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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中国经济奇迹2.0期待新动力
日11:47证券时报
　　当前，中国暂未找到下一个经济奇迹所需的关键性动力之源。经济再平衡、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产业与金融资本出海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等，均是促进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的基础性准备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
　　承担着两大重要使命
　　日前，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简政放权、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城镇化、对外开放以及民生保障等六大领域的改革。今年的深化改革意见较往年进一步明确了相关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特别是强调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着力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抓紧推出一批激活市场、释放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改革新举措，使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力。
　　笔者期待国家发改委能够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协调有关部门，针对本年度定出的39项具体改革清单，敦促各级各地逐一加以落实。其中尤其要以要素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力争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交出一份满意的改革答卷。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中，“十二五”既是中国上一轮长波经济周期收尾之后的过渡时期，又是中国孕育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自2001年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微博])以来取得的高速增长周期在2007年底就结束了。之后，政府在反危机期间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经济保持了8%左右的增速，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摆脱衰退泥淖的国家。但这种凯恩斯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宏观经济政策引致的资源配置扭曲、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负效应的发酵，直到今天依然还在痛苦的消化中。另一方面，关键领域改革的滞后乃至被人为拖延，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转型的成本。从这个层面来说，十八大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承担着两个重要使命：一是全面清理这些年来经济改革积下的诸多沉疴；二是通过启动新一轮的战略性改革，为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做好准备。
　　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
　　仍需努力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在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可持续动力方面可谓殚精竭虑，最高决策层一直要求有关部门简政放权，要求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列入改革的重要环节。应该说，在最高决策层的亲力亲为推动下，重要市场主体开始顺应市场要求，在要素价格市场化以及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另一方面，相关的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部分省市已经进入落实环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掌握了太多资源配置权的有关权力部门，依然割舍不下以往的权力情结；而那些影响力巨大的央企，尽管在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配合政府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方面，依然步伐较慢。
　　笔者曾说过，即便是最强大的政府、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多也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市场经济是比较有效的经济制度，政府毋需证明其比市场更聪明。同样，即便是最强大的国企，其本质属性也应该是重要市场参与主体，而非特殊市场主体，其行为边界不应超越市场的逻辑，依然要受到政府的规制与市场的约束。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然不能建立在资源配置长期失衡、要素价格长期被管制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美欧及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还是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抑或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过往经济增长的实践均表明：制度的改进、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要素。而如果没有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再做大做强，也是表面繁荣。因此，中国证券市场最近一段时期的空前繁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繁荣的动力，最多是政府启动相关领域改革的过渡性安排，以及增加普通市场主体财产性收入的工具性手段。
