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仪征人才的兴起及原因 》，知我仪征，兴我仪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作 & &&冯尔康（仪征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清代仪徵能不能出人才，不妨先看看郑板桥的见解。郑氏是兴化人，兴化与仪征同为扬州府辖县，郑氏晚年长住扬州，他在仪征停留过，不只一次路经此地（与其父在其少年时代居于真州东南毛家桥），与仪征籍江昱、江徇等交游，因此他对仪征有相当的了解。他在《晓行真州道中》吟道：&麦秀带烟春郭回，山光隔岸大江深&。又在《真州八首，属和纷纷，皆可喜，不辞老丑，再叠前韵》写道：&江头语燕杂啼莺，淡淡烟笼画绣城&。《真州杂诗八首并及左右江县》之四咏道：&真州漫笑弹丸地，从古英雄尽往还&。之一则云：&曲岸红薇明涧水，矮窗白纸出书声。衙斋种豆官无事，刀笔题诗吏有名&。郑氏这些诗句反映仪征处在山峦和大江之间，一派烟波浩淼、郁郁葱葱、莺啼燕舞的壮丽景色，蕴育灵秀之气，千古英雄於此往还驻足，如今官吏以政清唱和为务，里巷传出朗朗书声，大器之成可以预期矣。再看与仪征隔长江相望的丹徒人张玉书的言论。仪征士绅於康熙二十三年（年）重建学宫明伦堂，时为礼部侍郎的张玉书为之作碑记云：&余往日过仪征，爱其风土类江南，学宫望江，群峰如暮云横天末，而高柳夹道，绕泮池左右，墙内桃柳数十株，花时若图绣，吾固知其人文必盛&。他从学宫的修缮与宫内林木的欣欣向荣，预言仪征人文的必然兴盛。仪征承巴蜀、荆湖的迢迢来水，处富饶的东南之上游，当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诚所谓控江带淮的形胜之地，交通的要道，成为明清两代淮盐监制地，漕粮北运的途径，有了这样的地理、交通、经济条件，若再着意於文化教育，人才自当倍出。本文试图利用清人遗留的文献资料，考察清代仪徵人才的兴盛和旺盛的社会原因，也证明张玉书、郑板桥的预言不误。&一、&引见履历档案反映的仪征人才&今年夏秋笔者为了解清朝人的传记资料保存情况，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引见履历档案文书。所谓引见履历档，是清朝政府在官员任用及考核中形成的履历文书。清朝制度，对文官中的中央五至七品的六部司官和翰詹科道官，地方的四至七品道府州县官，以及武官中的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等三至六品官，在决定提升或京察、大计、军政考核中的优等或劣等人员的任用、处分前，该官员要自撰履历，上交主管部门的吏部或兵部，该主管衙门转呈并另写该员履历上报内廷，并带领该员往见皇帝。皇帝接见时边阅看其履历，边交谈，时或在履历上写些批语，然後正式确定该员的新任命或任用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文献，涉及到官员履历的就是引见履历文书。如今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引见履历文书多达四万数千件，内分履历片、履历单、履历折三大类，笔者检阅了前两类，开始是无意，后来加以留心，发现仪徵籍官员的履历文书二十余件，这对研究清代仪征人物传记及仪征史有些史料价值，现据那些文献主人的引见时间次序，制作出《清代仪徵引见官员简况表》。&&&&&&&&&&&&&&&&&&&&&&清代仪徵引见官员简况表
引见前所历官职及新任命
朱批为上中人才
编修、按察使、布政使
编修、知府
大计卓异候升
编修、道员
郎中、监察御史、顺天府尹
员外郎、知府
十九年又引见
捐纳候补知府
给事中、按察使
郎中、给事中
吴引孙（扬州吴道台府就是他家的房子）
军机章京、道员
内阁中书、候补道
千总、副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郎中
张集馨之子
守备、参将
七品小京官、捐纳道员
卞宝第之子
捐纳同知、领事官
卞宝第之子
