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_百度知道
改革中面临的问题应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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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如果不改革开放，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的利益，不抛弃“左”的教条.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也难以找到出路、有秩序，建设也无从谈起.“骑自行车原理”的启示自行车骑得太快，其余全是资本主义，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我们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边实践。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全面走向资本主义、不公平竞争，如果借改革之机。二，企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国家的层面来说，也要警惕右的倾向.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医疗保障、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五，企业应该更多地尽到自己的帮助社区、国有资产的流失，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资本主义。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前存在问题。八，就是所谓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所谓政府自身的改革，帮助周围的那些穷人、经济和民事纠纷激增、国民基础教育投资不足，还是正途，不仅改革搞不下去。农村改革之初.是“异端”，运用法制手段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若不顾客观条件变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改革就无从谈起，而且提出来只有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被人们接受，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要不断解放思想，被斥之为社会主义的异端.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把改革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易栽跟头，全国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从反面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就业保障这些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要把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改革的实质和目的，有人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所有改革理论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时俱进。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目标，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尊重改革实践，这就是“骑自行车原理”，后来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帮助贫困地区，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不断清除思想障碍从历史上看，使改革进程发生逆转。四，才能解决思想混乱问题。在当今中国，改革的深化也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有组织，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边界所造成的，最终也会摔下来，同时又防止了出现大的挫折，无不以思想解放为先导，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此。说这两段话，它既涉及到权力的调整，但是，几乎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分配不公。当前最亟待的问题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同时对人民关心的教育保障，人们幸福感下降等等，为什么是当代中国命运的抉择。七，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可以使人们在改革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化，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断开拓创新的历史，市场经济被视为洪水猛兽，边总结，解散党的组织所导致的灾难性恶果。坚持解放思想，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任何一次社会变革。其实、诚信危机，竞争力。只有澄清理论上的是非，企业的社会责任从两个方面来说，若骑得太慢或者不动，根源于思想上的混乱:改革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速度，从另一方面讲，不可能发展中国，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土壤，不断进行改革理论准备 社会生活中的无序和混乱，固守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僵化体制，还可以避免由于人事更迭，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特区刚建立时，那些不该管的事情尽快退出来，也有人说，犯罪案件，都是围绕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展开的，依靠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应该加强信用教育，主要有八条基本经验。所以，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党的领导，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不打破思想枷锁。同时，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当前最要紧的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三，边总结，甚至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边摸索，才能发展中国，去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要靠实践来检验早在1979年，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还有些人认为.边实践。这是中国改革的首要经验,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机会不均，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死胡同，不要为了自己那一点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权利或者等等来妨碍这个大局，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争论”的方针。这是全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的实践中认识到的一条真理；　　对个人来说，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改革目标的做法，因为如果是一个社会处在信任危机中。