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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作者：曾琦云
　　一、马克思的宗教情感与宗教观
　　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显然是把宗教视为维护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了推翻罪恶的私有制，唤醒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必然要否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宗教，马克思给宗教的定义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后来列宁把马克思这句名言说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所以后来很多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工作者都把这个定义当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思想。
　　然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仅仅是一句比喻之语，并没有从本质上来规定宗教的定义，其真正目的是针对当宗教与反动的社会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时，会被这种政治力量用来欺骗和麻醉广大人民大众。因此，它着重从政治角度强调了宗教的欺骗性。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找到：“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从前面一大段论述来看，很明显马克思是在唤醒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使人们对宗教的欺骗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其实，这一观点最初并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海涅、布鲁诺?鲍威尔和一些教会中的人都使用过“鸦片”或类似词句比喻过宗教。
　　此外，将宗教比喻为鸦片还有一种意义，即宗教可以作为镇痛药治疗人们的创伤。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当时鸦片并不认为是毒品，而是一种昂贵的镇痛药，普通百姓用不起，只好向宗教求助。“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以同情的态度写的，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国民对鸦片的厌恶感加上故意宣传使这句话变了味。
　　马克思不仅同情劳动人民用宗教医治创伤，他自己早年也是一个充满宗教感情的人，早年的马克思不仅不是无神论者，而且曾经还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马克思生于德国普鲁士莱茵省一个律师家庭，这是一个有着犹太教传统的家庭，马克思受到影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马克思一生都在实践犹太教的人生理想，他所从事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从这里找到原动力的。马克思在中学期间随他的父母改信基督教新教，马克思17岁时的中学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情感和神学气氛，把宗教所提倡的献身精神进行发扬光大。他说：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后来，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将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彻底否定了一切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宗教自然也成为彻底否定的对象。然而，不管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哲学基础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作为一种人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两者都反对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反对一味追求个人私利，强调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反对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强调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理想王国（基督教有天国，马克思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在对待穷人的问题上，无论是宗教的救赎和普渡，还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最终目的都是要挽救众生出苦海之中。在拯救众生的方法上，基督教提出博爱，佛教提出菩萨的慈悲，都是先人后己，与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的主张有惊人的相似。
　　当然，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他的伟大思想与宗教的世界观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种区别首先来源于他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哲学虽然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但它去掉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先有物质，后有精神，所以所谓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是受到根本的批判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辩证的，所以它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哲学基础就与无产阶级要担当推翻旧世界的伟大责任联系起来，只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必然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正如《共产党宣言》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与宗教有根本的区别，还因为马克思一生真实地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追求着一种帮助弱势人类（无产阶级）的理想，因为宗教麻醉了这些弱势人类，所以他认为宗教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障碍，所以他采取了反宗教的立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结束语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告诉我们那些所谓哲学家和神学家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他们要让人民在追求来世的天国时忍受现实的苦难，是不能让人民群众去改变世界的。因为它麻醉了人民的意志，消蚀了人民的反抗，所以宗教是革命的绊脚石。
　　因为马克思一生在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批判尘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他在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就没有再写过一篇集中讨论宗教问题的著作和文章。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他的任务是从宗教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尽管如此，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马克思一生又必须与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宗教势力作斗争，所以他一生还是有很多著作都直接或间接论述到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论证了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
　　下面，我们就《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三部著作来论述马克思的宗教观。
　　《论犹太人问题》的宗教观：
　　这篇论文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两部著作的观点而展开的，其主要内容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初步形成。马克思反对鲍威尔把犹太人的社会、政治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神学问题（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犹太教受到迫害，犹太人的政治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只有获得人类解放（消灭一切私有制），即真正克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异化，犹太人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实际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马克思比较了犹太人在德、法、美三国的不同处境。他认为，只有在德国，犹太人的问题才是一个宗教问题，才成为一个神学问题，这是因为德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前提的宗教国家，“犹太人和把基督教作为自己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的对立状态”。在立宪国家法国，犹太人的问题却只是一个宪政、一个政治解放是否彻底的问题；也就是说，犹太人与国家的宗教对立、神学对立只是一个假象。在美国，连这样的假象也消失了，犹太人的问题成了一个“真正世俗的问题”。马克思说如果像美国那样“既没有国教，又没有大多数人公认的宗教，也没有一个教派对另一个教派的优先地位”，国家能站在一切教派之外的话，“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与国家并不冲突。