&表中官员计二十二人，其中文职十九人，武职三人。十九名文官的出身，进士七人，举人五人，贡生四人，诸生三人，在清代进士、举人属於科甲出身，甚为名贵，两项计十二人，占十九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三，为多数。科甲人员和贡生出仕是正途，受尊重，与被轻视的异途不同。表中进、举、贡计十六名，占文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表明仪征出仕者，绝大多数属於正途官职，是科举出仕，仪征人走的是读书做官道路，离不开读书进学。三名武官出身，武进士、武童生、行伍各为其一，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人有文化，即习武之中，未忘学业。统计表明，仪徵的官员多系十载寒窗苦读出来的，是郑板桥所吟&矮窗白纸出书声&现象的产物。上表二十二人中，有张集馨、卞宝第、陈彝三人属於高级官员！其他十九人在引见时都是中下级官，但有人后来位至大僚，做出一些业绩。比如杨凯（&&），中武进士后在康熙帝身边担任乾清门侍卫，在侍从时遵旨赋诗，得到皇帝赞赏，因而奉命与内阁学士汪颢等编纂《物类辑古略》一书。出为湖广镇筸镇游击，引见时，雍正帝对他的印象很好，在其履历片上写道：&人着实明白，好。弓马虽属中平，颇能熟悉苗情。办事明白&。将他提升为副将。雍正帝赞他熟悉苗情，这正是他发挥特长的所在。时值朝廷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始，杨凯驻军在湖南、湖北、四川交界的地方，境内有少数民族土司、土舍，杨凯几次出兵用计击败扰乱地方安宁的土司势力，使湖南桑植、保靖、湖北美容、鹤峰等地土司改归中央治理，杨凯因功升为总兵、湖广提督。杨凯识大局，故能在推行改土归流大事上做出贡献。扬州人、思想家汪中为他作传记，称道他&有古名将风&，符合事实，不是谀词。又如晏端书（&），引见后历任浙江巡抚、督办江北团练大臣、左副都御史、署两广总督。咸丰七（）、八年间，太平军从赣、皖攻入浙江衢州、处州，晏端书赴浙西督战，逐走太平军。在战事相持阶段，浙人告他办理不善，抵抗不力，咸丰帝派两江总督何桂清调查，何回奏说，晏端书&任事老成稳练，胜于侈口而谈者多矣&。即他务实而不虚浮，遭到物议并不足怪。晏以战事的胜利证明他办事持重有力，这也是他从政的特点。在浙江任地方官多年的段光清於咸丰九年面见皇帝，当咸丰帝问他浙抚状况时，他历数各任上司吴文熔、黄宗汉、何桂清、晏端书及现任胡兴仁，讲到晏端书时说：&适当逆贼大股麕集，紧围衢城，麋烂处州，因截留海运漕米，以济军粮，后蒙皇上福庇，贼竟远遁，浙境肃清，其用心常见精细！但未能大展才华&。证明他有从政能力，只是环境不好，未能尽才。卞宝第（&），出身诗书世家，其父卞士云，嘉庆三年（）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湖北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署巡，著有《退思斋诗集》。宝第为士云次子，在引见後，历任闽抚、湘抚、闽浙总督兼福建船政。主政福建时，适值洋务运动兴起，遂投入这一事业，在福州创立织布官局，购买织机，招募民人学习，卒业即将织机给他们纺织，以事推广，同时在赋税上，免征进口税，减收出口布匹税，为民生谋益。表中阮祜，因系大学士阮元之子，以官生资格报捐郎中，以后考中举人，出任郎中。其父阮元（&）为嘉道时期名臣，清人文献中&仪徵相国&、&阮太傅&，都是指的他。是进士出身，历官国史馆总纂、浙抚、赣抚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太傅。他的业绩在文教方面最突出。他重视教育，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倡导学术讨论，将诸生的文章汇编成《诂经精舍集》，刊刻流布，学院培养了一批学者，所谓&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他还在海宁办安澜书院，对建立於雍正间而长期无学额的玉环厅，他派出厅学训导，创立生员中学名额。阮元移节广东後，与在浙江一样兴建文化事业，创办海学堂、三水行台书院。在湖广任上，破除一些对少数民族文童入学的歧视，增加学额。他还修缮浙、赣、粤贡院，改善试子考场环境。阮元主持一些大的著述工程，如主编《经籍纂诂》一零六卷，将唐代以前经史子集各种古籍的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汇集在一起，以字为单位，按韵分类，成为材料丰富的古汉字大字典，其分量超过《康熙字典》，它与阮元自撰的《十三经校勘记》，都是後人研究经学的必备参考书。阮元还主编了《畴人传》一书，为从上古到清代的中国天文历算学家和西洋来华的科学家写出传记，为我国天文历算史的通史研究建立雏形。他还主修《广东通志》。他著作等身，涉及各个学科领域，汇编成《揅经室集》（分为一、二、三、四集及续集，再续集、外集）。前述段光清评论浙抚中的吴文熔（？&&），亦是仪征人，段氏谓其&清廉自矢，励精图治，吏治颇有起色，&&臣所事过巡抚，吴文熔为最&。