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贵译：白瑞华《中国报刊（）》（连载一）
按：09年冬天起我即开始此书的翻译，历时一年半才最终杀稿。后来在北大新闻学院一个会议上得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海老师也在翻译此书。当时王老师跟我分在一个讨论小组。但是王老师当天并没有参与讨论，于是失去了一次讨教的机会。冥冥中自有天定，10年来到暨大读研，在本校图书馆结识王老师。当时他来暨大图书馆查找这本书引用的中文报刊资料，出于敏感，我立马判断来者就是王老师。后来王老师说两人合作，我即将10万字的译稿交于王老师。于是后来就有了这本《中国报纸（）》在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但是不能向读者交代的是，书中有多处引文是我按照时人的文风所翻译，如书中第136页——
报界新况——据闻，有热心公德之某君，拟召集同人聚议设一新报纸于北方，形制一如南方各报。又闻，已有江苏某大员在京师筹得10万银洋，拟办一新报纸名为《中央报》，并延当下鸿士硕学以为主笔，凡中外新闻靡不精选细编，事涉东西洋之近切者尤加关注。新报纸所致力者唯和平耳，寻将呈请商部核准备案，不日内即可出版。观此，俾可知通国之内新闻事业已呈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之势耳。
将颁之报律——近闻，新闻出版律例一事，业经各部司衙门酌定，行将由商部恭呈御览钦定，届时各报惟有谨遵奉行云。
关于报刊登记之提议——据报，鉴于宇内报纸日有增进，商部忖度非所有报刊预先呈部登记，不足以行其保护与监察之职能。譬若粤省，报纸不知凡几，而旨趣迥别更不可以道里计，亟需一特别审查。是故有此说兴焉：俟该律奏奉朱批后，无论中外报纸或中外商民合办各报及华人在异邦所办各报，均得一体送部造册登记。报律前已草就，目下已送京师印刷注册总局刷印。
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可能会被我的翻译所迷惑，以为是从1905年出版的邸报中照录的，其实那个年代的邸报保留下来的机率微乎其微，很难看到原件。这其实是我闭门造车的结果。
&&&&现在既然王老师的书已经出版了，那我就把我的译本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吧。
本书简略描述了中国本土报纸走向消亡、近代形态报刊逐渐兴起阶段，中国报业发展状况。中国本土报纸与外来近代报刊一样，在中国现代报业产生过程中产生了同样作用——这种观点尽管新颖，但是也还有待史实的检验。本文只对这一时期中国报业发展的情况做一描述性概括，也不以上述观点为理论基础。所有的描述都有一手资料作为支撑。笔者翻检了后文中提到的报纸的部分或全部样刊，并且都尽可能详尽地对这些报刊的情况作了介绍，因此文中可能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脚注。文中出现的上角标为文献目录索引号，是为了方便读者校验二手资料准确性和笔者对补充资料进行说明而设的。
在此，我想对为本文写作提供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戈公振先生向我展示了他珍藏的某些早期报刊的存本，并且他在之前完成的杰作《中国报学史》中提到的观点也让本文受益匪浅，很多在其大作《中国报学史》中有过详述的观点被我无偿引用。梁思庄1、伍朝枢、英千里、林梅蕊2（）、傅步雅3（亦译傅步兰）诸先生分别竭诚提供了他们的尊人梁启超、伍廷芳、英敛之、林乐知、傅兰雅的生平资料。蔡廷干4向笔者提供了与其保持私谊的黄胜5的有关资料。驻华盛顿公使馆工作人员多次帮忙转达问讯。蒋廷黻6先生从尚未公开的北京档案中发现，美商威廉·亨德7（）在回忆录中提到的Shaow-Tih即袁德辉8。在我的请求下，胡霖（政之）、黄宪昭9、汪英宾10、许建屏11、福开森、卡尔&克劳12（Carl&Crow）、柏德逊13向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和他们著作的手稿或复印件。布克尔14(A.&W.&Burkill)，义理寿15（）、16（h），倭讷17（&r）和孟治18也为笔者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就中国本土报纸和中国印刷术提了很多自己的看法，这些观点对我颇有教益。贝托尔德&劳费尔19（）先生对我诲而不倦。袁同礼20先生在北平图书馆里帮我查阅资料，为此书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并提醒我注意书末中文参考资料127-140项中的部分文章。翟林奈21（）帮助我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搜罗资料。王际真22先生孜孜不倦地帮助我批检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卢祺新23（）24和颜福庆25（）三位先生帮我搜寻和利用中文资料。曾和我一起合著《北京日报名录》（）的赵锡禹26（-yu&Chao）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给我提供过诸多帮助。J·J·L·杜威达克27（）仔细评审了本书最初的两个稿本并提出许多批评性建议，并代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转达了他们的致意。洛斯卡C·E&·布朗28&（Roscoe&C.&E.&Brown）、沃尔特·B·皮特肯29（）和约翰·L·蔡尔兹30（John&L.Childs）同样对本书的修改稿提出过批评意见。富路特31（）教授、艾沃特斯··格林尼32（Evarts&B.Greene），恒慕义33（）,&罗伯特·林德（Robert&Lynd）、皮克（Cyrus&H.&Peake）35、詹姆斯·T·肖特韦尔36（）和王克私37（）粗阅了全部文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文责由笔者自负！
最应该感谢我的兄长托马斯·C·白瑞华将本书付梓！&
罗斯维尔·S·白瑞华
1933年7月于纽约
1.&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启超次女，早年留学加拿大、美国，先后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20世纪30年代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历任燕京大学，后。
2.&林梅蕊，美国监礼会教士林乐知的女儿，曾在中国创办最早的女学之一经正女学（1898年&5月由上海电报局长、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的民族资本家经元善创办）担任西文总教习并兼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
