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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性排泄：近代英国向海外的两次移囚
* 原刊《比较法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第2期。
有人迹处便有坟墓，有坟墓处也就有监狱，前者纯系人类“自然排泄”的仪式，后者则表达了人类“罪已性排泄”的组织化，二者遥相呼应，共同营造了人类身、心毁灭的两种意象。就后者而言，人类对于罪犯的处置由死刑、肉刑而放逐、监禁，再进至监禁方式的渐次社会化，实在是人类求自由却不得自由的尴尬，道出的却是刑罚成为全人类的压迫形式，用刑与受刑双方都是刑的奴隶这一始料不及的悲哀与宿命。近世英国随资本拓殖向美洲和澳洲大规模移遣罪犯，不过是人类加深且为逃避此一悲哀与宿命所作的又一徒劳挣扎。其人其事往矣，个中的意味却历久而弥醇。本文概述其过程，着力从比较文化，特别是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提炼和尝用“罪已性排泄”这一论式，揭示特定文化语境中的罪孽理念，和表现于此一难题上的人类心理的悖论。
美 洲 移 囚
十六世纪末以降，不列颠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世界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于年的一百多年间，先后在北美大陆建立了十三个殖民地，即独立战争时的所谓“北美十三州”。向美洲的移囚随殖民地的建立而开始。
1606年12月，专事殖民政策和奴隶贸易的英国伦敦公司（又称弗吉尼亚公司），遣送第一批104名移民，分乘“苏珊o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三艘小船，离泰晤士河，驶向大洋彼岸。移民中除投机者、破产绅士和契约奴外，[1] 流遣美洲的犯民也随船东去。这是登上北美大陆的首批“国王”的罪犯。1607年5月，他们驶达“处女地”的弗吉尼亚，按照母土的样式，建立了“詹姆士城”，旨在纪念英王詹姆士第一。这座荒野中孤独的村庄，全部的景观不过是一座炮台、一所教堂和几间茅舍。在这四望漠漠、疟疾横行的新大陆沼泽，拓荒者们向天地讨食，饱受炎热和瘟疾的劫难，加之大多没有受过旷野生活训练，迄至翌年一月，幸存的仅五十余人。[2]年是弗吉尼亚的“饥荒时代”，虽然其间伦敦公司曾多次增补移民和给养，但迄至1610年，总数五百移民中只有六十人幸免于难，所有囚犯则无一幸免。的确，仅仅“依靠树根、野草、胡桃、蛇，有时也夹杂少许鱼类”为生，[3]自然是难以为继的。1610年和1611年，伦敦公司曾三次派船运送食粮，补充人口，接济殖民地，但杯水车薪，远水不解近火。实际上，年间，移民主要靠印第安人接济。其时，殖民地戴尔总督盼望国王能把普通监狱里的所有已判死刑的犯人都送到弗吉尼亚来。“至少”，他于1611年写道：这种人总会乐于“把这里变为他们的新国家。”[4]
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驶抵马萨诸塞，逐步建立起第二块殖民地，契约奴、流放犯随之而来。此后，马里兰（1634）、康涅狄格（1636）、罗德岛（1681）、卡罗莱纳（1663）、纽约和新泽西（1664）、新罕布什尔（1679）、宾夕法尼亚（1681）、特拉华（1703）和佐治亚（1733）等殖民地相继建立。1717年，英国议会的一项立法授权有组织地大规模移囚。迄至美洲独立前，据有案可稽的官方材料统计，英国共向美洲遣囚了二十万犯人，其中一些在横渡大西洋时即遭风暴遇难。[5]而事实上究竟遣移了多少囚犯，实在只有天知道。
美国早期历史上的所谓“契约奴”制度，主要盛行于中部和南部地区，分自愿和强制两类。包括死罪抵刑或减刑犯、轻罪减刑犯、政治犯、宗教犯、债务人、流浪汉和乞丐，以及殖民地法庭判处的刑事犯（主要是盗窃犯、非法矿工等）在内的囚犯称强制“契约奴”，其被迫服役期限为3至7年，多至14年。因通常服役期间为7年，故人称“国王陛下的七年船客”。移囚大多在种植园充当奴工，或从事筑路、开矿等艰苦劳作。一般的契约奴服役期满可获授三十英亩土地，而犯民役期届满则实际上常常得不到任何土地。独立战争前，除印第安原住民外，美洲人口不足二百五十万（2，418，000），除去五分之一的黑人奴隶，总人口中每四个人即有三个曾经当过契约奴，因此，囚犯的数量及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不难想见。[6]白色美国的早期拓殖过程，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犯民的流遣与劳役的历史。
澳 洲 移 囚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意味着永远终止了英帝国向新大陆“倾倒垃圾”的可能。英国政府原拟在北非寻找替代的流放地，经多方勘查，苦无合适之地。也有人建议新辟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南非或“福克兰群岛”作为流放地，并就此在议会，或者通过散发小册子等方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曾于1770年随詹姆斯o库克考察过澳大利亚东海岸的植物学家约瑟夫o班克斯，于1779年当选下院“刑罚制度调查委员会”委员，此时力主开辟新南威尔士植物湾地区作为新的流放地。“南方无大陆，澳洲可耕种”，班克斯的主张受到内阁的注意，并终于促成议会于1784年通过了一项新的罪犯流放条例。两年后的8月，经多方议定，内务大臣悉尼勋爵正式宣布植物湾地区为英王国新的罪犯流放地。又过了一年，经相当筹备，英政府任命德裔英人阿瑟o菲利普为新南威尔士首任总督兼驻军司令。如此这般，日清晨，由六艘私人运输船、四艘海军补给船和一艘海军供应舰组成的舰队，从朴茨茅斯港起程，开始了向早在古希腊希罗多德时代就已传闻的这片南方大陆的漫漫远航。
全部乘客共1030人，包括211名海军陆战队官兵，一部份文职官员、勘测人员、军法官、军医和海军官兵眷属，736名犯人，其中男犯548名，女犯188名。[7]其时，离乡背井远赴澳洲，实际上意味着与祖国和亲人的生离死别。舰队起航之时，一名牧师跪在岸边，祈祷上帝宽宥全体犯民。这位牧师随船南下，开启了基督教向澳洲传布的历史，成为澳洲圣公会的开山祖师。猜想这位上帝的仆役，彼时的心境当与犯民一样的凄惶。
日，“第一舰队”登抵以内务大臣名字命名的“悉尼”，澳洲作为大英帝国“海外监狱”的历史自此开始，黑色澳洲的毁灭与白色澳洲的兴起，亦自兹起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澳大利亚的国庆日。日，“朱丽安娜夫人”号运输船抵达悉尼，随船运来了221名女犯。6月20日至28日，由一艘军需船和三艘运输船组成的“第二舰队”陆续抵达，运来了日常物资和家畜，1017名流放犯，其中，女犯78名。因船只超载，生活条件极其恶劣，267名囚犯瘐死途中，近一半患病。自“第一舰队”登陆后的三年间，先后有三千多名犯民流遣澳洲，瘐死途中的竟高达六分之一。
1791年7月至10月间，由11艘船只组成的“第三舰队”先后驶达悉尼，遣运犯民2031名，女犯近200人。许多犯民一至悉尼就被遣送距杰克逊港1600公里的“诺福克岛”。该岛与西方近世狱制多有不解之缘。早在“第一舰队”登陆之初，菲利普总督即派菲利普o金中尉带领一小队士兵和流犯乘船前往该岛建立了一个定居点，旨在根据先占原则，使其归于米字旗治下，并拟将在新南威尔士重新犯罪的犯人远遣该岛，施行更严厉的惩罚。后因该岛远离悉尼，垦殖代价太高，而于1808年废弃，岛上的流放犯也逐渐移囚至范迪门地区（即现今的塔斯马尼亚州）。1828年，布里斯班总督奉命重新拓殖该岛，移监大批囚犯垦殖，至三十年代后期，岛上犯民达两万人。四十年代初，因废除流放制的关系，该岛与塔斯马尼亚遂成为两大主要流放地。
1797年，悉尼以北160公里处的亨特河口发现了煤矿，遣役罪犯开采的结果使该地成为重罪犯人的流放地，至1804年逐渐形成为煤城纽卡斯尔。
