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和《吕氏春秋》各是什么？
《春秋》和《吕氏春秋》各是什么？
09-09-07 &匿名提问 发布
吕氏春秋》作者：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 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 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 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三千人。当时诸侯多 辩士，如荀卿等人著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 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 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并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 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 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 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 一天下而进行理论而进行理论准备的用意。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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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简单来说是一本历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因不断的被解释和诠释，随发展出“春秋大义”和“春秋决狱”吕氏春秋是先秦的著作，其内容非常的宏大，几乎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有涉及，而且编排的组织体系非常的严密单从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来看吕氏春秋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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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简单来说是一本历史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因不断的被解释和诠释，随发展出“春秋大义”和“春秋决狱”吕氏春秋是先秦的著作，其内容非常的宏大，几乎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有涉及，而且编排的组织体系非常的严密单从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来看吕氏春秋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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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但是却不完备。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的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以前曾认为《春秋》一书孔子曾经修订。现在则认为是鲁国的史官所作，与孔子没有关系。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将的是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因而许多内容太过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而左传则以史实为主，补充并纠正《春秋》中错误或没有记录的大事。而且左传的文学性也很高，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影响力都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十六篇，二十余万字。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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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品读方法】　　《春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春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春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深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深也！因此一叹。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首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首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写作动机】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部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玩弄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道德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指导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　　【相关评论】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作品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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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今”五霸”说的历史回顾“五霸”说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战国后期至唐宋；二是明清至近代；三是现代。第一个时期是“五霸”说的争鸣时期，各家主要是提出了自已关于“五霸”的说法，但都缺乏论证。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们的“五霸”说共有六种：1、“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荀子《王霸》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从之者有《墨子·所染》等。2、“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说。如王褒《四子讲德论》说：“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齐桓有管、鲍、隰、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有咎犯、赵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 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勾践有种、蠡、谍、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3、“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白虎通·号篇》说：“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公晋文公是也。”