3.&傅步雅(1877-？),英国人，1877年出生在美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特殊教育专家。其父傅兰雅(John&Fryer)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创办上海盲童学校，1912年傅步雅从父命来沪接办盲童学校，并主持上海盲童学校历时38年，于1949年9月宣布退休。1950年4月，离沪取道天津转赴香港回国，卒年不详。
4.&蔡廷干-》
5.&黄胜(1830-?)，名达权，号平庸。香山(今中山)人。幼居，早年就读于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布朗的带领和香港的资助下，赴的学习，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1848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宇日报》主笔。1871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曾首次出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
6.&蒋廷黻&-，
7.&美国商人，“”书。
9.&黄宪昭，1888年生于美国檀香山，父母都是广东人。少年时代曾就学于瓦胡岛普纳荷学校（）。年入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士学位，是密大毕业的第1位华人，先后任路透社驻广州和香港记者、美联社驻广州记者、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英文《广州时报》主笔、燕大新闻系主任、沪江大学新闻系主任。1921年曾作为中国报界6人代表之一，赴檀香山参加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黄在任国民党《广州时报》主笔时政治上曾拥护孙中山，后与孙中山发生矛盾。1924年5月向路透社布散“孙博士病终”之谣言，被国民党下狱并判处死刑，后得外国友人说项，幸得免死，但被逐出广东十年之久。
10.&汪-，，“”
11.&许建屏&(1889.03.26-?)&，字鉴平，浙江嘉兴人。1907年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同年参加剑桥大学在上海的首次招生考试，这次考试仅有5名中国学生参加，许建屏顺利通过。1908年起任上海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的翻译。1909年任上海《渝商报》记者。1910年通过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招生考试，赴美留学，入密歇根大学。在校期间表现活跃，积极参加学生戏剧、演讲和校报工作。1913年获考夫曼讲演奖（），并于同年起担任密大校报《密歇根日报》（，1890年9月29日创刊）编辑。1914年密大毕业后，留美担任《底特律论坛报》（）新闻版助理编辑。1915年初回国，从事律师工作，间或为上海的中、美报纸撰稿。1917年应邀担任英文《大陆报》编辑。1921年出席檀香山万国报界大会及华府会议。1922年任《大公报》主笔、《大晚报》总经理等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工商部秘书。1934年任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41年沦为汉奸，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处长、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等职。1943年受76号胁迫，改任汪伪中央保险公司经理。
12.&卡尔&克劳（，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生前是著名的记者、出版商、广告商，曾拥有数家报纸，是著名的《大美晚报》的发起创办人之一。1911年来华，定居上海26年，并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广告公司，主持营业达19年时间，著名的老上海美女月历牌就是由他的广告公司首发制作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卡尔&克劳共写过13本畅销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四万万消费者》（。卡尔&克劳是中国近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辛亥革命期间他参与革命党人和清政府的谈判，促成了清廷逊位；民国大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参与解救西方人质的谈判；二战期间是第一批踏上滇缅公路的西方人之一。卡尔&克劳素来亲华反日，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为防止日本人报复而回国，1945年死于纽约曼哈顿。
13.&，上海英文，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1920年帮助中国设立了第一个大学新闻系——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
14.&布克尔，，祥茂洋行是英商中较大的企业，代理经租英商英法产业公司的所有房地产业务。
15.义理寿（1875-194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顾问和代购人，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
16.&，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驻华教士，著有《差会在华出版机构》（）一书。
17.&倭讷（1864-1954）英国著名汉学家，1937年间曾在中国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1922年著有《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一书。
18.&孟治（1900-1990），原华美协进会第二任会长，生于北京，是孟子72代孙，清华大学肄业，1919年五四运动中曾因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而被捕入狱。同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30年起任华美协进会会长，直至1967年退休，长期为中国留美学生募集善款和奖学金。