1803年10月和1804年11月，霍巴特和隆塞斯顿流放地相继建立，使塔斯马尼亚逐渐取代诺福克岛，成为“监狱内的监狱”。1804年，岛上共有流放犯三百多人，后陆续调来大批在新南威尔士重新作案的犯民和来自英国的流放犯。原押诺福克岛的犯民也移囚至此。至1840年，塔斯马尼亚地区总人口为46，000人，其中17，700为流放犯；1843年，总人口为六万人，流放犯占25，500人；1846年，总人口66，000人，犯人接近其半。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海上运输畅通无阻，英伦三岛却出现了战后的社会动乱，移遣澳洲的犯民数量因而急剧上升。如1821年新南威尔士总人口38，778人，流放犯即占10，873人，刑释者4，376人，真正的自由移民不过两千来人。塔斯马尼亚总人口6，500人，绝大部份是流放犯。1818年5月，探险家奥克斯利发现了麦夸里港，继任总督布里斯班于1823年将惠灵顿山谷和麦夸里港开辟为新的流放地。次年9月，布里斯班遣派亨利o米勒上尉带领14名士兵和30名囚犯前往莫顿湾，在沿河的雷德克里夫开辟了一个流放点。年底，流放点迁至内地数公里处的河岸，亦即现在的布里斯班市。迄至1826年，该地犯民增至200人。1830年，塔斯马尼亚新任副总督乔治o阿瑟一改前任的宽大为怀，强化流放政策，在该岛东南部的阿瑟港建立了新的流放地，将重罪犯人和“不堪改造”的囚犯遣服苦役，极尽残忍之能事。该流放地一直使用到19世纪70年代，罪犯最多时达三万人。1836年建立的囚犯专用教堂和不标姓名的囚犯墓冢“死王之岛”，以及根据杰里米o边沁的监狱理念修建的多所Panopticon，现仍存原处，已成后人凭吊、旅游之地。[8]
英国政府原不准移囚西澳洲，以建立一个所谓的没有罪犯的“文明社会”，这当然是治者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文明社会”的建立其实离不开罪犯，这就象所谓的秩序是因为犯罪的存在才获得了确证，人世不过是天堂与地狱和稀泥后的产品一样。犯罪及其主体的存在，除给社会提供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系而赋予社会心理以优越感外，并以证伪的形式确证了“正常”生活的“好人”的生活实存意义和生命崇高感，从而为正常生活的维持提供了间接的动力。终于，劳动力的奇缺等等原因，迫使英帝国不得不收回成命——“好人”总是乐于役使“坏人”的。日，西澳洲首府帕斯召开群众大会，要求英国政府在西澳实行流放制，为自由移民提供犯民劳动力和犯民管理经费，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劳动创造“文明社会”的基础。其时，较为“先进”的东部各殖民地反对流放制的呼声日高，西澳洲的态度不啻雪中送炭，英王遂于日颁令，宣布西澳洲为罪犯流放地。6月，第一艘载有75名囚犯的船只抵达弗里曼特尔港，此后，流放犯便源源而来。至此，除南澳洲外，澳洲全境已无一处无流犯了，而流犯与米字旗总是同时登陆。
犯民的演变与移囚制的存废
经过几十年的生息积聚，流放地居民逐渐分化，形成以流放犯和刑释者为一方，军政公职人员和自由民为另一方的两部分人口。分别代表两方利益的“解放论者”（“争取公民权利者”）[9]和“排斥论者”，围绕流放制的存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排斥论者”主要是一些“没有污点的定居者”，包括较富裕的自由移民和军政要员，又常被称作“植物湾的脱利党人”。因其中一些人系饲养美利奴绵羊而致富，故又被称作“纯美利奴羊集团”。作为流放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赦免罪犯和让刑释者享有公民权，反对刑释者充任公职和参加陪审团，绝对不允许刑释者进入上流社会，甚至不愿与出身卑微者共事或一起出席宴会。在“比格调查”期间，排斥论者约翰o麦克阿瑟等人提出将新南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种植园类型的社会；让犯民在乡野僻地孤独地放牧牛羊，有利其深思反省，从而使富裕自由民使用犯民劳动力的要求与英国政府改造罪犯的意愿完全协调起来。他们力主实行流放制，以保证充足的劳动力来源，促进殖民地经济的稳步发展，认为流放制中的“指派制”使犯民分散各地，减轻了军警的负担，为英国政府节省了开支，是则，流放制不仅政治上合理，经济上也划算。虽然流放制对澳洲的社会风气多少有些不良影响，但毕竟利大于弊，不足以构成其取消的理由。“排斥论”者的活动导致麦夸里和布里斯班两位较为开明的总督先后离任。
争取公民权利者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分为两支。一派以温特沃斯为代表，起则在野，反对流放制，后浮沉“上流社会”，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既想在政治上同“排斥论者”讨价还价，又不愿放弃廉价劳动力，因而充当了流放制的积极辩护士。另一派则多为工人移民，代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担心犯民大量注入会降低收入，因而坚决主张废除流放制。其主张遭温特沃斯拒绝后，便退出其共同的组织“爱国者协会”。
与此同时，伦敦方面也就流放制的存废展开了论战。此前，英国政府曾于和1820年对殖民地的流放犯民状况进行过调查，并于1812年和1819年在下院分别设立了“流放特别委员会”和“关于监狱状况调查特别委员会”两个机构，当时的调查结论是流放制基本符合原拟目的。时隔近二十年后的此时，距法国大革命已有四十余年，人道与人权的理性之光泽被欧陆，被拿破仑讥为“商业国民”的英人虽以保守著称，但有理性主义传统和事功精神在，不可能不受影响。早在1777年，约翰o霍华德就发表了《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监狱状况》一书，揭开了现代欧陆刑制与狱制改良的序幕。此前十三年，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一文的发表，因有伏尔泰等名流的奖掖，其对旧刑制与狱制的抨击和对新的理性而人道的刑制与狱制的呼唤，实为播火。所以，在大主教怀特利领导下，伦敦掀起了一个反对流放制的运动，便一呼而百诺。以人道主义者、教会领袖、社会与刑制改革者为代表的“废除派”，认为流放制不仅残忍有悖人道，即就其惩罚或矫正方式而言，也不足为训，于刑罚理论多相忤逆。1837年，下院成立了一个由威廉o莫尔斯沃斯爵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考察和审视流放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在听取了伯克总督、弗朗西斯o福布斯法官和“排斥论”领袖詹姆斯o麦克阿瑟等各方意见，实地调查了流放地的犯民矫正与道德状况后，认为流放制与其说在矫正罪犯，不如说是进一步使犯民堕落，于情于理均应即废除。调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本身就是流放制的坚定废除论者，并受到人道主义者和慈善家们的感召，加上现代刑罚学说进一步成熟，对于行刑方式和狱制的改革研讨有年，故对于流放制利弊的分析鞭辟有力，是则，调查委员会作出这一结论，确是情理中事。
1838年8月，英国政府接受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下令从翌年1月1日起，澳洲所有城镇停止遣役各种形式的男性指派犯，同年8月起，新南威尔士全境停止遣役任何家内男性指派犯。不过，历史真相是，虽有英国政府的命令，但天高皇帝远，新南威尔士政府直到日才停止指派犯人，并在此后几年内陆续把原指派犯从私人雇主处召回。1839年7月，新南威尔士政府关闭了莫顿湾流放地，所有犯民移囚诺福克岛。日，英国政府正式下令终止向澳洲移囚。同年11月18日，“伊登号”载运从英国遣囚澳洲的最后一批犯民抵达悉尼。
流放制的废除，导致新南威尔士地区犯民的逐年减少，1840年为38，415人（其中指派犯22，299人），1843年降至21，426人（指派犯4，669人），1846年再降至11，271人（其中指派犯948人），1851年进一步降至2，359人（指派犯仅35人）。与此同时，塔斯马尼亚和诺福克岛继续实行流放制，在1840年后，成为囚押流放犯的主要场所，并于年间试验、推行著名的“点数制”和“累进制”，极大地改进了现代行刑技术。