从之者有服虔《左传解谊》、高诱《战国策·齐策一》和《吕氏春秋·先已》注，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崔*（撰：去手+土）《庄子·大宗师》注，杜预《左传·成二年》注，颜师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注，孔颖达《左传·成十八年》正义，杨士勋《谷梁传·隐八年》疏，丁公著《孟子手音》等。4、“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庐也。”5、“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赵歧《孟子·告子》注、应劭《风俗通义· 皇霸》、高诱《吕氏春秋·当务》和《淮南子汜论篇》注，陆德明《左传·成二年》释文、颜师古《汉书·地理志上》注、司马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索引等，从之。6、“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说。如颜师古《汉书·诸王侯表序》注说：“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在这六种说法中，从之者较多的有两说，无从之者的有三说；人头十一个，其中完全相同的仅有二人，即齐桓、晋文；十一人有八人在春秋，有三人在夏商二代。第二个时期是“五霸”的考订时期。此时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的“五霸”说进行了新的审视，有人同意以往的说法，有人则提出了新的“五霸”说。这时的“五霸”说有五家（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其考订一律从略）：1、“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何燕泉，见《疑耀》卷一；王端履的《重论文斋笔录》；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等。2、“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张萱的《疑耀》卷一；毛奇龄的《四书剩言》；吴汉翃的《春秋提要》等。3、“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4、“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说。如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36。5、“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说。如近人朱起凤《辞通》卷十九祃韵“五霸”?酢?br& 这时的“五霸”说与以往相比，考订掉了三种说法，新增加了两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了十五人。但总的说来，这是期的“五霸”说较之以往无重大改观。第三个时期是对传统“五霸”说进行深人研究的时期。这时期的“五霸”说只有两种：1、“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杨伯峻先生的《孟子·告子》注。2、“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这一时期的“五霸”说与传统相比，由过去的八种说法骤减到了两种，人头也由十五人减到了七人，不过这时没有提出新说法。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关于“五霸”的单一的说法，事实上，自古及今，“五霸”问题还有许多并存的说法：第一时期，如《荀子》、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应劭的《风俗通义》、班固的《白虎通》等；第二时期，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蒋炯的《重论文斋笔录》等；第三时期，如《历史辞典》、《辞海》、《辞源》等。另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五霸”的最流行的说法也不一：如古代是儒学统治时期，所以清代以前最流行的说法为杜注《左传》中的“昆吾、豕韦、大彭、齐桓、晋文”与赵注《孟子》中的“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二说。自近代以，来由于《荀子》之被重新发掘，而且据现代人证明，其自然观接近唯物主义。所以，《荀子·王霸》中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 ”一说的呼声顿高，以致发展到了与赵注《孟子》的“五霸”说平分秋色的地步。然则这都是赶潮人的鬼把戏，非有科学之依据。二、解决”五霸”问题的科学途径“五霸”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科学的方法是溯源求本，回到“五霸”一词最先提出时的意义上去探索。只有把“五霸”放回到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离开了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是搞不清“五霸”究竟为谁的。“五霸”一词最先提出的背景是什么？请看《左传》成二年：“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唬骸?匾韵敉?遄游?剩??蛊胫?饽诰《?淠丁！?栽唬骸?敉?遄臃撬??丫??敢病Ｈ粢云サ校?蛞嘟???敢病Ｎ嶙硬即竺?谥詈睿??唬骸氨刂势淠敢晕?拧！逼淙敉趺?危壳沂且圆恍⒘钜病！妒?吩唬骸靶⒆硬回眩?牢??唷！比粢圆恍⒘钣谥詈睿?湮弈朔堑吕嘁埠酰肯韧踅?硖煜挛锿林?耍??计淅??省妒?吩唬骸拔医?依恚?隙?淠丁！苯裎嶙咏?碇詈睿??弧熬《?淠丁倍?眩?ㄎ嶙尤殖凳抢??薰送烈耍?湮弈朔窍韧踔??埠酰糠聪韧踉虿灰澹?我晕?酥鳎科浣?涤秀凇Ｋ耐踔?跻玻?鞯露?猛??伞Ｎ宀??砸玻?诙?е??砸弁趺?＝裎嶙忧蠛现詈睿?猿盐藿??? 。《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齐、晋交战，齐败。齐侯派宾媚人到晋请和，晋提出了苛刻的灭亡齐国的条件，宾媚人在辩驳中要求晋以“四王”、“五霸”为榜样，接受宝物和割地，不要灭亡齐国，后来晋同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五霸”一词的是宾媚人，时间是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并且，在宾媚人搬出了“五霸”以后，真的说服了晋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这说明“五霸”当时在各国诸侯的心目中确有说服力。由此，我们可以说，“五霸”早在成公二年就已出现了。或者换句话说，“五霸”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应在成公二年以前。因此，到成公二年以后去找“五霸”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晋悼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排斥在外。同时，晋景公也要排斥在外，因为宾媚人在讲这番话时，对象是晋???耸钡木?骶褪蔷肮??雒?人要求晋以“五霸”为榜样，显然景公不是“五霸”，若他是“五霸”，宾媚人是不可能那样讲的。如果说“五霸”的下限若定在晋景，那么与晋景以下有关的“五霸”说如《荀子·王霸》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白虎通·号篇》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颜师古的“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景”、全祖望的“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等说法，则都不能成立。