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有些驾校黑的很，几十个人一辆教练车，学员有的为挣车多练，大打出手，我们车上的学员就是的，一拳头把对方的鼻子打塌，鉴定轻伤花了几万元私了。自学成才应该提倡，就是一个新手也要有资深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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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两个孩子打架一方受伤鼻子骨折，另一方是不是要负全责_百度知道
两个孩子打架一方受伤鼻子骨折，另一方是不是要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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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打架都是有过错，我是四川律师（也是成都律师）您好，双方都要负责任的
是否负全责，要看过错方式哪一方？如果都是未成年孩子，过错方的父母要承担赔偿责任。成都吴勇律师
要看谁先动手，另一方的医药费免不了的
不是，双方都有责任
不是要负全责
多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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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双方打架，一方明显没受什么伤，但非要住院。 - 相关问题 - 110网法律咨询
我跟另一个人打架，我也就扇了他一巴掌，其他的就拉拉扯扯，最后被周围的人拉开了。被拉开的时候他还在那站的好好的。我走了之后，晚上就听说他住院了。他说头痛头晕。医院检查后就说住院观察两天看看。虽然明显知道他是故意住院的但是没有证据。也不好说什么。对方要求我赔偿医药费。他出院后如果非要付钱的话。 我是检查费，住院费，医药费什么的都要付还是怎么样？求帮助。
双方打架一方有轻微伤，还有一个腰椎骨折的旧伤复发这样能得到什么赔偿？
今天和人打起来了对方两个人把我打成轻微伤 如果报案我需要对打我的两个人负责任吗？ 能赔偿我多少钱？
邻居跑到我们家闹事他们先动手被我们一下推倒在地至轻伤，他们住院了，我没有住院可是我的鼻子也骨折了现在影响通气功能他们内部有人置于是不是轻伤还真不好说，现在已协商解决，我多次提出让他们给我鉴定他们推三阻四就是没有给我鉴定，可我也要是鉴定的话肯定是轻伤，我们还能不能起诉呢， 派出所根本就不该我开鉴定申请，主要是他们有关系呀真冤，拯骨骨折一公分左右的伤是轻伤吗我的鼻子骨折是什么伤
一位王明，一位刘洋，两位都是跑出租的，王明前两次时因为停车位和刘洋了发生口角和摩擦，第三次时又和刘洋发生摩擦，刘洋一再忍让，可王明去从车上拿出一根木棍要打刘洋，刘洋见状也拿出一根棍子，两人就纠打在一起，结果是王明头上被划了一道口子，缝了三针，其它地方都没受伤，现正在住院，总共已花了四千多医药费，刘洋给他出了三千，刘洋胳膊也疼，但没有住院，只是在家休养，王明报了警，王明七天后拆了线就出外到处乱逛了，派出所判定双方都有责任，现在王明抽出要三万元钱...
一位王明，一位刘洋，两位都是跑出租的，王明前两次时因为停车位和刘洋了发生口角和摩擦，第三次时又和刘洋发生摩擦，刘洋一再忍让，可王明去从车上拿出一根木棍要打刘洋，刘洋见状也拿出一根棍子，两人就纠打在一起，结果是王明头上被划了一道口子，缝了三针，其它地方都没受伤，现正在住院，总共已花了四千多医药费，刘洋给他出了三千，刘洋胳膊也疼，但没有住院，王明报了警，现在拆线了却还说难受，不出院，请问一下律师，在这此案件中，刘洋该承担哪些责任和赔偿？
打架双方都没受伤一方讹诈他们一家参与打架的都去住院检查怎么办
双方人员因口角打架未造成明显伤害，但在传唤时只传唤打架一方，是否符合法律程序？ 现在当事人一方已被罚款1000元，第二天又被传唤到派出所后进行三日拘留！符合法律规定吗？？？？
双方因闲话打架，没动手，却把一方老太太气得住院了，该如何解决
双方打架.我朋友被明显打成轻伤(没有坚定,).当时就去住院了,已经10天了,还没好,当时就去了派出所.录了口供,对方也承认是他打了我朋友.对方肯定没伤,人好好的,过了4天,他也跑去住院了,说是我朋友打的,有一个人,帮他做证,说我朋友打了他!但是我们这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他的证词能算数吗?!.我想问下,他过了4天在去医院,我怕他自己弄点什么伤出来去住院.听我朋友说,他可严重了，什么眼睛瞎了.脑子坏了什么的,当时打完架以后,在派出所,他还和警察吵了1个多小时.我朋友眼睛...
