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器到青铜——夷夏先后说之考古人类学论证 - 另眼看历史的日志,人人网,另眼看历史的公共主页
据新泽西警方消息，本周六，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数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纳什在一场出租车车祸中身亡。(mo) 9
从石器到青铜——夷夏先后说之考古人类学论证
古学家关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细节，人类学家寻求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通则。最近一个世纪东亚考古学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全方位（holistic）研究才能透视人类文化的来龙去脉。裴文中认为&第四纪时期&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上的动物群是一致的，日本九州早水台遗址与中国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石器文化遗物有许多共同之处。[1]日本学者也认为东亚大陆与日本旧石器时代有交流。[2]大约1.2万年前玉木冰期结束，大陆与日本陆桥消失，正是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关键时期。竺可桢注意到周王朝建立前后地球又进入寒冷期。[3]&绳纹中期小海退&为东亚大陆与日本列岛的交通提供自然地理条件。[4]绳纹文化后期石器中&大陆系石器&在增多，说明当时利用&小海退&有较多的海上往来。[5]类似的旧石器文化传统和新石器文化交流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同质性的基础。
一、夷与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
&&&&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称之为绳纹文化，一般分为初期、早期、中期、晚期和末期。初期（1 BC）九州岛上出现了季节性定居点和原始陶器。早期( BC)出现了永久定居点：有更大的半地穴式住房，更多的陶器，更好的生计手段和自然条件，逐渐形成了定居生活方式。[6]韩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称之为有纹陶器（Chulmun）文化，始于陶器和半地穴式住房，终于巨石建筑和无纹陶器（Mumun）文化。[7]早期(BC) 以采集和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晚期( BC)出现了小规模的农业。[8]无纹陶器或青铜时代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存方式。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多彩，南北东西早晚各具特色，未有统一名称。概言之，东亚新石器文化可称之为定居农业文化，兼营渔猎采集，具有明显的共同性。相对于西亚而言[9]，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如下特征：陶器出现较早，没有前陶新石器时代；以粟和稻为主要作物；以猪和狗为特色家畜；居住单间半地穴或干栏房屋；较早利用桑蚕、苎麻、树皮布、桐油、山漆等；以土坑或瓮棺为主要埋葬方式；崇尚玉器；重视祭祀。
1、粟、稻与菽
粟(Setaria italica subsp.italica)是欧亚大陆最古老的谷物之一，中国被公认为粟作起源中心。[10]中国北方主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不断有粟出土，河北磁山文化、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粟作遗存尤为重要。磁山遗址出土碳化粟粒估计超过十万斤，创造了考古遗址中粮食出土的奇迹。[11]兴隆沟遗址出土粟粒和黍粒表明八千前已开始了旱作农业。[12]考古植物学研究表明粟是北方新石器时代主要作物，其次是黍(Panicum miliaceum)。[13]同位素分析表明新石器时代粟等C-4作物不仅是北方人的主要食物[14]，亦是猪、狗的主要营养来源。[15]
粟的野生祖先（fox millets：Setaria italica subsp.viridis）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包括日本列岛和非洲。欧洲、非洲和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均有粟作农业，但唯有在东亚新石器时代粟是主要作物。遗传学研究表明粟具有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可以分成不同的亚种或品种，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驯化过程。[16]其中常用于祭祀的粘粟（waxy foxtail millet ）GBSS1基因突变起了关键作用，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东亚。[17]在韩国和日本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亦发现了以粟、黍为作物的&杂谷&农业文化遗存。[18]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化过程可以分成两个类型：旱作杂谷和水田稻米农业。东山洞贝丘中发现了粟与黍和锄形石器等表明四五千前韩半岛已有了旱作农业。&[19]
粟作为东亚本土驯化的作物不仅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崇高的精神意义。粟又称稷。[20]《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国语&鲁语》：&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相传神农种粟，周人的祖先被尊为稷。五谷神稷与土地神社合称社稷，社稷是国家的象征。《孟子》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社稷坛在中国、韩国均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粟在东亚民俗生活中具有特别意义，是夷文化的标志之一。[21]
水稻（oryza sativa L.）国际上一般分成两个亚种日本稻(oryza sativa japonica)和印度稻(oryza sativa indica)，中国分别称之为粳稻和籼稻。前者并不起源于日本，后者可能起源于印度。不少中国学者笼统地认为它们均起源于中国。最近舞阳贾湖遗址炭化稻米又被确定为迄今为止最早的栽培稻，淮河流域也成了栽培稻起源地之一。[22]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古今均无野生稻分布，根据北方史前遗址稻作遗存的植物硅酸体研究均为栽培稻，且为粳稻。[23]
实际情况十分复杂。佐藤洋一郎等用DNA证明粳稻和籼稻的差异在驯化之前就出现了。粳稻源于多年生野生稻（oryza&&rufipogon），籼稻源于一年生野生稻（oryza nivara）；日本、韩国和中国北部出土的稻均为粳稻。[24]粳稻是中国水稻的主要遗传类型，通过同功酶研究肯定了粳稻源于多年生野生稻。[25]史前多年生野生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早于河姆渡文化的稻作遗存不断发现，表明长江流域的先民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开始将多年生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实践。最早的稻谷见于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年代均超过一万年。[26]有稻谷不意味着有稻作，还要有相应的生产工具等。目前比较公认的栽培水稻见于约八千年前贾湖遗址，人骨同位素分析表明稻谷已成为贾湖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27]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已初具规模，奠定了水田稻作的基本模式。
应用RFLP标记研究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与分化，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所有野生稻归入野生稻组，栽培稻归入籼稻组或粳稻组，表明籼、粳稻几乎同时从古老野生稻驯化而来。[28]王象坤等认为长江中游-淮河上游是稻作起源地，原始栽培稻驯化过程中有数千年的强化时期；同理源于一年生野生稻的籼稻可能起源于南亚。[29]中国和南亚为亚洲两个相对独立的稻作起源与演化中心。籼稻、粳稻分别驯化正逐渐被证实。[30]但疑问仍然存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粳稻源于东亚。
东亚水稻栽培源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成熟于贾湖、河姆渡文化时期，到了晚期仰韶、龙山时期传播到了黄河流域，并且不断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胶东半岛龙山文化时代栖霞杨家圈遗址和渤海湾青铜文化时代大嘴子、双坨子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为传播提供了证据，但朝鲜半岛发现更早稻作遗存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31]朝鲜半岛四千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稻作遗存。[32]到了青铜时代稻作农业才普及。[33]日本在绳纹文化中期或晚期开始有了稻作，到弥生时代才出现大规模的水田稻作农业。[34]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的水稻生产渊源于大陆系统的农耕文化。[35]类似的自然环境是稻作文化传播的客观基础。[36]相似的石器工具及木制农具的发现也证明了这一点。[37]稻作文化是百越先民的创造，亦是照叶树林文化带的核心内容。