　　期待中国经济奇迹2.0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入世”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目前，中国暂未找到下一个经济奇迹所需的关键性动力。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奇迹2.0能够如期到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情况，取决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何时能够真正确立，取决于中国在以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为核心的前瞻性工业技术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和在全球价值链环节获益程度的显著提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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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著名潜水员张志安主编的《潜入深海：深度报道30年幕后轨迹》出来了，先祝贺一下，详情见他本人博客：/article.asp?id=648这本书里，我撰写了两章，这篇《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始末》原名《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系2004年撰写的一篇帖子。2008年，应张志安要求，在补充走访部分当事人后，我增加和订正了部分内容，删去了少许情绪化与个人化语言（惭愧，刚看到嫖抱一兄评价说这个修订本就像从罗京嘴里念出来的一样……），但遗憾这个修订版本最终还是未能收入该书出版。今日特公布在本博，纪念那段时光，那份报纸，那些鸟人们。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为可理解的原因，本版本有不到一百字做了技术处理。(有兴趣要“别册”全本电子版的朋友，可发邮件至索取。)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始末（2008修正版） 【一】、掘坟【二】、发飙【三】、奸尸【四】、鞭尸【五】、还魂[一]掘坟日是周一，也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旗下《21世纪环球报道》的正常出版时间，该报实际发行上摊时间本应是两天前的周六早晨，但这期报纸推迟了一天出版，延至周日才出来。这是环球报道创刊9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其发行依托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全国发行平台，罕有纰漏。这个似乎不详的信号，让这一天的上海记者站周一评报会上气氛凝重，大家都有点心事重重。报社执行主编连清川（现《时代周报》编委）当天即在西祠胡同的内部BBS上安民告示：各位同人无须惊慌，并解释推迟的原因是《南方周末》的24版朱榕基特刊刚刚出来，集团需要时间等待反弹并观测风向。 这种凝重的气氛，是因为上一期3月3日出版的环球报道第20和21版，登出了一篇名为《本报专访毛泽东秘书李锐：我的建议，老中青普遍赞成》的稿子。在上一周的评报会上，北京站的记者们为这篇稿子大声喝彩，依稀记得原话是：“这篇文章能顺利见报，让兄弟们万分振奋。这是14年来大陆报刊上最具勇气的一篇公开报道。争取写出这样的文章，并争取见报，是兄弟们能够忍受千难万难，依旧坚守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大动力。”上海站负责人金仲伟（现《东方早报》副总编）说，这期报纸出来后，和他住在一个小区里的朱学勤先生连夜来敲门，说这样搞不行，太猛了，马上会死掉。《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黄钟兄打电话来说，不要太张狂了，估计他们现在是忙着权力分配，无暇顾及你们而已。两会一结束，马上就要打屁股了。但恰在此时，环球报道一个已经操作了半个月的采编规划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那就是赶在两会结束时推出一期18版号外，计划给正式以党政职务在两会后亮相的9大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各做2个整版，介绍其生平经历、个性才华和施政风格。早在春节前，这个严格保密之中的号外就已将采编任务分解到了京沪穗三地的每个编辑记者手里。上海站记者沈亚川领到的任务，是追溯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在沪的经历。即便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中，沈还得按照既定方针办，去上海市委组织部寻找可能的采访对象。1986年，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曾庆红，一手创办了全国组织人事系统第一家报纸《组织人事信息报》，以倡导改革领当时全国风气之先。参与创办的老人们虽然已经风流云散，沈找到该报的一位老人，并到上海图书馆把几大本纸张发黄的《组织人事信息报》合订本尽数借回家。在嘈杂的车上，沈突然接到广州编辑龚维松的电话：报道计划暂停，先不写稿。与此同时，同样奔忙在上海采访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政治局常委黄菊在沪经历的上海站记者罗荣（现《中欧商业评论》高级记者），采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治局常委吴邦国的上海站见习记者周浩（现《东方早报》记者），在贵州采访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总书记在黔经历的广州记者李武（现北京某媒体任职），都接到了同样的电话。 本文开篇提到的这期迟到了一天的报纸，由是成为绝版。温习这期绝版报纸的封面，主要文章头版导读目录如下：“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村政改滞后”“民主党派参政已入佳境”“浏阳，一个城市的政改故事”“国务院部委29个减为28个”“中国酝酿文科院士”“朝鲜威胁美国，小心世界大战”光看文章标题，就可得出这份报纸鲜明的时政主打色彩，而且是国内比例已远超国际。此时距第二次海湾战争开战不过十来天，这一期的社论，名为《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利益何在》，封面故事则是9个版的《中国提高伊拉克战争危机戒备》、《中国在伊石油利益调查》等。强调国际视野中国视角的定位，也是昭然于外。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本期报纸头版头条导读的大标题：《3月17日:和平最后期限》。大标题之下，是巴格达卡迪西亚广场上的两把巨剑。现在看来，这期成为绝版的报纸封面仿佛是个暗喻――这也恰是21世纪环球报道的最后期限，悬在这份报纸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3天后终于掉下来了。