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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也越来越快，在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速度迅猛，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社会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交通拥挤、住房条件差、城市用地紧张、就业困难和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不断显现并且成为阻碍城市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分析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及趋势就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城市化 现状 趋势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展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如交通拥堵、住房短缺、居住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城市用地紧张、历史文化被破坏等等。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历程看，上述城市问题似乎很难避免。在我国，空前的人口规模更有可能使之扩大化、复杂化。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将有十亿城市居民。只有明确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及其趋势，我国才能健康、和谐、快速的发展。
一、城市化的概况
（一）城市化的涵义
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能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和城市化进程史。
（二）城市化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同步城市化，即职业与空间的转移是同步完成的。比如说，工厂进入城市，农民作为工人进入城市，农民变为市民，农村逐步减少。也就是说，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基本是这种类型。当然，这个过程也会出现问题，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城市强迫、剥削农村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农村破产，迫使这些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到城市，好的
2变为雇工，差的沦为城市贫民。
第二种类型是超前城市化，即空间转移在前，职业转移在后。人先进城来了，但还没有就业岗位，进城以后在城市里无序流动，成为城市流浪汉、城市贫民。据统计，在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人口数量一般都占城市总人口的30%以上，最高占到60%。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城市化。职业没有转化，产业没有转化，印度在这方面是典型。印度的城市化水平比中国高，达到30%，但许多人没有工作，到处流浪，贫民特别多，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过度城市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比较明显。
第三种类型是滞后城市化，即职业转移在前，空间转移在后。人先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人口，农民变为工人，但是人还是在农村。这就是我们说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我国的沿海发达地区“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现象，最为典型。这种城市化滞后的现象，不仅容易造成资源、资金等许多浪费，而且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实现。
（三）城市化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集中城市化阶段，集中城市化阶段也就是自工业革命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发展成为城市国家。集中城市化过程体现的形式，就是人口、工业向城市集中。城市土地价格高，城市劳动力价格高，因此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集中城市化出现了像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病问题。这种城市化在景观上的突出表现是摩天大楼和贫民窟并存，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是城市郊区化阶段，这一过程大规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全面进入城市郊区化的过程。其最主要的原因：汽车和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白领阶层为改善住房条件晚上住在郊区，白天进城上班。大量居民进入郊区以后，工业要发展，为了靠近劳动力，于是出现了工业郊区化，然后逐渐是商业郊区化。到了70年代，郊区已经不是依附于城市的附属品，已经成为独立于城市的，和城市有分工的区域。如华盛顿城内没有高楼大厦，是政治文化城市，但郊区却到处是高楼大厦，郊区是体现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城市。
3第三阶段是逆城市化阶段，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进入逆城市化阶段。所谓“逆”，即离开城市到农村（不包括郊区在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其一，高技术产业代替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土地、水的要求少，交通要求不高，但对环境要求较高，所以高技术产业便从城市中搬到郊区、农村；其二，西方国家城市生活水平、消费需求不断提高，人们要求旅游度假、休闲健身，所以出现了很多为消费服务的城镇，象旅游城镇、避暑村庄、疗养地等，导致许多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率先兴起；其三，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使很多管理可放在城外，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他们可以分散进行。
第四阶段是再城市化阶段，这一阶段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使得城市中心衰落，城市中心空洞。城市中心地区地价高，环境差，导致居民迁移，企业搬走。西方国家城市建设资金很大一部分是靠所得税，而所得税是按照居住地来收取的。城市需要维护这些建筑物，但是却没有这笔资金。政府进行市中心的复兴改造，改善环境，把城市多年以来的部分商务区改成住宅区，吸引人口重新进城，所以出现了再城市化过程。
二、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及特点
（一）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据建设部最新统计，截至1999年底，中国城市数量已增加到666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32个，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大城市有43个，人口在20万至50万的中等城市有192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有近400个，均比前几年大幅度增长。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辽东半岛和京津唐等地区，目前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城市群体，其中有200多座城市在原来小城镇的基础上迅速发展成为中等城市。目前，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分别占全国总数的44%和19%。广大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布局正逐步由疏到密，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建设部专家预计，中国城市化进程在21世纪初将迅速加快，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6.3亿，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45%。
