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主版&&拍客&&军事&&社会&&财经&&娱乐&&文化&&文学&&生活&&城市&&汽车&&大杂烩&&站务
阅读:1336 参与:0 回复:0到
刘鹤：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正文日10:14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刘鹤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本文原载于《比较》杂志，胡祖六在正和岛决策参考上推荐此文。　　推荐语：《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是刘鹤负责的一项重要课题研究报告之总结。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症的异同，做出了一些颇有见地、值得重视的观察与评论，并针对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政策思考与建议。　　刘鹤文章正确地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所面临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在民主政体，这些挑战可能绑架政府危机处置的政策与策略，导致处置延误，甚至采取急功近利的，在中长期具有危害性的政策，比如保护主义。但我认为，美国迄今的政策把握还算比较平衡，并没有走极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有时会发生严重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遗憾地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左派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结果中国近几年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裹足不前，错失良机。通过客观认识评估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从而帮助我们今后更有效地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性，更好更快地推进整体改革进程。　　报告课题组组长：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次危机可能延续的时间、可能产生的深远国际影响和我们的对策。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启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比较研究，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参加，这些单位都完成了十分出色的分报告，本文是此项研究的总报告。　　两次危机的共性　　通过比较研究，关于两次危机的共同之处，我们侧重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初步得到10点结论，简要描述如下：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这次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一连串的失控和误判也屡屡发生。目前，欧债危机正在深化，中东形势很不确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冲突相互交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三大政策思考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作者对这些同事提出的意见表示由衷感谢。　　本文原刊于日出版的《比较》/7786189.shtml茅于轼：民营企业家被抓 国家会受损失正文我来说两句(37人参与)扫描到手机日18:20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中国企业家网手机客户端保存到博客　　在今年9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能否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久押不决问题，是对政法机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否取得成效的直接检验。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对有关单位清理久押不决案件的督办工作，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清理中要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导致久押不决的深层次原因，切实完善严格依法按程序办案的工作机制。　　首先，茅于轼先生谈到了民营经济在中国改革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表示，我们国家改革以后大家都知道非常成功，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坚持公有制。民营资本在GDP中间按产出比价格60%、70%，就业人员占了80%，所以私营资本在国家的经济里头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现在我们国家GDP增速在下降，怎么能够维持一个适当的增速，说老实话不是靠国企，是靠民营企业。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处境，茅于轼提到一个民营企业领导人一被抓，这个企业就岌岌可危，保险箱贴了封条了，内外营业都停下来了，损失马上就不得了。这就是国家的损失，当然你看起来是私人的损失，其实私人最后的产出会变成GDP的，只要私人受损失GDP就要下来了。所以，必须应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人权，而且要给予国企和民企以平等权利。（节选）/9084319.shtml/s2013/sanzhognquanhui/张维迎：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正文日16:45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是不可能的。　　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比如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经济疲弱恰恰是改革的契机。领导人必须坦诚，坦诚包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包括承认我们是要面临一些困难，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困难是多年积累的，为了我们的长远发展，要做好忍受一些痛苦的准备。好比说大夫给你动一个手术，即便只是给你拔一个牙，他都会提醒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得麻醉一下。　　张维迎接受采访时的发言：　　张维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无非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但是，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我们现在老以为以前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但当时领导人的领导力和理念很坚定，而且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我们的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自此之后，这个体制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个三中全会总要出点新东西。客观上，一中全会是安排党内领导人，二中全会是安排每届政府的领导人，人事问题忙完了，就到三中全会了，三中全会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工作布局。