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司败(1)问：“昭公(2)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3)巫马期(4)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5)，君子亦党乎？君取(6)于吴，为同姓(7)，谓之吴孟子(8)。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_论语_爱诗词
诗词名:论语& 作者:孔子及其弟子 &出处:雍也篇
陈司败(1)问：“昭公(2)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3)巫马期(4)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5)，君子亦党乎？君取(6)于吴，为同姓(7)，谓之吴孟子(8)。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注解与赏析]
(1)陈司败：陈国主管司法的官，姓名不详，也有人说是齐国大夫，姓陈名司败。
(2)昭公：鲁国的君主，名惆，音ｃｈóｕ，公元前541￣前510年在位。“昭”是谥号。
(3)揖：做揖，行拱手礼。
(4)巫马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30岁。
(5)党：偏袒、包庇的意思。
(6)取：同娶。
(7)为同姓：鲁国和吴国的国君同姓姬。周礼规定：同姓不婚，昭公娶同姓女，是违礼的行为。
(8)吴孟子：鲁昭公夫人。春秋时代，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她出生的国名加上她的姓，但因她姓姬，故称为吴孟子，而不称吴姬。
陈司败问：“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出来后，陈司败向巫马其作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对他说：“我听说，君子是没有偏私的，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为做夫人，是国君的同姓，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算是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巫马期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如果有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这表明孔子的确在为鲁昭公袒护，即“为尊者讳”。孔子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他自身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又不得不自嘲似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事实上，他已经承认偏袒鲁昭公是自己的过错，只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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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孟子看来,怎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如何才能成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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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君子之道行之具有才德即为君子.要求可就多了,比如君子三达德要仁者无敌,勇者无惧,智者无忧.君子终日乾乾.在孔子孟子看来怎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_百度知道
在孔子孟子看来怎样的人可以称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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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道行之具有才德即为君子,勇者无惧.君子终日乾乾,智者无忧,比如君子三达德要仁者无敌.要求可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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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坤，厚实和顺，容载万物《易经》曰，永不停息，德才兼备：“天行健；君子为人应如大地一般，发愤图强。”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刚毅坚卓，仁义道德，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理想人格。君子，君子以厚德载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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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见到的《诗经》，春秋时期就叫“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些诗没有真伪问题，是西周初期至孔子出生前，约500年间的诗歌，多数为春秋时期作品。更具体地说：
周颂，出于西周初期。
鲁颂，春秋中期（梁启超未明指）。
商颂，春秋宋襄公时期宋国的诗歌。
大雅，小雅，郐风，唐风，魏风，出于西周末春秋初期。
周南，召南，西周末东周初。
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卫风（邶风，墉风），出于春秋时期。
这些诗能够用乐曲演奏和歌唱，又称为“周乐”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左传》中记述演唱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大雅，小雅，颂。其名称和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一致，只是豳风提前，自郐风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风。但究竟有多少篇，却没有明说。这一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尚幼，大约也就七岁或八岁。可见，在孔子以前，鲁国保存着周乐，并且能够演唱，“诗”在鲁国已具雏形。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成为儒家的经典，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取可施于礼义”，精选加工而成。
（二）季札与周乐
季札到鲁国去观周乐，对于周乐作了评论。他的评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风；一种是没有评论的，“自郐以下无讥矣”。在评论中，他着眼于各国的历史政治，能够分别不同的情况来谈自己的感受。
他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风、墉风、卫风，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风，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风，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风，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风，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风，联系周之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风，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hh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风，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评论陈风，说道：“国无主，其能久乎？”
