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常识漫谈之 三 - 若耶，舟兮…… - 闪吧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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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常识漫谈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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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官制简述
府制度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一、职事官与散官&&&&隋唐的官员可分为职事官与散官两类。所谓职事官，就是指中央机构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十二卫以及州县各官。这些官员都有比较明确的职责权限。所谓散官，只是一种表示身份地位的称号，并没有实际的职权。《隋书-百官志下》说：“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执事官”就是职事官，又说“散官以加文武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凡职事官都是有“品”的，隋文帝时定九品三十阶，即自一品至九品各分正从，其中自正四品至从九品又各分上下阶。《隋书-百官志下》载，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从，而除上下阶”。唐初又恢复三十阶。大体说，九品又分成三品以上，五品以上及六品以下三个等级，表示着职事官的不同身分。三品以上职事官通常是指中央机构中的台、省、寺、监的首官和六部尚书、诸卫将军以及地方府尹、上州刺史。这一等级的官员一般是由皇帝亲自任命。四品、五品职事官多半是中央各部门的次官、要职（诸如给事中、中书舍人、尚书左右丞等）以及其下属各司、局、署一级长官。这一级官员通常是由宰相提名，呈皇帝御批。六品以下算是低级官员，他们的任命只需通过吏、兵二部铨选注拟并经过例行的审报手续即可。&&&&职事官都是流内官，此外还有流外官，《隋书-百官志下》说：&&&&又有流外勋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视流外，亦有视勋品、视二品、视三品、视四品、视五品、视六品、视七品、视八品、视九品之差。极于胥吏矣，皆无上下阶云。&&&&这些流外、视流外官都是胥吏杂色者。这些人若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课或有劳绩，可以升入低级的流内官。&&&&职事官与散官的名称始于汉代，到隋代才有明确的区分。隋文帝时，制定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紫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等为散官，以加文武大臣德行卓著之人。六品以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级分十六等，为散号将军，授予有功武官。炀帝时，废除四十三散号将军。至唐时才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文武散官制度。文散官从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二十九阶，武散官从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共四十五号三十一阶。其中有十六个散官号是专门授给归附的少数民族酋长的。按规定，凡九品以上职事官，皆带散官号，谓之“本品”。如果本品高而职事官低者谓之守某官，本品低而职事官高者，谓之行某官。&&&&二、勋官与封爵&&&&勋官本来是赏给立功将士的荣誉称号，后来文职朝官也有赏给的。隋文帝时，采用北周之制，定勋级自上柱国至都督共十一等。唐武德、贞观时有所改易。由于当时勋官与散官名称相同，不易区分，所以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再加以改革，定为十二转。&&&&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载，凡以战功授勋者，主要根据其杀获敌人的多少来评定其战功之大小，进而决定其勋转的授予。例如坚城苦战，功第一者，授勋三转。在两军对阵中，以少击多，杀获敌人十分之四者，称为上获，授勋五转；杀敌十分之二者，称为中获，授勋四转；杀敌十分之一者，称为下获，授勋三转。自高宗以后，战士立功授勋者动辄盈万。由于授勋太滥，所谓勋官，便成无用的空头支票了。&&&&除将士授勋外，其他朝官文臣以及无战功者也可授勋。这主要视其政绩之优劣而定，也有特恩赏赐者。五代承唐旧制，唯其授勋特重资历，对文武官授勋规定更为明确。据《五代会要-司勋》载，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庄宗敕曰：&&&&近代已来，文臣官阶稍高，便授柱国，岁月未深，便转上柱国；武资初官便授上柱国。官爵非无次第，阶勋备有差等，宜自此时，重修旧制。今后加勋，先自武骑尉，经一十二转方授上柱国，仍永为常式。&&&&但是这种制度未能坚持，所以后唐潞王时，尚书司勋郎李盈休又再次建议：“从今群官得叙封者，并请自武骑尉依次”。&&&&封爵也是享有某种特权的封号。隋唐五代的封爵，自亲王至开国县男共九等。&&&&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载：“皇之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皇太子子，为郡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诸子为郡公，以恩进者封郡王；袭郡王、嗣王者，封国公”。自郡王以下，文武大臣有功者均可受封。总之，获得封爵的途径有二条：一是靠血缘关系；二是靠立功。立功得封者，如唐初李靖曾封卫国公，李勣曾封英国公，德宗时李晟曾封平西郡王。但唐后期封爵也很滥。&&&&封爵本来规定有食邑若干户，这种规定实际都是徒有其名仅虚封而已。但若加上“食实封”若干户之类的名号，才能享有相应的封户租税，或者从国库支取应得的封赐。&&&&三、检校官与宪官&&&&隋代及唐前期已有检校官。那时的检校官是在正式任命以前而暂时代理某职的意思。如贞观六年（公元623年）唐太宗以魏徵为检校侍中，那是叫他暂时代理侍中的职务，贞观七年才正式任命为侍中。自玄宗以后，由于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检校官的含义就有所改变了。当时各种使职，特别是诸道使府立功的将校，大多带中央台省的官衔，上自三公、仆射、尚书，下至郎中、员外郎、校书郎。这些官衔均称为检校官。他们并不在该部门任职，只是挂衔表示其地位之尊崇和升迁之经历而已。例如杜甫，世称杜工部，其实他并未在工部担任过任何官职，只是在西川节度使严武幕府里当参谋时曾经挂过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头衔。还有带御史台职称的，如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等，这类称为宪官。如元稹有一首诗，题为《送东川马逢侍御史回十韵》，马逢并不是御史台官员，侍御史只是他所带的宪官称号，其实他是东川节度使下的一个幕职。此外，有的节度使还带“同平章事”的头衔，则称为“使相”，其实也是不问宰相事的。&&&&了解了唐代种种官称名号后，我们对唐代官员头上所戴的一顶顶“桂冠”就可以一目了然，例如《旧唐书-宣帝纪》载，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有一份制书称：&&&&以正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柱国、赐紫金鱼袋韦琮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中正议大夫是正四品以上的文散官，尚书户部侍郎是职事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是差遣，柱国是从二品十一转勋官。唐代规定，三品以上者才能穿紫色章服，佩挂金鱼袋，韦琮的散官为正四品上，职事官正四品下，不能服紫佩金鱼袋，故要“赐紫金鱼袋”。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又一制书云：&&&&剑南西川节度使、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李回责授湖南观察使。&&&&其中，剑南西川节度使是差遣，光禄大夫是散官，检校吏部尚书是检校官，同平章事是使相。只有成都尹才是职事官，上柱国是勋官，陇西郡开国公是封爵，食邑二千户是其所带的虚封。