这里有两个插曲。一是英国政府一方面下令在新南威尔士废除流放制，另一方面，为减少本土罪犯人数，曾通过让部份罪犯获得假释或有条件赦免的途径，将其遣送菲利普港地区，而改称作“放逐犯”。年的五年间，该地共接收放逐犯1，727人；另一件事是英国政府为减轻新南威尔士劳动力短缺问题，又于1847年9月恢复流放制，并先后五次移遣放逐犯1，400人。这一决定激起殖民地居民的愤怒，新南威尔士成立了反对流放制协会。早在1846年10月，悉尼就曾召开过一次反对流放制群众集会。日，悉尼再次召开反对流放制大会，向运送放逐犯的“哈申米号”船示威并围攻总督府，要求菲茨罗伊总督指令船长“把道德垃圾倒进大海”，迫此情势，放逐犯遂被送往内地和莫顿湾。同年8月，当“伦道夫号”船运载放逐犯在菲利普港地区霍顿森湾下锚时，墨尔本居民也群集反对。日，悉尼一万六千人集会，致信英国人民，反对流放制。10月，迫于压力，新南威尔士立法会议决定不再输送放逐犯。1851年2月，在墨尔本成立了“澳大利亚同盟”，选用南方十字星座作为反对流放制的全国标志，并在塔斯马尼亚设立分部。1852年12月，英国政府决定在塔斯马尼亚地区废除流放制。日，“圣文森特号”船载运最后一批犯民抵达霍巴特，从而结束了该岛的流放制。在1803——1853年这半个世纪中，该岛共接收犯民69，000人，约占全部犯民的42%，其中一半以上是最后十三年中接收的。至1853年5月，岛上尚留有犯民19，175人，其中男囚14，658人，女囚4，517人。1855年，阅尽人间苦难的诺福克岛囚营也终于关闭。
从1788年至1840年的半个多世纪中，英国政府共将111，500名流放犯遣囚澳洲，其中，女囚16，000名。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所谓“放逐犯”，移囚过程一起持续到1868年12月，总共移遣十六万余人，形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继美洲移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移囚。
殖民地的行刑制度
英国人最初主要系将澳洲用作大英帝国祸水外引的“海外监狱”，因此，自“第一舰队”登陆至1823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改善司法条例》这头三十年，澳大利亚的历史实是一部如何管理和役使流放犯的“监狱史”。
年这四年，是流放地“饥馑的岁月”，也是澳洲殖民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到达伊始，流放犯们即被编成队伍，在皮鞭的抽打下，从事开荒种地、采石伐木、搬运清扫、建房筑路等艰辛劳作。[10]象当时乃至十九世纪末的欧美诸国一样，犯民被看作猛兽，劳动时均以铁链锁系。女犯起则担负替男犯缝洗烹饪或护理保育之职，1810年起，乃从事羊毛加工之役。[11]流放犯为政府服役，虽也艰辛，但远较为私人服务好。此类为文武官员、自由移民乃至刑释者提供无偿服务的劳役制称为“指派制”（assigned system）。该制起先系零星性的，1804年后，变成一项广为推行的制度。至1817年，流放犯中的三分之二系为私人雇主服役。关于“指派犯”及一般犯民的生活状况，这里摘录一段澳洲历史学家的记录：
对分配女犯到私人家庭中充当雇工的办法，就从来没有加以充分的监督。在马克夸里（麦夸里）担任殖民地总督之前，居民申请雇工一律照准，她们从这一家换到那一家，雇主与其说是把她们当作雇工，毋宁说是把她们当妾媵或妓女……有时候，当载运流犯的船只驶达后，便一任男人挑选。
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内，鞭挞是主要的管训方法。一个到澳洲任何一个殖民地去参观的人，很可能认为，英国政府建立并维持这些殖民地的目的，并不是要改造犯人，而是要制造犯人。在每一个收容罪犯的中心地，在每一个拘留所、船只、收容所、筑路队、移民区或收容站内，人们都任意鞭挞犯人。地方官、雇主和监工什么别的事情都可以丢下，但是命令鞭挞犯人却是兴致勃勃的。从各方面来看，各殖民地的鞭刑场都是“制造土匪和杀人犯的生意兴隆的工厂“。[12]
位于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内的密歇尔图书馆所藏《比格专员报告附录》第十二箱页230—65，和《澳大利亚史料》第十九卷第一集页654分别记载，从1815年3 月至1817年9月，仅新南威尔士的巴拉马塔地方法庭，就对二百名犯人施行过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一次鞭挞；而从年，仅新南威尔士就曾鞭挞过犯人二百万次。
前文提到的澳洲殖民地创用的点数制，于1840年施行于诺福克岛，因其导约犯人有效，后渐与中间监狱制结合，演变为流行全球的所谓“累制处遇制”。两制创制者，诺福克岛监狱长亚历山大o马可诺基（）就点数制的旨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让犯人自己拿着监狱的钥匙，他将努力来开启监狱之门”。他认为，以时间定刑期的时间制，是监狱一切腐败的根源。“在时间制下，犯人只想如何度过时间，而不思劳作，又因为犯人只想如何度过时间，小人闲居为不善，遂不免于不良心思、言语和行动。但倘让犯人从事劳作，则其必知尊重时间，并且努力自为改善。”[13]
点数制和累进制均系马可诺基任职期间的政绩。治狱而能得此善且才者，古来稀罕，行刑与受刑双方之大幸。但因两制本身均存有不可避免的悖论，事实上自始至终收效甚微，终不过治者的一厢情愿而已。刑务家们将它吹得玄玄的，其实只是在诸害相权取其轻的意义上才能成立。所谓的自由人世熬到今天，不还是这样，而况狱乎？！[14]
白色澳洲的历史，实是犯民用离乡背井的苦难和血泪，在皮鞭下胼手砥足，艰辛拓殖，以奴隶般的劳动换得“文明社会”的辛酸历程。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诉诸多源，则北美的黑奴与澳洲的流犯的奴隶般劳动，当为其一。约翰o科布利在1970年出版的《第一舰队犯人的罪行》一书中详细记述了第一批流放澳洲犯民的罪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人偷了“一件价值3先令的缎子背心和一件价值5先令的凸花斜纹布背心”，竟被判流放澳洲，而第一般队中的736名囚犯大都不过如此。有人说，“这些犯民只不过偷了几只兔子，从本质上说，比英国那些暴戾的法官还要清白无辜些。”如此严苛，真因应了弗兰西斯o培根的那句话：“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环法律——好比污染水源。”[15]因此，“在澳大利亚，没有一个英语单词用起来象‘犯人’这个单词那样需要仔细考虑”，确是至理。即便在早年，人们对此已不甚在意。如昆士兰州的许多地方，人们提起自己是当年犯民拓荒者的后裔时，并不感到耻辱，相反，倒颇引以为骄傲。悉尼、布里斯班和霍巴特等地的犯民后裔，皆以先祖受屈拓荒而自豪。一般的情形是，据笔者的观察和了解，人们早已不屑于纠缠“祖先”的身份，事实上，也无法论及于此。只有教堂比比皆是，被称作“圣地”的南澳，可能还会有人以此地向无移囚自吹。[16]历史而言，在澳洲这个基本上是由“贵族气”而老大的英国文明统治的土地上，[17]为着种种顾虑，自然也有不少人忌讳自己先祖的犯民身份，将有关文件焚毁或改名换姓。在塔斯马尼亚这个收留犯民最多的岛上，不少居民对祖先曾是流放犯一事讳莫如深。“家史”累及后人如此，负责任的已委实不该是当年的犯民祖先了。先民九泉有知，当亦起而拍案吧！人世间的苦难多半率由治者制造，而社会之上复有政府，实在是群体生活无可奈何的最不坏选择。这些离乡背井的犯民及其监管者，不过是治者之罪的替罪羊，是屡见不鲜的大时代悲剧中的小角色罢了。[18]
移 囚 的 原 因 与“文 化 传 播”
两次海外移囚的切近动因，都是为了减轻英国本土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这一燃眉之急。个中消息，正如一位作者所说，
英国政府决定在1787年派谴一些船只载运罪犯流放到地球的对面来的最明显的因素，与其说是出于帝国的政策，毋宁说是由于国内的需要。[19]
这一“国内需要”不是别的，就是“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人满为患”这一燃眉之急。事实上，自1607年至十九世纪中叶的250年间，英国本土犯罪率的涨落与移囚的规模每有正比关系。如拿破仑战争后，英国社会反而动荡，乃向澳洲大遣犯民，而十九世纪中叶后逐渐停止海外移囚，除反对呼声日高外，英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经过三数百年的调适，资本主义渐趋成熟，新教伦理整合人心有力，犯罪率相对有所下降，特别是社会对犯罪率涨落的心理与物质承受力均有提高，恐“罪”症状趋缓，也是原因。这一点，因着英人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及新教伦理于社会的影响，自不难理解。岛国居民每多危机感，即便是风墙阵马日不落的世界海上霸主，也难逃此厄。当然，也正是这种危机感，促其竭虑精进，甚至不惜自为案俎，逼邻肉脔。近世现代型刑制狱制每多出于英国，更不用说泽被异邦的宪治了，岂偶然哉！