　　马克思依据黑格尔的理论，认为只有当国家超越了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差别这些“特殊本质”，宣布所有的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国家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政治解放。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并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而是社会压迫的表现形式。社会压迫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决不能把社会压迫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决不应该以为消灭宗教就能够消灭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决不可以把批判宗教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只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剥削制度，使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高度发达，人们不必再祈祷上帝的救赎的时候，宗教和宗教势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不存在了，那么宗教也就自然消失了。马克思说：“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虽然继续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已经开始用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宗教存在的社会根源。他认为人的精神压迫（精神桎梏）来源于物质压迫（世俗桎梏）。因此，人的社会平等的实现绝不像鲍威尔所说的要首先废弃宗教，而是要消除产生宗教的世俗桎梏本身，即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关系。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为宗教研究奠定了最基本的唯物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宗教唯心主义的本质区别，也标志着马克思本人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马克思的这一新的宗教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成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宗教观：
　　马克思早年是一个有神论者，具有虔诚的宗教情感，后来也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张过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当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便成为他“创立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论文不仅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也有观点认为此时的马克思仍旧有黑格尔思想的痕迹），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宗教观形成的标志，很多观点后来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内容。
　　《导言》一开头，马克思便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句话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指不要总是停留在对宗教本身的批判上，为批判而批判，应当去批判宗教产生的土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第二是总结德国前段宗教批判的历史意义，“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暴露了出来”，后一句后来译为“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窘境”更准确。其主要意义在说明，批判宗教不是目的，通过宗教去批判现实的私有制度才是目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把精力放在宗教批判上，而应该去揭露宗教赖以存在的土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接着，《导言》论述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说：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说明宗教的本质和起源，他认为宗教中关于上帝的一切属性和本质都是人类把自己的属性和本质自我异化的结果，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类本质创造了上帝。马克思接受了这个观点，但他比费尔巴哈更加深刻地揭露了宗教所产生的社会根源。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所说的那个创造上帝的“人”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不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知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此，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还没有进一步批判人所生活的环境――国家和社会。马克思认为，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之所以在人脑中产生，是因为人的背后有一个颠倒的世界，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因此人就把人的本质异化为幻想的救世主，希望在一个幻想的天国过上幸福的生活。既然宗教异化的根源是颠倒的世界，那么单纯地揭露宗教的异化现象就是不够的，更重要是要揭露颠倒的世界。因此，马克思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此外，《导言》就是提出后来影响深远的“宗教鸦片论”，后来甚至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核心内容。关于“宗教鸦片论”的观点，我们在后面还有论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宗教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剖析了国民经济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首次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用它来概括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劳动本身的关系。他认为，劳动（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其具体表现是：①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③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因为当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以及自己的类本质相对立的时候，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概念，初步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并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来说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说：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显然，因为共产主义实现了“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那么人类的劳动也变成了自由自觉的活动，因为共产主义实现人类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普遍拥有，“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从劳动异化的观点可以看出，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私有制才是异化的根源，而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不再属于个人，而属于人类共同所有，因此人类的劳动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
　　当个人把自己的利益从人民群众中分离出来时，他的工作和事业就必然为个体着想，如果当个人把自己的利益与广大群众合为一体时，就好像一个家庭，虽然彼此分工不同，但是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每个家庭成员都在自觉的劳动，那么每个家庭成员的工作既是个体的也是整个家庭的。共产主义亦是如此，只有把自己一滴水汇入到大海中去，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从这个意义来看，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家的牺牲奉献精神又是相通的（如佛教的菩萨精神，菩萨即是以利他作为自利的）。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特点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与宗教却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信仰，其原因也在于此吧？当然，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上面我们仅仅是用马克思三部论著来概括马克思的宗教观，实际上还有很多论著都论及宗教，如《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都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著作，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哲学基础，因为受论文篇幅限制，此处不再论述。