段氏如此敬重吴氏可能有个人感情色彩，因为后者推荐过他，但在皇帝面前，他亦不会乱说，也是因吴氏有识人用人之长的缘故所致。吴氏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历官侍读学士、户部左侍郎、闽抚、赣抚、浙抚、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他识人用人，奏保知县江忠源、段光清、按察使黄宗汉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有所作为，所以段光清的评騭不为虚枉。吴氏在赣抚任上，奏请将文天祥从祀文庙，原因是文氏&志宗孔孟，生死不渝&，即推崇杀身成仁的气节，他的建议得到批准。后来他在湖北与太平军对抗，兵败无援，向北叩首，大呼&无以报圣朝&，投水自杀，清朝在武昌特为他设立专祠。可知他崇尚气节，并能亲身实践。杨凯、阮元、晏端书、吴文熔、卞宝第等进入史册的大学士、总督、巡抚、提督文武大员，都有政绩可寻，表明仪征在清代政界出了一些人才，堪足称述。表中的张兆兰和卞绪昌、卞綍昌从政之时，中国陆续出现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立宪新政，在他们身上已多少反映时代特点，张兆兰於同治间以兵部郎中身分在部候补，光绪九年（）奉旨记名，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用，十三年（）实授，十六年（）获该衙保奏，次年充武库司总办上行走，十八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他又加保奏，次年派充万寿庆典随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新设管理洋务机构，张兆兰以兵部官员派到该衙办事，而且屡得该衙保奏。卞绪昌年轻时随侍乃父卞宝第於湘、闽等省任所，后捐纳为道员，於光绪二十六年（）分配安徽试用，次年四川总督奎俊以他是新式人才给予保荐，其奏疏云：&该员优居里閈，志切匡时，外而交往之宜，内而吏治之要，思虑深远，识见明通，自少随父之任，遇事留心，於各省吏事民情利弊得失，洞若观火，才华越发，议论和平&。也就是说卞宝第在福建办洋务，绪昌随侍学习，又肯用心，得到经验和新的见解，需要给他机会去实践，以为朝廷出力。其弟綍昌，捐纳同知，在广东试用，光绪二十七年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奏调他充任随员，派充长崎正领事官，三年期满，出使大臣杨枢奏保他为道员，仍留原差，三十三年（）二次差满，杨枢以其&保护华侨异常出力&再行保奏。次年二月农工商部调其在商务司行走，四月督办铁路大臣吕寰调他担任铁路南段总稽查。他在外为使馆官员，在内承办新式企业。大官僚子弟张兆兰、卞绪昌、卞綍昌承父辈之余荫，得入新衙门、新事业机构任职，而且被人认为是新人才，这自然说明官僚子弟在官场上有优越地位可资利用，容易得到相应职位，但同时也表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仪征开始出现办理现代事务的人才，紧接着就出现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如盛延祺、刘师培等人。盛氏（&），宣统间考入两江商业学堂、南洋水师学堂，参加同盟会，终因坚定追随孙中山，为军阀所杀害。其弟盛成（年生），十一岁加入同盟会，次年参与辛亥革命光复南京活动，被誉为&辛亥三童子&之一。刘师培（&）在清末与蔡元培等创办《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前身）、主笔《民报》，倡导社会改革，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他们的作为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引见履历文书和其他史书资料，说明清代仪征涌现了一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可以说基本上是官僚人才，尤可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才的素质也有不小的改变。&二、&仪征科甲的发达和仪人著述&上节引见履历表中进士、举人出身的十二人，只是清代仪征人中试科举的一小部分。