片断回忆》，文刊日《华西日报》，转自《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我统计所有的不动产，只有在北京一所房子，这房子是去年花八百元买来的。这样说来，我捐二角给厦门大学，未始不比陈嘉庚不慷慨了(这是按照陈嘉庚所有财产与供给厦大经费的比例而言)我钱捐了，收条却还没有拿到呢?(此语似较上一段有更大的权威性/编者）·日在林文庆于鼓浪屿大东旅社饯别鲁迅的宴席上讲，见探秘《鲁迅君的作风》，文刊日香港(华侨日报》，转录自1999年第10期《鲁迅研究月刊》林敏洁《向金钱世界挑战》。最近我想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一点，可是这儿的饭菜又吃不惯，所以只好自己动手来烧菜了。无非是想增加一些营养，多延长几年寿命，给那些讨厌我的人，多讨厌几年。·与俞荻等人的谈话，录自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文收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的本领比我高，我是连“似乎之类”，也没有法子的。肚饥的时光，只好吃点心和散拿吐瑾(译音，德国柏林出的一种补脑健胃补品/编者）。·与川岛的谈话，录自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文刊1957年《红旗飘飘》第1集。在广州(黎锦明问：“你在广州觉得愉快吗?”)“不能说愉快，也不能说不愉快。我觉得这地方还好……”(黎锦明提到“革命”两个字。)“我听见到的，这里的工人，似乎不大知道革命要做些什么。口里讲，实际并没有做。不过要认真做起来，也许很不易……我跟伏园讲过，很巧——他也有这种感想。”(黎锦明又说：“您大约能负一下这指导责任。”)“我们都这样想过来的，可是，这种事不会分到我身上。”“这问题，我是无可无不可，但不过……总未免近似过甚——我自己呢，既非党的首领，更非任何要人……”·与黎锦明等的谈话，录自黎锦明《两次访钟楼记》，文刊1936年12月号上海《青年界》第10卷第5期。广州中山大学钟楼。鲁迅初到广州，曾居住在这座钟楼上。怕找不到说话的材料，原因是(一)没有什么可闹的事，就不会引起多写文章的机会，(二)因新到和语言的关系，对于地方的事情太隔膜，要说话也无从说起，半年来在厦门大学，不能写出什么文章来，就是为此。·与钟敬文等的谈话，录自钟敬文《记找鲁迅先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我曾在一个周围皆壁，一动即碰的地位，而我又不能不动，所以非碰不可，因此我便写了许多文章。此刻到广州来，即无壁可碰，文章也作不出了。这里没有什么可骂，而且用不着骂，所以骂的文章也不必作了。我因为不懂此处方言，各种情形都没有深知，所以不能乱骂。·与尸一等的谈话，录自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新来广州，住在大钟楼，一切世事都不知，哪里有话可说?(广州文艺界)太沉寂了，该起来说说话，干下(原文如此/编者），说着总比睡觉好，干着总比闲手好。·与清水等的谈话，录自清水《回忆鲁迅在广州》，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我们应该同创造社的人联合，对文化有所贡献。·与许广平的谈话，录自许广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欣慰的纪念》。在南方各地讲演，最苦的是语言不通，要通过翻译。·与李霁野等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去!只怕起不了太大效果!(指刘弄潮来邀赴黄埔军校讲演/编者）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第8节：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日与刘弄潮的谈话，录自熊巢生《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文刊1989年第12期《鲁迅研究动态》。你们看怎么办?学生被抓走，学校有责任，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如果军队可以随便到学校乱抓人，学校就没有一点安全保障了。·与中山大学同仁的谈话，录自何思源《回忆鲁迅》，文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发传单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但这次的传单(指“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学生为反抗大屠杀而散发传单/编者）是在白色恐怖的血腥统治下发出来的，有声有色，而且还有罢工行动，却不平常。时代的悲壮剧刚刚拉开序幕……·与廖立峨、何春才的谈话，录自何春才《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事迹和谈话》，文刊《鲁迅研究资料》第13辑。倘若有人问我，可曾预料在“革命”的广州也会有那样的屠杀；我直说，我真没有料到。姑不论我也是抱着“美梦”到广州去的，在那里，还在“合作”的时候，我就亲眼见过那些嘴脸，听过那些誓言。说我深于世故，一切世故都会没有用的……还是太老实，太相信了“做戏的虚无党”，真上了大当……我终于吓得口呆目瞪……血的代价，得的教训就只明白了这上当。·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我只是弄弄文学的人，以为对于战斗的青年有些小帮助，有时还是特意为了满足他们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样去细想过。到我那里来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产党员罢，但我也只是风闻，他自己不说，我是不去问的。头几天还见过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这回也还是青年教训了我。……我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总胜于老人，世间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将来总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杀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亲自捕人。