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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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近影　　任成琦摄　　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现场，大江健三郎在认真地为读者签名。对每一位读者，他都报以微笑。　　圆框眼镜，八字胡，黑西服白衬衫。分明是一个干练的日本老头。　　签名售书、发表演讲、出席研讨会……一切活动都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大江这次在中国的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读者情缘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了。”演讲中，大江多次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感，他尤为珍惜这次交流机会。　　请大江签名的读者非常多，队伍弯弯曲曲，从图书大厦一直延伸到大街的便道上。无论《别了，我的书》、《愁容童子》还是《我在暧昧的日本》，许多排队等待签名的读者怀里都抱着他的好几本书。　　专程从石家庄赶来的封先生感受最深的是大江作品的“宽容性”。从事网络技术研发工作的他认为，大江“代表了日本文化精英的良心”。高龄的大江还要飞赴南京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点让他尤为敬佩。　　来自台湾的邱小姐曾经细细研读过大江的作品，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作。　　“也许同是东方人的缘故，读起来比加缪和萨特更有共鸣。”她说。　　北京十五中高二的曹同学一下子买了３本大江的书。他认为，大江的书“需要静下心来研读”。　　平时严谨的大江其实也经常幽默一把。在学术界为他举办的个人作品研讨会上，他“一丝不苟”地表示：“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鲁迅情缘　　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读者众多，一方面源自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声，一方面源自他浓厚的中国情缘。　　“我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１２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　　大江母亲的一位闺中好友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１９３５年大江出生时，这位女士在探望产后的朋友时，送了她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做礼物。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害怕受到监视，大江的母亲就把自己喜爱的那本敌对国文学家的作品偷偷藏在一个小箱子里。　　战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相继颁布实施，大江所在的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在物质穷困的年代里，作为孩子进入学校的贺礼，大江从母亲手里得到了那本尘封的《鲁迅选集》。大江清晰地记得，少年的他已经可以读《孔乙己》和《故乡》等篇章并为之着迷。　　“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大江有机会来到中国，则是１３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２５岁，是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见到了郭沫若、巴金、茅盾等著名中国作家，让大江欣喜异常。他引用自己日记里的话说：“我一生最喜爱书和树。看到这些人，就犹如在眺望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那一次来中国，让大江最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细致关怀。在北京访问期间，他东京的母校发生了一起游行学生被害事件。事发第三天，中方在全聚德宴请日本文学代表团，在门口迎候日本客人的周总理用法语安慰走在最后边的大江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　　多年后，大江回忆起这一细节仍然十分激动：“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　　那一次，面对享有盛誉的烤鸭，大江没有一点胃口。他想，他的一生应当为中日友好做些事。　　希望情缘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末尾的这段话，大江不但抄在了写字纸上，更深深印在心里。　　“在将近６０年的时间内，鲁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脱胎于鲁迅作品，这是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的题目。　　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大江２０００年在北京作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现在，他又在中国作第二次演讲。两次演讲他都谈到了他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他不但对北京的听众讲，也同样提醒东京的听众。　　对“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大江并没有太多考虑。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和东京年轻人的“和解”和“友好合作”身上。　　“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大江把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对话座谈，看作此次来中国的最重要的行程。　　“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而他演讲到最后，和中国的孩子们分享的，就是他少年时读到的《故乡》末尾的那段话。　　担任座谈会翻译的是１６岁的刘子亮。在座谈结束时，他把自己３年前翻译的日本中学生小说《了不起的劣等生》赠送给了大江。　　能够亲耳聆听尊敬的作家和智者的讲演，让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刘子亮感到很幸福。他说，大江所说的“未来”和“希望”，一定会成为他今后人生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小传　　日本作家，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９４年凭借作品《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Ｆｏｏｔｂａｌ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早期作品有《奇妙的工作》、《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此后发表《同时代的游戏》、《致思华年的信》、《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 ( 第02版)