两方都是农民，因浇水稻发生口角，一方男的另一方女的，男方先动手厮打女方，撕扯期间男方脸被女方抓伤，女方手部戳伤，头部受轻伤后住院，出院后女方要求男方负担一部分医药费，男方拒绝，称自己也受伤而其是明显的外伤，如经法律解决女方能不能要回一部分医药费？ 女方已经报警，警方协调时称男方岁数较大（男60左右），如果按规定交罚款也是女方钱花的多，另外打架双方都有责任，且女方把人抓伤了，现在女方并没有外伤，一直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女方现在不在乎钱给多少...> 图：查调庄村案门灭兴大京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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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查调庄村案门灭兴大京北（下）
　　在西红门的李磊，再一次能够被别人明确记忆与回忆的时间起点是2001年。
　　西红门七村村民石来旺是极少能够对李磊以及他媳妇王美玲有完整印象的人，原因很简单，石来旺是他们的房东。2001年，李磊跟王美玲还没有结婚，他是为了给女朋友王美玲的美发店租房子来的。石来旺的房子，就在西红门桥以西那条南北街的南头，靠近所谓的南站(南公交站)。这条长5里的街道不宽，两辆车交会刚刚能错开，却是西红门的标志街道之一。
　　西红门发展的道路演变轨迹是，2000年之前，各地的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西红门桥以西那条东西向的街道上——这条道与南北走向的京开高速垂直，以这条道为中心，靠北的当地人称为“北站”，南边的则称为“南站”，这是按公交的站名来命名的新地名。过了2000年，这条东北走向六七百米的道路已经店铺林立，无可增加;于是，以“北站”起点往南拓展，新的一条与京开高速平行的商业铺面路迅速发育生成。
　　石来旺的房子就正在这条北站南站商铺街的南头，当时南头尚未完全形成气候，石家房子“够大，租金也还没有涨上去”——这符合李磊的要求。王美玲在北站开着一间小美容美发店，地方小租金却不便宜，所以想到南站来扩大规模也降低成本……“他进门后，沙发上一坐，身子往后一靠，一条腿斜搭在旁边的扶手上，直接说要租房。”石来旺的老婆对这个陌生小伙子的姿势印象深刻，“第一次见面就这么随便，应该也是个混社会的人”。不过，一问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几口人，租房做什么生意，李磊都一一作答，说话不多但也算得体，远不像那种“社会混混的口气”。房租也几乎没有怎么讨价还价，4间房，每月800元，每月月初交钱。想到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换了4家租户，其中有一户每到交房租的时候总是拖拖拉拉，李磊算是一个爽快人了，双方很快签订合同，并无反复就谈妥了。很快，李磊又租下了这个房子相隔两户后面的两间平房用来住宿，他跟王美玲就算在西红门正式落脚了。
　　此后，李磊和王美玲开始张罗着装修、换电表、开张。让石来旺稍稍意外的是，这些事情，李磊都是一个人搞定的，并没有找他帮忙。“以前别人租下房子来总是小事不断，李磊算是最让人省心的。”更重要的是，这也让石来旺确认了自己的判断，“这小子话不多，但是个能吃得开的人”。店铺取名“华益达”，估计也是讨个生意发达的口彩，开张那天声势不小，店门前的路上，鞭炮纸铺了一地，甚至还惊动了村里管环卫的负责人。李磊后来的表现，果然跟石来旺料想的差不多。“每次月初我去收房租，他从不含糊，不怎么说话，如数给钱，不像有的人那样先念叨半天生意不好做，再拖个三五天。”后来随着南边这一段人气越来越旺，月租从最初的800元陆续涨到了2000元，与李磊的讨价还价都是简单而顺利的。能按时拿到房租，自然是房东最看重的，租期一再延长，一直到2007年大规模拆迁到来，6年的时间里，李磊和王美玲的理发店一直没动。“刚开始还签协议，后来彼此信任了，也就不签了。”
　　我们的西红门采访，石来旺是与李磊打交道最多的当地人。他的叙述所构造的“华益达”理发店积累财富的故事，虽然石来旺对李磊印象不错，但很遗憾，在他们这对夫妇关系结构里，主角是王美玲，而非李磊。
　　李磊的西红门谋生之道与他父亲当年的做生意，西红门与天宫院——在这种可以对应的关系里，我们有机会在新的角度建立观察李家特别是天宫院村的坐标。