六，尊重群众创造。坚持“一个中心，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向”也没有出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解决理论和思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社会生活的混乱和无序，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外，为什么改革是必由之路，社会结构呈不稳状态:一。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分步骤地积极推进，应该尽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信用的建设，而思想的混乱又源于理论上的混乱，也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才能稳步前进，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企业要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相反,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观念出发，不冲破传统观念。从企业方面做的、环境污染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防止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这个社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要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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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水木-经济论坛-[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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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wlrk&(wlrk),&信区:&EconForum
标&&题:&[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Sun&Mar&&8&13:30:18&2009),&站内
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那好，我先说，抛砖引玉。我想首先还是想想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究竟提出的挑战、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大体上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这场金融危机？&其实我也不是搞经济的，现在我说一说我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理解。我把这场金融危机概括成这样的一句话，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是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相对独立、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首先，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这肯定是没错的，这不用说了。
其次，这场危机中，中国遇到的问题，包括中国所发生的，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金融危机当中那些最核心的要素在中国都不存在，比如大面积的房贷断供、金融机构不能正常运行、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等。这场金融危机中最核心的要素在中国都不存在。
最后，这场危机在美国是由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但在中国发生的是一种传统的，由于有效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型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不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这是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是又不同于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相对独立的过程。
就危机的程度来说，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说，我把它看做是一个相对温和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这一点判断，判断的角度不一样，对于严重程度的估计也不一样。这场金融危机本身严重性怎么说的都有。有人说百年一遇，只有三十年代大萧条可比；赵晓说的凡是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危机。就这场金融危机本身来说是对的。但中国正在经历的，如果把它看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过剩型危机的话，它本身是相对温和的，我的意思是，导致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由于缺少社会安全网，特别是我们社会保障制度高度不健全，同时也由于我们多少年来是第一次真正经历经济危机，没有相关的经验。由此引起的社会的振荡可能是比较强烈的。所以就生产过剩型危机本身来说是相对温和的，但导致社会层面的反应可能是比较强烈的。&
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东西区别开？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场危机对我们的挑战，更多是长远的，而不是短期的。所以，从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思路来说，我觉得更应当是立足长远，解决当前。&刚才说这个温和的判断，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在里边，可能稻葵是比较乐观的，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体制的特点。昨天我也看到海外的一篇文章，说是越接近北京，越是乐观，越离北京远越是悲观，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越接近北京越知道这个权力的特征，这个制度的特征，这个制度本身它仍然拥有大量的资源，至少在短期内拆东墙补西墙的能力是极强的。所以对于短期的问题，我觉得不应当过分地悲观，相反应该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这个体制解决长远问题的能力，包括现在解决长远问题的冲动和意识都是比较差的。所以真正的挑战是在长远，而不是当前。在短期内，说保八增九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完全能够做到。但是现在无论是学术界也好，还是一些官员也好，我觉得过多把眼前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而且有点被眼前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先把眼前的一步过了再说，不管金融危机对长远的影响是什么样。这可能是和我们应该有的应对这场危机的思路倒过来了。我觉得应该是面对眼前、立足长远。我们现在有点立足眼前，不管长远，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要看到这场金融危机可能对中国，包括外国环境，无论是内部的挑战，还是外部环境的变化，长远的影响都要考虑到，从外部的情况来说，这场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可能长、中、短期都要考虑到。从短期来说出口减少，从中期来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长期来讲全球化进入新的探索期。全球化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探索的时期。&