这样，“五霸”说就由传统的八种说法一下子锐减成三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五人减至十人。接着，让我们来看“五霸”的上限。应当指出，“霸”字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是在《左传》庄公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这里的“始霸”，不仅指齐刚成为霸主，更重要的指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霸主，在齐之前，史籍中是没有霸字。或者换句话说，在齐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霸，霸是自齐桓公开始的。《白虎通》为什么会肯定“昆吾、大彭、豕韦”是“五霸”呢？这里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对宾媚人讲的“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有所误解。认为，“五霸”应与“四王”相对，“四王”代表三代，故“五霸”亦应分属于夏、商、周；二是根据《国语·郑语》的“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认为，这是夏、商存在过霸的铁证。其实，宾媚人的话并没有人员上的对应关系，讲的只是一种三代与“五霸” 之间在统治思想上的承续关系；另外，其对《国语·郑语》中那句话的理解也不对，请看该话的上下关系：“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主动稽，则商?鹬?印Ｍ盒罩廴耍?蛑苊鹬?印?u姓鄥、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 □=苜+歧，上下结构）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这是史伯的话。背景是：西周后期之幽王时代，郑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以逃？”（1）史伯给他作了详细分析，上面只是史伯分析当中的一小段。这里，史伯立论的主题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 ”虞、夏、商、周都是如此，只有祝融在夏、商有为伯者。而至周时就没有了。但据以上的立论推测，祝融之后，在周衰以后可能会有倔起者，而这个倔起者大概会是“蛮芈”。另外，史伯还谈及了伯益、伯翳的`后代，并同时做了些预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伯在谈到“昆吾、大彭、豕韦”时，宗旨不是在讨论其是霸与不是霸的问题，而是上古名门望族之后的兴衰问题。因此，这里的“伯”不能当霸讲，而只能当夏、商、周三代的封爵“公、侯、伯、子、男 ”的“伯”讲。况且，霸字晚出，既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不见于《尚书》、《诗经》，怎么能妄断“昆吾、大彭、豕韦”当时为霸呢？然而，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篇》却演绎说： “谨按《春秋·左氏传》，夏后太康娱于耽乐，不修民事，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为盟主，诛不从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韦氏复续其绪，所谓‘王道废而伯业兴矣’者也。”但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只是自我作古而已。郑庄公是霸吗？郑在东周初期虽最桀骜不驯，它不但灭了虢、郐等国，而且公然与周天子对抗，以致“周郑交质”。但由于郑是小国，四处强敌，国内矛盾又尖锐，在霸业上一直没有实性质的进展，所以《左传》与时人对其从未以霸相许。他怎么能算“五霸”呢？郑庄公确有称霸的野心，但终其身不过是争霸序幕中的一个枭雄。这样，齐桓之前的昆吾、大彭、豕韦、郑庄等四人也要排除掉。同时，与这四人有关的“ 五霸”说，如《白虎通》的“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和朱起凤的“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说，亦应排除。“五霸”说就由上面的三种只余下了一种，人头也由上面的十人减至六人，“五霸”就应在这六人之中。三、“五霸”具体所指之我见既然“五霸”的活动年代，在齐桓公始霸以后，和晋景时宾媚人提出“五霸”一词之前， “五霸”只能叫“春秋五霸”，“三代五霸”说已无法成立。现在唯一余下的一种“五霸”说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余下的曾被传统“五霸”说称为“五霸”的六个人是“齐桓、宋襄、晋文、晋襄、秦穆、楚庄”，这种“五霸”说能否站住脚？这六个人中哪五人应是“春秋五霸”？我们先来看这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向来缺乏科学的论证，当今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杨伯峻先生在重新肯定此说时，亦未做任何说明。笔者认为：这种“五霸”说的合理因素是，它的五个人选均在“齐桓始霸”之后与晋景时出现”五霸”一词之前；但其不足之点是，宋襄公能否算“五霸”？这也是这种“五霸”说一直受人攻击最厉害的地方。宋襄公是齐桓之后晋文之前在诸侯争霸最激烈年代的一个较为杰出的人物，他争霸的时间很短。宋襄公干的几件得意的事是：在齐桓公死后，齐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部斗争，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国，以武力送太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想当霸主，滕国不服，他就逮捕了滕宣公，示威诸侯；他又约曹、邾、鄫等国在曹都会盟，鄫君迟到，宋襄公严惩了鄫君；在曹地会盟时，曹君没尽地主之谊给他送羊，他又派兵包围了曹国的等。宋襄公的所作所为，不仅没使各诸侯们承认他是霸主，反而令人怨恨不已，大家都怀念齐桓公。公元前６４１年冬，在陈的倡议下，鲁、陈、蔡、郑、齐在齐国开会，名义怀念桓公，实则与宋对立。宋襄公为了达到当上霸主的目的，试图拉拢齐、楚，想借齐、楚的威势来压服中原各国，齐、楚表面上答应了将支持他当霸主，并决定在孟地大会诸侯，以正式确认。但是，楚使一回国，楚就准备以武力解决宋襄公，便在孟地埋下伏兵，等宋襄公一到，就把他抓了起来。后来，在宋公子目夷的坚决抵抗与鲁僖公的周旋下，他才被平安放回，宋襄公不仅没当上霸主，反受了楚的嘲弄。他不吸取教训，又联合卫、许、滕等攻打亲楚的郑国，楚救郑，宋、楚军队在泓水相遇，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伤，从此他就完了。宋襄公根本就没当上霸主。《左传》与时人都未以霸许他，甚至连他的臣下也认为他离霸的要求相距甚远。如《左传》僖十九年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又：宋在泓水战败，“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棵鞒芙陶剑?笊钡幸玻?宋醇八溃?绾挝鹬兀咳羰苤厣耍?蛉缥鹕耍话?涠???蛉绶?伞Ｈ??岳?靡玻?鸸囊陨??病＠??弥??璋?梢玻簧?⒅轮荆?膬Э梢病！?保?）因此，宋襄公怎么能算“五霸”呢？这样与宋襄公有关的这种“五霸”说也就难以成立了。由此可见，传统上“五霸”说虽多，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难怪先贤们争论了两千多年，都未有结果。那么，“五霸”究为哪五个人呢？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探寻。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有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公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公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公三年追述晋文、晋襄说，“昔文、襄之霸也”；文公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五霸”的另一人是谁呢？