19.&贝托尔德&劳费尔（1874-1934)，著名的德裔美籍、东方学家，又是语言学家和艺术史家。1874年生于德国科隆一个犹太人家庭，1897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98年移民美国，1934年逝世于芝加哥。
20.&袁同礼（），字守和，人，出生于，是美籍华裔与，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毕业于，并进入清华学校图书馆（今图书馆）参考部工作。他于升任为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并于获选为会长。，他前往进修，获得学位，之后入学习，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前往各国考察与。回到中国，于担任图书馆主任，并兼讲授目录学。同年前往担任的图书馆馆长，并获选为书记。
21.&（），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史”专家、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1910年曾完成过中国的《孙子兵法》的第一个英译本。
22.&（）大学和。
23.&卢祺新（），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是第一个获得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服务报业杰出个人奖章的中国人，1941年并曾代表大公报在美接受“”。
25.&颜福庆（），字克卿，祖籍，清末民初外交家的弟弟。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医学院深造，由于他学习努力，刻苦钻研，于1909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是在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
26.&19251929，，
27.（1889-1954），又译作，荷兰人，，《》者。所著的《商君书》（1928年），既是《商君书》的研究专著，又是《商君书》的译本。
28.&洛斯卡C·E&·布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与人合著有《纽约州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历史》（1922）。他对新闻学也颇有研究，1915年3月14日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考证出英文“编辑”（editor）首次作为从事报纸工作的一种职业称呼出现的最早的时间。
29.&沃尔特·B·皮特肯（），生于密歇根州，死于加州帕罗奥多。1905年到1909年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讲师，1912年到1943年任该校新闻学院教授。生前写过多部自助书，其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出版的《人生始于40岁》（）。
30.&约翰·L·蔡尔兹（1889-1985），生于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市，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纽约进步运动的领袖。1911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州立大学，获新闻学学士学位。生前曾两次来华，1919年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教士身份来华工作，主要活动范围在北京地区。1922年初返美，1924年8月再度来华。
31.&（1894－1986），又译作傅路德，生前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1945年副会长，1946年会长），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55年副会长，1956年会长）。出生于中国北京通州，美国大学教授富善之子，双亲均为传教士。
32.&艾沃特斯··格林尼，20世纪30年代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33.&恒慕义，著名汉学家。，被美国基督教派到中国，在山西汾州（今汾阳）明义中学教英文。。
34.&罗伯特·林德（1879-1949），批评家，散文家。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曾在当地的皇后学院就学。迁居伦敦后，担任《新闻记事》的文学编辑。
35.&皮克（？-约1983），美国学者，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20世纪上半叶，与拉铰摩尔、费正清等人在美国掀起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同题的研究，开启了美国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取向，初步奠定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格局。
36.&詹姆斯·T·肖特韦尔，美籍著名历史学家，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先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00年取得哥大博士学位。曾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威尔逊总统的外交顾问团成员。
37.，---学，
第一章&中国本土报纸和“京报”
第二章&西方近代报刊的引入
第三章&中国人对外报的反应
第四章&王韬和《循环日报》
第五章&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
第六章&《申报》和《上海新报》
第七章&大众报刊的崛起
第八章&梁启超和维新派报纸
第九章&清朝统治者对新兴报刊的态度
第十章&革命派报纸
第十一章&新旧报刊之间的碰撞和互动
第一章&中国本土报纸和京报
早在19世纪以前，中国就出现了成熟的本土新闻传播方式。除了古罗马外，它可能要早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出现的类似新闻传播方式。在唐代（公元618-906年），宫廷消息就经常出现在公告一类的木板上。戈公振在其著作《中国报学史》中引用过的那些唐朝文献（指戈著引用的唐人孙樵《经维集·读开元杂报》内容——译注）就是这一类东西存在的证据，梅辉立（，1831-1878，一作迈耶斯，19世纪中期英国汉学家，曾任驻华外交官，1859年来华，著有《汉语指南》、《中外条约集》、《中国政府——名目手册》等书——译注）也就此撰文做过明确阐述。