第二个问题，对这场危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有恰如其分的判断。&其中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危机本身的严重性要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和判断。
这个危机的严重性，我个人考虑这个问题的思路是，最重要的，究竟对中国来说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主要是取决于它的传导的过程。从美国来说，这次金融危机传导过程是非常地清楚。从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到实体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而且这次金融危机从美国来说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一个多次的传导，从金融、实体经济到社会，这是一个多次的传导，像海浪一样。但尽管是多次的传导，只要沿着这样一个脉络传导就是一个正向的传导过程。中国前面的过程都没有，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所以中国传导的过程最主要是在实体经济，以及实体经济到社会这个层面。传导的环节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最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传导的过程，但是实体经济危机按照逻辑来说，应当传导到社会，比如说引起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预期的变化。但是美国由于安全网和过滤的机制，实体经济危机向社会的传导相对来说是比较缓和的；但是我们直接发生在实体经济的层面，实体经济向社会的传导过程是比较强烈的。我觉得要关注这个过程，我们主要发生在实体经济的环节，实体经济向社会传递。
尽管如此，如果只是这么个传递，我觉得这个严重性不宜估计过分严重。麻烦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将会麻烦在出现反向传导，只要次贷到金融、到实体经济、到社会这都是正向的传导过程，只要不反过来就好办，现在就怕反过来，形成恶性循环。反向传导的过程最主要可能发生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实体经济反过来向金融危机传导，实体经济危机比较严重，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或者是效益大幅度下降；反过来导致银行当中的坏账、烂账的增加，影响金融机构正常的运行，这是一个反向传导。如果这样反向传导，金融层面的状况又会进一步加重实体经济，这就是恶性循环。&还有一个，社会危机、社会问题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反向传导。这个反向传导主要通过两个东西。一是就业。就中国来说，几千万人，假如说两千万农民工再加上城市的，应该就业得不到就业机会的，意味着两三千万人失去稳定的收入，这个直接会影响到消费、影响到需求，反过来会加重实体经济。然后这个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反向传导还有一个环节，就是社会预期，因为社会预期在金融危机也好、经济危机当中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社会学当中有一个词叫自证预言，这个事本来不是这么回事，你把它当做这么回事，最后还真就成了这么回事。假如一个银行好好地运行着，大伙儿都说银行要倒闭了把钱都取出来，结果真把银行弄倒闭了。昨天上午给东莞的处级干部讲课，他们非常赞成这件事。比如说晚上出去吃顿饭吧，现在金融危机了就不去了，所以如果发生反向传导危机将会加重。&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完全出现两个反向传导的可能性并不大。要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体制的短期能力。对它的短期能力一定不能过分低估，对长期能力不能过分高估。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恰如其分的估计和判断就是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不用说的，而且危机当中的失业问题是在失业问题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说是雪上加霜，这也是没问题的。由于我们缺少社会安全网，缺少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失业的问题可能引起的社会层面的反应，引起的社会问题要比美国更为厉害。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中要做一个仔细的区分。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和失业所导致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一定要把它区分开。现在政府对这个有点估计过重，然后把失业者，包括最近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防止敌对势力向农民工渗透，把失业者可能发生的社会学当中叫集体行动，叫社会运动，就是这种抗议行为，或者是群体性事件，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然后一些地方甚至把失业者、把农民工当做假想敌。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注意一个倾向，失业本身是严重的，但是失业的问题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这里边就涉及到对失业问题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判断，因为现在失业的问题最主要是体现在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个群体上。这两个群体究竟怎么看，我个人的看法，一点都不否认问题的严重性。我分开说，农民工问题是数量大，而且农民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获得者，所以对家庭生活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而且我们也承认现在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二代、新生代，有的连庄稼都不会种，有的地还被承包了。但是要看到绝大部分农民工家里还是有一块地的，至于说中学毕业之后就出去打工，没有种地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种地没什么难学的，只要老人在，三五天时间就能学会，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都要看到。大学生失业的问题也要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去年就有大量的大学生还没就业，今年又增加一百万，但是大学生的失业我觉得更多的是体现在它延长了啃老的时间而已。延长了一年、两年。&
第三个恰如其分的判断，是对危机中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不稳定的估计。
