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何封锁“四人帮”垮台消息长达1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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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
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
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据廖汉生回忆，当晚及8日下午5时至9日凌晨2时，中央召集奉命到京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等省市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同志开会，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8日，中央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发出&打招呼&的15号文件&&《中央关于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通知》。同日，中央作出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并下达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文件；还发出两条指示：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广播电台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间 中央对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杨正泉后来回忆说：&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而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我们的宣传报道中是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四人帮&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则严格掌握，慎重处理，可又不是完全不用；对&四人帮&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儿。这一阶段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是非常强的，我们必须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要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我觉得却又十分困难。&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9日、10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以及&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17日，刊登署名方歌的文章《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其中不指名地写道：&撕下他们披在身上的画皮，戳穿他们的狰狞面目和鬼蜮行径。&中央宣传内容及方针的变化，使地方传媒感到迷惑。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稿件行文中的有些人们听惯了的&时尚&语言，开始改调了，这是为什么？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尽管一些地方自发举行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活动，但报纸、电台均不予报道。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
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于光远回到家已是午夜12时，他打电话给国务院政研室的同事李昌、冯兰瑞夫妇，要他们马上到他那里去。于光远见到他俩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接着，他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李昌夫妇回到家后，兴奋得许久没睡。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朱穆之的妻子周萝接到一个不知姓名女人的电话：&祝贺你们了！&晚上，友人刘回年悄悄走进穆青的家：&那四个人都被抓了！&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他们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
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
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在班车上，韦韬悄悄把这个消息传给了一位同在&五七&干校受过审查的&难友&。&难友&瞪圆了眼睛，悄声说：&注意，当心谣言！&&放心，百分之百的新华社消息。&&那太棒了！这几个家伙早该有这种下场了，真是罪有应得！是怎样抓到的？&&还不清楚，只知道在前天夜里抓起来的。&
到了办公室，韦韬向同事透露了这条爆炸性新闻，大家都兴奋起来。室主任说：&这消息先不要外传，我去核实一下。&过了一会儿，他们被召集到会议室，一位部长说：&韦韬同志听来的消息是真实的，&四人帮&已经在6号晚上被抓起来了，一个也没有跑掉。组织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华国锋副主席和叶剑英元帅，执行任务的是八三四一部队。现在中央还没有公布这件事，过几天就会公布的，在公布之前我们要守纪律，要保密，不要乱传。&
然而，韦韬回到家就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了家人：&&四人帮&已经抓起来了！他们完蛋了！&茅盾感叹道：&想不到，想不到这么快，真想不到！&又问细节，韦韬讲了，并强调说：&消息绝对可靠，我们部长亲口证实这不是谣言。&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也是在这天知道的，但他不敢相信：&8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82岁的叶圣陶只在日记上略略写道：&临睡时听到可惊消息，今暂不记之。&
董竹君全家高高兴兴去莫斯科餐厅会餐。她发现，今天排队的人比往常多几倍，而且都面带一种神秘的笑容。两个身着半旧军服的年轻人大声说：&今天这个日子里，不多喝两杯，对得起谁呢？&又说：&这事使人太高兴了！&
9日，在唐山考察地震的北京地质学院教师陶世龙赶回北京，在家中同妻子议论，认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肯定也跑不了，但是一想到那种&代代红&的人还在，仍然忧虑：&这回他们会真的被赶下台吗？这颠倒了的黑白能颠倒过来吗？&两人一时沉默无语。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
中科院文学所乔象钟、蔡仪于9日得悉&四人帮&被捕，暗自窃喜。10日这天，从各方面传来消息，证实了此事，乔象钟兴奋得打着伞，穿着雨鞋，一家一家地告诉好友，直到夜间才回到家。蔡仪则把他的存酒打开，逢有熟人来就举杯相贺。那两天又有消息说是有地震，人们也不以为然，有的人甚至说：&听了这个消息就是震死也甘心，因为中国人民得救了。&
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
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那时我还真不明白什么叫&上海帮&，也不知道什么叫&王、张、江、姚&，刘沛然是厂党委委员，他知道。他再次嘱咐我，你要讲了，咱们都倒霉。我兴奋极了，也&传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着三步两步往楼下跳。忽然我打了个冷战，站住了，不对，是不是&钓鱼&？对，&钓鱼&，一定是&钓鱼&！&
&我害怕，我确实被整怕了，生怕再三进宫四进宫。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报&，&憋&得我就一个人到院子里转。平时倒头就睡，那几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来，出什么事情。能看得出来，有人知道，兴奋得要命，但谁都紧闭着嘴不说。在公开宣布前七八天，院子里来了个卖小百货的，推车上装着手纸、肥皂什么的。他大声喊：快来呀，三公一母，全抓起来了。我正在院子里转，他敢讲？我一下愣住，他怎么知道？他都知道了，这一定是真的。那时在饭馆里，谁也不认识，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从来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连几天睡不着觉。不过，这回是太高兴了。&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四人帮被打倒后的中国
文革百万群众声讨四人帮
四人帮被捕前最后的亮相
四人帮主犯王洪文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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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抓“四人帮”内幕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不寻常的会议日，星期三。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1976年的叶剑英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文革派”的垮台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共商大事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9月29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实施。其实，虽然决策的细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经对这场最终的对决方式有所感觉。老帅们经常出入叶剑英家，邓颖超也在这一敏感时刻看望叶剑英。陈云后来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玉泉山的不眠夜“‘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回哪个家？”“玉泉山！”叶帅回答。“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 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接到马锡金的电话，王守江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离开军科院2号楼，奔赴玉泉山9号楼，为这个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老帅的意思。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帅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帅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高层，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那种木沙发很重的，大沙发4个人才抬得动”，工作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间，第一圈是单人短沙发，第二圈是4人的长沙发，晚上22点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而那时，1976年北京深秋的夜晚，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陆续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未多说一言，扭头就走。“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30年回忆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9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达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在“四人帮”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5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有人说:“不对啊，人没到齐，还缺4个人哪！”马锡金说:“已经齐了！”汪东兴也说:“‘马头’说得对！到齐了！”一头雾水的4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人坐齐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华国锋曾谦让地表示让叶剑英先发言，而叶剑英则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华国锋在通报了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后，高姿态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听罢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当天晚上，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终点与起点“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据王守江回忆，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叶剑英便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叶剑英不远的25号楼住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王守江回忆:“后来周启才(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此后给邓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负责。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事)！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1978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变革，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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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下这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