那么，在1607年开始向美洲大陆移囚前，英国社会的犯罪状况究竟如何呢？有关于此的研究甚多，这里，借一位作者的描述，即可见其一般：
伦敦的街道上以及伦敦市郊，经常挤满了一大群一大群的乞丐、流浪者、失业者、失去土地的农民、到伦敦寻找工作的帮工、手工业者、手工业学徒以及当雇工的退伍的士兵。
殴打、街头骚动和秩序混乱是（16世纪）90年代伦敦街道上经常发生的事情。
囚犯比街上行人还多。[20]
如此赭衣塞道，其剑拔弩张的社会紧张状态盖可想见。英国政府迫于监狱爆满，曾将古堡、地窖、废弃的教堂等一切可资利用者改作临时监狱，奈何计划赶不上变化，设想终归空想。[21]英人虽不象隔海相望的法国人那样不自由毋宁死，但“犯上作乱”的刁顽之徒却也辈出。想是英王陛下“治乱国用重典”，其时，不列颠可治死刑的罪状竟达三百种之多，[22]遑论其余，监狱人口遂象景气旺盛时节的道琼斯指数般往上窜。此间社会发展与犯罪的关系，亦即澳洲史家的下段论述所言明者：
毫无疑义，澳大利亚罪犯流放地的建立，是英伦三岛逐渐改变着的经济状况、社会状况以及贫穷、愚昧和执行严刑峻法等原因所产生的后果。农村圈地运动的迅速发展，城市中影响深远的工业改革，更加之以人口日益增加，遂使广大人民陷于生活极度不安、工作毫无保障的境地。对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在爱尔兰，未及深思，无从采取明智的措施，却只是在防止犯罪方面采取日益严峻的手段。[23]
形势比人强。社会走到这一步，人也只能跟着往前蹒跚。既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成正比关系，则英伦三岛安能不乱！“未作业不起，已作业不失”，这“羊吃人”的前因结出的恶果，实属英国治者的自作孽不可饶，也是所谓“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之一。可笔者下文将要揭示的“罪已性排泄”机制使得这一罪孽均摊于每一个英国人，尤其是超压强地加诸犯民。其时，他们被遣囚停泊于泰晤士河和海岸边的旧军舰与弃船内，俗称囚船（hulks）或“漂浮的监狱”，男女老少共囚一处，饱受暑寒风暴之苦，惨状不亚于灭绝人性的贩奴船。情形常常是，白天将其囚于船舱，夜晚令出劳作，劳作内容多与兵工及船业有关。因为夜间“良善”公民多已合家围炉而坐，谈天说地，安享天伦，此时罪犯出舱服役，不至于恐吓或影响他们。虽用心良苦，但既悖人道，复欠科学，效果可想而知。许多犯民瘐死舟中，囚犯和卫兵不堪恶劣境况同样精神崩溃不说，复就社会心理而言，也实在是在标立一个恶恶相报的恶的范式，全无悲悯、宽恕与救济的基督精神，虽能暂收警戒薄利，但恶的范式教人以恶，抑制罪果的同时其实却已在播种新的罪因，于治者与被治者双方均为得不偿失的两败俱伤。现在回头来看，前现代的刑罚理念仍主要着力于满足中世纪的报复欲，而即便古典的刑罚理论也还终究是短视的报应心的产物，其末流者不过汲汲于报复，哪里管得了长治久安！？1607年后，因将其“排泄”到远离本土的大洋彼岸的渠道打通，囚船一度缓用。北美独立后，“排泄”渠道堵塞，遂再度启用，并一直相沿不废达八十五年之久，成为英国监狱史上最为灭绝人性、最不道德、最惨烈的一种监禁方式。因此，美丽英伦三岛上的这块伤疤，真真是英国治者的一块心病，而通过移囚则可收“治病”与“排泄”的一箭双雕之效。晚年也曾在伦敦塔中尝过几天铁窗之苦，集高尚和卑鄙于一身的哲学家培根早就看透了，所以才说了这句心里话：“陛下将在（移囚）这项事业中获得双重好处：在这里（本土）避开了将成为未来麻烦之根源的那些人，同时在那里（美洲）使用了他们”。[24]
流放是一种古老的刑罚，中国刑制史上沿用千余年的五刑体制中，流仅次于死，而其源头实起自“扑”，最早实际上是作为死刑的一种执行方法。[25]与此相应，古希腊的“医神岛”和罗马的“贝壳放逐”是赤裸裸的“排泄”。法国自殖民时代起，直到1938年，也将流放用作一种刑罚或监禁的执行形式，将犯民远遣圭亚那、新喀里多尼亚以及非洲殖民地。臭名昭著的圭亚那“魔岛”，名符其实，确是被流遣犯民的恶魔。[26]葡萄牙将犯人流遣北非、巴西和佛得角，意大利将犯民流放西西里，西班牙将犯民流放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丹麦则将其运往格陵兰岛，荷兰把犯人流放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亦然，将犯民放逐到远离海岸的荒岛。[27]俄国自沙皇时代起向西伯利亚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流放犯民，规模之宏，行状之惨列，更是空前却未必绝后，向为世所诟病。[28]凡此种种，之所以时异地异，却心同行同，实因有源于人类“排泄”冲动而表现为所谓传统的力量在撑腰。西方古老的“要么宣誓离开本国，要么被处绞刑”的惯例，为流放提供了传统和立法例的要求。以英国而言，当时的实际做法也是让罪犯选择“或被绞死，或被流放”，不少流放犯是已被判绞刑，因选择流放而幸免被送上绞架的，还有一些犯民则属选择充当种植园奴工以抵罪的“国王的七年船客”。中国历史上死罪易科流刑或加役流，或本着“以全人命，有益于边”的双重目的而设置的“徙边”等等，与此如出一辙，都是“社会肛门期”的表现。[29]
近世以还，伴随所谓地理大发现的是资本的全球性拓殖，根子则是随中世纪结束而复苏的人性人欲，狭资本以恣行。理性高扬的俗世落实，常常是人欲横流，实在是情理之中而意料之外的。英人向美洲和澳洲移民与移囚，不仅是因为世界“如今老大，能养育的子女也少了”，[30]更是为了满足资本的贪婪，亦即人性因觉醒、复苏而贪婪，受资本的蛊惑和彼时光芒万丈的人类理性的怂恿，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事业。[31]其结果是使原本“荒僻的”北美与南方大陆，变成了繁荣发达的西方世界，把一个欧洲活生生地搬了家。在此过程中，欧人上演了“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人类自相奴役、自相残杀的一出出悲剧，也是迄今人类史上规模最大、且最为酷烈的一页。[32]为叙述方便，兹循“白色历史”调子，将其“文化传播”意义列为以下四点：
首先，移民和移囚打破了两个大陆“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原住民文明的毁灭为代价，使西方的典章文物传布于新大陆。实际上，北美和南方新大陆不仅为雄心勃勃的欧人提供了挥洒在本土无缘一展的身手的广阔天地，而且，整个新大陆，尤其是北美大陆，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化的巨大实验场，并以其实验成果反哺文化祖邦。迄而至今，更形成了所谓“大西洋两岸”携手的局面，天下已定而又待定，正所谓“前路漫漫”者也！
其次，随着移民和移囚，英国正教（Anglican）、天主教、新教以及犹太教等等传布两大陆，把“上帝的福音”扬谕广袤的土地，而粗略言之，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基督教精神实是构成两大陆白色文明的基本性格。北美十三州的早期社会生活实可说是一部清教伦理的实践史，而基督教中的英国正教是因随“第一般队”南行的那位牧师才登陆澳洲的。1788年，理查德o约翰逊作为圣公会随军牧师，随“第一般队”抵澳，并于年在悉尼与帕拉马塔建造了教堂。“第三舰队”运送的大多为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它的驶达同时意味着天主在澳洲安家落户，欧洲的宗教纷争自然随之而来。[33]圣公会热心参与流放地的行刑活动，对犯民实施宗教训导，强迫罪犯参加礼拜，与早期犯民的生活多有不解之缘。
再次，政治犯流放殖民地，刺激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建立。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爱尔兰人发动民族解放运动，惨遭英国人镇压，大批爱尔兰政治犯流遣澳洲。1800年和1804年，爱尔兰流放犯就曾两次组织爆动，史称“爱尔兰人起义”。特别是后一次，领导者即系流放的爱尔兰政治犯。起义不仅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而且直指流放地严酷的惩戒制度，鼓吹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呼号“不自由，毋宁死”。年，约70名英国工会活动家和宪章运动者作为政治犯遣囚澳洲，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o弗罗期特，他们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澳洲的民主运动。颇堪玩味的是，前述解放论派的代表威廉o查尔斯o温特沃斯，一个犯民的后裔，因推动澳洲民主制度有力而被后人尊为“澳大利亚民主之父”。[34]