现在金融危机产生社会矛盾是必然的。现在是过分紧张，防卫过当。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可能会增加，我们现在又是三千公安局长培训，又说2009年维稳是重中之重，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分了。实际上你想想，一年360天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找出点事来，总会有事的。哪个国家要是这么找的话都会找出事来。但是这个稳定压倒一切，世界上可能只有我们这一个国家。中国明显的社会矛盾比其他国家高出一大块吗？我觉得不见得，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判断属于不正常的状况。&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提出来的，一个对危机当中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要估计过分，但是当这些调控的措施、资金大量的投入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如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话，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比现在就业的问题影响要大。我们前些年在东北研究国企改制当中失业下岗职工，为什么大量的职工失业下岗，但是也没出什么太大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国企改革的时候，正好是经济比较疲软，物价也比较疲软的时候。那时候生活费很低，粮食、大米由两块钱降到了一块钱，所以有点钱就能活，当时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物价上涨是压倒失业者最后一根稻草。
还有一点，我写了一个博客也没写完，题目叫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什么意思？社会动荡实际上是一个外在的东西，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你本身得了病了，本身开始烂掉了，包括权力失控、腐败。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考虑，央视那场大火，那场大火无论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还是见到朋友议论也好，大家意见非常一致，幸灾乐祸。大家一块儿高兴。很多人就是幸灾乐祸，我就是暴露暴露我阴暗的心理。80年代沈阳有一场大火，好多人就站在大街上伤心地哭，这一次大家那个高兴啊，到处传递。这就表明社会的向心力已经大大地流失，社会公信力下降，权力失控。这个时候对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如果做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事很危险，为什么呢？这个社会本来为了解决社会溃败的问题要采取的措施都被维稳的理由给压制住了，就像一个人得了早期癌症需要做手术，这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说他心脏病严重，手术不能做，可能他本来就没有心脏病或者是心脏病很轻，可以做手术的，结果就把这事给耽误了，现在中国有点这个劲头。中国现在是本身自己溃烂的问题，不是社会当中要出现一股力量推翻政权，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这创造的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应当破掉的。&
第三个问题，上边这些观点和判断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第一，生产过剩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今后可能周期性发作，生产过剩危机将会成为我们不时应对的问题。
中国经历这场危机可能不是和这场美国的金融危机更相近，如果说更相近的话，是和30年代大萧条那场更相近，基本的背景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一系列的制度和结构的问题不解决，比如说消费信贷的问题、支撑消费信贷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社会的基础设施问题、中产阶层发育的问题、城市化的问题等不解决，进入消费耐用品阶段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场危机标志着中国社会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一个社会时代的结束，我们要进入一个耐用消费品时代了。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要不时地发生了，我们原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到了我们这儿了，我觉得我们应当认清这一点。&
第二，要形成承受和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化的条件。
其实大家也都在说，经济危机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经过这场振荡、优胜劣汰实现经济结构的更新和调整。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社会缺少一种能力来经受这样一个经济的震动。缺少这个东西的直接表现就是保八。一个社会靠保八就表明了这个社会的脆弱性，因为我们知道八是一个多么高的增长速度，我们得靠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才能过日子，好像7.5这日子就点过不下去了，7就过不下去了，说明我们这个社会非常脆弱，我们社会缺少能够应对经济震荡、经济危机的制度化的条件。我们现在相关制度的安排，相关的结构条件都是很脆弱的，我们的心理和思维也都是很脆弱的，如果说将来生产过剩型危机将会成为我们不时面对的问题，你承受的条件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最重要的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只有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解决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创造的它所必需的一系列条件。发展方式的转变究竟转什么，人们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认为最根本的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升级，不仅仅是所谓先进的和很落后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最重要的是转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是转变发展方式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我对一个问题一直有怀疑，昨天跟东莞的同志聊，印证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要淘汰落后的，我们上先进的，好像有人得出这个结论，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我们低端的、落后的产业，相反高端的产业受影响比较轻，这个观点我一直就怀疑。为什么呢？越是高端的，越是可买可不买的，经济再危机衣服得穿、粮食得吃，这些产业受的影响反倒不大。你家里的相机有点落后了，换不换？电脑内存有点小了，换不换？这样的东西受影响是最大的。东莞的同志就跟我说，现在高技术这边受的影响小，将来说不定这块影响可能更大，所以关键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产业升级的问题，是你怎么能形成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这是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
Observe&&secure&our&&
cope&with&affairs&&hide&our&capacities&and&bide&our&&
be&good&at&maintaining&a&low&&and&never&claim&leadership.
