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毒品罪辩护词（特请引诱）- 刘大卫律师 - 110法律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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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罪辩护词（特请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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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罪辩护词（特请引诱）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王某某的辩护人，依法参加诉讼。开庭前，我仔细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事实有了充分的了解。辩护人认为，从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辩护人依据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现结合本案中的事实以及王某某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一，本案属于典型的特情引诱犯罪，根据相关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特情引诱是指特情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和数量的引诱的情况。本案中，公安机关为了对被告人王某某、陈某某实施抓捕，利用另一吸毒人员杨某某引诱被告人向其贩卖毒品，实施犯罪行为，显然是典型的特情引诱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引诱犯罪。特情引诱犯罪系指为了获得对某一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并顺利地对其实施抓捕，刑事侦查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如&眼线&)运用一定的手段引诱该公民实施犯罪行为，俗称&警察圈套&。本案属特情引诱犯罪毋庸置疑。主要理由如下：首先，本案属于&犯意引诱&。&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原本没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只是碍于朋友陈某某情面，而且在公安机关安排的特情人员杨某某的金钱诱惑和再三要求下才形成的犯意，属于典型的&犯意引诱&。因此，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之所以要贩卖毒品给不认识的杨某某，是由于陈某某的居间介绍。根据杨某某的两次所谓的&证词&表述，以及本案中另一被告人陈某某的有关笔录可以看出，杨某某一开始并不认识被告人王某某，而是通过陈某某的居间介绍。杨某某向陈某某提出要购买毒品，而陈某某又主动电话联系被告人王某某，询问关于毒品有关事宜。而且杨某某后来和被告人刘秦彬联系，最后在杨某某对毒品数量、价格等方面的协商下，决定在本案另一被告人陈某某家里进行交易，从杨某某的证言以及陈某某的笔录，我们可以看出，王某某此次贩卖毒品的犯意是由陈某某和杨某某共同的作用下引起。如果没有陈某某居间介绍以及杨某某的主动联系被告人，被告人王某某是不会犯罪的。而且就连买卖双方交易的地点都是由被告人陈某某和杨某某安排好通知被告人王某某的。可见，陈某某和杨某某对被告人王某某贩卖毒品案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购买毒品的人，司法实践中，首先应以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调查。进而查明购买毒品者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贩卖的目的。对于不能查明买方购买毒品的真实用途的案件，如果购买毒品达到一定的数量(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一般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刑。然而本案中购买毒品者杨某某是以证人身份出具&证词&，整个卷宗不见犯罪嫌疑人杨某某的讯问笔录。显然，杨某某是本次案件的&眼线&。其次，本案属于&数量引诱&。&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可判处死刑数量的毒品犯罪。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开始在特情的引诱下多次被要求增加贩卖毒品的数量，最终导致实施了49.77的交易。显然是属于典型的&数量引诱&。因此，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的规定应当对被告人王某某从轻处罚。综上所述，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第二点第（三）项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因特情介入，其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这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的规定，对本案系特情引诱犯罪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恳请合议庭综合分析本案&特情引诱&的事实，依法对被告人酌情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二，被告人王某某具有其他法定及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王某某属于被引诱贩卖毒品，属于被动犯罪，且主观恶性小。如果没有特情引诱，被告人刘亲兵可能就不会实施犯罪。2、考虑到涉案毒品全部被收缴，未流入社会，没有给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根据《纪要》之相关精神，辩护人建议法庭在量刑时候给予权衡斟酌。&& 3，被告人王某某系自愿认罪，到案后如实供述，又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几次讯问笔录都做了有罪供述。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今天的庭审，被告人王某某对其罪行一直供认不讳，又有悔罪表现，并当庭自愿认罪。4 、本案件被告人王某某系吸毒人员，而根据2008年12月22日《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且被告人王某某也是因为家庭困难、没有稳定工作、再加上法制观念淡薄，才走上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的。在量刑时，请求法庭从轻量刑。三，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随身携带的93.27克甲基苯丙胺、大麻0.08克、卢安彤、咖啡因等毒品系本罪的贩卖毒品数额，这一认定是错误的。虽然最高院在2008年12月22日《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此种情况做了规定。