　　甚至早在1995年，西红门镇就建成了名叫“九龙山庄”的高档住宅公寓房。开始的时候，九龙山庄的房子每平方米2000多元，稍后迅速涨到4000多元，跟三环周边的房价差不多了。西红门的传奇始自衡焕儒。西红门这块约200亩名叫马家岗子的乱坟荒地，当时拿出来做房地产项目时，投资方只准备出1000万元的地价钱。出价如此低廉，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房地产业正处于低谷，土地卖不出价钱。但是，更意外的是，衡焕儒甚至连这1000万元也不要，在谈判桌上，衡焕儒说：“我一分钱都不要，只要保证项目正常开工，你们开发商可以零地价进入。”——但是，这一项目的销售利润要跟镇里四六分成。这是一次惊险的一跳，当然最后衡焕儒赌赢了。最后的结果，这一项目不仅让西红门获得了4000万元的直接收益，而且顷刻之间，因为九龙山庄而启动了西红门的城市化进程。土生土长的西红门人衡焕儒，年任西红门镇党委书记;2003年卸任后，安心做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在自己的公司里，衡焕儒跟本刊记者讨论京开高速这一路穿过的新发地、西红门、黄村与天宫院的城市化进程，他的结论很明确：“我们是主动的城市化的过程。”
　　城市化似乎是一个太过城市人的概念，对具体的乡镇负责人，土地价值的增值，最直接而明确的经验就是工业用地、商业用地、房地产用地——这样的转换与递增过程。更早一些时候，西红门亦为南郊农场的分场，其条件未必比得过天宫院，但因其地理位置尤其是主事人对土地价值的清晰认识与充分使用，1997年，这里已不再是农村而是城镇了。所以，李磊选择自己成年人生的开始，首先就是西红门。
　　主动城市化过程，在西红门的表现则是，当天宫院还在为600亩征地而激烈冲突之际，西红门已经完成农民承包地的集体流转，镇政府拥有这些土地并为他们寻找企业、商铺以及房地产项目……如此一来，人流越来越集中于西红门。虽然只有12公里的距离，西红门与天宫院，差异还是巨大。最高的时候，西红门本地人口2万，外省流动人口却能达到10万~11万人;农民出租房的收益空前，记者采访之际，南站北站那条街尚有47户人家未拆迁，这些人家家里租住了400多户外来人口。
　　如此众多的各省流动人口云集这里，西红门似乎有无数致富的机会，李磊可能抓住这些机会中的一个吗?
　　除了石来旺，在这条南站北站的商业街上，更多的人认识的是河南人王美玲以及她的华益达美容美发店，她在这里才是明星级的人物。
　　按王美玲父母跟记者的叙述，王家是河南驻马店的普通农民，王美玲在家排行老大，因为家里穷，她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帮家里种桃子，并在村小学做代课老师。1995年，18岁的王美玲把每个月只有几十元钱的代课老师的工作辞了，到北京大兴的一家冷库打工。在冷库里打工，因为工伤，王美玲一根手指受伤，公司赔了3000元钱。有了这笔以身体的受伤为代价的原始“启动资金”，王美玲开始在西红门一家理发店以每个月100元的成本，当起学徒。也就在这期间，王美玲认识了李磊。恋爱后，李磊每天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王美玲上下班。
　　“美容美发”，是这条街头上绝对算不上好名声的生意。因为流动人口太多，西红门2003年组织每村成立了流管站(流动人口管理站)，当过5年兵的流管站管理员王富全向本刊记者描述当时的这条街，“江山一片红”。车子只要往路旁一停，马上就会被五六个小姐包围拉生意。“当时，十几个发廊检查一遍，一把剪刀都没有，理什么发?店里只有两瓶洗发水，那是她们自己洗头用的。”色情业的管理，对相关方面的挑战则是，一般是路边谈妥价格，然后包车走人，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而同时，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的众多，更具治安压力的是盗窃。2006年，王富全刚上任，街上一晚上丢了3块汽车电瓶。警察蹲守到凌晨2点多钟，终于发现窃贼，警察在后面追，拼命跑的两个贼还舍不得丢掉刚刚偷来的100多斤重的电瓶，当然人赃并获。警察抓获了这两个笨贼，结果第二天天一亮发现，当晚街上还是被偷了两块电瓶。与这一压力比较，色情业算得上交易双方都不乐意招惹警察的治安事件了。
　　王美玲的美容美发店或许在这条街上也可能涉黄?所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西红门人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甚至王美玲的同业竞争对手，虽然王美玲屡次想挖他们家的大工加盟，但这家店的老板还是坦陈：王美玲的生意绝对正当。另一位流管站站长宋长水向本刊记者分析王美玲的成功：理发当然赚不了什么钱，美容美发主要靠足疗与按摩盈利。他们的成功，关键是价格低，而且技师的手法很专业。从每个月都能按时交纳房租来看，华益达显然挣钱。