--&Deng&Xiao-ping
※&修改:·wlrk&于&Mar&&8&13:30:59&2009&修改本文·[FROM:&61.170.215.*]
※&来源:·水木社区&http://newsmth.net·[FROM:&61.170.215.*]
Re: [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gg07&(长乐未央),&信区:&EconForum
标&&题:&Re:&[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Sun&Mar&&8&14:25:35&2009),&站内
不过偏乐观，尤其对社会局势
【&在&wlrk&(wlrk)&的大作中提到:&】
:&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
※&来源:·水木社区&newsmth.net·[FROM:&211.99.222.*]
Re: [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davii&(弗洛伊德~~桃树多高了),&信区:&EconForum
标&&题:&Re:&[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Sun&Mar&&8&16:19:07&2009),&站内
这几年看过一些他的文章，觉得他说话比较中肯
【&在&gg07&(长乐未央)&的大作中提到:&】
:&说的不错
:&不过偏乐观，尤其对社会局势
※&来源:·水木社区&newsmth.net·[FROM:&221.221.25.*]
Re: [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wjouqd&(lost&in&peking),&信区:&EconForum
标&&题:&Re:&[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Mon&Mar&&9&14:26:12&2009),&站内
的确是很中肯
【&在&wlrk&(wlrk)&的大作中提到:&】
:&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
终于大龄了……
※&来源:·水木社区&http://newsmth.net·[FROM:&122.1.121.*]
Re: [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zhoulou&(天又热了),&信区:&EconForum
标&&题:&Re:&[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Mon&Mar&&9&23:04:46&2009),&站内
这个老师是清华哪个系的??&感觉比较有水平,有独立思考
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体制的特点。昨天我也看到海外的一篇文章，说是越接近北京，越是乐观，越离北京远越是悲观，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越接近北京越知道这个权力的特征，这个制度的特征，这个制度本身它仍然拥有大量的资源，至少在短期内拆东墙补西墙的能力是极强的。所以对于短期的问题，我觉得不应当过分地悲观，相反应该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这个体制解决长远问题的能力，包括现在解决长远问题的冲动和意识都是比较差的。所以真正的挑战是在长远，而不是当前。在短期内，说保八增九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完全能够做到。
【&在&wlrk&(wlrk)&的大作中提到:&】
:&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
※&来源:·水木社区&http://newsmth.net·[FROM:&117.8.237.*]
Re: [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人:&v2&(^Q^-草根),&信区:&EconForum
标&&题:&Re:&[转载]在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孙立平）
发信站:&水木社区&(Mon&Mar&&9&23:08:35&2009),&站内
以前是北大社会学系的，现在好象是清华社会学系的
这篇讲稿和18761是一样的内容
前些天看过一些他的社会学内容，觉得没意思，不过这篇关于经济
危机的认识算是比较深刻
【&在&zhoulou&(天又热了)&的大作中提到:&】
:&这个老师是清华哪个系的??&感觉比较有水平,有独立思考
:&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体制的特点。昨天我也看到海外的一篇文章，说是越接近北京，越是乐观，越离北京远越是悲观，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越接近北京越知道这个权力的特征，这个制度的特征，这个制度本身它仍然拥有大量的资源，至少在短期内拆东墙补西墙的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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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v2&于&Mar&&9&23:14:56&2009&修改本文·[FROM:&219.237.164.*]
※&来源:·水木社区&newsmth.net·[FROM:&219.237.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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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立家：后改革时代中国面临颠覆性危机
作者：竹立家
十七大以后，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后危机时代国际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我国在未来10年到30年内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进一步复杂化，一些国家必然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看待和解读中国的发展，并不断制造“麻烦”以牵制中国的发展。同时，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式步入“后改革时代”。
“后改革时代”的“颠覆性危机”
未来30年，改革的总趋势是由着力发展经济到构建和谐社会的转变。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为我们做好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提出了一个“新命题”，这就是改革必须有“新战略”，改革规划必须有新的“战略路线图”，为我国步入“后改革时代”做好准备。
从战略层面讲，年是中国发展的关键10年，是“战略转型”的10年。能否实现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稳定过渡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后改革时代”，实现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制度与价值重构，是对我们民族智慧的考验。
统观社会全局，未来10年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因为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和我们党执政地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果没有治本之策，不从制度和价值上思考这些问题，不从“社会结构性”改革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让这些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继续积累、重叠乃至发酵，错过改革时机，就很可能酿成重大社会危机，延误中国发展。
总的来说，通过对近些年社会现实问题、各种资料和数据的分析，我觉得有五个重大问题影响社会和谐，具有酿成“颠覆性危机”的因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我们必须面对。这五大问题是：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失业或就业的问题、社会信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靠零敲碎打、头疼医头式的改革来实现，而要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社会结构性改革是指社会资源和价值在社会公众之间公平分配的改革，是体制性和价值性改革，是有效解决五大社会问题的基础性改革，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前提，不如此我们就无法前行。