中国城市化水平为36%，据报道，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已经显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下一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以提高城市化水平为重大课题。现在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约为47%，发达国家和地区约
三、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不断完善，我国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近来，国家和各省市出台了一些户籍管理的新措施，这些措施更加灵活，如在城市有了自己的住房，有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就可将户口转到所在城市。这样，使原来“打工族”的一部分就转为真正的市民，加快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促进城市化进程。另外，随着中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的开发者、投资商将不断地涌向中西部城市，使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城市不断增加。未来20年每年有1200万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地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每年增设20个左右的新城市，设市坚持向中西部倾斜。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地区，这将
7大大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再过20年我国的城市将达1000个以上，城市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一）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体化
城市化发展规律表明，当一国城市化率超过30％后，城市化将进入加速状态，且出现城市与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60％左右。对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国情来说，城市化率每年需提高约1.5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有15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何实现这种转化，将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在做大、做强城市的同时，通过城市的发展带动区域的联动、实现城市与区域的一体化、进而加速推进城市化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政府的主要努力方向。
（二）城市职能的国际化与专业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网络中，城市职能的国际化与专业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走向世界，主动纳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前提。因此，发掘自身的优势与潜力，认识自身的不足，找准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积极参与世界城市分工，向国际化、专业化与专门化方向发展是今后我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各地城市政府都在修编的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重新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编织起国际化大都市、区域性大城市或地区性中心城市的新的理想宏图。建设具有国际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制造业基地、重化工业基地；国际性的旅游观光城市、消费休闲城市以及时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等成为各级城市参与国际化与专业化分工的新的目标定位。毫无疑问，专业分工更为细致、专门化程度更高、比较优势更为明显的城市将在世界新的经济体系与城市体系的重组网络中最先采集到第一桶金。
（三）城市特色的地域化与个性化
保护与发掘城市的文脉与景观特色，弘扬地方文化，极力打造城市特色品牌成为城市政府在城市经营与城市竞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对过去城市特色模糊、城市发展模式雷同的理性反思。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与各类城市地域文化相结合成为发展特色城市的重 8
要文化资源，一批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与个性特色的城市将脱颖而出，水乡特色城市、滨海城市、高原城市、山海城市、沙漠城市等以地理风貌为特色的城市；服装之都、水晶之都、丝绸之都、玩具之都等以产业与资源为特色的城市；以及昆剧之乡、南音之乡、评剧之乡等以地方文化为特色的城市迅速为世界所了解，并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个性化的特征就是保留城市的历史痕迹，并将她上升为城市的灵魂。因此，在城市的更新改造过程中，为恢复和保留城市的文脉而作出的各种努力都将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且也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级城市如雨后春笋先后形成。众多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本身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传统习惯，一味地去追求高楼大厦、水泥马路、立交桥、霓虹灯，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用了“克隆”技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历史名城、山水名城在现代的水泥丛林中逐渐消失，甚至直接抹杀。很多城镇的规划和建设只体现了群众的物质要求，而忽视了精神需求，造成了“村村像城市，镇镇像农村”这种畸形的现象。要想城市健全的发展，每个城市应该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特色形成一个城市个性。通过城市的规划，使得大到城市的区域、街道，小到城市的每一个建筑物都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既能体现共性，又有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在国内，目前已有很多城市为了体现特色，公开向社会征集城市建设方案。如深圳，为了把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近10年先后进行了几轮的国际咨询，通过评审，最后选定德国某公司的设计方案。
（四）城市环境的生态化与园林化
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生态化与园林化建设既是对以往忽视生态环境建设、破坏生存环境的一种补偿性、修复性的被动行动，又是基于对人类建设性破坏活动理性反省的一种前瞻性、预支性的主动行为。正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没有任何理由再重蹈发达国家曾经的“先破坏后建设”的覆辙。可以明显地看到，各级城市政府都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城市的环境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建设生态城市与花园城市的费用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政府城建投入中上升比例最快的一项财政支出，其中用于环境治理与污染控制投入所占的比例
9最大。持久的努力终将会有丰厚的回报。中国人将会以“天人合一”的环境观与“无为而治”的空间管治观等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西方先进城建手段相结合的理念建设一批令世界注目的中国式的生态花园城市。
城市是人口最集中，也是受到人类影响最大，污染最严重的地方。要使城市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污染的治理将是刻不容缓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城市的能源问题，由于人口的集中，城市对能源的需求非常大。从传统的煤到现在的液化石油气对环境都会产生污染，现在很多居民越来越重视太阳能的利用，科技的发展也为这方面提供了可行性，太阳能将成为未来城市能源的主体。其次，城市交通污染也是恶化城市环境的元凶，特别是私人小汽车。以后城市交通将首选公共交通，其中，有轨交通将成为城市交通的主体。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约135座城市建有有轨交通。我国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建有地铁外，深圳、南京、青岛、沈阳也正在计划建设，发展有轨交通对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减少污染具有战略意义。最后，城市垃圾的处理也是实现城市持续化发展的关键。在传统观念中，垃圾是废物，但用现代理念考虑，垃圾是一种资源。通过垃圾的分类处理，可以用来堆肥、焚烧发电，把垃圾列入城市生态系统的循环中，不仅可以解决城市能源问题，还可以解决城市下岗职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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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建设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城镇化建设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来源：字号：小中大(快捷键：←)