过去军阀杀青年，我悲愤过，这回我还来不及悲愤，早已吓昏了。我的进化论完全破产!·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与冯雪峰的谈话，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雪峰文集》第4卷。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统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逮捕了。·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1956年第19号《文艺报》。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以压迫。因而有一次，大学里来请我讲演，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收《而已集》/编者），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域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在如此不合理的政府底下是不能教育青年的，我走。·与内山完造的谈话，录自内山完造《鲁迅先生》，文载1936年11月《译文》第2卷第3期。也有过那样的事啊(指广州事变后，一些学生充做侦探来探问鲁迅动向/编者）。实际上，他们是没有做侦探之类的资格的笨蛋啊!(增田涉问：“那是学生吗?”)是学生，但什么都不懂的，因为反动派的爪牙就是那样的。说到学生，还有奇怪的家伙啊，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在值班，因为没有别人在，有时就来威胁，但是我并不害怕，鲁迅迁出中山大学后居住的地方——白云楼（广州东堤白云路26号）。因为习惯了呀。有时是用腕力来胁迫的，我呢，我也是“无赖”，就把那学生痛打了，这样一来就跑掉了，哈哈哈……“那时候，我总是在枕头底下放着手枪。”(这末一句在《鲁迅传》的初稿上是有的，后增田涉让鲁迅看此书稿，鲁迅将此句勾掉了/编者）·与增田涉的谈话，录自增田涉著，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鲁迅的印象》。瑞典人S托人来征询我的作品，要送给“管理诺贝尔文学奖金委员会”，S以为极有希望的，但是我辞谢了。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倘因为我是黄色人种，特别优待，从宽入选，反足以增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媲美了，结果将很糟。·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第9节：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外国人要发给我奖金(指诺贝尔文学奖/编者），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是黄脸皮的缘故。我们并不是为了获得外国的什么奖金而工作。我们要拿出真实的成绩来。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我们认为是应该干的有意义的事业。·与黄新波等人的谈话，录自黄新波《不逝的记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回忆录》第2集。在上海我不再去了。我到上海来并不想再教书的。易培基硬要我去讲课，我当时想这也好吧!但他们标榜着无政府主义，大讲其人道主义，也竟然作了这等事(指日上海劳动大学逮捕学生事件/编者）！我不再到那里讲课就是了。·与杜力夫的谈话，录自杜力夫《永不磨灭的印象》，文收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鲁迅回忆录》第1集。我到上海以后，日报是看的，却从来没有投过稿，也没有想到过。……我写文章，时常不能把话直说，也不能把话完全讲出来。·与黄源的谈话，录自黄源《左联与文学》，原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辑。我们趁夜车，为的是避开烈日，凉快一些。二等车上乘客并不多。到了嘉兴才吃晚饭，在原车箱里叫了三客“西餐”。我早就感觉到，有两个伪宪兵在注意我们。他们一长一矮，长的猴头鸟颈，矮的脸面像个三白西瓜。他们在车箱门口的一角，四只眼睛盯我们一阵，鬼鬼祟祟地谈一下。我们说说笑笑，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终于他们走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三白西瓜脸的矮子当先，猴头鸟颈的跟在他的后面，说是要看看我的带着的手提箱(就是要检查)。“你们看好了!”我重声说。“箱子是你们的，要你们打开来。”三白西瓜脸说。“是你们要看，”我加重了语气说，“不是我们要你们来看!”“但箱子总是你们的，我们不好来打开。”“我们允许你们打开来看，不是就好了么!”三白西瓜脸做了个手势，猴头鸟颈的揭开箱子盖略略一看就重新盖好。“我们闻到一股香气，”三白西瓜脸说，“好像是乌烟的。”“香气是大菜的，”我狠狠地盯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鼻子是这样的么!”三白西瓜般的脸面顿时转红，猴头鸟颈的长子也就呆住。我知道，叫他们自己打开箱子来看，这就使他们失望了。如果箱子里真的藏着鸦片烟，那该早就准备好了“红纸包”，暗暗地把红纸包塞给来检查的人的手里就是了。·与许钦文、章矛尘、孙斐君的谈话，录自许钦文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鲁迅日记〉中的我》。你若要进去(指走进当时创造社办的“革命咖啡馆”/编者），你须先问一问：“这是第几阶级的?”否则，阶级弄错了，恐怕不大好。·与郁达夫的谈话，录自陈子善、王自立编注，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郁达夫忆鲁迅》。