但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携带以上毒品行为应认定性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因为王某某是一个吸食者，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吸食毒品方便才持有毒品，所以，恳求法庭在量刑时充分考虑这一情节。综上所述，本案系典型的特情引诱犯罪，在犯罪活动中主观恶性较小，涉案毒品全部被收缴，未流入社会，没有给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同时，被告人王某某有先天疾病瘫痪在床的80岁高龄的父亲需要照顾，而且母亲常年患病在身也需要照顾，希望合议庭考虑到被告人家中的实际情况和困难，在具体量刑时本着以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本辩护人建议法院量刑在7年左右有期徒刑判处。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参考采纳！此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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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贩卖毒品罪辩护词
08:56:24&&&来源：&&&评论： 点击：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华汇律师事务所依法受被告人陈某亲属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本人同意，指派温钦友律师为其被控贩卖毒品罪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卷宗、出席法庭审理，辩护人对被告人陈某构成贩卖毒品罪不持异议，但本案系特情引诱的预备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起从属作用，系从犯；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毒品未流入社会造成危害等酌定从轻情节。为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切实履行律师的辩护职责，辩护人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能参考并采纳。
一、本案系特情引诱的预备犯罪，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2009625430120123422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认罪态度好 毒品由公安控制不可能流入社会造成危害，可以给予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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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钦友律师，江西赣州人，民革党员，2003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硕士学位。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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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毒品罪中特情和居间行为研究——以杨某贩卖毒品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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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贩卖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简&&&&介贩卖毒品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词&&&&性名词相关法律刑法相关法律刑法第347条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据此，贩卖毒品罪是指贩卖毒品的行为，只要是贩卖毒品，即构成贩卖毒品罪。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根据本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被利用、教唆、胁迫参加贩卖毒品犯罪活动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一般可以不追究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是直接故意，即明知是毒品而贩卖，过失不构成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明知是毒品，而是被人利用而实施了贩卖行为，就不构成犯罪。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目的，法律没有要求构成本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贩卖毒品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有偿转让毒品，即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对方，并从对方获取物质利益。贩卖方式既可以是公开的，也要能是秘密的；既可以是行为人请求对方购买，也可能是对方请求行为人转让；既可能是直接交付给对方，也可能是间接交付给对方。在间接交付的场合，如果中间人认识到是毒品而帮助转交给买方的，则该中间人的行为也是贩卖毒品；如果中间人没有认识到是毒品，则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贩卖是有偿转让，但行为人交付毒品既可能是获取金钱，也可能是获取其他物质利益；既可能在交付毒品的同时获取物质利益，也可能先交付毒品后获取利益或先获取物质利益而后交付毒品。如果是无偿转让毒品，如赠与等，则不属于贩卖毒品。毒品的来源既可能是自己制造的毒品，也可能是自己购买的毒品，还可能是通过其他方法取得的毒品。贩卖的对方没有限制，即不问对方是否达到法定年龄、是否具有辨认控制能力、是否与贩卖人具有某种关系。出于贩卖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也应认定为贩卖毒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毒品的和人民的生命健康。由于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既有医用价值，又能使人形成瘾癖，使人体产生依赖性。因而，犯罪分子利用来牟取非法利润。近几年来，国际上制毒、贩毒、走私毒品活动不断向我国渗透或假道我国向第三国运输。国内一些不法分子了大肆进行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犯罪活动，使大量毒品流入社会，严重地损害了他人的身体健康。为此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严格控制麻醉药品、精神药物的进出口等活动，严禁非法走私毒品活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生产管理办法》、《麻醉药品经营管理办法》等法规都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供应、运输、生产等做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法律规定，走私的行为，都直接侵犯了有关毒品管制法规。 　