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人生发展变化的研究
　　　　　　
　　　　　　　　　1936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2钱玄同、右3周作人
右4许寿裳、右5马裕藻、右7沈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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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为北京大学文化营垒中的健将，是蔡元培校长所器重的人物，而且被反对者指为“北大派”。他在北大教学6年，却始终只是一名讲师,,是因为他当时在教育部任职,按当时规定兼职教员只能聘为讲师。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讲义整理而成，但其学术水平之高是公认的，连后来因道不同而明显对立的胡适，也始终不否认其独创性。所以不能以职称高低来看待鲁迅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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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
鲁迅从1920年8月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聘书，到1926年8月离京，整整在北大任教了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还为北大设计过校徽，指导过学生的文艺社团和刊物，参加过种种活动，总之，任期不能算短，关系不能算浅。但他始终只是个讲师。而别的许多人呢，一进北大，就是教授头衔，其中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当初更无名气，还是鲁迅介绍给蔡元培的。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大找蔡元培时，因为是在学期中途，无法排课，蔡曾要他到预科教国文，周作人不就，再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到了9月4日，新的学期开始时，周作人才接到文科教授的聘书。可见任教期限亦非定职的根据。　　鲁迅在北大只能当讲师，显然另有原因。这原因，就在于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和办学方针。
北京大学是由清末京师大学堂延续下来的，保留有京师大学堂的许多陋习。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准备出任北大校长之际，就有许多朋友劝阻，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蔡元培是抱着整顿北大的决心去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是培养官员的学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培训学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常有带着听差去读书的，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和“大人”，可见整个学堂官气十足。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些京师大学堂“老爷”式的学生中嬗继下来的风气是，平日对于学问没有什么兴会，却很注重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对于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不见得欢迎，而对于前来兼课的政府要员，尽管他们时时请假，而仍旧欢迎得很，——目的是寻找阔老师做靠山。蔡元培认为这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劣根性，必须革除，他到校后的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要打破旧有观念，首先要整顿师资队伍。他解聘了那些不学无术的教员，包括一些兼职的官员和滥竽充数的外国教员。这自然会引起风波。据他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说，当时有一名法国教员要控告他，有一名英国教习竟要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他谈判，他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他也不予理睬。可见当时矛盾之尖锐，也可见蔡元培改革决心之大。但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则无论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他都表示欢迎。于是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刘师培虽然政治上大节有亏，但因为旧学有根底，还是聘用了；梁漱溟资历甚浅，没有上过大学，但因为学有专长，破格聘为讲师。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至于鲁迅，蔡元培一向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识见，还在民国元年（1912）出任教育总长时，就把他招至教育部任职，但也正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他在北大是兼职而非专任，所以只能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这就是原因所在。