(快捷键：→)■ 陈永霞 博士生（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 210037）▲ 项目名称：人事部PPP交通项目可变合同条件研究项目批准号：◆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日本的城镇化成功路径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东欧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化滞后问题，而拉美国家则大多陷入过度城市化状态。本文认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开展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关键词：城镇化 路径 国际比较启示城镇化发展路径的理论回顾　　对于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学术界主要有两派观点，即“推”动力与“拉”动力理论。　　城镇化的“推”动力理论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村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了可耕农地出现短缺，从而“推”动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在该派观点下，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是二元结构理论以及“拉尼斯-费模型”理论。1979年，二元结构理论由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他认为劳动力流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吸纳从传统农业部门中源源不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直到没有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已被吸收完毕，现代工业部门不得不上涨工资来雇佣劳动力。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最终转变为一元经济（即“刘易斯”拐点到来）。二元结构理论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该理论仍存在着不足。首先，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业增长中的作用；其次，没有注意到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劳动力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基于这些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形成了“拉尼斯-费模型”。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另一学派则认为，城镇的经济发展将农民“拉”到城镇生活。这一派的支持者提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以及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发展理论。区域发展不平衡理论是传统的区域增长理论的一部分。该理论假设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起飞阶段，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的差异呈扩大趋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要素被经济发达地区所吸引，从而拉动了城市化进程；起飞阶段之后，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劳动力要素的流动的速度也将逐步减慢，城市化进程减缓；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区域差异将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呈均衡趋势，但“城市病”变得越发严重，一部分劳动力要素再一次回到农村，即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发展理论从“协同效应”的角度解释城镇化。产业群是由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而在某一地区集聚的众多企业所形成的。它吸引了在产业链上工作的人口和劳动力，它也为配套的零售商业、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和就业的岗位，从而进一步带动人口的聚集。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聚拉动了城镇的发展，提高了城镇化的效率。　　本文在分析美日及拉美等国家的城市化成败经验后，认为“拉”动力作用更强，且拉动力的核心是工业化，“推”动力方面要求劳动力供给不存在短板约束。工业生产的共同劳动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在一定地域集中，从而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而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根据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程度，可将城市化分为滞后城市化、同步城市化以及过度城市化。美日的城镇化成功路径　　这两个国家城镇化的起源，都离不开工业化的“拉”动。工业化的发展主导城市化发展的步骤，而劳动力的供给面不存在短板约束，可以满足城市化发展的要求，是两国城市化顺利完成，并且伴随经济高增长的重要经验。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典型分散型特征。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一次时间与空间的大跃迁。第一阶段发轫于19世纪初期，当时处于大西洋东面的纽约凭借其天然深水港的地理优势，成为承接欧洲产业转移的桥头堡，率先进入工业化阶段。以纽约为辐射中心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大都会城市群开始形成。随着美国工业化逐渐向上游产业链发展以及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拥有丰富资源的五大湖经济区开始崛起。随着连通纽约与五大湖地区的运河和铁路网络的铺设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进入美国的中西部，以芝加哥为中心的美国第二大城市群得以形成，城市化进程完成了第二次飞跃。二战开始，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了第三次时空跃迁。这一次，以洛杉矶为辐射中心的西部太平洋沿海城市带开始崛起。该都市群的兴起离不开二战及冷战期间美国对于国防建设和军工业的需求。随着一部分军用工业转向民用工业，更大的生产力被释放出来，计算机设备、电子元件等高新技术产业得到发展。同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颁布的几个移民法案客观上放松了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限制，促进了大量的移民进入西南部，为西南部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至此，美国历时约200年的城市化进程终于完成。可以看到，美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是在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下，在产业发展的带动下，实现大都市群的兴起，历时漫长，但发展均衡。这与美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分不开，也得益于其宽松的移民政策保证了劳动力的供给。　　日本的城市化路径与美国不同。日本工业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主要发生在二战后到80年代之间，日本三大城市圈：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相继兴起。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东京逐渐从战时“神都”建设中恢复过来，成为了战后日本的统治中心。