我相信三中全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新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中央全会说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说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没得到正式认可，官方文件还不能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说法。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中央说出来了，那就是说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来观望的人也就不再观望了，跟着干就是了。　　好比说私营企业的发展，1988年之前宪法都不允许，是违法的，但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私营企业，到了1987年秋，十三大党的文件承认私营企业是对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然后1988年春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这个过程类似于是从社会上迸发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被体制束缚，正在挣扎，每个文件出来，就松了一个套，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人们的期盼。所以这个文件写什么很重要。　　今天的文件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过去十年来，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说什么和做什么，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我们嘴上一直在讲改革，但行动上一直在后退。所以我现在对他们说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做什么。　　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是不可能的。　　改革首先要做起来，做起来有问题再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从上到下都害怕犯错误，谁也不愿意冒险，没有顶层设计就不改革，比如金融体制改革就是这种情况。这种心态我打一个比方，就像妇女怀孕，怀孕了可能会面临怎么保胎的问题，但你应该是先怀孕了再想着保胎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还没研究好怎么保胎，所以千万不能怀孕。所有的问题一定是在过程中解决的。所有的改革都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新的体制、市场的体制？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计划者有能力预测到所有的经济问题，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无数个体中产生。如果中央领导人能把所有问题都预测到了，那我们搞计划经济不就挺好的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多人在吵什么深水区啊，实际上是为不改革提供借口　　经济疲弱恰恰是改革的契机。领导人必须坦诚，坦诚包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包括承认我们是要面临一些困难，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困难是多年积累的，为了我们的长远发展，要做好忍受一些痛苦的准备。好比说大夫给你动一个手术，即便只是给你拔一个牙，他都会提醒你，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你得麻醉一下。　　我们现在好像没人愿意自己说有任何不舒服，好像增长速度下滑就是自己的失败，政治上没法交代，所以就打肿脸充胖子。这样的话也许以后灾难更大了。如果经济下滑，恰恰说明必须改革，如果不改革，经济要下滑得更多。只有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改革，释放出企业家精神，让人们更自由地去创业，让老百姓感觉到更安全、更公平，我们未来才有更好的前景。这是必须要开诚布公地讲的。　　上世纪80年代，政府领导人告诉大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得调整结构，必须改革体制，为此，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投资要退后。当时好多人都有冒进心态，但领导人担心的是速度太高而不是太低，因为为了维持速度就得不断地增加投资，结果是经济结构会越来越恶化。在这样的认知下，我们就开始了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后来发现速度反而上去了，想压也压不住，这就是改革的力量。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也应该有这样的坦诚，不要假装没有病，更不要把说我们有病的人说成是唱衰中国、妖魔化中国。如果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坦诚一些，不要那么爱面子，不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我们今天的病就会轻得多。在我的记忆中，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大搞投资的事情2009年之前还没有发生过，因为在我们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天然的投资冲动，你压它都很难，你鼓励它就一定冒顶。　　整个改革前25年，之所以能不断进步，就是有比较好的理念和很强的领导力。改革是要冒险的，改革也是有一定的痛苦的，如果你不想冒任何险，不想忍受任何痛苦，你就不可能改革，但这样也不是就没有痛苦了，而是你更加痛苦。　　所以你要有所行动，行动才能产生方向感，产生信心。我的建议很简单，重新启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接收一些国有企业，比如银行这样的企业。为什么的股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在市场上拍卖，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银行已经有美国的战略投资者、欧洲的战略投资者，到今年还不能引入中国的战略投资者吗？你只要有这样的举措，人家就有了方向感，企业家就有了信心。听其言而观其行嘛。我们现在是只听其言，看不到其行，听久了大家就没有信心了。　　解除进入管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把现有的东西给民营资本让出来。现在中央控制的100多家国有企业，特别是几大行业，、中海油、、电信公司、铁路公司等等，都应该让出一部分股份给民营资本。电视台干吗不能让出一部分来？你只要这样做了，大家就有信心了，这有什么难的？　　注释：据凤凰周刊内容整理/9077685.shtml厉以宁谈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改革不可逆转正文日17:28来源：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推动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36条”出台。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厉以宁受环球人物杂志邀请，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在全场潮水般的掌声中，他缓步走上讲台，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题。讲到问题时，他表情严肃，提高声音。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再度语出惊人，公开批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失职”，认为“中国的转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讲结束后，厉以宁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专访。一落座，他就请自己的学生帮忙，把忘在讲台上的手表取回来，放到身边的桌子上，并对记者解释道：“做什么事，时间都要控制好。演讲也是，得给后面的人留足时间。”　　采访中，厉以宁就国资改革、民企转型、城镇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与记者展开交流。