菽即大豆。栽培大豆 (Glycinemax) 公认起源于中国。文献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研究表明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38]戎或东北夷是最早种植大豆的人。多学科综合研究表明春大豆生态类型3-4000年前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及东北地区；麦豆秋杂二年三熟区夏大豆生态类型2000年前起源于黄淮地区；稻豆两熟区夏大豆生态类型起源于长江流域。[39]豆作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大豆是固氮植物，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恢复土地肥力。因此土地不必休耕或拋荒，农耕生产可持续进行。大豆蛋白质含量高，正好弥补东亚定居农民植物性饮食蛋白质低的缺憾。丰富多彩的豆制品是东亚饮食文化最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栗等坚果在绳纹时代经济生活中有特别的意义。[40]木本植物比草本植物更重要。[41]桃、枣、柑、橘、杨梅、芋、大豆、竹、大麻、苎麻、漆树、茶、腊梅、菊、牡丹、木槿、樱花等亦是东亚的特色栽培植物。粟（稷）、大麻、桃子可能是渭河上游、黄土高原和秦岭边缘的先民首先驯化的，华北平原可能是粟、桑、核桃、枣和榛的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可能是水稻、荷、菱、苎麻、杨梅、漆树及竹子的驯化地，长江上游则是薯、芋、葫芦和小豆的故乡，而大豆栽培始于东北，其中桑、水稻和苎麻是有中国特色的植物。[42]东亚农业奠基植物是由不同地域的先民驯化的，不约而同地利用同一种植物是完全可能的，绝不是单一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从民族植物学考察，正是这些植物奠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基础。
2猪、狗与鸡
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的传统，无&豕&不成&家&。在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北起兴隆洼南到甑皮岩[43]，西自仰韶东到龙山。用猪或猪下颌骨陪葬不仅具有宗教意义[44]，亦是财富和政治权威的象征。[45]猪在东亚新石器时代畜牧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的陪葬物品。这种格局到青铜时代才改变：青铜礼器[46]和马[47]分别取代或部分取代了玉器和猪的地位。
野猪(Sus scrofa)与粟一样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其附近岛屿，遗传学研究表明欧洲和东亚家猪有明显的不同，分别起源于西亚和东亚。[48]欧洲和南亚亦可能是家猪的起源地之一。[49]西亚是公认的家猪起源地。[50]东亚家猪源于东亚野猪，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以确定。[51]通过来自中国、东南亚、印度的567只家猪和155只野猪的mtDNA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家可追溯到同一世系D，其中包含多个支系D2、D3、D4、D1b和D1a2；根据系统发育地理图可推断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52]
兴隆洼人猪合葬意味深长。大约八千年前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猪骨可以确定是家猪。[53]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部分被确认为家猪，也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实例之一。[54]日本和朝鲜半岛亦有野猪分布，与家猪亲缘关系密切。[55]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均表明东亚诸民族具有养猪的传统。[56]
狗被认为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不仅是人类天生的朋友，亦是肉食来源之一。家狗源于野狼已经得到公认，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仍在争论推测中。[57]张卫平等通过对世界范围内654只家狗的mtDNA研究发现其中95％可归为三群，而东亚狗表现出更大的遗传多样性；由此推断家狗源于大约15000年的东亚。[58]作为旁证有人发现新大陆[59]和澳洲[60]的狗源于东亚或旧大陆。另外一群科学家用类似的方法发现犬与东南欧狼有亲缘关系，并且推断至少欧洲犬起源于欧洲狼。[61]有1年的化石作为佐证，支持犬或狗的多地区独立起源说。[62]通过来自欧洲、西南亚、西伯利亚、东亚、非洲和美洲的10只公狗Y染色体研究表明世界上的犬源于至少五个不同的狼群。[63]狗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布异常广泛，还可以和狼回交，不大可能起源于一时一地。[64]青铜时代以来欧亚大陆中、西部的犬跟随印欧人进入了东亚，因此现代东亚犬或狗表现出更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65]、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舞阳贾湖、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陕西省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狗的骨骼或陶狗。大汶口、龙山文化中狗与龟陪葬普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66]舞阳贾湖已有龟、犬陪葬，太平洋沿岸地区流行龟祭和犬祭风俗。[67]
在东、西方文化或游牧与农耕民族文化中犬或狗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语言学研究亦可得出类似的结论,犬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中对狗的称呼。农耕与游牧民族对狗或犬态度明显不同。直到最近狗仍然是部分继承了夷文化传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人的肉食来源之一，这在游牧民族或印欧人看来无异于吃人肉。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江西万年仙人洞和陕西半坡遗址中发现了原鸡的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河北省武安磁山、河南省新郑裴李岗、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有鸡骨出土，可能是家鸡，是目前世界最早记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常有鸡骨或陶鸡出土，鸡可能是唯一家禽。甲骨文有鸡字，为&鸟&旁加&奚&的形声字；殷墟发现有作为牺牲的鸡骨架，鸡为六畜之一。
家鸡（Gallus domesticus）源于红原鸡（Gallus gullus）。红原鸡分布于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达尔文提出家鸡是由红原鸡驯化而来，这已被线粒体DNA研究证实。[68]&2004年多国科学家公布了红原鸡基因组图谱：鸡的基因组规模相对较小，相当于人类的1/3；基因总数却相近，为2-2.3万个，有60%的基因相同。[69]将红原鸡与肉鸡、蛋鸡和中国乌鸡的基因组对比发现家鸡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严重地近亲繁殖，有较大的遗传多样性。
一般认为西亚或西方家鸡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 B.C.）。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驯养鸡是可能的。鸡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云鸡头有冠，是文德；足有距能斗，是武德；敌前敢拼，是勇德；有食呼同类，是仁德；守夜报晓，是信德。东亚民间将鸡视为吉祥物，可以避邪除害。
鸡、狗、猪和人一样是杂食动物，特别容易和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它们的驯化与人类的自我驯化大体同步，也就是说人类在驯化它们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驯化。有了这些畜禽人类才逐渐放弃狩猎采集，进入生产经济时代。老子的理想世界是&鸡犬之声相闻&，没有鸡狗难成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鸡、狗和人的关系异常密切。在中国正月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是猪日，初四是羊日，初五是牛日，初六是马日。六畜排完了，才轮到初七&人日&，可谓意味深长。&鸡豚狗彘&或&鸡狗猪彘&与东亚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是东亚夷人分别驯化了这三种动物。
日本最早宣称发现了万年以前的陶器，中国、韩国亦相继有万年左右陶器出土的报道，俄罗斯远东地区亦发现了早期陶器。Kuzmin做了系统考察，认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和中国的陶器均可追溯到1 B.P.，是三个相对独立的起源中心。[70]在东亚陶器的出现可以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标志。[71]三地陶器确实各具特色，可能自成体系。但俄罗斯远东地区与日本早期陶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可能有渊源关系。
日本代表性早期陶器见于神奈川县上野遗址和长野县下茂内遗址，除无纹陶器、刺突文或窝文陶器外，还有隆起线文陶器。[72]早期陶器与神子柴系石器同出，而神子柴系石器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传统石器；在嘎夏（Gasha）、富米(Khummy)遗址亦发现了时代相当的类似的陶器。[73]