这一天是日，21世纪环球报道主编李戎回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总编杨兴锋、分管社委江艺平三位领导亲自来到报社办公室，向报社领导层宣布21世纪环球报道暂时停刊。“你们这样搞，是要把人家的祖坟刨出来。他能不要你的命？”在停刊后的学习总结会上，金仲伟总结道。金是新民晚报夜班编辑出身，时任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站站长，历来老成持重。[二]发飙（21世纪环球报道北京站记者安替）　　 屈指算来，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两会结束。黄钟一语成谶，监管部门的动作甚至比想象的还要快。　　　 上海站这时刚刚从汉口路300号23楼《21世纪经济报道》的办公室搬出来，到21楼和《南方周末》为邻，第一次有了自己明亮整洁的办公室。　　在这个据说比总部和北京站都要阔气的办公室里，仅仅出了一期报纸。随后便是每周要求进行的政治学习和业务讨论，高速运转的采访编辑出报车轮突然停了下来，大家都有点不适应，于是隔三差五的成为冯小刚笔下的成功人士――每天睡到自然醒。但在半年前，上海站10余人拉拉杂杂的从各个旮旯拥到汉口路300号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人意识到这个巨大的危险随时会降临。“2002年三月的某一天，南方报业集团旗下21报系发行人沈颢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他想要做一张以国际新闻为主的报纸，问我有什么意见。”停刊一年以后，连清川在一篇帖子里回忆创办这份报纸时的经历，他用“我心狂喜”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连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对国际新闻情有独钟，“整个三月，我像疯了一样，躲着所有人甚至是我的爱人，没日没夜地撰写策划案。我参考所有能够找到的杂志和报纸。我想做中国最好最先进的报纸，这个念头折磨得我无从安生，却让我快乐得每日都想歌唱。”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李戎，被沈灏任命为报社主编，连清川和黄爱东（黄爱东西）为报社副主编，分别兼任旗下新新闻周刊（对外直接以21世纪环球报道名义）和明星周刊的执行主编。时任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编辑的陆晖（现网易华南市场总经理）、龚维松（现任职上海证券报）、李小鸣（现凤凰网言论中心总监）等成为连清川以下的报社中层架构。21世纪环球报道新新闻周刊和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分开出版，分别攻占国际新闻和娱乐新闻的市场，后者更是以橙色新闻纸的形态和前者区分。在刊号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种一个刊号两份报纸的操作方式，其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政策擦边球。环球报道停刊3年后，同样是南方报业旗下的南都周刊也曾仿效这种一刊两报的方式，继续打这种政策擦边球。日，这份刊号为CN44-0005的周报正式创刊，连清川回忆彼时的心情：“传说中的理想，在5月31日呱呱坠地。虽然它还不是那么完美，可是我已经看见它的形体了。当我看到那些有经验的没经验的脸孔在南方日报六楼那个破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到处延伸的办公室里闪烁着光芒的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四个月后的914南京汤山投毒案，《21世纪环球报道》是唯一赶在新闻封锁前做出四个整版的媒体，大字标题《警戒汤山》触目惊心。让北京站记者赵静（笔名安替，后获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极为得意的是，美联社曾报道南京市民争睹《21世纪环球报道》的场面，并拍摄下大幅照片。连清川后来评价，正是这次报道使《21世纪环球报道》一炮打响，发行量和影响大幅上升。　　如果说汤山中毒案的报道还有偶然性的因素（正好在报社实习的南京大学新闻系小金在封锁前赶到了汤山现场，正好周末出报避开了周一的新闻封锁令），那么后来的赵静等采写的16大、朝鲜拟开辟新义州特区等相关报道就更让人目瞪口呆了。　　上海读者陈刚回忆当时看到北京站记者段宇宏（现凤凰周刊记者）采写的《亚洲英雄为何令政府部门紧张》，感觉不可思议：这种被有关部门羁押逾月刚刚放出来，被外刊和前前总书记并称为“亚洲英雄”的敏感人物，也能公开见报？　　到2003年元旦后春节前这段时间，创刊时《21世纪环球报道》奉行的国际新闻理念其实已经悄然引退，从上到下，大家都在削尖脑袋做时政新闻，做最猛最快最牛比的时政新闻。一时之间，到亚洲周刊、大参考甚至博讯上找选题，竟成为不少记者的选择。停刊一年后，连清川曾用如下一段话来描述此时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已经不是2002年三月时候的计划了，我们的十六大，我们的新义州，我们更早的汤山，已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空间，我们有更加尖锐的理想了。我们的对手，像段宇宏说的那样，只剩下诅咒的份了。”此时，报纸理念调整为“记录世界时事风云，见证中国政治文明”。记录世界风云是幌子，见证政治文明才是目的，16大报告里提到的“政治文明”一词遂成为《21世纪环球报道》的新闻鸦片。一个例证是，2003年春节后的报纸封面，也已悄悄印上了一个 “见证中国政治文明”的LOGO，红底白字，煞是醒目。事实上，那一年的春节，对连清川来说也是最不安生的春节。“整个假期，我都在写关于管理的规范。记者的考评规则，编辑的考评规则，风险的防范机制，选题的操作规范。如果我的确是崇洋媚外的话，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规则，这是中国最缺少的东西，况且，我已经烦透了每个星期计算工资的程序。” 停刊一年后，连清川不无沉痛的回忆，“我们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因为有伊拉克，有两会在等着我们。我们根本不知道头上的乌云正在收拢，等待着一场暴风雨。我们期待的更大的快乐，却给了我们最沉痛的一次哭泣。”这个团队已然高度发飙，一直在闯红灯，一直在超速驾驶，一直在禁鸣路段鸣笛不已――没有人意识到，其实这些早就被一一记录在案，新闻警察早已经在监视器前冷笑不已了。　　[三] 奸尸（21世纪环球报道副主编连清川）《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实际上大家的心情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般惊惶，开始从各个渠道传来的消息都在或明或暗的表示，停刊只是暂时，大家需随时做好复刊的准备。SARS一役首仗虽然已经错过（当时谁也没有想到4月20日后北京政局的风云突变），两会一役虽然匆匆收尾，但海湾战云密布，美伊战争一触即发，谁都不敢掉以轻心。