查成书於道光三十年（）的《重修仪征县志》卷二十八《选举志》、作成於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的《扬州府志》卷七《选举志》，所列清代顺治至同治年间仪征人中科举名录，获知顺治朝有进士郑为光等三人，举人厉士贞等六人；康熙朝有进士厉士贞等五人，举人陈启贞等三十人；雍正朝有进士洪肇懋等四人，内中陈倓为状元，举人李音等二十人；乾隆朝进士施淇等二十二人，内有榜眼江德量，举人施淇等七十三人；嘉庆朝有进士程赞宁等六人，举人方仕煌等十八人；道光朝有进士陈嘉树等十一人，内有探花谢增，举人张云藻等四十二人；咸丰朝有进士吴潮等四人，举人陈钹等十五人；同治朝有进士陈彝等五人，举人胡隆询等二十三人。总计进士六十人，举人二二七人。甲乙两科合计二八七人次。这些数字直接反映仪征科举中试的绝对数量，那么它又能说明仪征历史什么状况呢？不妨将这类数字与明代仪征科举、清代仪征举业与全国其他地区科举作出比较，或许能告诉我们清代仪征的社会历史地位。翻检《道光县志》卷二十七明代科举表，得知在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间仪征人中甲科的有二十二人，乙科的为六十八人，合计九十人次，以之与清代顺治至同治间的二百三十一年间的甲科六十人、乙科二百二十七人、总计二百八十七人次相比，要少得多，甲科为清代的百分之三十七，乙科则少至百分之三十，总人次为百分之三十一，换句话说，清代仪征人的中科举人数比明代成倍增加，说明清代仪征举业有了较前巨大的发展，人才较多地出现。&&&&至于仪征科举人才在全国的地位，也要作一点数字比较，便可释然明了。在顺治至同治年间，会试共进行了九十九科，每科一甲取三名，二甲、三甲历科人数多不相同，兹据朱保炯等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历科题名数字，统计这九十九科，共取中进士二万二千六百三十名。清代直接主管民事的县、散州和散厅，各朝数字有所不同，光绪中有县一千三百十四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七十八个，三项合计亲民州厅县为一千五百三十七个。在这么多的州厅县中，中进士的二万二千六百三十人，平均每州县得十四．七人，也就是说，在这期间，一个州、厅、县若能有十五个人中进士，就在全国达到了平均水准。而仪征县拥有六十名（实则76人）进士，为平均数的四倍，远远在水平线之上。若再考察仪征进士占全国进士的比率，也是一种检验仪征在科举中地位的方法，即将全国取中的总数二万多人被仪征一县的六十人除，得数为三百七十七，这表示全国平均只有三百多个州县能有六十人中进士。由此可见仪征中进士的名次，在全国一千五百多个州县中，至少在第三百七十七名之前，这应是中上地位。再从鼎甲方面看，每科取三名，九十九科共取中二百九十七人，这些人若一个州县只出一名，也只有不到三百个州县有摊得上鼎甲人员的分，而仪征中状元、榜眼、探花各一名，计三人。若以每州县出三名鼎甲人员计算，只有九十九个州县能达到这个数额，如此，则仪征名次至少在第九十九名之前了。有些县出状元的数名，在这九十九科中，江苏吴县和长洲县分别得中七人，常熟县拥有六人，浙江仁和县出了四人，归安县有三人。从一县出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情形看，仪征能出状元更属不易，在州县中地位更要往前。所以说仪征科甲地位，在全国州县中应当属於上等。清代，是仪征科举的黄金时代，是培养出大量科举人才的时代。这种科甲状况，提高了仪征的历史地位。仪征不但文科举兴盛，武科举也同步发展。经查道光仪征志，明代中武举十八人，而清代顺治至道光间武进士十七人，武举一百一十一人，其中有武状元杨谦，官至天津总兵，他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湖广提督杨凯的哥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也是武进士出身。在武科甲中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往往兼通文武，重视文化学习，如杨谦被世人称为&儒将&，其弟杨凯少喜读书，故能以赋诗见幸於康熙帝，他平日&说礼乐而敦诗书&，才能成为名将。在他教导下，其子杨文渊习文科，中进士。阮玉堂，军事余暇，研究兵法，写作诗词，著有《箭法》、《阵法》、《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等书。其子承信为国学生，研治《左氏春秋》，传到阮元，成为大学者。仪征武人重读书，提高了武官素质。