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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在俄国
文章提交者：狐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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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被翻译成 许多种浯言在世界各国出版。俄罗斯文学家早就注意到《聊斋志异》的故事。 年在北京进修之时，v．p．vasil’ev(后来的科学院院士)为皇 家科学院及喀山大学购买中文书籍，也买了几个《聊斋志异》版本，其中他评 价特别高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精美的注释本”(现藏圣彼得堡大学东 方系图书馆)。1850年从北京回国之后，他开始在喀山大学教书， 年他教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读中国文学作品，大概也教《聊斋志异》的故 事，因为他在1868年出版的《中国文选读本》(kitajskaja khrestomafiia)中选了 &聊斋志异》的5篇故事：《水莽草》、《阿宝》、《曾友于》、《庚娘》、《毛狐》。他出 版的(中国文选读本第一卷注释)(第一版1868年，第二版1882年，第三版 1896年)，不但有这5篇故事的俄文译文，而且还为便利学生学习，在每页下 面写上中国字。当然这本文选是为学生编的，但是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人也 可以读这些翻译。三次出版这本书，也证明有人买。1889年瓦西里耶夫院士出版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纲》。当然他写 的中国文学史与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不同，因为中国文化对俄国读者是陌生 的，他在文学史中按照四库的概念介绍经书(当然特别仔细谈到《诗经》)和子 部的法家、兵家、农家等等，他也谈所谓“纯文学”，即戏曲、文言小说、章回小 说，并提到俗文(弹词)。介绍文言小说他从刘向《列仙传》与《搜神记》开始， 提到《太平广记》。后来简短地谈到《聊斋志异》小说时，他写道：“这些小说因 为语言精美，叙事简练，得到很高的评价”。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日本1897 年出版的古城贞吉编的《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也据四库分类，把、道 家、墨家、名家、兵家、杂家的作品都列入文学史，但历代古文(散文)与诗介绍较仔细，词曲(包括戏曲)与小说完全不提，所以日本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没 有蒲松龄的名字。1888年瓦西里耶大出版《中国文学史料》一书，附圣彼得堡大学所藏中文 书目录，著录了他带来的1849年的版本，他又写道：“这些志怪故事不但语言 精湛，且事巧妙见长，因此本书非常受尊敬，版本众多”，可惜谈的太简 略，故事中只提到“梅市”而已。十九世纪末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中也根据瓦西里耶夫的话提到(聊斋 志异》，写道：“中国最严厉的批评家也肯定这部书”(o．ivanovskij——伊凡诺 夫斯基教授执笔的《中国文学》条，见1895年出版的brockgaus与eafron主编的 《百科全书》卷15，第220页)第一次为一般读者介绍的(聊斋志异》中故事是1878年圣彼得堡《新闻》 (novosfi)报纸(195号)发表的汉学家monastyrev(，《春秋)译者)翻 译的《水莽草》(译文题为《毒草》)。后来，著名的汉学家a．i．ivanov(伊凡诺 大)教授也译了《聊斋志异》中的几篇故事，1907年发表在《俄罗斯地理学会黑 龙江部特罗伊茨克—隆甫斯科—恰克图分会丛刊》(tmdytmimkosavskogo- kjakhtinskogo otdelenija priamurskogo otdela imperatorskogo russkogo geografichesko- go ob-tshestva)1—2号。