“王政之急，莫急于盗”。英国人的本意是要将政治犯撵走赶尽，通过流放蛮荒殖民地而断其“危害”的可能（如在遣送途中因有意无意的事故而葬身鱼腹，可能会更好吧！），不料祸水外引的结果却使民主的种子异地开花，美、澳相继挟民主自由制度长大成人，不再听老大母邦的使唤，日不落帝国早成分崩离析之态，真所谓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历史弄人如此，已非“复使后人而哀后人”所能足道矣！
最后，犯民的性格与经历，锻造了殖民地“白色”人民的性格。这一点如果说在澳洲还表现得不够充分的话，那么，在美洲则张扬得淋漓尽致。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美国文明“并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的延长，而是欧洲文明与美洲荒原的新的历史结合。”[35]犯民便是这结合的媒介之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犯民的性格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包括大量犯民在内的契约奴，是真正地道的“美洲人”，是所谓美洲生活方式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具有自发的脱离田园，追求独立的倾向，并将这种素质传播给殖民地的农民和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充当契约奴和契约奴获释后上升为资产者，是将激进民主主义带给殖民地人民的天然渠道。同时，不同祖籍契约奴的阶级结合，给不同祖籍移民的民族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在各自保有私利基础上的相安无事，人我群已的自利与利他的最大可能调适，实是所谓民主的真正生活基石。他们共同生活，天长日久，形成了典型的“美国地域”。[36]1661年，弗吉尼亚约克郡契约奴密谋举事，提出“谁拥护自由，谁就会挣脱束缚”的口号，其实也就是两百年来美利坚民族信奉不移，并在时逢际会、长大成人后，因极欲扬之四海却不免诉诸霸道的圭皋。正是“谁拥护自由，就拥护谁”的包括犯民在内的普通美国大众，构成了滋养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土壤。被剥夺自由的人们恰恰是自由的缔造者，罪者彰显的往往是审判者的恶，这真因应了海涅那句“春天的诗歌诞生在冬天的炉火旁”的箴言。惜乎美国这个至今多少仍然生活在清教伦理阴影下后来居上的庞然大物，虽以“普罗米修斯精神”自禀，奈何有极端反智的实用传统使绊，见利忘义的出尔反尔自不必论，即就具体办事而言，也是聪明连带着愚蠢，哪比得了老牌大英帝国的圆融，卑鄙无耻却又落落大方。[37]
移 囚 所 昭 示 的 人 类 负 罪 情 结 与 罪 已 性 排 泄
将罪犯逐出群体生活或流放荒僻不毛之地，由来有自，东西皆然，英人并非始作俑者，略如上述。万物群争，求存求荣的物竞天择过程中，人类以性能力的强盛和杂食的特性，保证了种系的延续和大脑的发育，而以群体生活的优势，击败了其他竞争者，逐渐成为地球上的万物之灵。合群性是人类的生物特性，剥夺群居生活的资格或能力，亦即宣布开除其“人籍”，而在一已之力尚不足以生存的初民社会，实无异死刑。群居生活的维持，需要调和组成群体的个体间的矛盾，达成群体彼此间的宽容，要求个体以部分利益的割让和放弃，谋取整体的利益，首先是生存、延续种系的天职。对于逐渐约定俗成的权利让渡比例的厘定，有形抑或无形，即为群体生活的规则。违犯规则，不惟在于多占了其他个体的一份，更意味着最终危害到种系的存续。出于生命本身求生存的本能和对于死亡（灭种）的恐惧，其他个体和整个群体自然要作出强烈反应（具有种系的意识与灭种情结，是人性的优胜处，也是智慧的源头）。其方法，即为将此“害群之马”从群体中除去，以维系群体生活安全，从而确保种系存续无虞，尢如将腐烂成份从创口剥离以确保健康。这种“除去”，乃保养“自爱”的处方，自私得不得了，万物的命根子，实为个体生命、群体生活和人类心灵中最为隐秘之处，是基于死之恐惧的自保自卫而自慰的法宝，姑不妨名之“排泄”。
就人类生活而言，排泄实在是迫不得已、必不可少、无可奈何的。须知，人类原本自然的一员，并不比其他自然成员更有力量。求生的本能和对死亡的恐惧，迫使人类逐渐明白并接受适者生存的铁则，是则，首须强种，复有智慧，始能活下来——人类真是狡黠残忍的动物！“排泄”是达此目的的必要条件。先民以其他动物或植物为食，是种系对种系的排泄；先民人食人，当是同一种系强大对弱小的排泄，并不为罪。[38]先民为抵抗严寒、灾荒而食人，将老弱病残抛弃（如斯巴达人之对待婴儿），或杀人杀牲献祭，固为排泄，[39]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人将五万儿童，其中多数是孤儿，遗遣澳洲，也是一种“罪己—迁责的排泄。[40]中古时代当城池被围、食粮馈乏时，为保证将士杀敌而杀死妇孺，也是排泄；[41]比比皆是的人牲殉葬，还是排泄。当然，其功用已由维系一种系变为维系一人一姓了，这是使人类尴尬的异化之一，当是后话。因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一卷关于个人与城邦关系的论述，就已不光涉关“孤零零的棋子”，而俄狄浦斯王在得知自己犯有弑父娶母罪孽后请求放逐，实是以自弃于社会而自领惩罚。顺提一句，“排泄”的势在必行，是因为人类本有一个发展的阶段，即前文提及的“社会肛门期”。有关于此，另当专论。
人类必须通过反对什么才能确证自己，常人对于犯罪和罪犯的谴责（特别是众口一词的谴责），其实是在不自觉地彰显和衬托自己的德行，以避免自己事实上对此罪孽同样负有一份责任的意识，摆脱和解除这一份灵魂的不安。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但是最丑恶的人，如罪犯、病人、残废者，毕竟是个活人”[42]。这里，虽在肯定这几种人的生命实在性，但将他们连称的本身却恰恰揭示和表明了他们在社会心理中担受着排泄对象的角色，成为全体公民的优越感和德行的卑贱比照与发泄对象这一掩饰不掉的事实。[43]这一点，刘震云的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所描绘的场景，便表现为更加淋漓尽致的具象。故事说的是日本侵略军要汉奸孙毛旦在一群村民中指认谁是“八路”或“中央”，孙“硬着头皮在人群中转了一圈，不知挑谁是好。”这时，“看到人群中有村里的一个傻子叫杨百万，也在人群中藏着，就用手指了指杨百万”。[44]这里，“残废者”的杨百万作为“无用之辈”，在平时是“正常”或“健全”乃至人类“理性”的反证，关键时刻便毫不留情地用作人类排泄机制的牺牲品。宗法伦理规制下原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本村村民的汉奸指认杨百万不需“硬着头皮”，恰恰因为在他和村民心中都有这样一个隐然无需论证的共识：“傻子”不具完会人格或仅“象人”，他是其余绝大数村民“完全人格”的衬托和证伪，牺牲“废物”而保全“人”，义正词严，心里的那份弱如游丝的愧疚与负罪，顿然冰释。正象病变的棉桃其实是物种自我选出的供棉虫啃啮而被排泄掉，从而保证其他同类健康成长以完成最高目的的工具（此为中科院植物所盛成发教授的研究成果，谓“植物的超补偿机制”）。[45]刑法制度中的紧急避险，其道义基础亦在于此。而所谓让妇女回归厨房以实现“二保一”的冠明堂煌的叫嚣，实在是做了几千年主子的男人维系汲汲可危的“家长”宝座的可怜兮兮的虚伪饰口，其道义和心理推理过程也一本于此。西方的法律格言说“凡公开所犯罪行，必轻于秘密所犯者”（Omnia delicta in aperto leviore sunt），英谚曰“做贼心虚”（A guilty conscience is a thousand witnesses）。以此反观，则上述行为实渊源有自，不分中西矣！