谈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他说：“改革是不能停顿的。我对新一届领导充满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风气是会改变的。”　　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　　9月中旬，厉以宁率团对德国、西班牙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访问。他说，之所以会有此次欧洲之行，是因为国外近来唱衰中国，认为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13个季度放缓。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至4%左右，面临“硬着陆”风险。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会“硬着陆”吗？如何看待西方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　　厉以宁：中国经济吸取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避免“硬着陆”，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后，经济指标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应该能保持7%—8%的增长率。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仍不占优势，且面临融资难等问题。　　厉以宁：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一直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民营企业的确有一段大发展时期。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说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退民进”，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个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像你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有的大企业没有太大的投资框架，就把从国家和银行得到的贷款交给专门成立的子公司进行放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从整个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期到现在，民企和国企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国企、民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双赢、共赢。　　环球人物杂志：要实现共赢，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做？　　厉以宁：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民营企业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民企体制转型的前提，是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在产权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和国企一样，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一些人总觉得，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可以用，但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时，有企业家问我：“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做玩具、日用品、服装，产品价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创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过，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样，却能自主创新，比如产品工艺的设计改一改，原材料的选择改一改，营销方式改一改，所有这些都是创新的表现。”　　还要重视营销方式的转型。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仅需求可以创造供给，供给也能创造需求。电动刮胡刀刚问世时，人们不敢买，担心把肉刮下来。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给消费者看，这样才慢慢推广开来。营销方式和自主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企业要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产品，就要有适合它的营销方式。　　管理体制上也要转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血缘关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国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厉以宁：二者间相互竞争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那里有很多小企业是专门为大工厂生产某个零件的，产品质量很高。这些小企业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练的技工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刚开始时，第一批机器是谁造的？都是英国当时的小老板，他们会建磨坊、会做钟表。而在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和广大的民营小企业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国企、民企的合作有潜力可挖。　　“新社区”是城镇化伟大创造　　厉以宁如今仍坚持每年至少外出调研两次。“近几年走过的省份大概有辽宁、河北、天津、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重庆、陕西、湖北、贵州……”记者注意到，他是按照几大经济区域的地理顺序报出来的，足见一位经济学家的缜密思维。他告诉记者，最近的一次是在陕西调研城镇化的相关问题。　　城镇化是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着力点之一。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1.27%，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由此衍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如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正困扰着人们。　　环球人物杂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区，城区住房供不应求，水、气等资源也越来越紧张。这些难题怎么解决？　　厉以宁：要从新农村着手，发展“新社区”。中国的城镇化应由“老城区改造+新城区开发+新社区建设”三部分组成。老城区的企业要往外迁，拆掉贫民窟式的房子，把老城区改造成宜居的居住区、商业区、服务区。新城区主要是郊区的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它是城市发展支柱产业的地方。在新城区，各种设施都能充分利用，污染能集中治理，企业也能聚集在一起多交流、多合作，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当然，“老城区+新城区”的容量仍然有限，所以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社区”。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们住进了楼房。　　环球人物杂志：“新农村”与“新社区”的区别是什么？村民住进楼房就是实现了“新社区”吗？　　