但这并不妨碍鲁迅的学术地位和他在北大所发挥的作用。——据说，这种兼任教员只有讲师名义的规定，直到1950年代初才被改掉，因为其时大学讲堂又需要为政府官员开放，“兼任讲师”的名义太不好听，就转而认为蔡元培的规定为不合理了；而办学的理念一变，聘任的规定一改，人们以为攻击蔡元培的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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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的晚年处境是凄凉的，而精神世界是苦闷的,从日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到日在北京去世，即从65岁到83岁这段时期。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已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解放军饮马长江，南京政府眼看就要垮台。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汉奸罪被判徒刑的周作人才得以获释。但这时，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周作人出狱的那一天，居停主人就连夜逃往上海，丢下周作人一个人住在他的房间里。好在第二天，周的学生尤炳圻父子来接他赴沪。但车站上也是一片混乱，周作人是在尤氏父子的帮助下从车窗里爬上火车的，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在火车里呆了24个小时，这才到得上海，情形颇为狼狈。
　　到上海后，周作人在尤炳圻家寄寓了198天。这段时期，对周作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考虑何去何从。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胡适过沪逗留，曾两次约见周作人，都被他回绝了。胡适又托人转告，建议他去台湾、香港，并保证他有教授职务，也不为他所接受。但这并非周作人对共产党有认识、有感情，也不是什么爱国情怀，故土难舍，而是别有原因。前几年，有人将周作人的下水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挂在一起，那是曲为之辩，殊属不伦不类；又说是共产党向他做过工作，叫他不要走，那也没有什么根据。不错，周作人曾经多次帮助过李大钊的后人，那是属于私人情谊，而非对于主义的信仰。周作人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有一面之缘，但那是多年以前的往事了。那时，周作人是北京大学名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只是一名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一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青年，所以毛泽东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是表示仰慕之意。而现在，毛泽东已成为胜利之师的统帅，周作人则戴着汉奸的帽子刚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情况已是今非昔比。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是对立的，但是，对于被国民党判过刑的汉奸，则是不会奉为上宾的。何况，周作人一向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相对立，现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又会如何对待他呢？这实在是难以逆料之事。周作人并非不想离开大陆，事实上，还在出狱之前他就通过尤炳圻写信给台湾的林炎秋，说他获释后，想到台湾，托他设法安置。后来他之所以没有接受胡适的建议，也没通过别的途径到台湾去，那是因为：一则，他认为胡适说话不大可靠，说过的话会忘记；二则，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觉得如果离开大陆，难免会像流亡的白俄一样，要做白华，甚至会成为政治垃圾。——这些想法，后来在书信和回忆文章里，他自己都有所追述。他也曾考虑在上海安家，但是要在上海租赁房屋来安顿这么一个大家，经济上实在不胜负担。好在北京总还有房子可住，几经权衡之后，他还是决定回北京去。
　　周作人于日回到北京，10月18日搬回八道湾旧居。住房解决了，但衣食还是一个大问题。周作人自从担任北大教授之后，虽然收入一向颇丰，但他治家无方，听凭太太羽太信子挥霍，向来没有什么积蓄。加以定罪之后，家产大部没收，这就必须为谋食而虑了。以他现在这种身份，教书是不相宜的了；有人劝他卖字，他自忖并非书法家，也未必会有多少人来买；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只能卖文为生。好在周作人在文坛上熟人尚多，别人也还愿意帮他的忙，于是，他一面翻译一些作品，一面就给报刊写散文。周作人本是散文大家，而且见多识广，读书甚多，可写的东西自然不少，但当时乃兄鲁迅的地位正隆，而其早期生活又只有他最为了解，正属奇货可居也。周作人于1923年与鲁迅决裂后，一直与之处于对立的地位，鲁迅逝世时他只马马虎虎写过两篇文章，就拒绝别人的约稿，说是以他的身份，是不便于写此类文章的。这些话，他自然不会忘记，但是，为了吃饭问题，也就顾不得身份关系，顾不得以往的声明了，就在《亦报》上大写起有关鲁迅的文章来，后来结集起来，以周遐寿的名字出版了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文章，自然很有资料价值，但是为了多拿稿费，也就难免搀进不少水分。直到1956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时，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后以周启明的名字出版了一本书：《鲁迅的青年时代》。