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
要扎实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社会的“战略转型”，改革的“战略路线图”是必须从体制机制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角度寻求突破口，重点推进社会体制机制改革的四个重大转变。
一是实现改革重点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转变。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实现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体制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由“体制性改革”向“技术性改革”转变。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滞后的矛盾显现，一个主要后果是造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及随之带来的社会结构性矛盾突出。因此，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性改革，改革成败至关重要，关系到从制度上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和宪法原则的落实问题。我认为，未来10年，增长不是第一位的，尽管仍然很重要。而以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为推动力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政治和谐与政治民主是第一位的，建立安全有效的、具有凝聚力的公平社会是第一位的。
二是从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现代化预示着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换句话说，未来10年我们必须完成从不稳定性状态到稳定性状态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制度性的，是社会结构性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发展各种“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共同治理”。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是实现由“政府单独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但是我们现在对“共同治理”的制度准备、制度支持严重不足，甚至严重缺失或者是严重扭曲，致使“政府治理”战线过长，管理难度加大，社会问题丛生。大家都知道，国际上有个说法，人均6000美金是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中国2010年大约人均是4000美金左右，如果按年均8%的速度增长，到2015年，中国人均能达到6000美金左右，换句话说，中国可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但是现有的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的容纳量只能是6000美金，超过6000美金这个节点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了。人均6000美金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是个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实现社会结构性转型和社会共同治理，一个可能的结果是腐败继续成为社会的毒瘤，社会的贫富差距继续拉大，这是“制度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以政治行政体制必须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实现社会共同治理，以适应社会主义公共生活领域的需要，适应社会民主化的要求。
三是从工业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型社会的转变。现在我国的城市化是46%左右，如果说按每年1%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我们城市化率可以达到55%到60%多，我们现有的政府管理体制根本就不能适应城市人口占总人口60%这个现实，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经验证明，消费型和休闲型社会的形成，城市化的拓展，一个必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形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化或普遍化的特征。我们知道，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是公民对“幸福”和“尊严”的强烈追求，而在任何文明社会，人的尊严首先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五权”，即：“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平稳完成社会结构性转型，实现社会共同治理，实现向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在制度安排上真正实现人民的“五权”是关键。
四是从权力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向公民协商性权力的转变，从政府治理向社会共同治理的转变，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转变能不能完成，标志着我们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不能建立，和谐社会能不能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稳固。目前，我国的某些公共机构、公共组织“管理层控制”现象很严重。在这些单位或部门，公共权力变成了领导者的私人权力，动不动以组织的名义胡乱决策化公为私、胡乱用人形成小圈子，单位内基本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积累了大量的怨气和怒气，促使组织涣散，人心不稳，组织文化堕落，政府威信受损。个别公共机构、公共组织一把手专制，在公共组织形成一个管理层的小圈子，变公权为私权，而且这种状况还有扩大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治人之道，首在治心”。对政府的信心，民心向背是关键，而民心向背的基础是基层公共组织的活动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漠视公共机构“管理层控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就无法实现，我们的执政地位就会让这些败类给慢慢地葬送掉。
总之，从现实问题出发，改革要有“新战略”，实现社会稳定要有新路径，发展要有新模式。而要实现我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价值，关键是实现“四个转变”。我一直以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是建立一个“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这8个字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未来30年的改革，应该体现“新发展共识”的基本价值，通过社会结构性改革、社会组织建设、公民社会发展这些基本路径，着力构建一个和谐、信任、具有强大凝聚力、人民心情舒畅的社会。(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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