编辑部的同人们还在反复演练打起来的时候如何出号外甚至办日报。北京站记者赵静和上海站记者姜峭峰（现文新报业集团《私家地理》主编助理）早已经盘踞在伊拉克驻华使馆门口，绞尽脑汁弄签证了。但这次环球报道的战地记者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盘桓在约旦正向巴格达进发的赵静，身份一日三变，开始是《21世纪环球报道》战地记者，随即接到指令，身份转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得再提《21世纪环球报道》，再随后发稿只能署名《舰船知识》特约记者。在底格底斯河畔和阿拉伯兄弟晒了几天太阳，在关天茶社和锐思评论发了几篇帖子的他，最后只好无比悲愤的转途香港打道回国。 和赵静比起来，整日在中国驻科威特使馆门口呆坐，欣赏民工闹哄哄示威要工钱的姜峭峰就更不走运了。姜系北大法律硕士出身，舍弃外交部国际司的大好前程来到环球，此番前行，本来被上海站的兄弟们寄予厚望，希望他借机从集团内部搜括到诸如IBM笔记本、海事卫星电话、600万像素以上的长焦距相机等重型装备，好好武装一下上海站。“好不容易在北京站搜括到了一个300万像素的佳能家用相机，那么短那么小的一个家伙，在科威特联军新闻中心全球记者林立的长枪巨炮中，我都不好意思掏出来，光新华社的同人们就该笑翻了。”姜回忆起此事至今悻悻不已。甚至盘缠都不够，自己找朋友借了几千美元才登上飞机的姜，也在弹尽粮绝之际回到上海。事后想起来，其实大陆媒体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比拼战地记者和一线报道的含金量，恐怕就始于此时。终于炮声响了，但看来海湾战争也是势所必然的要错过了，看到兄弟媒体大做特做，平常不屑一顾的《环球时报》、《世界新闻报》、甚至《国际先驱导报》也在大版大版的做，大家心痒难熬，心疼不已。赵静扬言“恨不得去暗杀某人”，正是彼番心情的真实写照。真真假假的消息无数：传美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对《21世纪环球报道》被停刊表示深切关注；又传VOA报道，最高层亲自过问《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事宜，将于5月复刊； 乃至两会结束，上海站记者在23楼会议室集体收看新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直播，看到了有人问起前前总书记，看到了新任总理滴水不漏的太极拳，内心里万分紧张，暗暗希望有外媒问起这个问题，看当局如何应答。21报系广州总部发来传真，对驻沪编委刘晖和记者站站长金仲伟的工作做出安排，刘被抽调回广州总部担任刚刚组建的《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委员会主任。 沈灏又一次调整办报理念，“改版后《21世纪环球报道》的宗旨是分享全球智慧。” “我们要办的是一张有观点的新闻纸。”沈灏强调。实际上还有半句，叫“洞见中国未来”，沈灏说，先不忙提，需相机行事。“政治文明”这个词汇，从此在《21世纪环球报道》的语境中消失。而此时报社采编团队还在为改版后规划中的48版大报争论不已，从宏观到技术，从文体风格到采写原则。关于报道基本面，对此前“全球视野中的中国视点”原则继续遵从；在选题拓展上，沈灏强调需引入更多分析工具，如法学和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文体风格，是继续坚持此前环球报道一直秉持的零度情感原则，还是回归以南周为代表的故事体风格，一直是争议中。3月下旬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悄然刊登了一小条启事：《21世纪环球报道》因改版暂时休刊。谁也没想到这个改版的等待，将是等待戈多。4月下旬，萨斯肆虐的北京，局势大变。一直在致力于创办广东人文协会的宋先科联络连清川，发起了全民抗击萨斯公开信签名，21世纪环球报道部分同仁参与了签名。时任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的潘文专程南下广州采访此事，后此信的部分内容在该报刊出。此次签名风波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被怀疑为导致环球复刊出现变数的原因之一，如此时尚在巴格达的赵静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不是一个新闻事件”。更激烈的怀疑，是认为连自己邀请潘文南下采访此事，以换取后来的出国机会。但连清川本人坚决否认上述说法。是年五一长假后，南方报业集团网站上的《21世纪环球报道》电子版链接已经打不开了。五月上旬的复刊计划马上被证明只是一个美好预期，接下来计划马上调整为整理“国故”，准备将此前部分报道收录起来，大家再分头写作出书。书名暂定为《利益中国》，分政治卷、经济卷、文化卷（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998年那本著名的《政治中国》）。这种宏大无比的领域，使得写作者基本上都可以在各自分包的一亩三分地里意淫一把，过过军委主席、国家发改委主任以及文化部长的干瘾。进入7月，关于环球报道复刊的消息突然音信全无，此前悄悄流传的集团老总正在上层运作，集团和广东省委以及宣传监管部门的三方博弈等多多少少能给人以安慰的消息再也没有下文。某天，在汉口路300号解放日报大楼的电梯里，一位兄弟报纸的同仁笑问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记者：“环球还没有复刊啊？你们还在那里奸尸吗？”8月中旬，准备出国的连清川来沪和大家话别。事实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报纸已然无望，著书都为稻梁谋，新闻民工也是要生计的。于是北上的北上，东征的东征，大家从痴痴的等待到陆陆续续的走人，汉口路300号21楼的办公室里渐次蒙上尘埃。那套《利益中国》的丛书，也始终没有下文。是停还是复？停是如何停？复是几时复？是忍辱负重的苟活徐图将来还是慷慨激昂的烈士引刀一快？等待了半年多，最后的结果居然两者都不是：既不让你好死，也不让你赖活，就此不动声色的拖垮你，让你在希望中走入失望，从失望中坠入绝望，最后风流云散各奔西东。一年后，赵静在一篇名为《21世纪环球报道，我们为你送葬》的帖子里如此描述这种没名没份的默杀：“21世纪环球报道，年龄9个月，死因不详，有人认为是被掐死，有人认为是自杀，有人认为是误闯中南海被卫兵击毙。死讯在几个月才隐约被证实。”这有中国特色的默杀一幕，在2年后的冬天，在湖北知音集团创办的《新周报》，再次上演。[四] 鞭尸（南方报业集团21报系发行人沈灏）被人当作了奸尸犯，郁闷无比。“奸尸？奸尸总比鞭尸好！”――一位同人在内部BBS上这样自我解嘲。这份9个月内从零做到十万多份发行量的短命报纸，为什么如此迅疾的走到终点？作为一份周报，21世纪环球报道一共出版了41期报纸。事后反思，一方面，大家公认环球报道最后肇祸，不应该仅仅是某一篇文章的完全责任，而是某种效应的累积。另一方面，对骆驼背上每根稻草的分析，也成为此后鞭尸过程中需要梳理的重要内容。这41期报纸中，第40期应该是分量极重的一期。其实仔细分析这一期报纸封面导读，竟是极具精神分裂的指征。头条主题是《中国在伊利益独家调查》，肩题是《俄美访华拉拢中国，海湾美军急欲开战》，猛一看像极了《环球时报》的商业民族主义面孔。