　　即使正当生意，竞争也很激烈。华益达生意好，隔壁左右也被租去做美容美发店。宋长水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竞争，用的也是非常规手段，比如互相剪对方的电线，夜里砸几块对方家的玻璃。即使如此，“最后存活下来的，是华益达”。华益达最后成为这条街上面积最大、生意最火的美容美发店。后来因为拆迁，3年前华益达即歇业，但现在去到这条街周边，问起华益达，仍然人人都知道这家店。
　　成功的华益达美容美发店，李磊在其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些剪剪电线、砸砸玻璃的竞争手段，虽然小儿科，宋长水分析，如果仅靠王美玲一个河南女孩，绝对应付不下来。这当然有李磊的功劳。李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从流管站开张，就在里面工作的宋长水，还实在想不出恰当的判断。石来旺描述他观察的事实：“夏天他穿个短袖，右胳膊上一个大疤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刀扎的伤口。露出来，可能还是他故意的，摆个气势才能吃得开啊!”但是，这条街上的混混，宋长水基本上都认识，却没有发现李磊跟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往来。而且，“五六年来，他们那个店始终都没惊过派出所，没惹过什么事，这实在也不多见”。即使与李磊见面次数最多的石来旺，最后给出的判断也模棱两可：“他既不像是完全混社会的混混，也不像老实巴交的好孩子。”六七年时间，李磊唯一一次在石来旺面前发飙，说的是自己保护华益达的事迹：“我去拿房租，他跟我讲起，前几天俩醉汉来店里耍酒疯，一巴掌把一个女技师的鼻子打破了，我当时没在，他们刚走我就回来了，立马带俩人去追，一直追了整整一条街，到底还是被我逮到，一顿臭揍，打得他们跪在地上求饶。”2007年，石来旺所在的村拆迁，李磊找到石来旺，主动说不打算再租了。石来旺的房子拆迁，除了拿到房屋拆迁补偿外，还有一笔商业店铺补偿款。这个时候石来旺才知道，华益达虽然做得如此成功，却一直没有正式注册，没注册当然没交税，自然也拿不到这笔补偿款。后来李磊找到自己的工商局的关系，想办法补交了3个月的税款，最后还是拿到了这笔3万元的商业店铺补偿款，李磊与石来旺双方平分了这笔钱。合作结束。李磊究竟什么样个人?有此经历，石来旺更是没法判断了。
　　2002年，李磊和王美玲结婚。直至2007年华益达因拆迁歇业，李磊正当的业务，在西红门相关熟悉他们俩的当事人推测：王美玲打理店里，李磊负责华益达外面各项事宜。
　　结束华益达的生意后，王美玲去安利做了销售代理，工作同样出色。她父母告诉本刊记者：惨案发生前，因为业绩优异，王美玲还获得了公司安排的去深圳旅游的奖励。诡异的是，后来李磊的逃亡路，竟然选择的也是从北京先去深圳，然后再去三亚。
　　在王美玲做安利销售代理时，李磊决定与朋友合伙做变压器生意，需要出资十几万元，向家里妻子要，终于凑足这笔本钱。结果，生意不仅失败，还背上了债务。王家人对此当然有抱怨：“他是北京人，却还要我女儿卖安利帮他还钱。”再后，李家在天宫院的宅基地补偿款已经到位，李磊又和朋友在西红门宏业路上开了一家“天天火火”餐厅。不过，宋长水观察：“他家餐厅旁边的那家饺子馆吃早饭的时候人很多，就看他店里服务员总闲着，拿根筷子敲着碗，一早上也没几个人。”10月份西红门最后一轮大规模拆迁，镇上成立了拆迁指挥部，李磊有时候会去指挥部送盒饭。“如果生意好，哪还有工夫送快餐啊!”显然，如果李磊单独承担生意的全部，虽然能够回忆的仅两次经历，却都不能说成功。
　　利益的创造与分配
　　天宫院所征600亩耕地，仍然攥在马永德与村委会手里，这当然令人放心。不过，由占地而被挤出土地耕作的农民，因为征地过于突然，要迅速转身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寻找一份可以挣回基本收入的非农业工作，也不容易。李磊在西红门的打拼，即为例证，虽然他如此年轻，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得成功。
　　虽然手里握有已经完成流转的600亩土地，但仅凭马永德个人的力量，为这些土地找到新的买家，殊非易事。基于现实利益主义的农民智慧，尤其是马永德这等精明之人，账已经算得清清楚楚——只有地上作物才是农民获取补偿最主要的品种。与村民为600亩征地的官司结束，马永德实施自己村庄政治的核心方向便是说服每家每户农民，别在地里种任何农作物，只是去种树。这其间的算计是：镇政府征地出具的相关机构补偿标准，每亩土地农作物最高的补偿是西瓜与蔬菜，达到1600元;而如果种树，即使按当年京开高速征地，荒地里的树木一亩所补钱款，都数倍于农作物。当年京开高速征地，马永德承包的果木林地被征去一部分，这回轮到他将自己的经验告之众人。