仅就以罪刑论的排泄来说，人类的历史显示，不分文明类型及其开化早晚，最初的办法不外是杀死或杀食，即死刑，前一种并且沿用至今。这是将犯民从物质上除灭的最彻底的排泄，旨在表明社会对此个人之身存在的恐忧与不能容忍，是群力对一身的诛戳（因此，失宠的太子纵情声色以免身祸，或心藏机锋志在霸业却装疯卖傻如明成祖、刘玄德者流，于此实所悟多矣）。肉刑，不论是单科亦或作为死刑的附属或执行方式，推而广之到一切的鞭、笞、杖、宫、黥、膑、劓以及水溺火攻等直接以肉体摧残和痛苦为目的的刑罚，除表明群力对一身的诛戳外，还象征着心对心的诛讨与灵魂的折磨，平添了一层精神的惩罚。放逐的采用，是人类为实施排泄，在淘汰死刑肉刑后经过慎重遴选的产物，与死刑一样，都是以具象的形式昭示将个体逐出群体，达到身心两断的排泄，其惩罚的深度和刑罚效果的广布，实有甚于死刑和肉刑。[46]迄至以奴役性的劳作为内容，而以监禁为形式的“徒”，以及更侧重于剥夺自由，即眼睁睁活生生剥夺社会性群居生活资格的监禁（自由刑）的出现，已经属于一种以组织化的方式，旨在避免死刑、放逐式的彻底排泄而实现的排泄，其所实现的身心诛讨，特别是心的诛讨，远甚于此前的一切刑罚。[47]死不了活不痛快的行刑境态，是治者为被治者所设的最为卑鄙，而于实现行刑目的却最为有效的生存状态。这是责人，深层的原因则是基于因负罪感而罪已的自虐，是人类罪性的另一种集体排泄形式，如同秘密忏悔是阶段性地释放情绪性罪孽感的手段，社会舆论普遍谴责通奸恰是大众隐秘的通奸欲望的集体合法宣泄，教士对于摆不脱的性欲的忏悔却是在泄欲，球赛不过是战争的拟示以缓解人类（特别是好发体育狂的西人）因“文明”而不得不压抑心底的斗欲，而“追星族”们表达的也不过是芸芸众生们成“星”无路后藉崇拜而“过一把瘾”的悲喜交加。说来悲哀，刑罚的进化固渐趋人道，但撩开面纱便会看出，它其实是以更为机巧的机制，传谕更大的痛苦。进步不等于幸福，自由偏是重负，端的是真的！
这样来看英人近世的移囚恶行，一切便都一目了然了。这不仅是以邻为壑、祸水外引的人类私德的大曝光，犹譬签订慕尼黑协定时英相张伯伦诸公的用心，而且是人类“罪已性排泄”的机制使然。人类如有原罪，罪在以自然界中的其他动植物为食而生，而它们一样是造化的结晶，此“食物链”虽属真理，也是道理，但却不合情理，更是大悖于天理，可天演自然，却恰恰如此；人性如果属恶，恶在对此毫无反省，自欺原是自慰而自卫。先不谈三言两语扯不清的善与恶，姑设人性是罪性与神性一体的一种无限可能性，当不致有太大问题。果如是，则可以说，一切犯罪都是人类的共同罪孽，而刑罚恰恰是全体人类的普遍压迫形式。西方近代法律的神学渊源对于人类共同罪性的超验假设，给予罪犯一种特有的尊严去面对他的审判者。因为，在永恒超验的价值实体面前，每个人都是罪人，“他们同样是要在炼狱中受到未知的折磨以及最终被接纳入天国的候选人。”[48]正因为人类在同胞面前问心有愧，所以，刽子手才会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跪在死囚面前请求宽恕，而对于杀生之罪的仪式性谢罪、偿赎和解仇，是世界各地许多初民社会的共同现象。[49]
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场景。此时此刻，刽子手与其说是行刑者一己，毋宁说是与死囚休戚相关却幸免犯下本罪的全体人类兄弟。好比地球上的一切战争都是人类的内战，所有的犯罪也都是人类的共同罪孽。神学的教谕点破这一层，世俗的人们，特别是其中的治者，则多讳言或抵制这真象。而事实恰恰如此，故而犯罪发生后，人类于心有愧，但不惩罚犯禁的个体又不足以维持群居生活（特别是当群居生活成为一姓的天下时），危害种系的存续（须知，迄今人类的最大难题还是吃饭穿衣），始加罪此个体，或缧绁、放逐或毁灭其身，或摧折其心，均不外以其为替罪羊，罪人原是罪已，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或自觉心亏，不肯承认罢了。愈不承认，则愈恰是反证。[50]在此情况下，将囚犯杀死也好，流放也罢，其在维护公利，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名义下（或其他任何名义下），实行的都是人类赤裸裸血淋淋的自相奴役的暴行。而奴役实是人类忏悔罪性、偿赎共同本罪的自虐，意在希求自救，自救的最深层最隐秘的动因，还是自己猜不透挥不去绕不过理还乱的活之迷惑生之凄惶，说到底，是自己那一层不愿点破的死之恐惧（灭种情结）。“我欲成全你所以毁灭你，我爱你所以伤害你”，这神的声音恰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人类的“负罪情节”并给基于自爱而造就的愧疚心情以合理性的文饰。“所有的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Omnes homines autliberi sunt aut servi），这法律格言道出了生活的实象，却饰掩了这样一来大家都是奴隶这一生命真象。
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犯罪爆涨，监狱人满为患，行在个人，罚在囚犯，责在主体，而罪在社会，根本的原因则是人人本有罪性，遇有适其或迫其外溢的契机罢了。一部份社会成员的本罪，其实是全体人类罪行与罪性的个体性发泄，个体因而变作群体的替罪羊；本罪恰恰是在金钱的摧压下动荡不已、矛盾空前激化的英国社会释放矛盾、缓和紧张状态的安全阀，好比战争或足球比赛以及特定国度内的特定“文艺演出”能够解除政治危机一样。个体因而注定要被现世的统治阶级以现世的刑罚惩治。这些人赶上地理大发现的好时光，既然已变为人类罪性的符号而抚慰社会整体（乃至人类整体）以神性，其为全体英人的罪性寄托、凝聚、潜换与转移的受体，当然只能被当作社会垃圾“倒进大海”，其被首选离乡背井、远涉重洋、“屏之远方”，又有什么奇怪的呢！[51]
可以设想，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如果没有这些个体代表全体来承担并发泄罪性，以求得人类神性与罪性的平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非终以普遍的爆炸性的方式来求得发泄解决问题不可，其表象则要么是社会紊乱与道德的普遍沦丧，要么是一团和气下的普遍虚伪与超出公正享有的私利限度的极端自私。保全整体与牺牲少部的两难，真让人伤透了心。为少伤心并求得心安，姑将此“少部”贴上“罪性”或直认其为“垃圾”。康德关于人类彼此乃是“目的的王国”和儒家的“圣人论”，或基督要人献出两个脸蛋的教训之“道不行”，盖在其属大智大悲的高明境界，无普遍人性基础，终只是极少数人杰的事，虽能牵制人性恶的一面于万一，但断断乎不可能点化为如我辈大众的普遍生活样法。对于人类的行为，外部的硬性限制不是根本的，却是首要的。毕竟，人不是神，靠不住的。
英人移囚的真象在此，向西伯利亚、中亚西亚或任何地域移囚的底细也概莫能外。
[1] 契约奴（indentured servant），又称白奴（white servant），因对其身份的确认不同，又常译作“契约奴工”、“立约佣仆”“契约工”、“合同佣工”或“契约佣人”。详黄安年：《美国的崛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页61脚注(R)。并参阅李世雅：“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奴移民”，收《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北京：三联书店，1983），页399。
[2] 黄绍湘先生著《美国早期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52）和《美国简史》、《美国通史简编》等著提供的材料，谓1608年1月，仅有30或40人幸存。上引《美国的崛起》据《美国词典》认为约剩下50多人。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o埃利奥特o莫里森等所著《美利坚共国的成长》（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记载：“到了1808年春天，只有五十三个英国人还活着，而他们得以免于死亡，仅仅是由于约翰o史密斯船长四出奔忙，安抚了印第安人和种植了玉米。”详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该著中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页81。
[3] Curtis P. Nettels，The Roots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onial Life, New York: 1945, at 84.