就是楚庄。关于楚庄的霸如何理解？虽然《左传》对此未有明载，但事实上是用旁证来回答的。楚庄成就霸业的标志是晋、楚的“邲之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邲之战”。战前，霸主名义上仍属晋，但晋自襄公以后，其霸主地位已名存实亡。楚自成王开始，国力渐强，至庄王时则更加强盛。楚庄效法齐桓、晋文，做了许多改革，请看战前晋国的士会对楚的分析：“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笪锒?????唤涠?福?苡玫湟印Ｆ渚??僖玻?谕扪∮谇祝?庑昭∮诰桑痪俨皇У拢?筒皇Ю停焕嫌屑踊荩?糜惺┥幔痪?有∪耍?镉蟹?拢?笥谐Ｗ穑??械韧?焕癫荒嬉印５铝ⅲ ?绦校??桑?率保?鋸荆?袼常?糁?蔚兄?考?啥????讯?耍???普?病＜嫒豕ッ粒?渲?凭?病Ｗ庸谜????浜酰?逃腥醵?琳撸?伪爻?俊保?）士会认为：不要同楚战。栾书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晋国的先縠却不同意，坚持说：“?豢桑　＝??园裕?ξ涑剂σ病＝袷е詈睿?豢晌搅ΑＳ械卸?粡荆?豢晌轿洹Ｓ晌沂О裕?蝗缢馈Ｇ页墒σ猿觯?诺星慷?耍?欠蛞病Ｃ???Γ??湟苑欠颍?ㄈ鹤幽埽?腋ノ?病！保?）可见，晋不与楚战，就是承认了楚是霸主；同楚战，若败，楚就更是霸主了。先縠极力要???剑?窍牍伦⒁恢溃?此辣Ｗ〗??疵?迳系陌灾鞯匚弧＝峁??斑浿?健币猿?拇蠡袢?ざ?嬷眨?庋??闳〈?私?陌灾鞯匚弧?br& 肯定楚庄王是霸主，还有另一个最有力的旁证，就是《左传》成公十八年明载：晋悼公“ 所以复霸也”。“悼公复霸”，说明晋在文、襄之后，确曾失霸，失的霸落到哪里去了呢？再回头看看上面晋、楚的“邲之战”，楚庄为霸的事实就无可置疑了。至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史学界争论了两千多年的“五霸”问题，现在可以斗胆地划个句号了，中国古代的“春秋五霸”的确切所指应是，“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因为在“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之外，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也找不出曾被时人称之为霸的第六个人了。四、“五霸”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的症结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五霸”，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五霸”说呢？根本原因是后人在对此的理解上的错误造成的。应当说，最先提出“五霸”的人，谁是“五霸”，他是清楚的，听的人也是清楚的，无需多说。然而，后来时过境迁，人们只是记住了“五霸”这个词，便以自已的理解开始构造新的“五霸”说，这样就把“五霸”问题搞乱了。在先秦，最先将“五霸”问题搞乱了的是荀子。可是，当代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却对《荀子 ·王霸》中的“五霸”说推崇备至，说：“《荀子·王霸》说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墨子·所染》关于五霸的观点与荀子同。关于五霸为谁的说法虽然很多，荀子、墨子乃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5）金先生认为，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实非。首先，荀子没有确定的 “五霸”说。荀子在《荀子》一书中不只一个“五霸”说，诚然《王霸篇》认为是“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而且《议兵篇》亦说：“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故可以霸，不可以王”；但是，《成相辞》中却有这样的话：“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这就清楚地表明，荀子还有另外一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与其《王霸》中的不一样，这种“五霸”说中包括“秦穆公”，而《王霸》中的不包括“秦穆公”。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有几个“五霸”？如果说只有一个，那么荀子本人一下子就提出了两个，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五霸”，岂不随便找五个“霸”均可叫“五霸”？那么，关于“五霸”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荀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五霸”。金景芳读《荀子》，只看到了一个“五霸 ”说，还认为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这是欠妥的。第二，《墨子·所染》的“五霸”说，虽与《荀子·王霸》的说法相同，但无法印证《荀子·王霸》中的“五霸”说是对的。诚然，《所染》说过：“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从时间上来讲，墨子早于荀子，墨子的时代距“五霸”也较近，但具体涉及到《所染篇》，情况就不同了。《所染》非是墨子手迹，乃后学穿凿，这是任何一个读《墨子》的人都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所以，《所染篇》极有可能是墨子后学因循《荀子》所致。因此，金先生用《墨子·所染》来证明《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亦难于成立。搞乱“五霸 ”问题的罪魁是荀子，而不是墨子。第三，《荀子·王霸》的“五霸”说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的背景不合。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是鲁成公二年，那时“吴阖闾、越勾践”的爷爷也许才会吃奶，他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奢占“五霸”的席位呢?自荀子开了一个坏头以后，接着班固在《白虎通》中一下子列举了三个“五霸”说：即“ 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自此，各家纷纷提出自已的“五霸”说，弄得“五霸”说满天飞，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与蒋炯在《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中，又把“五霸”区分为“三代五霸 ”与“春秋五霸”，认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三代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二说可同时并存。但这些“五霸”说由于缺乏科学依据，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在批评别人“五霸”说时虽慷慨激昂，轮到论证自已的看法时，都张口结舌。后人在“五霸”问题上的理解错误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们不懂“五霸”与“霸”的关系。“五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霸”则比“五霸”的外延更广。在中国春秋史上，“五霸”只有五个人，而“霸”则有多个人，即不仅包括了“五霸”在内，而且包括了“五霸”以外的“霸”。就拿《左传》来讲，以“霸”相许的除“五霸”外，还有晋悼公亦称之为“霸” ，后来《史记》又以“霸”许越勾践等。于是，当后人每看到“霸”的时候，就想将其纳入“ 五霸”的范畴，如“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等“五霸”说的错误既是如此。第二，训诂上的错误。