　　马永德真算幸运之人。他回忆官司结束后，“每天我就在地里转，逮谁跟谁说种树!一天得走几十里地，走到后来走不动了，就打电话找人开车来把我接回去”。两年后，新的买家出现时，前一轮的官司已经完成了对村民的土地价值启蒙，捍卫耕地的冲动，完全转化成对地上农作物补偿的计较。虽然这次地上农作物补偿有了大幅提升，小麦由过去每亩600元提高到了4000元，但真正合算的仍然是树木，果树地每亩平均补偿算下来，超过2万元。马永德当然算是很正确的。当然，如此一来，天宫院的真正的农业耕作，差不多也正式告别当年引以为自豪的机耕机种了。与过去的农业村庄比较，天宫院不再“农业”。但是，谁又会真正在意呢?每家每户都在计算，失去土地既成现实，追逐最大利益，才是当然。
　　2004年，马永德谋求连任第三任村主任。有生物基地高额补偿以及他对果木地效益的正确预判，“选举时，我都没去现场，我去水库玩去了”，马永德自然信心满满。这次几无悬念，马永德高票连任。
　　但是，村里掏大粪的马长海不服马永德，他要挑战已获连任的马永德的权威。
　　我们见着马长海，小心翼翼地问：“掏大粪，在村里算什么样一个工作?”
　　马长海十分坦然：“村里每家都有自己的茅房，我做的就是把他们家茅房里的大粪，掏出来，并且送到他们的承包地施肥。村里就我一个人做这活，我也便宜，一车大粪，30块左右。”
　　马长海的思维模式与马永德迥异。第三次竞选村主任高票当选，马永德解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大家获得了远远超过预料的补偿，所以大家选他。这当然是事实。但是，马长海看到了另一面的事实：仅仅两年时间，前面所征的600亩地，一亩才600块左右补偿，现在一下涨这么高，那应当如何安抚前面被征地的村里人的利益呢?对于马长海，这是他所有问题以及对策的起点，当然不单纯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感叹。
　　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马长海清晰地跟本刊记者推演他的思路形成的两个脉络。
　　马长海对村庄事务的梳理，仍然是从京开高速征地没有建涵洞开始，他说：“国家肯定给村里补偿了，我的想法跟大家不同，这些补偿当然不会被马永德贪污去了。但是，这些钱应不应当算村里的公产，如果算，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享受公产的分配呢?”公产的另外一个构成是，无论前面征600亩地，还是后来追加的1000亩地，村民获得的补偿都是自己承包的那些耕地的面积。而土地上不仅只有耕地啊，还有道路、沟渠……这些开发商也会照实补偿，这些补偿进入村委会，当然也应当算是村民的公产。这些钱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公产是一个脉络，但对马长海而言，这是一个申诉的脉络，核心并不在此。
　　公产在马长海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果木林地的承包。1998年，曾经的沙包地因为有10多年的种植而成熟地，于是争夺激烈，果木林地的集中度也相对提高。拥有了果木林地，当然收入要比只在耕地种植高很多。以农业为本的农民，当然明白这其间的价值所在。那么，这些果木林地在成熟后，是不是也应当算“公产”?马长海对此几乎愤怒：这部分土地没有经过人均确权啊，有的人能够承包的多，有的人却没有，这完全不公平。他的思路明确：1998年的那一轮承包，应当将这部分果木林地如耕地一般重新平均分配给每个村民。这虽然是马长海的另一脉络，却才是关键所在。
　　马长海的愤怒让记者诧异。“别人在大家都不承包的时候承包了，等这些沙包地成熟了，你又来说要经过人均确权，平均分配，这恐怕不合适吧。”在这一脉络叙述时，记者跟马长海讨论很难达成彼此的理解。但是，当这两个半小时的采访结束后，答案昭然。天宫院村耕地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以及背后的“集体化”的村庄性格，平均分配几乎成为潜意识里的基本原则，稍后的村庄逻辑演进一直在此原则支配之下。虽然有长达30年的政策鼓励冒富，但天宫院对真正超出正常范围之外的富裕者，正面的认可度极其有限;或者这也可用来解释这里真正创富者有限的原因。
　　出乎意料的是，最后马长海成功了，他唤醒了大家潜意识里的基本原则。
　　村庄故事当然不是一个逻辑推演。有上述一系列想法后，马长海去找马永德，跟他直接说：别的村公产一年一个人分1.3万元，我家5口人，我也不要那么多，每人给我1万元，一共给5万元就可以了。否则，我要去告你!