这些手写公告板就是英语当中人们所说的“格塞塔”的前身。它们出现的具体时间目前还只能推测，在形式上跟公元前60年前后古罗马存在的《每日纪闻》很相似。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很早就采用布告这种传播手段了。甚至在公元前221年，封建的大一统王朝出现之前，一些诸侯国的国王就已经习惯将他们的敕命或诏告张贴在公共场所，供人阅读了，虽然可能并没有多少人能读到。在这个过程中并且形成一个传统，即对敕命和诏告加以解释，以便于那些不识字的百姓理解。到了封建统治逐渐稳固的两汉时期，对信息的复制和传递的需求大量增多。几乎与古罗马同时，在中国的长安和洛阳，也出现了一些服务于地方（州郡）长官的信息采集人员。他们采集信息的做法和形式跟古罗马从事手抄新闻的人很相似。古罗马尚未成熟的新闻信还没等到纸和印刷术的出现，就随古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亡了。而在中国，手抄新闻逐渐常态化，成为与王朝密切相连的机构运转中的重要一环。大概到了宋朝（960年—1127年）的时候，印刷术开始用于印刷邸报。可以肯定的是，到明朝（1368年—1644年）的时候，确实已经出现了印刷的邸报。
19世纪前，出现了极受欢迎的登载各类奇闻逸事的印刷品。这些印刷品如同1600年前后伦敦街头出现的登载民谣的大幅印刷品一样，经常在市井中发行流传，但是出版时间却是随机的、不定期的。它们大多配有插图或说明性文字。登载官方或一般社会消息的定期印刷物，如《嘉定报》（见图10-11），如果说在19世纪的中国已经出现的话，那也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文化上曾受惠于中国的印支半岛，一些原来中国的附属国发现了此类印刷品，这至少说明过去在中国确实出现过这样的一些定期印刷物。接下来本书将要探讨的内容仅限于19世纪的中国报刊发展史。这一时期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始呈现衰势，它在艺术上和制度上的优势不复存在。就拿在北京出版的京报——一种在中国早已存在并且高度制度化的出版物——来说，乾隆时期的也比19世纪的要好些。这一点可以从法国传教士龚当信（，1670-1732，龚当信1710年来华，初驻广州，1711年进京，1731年回国——译注）或其他一些18世纪的观察家对当时京报的描述中窥见一斑。
在所有制约报刊发展的要素中，最主要的就是民众的识字率很低，大概只有3%到5%&的人识字，也就是说大约在1000万人到2000万人之间，当然这个估计可能偏低。在这些寥寥无几的识字人群中，很多人对新闻根本不感兴趣，也并不有意关注。中国的读书人只习惯于往后看，对他们早熟的文明津津乐道，而很少关注当下或未来。除了一小部分官员或商人，一般的中国人都有着很强烈的乡土观，对家乡以外的整个国家都很少关心，当然对国家以外的异域就更少关注了。帝国内，地域观无处不在，这不但让整个国家自给自足、超然世外，在其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地域单元。人们安土重迁，较少出游，也很少互通信息；驿递的费用昂贵；道途艰难，就像一句中国谚语说得“好路十年走，坏路万年转（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民间对周邻发生的事情也有足够兴趣，但是不是基于那种强烈的新闻求知欲，也不足以构成支撑新闻纸发展的要素要求。
许多有意阅读新闻纸的人，却买不起报纸。在都城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倒是已经有了对外租阅邸报的行当。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虽没有直接限制出版物发挥其功能，但是却直接阻碍了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印刷费用很低，无论是旧的本土报刊或是新式新闻纸的印刷成本都很低廉。但是没有广告或额外津贴来贴补这点微不足道的成本。在中国经济里，并没有出现现代报业那样的运作模式——公众购买报纸的所需要支付的费用由广告费或津贴间接地分担。中国的新闻印刷品只能通过订阅或街头零售的方式收回成本，赚取薄利。社会上关于付费广告的概念根本就不存在。招贴一类的广告在中国很常见，虽然我们对它们具体的招租费尚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确信：肯定要比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低廉。许多店铺用代金券、营业卡和印有商店徽标的包装纸作为推宣单，也出现了靠在街头吆喝或前后胸挂广告牌游走来帮商家招揽顾客以为营生的人。但总体而言，广告还处在可有可无的低级阶段，而且广告主也主要是一些江湖郎中、药师、杂耍者、评书人、算命先生和客栈酒店。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广告并非必不可少。对一般的商家而言，只要在门口挂个幌子就足够了，装饰豪华的招牌尽管也不少，但是远没有幌子流行。商业市场是卖方市场，商家根本没必要采取竞销策略，或者要急于新产品生产或存货清仓。自闭的市场、家庭作坊式的生产、行业公会控制了大宗日用生活品的销售，使商业活动可以在无需大肆广告的情况下照常运转。越知名、越畅销的产品越不需要做广告宣传。这与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1612年诞生于法国巴黎的《杂志》，后更名为《小通告》——是法国最早的定期刊物，与其说是一张新闻纸不如说是一张广告纸。
当局对出版物的态度整体上对出版物的发展是有利的。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出版印刷品攻击当权者的行为，被视作煽动罪或谋逆罪。艳情小说虽然也在违禁行列，但是非常盛行。另外，出版物拥有放任自由所带来的所有利弊。一方面，没有垄断，没有特许权，没有出版税，无需执照，无需登记注册。另一方面，也没有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护措施。聚众到官府抗议是可以得到默许的。例如，19世纪末的时候，武汉的渡船船工们曾集体抗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引入蒸汽渡船，排挤了他们赖以谋生的人力渡船，结果迫使官方最后不得不作出妥协。在公共场所偷偷张贴布告——如果可能到的话贴到衙门的院墙上——是百姓发泄对胥吏的不满的传统方式。在由具有表意功能的汉字构成的汉语语汇系统里，没有版权之类的说法。没有人专门靠采写原创消息谋生，但是靠抄写复制消息牟利的人却为数不少。