又有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的油印单行本。伊凡诺 夫译了《黄英》、《李伯言》、《竹青》、《考城隍》、《瞳人语》、《画壁》、《种梨》7篇， 并写了短序。从他的序来看，他翻译的目的，并不是要介绍中国文学名著，而 是像一些西方的学者(如dermys，荷兰的degm)一样把聊斋小说作为 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材料，作为研究中国信仰的材料。为了研究“精”的概念， 他选译了《黄英》1篇。选译《李伯言)则是为了证明在中国信仰中活人可以 到地狱，也可以回到人间。他以为《种梨》是佛教的内容。在一篇介绍驱邪的 文章(《驱邪》，圣彼得堡出的小册子，无年代。)中，他叙述了《农人》的内容，他 真正是用《聊斋志异》来研究民间信仰。如此等等。可见，伊凡诺夫与当时西 方学者一样，以聊斋小说为民俗学的材料，还不曾把它当作独立的文学作品 来对待。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俄国不少大学都用聊斋小说当教材，学生也翻 译聊斋故事，如喀山大学图书馆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学院1910 年四年级学生f．danilenko(达尼连科)翻译的18篇小说，包括《张诚》、(莲 香》、《凤阳士人》、《胡四姐》、《任秀》、《赵城虎》、《酒友》、《祝翁》、《珠儿》、《阿 宝》、《巧娘》、《三仙》、《书痴》、《葛巾》、《黄英》、《五通》、《霍生》等，一共221打字页。后来，在1922年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期刊《亚细亚时报》(第一期)他发 表了《张诚》与《赵城虎》两篇译文。应该说俄罗斯读者欣赏聊斋小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的。二 十年代v．m．alexeev(阿列克谢耶夫)开始发表他的有很高文学价值的译文。 他1902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并留校，1904年派他到西欧(法 国、英国、德国)进修。1906年圣彼得堡大学振他到北京进修，预备将来回国 担任大学教授。这时他已有较好的汉学基础。在北京，他找到了几位先生， 跟他们读各种文学作品，其中也有用非常精彩的文言写成的《聊斋志异》的故 事，后来阿列克谢耶夫写道：他的几位先生与蒲松龄同是学问渊博但科场不 得意的儒生，他们是聊斋崇拜者，以为只有通过聊斋的“眼镜”才可以了解当 时的世界。阿列克谢耶夫写道：他知道，许多塾师向学生推荐聊斋小说，不只 要读，而且要背，以为用这样的方法，可以精通蒲松龄的风格，学会运用生动 流利的、能表达任何意义的文言文。1907年5月，阿列克谢耶夫偶然碰到他 的法国老师沙畹(e．chavannes)教授，沙畹正在译《史记》，来中国调查汉代古 迹。阿列克谢耶夫陪他去旅游考察，写中国考察日记(1958年在莫斯科出版 俄文版，1989年德国出版德文译本，现在天津大学外语学院阎国栋老师译成 了中文，快要在云南问世)。据该日记日记载，阿列克谢耶夫 该年5月之前(写游记前)已开始译《聊斋志异》：“现在要回北京，渴望尽快的 开始工作，想望翻译，包括翻译《聊斋》……要是我能够非常合适地用良好的 文学语言传达小说内容那就好了，现在应该打破我们俄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 概念，他们误以为中国文学只是一些奇怪的格言式的枯燥的东西。”(第300 页)。应该解释，阿列克谢耶夫指的是十八世纪汉学家译的各种格言及他的 老师瓦西里耶夫院士为学生逐字翻译而不管作品的美丽文学语言的一些作 品。在日的游记中，阿氏还比较多的谈到聊斋的特点。这 天，他在山西太原市串书店，找到了他“心爱的《聊斋志异》有趣的版本。这本 书大概已经过聊斋爱好者之手，每页有多色的记号……。”阿列克谢耶夫在日 记中又写下他对聊斋的看法，他以为聊斋是中国最普及的书，每个书店、书摊 上都可以看到这本书，也可以从各种地位、各种身份、各种阶级、各种年龄的 人手中看到《聊斋》。阿列克谢耶夫大概第一个注意到聊斋爱好者中各种身 分的人，他说：“首先，文化水平很高的读书人看(聊斋志异》欣喜，受到感动， 因为写的那么文雅。水平不怎么高的，识字不多的人对《聊斋)也有兴趣，(聊 斋》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们。”