厉以宁：“新农村”变“新社区”，要做5方面工作：第一，园林化；第二，走循环经济的道路，包括垃圾回收和使用、清洁生产、污染清理等；第三，公共服务要到位；第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第五，建立社区管委会，代替现在的村委会。目前，全国正推广“新社区”，也叫“就地城镇化”。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城镇化历史来说，是伟大的创造。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就意味着每年有1000多万人进城。这些人都要求就业，城里的经济能消化吗？就业是考察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政府该怎么办？　　厉以宁：要大力发展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如饭馆、旅馆、酒店、理发等，容量有限，不能完全吸收。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将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环球人物杂志：城镇化过程中，马路要拓宽，房子要多盖，医院、学校要多建，这都需要钱。但另一方面，政府能出让的土地越来越少，土地财政快走到头了，地方债务也累积起来，怎么办？　　厉以宁：所以我们要走一条新路，比如参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验，建立城市建设公共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是由地方政府出一点钱，再由各个金融机构、保险机构建立起来。基金建立后，按市场规则运行，每年发一批城市建设债券，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公共设施项目建设。比如，本市需要建一个自来水厂，项目启动前，先发布公告，让市民们先了解这个项目，然后自行购买债券。由于这种债券的回报率比银行存款高，也比国家债券高，还是很受欢迎的。这样根据不同的项目不断地发债券，称得上是“人民城市人民建”。　　环球人物杂志：城镇化带来的户口难题，改革的呼声也很高。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　　厉以宁：解决办法叫“农民市民化”。但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现在，上海一些工厂里的车间主任、班组长，很多都是农民工出身，在上海工作了20多年，户口还没解决，孩子上不了学。如果外省市向他们发出邀请，承诺解决户口，他们可能就会离开上海。但这批人一走，上海的制造业就只剩空架子了。这种形势迫使当地政府想出积分制，规定达到标准积分120分的上海市居住证持证人，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所享待遇与上海户籍居民基本相同。　　这种尝试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地区，如果“新社区”的公共服务到位了，人口聚集得越来越多，就可以将这个“新社区”的户口统统改过来（即农转非），但需要向管理机构交一笔钱，因为农民要享受社会保障的待遇。这笔钱，可能是地方政府或社区集体出，也可能是地方大企业出，因为农民把田租给了大企业，自己也就变成了工人，山东烟台就是这么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企业如果正常盈利，工人的福利、工资自然不成问题，一旦企业运转困难、投资失败，甚至被人接管了，怎么办？就应该从现在起，每年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保险基金，一旦工厂发不出工资，这笔钱就能发挥作用。　　最成功的改革有三个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重叠的，转型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突出的、艰难的。”每每谈到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经济质量增长、房地产调控等，厉以宁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看来，“每个问题都是一个专题”。　　环球人物杂志：收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您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厉以宁：中国当前亟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按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对各收入主体收入水平进行调节）。　　对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几点建议：首先，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劳动者和雇主必须有对等的地位。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打工者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通常以个体形式出现，相比较而言，雇佣他们的大企业就显得有些强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工资的多少也由强势的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西方国家是通过工会组织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有谁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所以，这个必须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城乡教育经费、资源分配等不均衡，这容易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职业的“世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初次分配同样会有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城里的学校也不要排斥农民工的孩子。　　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这一点，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在西方国家，已经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强调，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时候，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阶段将差距缩小。但在中国，因为存在城乡两种户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说，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扩大。要想弥补这一差距，重点应该放在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升级问题，十分迫切。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我们总能听到来自国内外的一些质疑，认为中国GDP的高增长率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厉以宁：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陷入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收入、缓解就业问题，便增加投资、扩大信贷，如此一来，GDP虽然提高了，通货膨胀却随之出现，物价也快速上涨；为了抑制通胀，中央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以放慢经济增速，但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与就业……如此循环反复，让经济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态势”。　　实际上，比GDP总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质量。如何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一是要优化结构。因为技术一直在发展，客观形势一直在变化，所以，结构的优化是没有止境的。