春秋以后，由于“伯”、“霸”通假，汉古文家便将《国语·郑语》中的“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中的“伯”训为“霸”，三代“五霸”说即“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的错误即源于此。第三，他们另立“霸”与“非霸”的标准。如有人把以前史家或时人未曾许以“霸”者，如郑庄、宋襄等都纳入了“霸”的范畴，并将其扩大为“五霸”。“五霸”的“郑庄、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等说的错误即源于此。第四，他们另立“五霸”标准，如“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说的根据是：1 、“五霸”是中原地区前后相继的霸主，故排除了秦穆；2、“五霸”是在整个中原地区争霸过程中，霸业最显著者。故不列晋襄。其实历史上的“五霸”的真正含义，只是说：东周或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四个与西戎地区出现的一个被各诸侯们所承认的五个霸主，或者说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国大地上所涌现出来的五个霸主。这里不局限于中原地区，也未有霸业的显与不显之别，如孟子曾说“五霸桓公为盛”，可见还有霸业平常者。怎么能重新加入地区与霸业标准呢？以上理解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都离开了历史上提出“五霸”一词的具体情况，完全根据自已的臆想来空谈“五霸”。要知道，现在是在讨论历史上的“五霸”，而不是我们后人心目中自已想象的“五霸”，若讨论历史上的“五霸”，就只有一个，若是我们后人心目中的 “五霸”，则可有多个，乃至无数个。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空谈“五霸”，“五霸” 问题永远无解。但只要一回到《左传》成公二年以前，与齐桓首创霸业之后的历史时期，“五霸”问题就会明白如画——“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五霸”舍此其谁也？！注：（1）《国语》：《郑语》。（2）（3）（4）《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宣公十二年；宣公十二年。（5）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01页。（本文完稿于1987年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4月。于南京“困 陋 斋”）
好象有两种说法   1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 2齐桓，秦穆、楚庄 ，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有两种说法：一、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OK
中国古代史上的十几种“五霸”说，和现在史学界的最流行的两种“五霸” 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越勾践”、“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但“五霸”的判别，在时限上应以《左传》所载的“齐桓始霸”和宾媚人所说的“ 五伯之霸也”为准；在人选上应以被时人曾“许之为霸”为据。这样，“五霸”应是“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 一、古今”五霸”说的历史回顾“五霸”说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战国后期至唐宋；二是明清至近代；三是现代。第一个时期是“五霸”说的争鸣时期，各家主要是提出了自已关于“五霸”的说法，但都缺乏论证。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们的“五霸”说共有六种：1、“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荀子《王霸》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从之者有《墨子·所染》等。2、“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说。如王褒《四子讲德论》说：“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齐桓有管、鲍、隰、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公有咎犯、赵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 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勾践有种、蠡、谍、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3、“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白虎通·号篇》说：“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公晋文公是也。”从之者有服虔《左传解谊》、高诱《战国策·齐策一》和《吕氏春秋·先已》注，应劭《风俗通义·皇霸》、崔*（撰：去手+土）《庄子·大宗师》注，杜预《左传·成二年》注，颜师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注，孔颖达《左传·成十八年》正义，杨士勋《谷梁传·隐八年》疏，丁公著《孟子手音》等。4、“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阖庐也。”5、“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白虎通·号篇》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赵歧《孟子·告子》注、应劭《风俗通义· 皇霸》、高诱《吕氏春秋·当务》和《淮南子汜论篇》注，陆德明《左传·成二年》释文、颜师古《汉书·地理志上》注、司马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索引等，从之。6、“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说。如颜师古《汉书·诸王侯表序》注说：“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在这六种说法中，从之者较多的有两说，无从之者的有三说；人头十一个，其中完全相同的仅有二人，即齐桓、晋文；十一人有八人在春秋，有三人在夏商二代。第二个时期是“五霸”的考订时期。此时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的“五霸”说进行了新的审视，有人同意以往的说法，有人则提出了新的“五霸”说。这时的“五霸”说有五家（本文由于篇幅有限，其考订一律从略）：1、“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说。如何燕泉，见《疑耀》卷一；王端履的《重论文斋笔录》；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等。2、“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张萱的《疑耀》卷一；毛奇龄的《四书剩言》；吴汉翃的《春秋提要》等。3、“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4、“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说。如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36。5、“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说。如近人朱起凤《辞通》卷十九祃韵“五霸”?酢?br& 这时的“五霸”说与以往相比，考订掉了三种说法，新增加了两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一人增加到了十五人。但总的说来，这是期的“五霸”说较之以往无重大改观。第三个时期是对传统“五霸”说进行深人研究的时期。