（责任编辑：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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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缘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 任成琦
　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现场，大江健三郎在认真地为读者签名。对每一位读者，他都报以微笑。　　圆框眼镜，八字胡，黑西服白衬衫。分明是一个干练的日本老头。　　签名售书、发表演讲、出席研讨会……一切活动都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大江这次在中国的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读者情缘　　“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了。”演讲中，大江多次表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感，他尤为珍惜这次交流机会。　　请大江签名的读者非常多，队伍弯弯曲曲，从图书大厦一直延伸到大街的便道上。无论《别了，我的书》、《愁容童子》还是《我在暧昧的日本》，许多排队等待签名的读者怀里都抱着他的好几本书。　　专程从石家庄赶来的封先生感受最深的是大江作品的“宽容性”。从事网络技术研发工作的他认为，大江“代表了日本文化精英的良心”。高龄的大江还要飞赴南京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点让他尤为敬佩。　　来自台湾的邱小姐曾经细细研读过大江的作品，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作。　　“也许同是东方人的缘故，读起来比加缪和萨特更有共鸣。”她说。　　北京十五中高二的曹同学一下子买了３本大江的书。他认为，大江的书“需要静下心来研读”。　　平时严谨的大江其实也经常幽默一把。在学术界为他举办的个人作品研讨会上，他“一丝不苟”地表示：“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鲁迅情缘　　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读者众多，一方面源自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声，一方面源自他浓厚的中国情缘。　　“我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１２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　　大江母亲的一位闺中好友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１９３５年大江出生时，这位女士在探望产后的朋友时，送了她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做礼物。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害怕受到监视，大江的母亲就把自己喜爱的那本敌对国文学家的作品偷偷藏在一个小箱子里。　　战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相继颁布实施，大江所在的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在物质穷困的年代里，作为孩子进入学校的贺礼，大江从母亲手里得到了那本尘封的《鲁迅选集》。大江清晰地记得，少年的他已经可以读《孔乙己》和《故乡》等篇章并为之着迷。　　“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大江有机会来到中国，则是１３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２５岁，是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见到了郭沫若、巴金、茅盾等著名中国作家，让大江欣喜异常。他引用自己日记里的话说：“我一生最喜爱书和树。看到这些人，就犹如在眺望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那一次来中国，让大江最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细致关怀。在北京访问期间，他东京的母校发生了一起游行学生被害事件。事发第三天，中方在全聚德宴请日本文学代表团，在门口迎候日本客人的周总理用法语安慰走在最后边的大江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　　多年后，大江回忆起这一细节仍然十分激动：“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　　那一次，面对享有盛誉的烤鸭，大江没有一点胃口。他想，他的一生应当为中日友好做些事。　　希望情缘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末尾的这段话，大江不但抄在了写字纸上，更深深印在心里。　　“在将近６０年的时间内，鲁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脱胎于鲁迅作品，这是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的题目。　　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大江２０００年在北京作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现在，他又在中国作第二次演讲。两次演讲他都谈到了他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他不但对北京的听众讲，也同样提醒东京的听众。　　对“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大江并没有太多考虑。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和东京年轻人的“和解”和“友好合作”身上。　　“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大江把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对话座谈，看作此次来中国的最重要的行程。　　“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而他演讲到最后，和中国的孩子们分享的，就是他少年时读到的《故乡》末尾的那段话。　　担任座谈会翻译的是１６岁的刘子亮。在座谈结束时，他把自己３年前翻译的日本中学生小说《了不起的劣等生》赠送给了大江。　　能够亲耳聆听尊敬的作家和智者的讲演，让在清华附中读高二的刘子亮感到很幸福。他说，大江所说的“未来”和“希望”，一定会成为他今后人生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小传　　日本作家，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９４年凭借作品《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Ｆｏｏｔｂａｌ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早期作品有《奇妙的工作》、《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此后发表《同时代的游戏》、《致思华年的信》、《燃烧的绿树》、《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和《二百年的孩子》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