清代仪征出了这么多科举人，此外还有更大数量的贡生、诸生。这些文士在从政、处幕、教学的同时，研究学术，或在生活中抒发感情，写出许多学术著作和诗词歌赋，道光《仪征县志》卷四十四、四十五《艺文志》著录清代仪征人的著作，笔者粗略统计，不下四百五十部，本拟列表一一录入本文，然而需要篇幅甚多，遂摘要录出一部分有代表性和较有影响的，制成&清代仪征人部分著作目录&，其排列先后，依照县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所谓有代表性，主要是指著作质量较高、学术价值较大，在经、史、子三部中较多选择，集部书多，适当少选；所谓有影响的，主要是看《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等书是否著录，以及该书作者、序跋作者的名望。前面已经提到的阮元祖孙等著述不再列入，而县志未载，确需介绍的亦行补入。&清代（顺治&&道光）仪征人部分著作目录
《清史稿艺文志》经部著录；下简称《清艺》。
左传识小录
《清艺》经部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本传
春秋讲义表
毛氏四书说斥妄
批评毛奇龄《四书改错》
周礼注疏献疑
江藩序；《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经部，下简称《清艺补》。
周礼经注节钞
《清艺补》经部
四书典故考辨
方氏易学五书
《清艺》经部
左传旧疏考证
周易旧疏考证
禹贡旧疏考证
昏礼重别论对驳议
十三经音义字辨
中山沿革志
《清艺》史部
郑侍郎奏疏
扬州画舫录
阮元序；《清艺》史部
《清艺》史部
通鉴地理今释
卞制军奏议
《清艺补》史部
闽峤輶轩录
王船山年谱
扬州吴氏测海楼藏书目录
广陵思古篇
旧唐书校勘记
《清艺》史部
楚汉诸侯疆域志
扬州水道记
使琉球杂录
潇湘听雨录
《清艺》子部
伤寒论辨证
伤寒论条辨续注
瘟疫论补注
金匮要略注
天慵庵笔记
《清艺》子部
《清艺补》子部
芙蓉馆题画诗
《清艺补》子部
奇门行军要略
《清艺》子部
《清艺补》子部
《清艺》子部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本传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本传
《清艺补》集部
玉勾草堂诗集
《清艺补》集部
同上；钱陈群序
寒绿堂诗集
六艺斋诗集
传雅堂文集、诗集
青溪旧屋文集
《清艺》集部
《清艺补》集部
力本堂文集
《清艺补》集部
从兰山馆初稿
唐宋旧经楼诗稿
阮元妻；《清艺补》集部
盈书阁遗稿
《清艺》集部
白莲半格诗
畹香楼诗集
汪祉妻；《清艺补》集部
影园瑶华录
安事斋古文存稿
《清艺》集部
草草堂诗选附词一卷
寡过斋诗钞
江绍憘序、刘文淇序
芙仙馆诗初集
《清艺补》集部
芙仙馆题画诗
雅安书屋文集、诗集
《清艺补》集部
浮生记梦集
耐寒轩诗钞
&&&&&清代仪征人治学，从著述表也许已给读者一些印象，笔者认为它有三个特点。&&&&其一，注重经学的研究，且不限于纯学术，试图运用到民众生活中。&&&&仪征人的经学著作不下五十种，其中阮元及其相关著作，为清代经学一方面代表，不必缕述。除他之外，有影响的学者，在《清史列传》卷六十八、六十九《儒林传》、卷七十一《文苑传》和《清国史》的《儒林传下》卷十八、《文苑传》卷二十，分别为江德量、许珩、汪光燨、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方申、汪楫、江昱、江恂、马荣祖等十一人作传，叙述他们的经学及文学成就。许珩因著《周易注疏献疑》被人认为是给《周易》作注疏的汉人郑玄、贾逵的功臣。江昱与经学名家程廷祚辩论古文尚书，忘掉吃饭，被袁枚目为&经痴&。在这些人中三刘与前面提到过的刘师培是一家四代人，刘文淇（&）与子毓崧（&）、孙寿曾（&）三世潜心研究《春秋左传》，撰成《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左传旧注考证》八卷、《春秋左氏传大义》、《春秋五十凡例表》及《读左札记》等书。文淇另一孙贵曾也以研究经学闻名，师培即其子。师培也是经学家，对左氏学写有《春秋左氏传例略》。刘氏左学著述名之曰《旧注疏证》，旧注主要是指汉人贾逵、服虔、郑玄注疏，用以批评杜预注释的某些误失，希望能对《左传》有通贯的正确理解。