这时期的“五霸”说只有两种：1、“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如杨伯峻先生的《孟子·告子》注。2、“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说。如金景芳的《中国奴隶社会史》一书。这一时期的“五霸”说与传统相比，由过去的八种说法骤减到了两种，人头也由十五人减到了七人，不过这时没有提出新说法。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关于“五霸”的单一的说法，事实上，自古及今，“五霸”问题还有许多并存的说法：第一时期，如《荀子》、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应劭的《风俗通义》、班固的《白虎通》等；第二时期，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蒋炯的《重论文斋笔录》等；第三时期，如《历史辞典》、《辞海》、《辞源》等。另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五霸”的最流行的说法也不一：如古代是儒学统治时期，所以清代以前最流行的说法为杜注《左传》中的“昆吾、豕韦、大彭、齐桓、晋文”与赵注《孟子》中的“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二说。自近代以，来由于《荀子》之被重新发掘，而且据现代人证明，其自然观接近唯物主义。所以，《荀子·王霸》中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 ”一说的呼声顿高，以致发展到了与赵注《孟子》的“五霸”说平分秋色的地步。然则这都是赶潮人的鬼把戏，非有科学之依据。二、解决”五霸”问题的科学途径“五霸”问题如何解决？笔者认为：科学的方法是溯源求本，回到“五霸”一词最先提出时的意义上去探索。只有把“五霸”放回到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离开了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是搞不清“五霸”究竟为谁的。“五霸”一词最先提出的背景是什么？请看《左传》成二年：“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唬骸?匾韵敉?遄游?剩??蛊胫?饽诰《?淠丁！?栽唬骸?敉?遄臃撬??丫??敢病Ｈ粢云サ校?蛞嘟???敢病Ｎ嶙硬即竺?谥詈睿??唬骸氨刂势淠敢晕?拧！逼淙敉趺?危壳沂且圆恍⒘钜病！妒?吩唬骸靶⒆硬回眩?牢??唷！比粢圆恍⒘钣谥詈睿?湮弈朔堑吕嘁埠酰肯韧踅?硖煜挛锿林?耍??计淅??省妒?吩唬骸拔医?依恚?隙?淠丁！苯裎嶙咏?碇詈睿??弧熬《?淠丁倍?眩?ㄎ嶙尤殖凳抢??薰送烈耍?湮弈朔窍韧踔??埠酰糠聪韧踉虿灰澹?我晕?酥鳎科浣?涤秀凇Ｋ耐踔?跻玻?鞯露?猛??伞Ｎ宀??砸玻?诙?е??砸弁趺?＝裎嶙忧蠛现詈睿?猿盐藿??? 。《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齐、晋交战，齐败。齐侯派宾媚人到晋请和，晋提出了苛刻的灭亡齐国的条件，宾媚人在辩驳中要求晋以“四王”、“五霸”为榜样，接受宝物和割地，不要灭亡齐国，后来晋同意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五霸”一词的是宾媚人，时间是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并且，在宾媚人搬出了“五霸”以后，真的说服了晋国，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这说明“五霸”当时在各国诸侯的心目中确有说服力。由此，我们可以说，“五霸”早在成公二年就已出现了。或者换句话说，“五霸”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间，应在成公二年以前。因此，到成公二年以后去找“五霸”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晋悼公、吴阖闾、吴夫差、越勾践”排斥在外。同时，晋景公也要排斥在外，因为宾媚人在讲这番话时，对象是晋???耸钡木?骶褪蔷肮??雒?人要求晋以“五霸”为榜样，显然景公不是“五霸”，若他是“五霸”，宾媚人是不可能那样讲的。如果说“五霸”的下限若定在晋景，那么与晋景以下有关的“五霸”说如《荀子·王霸》的“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白虎通·号篇》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颜师古的“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景”、全祖望的“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等说法，则都不能成立。这样，“五霸”说就由传统的八种说法一下子锐减成三种说法，人头也由原来的十五人减至十人。接着，让我们来看“五霸”的上限。应当指出，“霸”字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出现，是在《左传》庄公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这里的“始霸”，不仅指齐刚成为霸主，更重要的指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霸主，在齐之前，史籍中是没有霸字。或者换句话说，在齐之前，中国历史上没有霸，霸是自齐桓公开始的。《白虎通》为什么会肯定“昆吾、大彭、豕韦”是“五霸”呢？这里可能有两个因素：一是对宾媚人讲的“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有所误解。认为，“五霸”应与“四王”相对，“四王”代表三代，故“五霸”亦应分属于夏、商、周；二是根据《国语·郑语》的“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认为，这是夏、商存在过霸的铁证。其实，宾媚人的话并没有人员上的对应关系，讲的只是一种三代与“五霸” 之间在统治思想上的承续关系；另外，其对《国语·郑语》中那句话的理解也不对，请看该话的上下关系：“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主动稽，则商?鹬?印Ｍ盒罩廴耍?蛑苊鹬?印?u姓鄥、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 □=苜+歧，上下结构）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处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后皆不失祀而未有兴者，周衰其将至矣。”这是史伯的话。背景是：西周后期之幽王时代，郑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以逃？”（1）史伯给他作了详细分析，上面只是史伯分析当中的一小段。这里，史伯立论的主题是，“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 ”虞、夏、商、周都是如此，只有祝融在夏、商有为伯者。而至周时就没有了。但据以上的立论推测，祝融之后，在周衰以后可能会有倔起者，而这个倔起者大概会是“蛮芈”。另外，史伯还谈及了伯益、伯翳的`后代，并同时做了些预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伯在谈到“昆吾、大彭、豕韦”时，宗旨不是在讨论其是霸与不是霸的问题，而是上古名门望族之后的兴衰问题。因此，这里的“伯”不能当霸讲，而只能当夏、商、周三代的封爵“公、侯、伯、子、男 ”的“伯”讲。况且，霸字晚出，既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也不见于《尚书》、《诗经》，怎么能妄断“昆吾、大彭、豕韦”当时为霸呢？然而，应劭在《风俗通义·皇霸篇》却演绎说： “谨按《春秋·左氏传》，夏后太康娱于耽乐，不修民事，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为盟主，诛不从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韦氏复续其绪，所谓‘王道废而伯业兴矣’者也。”但这在历史上毫无根据，只是自我作古而已。郑庄公是霸吗？郑在东周初期虽最桀骜不驯，它不但灭了虢、郐等国，而且公然与周天子对抗，以致“周郑交质”。