　　周作人从不肯写纪念鲁迅的文章，到大写而特写，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难免贻讥于世人。许广平就讽刺他当初骂鲁迅，现在吃鲁迅。而此时，周作人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也。那时，他几乎是把他所占有的鲁迅资料当作钞票来使用的。周作人自己也说，他手头掌握的鲁迅资料，好比是有限的钞票，用掉一张就少一张的。所以他不肯轻易示人。曾听唐弢先生说过，他曾经动员周作人把所藏的鲁迅文物贡献给国家，但周作人不肯，他要慢慢地拿出来换钱的。有一次，周作人拿出一些鲁迅文物，即以安排他儿子进北京图书馆工作为条件。
　　实上，即便是兄弟关系最恶劣的时期，鲁迅仍一如既往地疼爱着他，也许正是爱得太深，反而让周作人受不了，并最终促成兄弟分离。“从人性角度思考，鲁迅对弟弟很宽容，当东北遭到日军侵略时，在报上遍寻周作人的名字，当没看到弟弟周作人的抗议时，鲁迅感到很难过。而此时的周作人正沉迷于沉迷花鸟虫鱼的生活，这被当时学界认为是知识分子的堕落，但鲁迅并没因此而抛弃自己的弟弟，反而帮周作人说好话。”当年埃德加·斯诺访问鲁迅时，曾问过他谁是中国最好的散文家，鲁迅毫不犹豫地说是“周作人”。这段历史在鲁迅死了很多年后才被公布，而周作人自从与兄长鲁迅分开后，一直对鲁迅评价不好，常常在报上以文章讥讽兄长，直到晚年，周作人在真正了解了鲁迅对他的爱后，才客观地重新介绍鲁迅，撰写鲁迅回忆录。
　　不过，共产党政府对于周作人的生活还是作了安排。先是让他为出版总署译书，后来让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都能使他获得一些稿费，那时，是建国后稿费标准最高的时候。1960年起，又以预支稿费的形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付给他生活费400元。这时，教授还属于“高薪阶层”，以上海8类地区而论，一级教授的工资是360元，六级副教授是165元5角，北京是6类地区，还略低于此数。这就是说，周作人当时的生活费已超过了一级教授的工资，而一级教授在全国是为数不多的。周作人在致曹聚仁的信中，也承认：“其实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但是，他还是不够开销，靠向香港报刊投稿，赚点稿费来弥补亏空。后来，出版社以他家的病人已经去世，物价已经低下为理由，将周作人的生活费减去一半，降为200元。当然，这同当时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的形势不无关系。周作人自然更为窘迫了，他不得不多向港报投稿。但港报讲究趣味性，周作人一向以冲淡为尚的文笔难以适应，稿子常常压着发不出去。好在有曹聚仁等朋友帮忙，总还能不断发表一些文章，40多万字的《知堂回想录》虽然没有能够在报纸上连载完毕，但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也还是出版了单行本。在几年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香港的朋友还不断给他寄糖、油、海味和药品等物。周作人的生活水平，比起过去来，当然是降低了很多，手头显得颇为拮据，但比起当时一般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还算是较好的了。
　　对于周作人来说，最难过的还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心理上的负担。有两件事，对于他说来，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一是和大哥鲁迅的决裂，由兄弟怡怡变为形同参商；二是在日本占领时期担任伪职，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刑。　　鲁迅最重兄弟情谊，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所作《别诸弟诗》就可见他对兄弟的深情：“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年轻时，鲁迅一直充当周作人的引路人，后来又为支持周作人的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学业，提早回国谋职。周作人到北大教书，也是鲁迅引荐的。八道湾的房子买下修好后，鲁迅又把主房大院让给周作人一家住，自己则住在前院较差的房子里。五四时期，他们兄弟一同成为新文化战士，二周是并提齐名的。但是，周作人却听信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妇人的谗言，把鲁迅赶出了八道湾，绝情到了极点。从此，二人走着不同的道路：鲁迅继续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成为左翼文坛的盟主；而周作人则提倡闲适小品，从叛徒变成隐士，最终堕落为汉奸。现在，鲁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圣人、文化革命的旗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受到人们的崇敬；而周作人，则被视为民族的罪人，受到人们的指责，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劳绩，也被一笔抹杀了。两个地位原来相等的兄弟，现在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反差实在太大。鲁迅已经逝去，世情的变化他是无从感知了，而活着的周作人，则心态难以平衡。周作人在书信中常对当时的鲁迅研究论著有所非难，而独欣赏曹聚仁的《鲁迅评传》，特别是其中所云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之说，此尚可说是学术观点的不同，不足为怪，而他对鲁迅坟头所设塑像，说是“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就难免使人感到论者有些心理障碍了。盖世间文人作家的纪念像多多，坐像立像都有，难道都是头戴纸冠乎？周作人因握有鲁迅的第一手材料，写了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而重新赢得了文学界的重视，但这种附骥于鲁迅之后的存在价值，对于他说来，无疑是一种讽刺。所以，他一方面为了生活问题而不断写作回忆鲁迅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决不承认他当年对待兄长的错误行为。此事知者不多，鲁迅又不愿在自己的文章和书信中提起，连日记中也是隐约其辞，不知内情者未必会引起注意。事情本来可以含糊过去，偏偏老朋友许寿裳和鲁迅夫人许广平都在回忆文章中翻出这笔陈年老账，这不能不使周作人感到尴尬和恼怒。