韩半岛陶器或土器亦可追溯到一万年前。李亨求注意到韩半岛有纹陶器与中国东北和华北陶器的相似性。[74]任孝宰也认为韩半岛新石器时代陶器与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红山文化有联系。[75]青铜时代韩半岛的代表性陶器美松里土器源于辽东地区。[76]韩半岛与中国东北地区的陶器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属于同一个系统；弥生时代影响到日本，改变了日本陶器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陶器亦可能有不同的源流。[77]广西甑皮岩遗址第一期出土的釜形器被认为是中国最早陶器。[78]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遗址亦有类似陶器出土。这与黄河流域流行的三足器以及北方的平底陶器明显不同。秋山正午认为这正好与稻作、粟作、狩猎采集经济生活方式相对应。[79]
陶器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性器物，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定名或分区分系的主要依据。[80]鼎源于东南，鬲起于西北，鼎、鬲是东亚独特的陶器。因此，有人称中国新石器文化为&鼎鬲文化&。鼎、鬲可以作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传播的指示剂。
东亚无疑是陶器的起源地，绳纹陶器持续了近万年，彩陶亦可追溯到七千年前。仰韶文化彩陶的数量与龙山文化黑陶的质量空前绝后。原始瓷器可以追溯到约四千年前，瓷器源于中国无可争议。陶瓷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4、半地穴与干栏
住房是定居的主要标志，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住房多为半地穴式，且有由半地穴式向地面建筑发展的趋势。磁山遗址发现了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兴隆洼[81]、赵宝沟[82]、仰韶文化聚落遗址均为半地穴式住房，并有类似的房屋布局或聚落型态。奇怪的是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住房有由大到小的变化趋势。兴隆洼的住房大多是20-60平方米，而红山文化大多只有10-20平方米[83]。这可能与人口增长，资源逐渐短缺有关。
日本列岛和韩半岛亦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住房及聚落。日本陶器出现之后半地穴式住房明显增多，并开始贮藏食物；人类逐渐由旧石器时代的游动生活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生活。绳纹中期半地穴住房相当普及，并形成了许多以长方型大型住房为中心的聚落。韩半岛半地穴住房延续到青铜时代晚期，圆形、方形、长方型大房同见于青铜时代典型聚落遗址松菊里。
中国南方炎热而潮湿，新石器时代已有干栏式建筑。河姆渡干栏式建筑，其中一所长房面积达160平方米（23&7），可与兴隆洼、仰韶文化的大房交相辉映。东南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式建筑与现代西南地区民居非常相似，有源流关系。
这种干栏式建筑随着稻作文化传播到了韩半岛和日本。日本绳纹文化晚期发现的竹木制容器和江南地区夷越民族有着密切联系。日本铜铎和铜镜上所反映的&底架桩柱和脊短檐式屋顶的干栏式建筑&与大陆江南地区建筑相似。
以土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半地穴式住房和干栏式建筑是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居住场所，其房屋形状和聚落型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与西亚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房屋以及迷宫一样布局迥然不同。
5、桑、蚕与丝绸
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良渚文化丝织品说明东亚约4700年前就有了养蚕和丝织业。[84]最近钱山漾遗址又有丝绸出土，提供了新的证据。[85]河南青台遗址所出的仰韶文化炭化丝织品经鉴定含麻布、丝帛及罗纹丝织品。[86]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带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的牙雕盅形器以及麻线、纺轮和原始的织机零件，可以作为丝绸生产的佐证。[87]汉代以前丝绸文物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两大地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丝绸遗迹遗物集中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后来扩大到中游，并以两湖为中心，最后才到上游四川一带。[88]中国丝织与养蚕技术的出现是相继发生的，丝织大概起源于河姆渡文化，养蚕成熟于仰韶、良渚文化。[89]
山西夏县西阴村1926年出土半个蚕茧可能属于仰韶文化。[90]河北正定南阳庄[91]和山西芮城西王村出土仰韶文化陶蚕蛹被认为反映的是家蚕。[92]内蒙古那日斯台亦发现红山文化玉蚕，但辽河流域似乎没有桑树，可能只表示蚕崇拜。[93]中国的蚕业已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有人主张家蚕起源于黄河中游，[94]泰山周围的夷人可能是最早利用蚕丝和驯养家蚕。[95]蚕丝业的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可能都是蚕丝业的起源地。家蚕（Bombyx mori L.)由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驯化而来，但对家蚕分化有不同观点。家蚕作为一个物种演化成了不同的地理种群或生态类型，如中国种、亚热带种、日本种、欧洲种等。每个种群中又有若干个品种，其生态和经济性状均各具特征。蒋猷龙认为家蚕从多化到一化方向演化，多化性分化最早，有多个起源中心。[96]吉武成美依据同功酶多态性，提出一化性品种为家蚕的起源中心。[97]他们合作研究支持家蚕一化性品种为起源中心的观点。[98]但是一化性品种又分三眠、四眠，其间的差异非常大。利用 RAPD标志对不同系统、化性和眠性共六类59个家蚕品种及野蚕进行研究证明中国一化性四眠种是最早从野蚕中分化出来的系统；一化性四眠种与亚热带种、二化性四眠种较亲近，而与一化性三眠种较疏远。[99]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11个地区的野桑蚕和25个家蚕品种研究进一步证实家蚕起源于中国野桑蚕，但家蚕可能是由多种生态类型(包括一化、二化、多化)混杂的野桑蚕驯化而来，其后几千年的人工饲养、选择才演化成不同的家蚕品种。[100]不同地域中国野桑蚕个体之间及其与日本福冈野桑蚕个体之间均呈现出丰富的DNA多态性。[101]
人工养蚕技术的产生，不仅与丝织技术的产生有关，而且与栽桑、家畜、家禽饲养有关。[102]中国古代经济以农桑为本。桑大致可分为三种：乔木桑、高干桑和地桑。乔木桑一般是野生桑树，自然高大，不利采摘。高干桑由乔木桑修整而成，截去树梢，形成较矮树冠，便于采摘。地桑树干接近地面，采摘方便，桑叶质好量多。乔木桑、高干桑广泛分布于长江黄河流域。地桑是栽培桑种，由人工选择培育而成。甲骨文中桑字有多种写法，可能分别表示乔木桑、高干桑和地桑。[103]乔木桑、高干桑一般生长在屋前房后或路边野地，地桑才是大田作物。卜辞中已有桑田：&王其省桑田，湄日亡灾。&（《合集》28917）沧海桑田由来已久。三代野生桑林依然存在。《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雨乃大至。&罗泌《路史余论》：&桑林者，社也。& 宋之有桑林，齐之有社稷，楚之有云梦，如燕之有祖也。
蚕、桑、丝绸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系列发明。[104]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刺绣是十分复杂的技术活动，其繁复过程至今难以理解。丝绸一开始就是奢侈品，在古代东亚人精神生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新石器时代丝绸是可以和玉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是&玉帛古国&的象征。安阳殷墟出土过形态逼真的玉蚕，武官村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或帛。甲骨文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甲骨。[105]&&三礼&《仪礼》、《周礼》及《礼记》有祭祀&先蚕&的记载。蚕、桑、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同时对近邻韩国、日本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106]
6、耒、耜与耒耜
东亚最早的整地工具耒和耜是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本土农具，亦是东亚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先是木耒，后有木耜，稍后又发明了石耜和骨耜。早期的耒就是一根尖木棍，单尖演变为双尖，称为双尖耒；单尖木耒的刃部发展成为扁平的板状刃，就成为木耜。[107]史前木质耒、耜不易保存，近代西南边陲仍有人用耒、耜耕种。陕西临潼县姜寨和河南陕县庙底沟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过使用双齿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迹。[108]木耜的刃部容易磨损，后来就改用动物肩胛骨或石头制作刃绑在耜上，成为骨耜或石耜。目前发现早期骨耜最多的地方是距今7000年左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109]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以及辽宁、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很多石耜。