当然，——阿列克谢耶夫写道：“这样的读者勉勉 强强懂得小说非常复杂的、词藻十分华丽的语言．他们迷恋这古怪的文学境 界的情节，而与读书人同样知道四百个故事的内容。”阿列克谢耶夫也注意到 当时其他的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汉学家)完全不予关注的文盲群众中的文 学爱好者。他写道：“在北京，正阳门外通往天坛的那一条大街上，在茶馆与 饭馆中，我常听说书人说书，他们有特殊的天才，会把聊斋故事连同他的风格 改编成有特殊节奏的口语。他们用无比无双的清楚的发音吐字，用面部表情 及鲜明的节奏，用即席表演来补充聊斋故事的内容。印象是异常的!在这 儿，书面的、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理解的语言，变成了一般老百姓爱听的口语， 任何旁观者都会感觉到文化信息怎么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灵中。尽管聊斋 叙述的是民间内容，但他的小说成了上层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和最流行的 读物，一方面，勉强识字的中国人急于了解优秀小说家写的复杂的故事内容， 如醉如迷地去领略它，另一方面，读书人高度评价这些小说丰富的、活生生 的、不可模仿的修辞风格，因此聊斋流行没有界限，全世界未必有双”。(第 299—300页)阿列克谢耶夫特别喜欢聊斋小说，1909年他在东省铁路学堂教俄文之 时，开始用白话译的聊斋故事为教材(学生大概要译成俄文)。1950年，笔者 听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课，他为了给一年级的学生介绍文言与白话的区别， 也带来聊斋的一个故事原文与白话的翻译，和我们一起朗读、比较、体味。五 十年过去了，但那生动的课堂情境仍记忆犹新!1909年回国之后，阿列克谢耶夫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从1924年改名为 列宁格勒大学，从1992年回复原名圣彼得堡大学)教书，也继续他的聊斋翻 译工作。1910年他在立陶宛首都出版的白俄罗斯刊物《nasha niva》(《我们的 田野》)，前后发表了《劳山道土》与《水府打球》两个故事。阿列克谢耶夫不是 自俄罗斯人，谁与他合作把故事译成白俄罗斯文无法知道。过了九年，十月 革命之后，在1919年，高尔基成立了一个新的出版社，起名为“世界文学”。 高尔基建议除了西方文学部，也建立该出版社的东方文学部。许多著名的东 方学家，如阿拉伯文专家i．krachkovsklj教授、蒙古学家b．vladirnirtsov教授、 印度学专家s．oldenburg院士等参加，他们都积极热情地为广大读者翻译东 方文学作品。阿列克谢耶夫马上开始预备聊斋小说的翻译，想编出几个选本 (要解释，这是非常困难的饥饿时期)。阿列克谢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翻 译那么困难的聊斋小说，稿费非常低，等于排字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翻译稿 费连买白菜也不够，买菜还要整天排队。”在这种情况之下，阿列克谢耶夫编 成了他的第一个《聊斋志异》的选译本。日他在出版社东方部 检定委员会介绍他翻译聊斋的原则，12月23日把第一本选集最后的译稿交 给出版社，书名为“狐魅”。出版社把译稿交给了高尔基。阿列克谢耶夫1916 年认识了高尔基，很佩服他，但看到高尔基的修改，他很失望。据1920年1 月16日阿列克谢耶夫给高尔基写的信，他非常感谢高尔基对“狐魅”序言的 评语，表示要努力改好序言，但高尔基改动的翻译他不能接受(信中没有具体 提到改动之处)，不懂得中国文学特点的高尔基大概以为这是中国作家写的 童话，为了适应俄国读者口味，他俄化了阿列克谢耶夫的译稿。可能高尔基 的修改稿没有保存下来，在阿列克谢耶夫家里只有一个信封，题为“我对高尔 基的驳斥”，内有许多条，即译者对修改的异议。这里还要强调，阿列克谢耶夫以为《聊斋志异》译文读者是俄国知识分 子，高尔基则写道：“现在知识水平降低了，有知识的读者差不多没有了，他们 正在死亡，知识较低的读者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无论如何，阿列克谢耶夫还 是捍卫他的翻译。1922年，世界文学丛书之一《狐魅》问世了，内容是二十九 篇与狐狸精有关的故事，书前印有译者写的序文。