接下来的导读，又是一副为所欲为的纯正南方报业色彩，依次是:“十六届二中全会定下名单，国家、政协领导人选通过已经无障碍”；“政协的未来方向”；“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专访”；“挑战六千年文明，伊拉克文化专题”；“北大清华连续爆炸”；“共青团干部集体进入领导层”。封面压题照片，是北大食堂爆炸现场。这期报道内容，后来在坊间流传最广也被指为“罪魁祸首”的，是那篇《李锐专访》。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组报道署名前缀是本报特约记者。采写此稿的王永治（现腾讯网体育中心总监兼奥运新闻中心总编），当时刚从新华社总社主办的《体育快报》业务总监任上离职，尚未来得及跟环球报道正式签约。王回忆，他其时正在日内瓦探亲，在多维网上看到李锐给中央常委写信的报道，回国后就报了这个选题。连清川回忆，王主动提出这个选题后，报社随即讨论同意并委派他本人去采访。日下午，王如约采访了李1个半小时。22日，王再将采访稿送李锐家中，李亲笔审核改定。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这组占据了整两个版面的报道，事实上由三篇稿子构成，第一篇是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摘要》，第二篇是王永治撰写的通讯：《李锐给中央常委的建议得到正面回应》；第三篇才是王永治的专访：《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此外，配发了一副由特约摄影记者张宏江拍摄的照片：暮色苍茫中，时年86岁的李锐侧身站在自家阳台上，微笑面对自己的一座半身雕塑。这组报道的版面编辑是肖欣欣（现21世纪经济报道时政编辑），肖的父亲萧蔚彬时任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济》杂志主编，该杂志由任仲夷、吴南生等党内开明前辈任顾问，彼时以作风激进敢讲真话著称。王永治回忆，当时报社催得急，李锐的电话还是由肖欣欣帮助找到的。据王的回忆，其实这组报道他本人的初稿和经编辑改定、连清川和李戎定版的拟见报标题，原是《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分管社委江艺平认为内容已经很敏感，标题应该平衡一下，就改成后来见报版的《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坊间分析，这组报道最为要害的是李锐在访谈中提到了邓小平的错误，而此举可能是21世纪环球报道试图对胡温新政时局做一次底线测试。据该组报道见报版，这个地方主要在其中第三篇稿子的第二部分，小标题为“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在回答记者问题“小平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时，李锐围绕邓小平在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上的习惯做法，如赞同李光耀的权威主义，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特别是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等，得出结论：“为什么那篇文章束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李锐进一步指出，“我十五大就做过一篇长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王回忆，他自己就没指望能全文发表，部分尖锐内容本来编辑也已经删掉……（此处略掉数十字）……大家对时局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乐观……（此处亦略掉数十字）……王永治认为，这种乐观有两个因素支撑，一是李锐意见书毕竟此前已经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过，而该杂志安然无事，二是其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新晋常委李长春以前是广东省委书记，对南方报业的情况应有相当之了解。事实上，在得知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消息后，李锐本人亦十分震惊，他曾专为此事两次上书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呼吁复刊。王永治回忆，这两封信都由他代为起草，李锐本人亲自修改，通过组织内部系统的密件传送渠道上达高层。当时高层曾传话给李锐，等萨斯结束五一后即可复刊。王永治估计，按照组织流程，胡锦涛把这两封信批转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现国务院副总理），“请德江同志处理”。但关于此事张自始至终没有任何公开意见出来。停刊后这些运作过程，王都曾汇报给南方报业集团分管领导。报纸停办近5年后，王永治回忆，替李锐起草这封信时大家觉得复刊希望较大，担心激怒官方，所以这些事都没敢跟报社同事说，他去设在钓鱼台大酒店的21世纪环球报道北京记者站办公室，给李锐打印上书信函时，都很小心地回避同事。另一个相当隐秘的消息是，在这期报纸见报的当天，时任南方报业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的方进玉曾接到中南海指令，要求马上送该期报纸进去审看。王永治回忆，其时报摊都已卖光了，方只好到钓鱼台大酒店的记者站去找了两份。但从中南海审看报纸到停刊指令出来的十天间，广东省委宣传部门没有任何动静。王永治事后分析，综合各方因素，广东省宣或者南方报业集团自裁的可能性很小，真正的流程应该是在十天后广东省宣接到中宣部停刊整顿指令，因中宣部后来向宣传口传达指示，这篇文章定性“简直是反动”，后来陆续有指令出来，以后不许媒体再采访李锐等老干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令人感叹的是，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1年后，曾给王永治采访李锐提供过方便的《同舟共进》杂志也被令暂停刊整顿，萧蔚彬被免职。而该杂志肇祸原因，和21世纪环球报道何其相似，盖因2004年第8期杂志发表了《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长篇访谈。这篇访谈由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的关山亲访，主编萧蔚彬特意撰写了题为《答客难》的卷首语，强调提到“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的主要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李锐访谈之外，后来也被疑为肇祸的另一篇报道《共青团干部集体进入领导层》，其实是一篇非常正面甚至到迹近歌颂的文章，从内文中的肩题《现象符合中国干部选拔趋势，思想敏锐开放普遍背景干净》就可见一斑。这篇报道的作者是韩福东（现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版面编辑是龚维松。