评论“小雅”，他说道：“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评论“大雅”，他说道：“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对于“颂”，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艺术眼光，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艺术反映现实的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较高的艺术修养。
我们今天阅读《诗经》，比较欣赏“风”诗，而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最高，用了十四个排比句，一气呵成，整齐有力，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评价它的形式，认为跟内容一样完美，无以复加，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攀。他的评语，归纳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恰到好处。《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乐曲演唱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反映了他艺术眼光还是有局限性的。
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表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这一方面跟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习惯、欣赏水平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的影响颇大，而且不限于音乐，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以艺术感受为主，经验重于理论，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例如，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以山水作比喻，这种感受实在难以捉摸。又如，说柳永词慢艳，苏轼词旷达，秦观词凄婉，李清照词清空，辛弃疾词豪放，周邦彦词疏雅，这都是些艺术感受，是很难明确加以界定的。
季札的这些评论和感受，对后人颇有影响。例如，对风的评语：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对雅的评语：思而不贰，怨而不言，曲而有直体；对颂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些评语，我们如果要加以提炼的话，其主要精神就是“温柔敦厚”，作为艺术欣赏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后来为孔子所发扬，成了儒家诗教的渊源。
（三）思无邪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息。孔子生当春秋末期，他想以周代的文化（礼制）为理想，来规范当时的社会。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诗”便成了他教育学生的教材。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里所说的“诗教”，就是指诗三百的教化作用。“温柔敦厚”，照字面解释，也就是态度温顺友善，心地朴实忠厚，合乎礼仪。这是用“诗三百”教育的结果。
实际上，《诗经》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说它复杂，是因为其中既有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劳动者自发的咏唱。劳动者的作品所以能够被搜集保存，那是因为统治者要观民风，知民情。他们要从民间歌谣中了解政治上的得失，以期维持统治。
用“诗”来做教材，按照“温柔敦厚”的宗旨，自然是以“雅颂”最为合适。而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是“郑声之乱雅乐”，受欢迎的是“郑声”。为了“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而要“郑声”能够“合韶武雅颂之音”，不做修改润色是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承认：“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和乐虽然有区别，但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绝不是现代的交响乐，而是要演唱的。礼乐也是不能分的，乐是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宗教仪式有唱诗一样。因而“乐正”，必然涉及到对唱词（诗）的修改。当然，孔子究竟修改了那些诗，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从现存的《诗经》中能够找到一些痕迹。
西周末年以及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是很剧烈的，甚至周厉王都遭到国人的流放。《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郑国萑苻地方发生了民众起义，被统治者镇压。孔子认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孔子反对犯上作乱，同样，《诗经》中也绝对没有犯上作乱的诗。
《豳风》中有一首《鸱^》，旧说是周公贻成王的诗，虽未必可信，却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的线索。诗中的口吻，很像一个贵族叙述他过去起家的艰难，一面又哀叹即将毁灭的命运。“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很像在民众起义的风暴中，频临灭顶之灾的景象。如果说，这里从侧面反映了一点时代气氛，那么，它的思想感情却是要引起人们的同情。
“风”诗中有些诗可能是讽刺贵族的，如《新台》，但那主要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品德的，目的是要他们悔过自新。“风”诗中也有一些叙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的，如《七月》，但却是“怨诽而不乱”。《伐檀》和《硕鼠》，这两首诗在叙述剥削压迫时，写得较为具体。“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尔庭有县}兮？”发问者怒气冲冲。“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剥削者恨之入骨，斥之为偷吃庄稼的地老鼠，并勒令他们停止剥削。可是到结尾时，前者也只是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后者也只是说：“适彼乐土！”对于那些寄生者还是毫无办法。而且“素餐”“乐土”这些词儿，已经失去民间口语的特色，带有儒者书面语的气味。不仅抽象空洞，而且语气转向委婉，把前面的怒气全冲淡了，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了。对于这两句的解释，以往有企图抬高诗的思想性的倾向，认为是一种讽刺性的反语。其实诗中“尔”“彼”对举，指的不是同一个人。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那些真正的君子们，是不会白吃饭的！”言下之意，这些人不是君子。亦正如“适彼乐土”一样，是指这儿没有乐土，别处有乐土。也就是儒家行仁政王道，“修文德以来之”的意思。它仅仅针对统治者中个别人和个别地区，并不是否定君子和乐土。这两首诗结尾都失去了应有的锋芒，显然是被“温柔敦厚”润色过了。