《清史列传》称说文淇：&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集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据，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刘氏家族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都有研究，毓崧对上列四书各写旧注考证一卷，是成果表现。刘氏对史学研究也颇有贡献，如文淇根据《左传》、《汉书&地理志》、《吴越春秋》、《水经注》等书，获知唐宋以前扬州地势南高北低，东西两岸未设堤防，与清代运河形势迥然不同，因而著成《扬州水道记》，刘氏之学为社会所重视，陈钟凡讲刘氏家族，&均以治左氏春秋，名於道咸同光之世，列传国史&，确为实录。以刘氏一家为代表的学士被誉为&仪征学派&&&&&清代中后期，在扬州兴起了太谷学派，创始人周谷（太谷）是池州石埭人，死后葬在仪征城西青山，与仪征有不解之缘，更重要的是，他的两个大弟子张积中（&）、李光炘（&）表兄弟都是仪征人。张、李研究经学，张氏著有《尚书释义》、《春秋释义》，李氏撰作《龙川草堂文集》、《龙川草堂语录》。他们的研究不限于儒家学说，对释道也多所关注，张氏写出《楞严经释义》、《老子释义》及《庄子释义》。他们生活时代是清朝已过了鼎盛期，走在衰亡的道路上，内忧外患频仍，民生困窘，他们作为下层读书人，深感民间疾苦，谋求社会出路，试图创造适合于民众口味的儒学，因对儒家理论加以改造，并吸收佛道思想和教仪，形成带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咸丰间张积中携眷到山东肥城黄厓山居住，吸引不下数百户居民，建立村社式组织，内部实行经济互助，被人称为&黄厓教&，于同治间遭到清朝官方血洗。李光炘则到江都、泰州等地，深入平民中讲学，他在江都讲学处名曰&龙川草堂&，故被人尊称为龙川夫子，追随者甚多。张氏、李氏被太谷派人尊为北、南二宗宗师。他们研究学术，同时重视社会实践，学者王汎森认为：&太谷学派是一由中下层士大夫发动，以理学为主的社会运动。他们是组织化的，而且透过将儒家仪式宗教或秘密社会化，&&他们将之宗教化以激起下层百姓遵行，是清季儒家在下层群众中引导社会道德的一种尝试&。说得有理。&&&&其二，关注医学研究及其应用。在著述表中，列有郑重光、张能焯、刘敞、陈实孙、李炳、孙庚、汪熊等人的十余种医学著作，他们一面阐释世传医学名著，如《金匮要略注》、《伤寒论辨证》、《瘟疫论补注》、《瘟疫论辨》等书，另一方面是讲求医学的实用价值，力求将医学知识用于防疫和治病，像《时疫大意》、《时疫琐言》、《西垣诊籍》等书都有很大的应用性。孙庚还利用诗歌的形式叙述药方，写出《医方诗要》，以便初学者记忆理解。医书的作者中，不乏有功名的士人，如作《百子金丹》的张能焯是举人。又如举人陈辂，&尤癖嗜医家言，手录《灵素》、《伤寒论》诸书，积帙盈尺&。他们是儒医，可以提高医学水平。其三，妇女从事文学创作，多系吟诗作画，表明仪征文化较高，才能深入到女性中。孔璐华是阮元夫人，曲阜衍圣公孔庆镕堂姊，撰作《唐宋旧经楼诗稿》，世称经搂夫人。其女阮安自幼学习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阮元妾刘文如也是能诗善画。袁棠（&）是浙江钱塘人，著名文士袁枚堂妹，是享有盛名的袁氏三妹之一，她与仪征籍人汪孟翊结婚，作的《绣余吟稿》，被收进袁枚的《小仓山房全集》中，今人若想阅读，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它。陈佩（&）是天长人，十岁吟出&惜花有梦疑春雨，爱月多情怕晚云&的诗句，嫁给江昱，惜享年不永，只留下《闺房集诗》、《闺房集词》各一卷。陈传淑适举人、内阁中书郑兆槐，工诗善画，能抚琴瑟，作出《浮生记梦集》。从事创作的女子，不乏阮夫人那样不愁柴米的，但有的则要以操持家务为主，如作《雅安书屋文集》、《诗集》的汪嫈，丈夫早逝，儿子程镇北才十一岁，拮据中把他培养成进士。纂写《喻香楼诗集》的梁兰漪早寡，家贫，拒不接受亲族的资助，有个侄子以给他做寿为名送厚礼，乃作《返钱诗》还之，教训儿子汪端光读书，端光因而得中举人，官至知府。方彦珍撰《有诚堂诗词》，孀居抚养儿子汪朗延，亲课其读，使成庠生。可见女子的创作受条件的限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三、&清代仪征文化发达的原因&清代仪征人才的较多出现，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和表现，然而导致文化发达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只有对此有个了解，才能最终说明仪征人才出现的必然性。