你们(指当时的“革命文学家”/编者）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与F君(冯雪峰)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我译这些书是给那些从前专门以革命文学为口号而攻击我的人们看的。这样，可以使他们少乱讲而更明白些了。”“同着这些人们是辩不清楚的，我们还是多从事根本介绍的工作吧。”·与柳静文的谈话，录自柳静文《关于鲁迅先生》，文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辑。(1929年春有一天，鲁迅听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在北四川路书店的楼上咖啡座开会)“走，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面前，看他们怎样对付罢。”(于是鲁迅带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一起真的去了，而且坐在咖啡座中间一个长台子上)“什么人来也不让。”(结果坐了半天，创造社并未开什么会。回去时在归途中)“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与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的谈话，录自荆有麟著，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版《鲁迅回忆断片》。好意(指日鲁迅自北京南返，一友人为了安全，订卧铺时用了化名/编者）可感，不过要认识我的人依然会认出我。这点小事也会被人拾取来对我大加奚落，但是我不想从这些人博得勇士的荣衔。·与李霁野等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我曾给北方一个政客写过一封信，但是没有得到复信；我知道有一个政客还算帮了忙(指为营救被张作霖拘押的李霁野等人/编者），骂他们是“一丘之貉”，有时也有点冤枉呢。·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我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段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还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
第10节：与长尾景和的谈话中国因为有许多迷信，所以中国人是不喜欢拍这种照片的(指鲁迅给长尾景和看的他穿着衣袍在一墓穴中照的照片，他身旁还有一具棺材/编者）·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见《文艺报》1956年第19号。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里面装满了书，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与长尾景和的谈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什么时候你再来中国啊，一定会有好日子来到的。·与长尾景和告别时的话，录自长尾景和《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文刊《文艺报》1956年第19号。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与周建人的谈话，录自周建人《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文刊1973年第5期《中国建设》。我总是吃亏的，几乎每印一次画集，我都赔本。例如《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集》、《士敏土之图》……这些，现在统统都送光了。·与白危的谈话，录自白危《难忘的会见》，文收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忆鲁迅》。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什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用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我发起好了……·与许寿裳的谈话，录自许寿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生活——前五年》。危险自然是有的，作战哪里有万全的事，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不过在下手之前，他们是要考虑后果的，他们愿意杀人如麻不闻声，但这个如意算盘在我身上不容易打。他们因此就另想毒招：把我的声音闷死，使我成为活尸。不过他们是办不到的。·与李霁野等人的谈话，录自李霁野著，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风度》。唔，我的存在如果方便蒋介石政权的话，就不会被杀，但是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假以共产党的口实给杀掉了!他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事，马上就会加上共产党的罪名啊!·与山本实彦的谈话，录自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文刊1936年12月号日本《改造》。对我下了逮捕令。——在中国，下了逮捕令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在公开场合活动。跟在逮捕令后面来的，便是暗杀。·与圆谷弘的谈话，录自圆谷弘《与鲁迅对话》，文刊1936年9月有斐阁版《中国社会的测量》，1991年第5期《鲁迅研究月刊》转载。那男子(鲁迅等车时，一个男子，后来是一伙人围住了鲁迅/编者）说，政府虐待我是不对的，而我却回答说，政府大约也有政府的想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家伙是个政治流氓，听说在广东曾经从苏联拿过十万元，现在是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