本罪的对象是毒品。根据本法第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前，联合国关于麻醉药品种类规定了128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种类表中共规定了99种精神药品。在我国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种类表中，兴驻规定了联合国规定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而且根据我国的情况，增加规定了一些公约中未规定的药品种类。除以上所列六种常见的毒品外，同时还明确将“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为毒品。1987年11月和1988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办法中规定，麻醉药品是指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赖性，能形成瘾癖的药品。包括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品类用卫生部指定的其他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如鸦片、海洛因、吗啡、可卡因、杜冷丁等。精神药品是指直接作用于，使之兴奋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的药品。如甲基苯丙胺（去氧麻黄素）、、安眠酮等。1、公诉机关指控的贩卖毒品的品种，数量是否成立？包括审查证明贩卖毒品数量的物证、书证、鉴定报告和证人证言，审查证人证言是否有矛盾；
审查公诉机关指控的贩卖毒品数量中是否有被告人自己吸食的部分？如果有，应从贩卖毒品总量中减掉。是否有帮人代购的行为，如不营利，且数量较少仅用于吸食，则属于持有毒品。
2、被告人是主犯还是从犯？如果是从犯，应主张从轻处罚。
3、被告人是否是未成年人？是否是被人利用？办案机关办案过程中是否依法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4、如果被告人被指控为运输毒品，要审查被告人是否明确知道自己所运输的物品是毒品？如果并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则不构成犯罪。
5、审查被告人是否有自首、立功情节?是偶犯初犯还是累犯？
6、审查公安机关办案程序是否合法？所用来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来源、取得方式是否合法？
7、审查是否存在超期羁押的情形，在超期羁押期间所取得的口供不得作为有效证据。
8、审查是否存在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侦查期间，是否可以取保候审？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毒品纯度折算问题：[3]
1克可卡因=0.2海洛因;
二、毒品海洛因纯度不足25%时的折算公式
被缴获毒品数量×被缴获毒品数量的纯度(X %)÷25 %.
提示：关于毒品含量鉴定问题争论由来已久。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禁毒的决定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对含量鉴定提出要求，以含量为25%的海洛因视为刑法中规定的海洛因。此后，也一直要求对死刑毒品案件不仅要做定性分析，而且要做定量分析，即含量鉴定。因为发现有些涉案毒品大量掺假，含量很低。比如1000克海洛因，含量是1%，仅相当于含量为25%的海洛因40克。而国际上通行标准是含量达到25%的海洛因才视为纯品，所以最高法院当时规定按25%折算。
1997年制定新刑法时，有的部门提出，搞毒品含量鉴定要求比较高，基层公安机关无论是财力物力人力都达不到。所以1997年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从那之后，公安机关不再做纯度鉴定，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只鉴定定性。不做含量鉴定的话，法院只能按照数量量刑，不很科学。
《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4]摘要：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确定和数量认定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
　　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毒品数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一宗毒品制造后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下级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罪名不准确的，上级法院可以减少选择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动罪名顺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5]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三、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按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从严惩处，依法应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因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四、制造毒品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复杂多样、不断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必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制造毒品的行为、方法。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将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麻古或者摇头丸。为便于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制造毒品的行为。
　　已经制成毒品，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判处死刑；数量特别巨大的，应当判处死刑。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五、毒品含量鉴定和混合型、新类型毒品案件处理问题[6]
　　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但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问题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八、毒品再犯问题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十、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辖问题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经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案件由本院管辖更适宜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与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