序文中他首先谈俄国人与 中国人对狐狸的概念，俄国人以为狐狸是狡猾的动物，用狐狸比喻狡猾的、谄 媚的人，中国人以为狐狸是谨慎的、疑心重的象征，狐狸也是可恶的东西，可 以让人联想起“狐臭”两个字。但与其他民族不同，中国人以为狐狸同时是有 益的动物，因为中医用狐狸肝、狐狸肉、狐狸血治疗许多病。中国人的想俾 中，狐狸可活千年，变成仙。阿列克谢耶夫在晚清时自己见过一种祭典：在田 野中土丘前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摆着古式器具、旗子、符录、辟邪物等等，即一 般在庙宇有的东西。他向农夫打听，回答说：这里有狐仙爷。桌子旁边作的 漆匾上写道：“有求必答”，“可怜众生”(意译)。阿列克谢耶夫以为在这个信 仰基础上产生了蒲松龄的狐狸精小说。当然，是不是这样还要研究，这大概 只是一个方面。中国民间故事中有各种“精”，也有蜘蛛精，各种树精、人参精 等等，但是好像投有人崇拜蜘蛛等东西。据与汉族非常接近的、保存中国民 间文学传统的陕西回族故事家说：“精，可能是由老物件变来的。如果人们多 少年来总用着一件东西，要经常触摸它，那么人身上的一些灵气就要转移到 它的身上。这是完全不知不觉的，就像每天都传给它一点热量一样，最后它 得到的灵气足够了，它就可以变成精了，并且只要它想恢复原样，还可以变回 去。要知道，精差不多也是人，只是它身上的灵气很少，不像完整的真人那 样。”但是动物与老东西不同，民间说动物活到一百年，能变自己的颜色，变成 白色，而活到一千年就变成黑色。这些动物通常都具有化为人形的本领，或 也变为美女，或变为男性。精的概念是古老的，但不是那么原始的，笔者前几 年在台湾调查了台湾原住民九个民族(台湾没有什么高山族，只有九个不同 的原住民民族，最原始的[archaic]布农族没有什么神的概念，也没有精的概 念。在他们的观念中，野兽与人类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所以在民间故事中， 猎人的妻子与山猪(而不是山猪精)相爱。邹(曹)族比布农族发展一步，邹族 虽然也没有“精”这样的专门的词，但民间故事中说有一个姑娘，夜里一个少 年来与他做爱，后来她哥哥发觉，把少年杀了，才知道这是野猪变的，在汉族 故事中这就是野猪精了，可以说精的概念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的。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汉族，特别是山东民间文学中是否真有许多狐狸 精的故事。据笔者所看的材料，包括所谓《聊斋叉子》，大概没有那么多。蒲 松龄大概只是依据民间故事中的一些形象与母题，发展了狐仙的世界。 阿列克谢耶夫在1922年出版的《狐魅》的前言中分析了聊斋小说中狐仙 形象的几个方面。一方面，狐仙侵入书生的生活，献给穷书生幸福，帮助好 人，另一面则惩罚自私自利的人。狐仙可以吸尽阳气，致人死亡，但意志坚强 的人，有英勇精神的人，可以与狐狸精斗争，捉拿她，教育她。阿列克谢耶夫当然也介绍蒲松龄本人，特别注意到蒲松龄小说的风格。 他试图给俄国读者解释蒲松龄怎么用古代的文雅词汇与形象描写奇闻怪事 与现实世界。如描写城隍去见自己的女婿，蒲松龄用《诗经》的两首诗中描写 马匹的四个字：“镂膺朱帧”(《考城隍》)。没有背过《诗经》的读者不会明白这 四个字的意义。目湛恩注解释前两个字是从《秦风》借用的，后两个字是从 “卫风”一首诗借用的。阿列克谢耶夫一定参考了吕注。背过《诗经》的读者 马上会想像四匹马拉的美丽的车。阿列克谢耶夫写道：“蒲聊斋用他的丰富 的想像力的神磁石使文人放弃认为文言只可以写传统题目的观念，蒲松龄赋 予文言新的生命，把它从正统儒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用它来描写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狐魅》问世之后，阿列克谢耶夫继续译聊斋小说。1923年，世界文学出 版社又出版了他编译的第二本聊斋小说选，题为《妖僧》，因为大部分故事与 僧人或道士有关。书内选了43篇小说。序言中阿列克谢耶夫专门谈到和尚 与道士的形象。俄罗斯人一面尊敬神父与修道士，一面在民间故事、民间谚 语中嘲笑、奚落他们。在中国也一样，一方面，民间嘲笑没有后代的秃头的和 尚，另一方面又怕他们，尊敬他们。阿列克谢耶夫详细谈到和尚与道士的社 会地位，谈到历代诗人对和尚的看法。和尚是诗人很好的交谈者，他是人间 的“孤儿”，与诗人不同，所以有强烈的吸引力把他们吸联在一起。但是在民 间流行的故事中，和尚或道士像西方的魔法师一样有魔力，可以兴妖作怪，蒲 松龄只对和尚与道士的这个功能有兴趣，就写“子不语”的怪事。