帝国控制小报的手段不是通过津贴、新闻检查或其他皮毛手段，而是通过严格控制民众对政府活动的信息的需求这种更深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的。帝国的官厅衙门每天会通过官方出版物公布一些政府当天的政务议程，以供给民间报纸之需。民间报纸只能根据这份官报，照字面原封不动地誊印。虽然民间针对朝廷的自发的批评言论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是在帝国政权内部却存在一个叫都察院（明清以前称——译注）的机构，专门负责发现和检举官员的失职或朝廷的弊政。御史的条陈构成了对公众发布消息的官报的重要组成内容，有时所占比例还相当大。
这些报纸为了降低印刷成本，提高出版速度，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出版设备——由传统的木雕版演化而成的泥版（用碾碎的石膏粉制成）或蜡版（用蜂蜡和树脂制成）。这两种印版的制作材料都非常柔软，没有纹理，比木材容易雕琢出汉字，而且也可以反复使用。但是这种时间和成本的节省是以降低出版物的清晰度和美观为代价的。熟练的泥板刻工可以即期雕出反转汉字，无需在透明的纸上写一个正字，然后把脸贴到透明纸操作台下依样雕刻。凸版印刷术主要是木雕版，主要用来印刷对质量要求较高的邸报和每季度更新一次的缙绅录（旧时书坊刊印的全国职官录，亦省作“缙绅”——译注）。到19世纪的时候手抄新闻纸仍然很流行，只是售价要普遍比印刷的贵。大量流行的新闻纸一般是用泥版或蜡版印刷的，但是当新闻纸的需求量很庞大或需要套色印刷的时候，更耐用的木版就成为首选。印工们根据设计需要，将颜料轻敷在单块的木版上，印刷出不同颜色。
这种广泛流行的新闻印刷品，在汉语中叫作“新闻纸”，就是英语中的字面义。通常当有突发性新闻发生时，它们便会在一些较大的城市的出现，在里巷间以一两枚铜钱的价格被叫卖兜售，如果套印了彩图的话有时也可以卖到五枚铜钱的价格。这些新闻纸的内容僵化：专门迎合那些愿意付最少的价钱购阅新闻故事的阅读群体。因为只有登载符合他们口味的故事，他们才肯掏钱购买。中国的经济特点决定了登载无聊枯燥的新闻消息的日报根本没有生存空间。一般每张新闻纸只登载一个故事，偶尔也会出现一系列同类的离奇故事串联登载的情况。这些出版物尚未形成一种独立产业，只是印刷商的副产品而已，但是也显示出了一定的经营和进取态度。这一点可以从19世纪初广东出现的一些新闻印刷品所表现出的特质看出：
发生在公众间的任何非同寻常的事件，如地震、饥馑、外敌入侵、一场战斗、匪徒滋事，实际上任何事情（除了对政治和政府弊病的批评攻讦），都可以通过一张小小的印刷单而迅速传播开来。你可能突然就会听到街道上传来叫卖发生了某某事情的新闻纸的声音……1828年，我们到达广东后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法国领航船&“圣·阿罗门”（）号遭遇海盗袭击，就是通过一张这样的新闻纸获得的。1835年1月英国船只“特拉沃顿”()号在海南附近海域沉末的消息，也是从这种新闻纸上最先传来的……
——威廉姆·C·亨德著《老中华见闻琐记》（Bits&of&Old&China，亦作《旧中国杂记》）
这类新闻纸上很少登载官场消息，即便偶尔涉及，也都只是对官员有利的。马礼逊曾经翻译过“新闻纸”上刊载的一个故事，他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一个贫穷但有才华的书生，误挡了地方长官的驾，却被判无罪，因为他有在大堂上即兴赋诗的天赋。任何现成可得的新闻资料一到了印刷商手里，就成了他们的抢手货。例如一位即将离任的官员，写了一首抒情诗向广东百姓辞行，也被印刷出来售卖(指广东巡抚朱桂桢，见《中国丛报》第二卷7期第325页——译注)。此类新闻纸的走俏意味着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报道性的工作，但是还不足以催生出一批专司新闻采集和编写的人。最初，新闻纸上故事的结构都很简单，可能经过精心设计以迎合店员、手工匠、小商人（因为职业使然，他们接触到的人群都很简单）和大批执着于科场考试的失意举子、落魄文人的口味。这些人构成了城市居民的大多数，远超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可以看出，新闻纸的生产者们已意识到并致力于让他们的产品符合这大多数人群的阅读兴趣。
这证明曾有附带说明性文字或图画的新闻纸在不识字的人中间售卖。但是只有插图没有说明文字的东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证明是没有市场的。不识字的中国人都是从说书人那里获取一点新闻的。这些说书人兼有普通大众的娱乐者和历史老师的职能，他们很愿意在他们的说书内容中添加一些最近的战事、江洋大盗、判案和火灾之类的内容，以使他们的说书更加活泛生动。1841年广东发行的一种用韵文写成的插图新闻纸，用夸张通俗的语气描写了英国的“战争之人”（，一种风帆驱动的三桅战舰——译注）式战舰。鸦片战争（即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新闻纸上的插图传播到帝国遥远的地方。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的新闻纸一样，这些新闻纸自吹自擂，把每一次战斗都描述成中方大捷。这使得人们对战事的情况两眼一摸黑，只知道英国人被打败了。法国传教士秦噶哔（，，1835年经澳门入华，曾去过中国西藏和内蒙古等地——译注）曾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过这样一些配有插图的新闻纸，描写了禁烟大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
当中国与英国发生冲突时，秦噶哔正在中国北方游历，据说,&民间对战争有关情形,&议论纷纷,&但所得报道,&与真情实况,&多有相当距离。比如，他看到过一组四幅连环画：第一幅中林则徐被描绘成一个鸦片商，登上了鸦片船，买下了所有的鸦片，并支付定金；第二幅画着林则徐在差役和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登上鸦片船，他的这些差役随从正准备把他买下的鸦片从船上搬走；到了第三幅画中，这些差役亮明身份，把鸦片船上的船员全部抓走关了起来；在最后一幅画中，林则徐坐在大堂上审讯被逮起来的鸦片船的船员，并监督销毁所有鸦片。这些图画配有说明文字，被沿街廉价兜售或赠阅。
也有一些跟新闻纸类似，用于宣传目的的印刷品售卖，但是比较少见，因为宣传在这时候也是很稀有。在广东还出现过一张素食者劝诫人们宰牲为食的传单，每份只卖一个铜钱。在这份传单中，主角是黄牛和水牛，对肉食习俗和杀生的控诉也是从它们嘴里说出的。马礼逊曾在《中文文法》（，1812，该书招致清政府颁令严禁洋人出版基督教书籍——译注）一书中翻译过这份传单，他相信这份传单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亨德也提到过这份传单的内容。总之，在帝国严密的统治下，基本没有政治内容的宣传，甚至连非政治宣传都很少。儒家学者和道士们根本不屑布道，佛教徒也只对打坐参禅等佛法活动感兴趣。
据一个名叫deka的中国通在1867年写的一篇谈论新闻纸的文章中写到，他曾看到过为数不多的印刷的市场行情报告或价目表。