　　1960年暑假，我和两位同学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调查访问，周作人自然列入访问对象之内，但听说他正为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中《所谓兄弟》一节所写之事而光火，拒不见客。我们找到他和鲁迅当年的学生，后来与他们双方都有来往的常惠先生带领，这才接受访问。但所谈都是他在书中已经写过的，盖因新的内容他要留着另写文章也。后来读到《知堂回想录》和他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件，知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说不辩解，而实多方辩解。比如，在《知堂回想录》第141节《不辩解说（下）》里，就指摘许寿裳道：“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又说：“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的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这里，用语相当混乱，与周作人一向清通的文风大相径庭。其实，当时鲁迅斥退周作人妻子所招来之徐、张等人，是说这是他们周家的事，你们外人不要来插手。这里所谓外人，是指周家以外的人，并非后来通称外国人为“外宾”者。周作人说他们是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显系偷换概念的手法。而且，许寿裳说出一点不同意见，何以就是“造作谣言”，就是“和正人君子一辙”呢？周作人说许寿裳是“明白这事件的内容的人”，那么，肯定是因为许寿裳深知鲁迅的为人，又长期目睹鲁迅对周作人及其一家爱护关怀之情，这才不信周作人所说的“这事件的内容”，而别有看法。至于，周作人在这段回想录后面对鲁迅小说《伤逝》的解析，则仿佛倒是说鲁迅似有忏悔之意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这大概也只是周作人自己的感觉而已，文艺界、学术界对于《伤逝》的主题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认同此说的，因为研究者从作品中实在读不出这层意思来。对于许广平的文章，他在给曹聚仁、鲍耀明的信中都有所申说，但不作正面辩解，而以“妇人之见”，全盘否定之。如说：“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大为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日致鲍耀明信）于是一场是非之争，遂变为妯娌斗气矣。　　周作人很缺少一点自我批评精神，用时下流行语言说，即是没有忏悔意识。所以对于自己所做的错事，总是不肯承认，而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硬撑面子。甚至连落水做汉奸这样的大错，也要曲为之辩。日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仿佛他之做汉奸，是牺牲自己而拯救苍生似的。这使我们想起了汉奸总头目汪精卫所说的话：“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他们正是一鼻孔出气。
　　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里，大谈被日本军方御用作家攻击为“反动老作家”之事，说他引起攻击的文章《中国的思想问题》，“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却绝口不提他在各种集会上配合日本侵略者对于“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比如，日他出席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就在书面训词中鼓吹道：“现今世界情势大变，东亚新秩序相次建立，此时中国作家自应就其职域，相当努力”，“以不变应变，精进不懈，对于华北文化有巨大的贡献。”在这里，周作人文过饰非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他在书信中还时常月旦那些依附新政权的作家，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八股腔调，而忘却自己在依附日伪政权时所发的八股腔了。这大概也是周作人要取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手段吧！　　周作人是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中过完他的晚年人生的。但是，孰料在他去世10多年之后，却又重新走红起来，他的著作以各种形式重新编选，重新出版，而且非常畅销。鲁迅热不断的降温，而周作人热却悄然而起。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然，这时长眠的周作人也已无从感知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捧周人物的心态。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一是逆反的心理。愈是受鼓吹的，愈是要找缺点；愈是被冷落的，愈是感兴趣。周作人落水做汉奸的确是大节有亏，但是他的前期，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对新文学有贡献的，过去因其晚节不终，即全部加以抹杀，自然不对，“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获得解放，一些研究者重新评价其功过是非，恢复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本是应做之事，但继之愈捧愈高，并曲为之辩，那就是逆反心理作怪了。