作家利用民 间流行的故事创作了文言小说。令阿列克谢耶夫惊奇的是，一般的老百姓相 信道士或和尚可以作怪，儒生也相信道士可以写符录字作怪。1906年，在北 京有一位很有学问的儒生神秘地告诉阿列克谢耶夫，他认识一个会写符录作 怪的道士。阿列克谢耶夫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蒲松龄对会作怪的和尚与道士 持什么态度。有些小说写狐仙来到人间，把现实与幻景混在一起，把值得尊 敬的人(君子)与作恶的小人分清楚。象这些小说一样，蒲松龄利用和尚与道 土形象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世上有没有真理(道)”。在这些小说中，和尚 或道士的出现像古希腊戏剧中的deus ex machina(从机器中出来一个神怪，即 以这种意外的情节来解决剧中的冲突，大约就是通常说的特洛伊木马)，而他 的神力使非常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物开始动作起来，如不是这样，他 们一定沉没在忙乱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中。蒲松龄想给暗暗发酵的生活汁液 加进强烈的酵母，企图在活跃的叙述中显示出自己的天才，给民间不怎么清 晰的咿呀之语添上鲜明的色彩——这就是蒲松龄写作的目的，可以说他得到 了巨大的成功。过了五年，1928年，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又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 的第三部《聊斋志异》选译本，题为“志异”(也可译为“志怪故事”)，选译了21 篇奇闻怪事。该书也有阿列克谢耶夫写的较短的前言，其中说，他本来想编 出“狐魅”第二册，但有朋友说专门选狐狸精的故事不大好，读者可能觉得有 些单调。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心里不同意，但还是根据友人的建议在这本集于 中选择了各种情节的故事。前言中他还谈到蒲松龄的思想。蒲松龄笔下的 幻想形象往往是为了给小说人物宜告判决，这个判决是以孔于思想为依据 的，所以这些小说是典型的中国作品。小说中不只描写中国情况，也有奇特 内容的独特评价。阿列克谢耶夫较详细地谈到蒲松龄思索的问题：什么是人 的幸福，什么人可以得到幸福，——只有真正有志的儒生可以获得幸福。阿 列克谢耶夫还谈到他的翻译方法问题，也提到当时出版的白话聊斋，以为虽 然白话聊斋丢失了聊斋小说美丽的语言，但小说中精巧的非常丰富的情节也 可以迷人。阿列克谢耶夫在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这当然是他学术地位 的标志。他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翻译研究《聊斋志异》。可是，从二十年代末 起，国内情况变了。他早已选译好的第四本聊斋故事，交稿之后等了十九年， 到1937年才由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异人集》，出版之后还受到批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蒲松龄不是当代作家，也因为聊斋故事中有神秘的因素。 但是，读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科学院出版社印了10225本，马上卖光了。出 版的水平比二十年代出的3本也高，62篇小说都是从前没有发表过的，除了 俄文篇名之外还有汉字印的中文原名，并采用了1886年的上海石印本《聊斋 志异》的插图，扉页之前还加贴了杨柳青荣昌画店的彩色麻姑年画的复制品。 书内又加贴了戊申(1908)年的彩色年画《瑶池献寿》的复制品。在前言中，阿 列克谢耶夫又详细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聊斋志异》的翻译。阿列克 谢耶夫先谈到用白话汉语译的聊斋，称为“国内的译本”(他介绍的是上海 1921年出版的《足本分类白话聊斋志异》，也引用了该译本的序言)。阿列克 谢耶夫以《聊斋志异》中一页(《天宫》最后一页，页中《聊斋志异)原文165字， 小字注376字)为例，说明供懂得文言的人阅读还要作许多注释，给俄罗斯读 者解释为什么聊斋故事在中国也要翻译。