比如，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是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今天的环保概念同样包含不能有毒，却更进了一步：二氧化碳会影响世界的气候，所以必须减排，产业结构必须朝低碳方向调整。　　二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一些企业不愿创新，认为“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为什么会“早死”？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利息负担重。再加上融资不易，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时，想借钱的借不着，许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断了，维持不下去了。这不是“早死”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真正能实现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还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也导致我国实体经济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质量上却仍和世界要求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房地产业又该如何健康发展？　　厉以宁：我不主张搞限购令，它其实是对老百姓购房需求的压制。等孩子们长大了、成家了，原来的房子住不下了，能不让他买吗？另外，每个公民都有购买房屋的权利，因此也不能有地域歧视。我建议，将限购改成限售。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买房之后转卖的，卖得越早，交的税越高，如一年内转卖，要按房价的16%缴税，第二年降低为12%。　　此外，还应当像政府采购方式一样实行招标建房制。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先拨出一块土地准备用于建设平价出售或廉价出租的居民楼，确定每亩土地价格，同时公布技术标准和房屋质量。开发商都来投标。在同等技术标准和质量条件下，谁报价（每平方米房屋售价或租金多少）最低就中标。如果交工日期延误，质量不合格，或另收附加费等，皆重罚。这就能避免地价越炒越高，房价也越抬越高的情况发生。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评价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改革开放35年来，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厉以宁：我的评价标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至于最成功的改革，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块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和厉以宁谈话，他儒雅、温润的气质常会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但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日，她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切以苏联为权威，讲授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罗志如教授开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大学4年，8个寒暑假，厉以宁都没有回家，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当时的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称赞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开始，厉以宁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径骤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难防卷地风。狂风过处，催老青山多少树。今夜难眠，万户千家一个天。”这是厉以宁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69年，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连劳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不断逃跑。在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厉以宁瘦得颧骨凸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腿上沾满泥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他不再是诗人，更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一个正被极度疲劳折磨着的人。　　1971年秋，厉以宁被转到北京大兴农场。此后4年里，他又不断在北京郊区“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彻底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日，厉以宁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来。“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钢净利润年均增长45%。”但厉以宁认为，承包制具有本质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后，企业产权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更容易发生侵权的行为。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职。随后，首钢走上股份制道路。　　厉以宁告诉记者：“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江泽民曾专门找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江泽民说：&我赞成股份制，但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厉以宁、王家福、陆百甫都同意江泽民同志的看法。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个大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主持起草证券法　　1992年6月，在上级领导的推荐下，厉以宁担任证券交易法起草组组长，从股份制的倡导者转变成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1993年1月，证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讨论会召开，将证券交易法改名为证券法。1994年3月，证券法（草案）进入第四稿讨论，因为小组成员分歧严重，讨论被迫搁浅长达3年。其间，证券市场发展混乱，坐庄、内幕消息、造假等现象频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台证券法的呼声再次高涨。　　199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证券法草案时，各方在法条的适用范围上又发生了分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张“股票、公司债的发行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未规定的，适用于本法。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的发行，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起草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看到此稿，顿时气上心头：“（都适用别的法律，）那证券法还调整什么？”