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中，日本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并承接了很多的军需订单，刺激了日本军事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和重要工业城市，受益匪浅。大阪在明治末年，已经确立了大工业城市的地位。因军需品生产的需要，大阪工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传统的纺织工业第一位变成了金属制造业第一位，特别是钢铁生产量占比最大。名古屋位于本州中部，其位置位于东京和大阪之间。二战战前，名古屋主要发展轻工业，但战后初期，名古屋根据国家的总动员法，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用品建造，并成为当时日本的飞机制造中心。随着工业的发展，名古屋人口开始急剧增加，但和东京和大阪等城市相比，依然相差甚远。与美国不同，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形成并没有时间上的承接关系，而是各自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从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拉美等国的城镇化失败路径　　城镇化的失败路径表现在“滞后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东欧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城市化滞后问题，比如泰国。泰国曾经是“亚洲四小龙”，拥有较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其城市化却举步维艰。这主要是由于：其城市正规部门难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岗位，使得大量城市贫民不得不受雇于正规就业结构之外的各种行业，获得较低收入。而部分城市贫民主要从事资金技术要求低和盈利较快的小商业、饮食业等服务行业，从而使得城市的第三产业在工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就高速膨胀，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和“虚假繁荣”。截至2001年，泰国的工业化水平为40%，而城市化水平却只有20%。　　与此相反，拉美国家的城市化则大多陷入了过度发展的泥潭。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目的是在国家大力扶植下，有计划地促进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除中美洲的少数国家外，主要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一半。但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是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工业化起点的，国内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在国家长期高筑贸易壁垒的保护下缺乏必要的竞争，该产业未能真正发展起来，反而愈益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资金支持。为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拉美发展中国家只能大举外债。这就给拉美的城市化发展埋下了祸根，并最终在80年代爆发了拉美债务危机，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带入泥淖。　　拉美的城市化发展是在相对短时期内，在政府的政策诱惑下快速实现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主要以在城市经济的边缘自我就业谋生，许多人长期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由此逐渐发展成大片的贫民窟。由此引发了城市内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拉美地区过度的城市化不仅没有推动拉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没有解决其农村及农业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第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美日两国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动力的城市化进程。美国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到军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多中心的大都市圈的成熟。日本在军需、重工业的带动下，形成三大城市圈，迅速实现城市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导致城市化进程伴随经济高增长，这是一种良性的城市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的基本内涵在于：由于工业化的推进，非农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与之相适应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向城市集聚，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第二，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由于资源禀赋和政策差异，美日两国的城市化路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城市化模式不同，美国是典型的分散型城市化模式，日本则采用典型的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美国城市化的主导因素是内生因素，如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交通运输状况改善等带来的城市化变迁，政府更多起辅助作用。而日本从整体国土规划、工业发展到规划的贯彻等，都可见到政府的影子。我国目前的情况与日本更类似，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迎合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和内生规律。　　第三，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与相关产业协调发展。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最终获得成功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密不可分。美日的每一轮城市化都与产业的迁移和发展有关。比如美国的产业迁移路径由东向西发展，其城市群的崛起也从东海岸开始，依次向五大湖地区和西海岸地区发展。而反观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虽然城市人口比例很高，但是产业的发展却没有跟上大量非农人口涌进城市的速度，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无法容纳这些人口，从而导致了“贫民窟”的出现。　　第四，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政府应当适当作为。政府可以引导城市化，但不可以逆势而为。日本的城市化是非常成功的，政府主导使得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城市化的进程更加顺利。很多拉美国家，诸如巴西、墨西哥等它们的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却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这些国家的政府罔顾城市容纳就业的能力，盲目提高城市福利，放任大量的失地农民涌向城市，在政府无力给予这些农民生活保障的同时，城市的工业又吸纳不了如此多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导致了“贫民窟”的出现，引发了各种贫民城市病。由此可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但不可以强行推动，在工业化不成熟，产业发展不能支持农村人口进城就业的情况下，实行“大跃进”，将适得其反。　　第五，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当高度关注人口红利关闭的影响。城市化进程应当以工业化为核心动力、为主导，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保证不形成“推动力”短板也是十分重要的。美日都是在人口红利消散前完成城市化的主体进程的，相比于这两国，中国可能面临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城市化还在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而人口红利期即将关闭，劳动力很可能成为制约的供给短板。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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