问题在于蒲松龄是那么博学多识， 他的记性那么好，用的典故那么多，连作注释的人也常常写他们查不到某词 的来源，所以为了普及聊斋小说，在中国也出版白话译本，有的版本译文附原 文，也有的先印原文，后附译文。谈到这些国内的(阿列克谢耶夫也称“语内”)翻译，俄国学者也提出一个 问题，是否外国译者可以用白话本作底本。阿列克谢耶夫以为外国译者还是 要尝试从蒲松龄的原文翻译，白话译文只可以作参考。从蒲松龄的原文译为 外文，最大的困难是怎么用外文转达作为案头语言的文言文。阿列克谢耶夫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口语说的“你上哪儿去?”，在文言中至少有四种写法，如 “尔何之”，“汝何往哉”，等等，在俄文则只有一个口语说法，所以没有办法把 文言的几个写法用几个相应的不同的俄文词语表达出来。阿列克谢耶夫以 为蒲松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特点难以用俄文同样表达出来，因为俄文及其他 西方语言没有像文言那样只能读懂而不能一听就懂的语言。阿列克谢耶夫 努力在俄文中想办法找出言简意赅的、优雅的文学用语，用以展现聊斋的风 格。阿列克谢耶夫还提出一个问题，聊斋小说中的一些有节奏的句子(是不 是像骈丽文那样，笔者不敢定)，俄文译者以为译文也要用有节奏的俄文表 达。阿列克谢耶夫渴望将来也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修改了一些原来的翻译。 1937年的聊斋选本，他全用有节奏的俄文译《聊斋自志》。阿列克谢耶夫也介绍了他的翻译模式。由于蒲松龄的语言很特殊，闷列 克谢耶夫曾经给读者作丁一个很有趣的示范。他把同样一段文字采用三种 不同的模式翻译出来，第一种译法是逐字逐句地把原文表达出来，这个模式， 拿他的话来说，只适用于教学。第二种译法是把原文全部转换成标准的俄语 (他称为作家或文学家的翻译)。他本人采取的是二者之间的模式，保留原文 的中国味道和蒲松龄的风格特色，使读者不但能理解而且感觉到其味无穷， 进入到一个美妙的中国文学的境界中。阿列克谢耶夫以“局诈”第二个故事 开端为例：“副将军某，负赀入都，将图握篆，苦无阶……”阿列克谢耶夫用三 种模式把这个小说开端译成俄文。翻译碰到不少问题。如第一个词“副将 军”，俄文没有合适的词。他在逐字翻译时译为“将军的帮手”，用第三个即文 学家模式时译为“上校”polkovnik(也有团长的意思)。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在用 自己的第二种(他谓之“中间的翻译”)译法时，发明了一个新词podgeneral。 要解释一下，俄文pod是“下”的意思，如中校称podpdlkovruik，意即在上校之下 的职位，虽然是新的词，俄罗斯读者马上明白是什么意义，是将军之下的职 位。新的词在读者脑子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是特殊的中国职位。下一 句：“将图握篆”，篆有印章的意义，这里指官印。《聊斋志异辞典》(第485页) 这四个字解释为“掌握印信”，阿列克谢耶夫在逐字翻译时译为“企图握印”。 在第三种模式(文学家模式)中翻译为“指望能升级”，他自己的中间翻译则为 “渴望所谓抓印”，保留中国原文的说法，补“所谓”表示是中国的说法，把“握” 改成“抓”大概也很好，表明他迫切企求很快掌握官印，升级。下一句：“苦无 阶”，逐字翻译为：“苦于没有台阶”；文学家译法要译为：“但可惜，他找不到什 么路子去达到目的。”阿列克谢耶夫的中间译法翻译为：“为没有什么台阶而 十分痛苦”，保留了特殊的聊斋小说说法。在俄语中没有这种说法，但有“上 官阶”的说法，所以读者完全可以接受不很习惯的说法，而且这里“阶”也有一 级的意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总的来说，阿列克谢耶夫的聊斋小说翻译风格是很 特殊的，不像一般的译文，这因为他用的不是一般的、常见的、规范化的现代 俄语，也不是近似古斯拉夫文的古代俄语。为了传达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语 言特征，阿列克谢耶夫“发明”了使用特殊语言的办法。上面已说过阿列克谢耶夫用一些新编的词语，也保留了不少蒲松龄的用 浯。除此之外，他在句法上也有特点。聊斋小说句子都较短(这也是文言文 的特点)。他的俄文译文运用几种句子：有简单句，也有复合句，虽然在序言 中举这个例子时，阿列克谢耶夫翻译“副将军”用了新编的词，但在正文中，他 却用了俄罗斯军队十八世纪用的职位名称brigadir(当时上校以上的职位)。 