&《周易&系辞》：&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山东武梁祠有石刻神农手执耒耜图。相传尧舜禹常用的农具就是耒或耜。《韩非子&五囊篇》：&禹之王天下也，身秉耒臿，以为民先。&耒、耜是三代主要农具。《夏小正》：&正月农纬厥耒。&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耒、耜仍是东亚农民必备的生产工具。《管子&海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孟子&滕文公》：&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当时流行圆足布、方足布、尖足布，很可能就是仿农具而作。
徐中舒《耒耜考》系统考述了耒耜的形制、古代耕作状况和汉代牛耕的兴起。[110]耒的齿端套上金属刃，工效倍增，又称之为耒耜。耒耜是人力复合工具，离畜力犁的发明仅一步之遥。犁是复合农具或农业机械，是外来农具的标志。犁亦可称之为耒耜，因此陆龟蒙《耒耜经》记述的是唐代江东曲辕犁。
东亚紧靠太平洋，凌纯声认为以栰、舟为象征的海洋文化是东亚最古的基层文化，栰排、方舟、戈船、楼船均起源于中国。[111]应用天然木头或竹子跨江渡海应该是旧石器时代的发明，独木舟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传统；否则人类难以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也不易跨长江过黄河分布到整个东亚地区。目前东亚最早的独木舟见于八千年前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显然不是原始的独木舟。[112]用数根天然木头做成栰或用竹子做成筏，跨江渡海应该非常古老，但考古学上难以证实。&併两船为方舟&，方舟（double canoes）亦常见世界各大洋，不太可能是东亚的发明。栰、舟无疑是中国最古老的交通工具，是东亚底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戈船又名边架艇(outrigger canoe)，是古代太平洋上最常见的航海工具。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早期独木舟、福建连江西汉独木舟、广东化州东汉独木舟、广西钦州茅岭江东岸独木舟，与许多太平洋边架艇风帆独木舟结构类似，中国可能是戈船起源地。[113]竹筏无疑是东亚特产，竹子中空如天然的水密仓，为后来中国发明大型船舶水密仓提供了天然模样。
夷文化具有厚重的海洋文化性质。夷人靠海用海，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来源，还将海贝等作为装饰品、货币和铲、锄等工具。东夷人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东北亚海上越渤海抵辽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同时东夷人产生了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信仰习俗。[114]&&岛夷&&百越&善于用舟。《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南岛语族与史前百越土著先民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戈船、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几何印纹陶遗存为探索东南沿海与太平洋诸岛交通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汉唐以来,环中国海成为世界海洋商路网络中最繁忙的段落,被视为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香瓷之路、茶叶之路的起点。从海洋族群变迁与基层海洋文化特征看,被传统史学誉为汉人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实际上是史前东南土著海洋文化内涵的传承与发展。[115]
8、土坑墓与瓮棺
土坑墓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墓葬形式；瓮棺葬是东亚新石器时代颇具特色的墓葬方式。瓮棺葬（jar burial）以瓮、罐一类陶器作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亦用来葬成年人。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常有儿童瓮棺葬，多数埋在居住区附近或室内，也有专门的儿童瓮棺葬墓地。最早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舞阳贾湖遗址，有罐、鼎、甑、盆等，上面扣钵。[116]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117]半坡遗址精美陶器如人面鱼纹、人面纹和鹿纹彩陶盆多等出自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只在仰韶文化阎村类型盛行。有一种大型瓮棺被称为伊川缸，如临汝阎村鹳鱼石斧图陶缸[118]&和洪山庙遗址金鸟负日图陶缸。[119]石家河文化瓮棺葬成人和小孩，有的瓮棺内有玉器。[120]
瓮棺葬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用尖底瓶等器物放孩子的尸骨，龙山时期则使用蛋形瓮[121]、陶鬲、陶罐，商周时期发展到专门制作瓮棺。《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相吻合。[122]
瓮棺葬作为东亚本土葬俗流传广泛而持久。一些&西南夷&至解放前还保留这种习俗；在东方流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朝鲜半岛青铜时代流行瓮棺葬，已发现三十余处，多分布于汉江、锦江流域，罕见于北部和东部。[123]日本绳纹中晚期已出现瓮棺葬，流行成人瓮棺葬。佐贺吉野里出土瓮棺葬2000多座，被称为&瓮棺王国&。东亚流行瓮棺葬是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的体现，与土地崇拜有关；而蛋形瓮可能涉及卵生神话，意味着再生或新生。[124]欧洲青铜时代也盛行以瓮棺盛放骨灰，那是火葬的一种特殊形式骨灰瓮葬（urn burial），与东亚作为土葬特殊形式的瓮棺葬有着本质的不同。
石之美者为玉；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的第一块基石。杨伯达将中国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淮夷玉文化和东越玉文化三大板块，揭示了玉与夷的特殊关系。[125]邓聪系统考察全球玉器之后发现了玉器文化与蒙古人种的联系，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奉黄金为尊，东亚以至美洲的蒙古人种以玉为极品，迄二十世纪金玉两者分别为东西方人类物质文化最高代表。[126]他认为玉玦是分布最广的玉器，可能起源于东亚北部，向南扩散到越南，向东流传到日本，东南到菲律宾；从北纬60度到南纬10度、东经80度至150度均有玉玦分布。[127]最早确凿无疑的玉玦见于约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128]，与日本流传的玉玦有许多相似之处。[129]玉是东亚人特别是汉人偏爱的宝物，有众多的种类和功能。[130]
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可以早到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是东亚玉文化的起源地。[131]日本亦是玉文化发达的地区，可以追溯到绳纹早期甚至旧石器时代晚期。[132]玉玦、勾玉、管玉尤为丰富，且多为硬玉翡翠，亦有独立起源的可能性。[133]日本将勾玉与青铜镜、剑并立为三大国宝；朝鲜亦流行勾玉和管玉。&&&&&&&&&&&&&&&&&&
西方学者较早注意到玉器的独特文化价值。[134]费孝通晚年意识到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亲自主持召开玉文化研讨会。
中华民族还有什么更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贡献给未来世界？我们应该将那些能代表中国文化所独有的部分，从理论上加以剖析并展示于世人面前。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玉器，因为玉器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或少见的。我们是否可以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把考古学的研究与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135]
玉器、玉文化、玉学研究方兴未艾。[136]玉文化深深扎根东亚大地，东北亚是玉文化起源地。[137]中原贾湖、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先仰韶文化遗址均罕见玉器，不大可能一是玉文化的起源地。东亚大约五千年前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鼎盛时期，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可以作为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象征。齐家文化等中西部发现的玉被认为来自东夷。[138]玉器是东亚夷人的创造，亦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标志。
10、祭祀与礼
祭祀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主要内容，祖先崇拜是东亚文化传统。[139]玉器可以作为工具或装饰品，但在新石器时代其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40]红山文化中庞大的宗教祭祀遗迹、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神兽以及祭祀遗迹、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等以及商代的神权政治都可以说明宗教祭祀的神圣作用。[141]