我曾看到过一份米行印刷的市场行情价目表，它的流通范围仅限于同业的米商之间。任何重要行情变动信息都被印刷在一小片纸张上，沿街叫卖。这些印刷品很多印刷低劣，有的刊登着各种文选单、武选单或鼎甲录，有的刊载着重要的布告法令。它们没有固定的出版日期，很难被称作“报纸”，尽管它们也确实能提供一点新闻信息。
尽管可能比所谓的“新闻纸”更不像现代报纸，但是京报是有规律出版的定期出版物，它们发行量巨大，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独立产业。然而它们文字艰深，只是办给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看的。这种京报由不同名号的报房，用不同质地的纸张印刷成不同的样式，售价也根据样式质地好坏有所不同。所有京报的内容都取自官报，而官报的内容则是由皇帝通过内阁——北京紫禁城内皇帝的最高级别的秘书机构——发布的。这些京报间唯一的区别就是对官报内容的选择有所不同。对京报来说，内阁每天发布的大量消息，远超出其每天出版时能够容纳的信息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省一级。中国的官报在品位和形式上都跟1926年华盛顿开始出版的《每日美国》不同，就像他们自况的那样：
翔实记录政府每日的公务活动……不掺杂编辑者的意见……只登载官方授权的内容……不加评论……
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没有查找到原文，但是发现一句与此非常类似的话，暂录于此。）
不同于英国的《伦敦公报》、法国的《政府公报》，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报，中国的京报不具备欧洲政府公报的政府公告发布功能。然而京报上经常出现政府公告文件——只有极少情况下才不会刊登——这证明它的权威性其实并不差。更重要的是京报的内容都是直接来自皇帝，而不是朝廷官员或皇帝的秘书班子，因此它比欧洲的政府公报更有信誉，可信度更高。外国人对京报的看法大相径庭，它们要么经常把中国的京报看作是中国政府的公报，要么就以轻视的眼光认为它们根本算不上政府公报。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85年3月在一份电报中说：&
京报是外国人对几种分属不同投机商的小报的统称。凡是他们所能获得的皇帝上谕和大臣奏章，他们都拿来印刷。因为不是政府公报，事实上京报很少能刊登真正重要的政府文件。敕令和上谕是皇帝的决定或命令，在宫廷中有正式存记备案。所有法令要生效必须经皇帝颁旨及存记,&而刊登于京报与否,&则非必需条件。
这封电报发出时，正值中法交恶的年之间，当时法国军队在军事态势上正从越南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注）一带向中国施以全面压迫。1876年英国人迫使中国司法当局公布了马嘉里（&&）被杀案（马嘉理在未获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率领一支200人的测路队，前往中国云南边境，日，在允蛮附近被杀，此即所谓滇案。英国公使威妥玛趁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中有一条说：“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对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在京报上公布[见译署函稿卷四]”，李鸿章予以拒绝，因为政府无权报房何者该登，何者不登。英国又提出折中条件：有关该案的奏折及谕旨，须列入告示，张贴全国，以两年为期，开了将京报拉入外交交涉案的先例，为以后列强所效尤——译注）的处理结果，之后各国驻北京的公使馆经常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刊登道歉的上谕。至迟到1900年北京义和团拳乱之前，外国公使团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发布禁止民间参与义和团活动的命令，但是遭到中国方面拒绝。中国方面自然不愿意发表这种让他们蒙羞的内容。此前，当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全部主权的时候，事关外人事务的上谕和奏章经常可以出现在京报上。1723年，非常关注“京报”上登载的关于福建天主教多名我会的消息和随后发生的驱逐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运动（该事件的起因是福建两名多明我会教士和地方政府发生纠纷，福建总督满保上奏雍正帝请求全面禁教。雍正下旨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后经在京德耶稣会士多方周旋，所有天主教士被遣送到广州。龚当信发现对于它们至关重要的这次事件，其前后经过都刊登在“京报”上，这一偶然发现促使其开始留意“京报”——译注）。在这次驱逐天主教神职人员的运动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因为科学目的被允许继续留在北京。
赫德笔下的所谓“投机商”事实上都是一些有背景有来头的出版商，他们能向内阁派进抄工抄录“科钞”，内阁在这里扮演了现代的记者室的角色。对这些通过官驿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抄报以服务官场读者的出版商来说，向内阁指派抄工不但是合法的，而且多少都得到过官方的认可。
最早的京报的叫“邸报”。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它成了首都报道或首府京报的通称。但是在汉朝或唐朝，“邸”是省一级地方长官常驻首都的代表的办事处。“邸报”的由来，就是因为最初是由“邸”这个机构誊写和发布的。“京报”的名称大概在清初才流行的，最初是著名的印刷房——荣禄堂印制的京报的名称。“驿报”或“塘报”专指由驿站或提塘传递专供官员阅读的文报。在所有这些名称中，“抄”或“钞”可以跟“报”互换。如果严格区分的话，“抄”和“钞”一般不是指北京出版的京报，而是指各省据以制作的复印本或抄录本。
便宜一点的京报一般都有装饰封面，但是更多情况下仅有一个有名称的简单的黄封皮，有时候甚至连名字也省了。有些在官员间发行流通的京报只有要送达的官员的官职头衔。用于售卖的、质量较好的京报开始偶尔使用标题了（见图2，3，9）。印刷京报的印刷机构叫“报房”，有时各个报房也在封面上印上报房名号或把写有报房名称的字条贴到封面上（见图1，6，8）。时任英国驻北京总领事阿礼国（&，年在任）曾到访过京城郊南的报房集中地，并写道：
报房约有十余家,&印制有数千份。由报房直接分送给订购者,&也有整批发售至外省者。报房都是私人经营,&以售卖京报谋利。