当代俄文这个词也用，但意义是“长”，如工作队队长，列车长，但看到阿列克 谢耶夫的翻译，读者可以联想起众所周知的普希金小说中这个词的用法，就 是上校以上的较高的军中的职位。笔者还是以为在序言中编的新词较妙，也 可能是编辑1937年的版本的人改了。为了传达蒲松龄的语言风格，俄文译者多用较短的简单句。有时译者也 模仿文言文的风格，略去句子里的主语。因为聊斋小说常常描述普通人的生 活，阿列克谢耶夫有时也偶然用一个俗语，但是这个俗语没有破坏小说的风 格。有时译者把中文词汇蕴涵的视觉形象也用俄文表达出来。譬如蒲松龄 描述官员用“峨冠”这个词，峨冠是古典文学(唐、宋、元诗)常用的词，中文辞 典或华俄辞典都解释为“高冠”，但是为了表达“峨”字的意义，阿列克谢耶夫 译为“像山立的帽子”，译得非常妙。翻译聊斋小说时，阿列克谢耶夫保留了不少中国特殊的风俗、成语及其 他对外国读者陌生的东西。为了让读者理解原作，俄罗斯译者也作了各种注 解。当然，外国读者与中国读者不同，所以要解释的概念、风俗、词语都不同。 阿列克谢耶夫也参考了聊斋小说的各种注解，如吕湛恩的，但明伦的，阿列克 谢耶夫说他主要是用的光绪十二(1886)年上海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及后来的 重印本，如上海三槐书屋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的校印本。阿列克谢耶夫用过 的这个版本现在是笔者的私藏，上面有阿列克谢耶夫的藏书印，也有用红铅 笔画上的许多重线。阿氏还解释中国注释家不解释的或不需要给中国读者 解释的概念与形象，如他译“婴宁”时首先释“莒之罗店”这个地名，如果我们 看看中文版注解，十九世纪的注解没有解释这个地名，当时的读者大概都知 道是什么地名。当代的印本，如《文言小说名篇选注》(北京文化艺术出版 社)，只说明“莒：地名，在今山东莒县境内”(第473页)，阿列克谢耶夫则这样 解释道：“罗店是中国东部山东省莒州内一县，山东是蒲松龄的故乡，他的小 说中的事件大都是在山东发生的。”再如解释“入泮”两个字，他译成“人了半 圆形水池旁的学宫”。清代注释家没有解释这两个字，当时的读者想必都明 白是什么意思。但现在的读者未必都知道什么是“入泮”，但是1985年出版 的书还是没有解释，只有《聊斋志异辞典》解释了什么是“入泮”(第389页)， 但解释的方法也不完全同。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入泮’即考上了童生，姓名 已列入县里学宫的名单。学宫在孔庙内，考试在孔庙举行，那里也有水池，水 池的形式是古代章程定的。”阿列克谢耶夫见过不少地方的孔庙，所以写注释 那么清楚，也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把“泮”字译为“半圆形的水池”，大约与“泮” 字也有关系。后来他为俄国读者解说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婴宁》开端有 一句：“生见游女如云”。清代注释家们没有作什么注，当代注释家也没有注 意。阿列克谢耶夫注明蒲松龄是借用(诗经》一首诗的用语，在《聊斋志异辞 典》中也解释是《国风·周南·汉广》的用语(第586页)，但阿列克谢耶夫是作 为一个外国翻译者，在半个世纪之前就这么做了。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在 (婴宁》中，蒲松龄用了“折柬”两个字(在其他聊斋小说中也用了)。清代注释 家没有解释，因为读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当代(1985年)注解为“裁纸写信” (第473页)。(聊斋志异辞典)解释较详细：“折简(柬)者，折牛之简也，言其 礼轻随便”(第621页)。(汉语大辞典)上(卷6，第385页)两个意义都有。从 (婴宁》描述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意义(“言其礼轻”)不大合适。第二个(裁纸 写信)可以，但阿列克谢耶夫的解释不全同，他解释为：“寄邀请，折为信的样 子”。另一个地方注释《莲香)中的一句：“媪睹生名”(译文阿列克谢耶夫加了 “名片”一词，因读者不大懂媪在哪里看到桑生的名字)，并解释道：“用墨水把 名字写在大红纸上，并写上各种祝词，然后把纸折成象下跪人的样子。”笔者 以为这样的解释是较恰当的。阿列克谢耶夫的注释还有民俗学的价值。