[4] 转引自前揭《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中译本页82。
[5] 直到1775年，英国还向北美谴送了5万死囚，大多流放弗吉尼亚。详《美国经济文选》（纽约：1919）页84-89。
[6] 详刘宏宜：《美国移民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载《美国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页118。
[7] 温斯顿o丘吉尔的《英语国家史略》（薛力敏等译，林葆梅校，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述其时“将七百一十七名囚犯送到植物湾，其中有一百九十七名妇女。”详该书中译本页406。
[8] 有关Panopticon，参详拙文“清末对于西方狱制的接触和研究”脚注27。该文已收入本书。
[9] amancipist，一译“刑释者”、“刑满释放者”或“解放论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中文版译为“争取公民权者”，“指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要求享有全部公民权的前罪犯（以及其支持者）。技术地讲，此词只适用于受宽赦的罪犯，但一般也适用于刑满释放者。1810年以前，他们被授予土地（只有少数人靠土地致富），有些人经商和从事各种职业，取得重要地位。但在新南威尔士移民地，自由移民和英国军官占统治地位，而他们则被排除（出）被政治与社会生活。”详该书第九卷页404“争取公民权者”条。
[10] 早期的澳洲文学作品对此多有描述，且不少直接出自流犯手笔。如写于1845年，出版于1929年的James Tucker的《拉尔夫o拉什利》（Ralph Rashleigh）第六章描写流犯到达殖民地后的劳役，用了这样的句式：
“干活！干活！干活！一天到晚干活！从不让你休息一会。刚一直腰，工头就来了，到那时——”
此与林黛玉香消玉陨之际口中喃喃：“你好……”，异曲同工，而后者尤让读者揪心！
当年一首流行于流犯中的歌谣，亦对其劳役生活作了传神的写照：
烈日当空照，累得气喘喘；
汗水洒泥巴，活儿一趟趟；
监工在后面，说是我偷懒；
倚锄自叹息，辛苦何所得！
以上分别引自陈正发：“澳大利亚殖民时期流犯小说初探”，载《安徽大学学报》（合肥）1987年第4期；吴潜龙：“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的形成及特点”，载唐正秋编：《澳大利亚文学评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页25—33。
[11] 有关其时流遣女犯的情形，详D. Oxley, Convict Maids: The Forced Migration of Women to Australia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 详戈登o格林伍德著、北京编译社译：《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页50—1，30—3。该书第一章所列“参考书目”甚为详实，本文酝酿过程中多据此索骥，获益良多。
[13] 泛见M. Ryan，The Acceptable Pressure Group: Inequality in the Penal Lobby (London: 1983)。关于马可诺基的生平，参详Hem Mayhem（ed.）, Pioneers in Criminology(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62)有关章节。
[14] 拙著《监狱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对此曾有专论。详该书页291以下。
[15] 详培根著、何新译：《人性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页187。另，前揭《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一书据历史档案，将1821年前流放澳大利亚的犯人概括为四大类：一，从伦敦、伯明翰、都柏林和英伦三岛的主要城镇流放去的原系城市居民的罪犯：二，因饥寒交迫而实施侵犯他人财产罪的乡间工人；三，实施伪造文书印信、盗用公款的少量知识分子罪犯和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罪犯；四，少量的政治犯。其中巨细，详该书中译本页19。
[16] 详骆介子：《澳大利亚建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页32、91、97。又郑寅达、费佩群著《澳大利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谓1788年至1791年间先后抵达澳洲的三千余名犯民，大多犯有凶杀、盗窃、抢窃、窝脏和卖淫等罪，也有一些违纪军人、盗用公款或伪造文书的中产者，另有不少伦敦的弃儿和孤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属怙恶不悛者。详该著页23-24。
[17] 本世纪七十年代澳洲渐行“开国”政策以来，美国的大众文化挟其道德价值与生活方式汹涌而至。就精神层而而言，澳洲知识分子大都以“牛津”“剑桥”为文化家园，中年以上者尤甚。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明白、具独立意识而又有愤世嫉俗情怀者，此文化乡愁则形诸对于母邦文物寓慕于怨的矛盾，偶或有淡淡自卑不经意流露，但一般常态下多化为平易且谦谦蔼蔼的君子风；世俗生活中，一般民众心理实多钦羡美国，一定意义上，大众传媒成为表现并影响民众的美国俗文化的传声筒。这种心灵两元结构，尤其具象地表现在悉尼与墨尔本这两大都市的习尚中。即作为商业首都的悉尼多象美国，崇尚自由平等和随随便便的生活方式，幽默中带着几分粗俗；作为文化首都的墨尔本多象英国，讲究门第阀阅的爵位遗风尚存，属意谨严规矩却又慵慵散散的生活方式，幽默以隽永机智见长，更具调侃意味。这个田园般的都市的民众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幢三进的奶油色砖房，外加一架精致的割草机而已”。至于堪培拉，不过是华盛顿的澳洲版本。总起来看，这块广袤土地上怡然自得的人民乐于享受随意、质朴和散淡的生活。本世纪初年，陈衡哲先生就美国和加拿大的习尚曾有如下评语：“大抵加人朴素守旧，美人奋发重利。所以美人说加人啬旧退化，加人说美人铜臭气”。作为一种文学性的描述，这也大抵适用于美澳的比较。详《陈衡哲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页88—9。
[18] 有关早年犯民拓殖者的情形，详L. L. Robson, The Convict Settlers of Australia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5); S. Nicholas & P. Shergold (eds.), Convict Workers: Reinterpreting Australia’s Past (Melbourne: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并参详《澳大利亚研究》专号“Fatal Shores”（in 53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Brisban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7).
[19] 详前揭戈登o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译本页4。
[20] 详施脱克马尔著，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译室译：《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页72—3。又：郭嵩焘光绪三年八月日记载参观伦敦“何罗威”监狱情事，谓小童窃食面饼二枚即入监牢，而另一妇人的罪状不过是“窃送信小印花二十一”。其时已是西历1877年，英人刑法尚严苛如此。详钟叔洒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页307。
[21] 据英国史家研究，1775年前，对于主要犯罪的惩治方式多为放逐、鞭打、绞刑或戴枷示众(pillory)，监禁作为一种惩罚和惩罚方式，仅由治安法官经简易程序适用于轻微犯罪，且适用量日益上升。1775年起，诸如流浪、遗弃、私生（bastardy）、侵吞公产、盗窃庄稼以及小额赌博等，均可判处监禁。凡此，亦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实际上，当时约翰o霍华德即统计，从年的十年间，全国监狱人口上升了73%。
下表为“老贝利”刑事法庭（Old Bailey）年间所判各类刑罚的百分率统计表，由此可见三十年间监禁率的上升幅度。
年份 死刑 移囚/囚禁于囚船（Hulks） 鞭打/烙印/罚金 监禁
。7 74。1 12。3 1。2
。8 70。2 13。4 0。8
。0 66。5 14。2 2。3
。7 33。4 17。6 28。6
．8 24。1 15。5 34。6
。5 50。1 13。2 13。3
。9 43。9 11。7 28。3
以上请参详Leon Radzinowicz, A History of English Criminal Law (London: ), at I, p.4; Richard Burn,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Parish Officer, 1st ed., 1755, at II. , “Summary Justice”; John Howard, An Account of the Principle Lazarettos of Europe (1789), at 247; Proceedings, Old Bailey, .
[22] 事实上，其时对诸如拦路抢劫、非法入室、盗窃牲畜、大额的盗窃（grand larceny）、谋杀和纵火等罪行，均判处死刑。可治死罪的犯罪从1688年的50种，上升到1765年的160种，迄止拿破仑战争结束，至少已达225种——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种罪可治死刑，借用英国史家的说法，“无人确知”。特别是经由Riot Act, Black Act和 Bloody Code等一系列立法，死罪数量更是大幅上升。以上请详J. M. Beattie, “The Pattern of Crime in England: ”, in 62 Past and Present (1974), at 57.
[23] 前揭戈登o格林伍德编：《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译本页19。
[24] 转引自前揭《美国的崛起》页62。同是培根，在“论殖民地 ”一文中则说：“把本国人中的废物败类，以及作奸犯科之徒搜集起来作为移殖新土的人民，乃是一伯可耻而不祥的事；不但如此，这种办法还会破坏殖民地的；因为这些人将永远过其败类底生活，不务正业而游惰作乱，消耗粮食，并且很快地就生厌倦，于是就会给故土写信败坏殖民地底名誉。用作移民的人民当是园丁、耕者、工人、铁匠、木匠、细木匠、渔夫，外科医生、厨师、面包师”。详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2版），页122。另参前引《人性的探索》译本。
[25] 详蔡枢衡：《中国刑法史》（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页55—7，90—1、138、150。又：旧日大堂之上或军帐之中，将“犯上忤逆”之辈用乱棍打出，当为此遗迹之一耶？
[26] 如清末随使法国的中国外交官张德彝在《随使法国记》中即载：“十月初九日，有戴红帽之乡勇十万，名为‘红头’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籍改民政而作乱”，“其势将败，则焚烧楼阁一空，奇珍半成灰烬。现擒女兵数百，讯明供认，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辈之谋。昨由会堂审断，其女中之主谋者以枪毙之，馀皆发往牛嘎列丹尼岛(新喀里多尼亚一一引者案)充军赎罪。”详前揭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从书”所收《随使法国记》页378、452。
[27] 参详前揭拙著《监狱学》，页31—2、51—3；罗伯特oJo威克斯、H. H. A. 库帕编，郭建安等译：《各国矫正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第6、11章。
[28] 郭嵩焘在日记中述及俄国流刑时即曾写道，“即此亦见俄国政刑，不及欧洲各国远矣”。详前揭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从书”所收《伦敦与巴黎日记》页549。