作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起草组组长，厉以宁表态：“第二条如不修改，绝不通过这个稿子。”最终，会议接受了财经委的意见，将第二条改为“（都）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于其它法律”。1998 年12月2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1票弃权、2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高票获得通过。　　一年后，中央成立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仍由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以高票获得通过。　　“民营经济之春”　　此后，厉以宁在民营经济研究上投入了更多精力。2003年下半年开始，刚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牵头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调研组，在辽宁、广东、浙江、深圳等省市频频召开座谈会，拜访当地企业家。一个多月后，调研组汇集了一份长达17页的调研报告，提出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日，这份报告连同厉以宁的一封信递交到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当天批示：“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日，新华社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等行业和领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被简称为“非公经济36条”，2005年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但在实施过程中，厉以宁发现，政策应有细则，但“非公经济36条”还是比较笼统。以至于有人讲，“36条”准入的门是个“玻璃门”，能看见里面，但进不去。还存在进去了又不得不在非市场因素干扰下被迫退出的“弹簧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厉以宁在温家宝出席的政协经济、农业联组会议上第一个发言，详细阐述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温家宝随即回应：“要放宽民营经济的准入，解决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真正自愿投资。投资能够够到我们期待的结构转型方向的，我们都应该支持。”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允许”变成了“鼓励”，在市场准入的条件、范围、扶持政策等方面做了更明确、宽松的规定，中国民营经济迎来“第二春”。　　日，厉以宁80岁生日那天，第二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09）揭晓，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84票赞成获奖。当厉以宁接过奖杯，会场掌声雷动。股份制理论从提出到获奖用了近30年，这30年的经济腾飞是对厉以宁最好的致敬。　　对学生论文中的标点错误都细心改正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李克强、李源潮、张茅、陆昊等政界要人和许多商界精英。　　厉以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现在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听课的学生挤满教室。据一位大三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厉以宁批改学生的论文非常认真。1988年至1991年，李源潮攻读北大管理学硕士学位。2009年，李源潮回忆说：“我当厉老师学生的时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干部（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厉老师已经是很有影响、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审阅我的硕士论文时，从题目、结构、观点到打印格式，都给予细心指导，花费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错的标点符号，他都发现并向我指出来。厉老师这种扶持后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都十分感动。”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滕飞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音同仍）重病在床，无法继续辅导博士生，便恳请厉以宁将这几位博士生收入门下。厉以宁欣然答应：“我和董老师是多年好友，董老师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现任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就是这几位博士生之一。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又在厉以宁的指导下读了博士后，直到现在，只要有时间，他就和厉以宁一起做研究。　　“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　　学术之外，厉以宁对家庭充满了柔情。他与夫人何玉春的缘分始于湖南沅陵。当时，厉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是雅礼中学的同学，但7岁的何玉春对厉以宁并没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从华中工学院电力系毕业，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发电厂工作，她去探望随哥哥定居北京的母亲，和厉以宁重逢。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异地恋”。　　一天，何玉春接到厉以宁的信，信中只有16个字：“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首《十六字令》被同学们称为“世间最短的情书”。当时，厉以宁是“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选择了他。1958年春节，两人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五天，厉以宁要去京郊劳动，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厉以宁满怀离愁：“昨夜频频双举杯，今朝默默两分飞，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泪炉前备早炊。”　　从此是13年的两地分居，每年只有两周探亲时间。1958年底，女儿厉放出生；1963年，儿子厉伟出生。1969年，厉以宁下放江西，将一双小儿女留在北京，交给自己的母亲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弃一切调到江西。夫妻俩住在放农具的茅草房里，房间一角还有黄鼠狼做的窝，但能在一起，已经让厉以宁无比满足：“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机构竞相邀请厉以宁讲学、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厉以宁身兼多项社会职务，何玉春就当“秘书”：在收发室，学生们经常看到何师母替厉老师取信件，有时多得拿不动；在家里，她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　　2008年，在金婚50年时，厉以宁写道：“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师无不感慨：何老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厉以宁有多大名气，而在于厉以宁为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了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了儿孙满堂。　　“现在还给夫人写诗吗？”采访中，记者问道。“两个人一起出去就写。