隋唐五代－品阶勋爵制度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职官制度三省六部制确立。&&&&三师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为太尉、司徒、司空。隋朝的三省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内史省，即过去的中书省，长官为内史令；专掌机密，草拟诏令，参议朝政。&&&&门下省，长官为纳言，掌管审查政令，内书令草拟的诏敕如有违失，门下省可以给予封驳退还。&&&&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尚书省是执行机构，统管全国的各项政务，职权范围很广，下辖吏、礼、兵、都官、度支、工等六部。六部长官为尚书，与尚书令及左右仆射合称“八座”。&&&&三省之外，还有秘书省和内侍省。&&&&秘书省掌管图书秘籍的收藏与整理，长官为秘书监。&&&&内侍省是内廷的供给侍奉献机构，长官为内侍。&&&&在朝廷，除了上述五省外，还有太常、光禄等“九寺”以及国子、将作等“五监”。&&&&监察职官：御史台长官为御史大夫，以治书侍御史为其副，属官有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司隶台掌京畿内外的巡察，长官为司隶大夫。属官有刺史14人，掌全国郡县的巡察。后废司隶台，改派京官以司隶头衔出使巡察。&&&&隋初袭用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地方官制后。改州、县二级官制，以州直接统县。是中央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权力很大，凡在其辖区之内的州县皆受其节制。&&&&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中央省所拟诏敕有失当之处，门下省有权予以封驳，要求重拟。&&&&中书令二人为长官，重要的属官有中书舍人，掌参议表章、草拟诏敕及玺书册命等。&&&&门下省：以侍中二人为长官，重要的属官还有左散骑常侍二人，佐谏议大夫四人，皆掌规讽过失、谏谕得失。&&&&尚书省：以尚书令一人为长官，但此职例不授人，而以其副职左、右仆射为实嘉陵江长官。尚书省的官署又称尚书都省、都堂。&&&&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唐代六部分为三等：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为后行。&&&&唐代的中央职官可分为台省这和卿监官两类，前乾指三省及御史台，属于政务职官；后者指九寺五监，属于事务性职官。&&&&唐代九寺是：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是：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军器。寺的长官称“卿”，监的长官多称“监”。&&&&唐代御史台为最高监察部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御史台三院的设置与明确分东施效颦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御史监察制度已经发展成熟。&&&&唐朝的地方官制，一般说安史之乱以前是州（府）、县二级制；至唐中后期则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统称县令。
早于科举制的察举制度
&&&&中国的官制，从秦始皇时候起，才有了比较严密的制度，秦统一以前的两三千年，就不然了。所以我想先将远古到战国末年的官制发展情况，略予介绍，然后再将秦汉直到清末的官制分为三个题目来谈。这三个题目是：一、中枢机构；二、中央各部门；三、地方机构。&&&&一、先秦官制的发展&&&&“官”是管理事务的人。在原始共产社会时期，已经有官，并且还有分工。及至进入奴隶社会，国家出现，这时的官，性质与原来不大相同，他不仅是管理事务人员，而且还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爪牙了。因此，官在人民心目中变成了可怕、可厌、可恨的家伙。&&&&中国述说官制追溯最远的，似乎要属郯子。他是郯国（现在的山东郯城一带）的国君，于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6年）访问鲁国，叔孙昭子问到传说中少昊氏以鸟名官的事，郯子回答道：“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皡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皡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接着他列举各种“鸟”的职务。这段话自然是属于传说，其中可能夹杂着“图腾”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原始社会已经有了官的分工。&&&&讲黄帝以后的“唐虞盛世”，一般都以《尚书。尧典》作依据，它曾提到司徒、司空等等的官职。但这篇文章是后人所写的，不能说是实际情况。夏代官制，不大清楚。商代官制，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再参稽诗书的记载，大致可知道一些。&&&&就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说，商代之为奴隶社会，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它的官制，可以分为技术和事物两类。前者如史、卜之属，是有文化的；后者如臣、仆、宰之属，是由奴隶选拔出来的。而其时奴隶首领，每能掌握大权，如伊尹本来是“媵臣”，可是他敢于而且能够一度废掉汤孙太甲。这种情形，在中国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周代官制，从前多从《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礼》）的说法，认为它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其实它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其中若干官名虽是早已有之，但在西周，并没有那种系统严密的组织。所以要明了西周官制，我们只能依据诗、书和金文中一些零星材料。大体说来，西周除沿袭商代的若干官号，如师、保、傅、史、卜、宰、仆等等之外，在后世所常见的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宗伯等等，在那时都已有了。&&&&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官制大致没有什么变动。至于诸侯列国，由于互相并吞，有的国灭亡了，有的国扩大了，而扩大的国，土地、人民既然增加，旧的官制不能适合需要，自应有所添改。但就典籍记载来看，当时添改的不过是中下级官吏，至于掌握大权的高官，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分为两大系统，一是齐鲁等国，一是宋楚等国。前者是周的封国。它们和周王室一样，辅国君发号施令的人都是“卿”，并没有特别专名，如司马、司寇之类。至于宋为商后，楚的存在当周兴之前，它们并不采用周制，如宋的太宰、大司马，楚的令尹、大司马，都是对掌文武二柄的。不过卿也好，太宰、令尹、大司马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出身于公族的。这种现象，可说是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共同参与政治的遗留。&&&&战国时期，只剩了七个大国和一个微不足道的卫。各国的地盘更大了，不但中央机构有变更的必要，就是地方也急需加以增改。就中央机构来说，在秦开始确立了丞相（尊重一些的称相国）制度，同时“国尉”“将军”等称号也出现了。本来“相”这一辞，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如管仲相齐桓公之类，而齐后来又有“左相”“右相”。但管仲之“相”是动词，意为辅佐，并不是称号；而左、右相则可以认为是一种称号了，但它并不能明确表示出君王的威权，至于“丞相”的意义就不同了。因为“丞”与“承”通，“丞相”就是承君王之旨，辅理国政的意思。这样，虽说“丞相礼绝百僚”，但他是承君王的意旨来处理事务的。一般以为到秦始皇才进一步抬高了君王威权，这种看法自然不错，可是在秦始皇之前，他的祖宗已经开始朝着抓权的方向走了。再就地方机构来说，秦、魏等国已确立了郡县制度。本来春秋时期，地方单位已有邑、县之称，邑县长官在鲁称宰，在晋称大夫，在楚称公。战国初期，由于领域扩大，于是在内地称县，县有令，以民政为主；边地称郡，郡有守，以军事为主；守和令在当时并不见得有上下之分。迨中期以后，有些郡，人口加多，生产随之增长，因而民政也重要起来，这才将郡内划分为县，至此郡辖县的制度才确定下来。到战国末期，内而中央，外而地方，秦的官制，大体上已接近统一以后的情形，为秦始皇整齐官制铺平了道路。&&&&二、秦至清末官制的发展&&&&中枢机构&&&&秦灭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国。领地空前地扩大，一切事务，远非王国制度所能处理，因而在官制上需要加以全盘调整。其中枢，也就是发号施令的总枢纽，是以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寺三个机构组成的。丞相掌行政（若有二人时，加“右”、“左”字样，以右为上。二世时又一度有中丞相），太尉掌军政，御史大夫一方面是皇帝的秘书处长，一方面管监察（御史是史的一种，类似机要秘书，地位不高。秦创“御史大夫”一辞，意思是统帅秘书的人）。&&&&西汉初年，仿照秦制（汉改以左丞相为首），但文帝以后，太尉并不常置，而自武帝时起，丞相地位虽高，权力则渐缩小，皇帝常常通过内廷保管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庶政，有时更加给宦官以“中书令”的称号，也使他们与闻政务。因此，从昭帝时起，在皇帝年幼不能处理国政时，每用重臣、外戚，加上“大司马大将军”或别的头衔来令尚书事。到成帝时，尚书署的首长尚书令改用士人（以往是宦官），而“署”也渐以“台”来代替，于是尚书台遂发展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不但丞相的职权被它夺去很多，就是御史大夫的秘书处长职务也不复存在了。此时，一些从儒家经典中钻出来的官僚们，很不以秦制不师古为然，因而提议恢复古制，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个官号来代替丞相、御史大夫和早已不设置的太尉（这是成帝时候。成帝时一度更改，仍留丞相。）这样一改，大司马和太尉、司徒和丞相职务上还属相通；可是大司空是主水土之官，和御史大夫职务毫不相干，后者的秘书处长职务也由尚书令代替了，还没关系，但它的监察职务怎么安排呢？这只好将其属员“中丞”留下来，专司监察。于是“御史台”一辞出现，而在中国官制发展史上专门的监察机构才算树立起来。&&&&东汉初年，根据西汉末年制度，名义上的宰相是“三公”，或称“三司”（因为三个官都带“司”字。在光武帝中期，又去掉“大”字，将大司马改为太尉。又配合“三才”，太尉是“天公”，司空是“地公”，司徒是“人公”。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张角兄弟之称“天公将军”等，是有其渊源的）。不过，他们只是办些例行公事，至于发号施令则归于尚书台。其长官称尚书令，副手称尚书仆射（若是二人则分别加“左”“右”字）。东汉末年，曹操为了掌握大权，曾一度恢复丞相、御史大夫，到了魏初，又改从东汉原则。不过这时三公的权更小了，迨晋代的“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名称出现，这些高官几乎皆属空衔。