第三篇涉嫌文章，是见习记者刘正采写的政协改革，主题是《专家呼吁政协应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肩题是《政协委员参政资源稀少无法行使监督权，政治改革应先从政协开始》。该期报纸为此还特意在第2版配发了一条社论《人民政协的未来》。据报社一位主要领导估计，此前一篇关于广东萨斯的报道，也被列入怀疑对象。另一方面，相应一些稿子的风格也被作为细细解剖的对象。《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搬到新办公室后，正值上海选出年轻的新市长韩正，而新党主席郁慕明彼时正访问大陆途经上海，上海站记者姜峭峰专访了此人，这篇报道题为《帅哥对帅哥：韩正应会马英九》，这种对两岸新闻的时政化入手民间化消解，角度大胆笔法新颖，其视角至今尚无后来者尝试。另外一位上海站记者陶峰采写的《一个上海中产阶级社区的噩梦》，以精致细腻的笔法，成为此后数年间城市拆迁引发的激烈社会矛盾前传。李戎回忆，停刊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5万份，其业内品牌和影响也已经基本建立。检索这段时期的报纸，专栏作者既有董桥、马家辉、尘翎这样的港台名家，也有刘军宁、庄礼伟、李银河这样的大陆大家。这样的阵容，即便在现在也堪称豪华。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21世纪环球报道，并不囿于门户之见，而是乐于充当不同观点的交锋平台，比如在美伊战争争议上，既能看到特约评论员余杰、焦国标和王怡秉持的自由主义观点，也有王小东、韩德强、旷新年这样持左派立场的文章。[五] 还魂 （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分管社委江艺平）南方报业旗下很多赫赫有名的报刊前身都是汲汲无名的野鸡报刊，无他，旧瓶装新酒，取其刊号而已。执国内经济类报纸牛耳的《21世纪经济报道》前身是《广东价格报》；风靡所谓中产小资的《城市画报》前身是《广东画报》；《21世纪环球报道》的前身是《花鸟世界报》。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前身是什么显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定位。从南方报业集团整体布局的角度考虑，环球报道的定位应该是做国际新闻，地方媒体以做国际新闻为主攻方向，是欲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天然垄断的国家级恐龙那里抢食，显而易见是条险路。环球首先打出的旗号是“新闻全球化”，但很快发现在硬件上制约太大，无法满足在恐龙嘴边抢食的初衷。汤山中毒案件的成功操作，使报社意识到既然新闻全球化，国内重大新闻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国际新闻，再进而推理之，中国的时政新闻永远是国际社会关注的国际新闻。如是，环球报道剑走偏锋，突出时政，突出环球视野当中的中国视点――以色列爆炸了，去福建采访受伤的外劳民工家属；中东危机，去义乌采访生意受损的阿拉伯商人，如是推之。这种操作模式原也使得，最大的作用是卓有成效的拉近了读者和新闻的距离，远在天边漠不关心的国际新闻一下子成为近在身边必须关注的有效信息。读者关心则报纸好卖，这个简单的道理有一个更简单的衡量标准：每次只要看摊主把同类型的几份报纸在报亭上如何摆放排列，就知道这期报纸在他和读者心目中的阅读预期。开始时《21世纪环球报道》是被压在《世界新闻报》和《环球时报》下面的，后来渐渐翻转身来变成男上位，把对手们紧紧压在下面。当时有一句玩笑，南方报业集团里母报《南方日报》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自然是老祖宗；《南方周末》是儿子；沈灏和刘洲伟都是南周出来的，所以《21世纪经济报道》是儿子办的，辈分当是孙子；《21世纪环球报道》的领导层又主要来自经济报道，辈分最低，非曾孙子莫属；至于《明星周刊》，当然更是灰孙子了。辈分低当然是劣势，除了在整个报业集团里话语权相对阙如外，出问题时曾孙子和灰孙子也容易被拿来做牺牲品丢卒保车 。但对《21世纪环球报道》来说，做曾孙子反而变成一个有利优势，那就是所有人事纷争派系斗争都被报业集团和母报《21世纪经济报道》大体遮蔽住了，从而得以轻身前进。优势如此明显，问题出在哪里？天意从来高难问。的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环境从来难以预测，从1998年的小阳春到2003年的小阳春，也很容易让人过于乐观甚至麻痹。连清川承认，其实在“新义州”和第一次SARS这两篇报道之后，南方报业集团两位主要领导范以锦和杨兴锋就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但“我根本就没有听进去”。连认为，听不进去的原因之一是内心的普遍乐观和媒体的激烈竞争形势，“那个时候的号角到处在吹响。《战略与管理》、《南风窗》的尖锐到了我几乎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而我们的兄弟，我曾经的老师《南方周末》在混乱之后的突然发飙，更加让我如坐针毡。”听不进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急于建功立业，创造成绩，也是“冒进”。连回忆，“发行量尽管在上升，但是发行总监给我的快乐总是带着一些限制，一个星期三五千份的上涨，不能给我期待奇迹的心任何的安慰。而广告速度的蚂蚁上树，更加催迫得我坐立不安。”“我以为，我们需要的仍然是一种年轻人所必须要创造的奇迹。如果年轻不创造奇迹，难道我们要在我们年老的时候再来享受成功吗？”连甚至承认，在那个时候，即便有预警，他也未必会愿意踩刹车。“我后来邂逅了一位堪称风云人物的前辈。他在看了李锐报道之后说，如果他能够早就看到这个报道就好了。我开始以为也是，可是我后来想，如果他早就警告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听他的。”坊间评论，如果有健全的风险预警机制，连的冒进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至少可以避免上一期出来《本报独家专访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这样的猛稿，下一期连着出《给民主党派名副其实的参政空间》这样的评论（作者系刘军宁先生），硬生生的在骆驼背上添上最后一根稻草――使《21世纪环球报道》真正身体力行的“见证”了一番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虽然自己一直在做时政，赵静并不完全同意连清川的看法。他认为21世纪环球报道的肇祸之道，是“虽然才9个月多大，但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野心。本来是新闻纸，本来做的就应该是硬新闻、新新闻、客观新闻，却要去中南海探什么脑袋，臧否什么人家的政治文明。毕竟是《南方周末》的小侄子，虽然一直讨厌《南方周末》乱评论不好好做硬新闻，但一旦自己有了20万的发行量，也学习叔叔的样子，玩起了赌博游戏，在人家开自家内部大会的时候在外面下了大注。盘口一开，把自己性命搭上。”风头正劲的报纸因非市场的原因停刊，是南方报业集团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个事件直接导致21报系扩张步伐的骤然放缓（所幸《21世纪经济报道》一直步伐稳健一枝独秀），并间接影响到南方报业集团和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合作筹办《东方早报》的进程。