但由于郑是小国，四处强敌，国内矛盾又尖锐，在霸业上一直没有实性质的进展，所以《左传》与时人对其从未以霸相许。他怎么能算“五霸”呢？郑庄公确有称霸的野心，但终其身不过是争霸序幕中的一个枭雄。这样，齐桓之前的昆吾、大彭、豕韦、郑庄等四人也要排除掉。同时，与这四人有关的“ 五霸”说，如《白虎通》的“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和朱起凤的“郑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等说，亦应排除。“五霸”说就由上面的三种只余下了一种，人头也由上面的十人减至六人，“五霸”就应在这六人之中。三、“五霸”具体所指之我见既然“五霸”的活动年代，在齐桓公始霸以后，和晋景时宾媚人提出“五霸”一词之前， “五霸”只能叫“春秋五霸”，“三代五霸”说已无法成立。现在唯一余下的一种“五霸”说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说，余下的曾被传统“五霸”说称为“五霸”的六个人是“齐桓、宋襄、晋文、晋襄、秦穆、楚庄”，这种“五霸”说能否站住脚？这六个人中哪五人应是“春秋五霸”？我们先来看这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向来缺乏科学的论证，当今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杨伯峻先生在重新肯定此说时，亦未做任何说明。笔者认为：这种“五霸”说的合理因素是，它的五个人选均在“齐桓始霸”之后与晋景时出现”五霸”一词之前；但其不足之点是，宋襄公能否算“五霸”？这也是这种“五霸”说一直受人攻击最厉害的地方。宋襄公是齐桓之后晋文之前在诸侯争霸最激烈年代的一个较为杰出的人物，他争霸的时间很短。宋襄公干的几件得意的事是：在齐桓公死后，齐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部斗争，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国，以武力送太子昭回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想当霸主，滕国不服，他就逮捕了滕宣公，示威诸侯；他又约曹、邾、鄫等国在曹都会盟，鄫君迟到，宋襄公严惩了鄫君；在曹地会盟时，曹君没尽地主之谊给他送羊，他又派兵包围了曹国的等。宋襄公的所作所为，不仅没使各诸侯们承认他是霸主，反而令人怨恨不已，大家都怀念齐桓公。公元前６４１年冬，在陈的倡议下，鲁、陈、蔡、郑、齐在齐国开会，名义怀念桓公，实则与宋对立。宋襄公为了达到当上霸主的目的，试图拉拢齐、楚，想借齐、楚的威势来压服中原各国，齐、楚表面上答应了将支持他当霸主，并决定在孟地大会诸侯，以正式确认。但是，楚使一回国，楚就准备以武力解决宋襄公，便在孟地埋下伏兵，等宋襄公一到，就把他抓了起来。后来，在宋公子目夷的坚决抵抗与鲁僖公的周旋下，他才被平安放回，宋襄公不仅没当上霸主，反受了楚的嘲弄。他不吸取教训，又联合卫、许、滕等攻打亲楚的郑国，楚救郑，宋、楚军队在泓水相遇，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受伤，从此他就完了。宋襄公根本就没当上霸主。《左传》与时人都未以霸许他，甚至连他的臣下也认为他离霸的要求相距甚远。如《左传》僖十九年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又：宋在泓水战败，“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棵鞒芙陶剑?笊钡幸玻?宋醇八溃?绾挝鹬兀咳羰苤厣耍?蛉缥鹕耍话?涠???蛉绶?伞Ｈ??岳?靡玻?鸸囊陨??病＠??弥??璋?梢玻簧?⒅轮荆?膬Э梢病！?保?）因此，宋襄公怎么能算“五霸”呢？这样与宋襄公有关的这种“五霸”说也就难以成立了。由此可见，传统上“五霸”说虽多，没有一个能站住脚的，难怪先贤们争论了两千多年，都未有结果。那么，“五霸”究为哪五个人呢？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探寻。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有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公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公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公三年追述晋文、晋襄说，“昔文、襄之霸也”；文公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五霸”的另一人是谁呢？就是楚庄。关于楚庄的霸如何理解？虽然《左传》对此未有明载，但事实上是用旁证来回答的。楚庄成就霸业的标志是晋、楚的“邲之战”。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邲之战”。战前，霸主名义上仍属晋，但晋自襄公以后，其霸主地位已名存实亡。楚自成王开始，国力渐强，至庄王时则更加强盛。楚庄效法齐桓、晋文，做了许多改革，请看战前晋国的士会对楚的分析：“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笪锒?????唤涠?福?苡玫湟印Ｆ渚??僖玻?谕扪∮谇祝?庑昭∮诰桑痪俨皇У拢?筒皇Ю停焕嫌屑踊荩?糜惺┥幔痪?有∪耍?镉蟹?拢?笥谐Ｗ穑??械韧?焕癫荒嬉印５铝ⅲ ?绦校??桑?率保?鋸荆?袼常?糁?蔚兄?考?啥????讯?耍???普?病＜嫒豕ッ粒?渲?凭?病Ｗ庸谜????浜酰?逃腥醵?琳撸?伪爻?俊保?）士会认为：不要同楚战。栾书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晋国的先縠却不同意，坚持说：“?豢桑　＝??园裕?ξ涑剂σ病＝袷е詈睿?豢晌搅ΑＳ械卸?粡荆?豢晌轿洹Ｓ晌沂О裕?蝗缢馈Ｇ页墒σ猿觯?诺星慷?耍?欠蛞病Ｃ???Γ??湟苑欠颍?ㄈ鹤幽埽?腋ノ?病！保?）可见，晋不与楚战，就是承认了楚是霸主；同楚战，若败，楚就更是霸主了。先縠极力要???剑?窍牍伦⒁恢溃?此辣Ｗ〗??疵?迳系陌灾鞯匚弧＝峁??斑浿?健币猿?拇蠡袢?ざ?嬷眨?庋??闳〈?私?陌灾鞯匚弧?br& 肯定楚庄王是霸主，还有另一个最有力的旁证，就是《左传》成公十八年明载：晋悼公“ 所以复霸也”。“悼公复霸”，说明晋在文、襄之后，确曾失霸，失的霸落到哪里去了呢？再回头看看上面晋、楚的“邲之战”，楚庄为霸的事实就无可置疑了。至此，我们可以结论说：史学界争论了两千多年的“五霸”问题，现在可以斗胆地划个句号了，中国古代的“春秋五霸”的确切所指应是，“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因为在“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之外，我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也找不出曾被时人称之为霸的第六个人了。四、“五霸”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的症结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五霸”，可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五霸”说呢？根本原因是后人在对此的理解上的错误造成的。应当说，最先提出“五霸”的人，谁是“五霸”，他是清楚的，听的人也是清楚的，无需多说。然而，后来时过境迁，人们只是记住了“五霸”这个词，便以自已的理解开始构造新的“五霸”说，这样就把“五霸”问题搞乱了。在先秦，最先将“五霸”问题搞乱了的是荀子。可是，当代史学家金景芳先生却对《荀子 ·王霸》中的“五霸”说推崇备至，说：“《荀子·王霸》说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墨子·所染》关于五霸的观点与荀子同。关于五霸为谁的说法虽然很多，荀子、墨子乃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5）金先生认为，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实非。首先，荀子没有确定的 “五霸”说。荀子在《荀子》一书中不只一个“五霸”说，诚然《王霸篇》认为是“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而且《议兵篇》亦说：“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是皆和齐之兵也……故可以霸，不可以王”；但是，《成相辞》中却有这样的话：“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这就清楚地表明，荀子还有另外一种“五霸”说，这种“五霸”说与其《王霸》中的不一样，这种“五霸”说中包括“秦穆公”，而《王霸》中的不包括“秦穆公”。