　　二是历史的遗忘。中国近代是屈辱的时代，备受外国的侵略，因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中国的知识分子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且时有学派之争，但民族观念大抵很强，爱国思想很浓，所以过去许多文人虽然也尊重周作人的历史地位，爱惜他的文才，但对他出任伪职，则有所不齿。中国知识分子当初那么欢迎新中国，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能以独立的姿态在世界上站起来。但时间一久，屈辱的历史就逐渐淡忘，民族意识相对趋弱，对周作人的下水行为，也就不是那么看重了。
　　三是商业的炒作。现在国内虽然还不允许成立私营出版社，但事实上书商已经很多。书商与出版家不同，他们考虑的不是文化建设，而是营利赚钱。青年人历史观念的淡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逆反心理，正是他们任意炒作的好机会。周作人热就与这种商业炒作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一切政治行为，一切商业炒作，总要随着时间而消退，历史的东西总要还给历史。无论是历史的功绩或者是历史的罪孽，总要由历史来评说。
附件１周作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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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像
　　　　　　　　　　　　　
　　　　　　　　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为羽太信子，左二为周作人。&　　　　
　　出生了浙江绍兴，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周树人）之弟，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因患前列腺肿瘤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1901年秋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于1906年7月留学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先后入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后又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曾与鲁迅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一、二集。1901年进江南水师学堂1911年自日本回国，于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同年，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返回绍兴，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第五中学英语教员。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译处纂辑员。
　　新文学运动发韧时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文章，产生过广泛影响。1920年参加新潮社，被推选为该社主任编缉，并负责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宣言。五四前后除继续翻译介绍外国作品外、还发表大量白话诗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之一。
　　1922年7月起兼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1923年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问世。1924年11月发起组织语丝社，并成为《语丝》的实际主编。这时期作品为《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其子李葆华避居周作人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选择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其后曾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
　　1928年任北平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1930年与冯文炳等合办文艺周刊《骆驼草》，同时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创作了大量专注于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笔记，创作风格愈加走向闲适。此时结集的有《永日集》、《看云集》、《苦条随笔》、《夜读抄》、《瓜豆集》等。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他留在北平。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沦陷时期著作结集有《药堂语录》、《甘口苦口》、《立春以前》等。