而在魏初，尚书台也变成外围，成了执行的机构，至于发号施令，则归诸中书省。&&&&本来在曹操为魏王时，曾在其“国”中设立秘书令，掌出发教令。曹丕称帝后，因汉代的尚书台权势太大，成了实质上的宰相府，于是就把王国制度中的秘书令改为中书监、令。监是第一首长，令是第二首长。公署通称中书省，而尚书台渐渐也多称之为尚书省（三国时，蜀汉的官制并不固定，如诸葛亮为丞相，继他掌权的蒋琬称大司马，后来费祎、姜维都称大将军。吴的官制，有丞相、大司马等等，但与后世官制发展关系不大，不再申述）。&&&&晋代一遵魏制，中书监、令地位虽不很高，职务则很亲重，故有人目中书省为“凤凰池”。由于中书省权势日大，皇帝有些不放心，于是遂有南北朝时期侍中参予大政的办法。&&&&侍中从秦时就有了，地位很低。西汉中叶以后，皇帝才渐将这个头衔加在所喜欢的官员的本衔之上。至于没有别的官号，只称侍中的，地位也高起来。到东汉中遂设置侍中寺（晋时称为门下省）。南北朝时管的事务扩大，侍中乃成为省的长官，掌“尽规纳献，纠正违阙”。凡属重要政令，皇帝每要徵取侍中的意见，以集思广益，并制中书省的越分行动。中枢官制从东汉以来变化到这般地步，“三省制”事实上已经存在，只待遇机加以调整而已。&&&&隋文帝代周以后，就确立了内史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省分权制度（隋代避用“中”字，改中书省为内史省。废中书监，只存内史令。又改侍中为纳言，唐初又改从旧名）。以内史令、纳言和尚书令为宰相，间或以别的官加“参掌机事”名号，行宰相之职。&&&&唐承隋制，也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因太宗曾当过尚书令，后来就空着它不再授人，而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高宗以后，左右仆射渐渐不能参决大政，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虽在玄宗时一度改称左右丞相，也只具空名而已。这是制度之一变。太宗时，中书令、侍中因为位分较高，常常用旁的官加上“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作为实际上的宰相。自高宗以后，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中叶后改为二品）行宰相事，这是制度之再变。三省本是各有公署的，但后来各公署，除尚书省外，只是副首长以下办公的地方，至于成为宰相的侍中、中书令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居常同在政事堂讨议国政。堂初设于门下省，后移于中书省，又称“中书门下”，表示它是联合组织。这两个不同性质机构的长官们既在一起办公，而正式长官——侍中、中书令又不常置，于是审核一层当无必要，这样，门下省的审查职责，实际就落到给事中的肩上了。这是制度的三变。三省制度经过这几次改变，中枢机构事实上只有一个混合体的中书门下，到了宋代遂简称为“中书”（三省名称在高宗、武后和玄宗时候曾有几度改变：尚书省称中台、文昌台；中书省称西台、凤阁、紫微；门下省称东台、鸾台、黄门）。&&&&五代时期，在沿袭唐制之外，又有枢密院参与大政，首长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本来在唐代宗时就设置内枢密使，用宦官充任，掌承受章奏，很类似西汉中叶以前的尚书令。但在德宗以后，宦官抓到了兵权，内枢密使的职权就扩大了。朱梁时代改用士人，并改称崇政使。后唐又改称枢密使，但不用宦官。充当这个官的，大体都是皇帝的亲信，地位虽不及宰相之尊，权势则非常之大。所掌的初不限于军事，但到后周则渐渐不预民政，于是遂开宋代“中书、枢密对掌文武二柄”的先河。&&&&宋代中枢官制的变化，不但确定中书、枢密的“二府”制，各“府”的组织较前期有所不同，而且中书也经过了几度更改。最初中书只有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间有加同中书门下二品的）的宰相，太祖时又增加“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初起宰相人数并不固定，少者一人，多者三人；参知政事也是如此。到神宗改官制，确定宰相二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参知政事确定四人，名称改为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徽宗时，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余无变动。南宋初年，又将尚书左、右仆射的名称恢复，而将其所兼的门下、中书侍郎一律改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中书、门下侍郎以及尚书左、右丞则仍改为参知政事。孝宗时又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称改为左右丞相。从此到宋末没有再变。至于枢密院，除了枢密使、副使之外，又增置签署和同签署（英宗后改为“书”）枢密院事。有时以知枢密院事和同枢密院事来代替使和副使（上述各官，宋人习惯合称之为“宰执”，宰是宰相，执是执政，除了三二个宰相外，其余的参知政事和枢密院高官都是宰执）。拿旧制比较来看，宋代的枢密院很有点像秦代的太尉府。但秦代没有兵部，提不到侵权问题，宋则不然，枢密院号称“本兵”，它侵去兵部的权是很多的。&&&&与宋前后并立的辽金和灭宋的元朝，其官制有此共同特点，就是对汉人的防闲和夹杂着奴隶社会甚至氏族时期的残余，而辽代尤为突出。它的中央官制分为南北两面，南面官仿照唐制是用以位置汉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一切政柄都操在北面官手里。其中枢机构是北、南宰相府（这是第一次将“宰相”定为正式官名。而“南宰相”是属于北面官的系统，并不是南面官），作宰相的，不出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而且权势也比宋的宰相为大。辽虽然也有北、南枢密院，但其职务分别类似宋的兵、户二部，和宋的枢密院不大相同。&&&&金代官制多仿于宋而加以变通。中枢机构名称为尚书省，首长是尚书令，率以皇族和外戚充任。次为左右丞相，率以女真贵族充任。次为平章政事、次为左右丞，次为参知政事，汉人或有机会与于其选。至于枢密院则与宋制无大差别。&&&&元代参照金制，但尚书省曾有几度置废。大政总汇于中书省，其首长为中书令。世祖以后不常置，置则率以皇储兼领。其次为右、左丞相（元以右为上），多以蒙古人充任；其次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杂用蒙古、色目、汉人，但汉人至平章政事的极少。关于枢密院，制度虽与金、宋相似，可是为了防止泄漏军事机密，汉人是不许参与的。&&&&明初本用元制，有中书左右丞相等官。洪武中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处理国政，而指派翰林院等文翰机关选调几个官员掌草拟诏谕，加以殿阁大学士头衔，是为内阁之始。所以内阁实质上是皇帝的秘书处。但这时的学士仅只承旨办事，到成祖时，才简拔几个所喜欢的学士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和太祖时已不同了。不过这些学士们，官位并不高，权势还很小。仁宗以后，特别是到英宗初年，学士们多是四五朝元老，官位很高，而且皇帝幼小，他们权势和以往遂大不相同，俨然成为宰相。可是太祖曾有子孙不许设置丞相之诏，后人为了避免违制之罪，所以称大学士们为“辅臣”，首席的称为“元辅”或“首辅”。这些实质上的宰相，在弄权方面，比起从前的丞相反倒方便些，因为丞相向不直接草诏，而大学士却要“票拟批签”（票是纸片，票拟就是用一张纸拟旨）。这件事向由首辅执笔，因此明代中叶以后，抢作首辅的丑事，屡见不鲜。&&&&清初有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后来仿明制改为内阁，其大学士职务也大率相同。表面上满、汉各半，实则汉大学士只是陪衬。而在有议政大臣时，即满大学士之权也不如明代之大。迨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大学士更无多职任了。&&&&军机处源于雍正年间的军机房，当时因为对西北用兵，设置本是专为处理军务的。到乾隆年间遂发展成军机处，派满汉大臣为军机大臣（资格轻的为军机处行走、学习行走等），几乎每天要见皇帝，有什么命令，直接用军机大臣名义发下，称为“廷寄”。而外边章奏也直达皇帝，不再经由内阁。于是内阁大学士们只做些例行公事。用东汉制度来比，军机处很似尚书台，而内阁大学士则有类位尊而不重的三公。这种办法一直沿袭到宣统三年，才告废止。那时为敷衍立宪运动，成立了所谓内阁，有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满汉各一人。但行之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总上所述，从秦至清的中枢机构，其变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由丞相、御史大夫制到三公制为一阶段；由三公失权，尚书台代起以及陆续出现中书、门下省为一阶段；由三省制的确立及其发展为一省制为一阶段；由一省制到内阁以及军机处的兴起为一阶段。这种制度的一变再变，里面都含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皇帝要抓权。至于清末的新内阁制，则又当别论了。&&&&上面提过，中枢机构是发号施令的总部，号令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自然要有草拟制诏的官，现在附带提一提。&&&&秦及西汉，诏令大多通过丞相、御史大夫颁下，即由丞相属员拟好发出。御史大夫虽有秘书处长的职务，但所做的率属行政工作，如“受公卿奏事”之类，并不大管草诏的事，偶有下丞相、御史的制诏，并看不出有专官管理。到西汉中叶尚书台渐为政务总汇，草诏的事渐由尚书郎担任。三国曹魏则改属之秘书监、令。南北朝时又归于中书舍人（初称“通事舍人”），其制至唐中叶以前，无大改变。唐玄宗立翰林院，招集各色各样的人，如下棋的、绘画的……等等，作为政暇消闲之所，也找些诗文名家，假以学士之号，来谈论文艺，偶然叫他们代拟诏令，后遂发展为单独机构，名称“翰林学士院”，专掌重要诏令。其一般诏令，乃属之中书舍人。于是演成“内制”、“外制”之分（内制是翰林学士拟的，外制是中书舍人拟的）。