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与相距50公里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４万平方米古国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5500年。东山嘴遗址长约60米，宽约40米，内有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祭坛内有&生育神&和&农神&的陶质塑像。牛河梁遗址内有祭坛、女神庙和多种类型的积石冢墓。积石冢或方或圆，或方圆结合；冢群中心是一座大墓，周围有很多的小墓。中心大墓或大墓只葬玉器，随葬石器或陶器的墓均为中小型墓，小型墓或附属墓中基本上没有随葬物。这表明红山文化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东山嘴、牛梁河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红山文化在聚落基础上产生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宗教将这种等级分化固定下来。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红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距今年。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在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陆续发现100多处遗迹。莫角山遗址是人工堆筑的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达10米，其上又加筑３座较小的土台，体积约300万立方米，是已知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土木工程。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王&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内圆外方，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为良渚玉琮之首，体现了东亚非金属时代最高的工艺水平，据推测使用了更硬的宝石或钻石。[142]良渚遗址群是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等各类遗存的文化中心，以琮、璧为主的玉器组合规整，社会分层明显，已进入了复杂社会。[143]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祭坛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礼和礼制已经趋于规范化和制度化。1958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东亚最早的丝织物。良渚遗址是名符其实的&玉帛古国&遗址。禹会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其中最有可能的古国是&良渚&。
寺墩遗址位于江苏武进县，面积约90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大型中心遗址。遗址中心是圆形祭坛，周围是墓地，外围是住地，四周有围沟。墓地的东南部发现了四座大墓，其中第三号墓随葬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中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这些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与良渚遗址玉器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制造的。寺墩遗址作为太湖以北的良渚文化中心，可能是另一个玉帛古国的遗存。
女性雕像或女神像是红山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144]生殖崇拜、丰产巫术与祖先祭祀是红山文化先民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红山文化女神崇拜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赵宝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女性雕像亦有一个由小到大的衍变过程。牛河梁女神庙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女神，但从事祭祀活动或掌握社会权力的主要是男人。从公开发表的几座重要墓葬来看墓主多为男性或性别不明，没有陪葬生产工具、兵器，表明墓主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专业祭司（萨满）或部落首领。[145]
瑶山遗址的祭坛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土地神的场所。红山文化玉人（神人像）和良渚文化神徽（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祖先崇拜的体现。
生殖崇拜或祖先崇拜只是红山、良渚先民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他们还崇拜天地，敬畏大自然，偏爱龟、龙和鸟（凤），对山川的祭祀和崇拜亦不能排除。牛河梁第二地点三号积石冢布局呈圆形，三同心圈直径分为20米、15.6米、11米左右，外圈最低，内圈最高，构成一个简朴的&天坛&形象。[146]东山嘴遗址是一处方圆结合的祭祀遗址，中心部分是一座长方形(11.8&9.5米)基址，可能是祭祀地母的祭坛。[147]《周礼》：&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玉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土地神的礼器。良渚玉琮内圆外方，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良渚先民就用它来与天地神灵沟通。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148]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的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未发现战争的迹象。东亚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149]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的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祭祀的行为，亦未发现围城或防役工事以及陪葬兵器的武士阶层的存在；以人为牺牲、以人殉葬的风气尚未形成。
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更为具体：&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一些古老而原始的部落一直不知道战争为何物。本尼迪克特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过从未经历战争的部落：&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根本没有战争这个观念可以存在的基础&他们恰恰就没有一个用以区别这两种不同情况的文化模式。&[150]而格林兰岛土著更是打架、斗殴都不会。一位丹麦传教士注意到：&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像忘记自己是人了。&[151]他们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人神共处的和平状态。只有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之后，自我中心主义日益严重，人类才能发动&名正言顺&的战争。在自然状态下人类是相对渺小和微弱的，亦是和平的。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三袋足器的最初出现，都可能是通神的工具。通神及其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礼制是中国早期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柱，是人本传统、祖先崇拜的综合体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152]中华文明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或礼制是一以贯之的要素。&礼，国之干也&。孔子一生力倡礼治，主张&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篇》）。古代中国礼是一个完备的文化体系，涉及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构成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乐文明之主体的礼或礼制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经生根发芽。祖先崇拜和孝道是东亚夷文化的独特传统和标志。
11、东亚夷文化
北辛、大汶口、龙山文化是前后相连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是东夷文化。[153]北辛文化的原始农耕、磨制石器、泥条盘筑陶器、半地穴式房屋和村落表明定居农耕生活方式已形成。大汶口、龙山文化陶器制作工艺高超，鸟形三足器、黑陶高柄杯与玉器、龟甲等组合可以窥见东夷祭祀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之源泉。[154]东夷文化不会局限于山东。[155]东亚是夷人的聚居地区，以太昊氏、少昊氏为始祖，以尧、舜为楷模，玉器的制作与使用有突出的表现，流行鸟崇拜。[156]河姆渡遗址出土象牙制品中有&双鸟朝阳&蝶形器和凤鸟形匕形器，可能属于夷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与夷不会没有关系。红山文化玉器中鸟纹、兽纹玉器占很大比重，鸟纹玉最能反映东北夷文化特色。[157]鸟纹玉器在中国古代玉器中占较大比例，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158]三叉形玉器是良渚文化玉器中造型独特的器物，可能渊源于良渚先民崇拜的鸟。[159]良渚文化的玉器纹饰可分为两类，即以鸟纹为代表的自然崇拜因素和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祖先崇拜因素，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崇拜形式。鸟、祖崇拜在东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大汶口文化中得到发展，在良渚文化中发展到极致。[160]人鸟合一图像是商代礼玉中重要的装饰纹样，展现了商文化与东夷史前文化的渊源关系，孕含着先商图腾神向人格神转化的史实。[161]