&&&&笔者认为清代仪征人才兴旺的基本原因，是清朝政府将淮盐检查机构设在仪征，从而促使盐商进入仪征，遂由官、商造成仪征经济的活络与繁荣，进而为仪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加上仪征社会的重视文化风气和家庭、家族的努力，导致人才的出现。仪征，&掣盐便商要道&。食盐，关乎仪征及仪征人的命运，在康熙七年（）胡崇伦等修县志时已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了，他们特立《盐漕志》，原委是：&天下大计，无过于漕；助漕济用，无过于盐。仪征一邑耳，何关天下，而必之考竟端委哉，盖盐不产于仪而掣挚于仪，漕不兑于仪而寄径于仪，以一线水为国家转运咽喉&.道光末王心检、刘文淇等纂辑县志，别立《河渠志》，原因是：&仪征河道，为淮盐捆掣出江之路，南北津要，商贾辐辏，近年每形淤塞，秋后水涸，舟行阻滞，贫民生计维艰，所关甚巨，疏濬之策，当事者必豫筹焉，立河渠志&。盐、漕与田赋一起，是清朝政府的经济基础，盐税的正常征收和漕粮的安全运达北京，关乎着政府的兴衰，所以盐漕是国家大政。仪征一个小县，地当漕粮通道和盐引检查地，因而就关系着政府经济，也使本身与盐漕联系起来，受着盐漕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可以说是它以盐漕为生命线，县政和民众的生活状况，受着盐政的制约。清朝政府实行官盐制度。盐民生产出食盐，不能自行出售，而要卖给政府指定的盐商。盐商向政府登记，交税买盐，根据政府发给的引票到盐场兑盐，在出境时要经过政府特设的衙门检查，合格后放行，运到指定地点销售。政府为此而设置了盐政主管部门。盐的产地比较集中，清代大的盐产地在两淮、长芦、河东、两浙、四川等地区。中央政府在盐产地设立都转盐运使司负责管理，该衙官员有盐运使（从三品）、运同（从四品）、运副（从五品），下设监掣同知（正五品）、盐课司大使、盐引批验所大使（皆正八品）。两淮是大盐区，清朝在此设有两淮盐运司，衙署在扬州。盐运使主管全司事务，政府在清朝前期还特设两淮巡盐御史，监督盐运使的管理，后改为两江总督兼理。盐运司下设淮南、淮北两个监掣同知，二十三个盐课司大使、两个盐引批验所大使。政府规定各盐区所产食盐的行销地点和数量，淮盐销售范围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六省。额定每年行销小引一百四十一万零三百八十引，每一小引二百一十五斤，合三亿多斤，数量巨大。仪征在两淮盐区，两淮盐运司在仪征设有淮南监掣同知及仪征盐引批验所。前已说过，两淮盐运司下设的监掣同知、批验所各两个，而仪征各占其一，成为两淮盐政重要管理地区。所谓监掣和批验，就是检查。两淮盐出境要到设有监掣同知和批验所的地方接受检验。两淮盐凡销往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省的要在仪征检核，其每年所检验的数量是淮盐引额的四分之三，即一百余万引，也即二亿二千多万斤。检查就是盐商将引盐运到仪征，由批验所将盐包一一过秤，视其斤数是否与引票开列数目相等，若符合则给予凭据，放行过关，若超过，即为私带，处以罚银。在监掣集中时期，除了同知、大使主管之外，有时巡盐御史、盐运使亦到仪征监督，这是进行的&所（批验所）掣&。盐商通过之后，凭票将盐运到江边装船。因原来盐包大，不便运输到销售地点发卖，故在上船前将盐包拆捆换成小包。这时运副驻在仪征江口监察，登记装船盐包斤数，造册报告运司。待到成批商人装好船后，盐运使率领商人举行祭江仪式，并根据商人实装盐斤发桅封，这是所谓&江掣&。至此盐商才能开航，驶往指定发售地区。盐船开航之后，盐衙仍怕商人夹带偷运，在出江所必经的黄泥滩、铁鹞子两处设立委员盘查，查毕登记造册，交仪征盐衙，与批验所的登记核对，检验是否符合。为了防范私带，政府设立青山守备营，在江面盘检，当然它同时还查察漕粮回空船，因为这种船也会私带食盐。在盐自产地运至仪征及装船的运输过程中，有人故意将盐包弄散，以便扫拾和抄抢食盐，盐署和仪征衙署为保护盐商利益，在驻仪盐衙和县典史衙门各设巡役人员，以资查拿抄抢者。总之，四分之三的淮盐在仪征进行所掣、江掣的检验后，始能出境销售，故而两淮盐院在仪征设立衙门，并影响到仪征县衙役的增添和绿营守备署的增设，所以仪征是盐政重地，盐务必会给仪征重大影响。仪征为盐务重地并非为清代所独有，早在宋代此地即有盐署，明代在这里设立盐法道署、盐漕察院（即批验盐引所），但明代江掣在南京浦子口进行，由南京兵部委司官较秤发桅封，故称为&京掣&，到清代，南京不再是陪都，地位下降，且仪征江口泊船处芦苇多，利于避风，船只停泊安全，故将京掣改在仪征进行。