这时的翰林学士院实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五代到宋，一承唐制，只是宋代间或不命正官，以“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代替中书舍人，以“直学士院”或“翰林权直”代替翰林学士，辽南面官也有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但职位远不如北面官“林牙”（契丹语译音）之亲重。金、元都没有中书舍人，文诰之事，金多归之翰林学士院，元则属之翰林国史院。明初袭元制，但直称翰林院，迨废中书省后，内阁大学士成为“票拟”谕旨的专官，翰林官的职务减轻很多。清初沿明制，但自军机处成立后，重要诏旨都归军机大臣或由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颁发，内阁大学士只管些例行上谕而已，成为闲员了。&&&&中央各部门&&&&甲行政机构&&&&秦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十几个，重要者九，所以后来有“九卿”之称。第一称奉常，“掌宗庙礼仪”，是古代巫卜的综合体。第二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等于侍从武长官。第三称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是禁卫军军长。第四称太仆，“掌舆马”，是皇帝车马的总管理员。第五称廷尉，“掌刑辟”，类似最高法院院长。第六称典客，“掌归义蛮夷”，是招待少数民族来朝的官吏。第七称宗正，“掌亲属”，是管理皇族（包括公主）事务的人员。第八称治粟内史，“掌谷货”，是租税赋税的总管理官。第九称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是宫廷的总务处。后来发展成机要秘书处的尚书台，原来是少府的属官。除九卿外，还有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掌营建宫室的将作少府等列卿。总观秦的九卿，除了廷尉、治粟内史和典客外，其余六卿，职务多是属皇帝私人方面，很少及于国政的。&&&&汉代沿秦制，惟名称多有更改。如奉常改太常，郎中令改光禄勋，典客改大鸿胪，治粟内史改大司农（一度称大农令），中尉改执金吾，将作少府改将作大匠。诸卿职务多有增减，尤其到东汉，少府所掌，部分归入大司农，组织大为缩小。而自尚书台发展后，卿的职务不但被夺，即地位也越来越差了。&&&&尚书署发展成台后，事务增多，在汉成帝时，遂派尚书四人，分曹治事。东汉至南北朝，曹增到二十多，于是合并三、四个曹，成为一部，部或五或六，还没有定制。隋代仿周礼六官才定为吏、民、礼、兵、刑、工六部，部有四司。唐沿隋制，惟在高宗时为避太宗讳，改民部为户部。从此直到清末，六部制基本未变，司则间有增减。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司的正副首领称郎中、员外郎。吏部掌官吏的铨叙和中下级官吏的选派，户部掌户口、租税的政令，礼部掌祠祀、礼仪、考试的政令，兵部掌军事和军器的政令，刑部掌司法行政，工部掌土木工程的政令。本来诸卿在秦汉时期是政务兼事务官，迨六部制立，他们只是事务官，一切须听部令，其职权之缩小，不问可知。&&&&诸卿职权，不仅受了六部侵削，有的更是由于新的机构之设置而被分去。如光禄勋在秦汉本为重任，但到曹魏，皇帝侍从改归武卫将军等统率，它就成了冷署，渐变为大宴时安排宴席的衙门（从南北朝时改称光禄卿，明清时称光禄寺卿）。又如卫尉，在秦汉时，地位仅次于光禄勋，也是从曹魏时起，卫士属于武卫将军，它渐变为管理军用器物的机关。又如少府，在秦汉时是个繁剧之司，可是三国以后，其职务分别为殿中、门下省所夺，沦为管理织染之署（隋后改称少府监）。又如大司农，在东汉时它本分得少府一部分职权，迨南北朝时，新设的太府寺又把它从少府得来的职权抢了过去，成为司农管仓廪、太尉管金帛的制度。又如太仆，南北朝以后，皇帝的车驾，不在职掌之内了，但将养马之责担在肩上，却还不是闲曹。至如太常、廷尉（隋以后改称大理，到清末未变）、鸿胪、将作大匠，算是没有多大变动，而宗正从金元特别是明清两朝，改为宗人府，以亲郡王领其事，看来气势反倒巍峨了。&&&&秦汉以及南北朝以来增置的诸卿，虽然间或有所并省（如东晋初和南宋初），但皆不久即恢复。到了明代，才裁减为六个，即太常、光禄、鸿胪、大理、太仆等寺卿（在南北朝以后，都加“卿”字，明清则称“寺卿”）和宗人府。其司农、太府归于户部，因此户部直接管理起仓库，以政务官而兼事务官了。清沿明制，二百六十年没有大的更改，但在光绪末年，因为实行新官制，除了大理寺升格为大理院外，其余的一律撤消名义，而将其职务分于各部（如太仆并入陆军部）。从此两千多年来的九卿制遂告结束。至于明清所习称的九卿，实际是拼凑的（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所谓“六部都通大”的首长号为大九卿），与秦汉之制已不相同了。&&&&清末新官制，实开端于咸丰十年（1860年）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设立，它是办理对外交涉的机构。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要求，改为外务部，并且列于各部之上。此后为了办理骗人的“新政”，陆续增设和改变几部，到宣统三年春，新内阁成立，共有外务、民政、度支、陆军、农工商、法、学、邮传和理藩九部，部有大臣、副大臣以代替旧日的尚书、侍郎。此外，还有海军衙门和军谘府（即参谋本部）。这种组织就是北洋政府国务院的蓝本。&&&&以上所述是中央行政机构变化的情况。大体上可以说是诸卿制和六部制的转化。在诸卿制时期，设官分职多属于皇帝私人事务。这是封建社会初期的现象。到六部正式成立，其职掌则属国政，即诸卿所管的也多不是皇帝私人事务。这是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的现象。至于中央行政机构，自然不仅是诸卿六部，如国子监、秘书监等等，还有很多，但其重要性终不太大，不再详谈。&&&&乙监察机构（附谏官）&&&&提到监察制度，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铁面御史”。其实御史本是君王的机要秘书，战国时，秦赵渑池之会，双方各有御史记录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可为明证。但淳于髠对齐王问，说御史执法在场不敢放量饮酒，这个御史似乎已带有监察性质了。&&&&秦始皇统一后，立御史大夫以副丞相，一方面掌天下文书，一方面掌监察，西汉沿袭其制。所以这时的御史大夫寺，还带有内廷秘书处的职务，不是单纯的监察机构。西汉末年，宰相变易名称，为三司制。御史大夫改为与原来职务毫无关系的大司空。其秘书处职务已由尚书台代替，至监察职务，则别立御史如，保留其原来的助手——御史中丞，以司其事。到这时，单纯的监察机构才算树立起来。此后由东汉以至南北朝，大体都相沿袭（东汉末，曹操为丞相，又恢复御史大夫，但在曹丕称帝后，又回到原来体制。又元魏时，御史中丞改称中尉）。至其组织，则秦时只有御史，汉改称侍御史，并偶置检校御史。御史既为监察之员，掌纠正官邪，号称“天子耳目”。魏晋以后，且许风闻言事，不必提出实在证据。御史虽为中央官，但在秦时即派出监郡，谓之监御史，简称为监。汉魏以后，御史派出巡视之制仍然存在。&&&&隋世，因避讳关系改称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并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专掌出外巡察。&&&&唐代御史台也以御史大会为长，而将治书侍御史改为御史中丞为之副（改名也因避讳）。下分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属之，资历浅者称“侍御史内供奉”，其职务不但管内外监察，并且和门下省的给事中、中书省的中书省人，分值朝堂，受理冤讼，当时谓之“三司”。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资历浅者也加“内供奉”三字。其职务主要纠察朝会时失仪和随驾检举非违。三曰察院，监察御史属之，资历浅者称“监察御史里行”，并偶尔添设员外监察御史或试监察御史。其职务虽也掌内外监察，但以对外为主（武后时乱改官制，曾一度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并分为左右）。&&&&五代及宋大致沿袭唐制。惟宋则御史大夫向不除科，御史中丞成了实际上的台长，而“内供奉”也都废除，只“里行”之制，间或有之。&&&&辽的南面官也有御史大夫等官，但实际无所事事。金元御史台都有大夫、中丞为之长贰，下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已往的御史台，监察权及于全国，至元代则因有江南、陕西二行御史台，其中央的御史台，职掌所及就不是全国了。&&&&明初曾仿元制，至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以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之长贰。下依当时省区（正名为布政司），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明末定为十五道）。这些监察御史虽规定“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但以所冠道名为主。又常就其中选员带着原衔出外巡按或监察的。至于地方上有较重要的事故发生，则派“都”字号的带衔出发，所以《明史。职官志》将总督、巡抚都列于都察院系统之下，而不视为地方大吏。&&&&清初沿明制，至乾隆十三年裁佥都御史，而右都御史和右副都御史又分别成为总督、巡抚的兼衔，而中央的只有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执行职权。至监察御史，到清末有二十二道，这是因为省区增加的缘故。&&&&以上是御史台发展的大概。下面再略述谏官制度以及“台谏”的合流。&&&&谏官始于秦，称谏大夫，后改称谏议大夫，掌论议设谏。魏晋以后，又有散骑常侍，地位略高，也掌侍从规谏。北齐以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皆属集书省，隋时并属门下省。&&&&唐代有左、右二散骑常侍，分属门下、中书二省，但以官高，不常除授，故谏议大夫事实上成为头号谏官。此外又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也分属门下、中书二省，资历轻者都加“内供奉”三字。&&&&宋初承唐制，但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这些谏官们徒有其名，多领他职，不务正业。