“诗三百”，经过孔子的润色，他便肯定的宣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什么叫做“思无邪”？就是没有犯上作乱的思想了，也就是“温柔敦厚”了。如果本来就没有“邪”，何必要这样评价呢？这语气很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孔子同季札一样，他所看重的是雅颂。他“乐正”的结果，是“雅颂各得其所”，这是他的侧重点。在“风”诗中，他又以《周南》、《召南》为侧重点。他对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这二“南”中的诗，在语言构思方面虽带有民歌的色彩，而人物却已变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且着重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不仅没有怨诽之词，还提供了一些形象化的礼仪教材，使人为之缅怀眷念。儒家的门徒，总是用“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来解释这些诗篇，也在于张扬周代的礼仪。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把学习诗，归结为两大作用。一是内容，一是形式。内容方面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礼仪）。所谓兴，是联想、振奋的意思。也就是从诗中可以得到启发，振奋精神。所谓观，也就是季札观周乐的观，观民风得失，欣赏评论，提高修养。所谓群，就是待人接物，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所谓怨，就是批评指正，表示意见，但怨而不乱。这样也就有利于事父事君。这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形式方面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增加自然常识，丰富词汇，学习语言表达方式。这话就字面看来，是针对三百篇的，其实是有区别的。能够有助于事父事君的，自然是那些各得其所的雅颂。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自然是那些民间歌谣。因为贵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倒是民间歌谣中，涉及生活面较为广泛，涉及到各种鸟兽草木。孔子教导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深知诗三百的语言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要儿子好好学习，大约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词汇丰富了，也就有话可说了。这样，“风”诗便成了孔子教材中所缺少的自然常识和语文课本，淡化了它的社会内容，显得“温柔敦厚”起来。
（四）诗言志
春秋时期，上层社会流行着引诗言志的风气。一帮贵族在集会或办理各种交涉时，往往用诗句来表示他们的意图，显示他们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方表示恭维，便赋《淇澳》；对方表示友好，便赋《木瓜》；为了表示出兵相助，便赋《无衣》；为了表示见机行事，便赋《匏有苦叶》；还有赋《坑忻贰罚硎臼奔洳荒芡涎樱桓场督僮印繁硎救搜钥晌罚桓场妒轿繁硎疽槿サ模簧踔粱褂懈场断嗍蟆防捶泶潭苑降模鹊取！蹲蟠分姓饫嗉窃芈偶幌省Ｏ骞吣辏９淖诱沟绕呷耍国君到了晋国。晋国的赵孟，请这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召南》中的《草虫》，其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赵孟听了很满意，随即谦虚的说：“不足以当之。”伯有赋《墉风》中的《鹑之贲贲》，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孟没有表态，背后说道：“伯有将被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种引诗言志的方法，也为孔子所承袭。温柔敦厚是宗旨，引诗言志是方法，两者相结合，用来宣传周代的礼制，这是孔子用诗三百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说，学习诗三百时，要跟政治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同周礼联系起来。
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有一次祭祖的时候，竟用了天子的礼仪，唱着《周颂》中《雍》这首诗来撤出祭品。孔子认为这种做法是僭越的行为，便斥责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意即诗中明明写着天子主祭，他们三家的厅堂上有哪一点配得上？
又如：“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中庸》）这几句诗出自《小雅·唐棣》，写家庭生活，和谐欢乐。诗句除去用了一个比喻外，语言平淡，不能算佳作。孔子把它跟“孝悌”联系起来，以阐发温柔敦厚的精神。
有一次孔子夸奖子路，认为他穿着破绵袍，与穿着狐皮袍子的贵族站在一起，能够心安理得，而不自惭形秽，于是引用《卫风·雄雉》两句诗来表扬他：“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意即不嫉妒，不巴结，有什么不好呢？这表面上是赞扬君子的正直质量，实际上是要人安于现状，安于天命，不要越礼。
《大雅·抑》写到个人修养的重要，《论语》上记载：有个叫南容的学生，把这首诗朗读了好几遍，孔子大加赞赏，竟将侄女嫁给了这个学生。
有一次，孔子与子贡交谈，《论语·学而》上记载道：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也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贫而乐”，怎么乐得起来？其实这用意是要穷人安于天命，不要怨诽作乱。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上至诸侯大夫，下至家庭个人，跟诗教的关系，都是围绕着“礼”来进行的。指责僭越，表彰孝悌，相信天命，重视修养，这些可以培育温柔敦厚的气质。
引诗言志这种方式，推而广之，往往只取一点，不及其馀，甚至离开诗的具体内容，把诗抽象化，当着数学公式似的来引用。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这是《小雅·缗蛮》中的诗句。黄鸟落在丘隅，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地方，怎能断言它“知其所止”呢？用它来说明人应该约束自己合于礼仪，实在很勉强。但谈吐却显得高雅风趣一些，收到了修辞效果。
据《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这段对话翻译出来，意思是：
子夏问道：“‘显出酒窝笑得甜，眉清目秀真妩媚，素淡衬托更鲜明。’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先用白底子衬托，然后再画。”
子夏又问：“礼是（在仁的基础上）后产生的吗？”
孔子说：“商呀，你给了我启发，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了。”
把对妇女容貌的描写，跟礼仪联系在一起，实在勉强。但这种讲课的方式，却显得活泼轻松一些，容易收到效果。与今日商业广告每每以美女招徕，作用相同。人们引诗交谈，能够显得高雅风趣，活泼轻松，这种修辞效果，也有助于培育温柔敦厚。
（五）君子与小人
前面提到“君子好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个君子，与温柔敦厚大有关系。温柔敦厚诗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君子身上。君子，也就是孔子所希望培养的社会官员。这一称呼，已经为我们所继承，一提起君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意味着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连阿Q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论语》一书，使用“君子”一词，达一百次以上，使用“小人”一词也有二十多次，而且君子和小人往往对举。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首先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其次是道德品质上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在于贫富，因为春秋末期，贵族没落成为穷人，已不稀奇。孔子自己就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种区别不在于贫富，而在于劳心和劳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知识阶层的官）是统治劳力者（劳动阶层的民）的，并受劳力者供养。劳力者是被统治者，是要供养劳心者的。这话说得倒也十分坦率。