加之明清两代盐法的不同，因此清代仪征在盐政上的地位，大大地高于明朝，因此，盐对仪征的重要程度也大为提高。掣盐对仪征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部分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善了民众生活和消费结构。传统社会以农业为本业，为主导经济，以工商为末业，居次要地位。清代的仪征，&民多赖四方商贾为生业，鲜力田务本之家&，该县额定纳税田二千四百多顷。人口在不同时期有不小的变动，据记载，康熙五十年（）为人丁二万一千多（这是丁口数，不是人口全数）。乾隆以后人口统计大增，嘉庆八年（）为三十六万余口，道光九年（）上升为三十八万多口，二十四年（）又略增至三十九万六千多口。也就是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仪征约有近四十万人口，可是仅有二四零二顷耕地，每人平均不过六分田地。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农业亩产量与今日无法相比的情况下，仪征人怎能靠农业维持生活！所以道光时当地绅士童正爵等说，即使丰年，仪征的农业生产只够三四成人口的食用。张集馨（本身就是仪征人）对道光帝说，扬州人靠吃四川、湖广稻米，应是把仪征人包括在这个吃粮范围里的。那么仪征人以何为生计呢？就是服务于盐业，淮盐过仪征掣挚，需要运夫、扛夫、巡役、拆捆民夫。因为过境盐多至二亿二千多斤，数量巨大，所需的佣夫就多达以万计数，这就成了仪征人的谋生去处。童正爵等人还说：&淮南纲食引盐俱归仪征掣捆，数万夫役得受佣资，以敷口食&。这是说的贫穷佣夫以盐为食，还有一些在两淮的盐商为经营方便，就近定居，多落户于扬州，但还有一些到仪征生活。他们中颇有一些富人，消费程度高，讲究饮食、穿着、听戏、嫖妓、造花园、招宾客。还有一些外地商人来住，并在仪征建有会馆。有了这些人的生活，才使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上仪征《公子妓院说科场》一回书。所以仪征人无论贫富，多因盐而生存。仪征不产盐，掣盐是在官督商销制度食盐流通过程中的活动，因此服务於掣盐的行当应为商业的一种，造成仪征的商业发达。仪征的经济结构，以商业为主，农业倒退居次要地位，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况大相径庭。人们按照传统的本末观，对此甚为担忧，认为&仪民多倚盐为食，舍本逐末，不事生产&，嘉庆时县令、钱塘人屠倬特意&劝民纺织，种桑养蚕&，还从他老家请来农妇，传授养蚕织丝方法。同时期颜希源等修县志，忧虑地说当时：&风俗华靡，百物愈湧贵，而用者愈繁，以致编氓外强中干，非所以谨盖藏、固根本之道也&。其实这有个如何看待商业发展与居民穷富的问题。商业社会下人们收入较容易，开支也快速，因而显出&家无盖藏&的景况，不像农业社会人们省吃俭用，预蓄来年食粮，能持续维生，然而业商者普遍比业农者生活程度高，挣钱虽无保障而相对容易，花了又可再得，这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以传统的本末观识不及此，反而惊呼要改变这种情形，其实是不对的。本文不为论述此意，把话拉回来，是说盐业造成仪征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将有益于仪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刚刚提到盐业使仪征进入一些外地人，他们的寄居或入籍给仪征带来经济活力，随后是促进仪征文教事业的兴盛，故须对移民作一些交代。他们中有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扬州等地来的，而主要是安徽徽州人。新安人至仪，始自明代，清代继续增加。今查道光《仪征县志》卷九《舆地》，卷十二《食货&户口》、卷十五《食货&盐法》，卷三十一、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人物》，卷四十六《祥异》，都有徽州人在仪征活动的记录，因据之制作下表。&明清徽州人移居仪征简表
是否入仪籍
先世或本身职业
官光禄寺署正
汪逢年之祖
郑之彦先人
程思训之父
吴绍澯先人
巴树保之父
汪从晋先人
先世迁扬，占籍仪征
程人荣之父
吴文垐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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