于是另置谏院，以知谏院、同知谏院掌谏议之事。到神宗元丰改革官制，才废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辽仿唐制，南面官也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官，不过并没什么作用。金采宋辽之制，置谏院，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官。元不设谏官。&&&&明初，曾置谏院，有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但不久即废，而以给事中之官兼领监察谏职，于是从宋以来“台谏”职权混淆不清的现象，到此时逐初步合流了。&&&&“台”指御史台，其对象为内外百官；“谏”指谏官，其对象为皇帝。台谏职权原本不同。但御史纠劾，有时不免夹杂谏诤的话，于是弹文类于谏草。谏官纳谏，牵涉到用人时，常常要列举其人的劣绩，因而谏疏近于弹章。这样，台谏职权就弄得混了。其现象在宋时已极显露，并曾几度下诏厘正，但终于没见大效。明太祖可能是鉴于这个症结，才索性把两职合而为一，以免互相纠缠罢？&&&&给事中之民始于秦，是大夫、博士等加官，掌备顾问。汉代给事中有左右曹，分别审核尚书奏事。魏晋以至南北朝，才有专官，其职责则大致相似。唐代以给事中属门下省，专掌封驳（凡诏令下到门下省，给事中认为不相宜的，得说明理由，退驳回去）。宋沿唐制，无大改变。辽南面官门下省也有给事中，但备员而已，无何职责。金之给事中为内侍寄禄官，其职大异。元以给事中掌修起居注，也和古制不同。到明太祖废谏院以后，因而对于十三布政司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去监察，而对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不愿专属之都察院，于是将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稽核六部事务（还分别附带监察六部以外的各机构），并付以“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的谏职。这种“一身而二任焉”的给事中，地位虽不高，但由于他们有矫正六部违失之权，所以权势很大。明代公私文书虽常以“科道”并称（科是各科给事中，道是各道监察御史），但道在中央，威风比之科则略逊一筹。清沿明制，但在明代，六科是独立的，至清世宗雍正元年，将六科隶于都察院，于是科道表面上成为一家。&&&&以上是谏官制度以及台谏合流的发展概况。&&&&按监察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一大特点。这个制度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皇帝因为对百官不放心，怕他们营私舞弊，影响他的统治，才设置监察机构，专事纠弹，“以儆官邪”。但凡事有利即有弊，监察制度也是如此。作御史的不一定都是“铁面无私”，其中有意气用事的，有假公济私的，还有以“天子耳目之司”为权奸鹰犬的。如南宋初年，大卖国贼秦桧，看到某人不合己意，每示意给台官提出弹劾，就是一例。其实，即使“铁面无私”，所纠举的也未必都对。如宋神宗初年，才发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吕诲就上章弹劾，连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都感到惊讶。就作人来说，吕诲还可算作端直一流的，就是因为顽固，拼命反对王安石上台。幸亏宋神宗锐意改革，没有被这篇弹文所动摇，王安石才得展其抱负。假如碰到无定见的皇帝，恐怕“熙宁变法”未必能成为历史上的名辞了。不过，由于这个制度的存在，使官员们不敢放胆为非作歹，它对巩固统治上，并不能说没有起一定的作用。&&&&地方机构&&&&秦时地方机构是郡县二级。郡的行政长官为“守”；主军事的为“尉”；掌监察的为“监御史”，简称为“监”。这是中枢机构的缩影。其边郡或不设守，而以尉行守事。一郡辖若干县，大县的长官称“令”，小县的长官称“长”，各有尉掌治安工作。郡守及县令、长之下都有丞，类似办公室主任。惟郡丞秩位低于郡尉，而县丞地位则略高或等于县尉。&&&&汉郡制沿于秦，只是后来将郡守改作太守，郡尉改作都尉。至于属国都尉，则在新发展的少数民族地方有之，具有半独立的地位。边郡多无丞而代以长史。东汉初，略有改变，各郡都尉均裁撤，军民两政，统归太守，在必要时，可临时增设都尉。汉代地方上层机构还有诸侯王国，简称为“国”。其时王国的境土很广（如齐王有七十余县），而体制多仿中央，有丞相以辅王，有内史掌行政，有中尉主军事，也有郎中令、太仆等相当于中央九卿的官。到文帝时，渐感觉到诸侯王们尾大不掉，便采取分封办法，即在一个王死后，就原来境土，将他的儿子都封为王，各据若干县，以杀其势。或借口某王犯法，轻者削掉几县，重者收走一郡。迨景帝时七国叛乱平后，这种政策更加紧推行，不但诸侯王的境土小了，失掉反抗中央的凭借，而且还减损其体制。如为避免与中央官名雷同，将王国的丞相改名为相；或留王国各官的原名，而将中央的官名改变，如将郎中令改为光禄勋之类。这时，诸侯王的“国土”已不过一郡的大小。后来又实行“推恩”之制，就是除了王的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都封为侯，于是王的权力更小了。接着索性将王国的内史裁撤，而以相理行政。所以西汉中叶以后的公私文件，常见有“郡国守相”之辞。诸侯王，经过这几次改动，实际已是空有高位，毫无实权了。&&&&汉代的县制虽多沿于秦，但也有变动。如列侯的食邑称“侯国”，长官称“相”；公主封地称“邑”，长官称“令”；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称“道”，长官称“长”。至于丞、尉，不论县、邑、道、侯国，都是一样，只秩位高低不等。而大县的尉也不只一个，如曹操曾为洛阳北部尉，就是一例。&&&&秦的郡监制度，汉初没有采用。惠帝时虽又派御史监郡，但多不称职，文帝时乃改由丞相派属员到各郡巡视。武帝时，汉兴已百年，土地渐渐集中，大地主在乡里既为非作歹，而郡国大吏也多不遵守法令。这种情形自然会引起人民的不满，因而影响到皇帝的统治。于是将全国划分为十几个大监察区，叫作州，又称为部，每州派一个刺史。“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第一条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条是制裁大地主的。第二条是“二千石不奉诏书，遵守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是“二千石不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是“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这三条是为制裁郡国守相（他们秩位都是二千石）之贪赃枉法，苛暴偏私的。第五条是“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这一条是为制裁少爷们乱搞的。第六条是“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这一条是为制裁郡国守相和大地主勾结的。刺史秩仅六百石，地位并不高（六百石等于中级县令），但他所监的郡国守相，都秩二千石。为什么采取这以卑临高的办法呢？揆其用意，大概是因为他们入仕途年代较浅，世故不深，顾虑较少；而年纪又当壮盛，朝气犹存，敢于破除情面，放手去作。成帝时，改刺史为“牧”。哀帝初，又改归原制，不久复称为牧。东汉光武帝再改称刺史。此后直到东汉末年，因为干戈扰攘，因人而施，有的称牧，有的仍称刺史。但这时不论牧和刺史，都掌兵权，已不是单纯的监察官了。&&&&从魏晋以至南北朝末年，地方行政的郡县制度，大体上无甚变动，只是县的长官一律称令，“国”的长官，后来改称内史，至于公国、侯国的长官则称相，到隋统一后才一律取消。至于称州牧者多是国都所在之地，外州则率称刺史。不过，因为这三百多年，基本上处于分崩状态之下，没有战事的年月很少，于是刺史多加上“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或“持节监某州诸军事”或“假节督某州诸军事”的头衔，并加将军之号（太守也多加将军号），权势很大，至于不加将军的，当时称为“单车刺史”，大率都是庶族的人，高门甲第者是不屑于干的。&&&&在东晋初，北方地主阶级纷纷南迁，为了保持封建集团，多聚居一处，并不改原来地方名称，如南州、南兰陵郡之类，于是出现了许多“侨置州郡”。后来为赏军功，又分置不少州郡，到北周末年，已有州二百一十，郡五百零八，其江南的陈室州郡，尚不包括在内。到隋初，将郡取消，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余均称刺史。又聚若干州为一军区，长官称总管。刺史，总管都加“使持节”。但此时之州刺史，实际等于从前的太守，而总管虽觖然冠以“使持节”，其威势也远非昔比。因为这样一变，州的僚佐，也酌采近制，与汉郡不同。炀帝时改官制，以郡代州，长官复称太守，并增通守以为之副，其余也略有更动。至于县，长官一律称令，其下增主簿一官。&&&&唐初，改郡为州，玄宗天宝间，一度改州为郡，但不久又改郡为州。在称州的时候，长官是刺史，在称郡的时候，长官为太守，其职权和佐贰，没有什么大动，仅通守一官裁掉了。至于首都或陪都所在的州，率改为府，有尹和少尹等官。其军区总管，改称都督，僚属和州相仿佛。都督中有加“大”字者，例归亲王遥领，事务由长史代行。县级设官，和隋相同。惟唐代又恢复了对地方的监察制度，初行于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派卿监分签字巡察各州，得罢免或升擢地方官吏，称为黜陟使。后又派员四出，号巡察使。高宗以后，根据全国所分的十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有时称巡察使，有时称按察使，有时称探访处置使，名称变动频数，到改称观察使，才算大体固定下来。而这时节度使权力已很大了。&&&&节度使本是临时差使，始于中宗时候，其职权类似晋以后的使持节都督某某等州诸军事。本来唐代虽有军区的都督，但只管一般军政，职任不重，所以才创出节度使这个官号来，而且并不设在内地。到安史之乱前夕，边郡已有十来个节度使，所节制的兵员，多的七八万，少的三五万。安禄山兼范阳、卢龙、河东三镇节度，手下的兵约二十万，而且都是精锐，所以敢于造反。迨这次叛乱结束后，河北、河东都授予安史部将，而内地也分置节度使以位置有功的官员，于是演成“藩镇之祸”，弄得中央号令有时“不出国门”。&&&&节度使都带京官和御史大夫衔，又兼观察使以及营田、度支、外置等使，集军政、民政、财政和监察诸权于一身，简直是个土皇帝，其威风远远超过前朝的使持节都督。