从屈家岭、大汶口到绳纹文化均有拔牙现象。拔牙被认为是东夷的习俗。[162]大汶口人遗骨与波利尼西亚群岛、夏威夷群岛人都有拔牙风俗。[163]亚洲的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西伯利亚和大洋洲、美洲等地流行过拔牙风俗，拔牙与人口迁徙、文化传播以及居住方式、婚姻关系等现象有关。[164]夷独特的风俗还有獐牙陪葬、甲骨占卜等，源于贾湖或北辛文化。
国内外学者对东夷文化有更宽泛的看法，整个东北亚地区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列岛、韩半岛和中国大部都属于考古学的东夷世界。[165]更为开放的看法，则认为东夷文化不但是中国大陆本土文化的基层，而且是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源头，从亚洲东北部越过白令海峡而进入北美，或由南太平洋逐岛航行而抵达南美。
上古传说表明夏朝建立前东夷和西夷是密不可分的，可以统称为夷或众夷。考古学研究表明上古众夷或夷蛮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山东邹平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丁公陶文&与甲骨文迥异。[166]而与古彝文属于同一文字系统，是新石器时代东亚流行的一种古夷文，有人由此联想到上古夷人的迁徙。[167]不过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还不能阐明夷人的迁徙方向，只能说明新石器时代夷人活跃于包括中原在内的广大地区。河南贾湖裴李岗文化[168]与彝族文化亦有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龟甲和石饰刻符酷似古夷文，杈形骨器类似于彝族毕摩神箭筒，柄形石饰类似于神仗，骨笛类似于笠笛，条形骨器类似于揉绳器，獐牙骨器类似于男妇佩带的骨锥，环形石器类似于男妇耳坠，猪牙骨器类似于妇女头饰，兽胛骨类似于占卜用骨，种种迹象表明彝族文化与中原新石器文化有必然的联系。[169]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亦是蛮夷之地。
东夷是众夷之组成部分，考虑到其他夷特别是西夷的存在，且考古学上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夏人存在的确证，将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称为夷文化是合适的。上述东亚新石器时代诸特征不是源于一时一地，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分别起源的，不同地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没有发现象西亚一样集中长达数千年的定居农业文化中心，东亚的文化中心是到了青铜时代才形成的。
以上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本土起源的一些文化要素，创造这些文化的主人正是夷人。东亚定居农业文化可以称之为夷文化。最早的夏是中原土著抑或来自他方尚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夏朝建立之前已有蛮夷活跃于中原大地，尚未有游牧与农耕的分野。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创造了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及礼乐文明。
二、夏与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日本的绳文文化、韩国的有纹陶器文化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都没有孕育青铜和游牧文化的迹象。日本学者早就明确承认日本的青铜与游牧文化源于中国或韩国[1]，韩国学者也承认其青铜或游牧文化来源于中国或中亚，只是传播的具体时间和途径还存有争议。[2]中国学者也乐意承认中国与日本、韩国青铜文化的源流关系。[3]现在该是中国学者坦率承认青铜与游牧文化是东亚新文化，来源于中亚或西亚。东亚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从夏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青铜、黄牛、家马、山羊、绵羊、金崇拜以及支石墓和火葬，游牧文化和尚武好战之风席卷东亚。
1、青铜器与青铜技术
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完成，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是众人协作的结果。在旧大陆不大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起源[4]，尽管有人坚持巴尔干[5]（Balkans）和伊比利亚[6]（Iberian）半岛是冶金术的独立发源地。冶金术的具体起源地还难以确定。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已发明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安诺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亚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纳马兹加文化（Nomazga IV-VI culture）、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文化（Sintashta-petrovka Culture）、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标志着中亚及其附近地区4000年前左右进入了青铜时代。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凿、针、锥、耳环、指环、斧、剑、头盔、镞、镜、马衔等。[7]这些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畜牧业和父权日益发展而种植业和母权萎缩。金芭坦丝将其中畜牧业和父权占明显优势的文化称为库尔干（Kurgan）文化，认为是原始印欧人孕育了游牧文化，并且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社会进程和文化格局。[8]
中国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9]古墓沟文化遗址[10]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11]，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12]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13]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在传播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14]。新疆地区与甘肃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亦异常密切[15]。四坝文化[16]、齐家文化[17]、朱开沟文化[18]是青铜文化由西北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三星堆[19]、大甸子[20]、二里头[21]遗址的青铜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上述地区不太可能是冶金术的起源地。中原，特别是夏商统治的中心地区缺铅少锡，铜锭亦来自周边；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只是青铜的铸造中心。
青铜短剑是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22]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23]林梅村将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论证了中国佩剑之俗起于西北游牧民，而青铜剑在商周之际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巴蜀地区和中原与印欧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24]剑在古代汉语中又称径路或轻吕，显然是外来词。汉代匈奴将径路神当作九天神之一，是战神的代名词；在汉匈交叠的地区曾有祭祀剑神的寺庙。[25]《汉书&地理志》云：&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剑崇拜文化的延续。
青铜剑是韩国、日本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器物。韩半岛先有辽宁式曲刃青铜短剑[26]和中国式青铜剑即桃氏剑[27]，后有韩国式细形青铜剑，还伴出大量石剑，显示了青铜文化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以及剑崇拜风气的盛行。青铜剑是身份的象征。《周礼&考工记》云：&桃氏为剑&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韩国出土的桃氏剑属&中制&，&中士服之&。大量仿制石剑和商、周流行的玉戈一样并不一定是实战兵器，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韩国式细形青铜剑与青铜矛、青铜戈一起传播到了日本。[28]日本产铜，但缺锡少铅，日本早期青铜器只可能是受渡海而来的人或文化的影响而制造的。[29]1984年日本岛根县神庭荒神谷遗迹发现弥生文化时代韩国式细形青铜剑358本等大批青铜器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铅同位素研究表明其中343本青铜剑中的铅来自华北，1本来自朝鲜半岛，14本混合来自华北与朝鲜半岛。[30]