　　村庄强人马永德哪会吃这套，理也不会理睬马长海。马长海很得意他对马永德的激怒，因为他此举完成了一个告知的义务，同时又可以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重要的是，“他想也不会想到我能够鼓动那么多村民”。马长海对村庄利益不平衡的观察，村公产未公开所产生的巨额数字的计算与猜想，以他的平均分配的解释说服了不少村民。而且马长海还有其他村民所不具备的“政治才华”。“我们这个事，打官司没戏。但是在行政上我们有上访制度啊。那些云南、贵州人到北京来上访不容易，我们是北京人，去到哪个国家机构上访都方便。”
　　第一次上访，马长海还有100多名天宫院村民选择去的地方是镇政府，申诉的主张是要求公平分配公产。马长海们的上访还真的一级一级最后达到国家机关。仅仅对上访的坚持，而且不犹豫地一级级往上申诉，已经让镇里紧张。后来，马长海甚至被拘留过两次，“第一次是下大雨那天，拘了7天;第二次则拘了一个月零6天”。不过，他的坚持还是赢回了足够的收获：镇里决定同意按照每人每年255元的标准，给予天宫院村民以生活补贴费。这一标准随后两年又迅速上涨，最后标准维持在每人每年1000元。
　　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在天宫院村被动的城市化过程中，马永德所思考的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为村庄也让村民创造出最大收益;而马长海坚持的公平原则，却是如何公平地分配既有的财富。谁的主张更能够获得天宫院村民的认同?
　　2007年的村主任选举，是揭晓这一答案的征场。
　　最后的村庄
　　马长海决定竞选村主任位置。他的口号是：“摆平天宫院”——绝对平均地分配村里的各项收益，而且是“分光分净”，还要给第一次征地每亩地仅获600块钱的村民以补偿。这一竞选口号，在对村民的宣传里，已经简化成：“给大伙要钱去!”马长海既有上访成功的先例，再次帮大伙要钱，当然十分符合中国农民现实利益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次村主任竞选，跃跃欲试者并非仅马长海一人。还有一位叫张守恒的天宫院村民，也有心一搏。马长海的策略是先把其他竞争者打下去，他直接去找张守恒，说服他放弃。张守恒跟记者解释他后来的选择：“我年龄大了，比马长海大七八岁，家里人不支持。”有张守恒的这一表态，选举前几天，马长海说他自己最后的“杀手锏”是，在村里大街小巷贴满咒骂马永德的小字报。而且在最后直接注明张守恒的表态：“请大家选马长海，不要选我了!”
　　村民观察这次选举，评论马长海的策略是“动员型”：先去最早被征地，只获得每亩600块钱补偿的四队，把他们的票拉来;然后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所谓拉票，竞争双方的手段谁都一样，简单而直接，“就是吃饭，村里的饭店天天爆满”。
　　马永德跟记者回顾这一竞选，即使在当时他也很无奈：马长海说能要回来钱，就是跟我好的村民也说，谁能帮我们要回钱我就投谁的票。马永德的失败似在必然。
　　第一轮选举结果即亦分明：马长海得了909张票，马永德得了728张票，张守恒得了100来张票。马长海以过半数的票当选。有趣的是，张守恒后来告诉记者：“如果我不退出，哪有马长海的份儿?”村主任竞选当然不像票选数目那么简单明确。马长海的能力，大家还是有公正的评判的，但他未必是中意的人选。最后的戏剧性是，不少村民传说他被揍得趴在花池子边都起不来了，天天躲着不敢回家。即使如此，马长海仍然不放弃竞选。“不怕挨揍，不怕得罪人”——最后马长海的不放弃，反而为他增加了决定性的票选。在马长海现在跟记者的叙述里，挨揍一事当然被省略，不过最后一次记者电话里直接询问有无此事，马长海也坦然承认当然挨过揍，现在他的回答满不在乎：“也不算打，就是推搡了几下，我不怕!”