　　1939年元旦，有人闯进八道湾，向周作人及他的一位来访的学生开枪射击。周作人虽中弹却竟未受伤，倒是那位学生被打中左肩，门房里的一些人前来捉拿凶手，一名车夫被打死。这一暗杀事件始终未搞清是何人所为，但却促使周作人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的职务，接着又当了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font STYLE="FonT-siZe: 18px" COLOR="#6F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保释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先后写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还翻译了一些日本、希腊文学名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曾于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有关哥哥鲁迅的“回忆录”体裁著述。晚年的周作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周作人遭受冲击，曾被红卫兵无耻粗暴对待。
　　日，周作人去世。周作人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他的一生平平不足为道，只有晚年的翻译让他满意。
　　著作书目：
　　《孤儿记》(文言小说)1906，小说林社
　　《异域文谈》(评论集)1915，墨润堂书坊
　　《欧洲文学史》(理论)1918，商务
　　《自己的园地》(散文集)1923，北京晨报社
　　《雨天的书》(散文集)1925，北新
　　《泽泻集》(散文集)1927，北新
　　《谈龙集》(散文集)1927，开明
　　《谈虎集》(杂文集，上下册)1928，北新
　　《水日集》(散文集)1929，北新
　　《过去的生命》(诗集)1929，北新
　　《艺术与生活》(译论集)1932，群益
　　《儿童文学小论》(评论集)1932，上海儿童书局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理论)1932，北京人文书店
　　《看云集》(散文集)1932，开明
　　《知堂文集》(自选散文集)1933，天马
　　《周作人书信》(书信集)2933，上海青光书局
　　《苦雨斋序跋文》(序跋集)1934，天马
　　《夜读抄》(散文集)1934，北新
　　《苦茶随笔》(散文集)1935，北新
　　《苦竹杂记》(散文集)1936，良龙
　　《风雨谈》(散文集)1936，北新
　　《瓜豆集》(散文集)1937、上海宇宙风社
　　《秉烛谈》(散文集)1940，北新
　　《药堂语录》(散文集)1941、天津庸报社
　　《日本之再认识》& 1941，国际文化振兴会
　　《药味集》(散文集)1942，北京新民印书馆
　　《药堂杂文》(散文集)1944，北京新民印书馆
　　《书房一角》(散文集)1944，北京新民印书馆
　　《秉烛后谈》(散文集)1944，北京新民印书馆
　　《苦口甘口》(散文集)3944，上海太平书局
　　《立春以前》(散文集)1945，上海太平书局
　　《过去的工作》(散文集)1959，澳门大地出版社
　　《知堂乙酉文编》(散文集)1961，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书信集)1972，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
　　《知堂回想录》(回忆录)1974，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知堂杂诗抄》(诗集)1987，岳麓
附件２周作人与鲁迅决裂：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一位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一位是杰出的散文家、诗人。
鲁迅还有个三弟，叫周建人，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可不是一般人，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占有一席之地。
1919年，鲁迅挣的稿费越来越多，于是他将母亲、妻子朱安，二弟周作人和媳妇羽太信子，三弟周建人与媳妇，一起接到了北京。一大家子人住到了鲁迅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购买的一处大四合院。在这个大四合院里，鲁迅和自己亲人度过了许多温馨而和睦的日子，而且还写出许多经典作品，如《阿Q正传》。
但同时，在八道湾胡同里，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发生了极不愉快的事情，兄弟决裂！
文化修养都挺高的弟兄俩，有什么想不开的，为何要决裂呢？
位于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解放后就成了个大杂院，一度还有人民军队住过
今天，我驱车前往八道湾胡同寻访，沿着西直门内大街，一直走到赵登禹路口。
在摊贩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八道湾11号，鲁迅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试图揭开伟人的家变之谜。&
北京的鲁迅故居是1924年至1926年鲁迅居住的地方
八道湾胡同是一条曲折延伸的小胡同，出口比较狭窄，进到里面后就显得宽阔了许多。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八道湾11号，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几位老大爷、老大娘正坐在院子里聊天，我上前问道：“这是鲁迅住过的地方吗？”众人异口同声地说：“是啊！”