节度使有时置副手，称节度副使，其下属于幕僚的有行军司马、参谋、掌书记、判官、推官等等，属于军事的有都知兵马使、兵马都指挥使、都头等等，组织相当庞大。这些幕僚和军官，也是差使，都兼带检校京官衔（如杜甫就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为剑南节度参谋）。节度也偶尔有大使，和大都督一样，由亲王遥领，而以副大使知节度事代行职权。在节度使之外，有的州或置之防御使，或置团练使，也都是差使，地位略高于刺史。从唐末以迄五代，刺史大率皆用武人，于是遂启宋代以刺史为武职虚衔之制。&&&&五代和前后并立的十国，制度基本沿袭于唐，到宋代就大不同了，宋的地方行政也是两级，基层是县，设官与唐无大差异，但有时派京官为县的首长，称知某某县事，简称“知县”，体制比一般县令要高贵些。县之上，有州、府、军、监四级。自宋太祖行罢藩镇政策后，不但节度使逐渐成为空衔，就是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也不领本州之事，州政都派京官带原衔前去管理，称“知某州军州事”，简称知州。所谓“军”是指厢军（地方军队），所谓“州”是指民政。其僚属，属于军政方面的有掌书记、观察支使（只限节度州）、判官、推官（节度州判官，以京官充者称“签书判官听公事”）；属于民政方面的，则沿唐制，有各曹参军。至于长史、司马，根本无所事事，多用以位置被贬谪的大臣。府本沿袭于唐，除京府外，其职权、组织与州并没有分别。军也始于唐，但那时的军只管一部分军队，不理民事。宋代于沿边或冲要地区设置好些军，其规模小的，例由知县兼军使；大的则派京官（武的居多）带原衔去管，称知某军，地位等于小州，有的也辖一两县。监多属矿区，小的由州府兼管，大的派京官带原衔称知某监，地位也等于小州。凡军监的僚佐都少于州府。州府的副手称通判，始于太祖。在这两级行政机构之外，又有监察区，叫作路。不过，在宋代中央集权深入的政策下，这种组织的职权既不同于汉代刺史，也不同于唐代的探访处置使或观察使了。&&&&宋代每路有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副史、判官，一方面监察吏治，一方面收纳州、府、军、监所交纳的赋税，送至中央。又有提点刑狱司，长官为提点刑狱和同提点刑狱（由武官充任），掌稽考一路的司法案件。后来又增设提举常平司，长官称提举某路常平公事，专管常平仓或兼茶监专卖之事（微宗时一度设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学校的政令，不久即罢）。以上都叫“监司”。又有“帅司”，长官称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并兼驻泊兵马都部署（后改总管）或兵马都铃辖，例以当路所在知州或知府充任。这种帅司的辖境，有的和监司同，有的并不一样，如河北监司分东西两路，而帅司则分四路。帅司除军事外，也要受监司的稽查。&&&&辽的地方行政基层之县，设官仿唐。京都所在之地称府，有尹、同知、少尹等官。州府僚佐，略似宋而较简。辽有五京，各有留守司，有留守、同知留守、副留守等，分别兼府尹、同知、少尹，总揽军民诸政，各为一个大行政区，权任很重。辽也有地方监察官，但不常置。至于转运使，则只管收纳租税，不足称为监司。&&&&金代州县与辽制相似。府则有总管府、散府之别。总管府除本府民政外，兼掌所辖各地的军政，散府则只管民事。府官大致沿于辽，惟总管府则率以府尹、同知、少尹分别兼总管、同知总管、副总管。诸京也设留守等官兼府尹事，表面上与辽相同，但职权不似辽制之大。金转运使职同于辽，也够不上监司地位。因此曾一度以按察使兼转运使，以重其权。至于按察使，初本称提刑使，职务类似宋的提点刑狱，到章宗时才改为按察使。金末大乱，曾临时在外地设行尚书省，俾得便宜行事，其制到元代就成了比较固定的行中书省了。&&&&元代府、州、县制和金相似，只是在州制上，废掉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大州一律称尹，小州称知州，而县令也改称尹。又因为防闲汉人、南人，无论总管府、散府以及州县，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基本上以蒙古人充任。各级达鲁花赤的品秩虽分别与总管、府尹、州尹（或知州）、县尹相同，但权势是比较大的。在府州县之上有两种道：一种是掌军民之政的宣慰使司，有使、同知、副使等官。这种道并不普遍。另一种是掌稽查司法的肃政廉访司（初名提刑按察司），有使、副使、佥事等官。这种道几遍全国，分别受中央的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和陕西行御史台的领导，完全是监察机构。在诸道之上为行中书省，体制类似中央的中书省，也有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元末，在北方，曾前后设立几个中书分省，那是为了军务紧急，便于行事，并非固定制度。&&&&明代府、州、县的长官一律改称知府、知州、知县，惟京都所在的府尹之称仍其旧。其佐贰，府有同知、通判、推官，州有同知、判官（后简化为州同、州判），县有县丞、主簿，而无尉。府无总管府和散府之分，惟州则有直隶州和散州之别。“直隶”是直接归布政使司领导的，地位略高于府。散州则属于府。府及直隶州之上为道，道员例派布、按两司的僚佐领之。本来明初曾沿袭元的行中书省制，到洪武九年（1376）才改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长官有左右布政使，佐贰为参政、参议。制度虽然改了，但习俗上仍称为“省”。在一省中，除了负民政责任的布政司外，还有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因此，在明代省级最高机构有都、布、按三司之称。都指挥使司长官称都指挥使，佐贰为同知、佥事，是掌卫所政令的。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长官称按察使，佐贰为副使、佥事，是掌司法事务的。布、按两司的佐贰，本与长官同在省城，后来将一省划为几个小监察区，名为道，有“守”、“巡”之分，大致由布政司参政、参议派出都为守道，由按察司副使、佥事派出者为巡道。此外又有些没有地盘的专职道员，如督粮道、提学道等等，不再详述。&&&&除了小监察区外，又有以省为单位的大监察区，仿照汉代刺史制度，派监察御史前往稽查，号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简称巡按。这是差使，并非地方官员。不过巡按官阶较低，只能办理例行公事，遇有重要事件发生，每须派中央大员去办，于是有巡抚（有的称抚治）制度的树立。始于成祖永乐年间，初本为临时差使，到宣宗以后乃渐渐固定下来，且为便于执行职权，加上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和兵部侍郎以及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头衔。终明之世，巡抚始终不算正式地方官，前后变革既多，巡区也没有一定标准，有及于一省的，有不及一省的，有只辖几省边区的（如南赣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广东南雄、韶州，福建汀州，湖南郴州等六府州）。巡抚职权到后来渐大，但遇有军事问题发生，牵连到几省的，巡抚无能为，因而又有总督（有的称总理或总制）制度的产生，始于景帝景泰年间，初设于北边，嗣设于沿海和内地。其加卫以兵部尚书或侍郎为主，又因赋与监察权，另加都御史名号。自从有了都督，巡抚逐渐似总督的副手，而不设巡抚的地方，其职名率由总督兼领。&&&&清代县级设官，无异于明，仅佐贰多所并省，州也有散州和直隶州之分，但明代散州多有属县，清则不然（乾隆以后）。府官后来裁掉推官，而同知、通判又多派出去“分防”（在府境内），逐渐渐形成一个行政单位，名之为“厅”。又在的特殊情形的地方（在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设州置县都不相宜，于是也成立一厅，派同知或通判为长官。厅也有散厅和直隶厅，后者与直隶州不同，它很少辖有属县。府以上的道依然保留。不过明代的道员是差使，本身没有品级，完全看他所带的是什么衔，如带布政司参政衔的道员是从三品，带按察司佥事的道员则是正五品，而清自乾隆以后，取消兼衔，道员一律定为正四品。这样，道员就不是差使而是实官了。至于省级高官，因为卫所制的废止，都指挥使司随之裁撤。布、按两司虽一仍旧贯，而布政使只留一员。布政使在明代本处于省长的地位，所以有“藩司”或“方伯”等等别称，但在清代乾隆以后，总督巡抚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遂失去行政上的独立性而类似民政财政两厅的厅长了。&&&&清初曾沿袭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康熙后乃不派遣。到总督巡抚最初也变动不常，到乾隆时才固定下来，大致合两三省设一总督，每省设一巡抚，其无巡抚省分，例由总督兼理。总督例加兵总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卫，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提督军务衔（总督、巡抚都是简称，后更简化为“督抚”，其全衔，总督是“总督某某等处地方军务”，巡抚是“巡抚某处地方”）。经过这样一变，总督巡抚遂成为正式地方官，而巡抚乃等于省长兼军区司令，总督成了大军区的总司令了。&&&&清末改官制，道、府以下变动很小，省级则颇有增改，如按察使改为提法使，裁提督学政，设提学使，而东三省因地势重要，将旧日的旗营管制改为内地省制，总督且加钦差大臣头衔，以示隆重。&&&&综上所述，二千余年来地方官制，郡县两级，名称上虽然有些更改，组织也不甚相同，但实质上变动并不算大。至于地方高级机构则不然，不仅名称、组织常有更动，就是实质上的变化也极大。&&&&以上就是中国历代官制沿革的大致情况。
唐朝中央官制