　　天宫院村机械化耕作赖以存在的“集体化”结构基础已经失去，机耕不复可能;但与村庄“集体化”性格同构的绝对平均分配的潜意识，在这次选举中得以出人意料的表现。马长海成为这一集体意识表达的直接获益者。
　　显然，利益分配将是比利益创造要困难得多的任务。马长海能够胜任吗?
　　天宫院村目前已不复存在，在大兴黄村与天堂河农场去寻找租房而住的天宫院村民，仔细辨析他们未必能够清晰表达的利益诉求，马长海“分光分净”的口号，最能触动村民最隐秘的利益根本，仍需回到土地补偿结构中去。村民一般所知道的地价，比如天宫院以每亩9万元的价格卖出的1600亩土地，村民们得到了地上农作物的补偿之外，还从9万元里得到了每亩每年1000元的流转费，扣除流转费2.8万元，每亩还剩余6.2万元。这是令村民们极度向往的“巨额”财富，“分光分净”能够分的，不就是这部分吗?谁能够帮助他们呢?马长海!逻辑就是如此简单。但是，这部分钱在名义上属于村集体，失地农民如果未来转换成居民，他们农转非的所有手续，以及各项的社会福利保障，全有赖这部分资金供给，所以这笔钱如何能够轻易地“分光分净”——四级监管，禁止的就是这种随意而轻率的分配。反对者马长海一旦由反对者变为“执政者”，当然马上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实际上，他没有可能“分光分净”。
　　即使看起来把最早征地只获每亩600块钱的过低补偿增加起来——似乎非常简单的一项“惠民”政策，马长海接受采访时也坦陈：“想摆平，结果是摆不平。”
　　非常有意思之处在于，马长海以研究公产，并且要平均分配公产而为他最初获得村民认可。但是，当本刊记者再三追问他天宫院的公产由哪些构成，每年能够产生多少可支配的利润，马长海的答案是他一点也不清楚，“但是，只有我签字，才能算数!”
　　那些过去因为征地而失地，补偿也不尽合理的村民向记者坦陈：就是要选个掏大粪的来气气马永德，即使让他当一天也可以。后来，显然，“这个玩笑开大了!”
　　当村庄不能内生性地自己创造出新的财富，何谈分配?有着“集体化”性格的村庄，更注重的是利益的绝对平均分配。如何创造出财富，刚刚由沙包地的承包而启蒙的财富创造意识，结果迅速遭遇了城市化进程，土地被征用是无可逃遁的未来，如何在被征用过程中获得最大化利益，成为唯一选项。这时候，绝对平均分配的意识与手段，当然有着广泛的基础。
　　曾经的所有设想，马长海明白要实施，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时候要真正完成“分光分净”，唯有一途，就是，整个村庄迅速地被完全征用。“这时候，那些被四级监管的钱，就可以拿出来进行农转非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等，同时，这部分钱也还有用不完的部分。”
　　说起来，也算是天遂人愿。2009年，天宫院剩余的耕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因为地铁4号线建设，全部被征用。此前村里就纷纷传言要征地，为获最大利益，各家都想法多盖房子以求多增补偿款。但最后大家发现，征地方拿出的是2002年的航拍图，以此图为基本标准来确定宅基地的补偿数额。这时候，由结果前溯前因，当年马永德从镇上争取回来的160亩宅基地，才是天宫院村真正的财富之源。
　　从2001年村民们捍卫自己承包的耕地开始，仅仅8年时间，这座村庄即完全解体不复存在。最后的补偿款不是超过大家的预期，而是大大地超过预期。
　　去年2月，天宫院村贴出通知要求村民：不准建房、不准装修、不准出租……村里的文化人、小学老师王治邦跟大家分析：最快也要一年时间才会征到我们的宅基地来。但是，仅仅两个月，村里贴出的公告即已明确了时间表：5月15日之前拆迁户可获得5万元的奖励，6月30日之前必须完成拆迁。当村民们去到韩园子的诉迁办公室跟评估委员会单独谈过后，所有的议论变得异常平静。宅基地给出的补偿标准几乎是村民从来没有想象到的高——把评估委员会那套复杂的计算公式简化，天宫院村民的宅基地地价，再算上奖励款、租房补助……差不多每平方米的房子补偿款元，而回迁房每平方米6500元。如果按原面积购买回迁房，那么，每平方米至少有1000元的收益。在天宫院这个村民普遍都有两处以上的大院子的村庄，如此高标准的补偿，当然大大超过预期。
　　与完全城镇化的西红门比较，当年衡焕儒定下的规则是：村民的宅基地每平方米的补偿是2160元，而回迁房的售房是2260元每平方米——这一标准沿用至今。按此标准，西红门村民基本按原面积购买了回迁房后，可能还会剩余10多万元。“但是，那些价格仍然维持在2260元的回迁房，现在市场上已经涨到了上万元，这构成了村民们满足感的来源。”