[29] 参详沈家本：《历代刑法考o分考九》（邓经元、骈宇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中的“迁”、“徙”、“流”条。事实上，中国史上此类制度和心理的例证甚多，兹举三例：
例一：秦简《封诊式》载，某甲告子不孝，请将亲子断足，流放蜀郡边地，令其终生不得离开流放地。详《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页261—3。
例二：《宋史o儒林四o陆九韶传》载：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
例三：《名公书判清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二，胡石壁“责决配壮”：对于教唆兴讼之徒，地方官们“疾恶此曹，如恶盗贼，常欲屏之远方，以御魑魅。
[30] 详前揭《人性的探索》中译本页121。商务版译作：“当世界还在年少的时候，它生了许多子女，但是它现在老了，所生的子女也就少了。”
[31] 英人移民移囚澳洲，旨望该地区成为未来东方贸易的立足点和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修整基地，并利用那里的木材和亚麻等资源为海军建设服务，从而向整个东方扩张，称霸世界。有关近代英国的殖民扩张，详查尔斯o比尔德夫妇著，许亚芬译，马清槐校：《美国文明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一卷第一章“英国的殖民奥秘”中的精辟论述。
[32] 参详拙文“无主土地：一个法律神话”，原载《读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7期，已收入本书。并参详巴托洛梅o德拉斯o卡萨斯：《西印度毁灭述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贝尔纳尔o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3] 参详前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译本“澳大利亚圣公会”条。
[34] 参详莫尔顿著、谢链造等译：《人民的英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396第二段的论述。
[35] 见前揭《美国文明的起源》罗氏所撰“略谈查尔斯o比尔德和他的史学著作”一文。
[36] 此处引用了李世雅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敬致谢意。详注1引李氏“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奴移民”一文。
[37] 参详路易吉o巴尔齐尼著、唐雪葆等译校：《难以对付的欧洲人》（北京：三联书店，1987）页171—210。另，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版）中谈到美国人的“民族性”时，曾有如下辟论：
洋基(Yankee)的祖先们原多为受流刑的暴徒，和为追求个人自由，冒险犯难远涉重洋的逋逃。他们是没有丝毫阶级观念的，更不相信任何权威。加以渡海之后向“西部”探险，千里无垠，匹马单枪，那些半工、半农、半兵、半匪的亡命之徒，肯让哪个“权威”来“牵着鼻子走”呢？但是在重洋之外，深山大泽之中，为着枪打红人、鞭笞黑人、驱逐黄人、开疆土、兴农牧，自作边陲之主，他们又不能不合作。自然合作大家好，那这些白色逋逃之间就不得不“容忍”彼此的“自由”。
详是著页57。并参详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38] 详前揭蔡枢衡《中国刑法史》第十章关于杀人罪起源的考论。
[39] 参考哈拉兰博斯《社会学》中文节译本（孟还等泽，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页5有关爱兹基摩人将老弱病残“自然淘汰”的记述。关于先民在灾荒时处死老幼的合法性，Thomas E. Davit在《法的基本价值》（The Basic Values in Law , Philadelphia: 1968) 一书中亦有提及，详是书页49以下。
[40] 详澳洲《东华时报》（悉尼）日G2版的翔实报道。
[41] 瑞士历史学家西蒙娜在一部编年史中记载：十四世纪，欧洲的许多城市被敌军长期围困，导致饥荒。为尽可能久地坚守城池，“权威人士”宣布将所有用品供应士兵，“无用之辈”一一妇女、孩子和残废者将被驱逐出城，赶进城墙脚下的阴沟。西蒙o波娃据此创作了剧本《无用之辈》。诸如此类的事亦屡屡见诸中国史的记载，如唐安史之乱时，张巡初守睢阳，卒万人，居民数万人，前后四百余战，杀敌十余万，被困日久，“巡出爱妾，杀以食士，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又，同为唐大顺二年，朱全忠约杨行密攻淮南节度使孙儒，儒去扬州，驱壮丁妇女过河，杀老弱以充食。以上材料转引自《读书》1997年第6期页133。
[42] 详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259。另，阿尔森o古留加的《黑格尔传》（刘半九、伯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中译本页113将此译为：“但是，最可憎的人、罪犯、病患者和残废者毕竞还是一个活人”。
[43]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当今中国流行话语“自尊自强自爱自立”，常用作充满善的鼓励的礼物送给四种人：失足青年(包括罪犯)、妇女、残疾人、教师或知识分子，有时并送给诸如养路工、清洁工、殡仪馆工人、公共澡堂里的修脚工等类，颇堪玩味。
[44] 详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页155—62。
[45] 正因为此，在回答“谁有权决定某些基因特征的胎儿不得出生，比如残疾儿、有暴力倾向的人……”这一提问时，中国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领衔科学家杨焕明教授才会指出：
谁都没有权力决定！谁都没有权力认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累赘，谁都没有权力来怜悯他们，使他们不能享受人生，连幸福的权利都没有。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承担的是全人类无法避免的痛苦，他们是为我们大家受苦的，不是他就是我，大家都可以轮到的。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基因绝对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正常基因组与疾病基因组之分。我们认为是“坏基因”的那些基因，都是人类身体上必不可少的。
我们千万不要想扮演上帝的角色。
详细内容请参阅日《南方周末》第8版“基因专家杨焕明专访”。
[46] 例如，苗族和其他一些中国境内的少数族群，都十分重视“开除村寨籍”这一处罚方法，因着除籍的后果还影响到子孙后代，所以，其惩罚强度甚或重于处死。笔者以为此实即一种“排泄”，而其心理与精神基础乃为“排泄恐惧”。详《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页395—6。
[47] 由此，现代资格刑的效力必以此资格系被剥夺者确实享有并具珍视价值为前提。对于某些被褫夺者来说，“剥夺政治权利”之几近儿戏，恰可反证。参详拙文：“‘剥夺政治权利’肄言”，载《法制月刊》（长沙）1988年第11—12期合刊，页38。
[48] 哈罗德oJo伯尔曼著，贺卫芳等译：《法律与革命》（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页223。著者更早一些出版的《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页191注18），引用了一名法官对于死刑及其担受者的看法：“如果我在准备吊死（或用电刑处死）某个人前与他进行一番哲学对话，我就会说：我不怀疑，你之所为对你来说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为了使其他人能够避免此种行为，我们打算牺牲你以保障公共利益。如果你喜欢，你不妨把自己看作是以身殉国的志士。”这种“毫不客气地把罪犯看作是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的人类心理，最好地说明了“排泄”的合法性基础。
与伯尔曼的高头讲章相对，沈从文在小说《长河》中写到湘西的“沉潭”旧俗，从文学的角度，对此“罪己—迁责”情节及其合法性基础，作了不动声色的揭示。请读者特别注意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
小船摇到潭中时，荡桨的把桨抽出，船停了，大家一句话不说，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这其间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人一下水，随即也就平定了。送下水的因为颈项上悬系了一面石磨，在水中打旋向下沉，一阵水泡子向上翻，接着是天平水静。船上几个人，于是俨然完成了一件庄严重大工作，把船掉头，因为死的虽死了，活的还得赶回到祠堂里去叩头，放鞭炮挂红，驱逐邪气，且表示这种勇敢决胜的行为，业已把族中损失的荣誉收回。事实上就是把那点私心残忍行为卸责任到“多数”方面去。至于那个多数呢？因为不读“子曰”，自然是不知道此事，也从不过问此事的。
详《长河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页40—1。
[49]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一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用大量资料说明，“对狩猎中被打死的动物表示礼节是一种最为普遍的风俗”。例如，在西非，猎人在将河马砍头、割掉四肢并取出内脏后，便光着身子爬进河马肋骨下的体腔内，跪在体腔的血洼中，用血和粪便的混合物来沐浴自己的全身，同时祷告着恳求河马的生魂不要因为杀死了它而对他怀着恶意并因此而妨碍他生儿育女，请示它不要唆使其他河马来袭击他的独木舟，以此作为报复；在回乔尔人那里，将死兽的腿朝东放置，旁边摆着几碗tesvino和其他各种食物。每个人依次走到兽前，用右手抚摩它，从鼻子一直摩到尾，同时感谢它让自己被打死：“安息吧，大哥！”如果野兽是雌的就叫大姐。巫师接着向它发表一通“我们深深地感谢你”的讲话。参详《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页230。另外，在笔者家乡的安徽庐江一带农村，主妇杀鸡时都口中念念有词：“小鸡小鸡你莫怪，你是人间一口菜，”亦属此类“谢罪一解仇”的文化人类学例子。
[50] 就此而言，“移囚”实为一种“社会性”的“嫁病术”或“嫁祸术”，或者说，是人类运用原始的“嫁祸术”或“嫁祸术”的思维方式指导社会事务的产物。“嫁祸术”或“嫁祸术”，是初民社会比较盛行的一种“祸水外引”的巫术，即通过接触方式，并辅以咒语等法术仪式，将人的疾病、疲劳、罪孽、灾祸等等转移给他人或动植物乃至任何物体身上，而且，一经转嫁，本人原有的疾病罪孽等等就消化尽净。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第55、57、58等章，对此有大量介绍。参详詹鄞鑫《毒蛊初探》，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卷三，页147—72。
[51] 1994年年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北区等处张贴有“人口越多，污染越多”（more population, more pollution）的标语。这是以环境保护抑制人口面目出现，而实际则为带有钟族歧视色彩的，主要反对亚裔移民的排外行为，同样诉诸“污染”“垃圾”类字样。而塔斯马尼亚岛上流放犯的墓冢皆不标姓名，1977年以前一直将原住民排除于人口统计，实是典型的将被害人“匿名”，将被害人非人格化的心理文饰技巧，即在心理上抹杀他们的存在，旨在压抑、掩饰社会心理的歉疚与负罪感；同时，使双方的罪衍都模糊、淡化，弱化社会心理对此的记忆与反应，从而，“不留姓名”也就是不留后患，正象不留“档案”就是不留“把柄”。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19世纪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被视为“新摩西”的《犹太国》作者西奥多o赫茨尔于1899年就此案写道：“德雷福斯案件不仅仅表现为一个司法错误，它还反映了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理：判处一个犹太人有罪，通过判处这个犹太人来宣布所有的犹太人都有罪。当佩带被从德雷福斯军服上扯下来时，众人都高喊：打死犹太人！”此三例可与正文正反观照。赫茨尔的话详《犹太国》（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页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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