&&&夏、商、西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凭借宗法血缘关系，以官爵世袭的一种制度。）。到春秋战国时，统治阶层改革旧有制度，更为了富国强兵，破格任用一些地位低下而才干出众的人。战国时期出现「军功爵制度」（按军功赐爵的一种制度。），又兴起「养士」之风，招揽有才干、善言辞的人才，不论出身，为国君、诸侯服务。到秦代则以「辟田」（开垦田地从事农业。）和军功为选官依据。但这些都不是完备的选官制度。&&&&到了汉代，为了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选拔官吏的制度，名为「察举制」。察举是自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也叫「选举」。汉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开「察举制」先河。惠帝、吕后（二人执政时间为公元前194－前180年）诏举「孝弟力田」，察举开始有了科目。&&&&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对策」（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名词解释：&&&&察举，主要是指在汉代实行的一种自下而上选拔人才的制度。察举就是考察以后予以荐举的意思。朝廷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的官员担任举主，依照规定贡上相应的人才，经朝廷检定后给予录用或升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虽把中国统一起来，但是秦朝只有短短15年的国祚，其间实行「中央集权制」，地方行政则实行「郡县制」。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是汉朝（包括西汉及东汉时期）的天下，长达400余年。在这期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官员，主要是用「察举」的办法产生，即由地方长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考察选拔人才，按照一定的科目和标准，向中央政府推荐（举），再经过适当考核（察），授予官职。&&&&汉代正式实行察举制度，是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当时有一位大思想家董仲舒，奏请汉武帝实行固定的选才办法──规定每个郡国要向中央推荐一名「孝廉」。汉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公布了具体名额分配和科目要求。从此，察举就成为汉代主要的选官制度。到魏晋南北朝，这个制度仍在推行，但主要是通过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形式，察举制度已非当时主要的选才办法——&&&&汉代实行的察举制度，除按照举期分类，分为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外；还有诏举、岁举与特举的区别。&&&&诏举&&&&诏举是皇帝因应某些特别事件发生而下诏选拔人才的制度。其特点是：&&&&（一）不定期；&&&&（二）多数是在发生天地灾异的年代才有诏举；&&&&（三）指定选拔某种科目的人才。例如：汉成帝二年（公元前19年），发生水旱灾害，皇帝下诏举「敦厚有行义能直言」之人。&&&&岁举&&&&岁举，规定地方郡国每一年都要向中央推荐人才，主要是举「孝廉」。有人数上的规定，即按各郡人口多少，举一至两人不等。这一办法是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确定的，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上的保证。&&&&特举&&&&特举，实际上是指特定或特别指定的科目，也称「特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贤良方正」，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才下诏开此科，目的是发掘有识之士，并授以官职。这一科目，一般也是在发生天象异常或自然灾害后才举行。此外，还有明经、至孝、勇猛等科——&&&&西汉－察举制的形成&&&&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主要方法。「选」的对象为没有官职的读书人，「拔」的对象是下级官吏。按规定，他们都必须是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由下而上推举官吏的办法，在秦代已有，但作为完整选士制度的「察举制」，则是在西汉时期才开始确立。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虽是「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夺天下）的，却深明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治国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诏求贤，辅佐帝业。&&&&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自己）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便是察举制度的开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对策者百人，唯（晁）错为高第」。这里说明当时不但有了考试（对策），而且还有等第区别，显示此时察举制度已趋成熟。&&&&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取为上第。这正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这时候，汉朝的统治者已从初期的与民休息、清静无为，转为积极进取，确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并以法治绳之，达到了学术思想、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三位一体的结合，使中央集权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先声－高祖诏举三老&&&&刘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与项羽的「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建立汉朝，即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他当上了皇帝，是为汉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刘邦和他的谋士鉴于秦朝国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长治久安。起初，刘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陆贾与他谈《诗》、《书》，他说：「我马上得天下，《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治国不能靠武力。后来刘邦采纳了萧何、曹参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使乱纷纷的局面得以稳定。&&&&早在刘邦立国的第二年，曾下令「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年龄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协助地方长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诏，把选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刘邦了解选拔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国向中央推荐人才，记录他们的「行」（品行）、「义」（仪表）、「年」（年龄）。要求郡国按一定标准推荐人才，开启了汉代察举制度的先河。&&&&2、形成－文帝诏举贤良&&&&汉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吕后（公元前187—前180年临朝执政）时期，均曾下令诏举「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赏赐，让他们「为民表率」，做乡官。这是汉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诏举三老」的延续。&&&&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文帝因为这一年发生两次日蚀，他深信这是因为上天对他施政的不满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过下诏求才，「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并由皇帝亲自考试──「对策」。对策的内容有四项：「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这一次晁错被选为高第，升迁中大夫。&&&&文帝的两次诏举，明确订立了举荐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试办法，也分出了等级，这标志着察举制度正式形成。不过，当时科目仅有一种，没有固定的期限，也没有人数的规定，所以制度还未臻完备。&&&&3、确立－董仲舒应策&&&&汉武帝时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举成为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举主为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丞相卫绾上奏说，被举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学，乱国政，请皆罢」，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这说明以儒学为正统，从这时开始确立。这实际上是武帝的意见。&&&&董仲舒是此次被察举者之一，由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认为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并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罚，又引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因此，治国以宣德政、施教化为主。