　　显然，无论怎样比较，天宫院的补偿标准以及天宫院村民拥有足够大的面积的宅基地的现实，终于使天宫院人在漫长的等待后，获得了足够令人满意的收获。他们的满足感或许来自真实而大额度的现金。签完拆迁合同后，大约两周时间，天宫院村民就会收到填写着具体数目的一本中国银行的存折。这就是他们未来的全部现金财富了。
　　今年又到了天宫院村的选举年，我问马长海今年村里还会选举吗?他没有肯定的答案，虽然村庄已经消失，估计还会选举，“选出来的人好管理村里的公共财产”。那你还会参选吗?“不会。我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些公共财产，我还是坚持分光分净!”
　　极端结局
　　好农民李汉朝其实后来基本上已经无法在农田干活了。一方面有了孙子，他和老伴的心思全部转移到带孙子上面;另一方面，天宫院村为着争取更多补偿款而更多地种树，也不再完全是真正的农业操作。偶尔，趁着女儿回来带两个小侄儿去洗澡，老两口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到田地忙活一阵。但显然，农活不再是李汉朝的重点所在了。
　　李磊的第二个儿子2008年春天出生，李汉朝在外面帮人家看门的活也不能再干了，只能完全回到家里带孙子。李磊的这个孩子属超生，要交6万元的罚款才能上户口。结果直到去年4月宅基地被征之前，如果再不给孩子上户口，未来农转非就将非常困难了。这个时候，李汉朝正好得回一笔耕地补偿款，马凤德媳妇告诉我们：第二天，他们就去把罚款交了。李汉朝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钱，显然是事实。而李磊自己儿子的超生罚款，却要父母去交，也稍稍令人意外。
　　李汉朝的宅基地补偿款，按他的两个院子算下来，大概最后有500多万元的补偿。稍后，他们在黄村买下一套房子，李磊离家12年后，两代人两个家庭终于共居同一居所。那些日常而琐碎的生活，父子双方将会在什么方面产生交集与冲突?答案无可寻觅。
　　最后的结局实在极端，李磊杀死了全家所有成员，包括他自己的两个儿子。(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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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兴灭门案嫌犯已被移送检方审查起诉
　　记者日获悉，发生于去年11月23日的大兴灭门案，已由警方移送到市检察院一分院审查起诉。嫌疑人李磊将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公诉。
　　检方初步认定，李磊不满家人对其管教太严格，遂产生厌恶情绪并想杀害家人。11月23日22时许，李磊回到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清澄名苑家中，先后持刀将妻子、妹妹、父亲、母亲和两个儿子杀害。第二天8时许，李磊离开现场。10时，又返回家门外反锁房门后外逃。
　　李磊自称，杀人的想法已经酝酿很多年了，最早是在年少时期离家出走后产生的，因为从小家里管教太严，做什么事都要干涉，见着他非打即骂。李磊称，没有同龄人的快乐，虽然家庭条件挺好，但还是觉得活着没意思。这次杀人，主要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小事积累起来，才下定了决心。
　　据悉，审查起诉阶段，检方主要是通过审阅案卷材料、讯问李磊等方式，审查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认定是否正确，以及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以及有无附带民事诉讼等。
　　检方审查查清全部案件事实以后，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需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意见，报请审查起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审查起诉部门负责人对案件进行审核后，也会提出审核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如果不退回补充侦查，就应当在1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来源：北京日报 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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