青铜镜是不属于所谓&斯基泰三合一&（Scythian triad:兵器、马具、动物纹饰）的一种特殊青铜器，亦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中国较早的铜镜见于殷墟妇好墓，可能源于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铜镜的十字纹和齐家文化铜镜的七角星纹是巴克特利亚青铜文明的标志。[31]以水鉴容是中原农业民族传统映像方式；金属镜则可能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直到春秋以前中原地区尚未流行。[32]其实，铜镜也是巫师或萨满的法器，亦是陪葬用品。[33]东亚青铜镜属于无柄镜系统。[34]
青铜镜是韩国青铜文化的象征[35]，亦是日本的三种神器之一。[36]韩国铜镜源于中国几何纹镜，由粗纹镜演变为多钮细文镜[37]，并传播到了日本。日本发现的早期铜镜是常见于战国晚期到秦汉时代的方格规矩镜和异体字铭带镜。[38]《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魏明帝曾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１００面铜镜，其中部分可能是在乐浪制造的三角缘神兽镜。[39]最古的纪年铜镜是青龙三年（公元235）方格规矩四神镜：&青龙三年，颜氏作竟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雀玄武顺阴阳，八氏九孙治中央，寿如金石宜侯王。&1962年福岗平原遗迹发现弥生后期方格规矩四神镜32面，仿制内行花文镜四面。常见的古镜是&三角缘神兽镜&，1998年奈良黑冢古坟（古坟早期）就发现三十余面。铅同位素研究表明弥生早期（前汉时代）的铜镜中的铅来自华北，弥生后期（后汉及三国时代）的来自华南，古坟时代的镜铜中才发现日本的铅。[40]日本的铜镜源自汉镜、魏镜或吴镜。[41]
西亚和欧洲流行有柄铜镜，主要用于梳装，在东亚亦偶有发现。[42]有柄铜镜和无柄铜镜难分先后，比铜镜更古老的是黑曜石镜。已知最古老的黑曜石镜见于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中南部），比现存最古老的铜镜早四千年左右。[43]
铜铃演变成了铎和钟，形成了独特的铜铎文化圈[44]和钟文化。[45]铜铃在韩国演变成杆头铃、双头铃、三珠铃乃至八珠铃，成为韩国独具特色的青铜礼器。[46]青铜香炉如中国博山香炉和韩国百济香炉均与佛教或道教有关。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座饰卷云纹，座把透雕三条腾出海面的蛟龙，龙头承托炉盘；盘上是挺拔峻峭的山峦，象征道家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博山&。这与韩国公州出土的百济金铜香炉有异曲同工之妙。[47]有人注意到了汉代博山香炉与中亚或西亚的联系。[48]事实上燃香的风俗亦源于西方。
总之，从技术史的角度考察，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东亚青铜时代鼎盛时期（商末周初）西亚赫梯已进入铁器时代。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不早于西亚。[49]一直到汉代中国冶金技术才真正领先世界。[50]泰列克特等主张的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假说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证。但是从器物类型考察，青铜鼎、鍑[51]、鬲、爵、戈、戟、编钟、多珠铃、大铎、巴形器等颇具东方特色，很可能是东亚的创作，并有反向传播的可能。从乌拉尔到黄河流域在考古冶金学上已没有明显的缺环。[52]公元前2000年以后，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而且包括众多的物资和观念如牛、马、羊及相关技术。[53]
2、羊与羊毛制品
山羊和绵羊骨骼经常同时出现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Zagros）山脉及其附近地区可能是山羊和绵羊的最早驯化地。最近对扎格罗斯山脉南端的甘兹&达列赫（Ganj Dareh）和阿里&库什（Ali Kosh）出土的山羊骨骼进行了重新研究，进一步确证西亚大约在一万年前已经放养山羊了。[54]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大约有五十处出土过羊骨或陶羊头。早前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西安半坡的&绵羊&标本很少，不能确定是家羊[55]；河姆渡出土的陶羊头可能表现羚羊，苏门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61种动物中唯一的羊亚科动物。[56]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和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57]这说明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商代西北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养羊亦蔚然成风。《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山羊和绵羊的驯化不仅是考古学亦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难题。山羊[58]和绵羊[59]是不同的物种，在驯化的初期就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都是由至少两个亚种分别驯化而来。欧洲，非洲，南亚和中亚的绵羊和山羊可能来源于西亚。根据mtNDA山羊可分为四系，A系很可能源于西亚，B系源于巴基斯坦；A、B两系占主流；C、D两系罕见[60]。土耳其[61]、巴基斯坦[62]和印度[63]、老挞[64]山羊都表现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通过对13个品种183只山羊完整mtDNA D-loop研究表明中国山羊亦可分为四系，A系占主流，B系次之，C、D两系仅见于西藏[65]。有人在B系中发现了一个东亚特色的分支，并由此推断中国西南地区亦可能是B系山羊的起源地之一。[66]韩国养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山羊具有相对单纯的遗传特性，均属于A系。[67]
现在世界上的绵羊品种多达1400余个，Y染色体研究表明至少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亚种。[68]mtDNA研究发现西亚绵羊可分为三个亚种，其具体驯化过程比以前想象的还要复杂。[69]这三个亚种的绵羊在中国均有分布，通过对东亚13个地区19个品种449只&本土&绵羊的mtDNA研究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中亚或西亚。[70]东北亚地区是东胡或东夷故地，&无羊少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养羊业一直不发达。没有发现东亚绵羊与欧洲绵羊有明显不同，西亚及其附近地区如巴基斯坦被公认为山羊或绵羊的原始驯化地或次级驯化中心。有人宣称在中国绵羊中发现了新的母系基因，并试图提出中国绵羊起源的新看法。[71]实际上是常见于西亚、中亚绵羊的C系。二里头遗址绵羊骨骼mtDNA分析表明与小尾寒羊、湖羊、蒙古羊、同羊相同，均属于A系；盘羊、羱羊并不是中国藏系绵羊和蒙古系绵羊的祖先。[72]&分子遗传学亦不支持东亚特别是中原、东北亚作为山羊或绵羊的起源地。
新石器时代羊主要是食用，青铜时代羊毛日显重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西亚一些遗址中的纺轮逐渐增多，剥皮工具却有所减少；山羊和绵羊的比例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羊毛逐渐成了重要纺织或编织原料。大约公元前1000年西亚发明了铁制羊毛剪，加速了对羊毛的开发利用。巴比伦帝国羊毛、谷物、油并立为三大物产；古希腊亦以绵羊、油橄榄、小麦为主要产品。羊是财富的象征，羊毛被称之为软黄金；金羊毛故事广为流传。东亚较早利用羊毛制品的是北方或西北游牧民。新疆出土青铜时代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Twill）至今在欧洲流行。[73]中国以丝绸和布衣著称，羊毛衫、毛裤到二十世纪才普及。
3、黄牛、牛奶与牛耕
水牛可能起源于南亚[74]，而黄牛很可能来自西亚。[75]从河姆渡到兴隆沟，东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多为水牛骨骼，不止一种，均为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一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是受北方黄牛耕作技术影响所致。[76]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的主要耕地工具是耒和耜，一直到汉代才普及犁耕。[77]东亚拉犁亦源于中亚或西亚。[78]
黄牛与绵羊、山羊生态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在东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黄牛与山羊一样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驯化和传播过程。
黄牛亦可分为两个亚种，Bos taurus很可能起源于西亚[79]，Bos indicus起源于南亚。mtDNA研究表明东亚黄牛与欧洲、非洲黄牛非常接近，但与印度黄牛差别较大。[80]更具体的研究显示日本[81]、韩国[82]黄牛均属于Bos Taurus，可能来自西亚；而20%蒙古黄牛受到了印度黄牛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蒙古帝国时期。还发现了不见于西亚、非洲和欧洲黄牛的T4，可能来自Bos primigenius。[83]中国黄牛包括上述两个亚种，南部以印度黄牛为主，包括T1和T2，西北部类似于蒙古黄牛，包括T2、T3、T4。[84]