沈灏原本雄心勃勃要办日报，《东方早报》的原中层以上领导多来自南方，传沈灏当时拟任社长，广告词都想好了，谓之“日出东方，大利中华”，其气势其野心可以想见之。这次合作以南方报业全面撤出告终，东早遂苦苦挣扎于上海滩红包+马甲袋新闻的媒体酱缸文化里。作为南方报业的东征遗产之一，现在《东方早报》的〈大都会〉版块原本就是《21世纪环球报道》改版中的版面规划内容；不得不提一句的是，此次停刊，还累及同一刊号的《21世纪环球报道明星周刊》中道夭折，这是一份业界公认的最具专业精神也最具成长性的娱乐周报。赵静感叹“妹妹死得很冤枉，她很动人，大家都喜欢她。因为人民需要八卦，而她的八卦又最优雅而且性感，这样可以让八卦却虚荣的男人女人们可以毫不掩饰地拿起报纸，关心起明星的起居和性戏。”“她死了之后，她的盗版产品出现了好几个，之前的明星同事们也纷纷到了这些盗版产品中，虽然再也没有像她这么优雅的美少女出现。” 《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后，《南方都市报》继续南方报业集团的“走出去”战略，日，和《光明日报》在异地产下的私生子《新京报》初试啼声，此谓之公然北伐。除原南都骨干外，这份报纸网罗了一批江湖异人，“负责报道一切”的理念既气势逼人，“新北京 新京报”的广告语也口彩不错，程益中的心劲堪比准备创办《东方早报》时的沈灏，只是没有人能想到，3年后他的运气比沈灏还要坏。“二球”众人风流云散，薪火流传，有的就近搬家，到隔壁《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有的到创办不久的《东方早报》、《外摊画报》和《新京报》（此三者都多少和南方报业有些渊源）扛活；有的则流窜新华社《了望东方周刊》、《凤凰周刊》、《纽约时报》北京分社、cctv新闻评论部等地。2004年春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传播学访问学者的连清川，在一篇名为《只有理想是不死的》文章里，想起原《南方周末》老领导左方和江艺平关于耐心的谆谆教诲，痛彻追忆这份报纸：“在中国做新闻，最好的种子不是别的，而是耐心和理想。在这样一个经历了黑暗、痛苦和挫败的岁月里，我们可以埋怨、可以痛恨、可以哭泣、可以诅咒、可以消沉、可以买醉、可以游移、可以沦落。可是，惟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埋葬。埋葬代表着结束。我们不是基督，我们在埋葬之后不能够复活；我们不是凤凰，我们燃烧之后不能够再生。我们明白了我们不是天使之后，我们更加要爱护自己的理想。”彼时在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任研究员的赵静，则宣布准备“高傲的潜伏起来”：“我们准备忘了你了，《21世纪环球报道》，因为你在死之前就已经开始腐败，我们对你的憎恨已经在兴奋和幸福中埋下了种子。我知道是谁杀死了你。是上帝，是上帝为了中国在你骄傲的一瞬间让你突然死亡。你妄想成为《纽约时报》，却不知道《纽约时报》的成长需要至少5年之后的政治环境。既然你这么骄傲，把你杀死变成新新闻的火种，也许是对这片土地更大的贡献。”“听着，亲爱的，我们都要赶路，5年的路很长，我们要做很多努力，我们不能再思念你们了。我们答应你们，等我们这些《环球》的种子们各自开花长大的时候，我们会给你们在新闻自由史馆建一个牌位。”日，在赵静所期待的近5年后，这份刊号还是CN44-0005的报纸终于醒过来了，只不过，它的名字，叫《理财周报》。除了刊号，这份借尸还魂的报纸，和《21世纪环球报道》再无任何联系。犹记公元2003年8月，在距汉口路300号500米外的银树酒家，《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诸人狂呼痛饮，刚刚从厕所窜出来的罗荣一拳将墙壁砸了个碗大的窟窿，已经削发明志的连清川一手端杯，一手乱舞，大家齐声吆喝，狂呼酒令： “井冈山上红旗飘啊！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几把刀啊？几把刀啊？久在江湖漂啊！哪能不挨刀啊？反革命分子在磨刀啊！几把刀啊？几把刀啊？”（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董事长范以锦）
（作者系石扉客，现任《南都周刊》主笔，原《21世纪环球报道》上海站记者，本文原为其2004年撰写的帖子《追忆21世纪环球报道》2008年修订版）转载来源：
附录1：《华盛顿邮报》对《21世纪环球时报》被封杀的报道： /wp-dyn/world/asia/eastasia/china/ Chinese Newspaper Shut After Call for Reform By John Pomfret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Friday, March 14, 2003; Page A23 BEIJING, March 13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day shut down a newspaper that published an impassioned plea for political reform along with a critique of past leaders by Mao Zedong's former secretary, sources said. Li Rui, 85, the personal secretary to the founder of Communist China, criticized Mao for creating a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subsequent leader Deng Xiaoping for failing to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s. The interview was published March 3 in 21st Century World Herald, a weekly newspaper. In addition, Li, for the first time in any major Chinese newspaper, praised Hu Yaobang, a former Communist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His death in April 1989 touched off a wave of student protests that ended with the 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 The newspaper opened last year, and its circulation had risen to more than 200,000. Sources close to the paper said the order to halt publication came from the Guangdong province propaganda department. The 21st Century