如解释《孙生》中的“春宫”一 词道：“‘春宫’即春天刺激之源泉，猥亵的图画，也有绘画，也有民间版画(年 画)，在旧中国大有流行，可说每家每户的厨房都可见此画，因为男女两性之 交有如天(阳)与地(阴)交，天地交就下雨，雨灭火，而火灾往往从厨房起。”这 样的解释其他书中大概查不到。研究年画的学者也未提到这类作品，民间画 家有时用民间传说情节画春宫画，如晚清民初“白蛇传”，民间版画中“许仙游 湖”有戏剧年画，也有春宫式的年画(笔者私藏两幅)。有时阿列克谢耶夫根据自己的经验解释一些旧中国的事物，如在《新郑 讼》中，蒲松龄写：“赁手车一辆，携赀五千，两夫挽载以行。”笔者觉得现在年 轻的中国读者也不知什么是“手车”，阿列克谢耶夫注：1907年我与沙畹在中 国北部旅行，见识过这种非常糟糕的小车子。旅客两人要像行李一样躺在车 上，使用行李平衡，一个车夫在前面拉，另一个车夫在后面推，脖子上背纤带， 两手握车把。手车不能翻译，俄文中有近似的词tachka，但那是俄国式的独 轮车，与他描写的中国手车完全不同。谈到阿列克谢耶夫的注解也可以引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艾德林教授的话， 在他主编的1973年的聊斋选本(都是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序言中写道：“这 些注释是学者兼目睹者写的，它们是那么引人人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阿列克谢耶夫一共译了《聊斋志异》中的一百六十篇。(写作本文时，笔 者又偶然在阿列克谢耶大家里发现了他译的《金永年》、《鸿》、《象》、《赵城虎》 四篇，未发表过。其中，《赵城虎》的翻译别具一格，有点模仿民间故事的风 格，小引中译者把这一篇称为skazka[民间故事]笔者正在主编阿列克谢耶 夫的《中国文学研究》，拟将这四篇编人该书附录。)在1937年选本的前言中， 他说他不只希望译全本蒲松龄聊斋小说，还希望将来俄文有蒲松龄全集(包 括他的其他作品)。他一辈子修改他的翻译，1950年又着手修改，但1951年 因病逝世了。五十年代国家文艺出版社开始再版他的翻译，、1957、 、(同年《真理报》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出版阿列克谢耶 夫的聊斋小说翻译选本，总印数超过了十万册。1988年文艺出版社在(中国 文学丛书》中印了一万册，《真理报》出版社印了三万册，还是马上买光了。需 要说明一下，1973年艾德林主编阿列克谢耶夫译的聊斋小说选本(90篇)，他 根据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 版)，校对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特别是还据1948年发现的蒲松龄手稿作 了修改。2000年，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了一大本，把阿列克谢耶夫译的 聊斋小说四本合为一本，包括他译的160篇故事，1922年、1923年、1928年、 1937年选本的序言及阿列克谢耶夫1934年发表的两篇关于蒲松龄的文章 (一篇是《聊斋小说中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另一篇题为《论中国古 代文学普及问题》(论述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有关聊斋白话译本及鼓词问题)。 本书中每篇小说有插图，是从1886年石印本借用的，附录有编者阿列克谢耶 夫女儿m．v．ban’kovskaya(班克夫斯卡娅)的长篇后记，题为“聊斋的朋友与 冤家”，用许多档案材料描述她父亲一辈子与聊斋有关系的活动及对他的翻 译的各种评价。对俄罗斯的蒲松龄小说爱好者来说，这个版本可说是最全 的，最可靠的，最为权威的本子。上面已说过1973年出版的本子艾德林校对了90篇小说的翻译。2000 年的版本，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l．men’shikov(孟列夫)与研究宋代笔记小说 的i．alimov(阿里莫夫)把剩下的70篇的译文也校对了，可惜2000年只印了 1500本，其中50本有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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