喝人奶是自然，喝畜奶却是文化。另一项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的技术是挤奶（Milking）。西亚和中亚农民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挤奶。[85]东亚农民至今仍不习惯挤奶，这有生物学和文化上的原因。动物乳中含有丰富的（约5%）乳糖（Lastose），而乳糖的消化有赖于乳糖酶（Lastase）的参与。成人乳糖酶缺乏现象在东亚和东南亚高达85-100%，而北欧不到10%，其他地区界于两者之间。[86]就中国而言，成年人（14&66岁）中汉族92.3%、蒙古族87.9%、哈萨克族76.4%缺乏乳糖酶。[87]人类遗传学研究表明乳糖酶的产生与乳糖酶基因（Lastase gene）有关，是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s）和重组（Recombination）的结果。[88]人类以牛奶为食可以有选择性地引起人与牛的基因改变，称之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89]
有图像证据表明公元前四千年左右西亚已经开始挤奶。挤奶或奶业（dairying）是谢拉特提出的&次级产业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的重要内容，亦是游牧生活方式形成和普及的关键。[90]东亚挤奶活动的出现与羊、牛、马的东传大体同步。哈萨克、蒙古、汉族中成年人体内产生乳糖酶的比例依次降低，表明其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或接触与交流程度相应减少。东亚游牧民大都缺乏乳糖酶，对农业的依赖较为迫切。另一方面东亚农民并不喜欢畜奶和奶制品，容易鄙视或不重视畜牧业的发展。在欧洲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结合异常紧密，在东亚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乳糖酶的有无不仅是中国与欧洲饮食方式差异的原因之一[91]，而且影响了欧亚大陆历史的进程。
4、马与马车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92]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93]
&&&&&在东亚数百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不能确定为家马。[94]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95]此后三千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原并不适合于养马。&买马以银，养马以金&，中原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大量车马坑的发现表明中原确系马的&葬身之地&。&[96]从马的分布来看，中原一直是&贫马&地区。[97]&马具常见而马骨罕见，朝鲜半岛[98]和日本列岛[99]古代遗址很少发现马骨，但出土了不少马具，表明历史上骑兵曾起过重要作用。馬形埴輪和威武雄壯的武士表明騎馬文化進入了日本列島。
马的驯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来自10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191匹马的mtDNA进行了研究，展示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支持家马是多地区或多次驯化的假说。[100]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不可驯化的动物。尽管家马的野先祖先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分子遗传学研究亦将普氏野马排除在家马的祖先之外。[101]
内蒙古赤峰地区大山前和井沟子遗址青铜时代9匹家马mtDNA与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家马的mtDNA序列进行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显示9匹古马并没有聚集在一个聚簇中，而是分散在具有一定地理分布倾向的现代家马聚簇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家马起源的复杂性。[102]家马起源于东亚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在中国、韩国、日本还没有发现。
此外家驴亦来中亚或西亚，其源头在非洲。通过对12个品种126头本土的mtDNA分析表明中国家驴可分成两系，称之为Somali系和Nubian系，均来自非洲。[103]
马车（Chariot）此处特指青铜时代流行于欧亚大陆的一种有辐两轮轻快马拉车，主要用于战争、狩猎、礼仪和比赛，也普遍用来陪葬。这类马车在西亚（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中亚（主要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草原）和东亚（主要是商、周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不仅基本形制相似，而且许多细节相同，充分表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不太可能是独立的发明。
安东尼等主张马车起源于欧亚草原西端[104]，主要根据是辛塔什塔一彼德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4辆车，其年代约为公元前年。李特尔等早在七十年代就系统地研究了车辆的起源和传播，指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然后分别传入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中亚、南亚和东亚[105]。针对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出土的马车李特尔等指出它们过于原始和简陋，还不是真正的马拉战车。[106]另外高加索地区出土了公元前十四&十五世纪的青铜马车模型，支持马车近东起源说。[107]
从目前出土的早期马车来看，东亚安阳马车可能是最先进的：轮径最大，轨距最宽，车厢最大，时代较晚。林已奈夫[108]、夏含夷[109]等明确主张东亚的马车来源于西亚或中亚草原。最近王海成对马车进行了细致的系统考察，指出东亚不具备独立发明马车的基本条件。[110]
六倍体小麦 (Triticum aestivum&)即普通小麦已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只是具体传播时间和途径还存在争议。最近10来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早期小麦遗存，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即龙山时代传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传播途径可能包括了几条不同的路线，即欧亚草原大通道、河西走廊绿洲通道以及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111]甘肃东灰山遗址堆积成因复杂，张掖黑水国南城北遗址出土马厂文化碳化小麦可佐证东灰山小麦年代和遗址堆积成因判读可信，河西走廊地区是小麦传入中国的关键地区。[112]
&&&&&小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是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113]殷墟大量&告麦&卜辞的发现，表明商代麦作已初具规模。甲骨文麦字的独特形构，从文字学方面提供了麦作非本土起源的证据。[114]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殷历正月、二月皆书有名，其中正月名曰&食麦&。这是&以麦熟为岁首&的体现，表明麦是商周尊贵的粮食作物。[115]《诗&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礼记&月令》亦云孟春之月&食麦与羊&。《旧唐书&吐蕃传》：&不知节候，以麦熟为岁首。&青稞（大麦）是藏族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以麦熟为岁首的习俗仍有迹可寻。[116]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经历了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不同于西亚啤酒面包传统的面条馒头传统。根据作物种类和饮食方法可以勾划东西两种不同传统：西亚或西方的饮食特点是研磨面粉加以烘烤，而东亚或东方主要是煮和蒸。小麦、大麦和牛在中国被接受可以和这些物种在印度的传播以及如何转化为食物的方式进行对比，唯有小麦在两大传统中均为主要粮食作物。[117]&&&&植物微化石（macrofossils）确定植物种类，而稳定同位素可以测定人和动物的食谱，同时利用这两种方法研究可以解决欧亚草原上农业传播的问题：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西亚驯化的大麦和小麦到达了中国，而中国驯化的黍和荞麦西传到了欧洲。[118]一般认为高价值和数量稀少的植物如香料和麻醉剂屡屡长距离迁移或贸易，而提供能量的主食如谷物和块茎类全球化过程较少发生。公元前3千纪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更早的类似于&哥伦布交换&的主食全球化过程在旧大陆展开。[119]
6、砖石建筑
砖是人类建筑史上首项重大发明。西亚特别是两河流域缺乏天然石头，新石器时代几乎与陶器同时发明了砖。生砖指砖坯（abode）、粘土砖(clay brick)或泥砖(mud brick)，又称日晒砖(Sundried brick)，可追根溯源到近万年前的西亚。[120]制砖是苏美尔人的重要日常工作，阳光充足的夏季第一个月称之为砖月。[121]苏美尔时代大量使用生砖，熟砖即烧砖(fired brick or burnt brick)或烤砖(baked brick)也开始出现。巴比伦时代流行釉砖和琉璃砖，砖雕或画像砖亦应运而生。青铜时代西亚地区用多种砖建造神庙、宫殿、围墙、道路、桥梁、水渠和居民住宅；砖砌建筑技术四千年前传播到了印度河、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希腊罗马时期传播到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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