十二、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问题
　　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雇佣孕妇、哺乳期妇女、急性传染病人、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成为影响我国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问题。对利用、教唆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和教唆者，要依法严厉打击，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被利用、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可以从宽处理。
　　要积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涉及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强制措施、刑罚执行等问题。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十三、毒品案件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问题
刑法对毒品犯罪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充分适用。不仅要依法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
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财产刑执行力度。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协作，对毒品犯罪分子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防止犯罪分子及其亲属转移、隐匿、变卖或者洗钱，逃避依法追缴。要加强不同地区法院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毒品犯罪分子的财产在异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要落实和运用有关国际禁毒公约规定，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等渠道，最大限度地做好境外追赃工作。贩卖毒品的行为多种多样。下列行为应属于贩卖毒品的行为：
（1） 将毒品买入后又转手卖出，从中牟利的；
（2） 将家中祖传下来的毒品卖出牟利的；
（3） 制造毒品后销售的；
（4） 以毒品为流通手段交换商品和其他货物的；
（5） 以毒品支付劳务费或者偿还债务的；
（6） 赊销毒品的；
（7） 介绍毒贩，从中牟利的；
（8） 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单位和人员，违反国家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提供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被告人关辉、李菲等人贩卖毒品案
2004年夏，被告人关辉在黑龙江省黑河市购买摇头丸约241.5克（700粒）。
同年8月，被告人关辉指使被告人张少平到广东省珠海市从“阿贵”（在逃）处购买摇头丸约34.5克（100粒）、K粉约113.2克。张少平将毒品藏在月饼盒内邮寄给关辉的女友陈琦，由陈琦转交给关辉。年间，关辉还从“阿贵”处分4次购买摇头丸共约138克（400粒）。“阿贵”将摇头丸藏在微波炉内通过货运公司发送给关辉。
2006年9月，被告人关辉与被告人曾宪民约定向曾宪民购买毒品。同月末，曾宪民在黑河市爱辉区陈琦的住处交给关辉冰毒约200克、麻古约145克（1000粒）。
2005年，被告人关辉与被告人李菲约定向李菲购买毒品，李菲又向广州市的“春哥”（在逃）订购毒品。“春哥”将毒品藏在旅游鞋内通过货运公司发送至黑河市，关辉安排被告人张少平等人将毒品取回。2005年10月至2006年8月，关辉向李菲汇款共80余万元，购买冰毒约2250克、摇头丸约1035克（3000粒）、麻古约174克（1200粒）。2006年10月初，关辉多次同李菲联系购买1000克冰毒。李菲向广州市的“阿宇”（在逃）订购冰毒。“阿宇”将1000克冰毒藏在旅游鞋内通过货运公司发送至黑河市。同月24日，张少平按照关辉的指使到黑河市建波配货站取毒品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缴获冰毒995克。
综上，被告人关辉共购买冰毒约3445克、摇头丸约1449克（4200粒）、麻古约319克（2200粒）、K粉约113.2克。关辉将所购毒品藏在被告人张少平、陈琦等人家中，伙同张少平、陈琦分装毒品，指使张少平等人取送毒品，将毒品加价出售。
法院认为，被告人关辉、张少平、李菲、曾宪民、陈琦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是毒品而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关辉、张少平、李菲贩卖毒品数量巨大，社会危害性大，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关辉出资购买毒品，组织、指挥多人贩卖毒品，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张少平积极参与毒品犯罪，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琦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依法减轻处罚。据此，对被告人关辉判处并核准死刑，对被告人张少平、李菲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对被告人曾宪民、陈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二年。[7]
中俄特大跨国贩毒案李菲贩毒辩护（李菲贩毒案涉及冰毒等毒品4459克）　　日，特大跨国贩毒案14个被告人的案件开庭，律师作为辩护人连续三天出庭为李菲辩护，高级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判处李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现在李菲已经改判为无期徒刑。同案犯关辉在2010年12月被执行死刑。
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为全国四起典型案件，是2005年中、俄两国部长级会议签署《打击中俄边境地区毒品犯罪议定书》之后，两国禁毒警方共同破获的首例跨国走私贩毒案件。[8]目前，战争罪、侵略罪、反人道罪、海盗罪等已被公认为国家普遍管辖权的对象。灭绝种族、贩卖毒品、贩卖奴隶、种族隔离、实施酷刑、航空器劫持等行为也已被有关的国际条约确定为缔约国合作惩治的罪行。
如果是跨国的贩卖毒品罪，根据普遍管辖，不论逃到哪个国家，都会被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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