　　综上所述，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丰富多彩的，是博大精深的，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左”的影响，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仅仅归结为一句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造成了全盘否定宗教甚至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局面。今天我们来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宗教观，就应当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只有在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的基础上，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伟大意义，并指导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宗教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宗教观”的理论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我们应当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为此，我们应当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马克思彻底否定宗教（主要指基督教）是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时期我们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新局面。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为了唤醒无产阶级丢掉幻想拿起武器才能真正获得自身的解放，而虚幻的宗教信仰只能麻醉人民的意志。因此在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阶段，马克思只是把精力放在建设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思想武器上，这个思想武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制，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度。
　　那么，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世界，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但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恩格斯肯定了巴黎公社以法令形式确立的“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
　　因此，我们应当明白马克思等伟大导师只是要推翻反动派的反动统制，他们要打倒的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在宗教界来说要打倒也仅仅是少数僧侣贵族，绝对不是要打倒广大有信仰的劳动人民，更没有要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的意思。“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苏联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工人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苏联化，反对用革命手段去消灭宗教，不仅提出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要坚持信仰自由，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信徒具有传教的自由。
　　在我们中国，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与宗教界建立了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遗憾的是后来出现了极“左”思想，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受到破坏，很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仅仅归结为一句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因此造成了全盘否定宗教甚至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局面，这不仅给中国宗教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今天我们要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显然我们必须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我们要全面理解，在和平建设年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还必须充分认识“鸦片”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观点，其深刻性在于，它使人们对宗教的负面影响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这主要是针对当宗教与反动的社会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时，会被这种政治力量用来欺骗和麻醉广大人民大众。因此，它着重从当时的政治角度强调了宗教的欺骗性。
　　那么，当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显然不再需要用宗教去欺骗和麻醉人民，无产阶级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其思想基础与宗教哲学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从这一点来看，无产阶级是不是就要消灭宗教呢？
　　答案是否定的。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这个政权所面对的国家和人民大众离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还差得很远，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觉悟都差得很远，要在一个贫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即使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也不一定就能发挥他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这个时候有人信仰宗教，以宗教的道德来约束自己，这比什么都不信是不是更有好处呢？是不是更加有益建设和谐社会呢？
　　仅仅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句话就全盘否定宗教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那个时代把宗教的消极作用说得多一些也是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但即使是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并非全盘否定宗教。马克思早年有宗教感情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也肯定过宗教。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提及佛教的思维，持肯定态度。他说：“辨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一封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现出对一部佛教书籍的关注。
　　此外恩格斯认为，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宗教也曾起过“外衣”或“纽带”的作用，这个外衣虽然并非宗教的实质内容，但说明宗教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吕大吉所著《宗教学通论新编》对恩格斯的“宗教外衣论”引用了六个地方，其中《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也特别指出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诚然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多次农民起义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
　　由于长期“左”的影响，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我们还不敢说宗教有积极作用，也不敢说“宗教与和谐”这个主题，宗教是否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呢？日，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在深圳商报大厦国际会议厅二楼说：
　　宗教与和谐，这个追溯到十年前，十年前不敢这么说，2001年要开全国宗教会议，江泽民同志要讲话的，他说宗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能不能讲一讲？他是总书记啊，他就说了，你看看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说，我们引哪一段话？我说我读的书本不多，他们真没怎么说。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当然后面还有话，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宗教是人们的鸦片，钱钟书说那时候的鸦片不是毒品。这是共产党人宗教世界观的基础，麻烦了。说宗教是一朵梅花，不过是锁链中的花朵。总书记说我们与时俱进，我们自己来说，自己来说，他是总书记，他得找一个切入口进去啊！从哪里切入？群众性。由于宗教的群众性，往往构成一种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很好可以对社会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如果处理不好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强大的破坏性，关键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他们，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这个稳妥吧？关键是发挥积极因素没有错，任何东西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宗教不可以一分为二呢？肯定宗教中的积极因素，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
　　叶小文局长还多次讲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知道鸦片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毒品，它有镇痛的作用，此外还要联系这句话前面的话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不能断章取义。