19世纪初的时候，通过私人的民信局传递小报到各地的速度通常要比走驿道的官驿快很多。在北京，信局的脚夫可以迅速地将小报分发出去，有时候他们甚至是跑步分发。如果租阅的话，费用可能只有购买价的很小一部分。信局的脚夫沿着固定的路线寄递物品，收集待寄品，然后再把它们分发出去（读者如欲了解此中详情，可参阅齐如山《清末&京报&琐谈》一文——译注）。便宜一点的京报一份只要8枚铜钱就可以，或者每月按大约25文订阅。手抄小报要贵很多，每月订费大概合5元，这不仅是因为手抄版清晰易读，而且还因为手抄本迅速快捷，最贵的要数从内阁直接抄录而来的。整个帝国内流通的小报，包括各省翻印的和各种手写的，大概有几万份。卫三畏1848年在《中国总论》（）中说：
在城市间，“京报”广受士绅和读书人的阅读和谈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能时刻熟悉统治者的秉性和举止。这比古罗马人通过格塞塔了解元首和元老院更容易。在各省有数以千计的人靠抄编“京报”，卖给买不起全份“京报”的人，找到了生计。
卫三畏居京多年，先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1883年（卫三畏第一次修订《中国总论》的时间应为1887年——译注）他在此书的修订版里仍然保留了这段记述。
大清王朝的成文法《大清会典》规定：“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录刷印转发各省”（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三》——译注）。但是实际上到了19世纪，许多提塘官将自身印刷京报的职责工作委派给了特定的报房。对这种印刷的监管有时非常松懈，为此，1873年经皇帝同意，检查机构不得不发布了一道严厉的命令，要求京报印制者务必保持每天印刷的京报不少于10页或20面，同时要求一份文件务必要在一期中完整登载，杜绝分期连载，尤其不能删略关于税收豁免政策的条款，违则严究。比私自刊印京报官定本更严重的犯罪是发布未经公开的阁议内容。这种事情1853年曾发生过一次。此前的1836年也曾发生过一次，那次直接导致道光皇帝发布一道谕旨，确认：除朝廷的一般政务活动外，其他事关国家机密者一律严禁公开。裨治文曾翻译过这条谕旨，内容如下：
谕内阁：近日外间传阅私钞，多有未经发钞之件，如本日某衙门值日、召见某人、科道某递封奏一件，此等探事恶习，本干例禁。朝廷政事，具有体制，其由内阁钞出各件，例得宣示。朕综理庶政，无事不可布告臣民，至事关严密，本非外间所得与闻，岂容任意讹传。概行宣播，且刊刻私钞，纤悉毕登，不但洩漏滋弊，甚非所以崇政体而昭严肃。嗣后著御前大臣饬令奏事处值班章京等严行查禁，毋许再有讹传私钞，以昭慎密。傥查禁不力，仍蹈前弊，惟该大臣等是问。经此次饬禁后，如再有私行刊刻者，著步军统领衙门严拏究办，毋得视为具文。[宣宗实录卷278&&道光十六年二月庚申]
在北京发行的全版《京报》一般包含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边报露布、官员觐见、皇帝任命口谕、官员请假、皇帝次日公开活动的日程安排等（见图3，6）；第二部分包括皇帝的敕令、政令或者稍长一些的御批（见图2，4）；第三部分是各级官员上呈皇帝的奏章，这些都是经皇帝同意下阁抄发的，如果奏章上有皇帝的批复，其效力等同于谕旨（见图7）。第二部分中，篇幅较长的御批通常排在相应的大臣奏章之前。第一部分俗称“宫门钞”，类似于欧洲封建王国的法院通函。在北京，“宫门钞”可能有不同的抄录版本；在各省，翻印或抄录时经常有所删减。不管在哪儿，只要能引起大家异乎寻常的兴趣的谕旨，都有可能被印刷成单页，以新闻纸的形式在街头兜售。从“京报”上录译有关内容，成为在华外文报纸或杂志常见的事情，而且许多翻译内容被结集出版。马礼逊和包克私（）曾作过京报内容的比对研究。一些决策分析和制定者，如英格里斯（，&，英国保守党政治家英商颠地洋行股东——译注）和威妥玛（Thomas&Wade，英国人，曾于19世纪末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此人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威氏拼音法——译注）根据京报上透露出来的消息研究中国政情。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式的政府组织体系下，政府承担了很多工作责任，结果就是通过京报公布的官方文件中就承载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此外中国的京报还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生活甚至是经济生活。外国人早已经注意到了京报在研究中国的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参考价值。古伯察（，，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于1839年来华，写过两卷本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译注）谈到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箴言报》（法语中作MU，法兰西第二帝国主要官方报纸，1868年改名为《法兰西帝国公报》——译注）时，曾说中国的“京报”扮演了督导者的角色——通过公布皇帝对官员的旌扬和惩戒、升迁除降命令，来对官员进行儆恶扬善。京报上最有价值的新闻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对帝国内大大小小的官场中人而言，皇帝的一言一行都是最有价值的新闻。这些内容对已离职或开革的官员、候缺的进士和人数更为庞大的正在科考路上挣扎的士子同样具有吸引力。这些已经离任、正在任上、正在谋缺和可能的未来的官员们构成了中国的读者的塔尖群体。在士绅之间，也有一些人即便跟政治不沾边，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在京城或京外各埠，许多商人因为兴趣缘故，也是京报的固定读者。非官场上的读者通过阅读京报上王朝兴衰和政治阴谋的故事获得乐趣，也可以看到一幕幕官场政治活剧。对这些人来说，严肃有余的“京报”反而成了滑稽剧本。
除了登载新闻，京报也提供观点。原原本本地看，京报上对观点的陈述要比对实事的记录还要多。这方面的内容在中国起到了如同其它国家报纸社论一样的作用。在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政治传统，任何一项政策律令的颁布都必须有上谕明白地说明理由。尽管京报上的报道只不过是对事实的简单叙述，但它的编辑制作人员经常会要有所劝戒和陈情（详情见第八章内容梗概）。在某些国家重大问题上，皇帝常会要求臣僚们上疏进谏，臣僚们的反馈和争辩构成了廷议的主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检察机构可以充分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发现和检举政府失职与弊政的权利，用自己的正直和良知揭露和攻击滥用职权的行为。这种正直的气节是中国专制主义制度下最令人惊讶和尊敬的东西了。有时批评的矛头直指皇帝本人，这些批评言论甚至可以出现在京报上。不单单是皇帝和他的宠臣会在京报上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正直的谏臣们也这么做。