她会摄影，她的照片我认为好的，出了集子的，每一幅我都配上诗，已经出版了两卷，第一卷名叫《心宽无处不桃源》，第二卷名叫《沉沙无意却成洲》，都是我诗里的句子。”　　“夫人收到这些情诗很高兴吧？”　　厉以宁赶紧分辩：“这不是情诗，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写什么情诗。”一屋子人被他逗得哈哈大笑，他也乐呵呵的，快乐如顽童。　　“治家也是一个大家”　　厉以宁的学生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夫妻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女儿厉放出国留学时与一名澳大利亚小伙子结婚，现在就职于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儿子厉伟获得北大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前往深圳创业，现任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厉以宁“有4个孙子、孙女和外孙，最大的一个已经上大学了，学的是海洋环保”。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厉以宁，在经历了战争动乱，也经历了功成名就之后，有什么人生体会能留给年轻人。他说：“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来源：-环球人物)/9164311.shtml吴敬琏：下一次改革关键是政治体制正文日11:24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本文原载于华尔街日报　　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只完成一半的改革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他一直认为，未能完成的改革导致腐败成风，因为不负责任的官员从中国经济繁荣中渔利。吴敬琏说，这些所谓的寻租者希望中国这种依赖资源消耗的投资而不是消费的不平衡增长模式永远持续下去。这就导致了经济浪费和低效。　　这也是他为何认为下一波改革需要将政治体制作为直接目标。吴敬琏认为，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增长步入可持续轨道，也才能扭转公众对三十年的改革只是让特权精英获利并拉大社会差距的看法。　　以下是华尔街日报原文：　　自邓小平在1978年启动了第一次改革以来，中国迎来了几次自由经济改革的浪潮，这些浪潮往往是在危机之后出现的。　　促成第一次改革的危机是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浩劫。随后的改革是伴随1989年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而来的。再后来的一次改革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　　这些动乱过后实施的深远改革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过去十年中，经济改革的势头已停滞，斯大林时代的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垄断的经济体制陷入僵化。　　在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只完成一半的改革是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他一直认为，未能完成的改革导致腐败成风，因为不负责任的官员从中国经济繁荣中渔利。吴敬琏说，这些所谓的寻租者希望中国这种依赖资源消耗的投资而不是消费的不平衡增长模式永远持续下去。这就导致了经济浪费和低效。　　这也是他为何认为下一波改革需要将政治体制作为直接目标。吴敬琏认为，必须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增长步入可持续轨道，也才能扭转公众对三十年的改革只是让特权精英获利并拉大社会差距的看法。　　吴敬琏并不是狂热的改革派。市场普遍称他为“吴市场”，而他的门生们则尊称他为吴老，这些人中有一些现在担任中国重要的经济职务。中国的多位总理也都会聆听他的观点，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听取他的建议。他还是这届政府中知名改革派的导师，其中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财政部长楼继伟。　　虽然吴敬琏是一名学者，但他的经济观点来源于实践经验。他曾在多家企业任职。他的外曾祖父曾建立过一家火柴厂，他的父亲曾创办了中国最大的私人报纸集团。那家火柴厂最终倒闭，他父亲的报纸也被迫关闭。　　吴敬琏在新的英文文集中说道，我逐渐明白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体制和政治形势为条件。该文集收录了吴敬琏的重要文章，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中国经济专家劳福顿(Barry Naughton)担任编辑和译者。　　吴敬琏所提出的建议是逐渐削弱国家对经济的支配权，其中包括削弱国有企业的支配权，目前国有企业依然在关键的工业部门占主导地位。他还提出让法院独立，起草附带权利条款的新宪法，引入新闻自由，所有这些都将制约中共在各个方面的权力。　　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对于这样的任务已容不得迟疑。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今年11月召开之前，吴敬琏所积极坚持的看法已受到了关注。这次会议将确定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结果将对中国21世纪的前景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过，那些试图阻止这次会议可能发起的新一波改革的人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在83岁高龄的吴敬琏看来，他的改革思路在中共党内面临着比过去三十年几乎任何时候都要大的阻力，正是这个原因，才需要让经济改革始于政治改革。　　然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领导集体已经走到了反面，提出了“七个不要讲”，包括不要讲新闻自由、公民权利和司法独立。　　公开提倡言论自由和法制的经济学家夏业良本月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解聘，校方给出的理由是教学成绩不合格。　　而且习近平本人也提出了毛泽东式的口号和运动思想。他近期表示，要让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换句话说，对于吴敬琏的核心改革建议甚至不能公开谈论。这就大大缩减了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提出的改革范围。　　劳福顿说，毫无疑问情况发生了倒退。他承认他已经难以将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公开发出的经济改革承诺与遍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活动划等号了。他说，这是说不通的。　　对11月份会议的普遍预期是改革金融体系，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经济，并加快城市化。　　这些可能很重要。但它们却远不及以前的几波让经济走上高速增长轨道的改革。邓小平发起的改革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让中国农村发生了改变。他的下一波改革确立了现代金融体系，改革了税制。随后的改革让全国的存量住房实现了私有化，消除了贸易壁垒，实现了经济的对外开放，关停了数以千计的亏损国有企业，进而也使上千万的工人下岗。　　而且，这些都算不上吴敬琏所说的必需的改革。　　不过，吴敬琏依然对他的中国未来将克服困难的看法持乐观态度。他在这本书开篇与劳福顿的问答内容中说，有一个情况让他对重启改革抱有希望。他说，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新一代领导集体将会看到这些问题，如果不改革，他们将会很困难。/8734067.shtml 文明上网 文明发言 快速回复：删除发表回复 我知道了，下次不用再提醒
给本贴内容评分：12345678910&平均得分：0.0分， 共0人评分
回复置顶区
对本帖发表观点：
中华站内短信
(中华网社区)
系统提示：请勿轻信中奖、汇款信息
中华站内短信
对&&添加关注
系统提示：请勿轻信中奖、汇款信息
&图片加水印
仅支持JPG、GIF、PNG图片文件
&图片加水印
仅支持JPG、GIF、PNG图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