这座院子里有很多间房，每三间房为一套，中院中间的那套就是当年鲁迅工作、居住的地方。
日，八道湾11号新居装修完毕，鲁迅的母亲、兄弟、弟妹全都搬了进来，一家十多口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除了自家人外，这里经常有人光顾，胡适、蔡元培、郁达夫、郑振铎、毛泽东等都来过。
1922年的时候，俄罗斯的盲诗人爱罗先珂暂住在鲁迅家。这位爱罗先珂是位童心十足的人，他住进这里以后，嫌太安静，太寂寞，就上街买了一些蝌蚪，放到了院子里的水池中。
结果几天以后，这些蝌蚪全部被鸭子吃光了。鲁迅先生以此为原型，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鸭的喜剧》。
胡适也经常到八道湾11号与鲁迅先生座谈，同时他也和周作人非常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系很铁！
日，刚从湖南来北京时间不长的毛泽东，来到了八道湾11号。当时，毛泽东一面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面在北大旁听学习，至于到八道湾11号去找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至今都不明白。
八道湾11号，进去之后，中院有9间房，鲁迅住在3间西房里，中间的3间房是鲁迅的母亲与妻子朱安所住的地方，当时鲁迅与朱安分居而住。
从中院通过一条夹道后，就可进入后院，这里住着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子。
在1919年搬入八道湾11号之前，鲁迅兄弟一直在外漂泊，与家人不能团聚，搬入八道湾之后，一大家子终于团聚到了一起，鲁迅也可以将全部精力放在写作上了。
在这里，他出版了《呐喊》，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阿Q正传》、《故乡》等经典文章。
北京鲁迅博物馆仅有的两张鲁迅与周作人合影收藏之一
日，鲁迅与周作人弟兄俩忽然闹翻了，当天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在自己家吃的饭，没有共用晚餐。从此以后，鲁迅与周作人再也不一起做饭，吃饭了。
几天以后，周作人拿着一封绝交信进了鲁迅的屋子里，放到桌上以后，二话没说，扭头就走。
那份信大意是请鲁迅以后再也别到后院里来了，请自重。
他这种做法惹怒了鲁迅，鲁迅很是生气，就去找周作人讨说法，但是周作人不理他。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情同手足的兄弟二人反目呢？
从表面上看，让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成仇的主要原因还是家庭矛盾。
当时，鲁迅是个高收入者，属于白领人士，但是作为老大，他得养活全家，所以他就把挣的钱全都交给周作人的媳妇羽太信子支配。
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家境比较贫寒，以前鲁迅一直往羽太信子的老家寄钱。
搬到八道湾11号之后，羽太信子就成了家里的大管家，所有的支出都由她负责。
可是，羽太信子是个比较奢侈的人，大手大脚惯了，从来不懂得节俭。每天的日用消费品都要去日本商店里买；大人小孩生病了，也要请日本大夫，很少用中国货。
做了一桌子的菜，羽太信子说不好吃，就把这好东好西的倒掉重做；被子、褥子稍微旧一点就要换新的，出门的时候，必须坐出租车。
鲁迅即使再卖力赚钱，也很难满足羽太信子的支出，为此，他没少和二弟闹矛盾。当然，羽太信子也不是个坏人，有时候给她干活儿的工人病了，她除了把人送到医院里，还要给工人一些钱。
也许，正是因为家庭经济纠葛，日久天长，鲁迅与二弟，以及弟媳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闹翻了脸。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家人越闹越僵，传到外面就有外人开始说闲话了。后来，居然有人说鲁迅“非礼”自己的弟媳。
什么都可以忍受，但鲁迅实在受不了这种侮辱，于是一气之下，只好带着妻子朱安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居住。从此以后，他就离开了八道湾胡同11号，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搬出来时，鲁迅往往会苦笑着说：“我是让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
1924年的6月18日，鲁迅又回到了八道湾胡同11号，他想取一些自己的东西出来。然而不料这取东西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战争”，周作人夫妇居然要打他，于是三个人就打了起来。
现在看来，弟兄俩打架还是很常见的，可以理解，然而，修养都很高的鲁迅与周作人弟兄俩居然会打架，这就会让人感到惊讶，当时的朋友们也都不能理解。
打完架后，鲁迅与周作人彻底绝交，此后，再也没回到过八道湾11号。
鲁迅走后，周作人一直住在八道湾，直至死去。
鲁迅本以为终于兑现了青年时代的誓言，兄弟三人大团圆
其实有时还是要保持点距离，才能和谐
本来可以见证鲁迅兄弟情谊的八道湾11号，却因为兄弟决裂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一些名人想的太伟大了，因此，在思想里把他们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实际上，名人、伟人都是人，诸如兄弟反目，父子成仇的事情也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从反面也说明了他们与普通人无异，也有爱恨情仇，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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