《论语·子路》中记载：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提到的民，自然包括老农、老圃。樊迟想要学稼、学圃，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教育的新领域，但被孔子否定了。儒家学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轻视生产。孔子热衷于做官，便把他斥为小人，认为那是劳力者的事情，也就是小人的事情，樊迟要学习小人的事情，也就把自己等同于小人。可见劳心劳力决定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根据《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的通例，这里的百工，即劳力者，也就是小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所谓不器，就是不能成为只有某一种用处的器具，即不能去从事某种体力劳动。言外之意，君子是劳心者，治人者，是精神上的导师。《卫灵公》中的一段话说的更明确：“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所说的“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也是这个意思。
由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道德品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想到的是国家大事，懂得大义，道德，法律；而小人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恋家恋土，想得到小利小惠。“君子周（团结和睦）而不比（互相勾结），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为政》）这就决定了“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不必知道种田做工，而可以接受政治重任；小人不能够承担政治重任，只能种田做工。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
孔子对于君子和小人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先验论，“唯上智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看来难以改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即使劳力者可以学习，而学习的结果，则是容易被君子们使唤而已（因为变得温柔敦厚了），社会地位似乎仍未改变。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里面也有无义之徒，而小人里面却不会有道德高尚者。所以君子首先要接受温柔敦厚的教育，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然后再由他们去教化小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温柔敦厚了，小人就会像草一样，顺风而倒。
由此看来，温柔敦厚不仅是诗教、文学批评，也是德育、社会教育。君子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大学》上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乐乐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君子也就是民众的父母官，这里提到要顺从民意，倒是一种民主思想。儒家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孔子正是想培养一批君子，由他们成为“民之父母”，再去教化小人（劳动者），形成一种礼治的社会。当然，他所倡导的这种礼治的社会，是以西周文化、礼制为榜样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在复旧，因为孔子所说的西周文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他自己的理想化的成分，“大同”之说，就是明证。
（六）君子与中庸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四书·中庸》），看来，君子、中庸，与温柔敦厚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温柔敦厚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来源于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其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掌握适当的限度，兼顾不同的方面，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使言行合乎礼制。所谓中庸之道，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适中，适可而止。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从哲学上看，就是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急不慢，保持常态；从政治上看，就是保持一种礼制的社会秩序，人人都彬彬有礼，礼，其实也就是法律和道德。
温柔敦厚的诗教，对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来说，是不会被接受的。孔子周游列国，并未受到欢迎，在陈国还被围困，以致断炊。因为社会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有待于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去解决。时过境迁，到了汉代，就“独尊儒术”了。《诗经》的教学，立为博士，成了汉代经学的重要内容。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温柔敦厚对于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来说，则有参考价值，至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礼仪修养，抑制粗鲁凶暴，增进社会的和谐。
不过，中庸又可以解释为“中和”，《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看来，“和”是中庸的积极部分。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句话除了对小人有所贬斥以外，倒是很重要的。中庸之道的积极发展，是“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古代极高的智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立的统一，和平共处，社会和谐，互利双赢。这是我们处理内部事务和睦邻关系极为有效的原则。
中庸之道的消极发展，是“同而不和”，就是丧失个性，丧失原则，也就是丧失一切，成了对方的俘虏。这不仅在战斗的年代是绝对要不得的，即使在今天和平发展时期，也是不可取的。改革开放，面对世界的汹涌大潮，重要的是借鉴和创新。开始模仿，是必要的，一味模仿外国，就没有出息了。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就接近于堕落了。这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涌进，应该高度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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