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历史上有几个“五霸”？如果说只有一个，那么荀子本人一下子就提出了两个，岂不是自相矛盾？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五霸”，岂不随便找五个“霸”均可叫“五霸”？那么，关于“五霸”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荀子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五霸”。金景芳读《荀子》，只看到了一个“五霸 ”说，还认为是“先秦旧说，自可依据”，这是欠妥的。第二，《墨子·所染》的“五霸”说，虽与《荀子·王霸》的说法相同，但无法印证《荀子·王霸》中的“五霸”说是对的。诚然，《所染》说过：“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从时间上来讲，墨子早于荀子，墨子的时代距“五霸”也较近，但具体涉及到《所染篇》，情况就不同了。《所染》非是墨子手迹，乃后学穿凿，这是任何一个读《墨子》的人都有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所以，《所染篇》极有可能是墨子后学因循《荀子》所致。因此，金先生用《墨子·所染》来证明《荀子·王霸》的“五霸”说是“先秦旧说”亦难于成立。搞乱“五霸 ”问题的罪魁是荀子，而不是墨子。第三，《荀子·王霸》的“五霸”说与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的背景不合。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霸”一词是鲁成公二年，那时“吴阖闾、越勾践”的爷爷也许才会吃奶，他们两个有什么资格奢占“五霸”的席位呢?自荀子开了一个坏头以后，接着班固在《白虎通》中一下子列举了三个“五霸”说：即“ 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自此，各家纷纷提出自已的“五霸”说，弄得“五霸”说满天飞，后来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与蒋炯在《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中，又把“五霸”区分为“三代五霸 ”与“春秋五霸”，认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为“三代五霸”，“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二说可同时并存。但这些“五霸”说由于缺乏科学依据，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在批评别人“五霸”说时虽慷慨激昂，轮到论证自已的看法时，都张口结舌。后人在“五霸”问题上的理解错误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们不懂“五霸”与“霸”的关系。“五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霸”则比“五霸”的外延更广。在中国春秋史上，“五霸”只有五个人，而“霸”则有多个人，即不仅包括了“五霸”在内，而且包括了“五霸”以外的“霸”。就拿《左传》来讲，以“霸”相许的除“五霸”外，还有晋悼公亦称之为“霸” ，后来《史记》又以“霸”许越勾践等。于是，当后人每看到“霸”的时候，就想将其纳入“ 五霸”的范畴，如“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勾践”等“五霸”说的错误既是如此。第二，训诂上的错误。春秋以后，由于“伯”、“霸”通假，汉古文家便将《国语·郑语》中的“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中的“伯”训为“霸”，三代“五霸”说即“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的错误即源于此。第三，他们另立“霸”与“非霸”的标准。如有人把以前史家或时人未曾许以“霸”者，如郑庄、宋襄等都纳入了“霸”的范畴，并将其扩大为“五霸”。“五霸”的“郑庄、晋文、秦穆、宋襄、楚庄”等说的错误即源于此。第四，他们另立“五霸”标准，如“齐桓、晋文、楚庄、昊阖闾、越勾践”说的根据是：1 、“五霸”是中原地区前后相继的霸主，故排除了秦穆；2、“五霸”是在整个中原地区争霸过程中，霸业最显著者。故不列晋襄。其实历史上的“五霸”的真正含义，只是说：东周或春秋时期，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原地区相继出现的四个与西戎地区出现的一个被各诸侯们所承认的五个霸主，或者说在诸侯争霸最激烈的时代，中国大地上所涌现出来的五个霸主。这里不局限于中原地区，也未有霸业的显与不显之别，如孟子曾说“五霸桓公为盛”，可见还有霸业平常者。怎么能重新加入地区与霸业标准呢？以上理解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他们都离开了历史上提出“五霸”一词的具体情况，完全根据自已的臆想来空谈“五霸”。要知道，现在是在讨论历史上的“五霸”，而不是我们后人心目中自已想象的“五霸”，若讨论历史上的“五霸”，就只有一个，若是我们后人心目中的 “五霸”，则可有多个，乃至无数个。离开了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来空谈“五霸”，“五霸” 问题永远无解。但只要一回到《左传》成公二年以前，与齐桓首创霸业之后的历史时期，“五霸”问题就会明白如画——“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五霸”舍此其谁也？！
高三课本上的是中科院历史学家对“春秋五霸”经过新的考证、认识，得出的新结论，是正确的。在春秋时，秦国、宋国并不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诸侯国。而在当时，吴、越在南方却很有影响力。以前初中课本说的是齐、宋、晋、秦、楚。我以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100%正确）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还有种说法是：齐桓 公 ，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勾践 ， 越 王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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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又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各国史书有专名的，如晋国史书叫《乘》，楚国史书叫《梼杌》（见《孟子·离娄下》）。鲁国史书专名《春秋》，所以《左传·昭公二年》叙述晋平公派遣韩宣子（起）出使鲁国，看到《易》《象》和《鲁春秋》。不过韩起所看到的《鲁春秋》，一定是从周公姬旦叙起，才能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而现存的《春秋》，才从鲁隐公叙起。隐公父亲惠公以上的鲁国历史原始记载已经完全亡佚。《楚语上》也说：“教之《春秋》”，就是说，对太子，用史书教授他。《墨子·明鬼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就是指周朝、燕、宋、齐诸国都有史书，墨子曾读过。《吕氏春秋》是秦国相国吕不韦组织编撰的一部集合了百家学说的巨著。主要内容是以治国方略、思想为主线，兼记载一些历史故事，以作说明。书成，以千金求一错字，“一字千金”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编写这部书是为了教育赢政治国，可惜未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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