此外，董仲舒还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关于用人，他说用「天下之贤人」，量才授官。最后，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术」，对其它各家「皆绝其道」。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略。这篇对策，武帝听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为上第，任为江都相。&&&&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诏举贤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被采纳。这是董仲舒对察举制正式确立和实行所作的贡献，并奠定了察举制度的基础。&&&&东汉－察举制的演变&&&&汉代察举制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举士」（选拔人才）与「举官」（提拔官吏）没有分开。而且，「选举」与「考课」没有区分。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无官职者），也有入仕者（现任官吏）。选举科目的设置，也是对现任官吏的考课内容。总的来看，考试（考课）是辅助形式，不占主要地位。这说明汉代对选才、任职官吏的考核还未制度化、严格化。&&&&到了东汉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时，开始对选拔与提拔的对象，施行「授试以职」，即进行文字方面的测试，内容有策、经、笺奏（章奏文体）等。初在部分科目，后向所有科目渗透，说明考试这一环节变得愈来愈重要。&&&&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诏辟四科，这所谓「四科」不是具体科目，而是与察举有关的四项标准。早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一次对策中，就提出「四科」的概念。这两个时期提出的内容亦大体相同。&&&&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时任尚书令的左雄提出「改察举之制」，主要内容是：&&&&（一）「限年四十以上」；&&&&（二）「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包括&&&&年龄及课试内容的规定。又提出「先&&&&诣公府」的办法，把考试分为两个层&&&&次，先在中央公府初试，再由尚书省&&&&复试。这是察举制度中考试环节的重&&&&大改革，是选才用才的一个进步。&&&&1、东汉的察举人数&&&&东汉时，由于察举制的弊端不断涌现，因而作出了不少重要的改革；其中察举的有关科目在人数上时有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各郡按人口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荐举名额。&&&&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下诏，指幽、并、凉州等缘边地区，人口稀少，「良吏进仕路狭」，为此，令缘边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推举一人。&&&&不过，仍有不少科目是以郡为单位，不论人口多少，郡之大小，推举人数均相同。如：安帝本初元年（公元107年）令郡国举「敦厚质直」各一人。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东汉时对「举主」任职年限，也有不同的规定。如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定「视事（解作任职）一岁以上至十岁」得举。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又定「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这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做法。&&&&2、年龄的限制&&&&汉代察举制度中，对被举者的年龄，在不同时期、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规定。这里简述东汉时的规定。&&&&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下诏规定：「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举」，规定举孝廉必须在40岁以上。但又规定：「其有茂才异行，不拘此例」，就是对有特殊才干者，可以放宽限制。上述规定，源于尚书令左雄的意见。左雄在关于察举改制的建议中提出「限四十以上」，但对于「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龄」，即学识、才干特别高的人，年龄不受限制。朝中有人反对左雄的意见，但顺帝十分支持左雄的改革，最终颁布了诏令。&&&&其实以上的规定也不尽然。如在征诏博士人才时，年龄限制则为50以上。到质帝（公元145－146年）时，又令郡国举明经之士，年龄限制在50以上，70以下。&&&&从以上例子可见，东汉时期对被举者年龄的限制，普遍偏高，这并不一定是好现象，因为此举无疑是对于青年才俊仕途的压抑。&&&&3、培养机制的确立&&&&汉代察举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在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确立，但如果从国家的需要出发，想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必须建立相应的培养机制，而这个机制由西汉武帝开始，至东汉时期发展至高峰。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提出了「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说明董仲舒是很有远见的学者。而且把养士（教育）与选士相结合的做法，从长远看，对改善行政官员的质素，至为重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都城长安（今西安）设立了太学──国家最高学府。进入太学的称为「博士弟子」，条件是年龄18岁以上，仪表端正。甄选方法有二：&&&&（一）由中央有关部门（太常）典选；&&&&（二）由地方郡县长官推荐。&&&&博士弟子在太学里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有《诗》、《书》、《易》、《礼》、《春秋》等。每一年考试一次，是选拔性考试，通「一艺」（一种儒家经典）以上，可以任官，考获较高等级的能任「郎中」。如「一艺」也不通，该名博士弟子会被打发回家，而推选他的人还要受罚。这样严格的制度，不只能培养人才，还直接为国家选拔优秀的官员。&&&&太学刚成立时，招收的学生只有几十人，以后规模愈来愈大。主要原因是课程（经）门类增多（如《公羊》、《左传》、《尔雅》等等），一种经就有若干博士。在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博士弟子的名额增至3，000员，东汉时更多达30，000人，为太学规模之极盛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察举】&&&&汉代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从公元220年到581年，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分裂纷争，政权交错。这时的选官制度，针对东汉后期大族名士主持乡闾评议及控制选举过程的流弊，改行「九品中正制」。但察举选士的办法仍在实行，不过退居次要地位。九品中正与察举本质上代表着两种选官导向。由于以九品中正为主，所以察举受到它的制约：由察举入仕者，也须经过中正品第，而且，入仕者的成分、升迁、地位等也受到相当的限制。&&&&附注：九品中正制——魏晉南北朝時的選官制度。在州郡設中正官，由該州郡在朝廷任職的人擔任，負責察訪本州郡士人，根據他們祖先作過的官以及本人的才能，劃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個品級，然後向朝廷推薦。朝廷對他們依品授官，品第愈高，官職愈大。&&&&这时期的察举制，仍以举荐为中心环节，而当中有所变化：&&&&（一）除岁科和常见的特科，如：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等继续延设外，其特科的设置更为灵活，范围扩大，增加了许多特诏科目&&&&（二）察举的对象，由原来的儒生、文吏两途，融合为一，儒生成为主体人选。这改变是从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开始的，规定「贡士以经学为先」。&&&&（三）考试范围扩大、黜落程度加深。东汉时仅对孝廉一科的考试、黜落较严，西晋时扩大到秀才科。&&&&（四）门第限制较宽松。魏晋南北朝时，下层人士通过察举入仕者，占了接近一半，在汉代仅占四分之一。至于高官子弟入仕，另有途径，不再通过察举了。总之，察举制的门第因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呈下降趋势的——&&&&附注：汉代除了「察举」之外，还用「征辟」的选拔人才方法，两者均为选士的重要形式。「征辟」与「察举」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前者不需要进行考试，也不需要经过地方荐举。&&&&此外，「征」与「辟」亦有区别。由皇帝直接聘请人做高级官员，称为「征」或「征召」，他们大多数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或闻名于世的人。如张衡精通天文历算、机械发明，被征为「郎中」。&&&&由官府（中央或地方）直接聘请人来任职，称为「辟」或「辟除」。被聘者只能担任低级官吏，如「掾史」等。在汉代，被皇帝征召做高官的人很少，而被官府「辟除」任职的人则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