World Herald is published in the southern city of Guangzhou by the Southern Daily Group, one of the biggest media groups in China. A sister publication, Southern Weekend, has undergone a series of purges because of its propensity for also publishing controversial articles. Li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37 and has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champion of political reform. In several brief phone conversations, he initially agreed to an interview request but then declined today, saying his interview with 21st Century World Herald had brought him an enormous amount of trouble. Sources were unclear about how long the paper would be closed. One said the order was temporary. The closure took place during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annual legislative session in Beijing. The Congress will approve the election of senior Chinese leaders during the session, including a new president, premier and foreign minister. China's tightly controlled publications recently have published articles calling for political reform. Some of the articles have relied on interviews with elderly Communists such as Li Rui, who are generally protected from persecution. Yuan Geng, another former senior official, gave an interview to Southern Breeze, another crusading magazine, earlier this year in which he cal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ecks and balances system along Western lines, something that China's senior party leadership has rejected. Chinese journalists said the closure was taken as warning about such activity to other publications. 附录2：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一把手说了算”必须变更
日17:22 21世纪环球报道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给中央常委的建议得正面回应 　　本报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2月20日下午86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21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1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40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WTO，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1992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1980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21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5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5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5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21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21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1957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这个问题，我1992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9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21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1998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1941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21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21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20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21世纪环球报道》：您在1980年10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1989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21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21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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