　　江总书记对叶小文局长的话显然超越了“鸦片麻醉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践中的又一次突破性发展。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那么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不是再讨论的问题，而是宗教既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础，并且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与宗教群众相融合。宗教信仰者绝对不是斗争的对象，而是和谐社会大家庭的一份子。
　　第三，宗教是一种文化传统，虽然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在历史起过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清一色的思想专制，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发扬宗教的优良传统，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在论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宗教观时，我们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但就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来看却有相通之处，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家的牺牲奉献精神又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来看，宗教的无我奉献的道德精神显然突出地表现了宗教的优良传统，并且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着积极的作用。
　　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是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如在16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快而导致物欲横流时，正是新教伦理支撑并恢复了西方道德文明。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患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思想，我们都应尊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兼容代表其他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清一色的思想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早就说过宗教是文化，是一种文化传统，所以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他在审阅成立中国佛协的文件中亲自加上“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这句话（参阅论文《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
　　要发扬宗教在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继承宗教的优良传统，而不能简单搞一些“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形式。必须深入研究宗教的社会功能，它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只有真正挖掘宗教的优良传统，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文明健康的内容，才能促进宗教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叶小文局长曾经总结了宗教有三个功能：幸福追求、道德约束、终极关切。此外很多学者还说到宗教的很多功能，如社会整合（凝聚）功能，社会控制功能，心理调适功能，文化交往（传播）功能等。这些功能不仅可以促进和谐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
　　从精神文明建设来说，宗教从教义教规上来说，都有劝人为善、自我约束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总称为宗教伦理。宗教信徒遵守宗教伦理，与公民遵守社会公德，在很多方面是相一致的。例如宗教提出非暴力主义精神，倡导平等博爱，诚实守信，实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提倡的社会公德。当然宗教有着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些是共产党人予以批判的，但它追求天国，畏惧地狱的思想必然使每一个信徒在思想行为上约束自己，不为非作歹，因为他们害怕末日的审判。再如佛经的因果报应思想，也就使信徒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做人原则。因此，真正信奉宗教的人，就从思想源头控制了犯罪，无疑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再如佛教提出“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等六和敬思想，更是可以直接促进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某些方面如“利和同均”已经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
　　从物质文明建设来说，如宗教文化的交往（传播）功能与旅游产业的结合，就可以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此外，因为宗教是属于世界的，中国有五大宗教，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外，其他宗教都是世界性宗教，因此，促进宗教的国际交往，促进各宗教人士友好往来，就可以促进宗教界的外引内联，提高本地的知名度。
　　第四，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来指导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宗教观”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宗教观”。
　　马克思一生在从事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批判尘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以他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后，就没有再写过一篇集中讨论宗教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问题上。正因为马克思没有一本宗教学的系统专著，这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继承和总结，就需要花更多的精力，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专著和基本原理中进行概括和总结。
　　如前所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虽然被列宁说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但这本身只是一个比喻，并非定义了宗教的本质，更不能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一观点最初也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海涅、布鲁诺?鲍威尔和一些教会中的人都使用过“鸦片”或类似词句比喻过宗教。
　　什么叫宗教？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的定义，但我们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找到有关宗教本质的论述，从而概括出宗教的定义。从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出发，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人本质异化的结果，即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
　　所以马克思赞同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因此“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宗教的本质也进行了类似的论述，他认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角度来分析宗教的本质，将宗教看成是对现实的一种曲折反映，从而揭示了宗教的世俗基础和社会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本质的深刻论述，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宗教本质问题的理论指导。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论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并不是金科玉律和最终结论。客观地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经典论述，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宗教的本质，但到目前为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找不到对宗教本质一个完整的定义。所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理论课题。
　　总之，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彻底否定宗教（主要指基督教）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情的区别，宗教的内容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革命取得胜利后，宗教所处的时代已经与马克思时代有了很大的距离。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这就更加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吸收已有宗教学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做丰富和补充的阐述，让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与时俱进，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者单位：中共娄底市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