中国的皇帝拥有其他国家的皇帝或国王无法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因为他是所有世俗权力的最高决断者。他不但是“家天下”的家长，而且是“天子”，拥有人世间的最高神权，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万物。由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员都是通过文学考试选拔出来的，因此皇帝又能借此操控文学界，成为文学界的绝对统治者。每个王朝都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承天愿、顺民意。君主的权力处于封建帝制权力的金字塔尖。即便皇帝是一个懦弱、不值得信赖的人时，最清楚皇权实质的官员也还是会对皇帝充满敬畏，这是中国历史里难以让人理解的谜团之一，这样的例子在19世纪的时候一再出现。
在各省会城市也有一些类似京报一类的东西出版，但形制比京报略小、更不固定，一般只在政治环境偶尔宽松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当然其活动余地也没有突破不准妄议的界限。各省出版的京报通称辕门报或辕门钞。“辕门”一词是对皇宫或高级官僚办公的“衙门”的称呼，在指代皇宫时跟“宫门”意思一样。广东省的辕门钞是一张单页形式，宽度大小根据当天要发布的消息的长短来决定，每份售价一到二文铜钱。它通常都是由递卖当地翻印或重抄的京报的人来售卖，并且通常也是由翻印重抄京报的机构生产的。书末所附图5即是一张比正常形制略小的广东辕门钞。卫三畏（白瑞华原文此处作裨治文，但文末注释作卫三畏。作裨治文应系讹误。——译注）是这样描述广东辕门钞的：
蜡版，单面印刷，字迹模糊，每日出版一张。刊载内容无须政府检查。每日黄昏时节，报房派员至督抚衙门，向值班的执事人取得辕门抄，内中列述当日总督大人接见宾客及拜会活动。翌日清晨，辕门抄便行出版。
另一位审慎的观察家米怜也说过，广东的辕门钞形制不一，这说明跟京报一样，这些辕门钞也是由不同印刷商印制的。亨德说广东的辕门钞是用木版印刷的，这种说法可能有误。从广东辕门钞的内容看，它派在衙门口采集信息的人比北京内阁里抄录信息的人更像是记者。为早期偶尔出现的新闻纸写作的人，跟现代的报道记者很相似，而各省负责摘录或节印的人则更像是现代编辑。但是这些人还不是现代新闻事业所要求的能进行报道、编辑和批评性写作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现代报纸只能由一种全新的职业者来生产。中国的现代报纸不是由这些旧式报纸脱胎而来，而是从中有所借鉴和吸收后，逐渐取而代之的新兴产物。
中国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出现的旧式“京报”，形成了一套高度发达的传播官场意志和动态的系统。因为中国历来崇奉“学而优则仕”，因此它们不但具有文学和教育功能，而且也负担政治功能。此外，由于信奉“家天下”和“家长制”的治国理念，这些邸报近水楼台先得月，攫取和垄断了大部分公众感兴趣的消息，只给其他类型的流行小报留下很小的报道空间和发挥余地。
“京报”能根据专制统治需要和“文化-官僚”阶层的要求，迅速调整形制式样。“京报”&&&&&&&&&&&&&&&&&&&&&&&&&&&&&&&&&&&&&&&&&&&&&&&&&&&&&&&&&&&&&&&&&&&&&&&&&&&&&&&&&&&&&&&&&&&&&&&&&&&&&&&&&&&&&&&&&&&&&&&&&&&&&&&&&&&&&&&&&&&&&&&&&&&&&&&&&&&&&&&&&&&&&&&&&&&&&&&&&&&&&&&&&&&&&&&&&&&&&&&&&&&&&&&&&&&&&&&&&&&&&&&&&&&&&&&&&&&&&&&&&&&&&&&&&&&&&&&&&&&&&&&&&&&&&&&&&&&&&&&&&&&&&&&&&&&&&&&&&&&&&&&&&&&&&&&&&&&&&&&&&&&&&&&&&&&&&&&&&&&&&&&&&&&&&&&&&&&&&&&&&&&&&&&&&&&&&&&&&&&&&&&&&&&&&&&&&&&&&&&&&&&&&&&&&&&&&&&&&&&&&&&&&&&&&&&&&&&&&&&&&&&&&&&&&&&&&&&&&&&&&&&&&&&&&&&&&&&&&&&&&&&&&&&&&&&&&&&&&&&&&&&&&&&&&&&&&&&&&&&&&&&&&&&&&&&&&&&&&&&&&&&&&&&&&&&&&&&&&&&&&&&&&&&&&&&&&&&&&&&&&&&&&&&&&&&&&&&&&&&&&&&&&&&&&&&&&&&&&&&&&&&&&&&&&&&&&&&&&&&&&&&&&&&&&&&&&&&&&&&&&&&&&&&&&&&&&&&&&&&&&&&&&&&&&&&&&&&&&&&&&&&&&&&&&&&&&&&&&&&&&&&&&&&&&&&&&&&&&&&&&&&&&&&&&&&&&&&&&&&&&&&&&&&&&&&&&&&&&&&&&&&&&在中国的封建统治链条中扮演了重要一环——将孙逸仙喻为一盘散沙，安于统治现状、没有国家意识的各色民众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帝国之下。专业报纸迟迟不能出现，缺乏广告和津贴，突破同业内廉价印刷单性质的广告性和商业性报刊的缺失，都是由生产和消费报刊的社会的特性决定的。京报诞生于家族文化环境下，这种伦理文化强调通过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回避肉体的痛苦，来让人们获得满足感。这种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这使中国的社会学相当发达，而自然科学相对滞后。而西方年轻的新闻事业恰恰相反，产生于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环境下。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与此相应地人们热衷实验探索，这导致物理科学的发达和富于冒险精神的工业主义及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世界能制造复杂的机器，赋予个人充分的社会自由。而中国长期以来则满足于制造简单的工具和发展复杂的伦理道德。
世纪末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在报上讨论过上述问题对报业的影响。关于这篇文章，本书第八章还将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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