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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发现精彩朱学渊：《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炎黄的子孙”是“戎狄的兄弟”
在北京“犬鹿说”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二○○五年一月三十日，中华 书局张进女士宣读芒·牧林教授的亚洲民族起源的“犬鹿说”，应用
的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我曾经在拙着《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提
出，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想法，这与芒·牧林先生的说法有些差异.但“中华民族同源”的结论却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不仅蒙古 人种是同源的，世界人类也是同源的，他们在向全球各地迁徙时，离
析成了不同的种族。近四、五千年来，人类发展的主流是“融合”； 但在数以十万年计的远古，主流却是“分离”。那时孤立族群的人数
很少，反覆的近亲，乃至直系亲属间的繁育行为，造成了不同群体间 的体征区别。兼之于自然选择，体力和智力上的弱势群体被淘汰，于
是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强势“人种”。今天世界上不同种族间的是
没有生育壁垒的。这说明，尽管人类的体徵和形象都发生了区别性的变化，但他们的遗传基因却几乎是完全等同的。这个现象当然只能用
“同源说”才能解释，人类都是源自“非洲智人”的学说，就是诠释 这个现象的理论。几年前，我访问过民族研究所，我发现许多学者对
此有疑虑，似乎支持“多源说”的多，赞同“同源说”的少。换句开 玩笑的话说，在中国学术界，“周口店人”与“非洲智人”还在打架
。芒·牧林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同源说”，是大约两万年前的事情 ，发生亚洲的东部的事情。因此，这个学说未必需要“人类源自非洲
”的假设。尽管，我认同全世界的人类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芒·牧林
教授认为亚洲人类祖先是独立发源于东北亚的；但关于十万年前的远古争议，大可不必影响我们的祖先在两万年前是同源的共同立场。任
何“同源说”或“一源说”，都是有人要反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反对“非洲智人说”是在所不惜的，“大汉族主义者”也不会认同
自己是与“戎狄”同源的。当然，“黄金家族”也是不愿意认同在黄土地上挖泥巴的农业民族的。人类群体的“自我感”和“优越感”是
无处不在的，这是障碍认识真理的主观原因。在现代基因科学出现前 ，研究人类源流的主要工具是“比较体质人类学”和“比较语言人类
学”，两者相辅相成，成果相得益彰。例如，体质相近的“印欧人种”,被证明他们的语言也是同源的。一年多前，《纽约时报》报导，
西方比较语言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在某人类学的研究上得出了相 同的结论，这个荣誉究竟应该归谁呢？这至少说明，基因科学证明的
人类学结论，往往是比较语言学家预言了的。比较语言学的手段在西 方是常用的，成就是斐然的，但在中国却是久久不敢尝试的；中国人
少用了一个大方法，自然也吃了一个大亏。
西方语言学进入中国后,情况开始变化，其标帜性事件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
78，Karlgren）在构拟上古汉语语音系统时的方法性贡献 ，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注释和补订了高本汉的《中国
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是现代汉语“语音学”或“音韵学” 的启端。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以及张琨等人的工作，是
基“中古音”的反推，是基于与“诗经韵”的归纳，是基于与广州 、客家、福州等方言的比较，是基于日译吴音、日译汉音、朝鲜借词
、越南借词的语音调查，还通过比较发现了汉语与藏缅语的联系。他 们从训诂学的内在“循环比较”中跳出来，开始了将北方汉语与异方
言、异语言进行“外向比较”，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就和学问。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受高度重视的语源学研究成果，它包含了清代
文字学（即“乾嘉小学”）和现代汉语语音学的成就。他构拟的古音 不少是“阳声”或“收声”音，随便举两个例子“厉”作liat
，“制”作tjiat，读起来很像广东话。因为前辈们很重视用广 东方言作比较对象，所以他们构拟出来的“上古音”就带广东腔了。
前人的研究不少是带主观因素的猜测，是有待检验的假设；而不是百 分之百正确的结论。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中原古族的血缘和语言，认识
它们融合和变迁过程，是寻找汉语语源的基本。然而，大师们把“三 面七方”的语言或方言都找到了，唯独忽略了对“北方”诸族语言的
注意。他们虽然知道汉语是由中原古代语言转化而来的，但中原古代语言是什么语言呢？他们至少不认为是与阿尔泰诸语同源的。所以，
他们的方法虽然是对的，但构拟出来“上古音”却是有些问题的，至少也是有些缺失的。
事实上，北方诸族与古代中原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是极其丰富的。例如，汉语的“水”和“土”，是与突厥语的
su和toprak相关的:“天”和“气”，是与蒙古语的ten gri和hi相关的；山岭的“岭”和雨水的“雨”，是源自通古斯
语的alin和huur的。看来，水、土、天、气、岭、雨等字的
先秦读音，和现代读音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的。说山岭的“岭”字是满语alin的缩音，是“有书为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有
“吴王不听（伍子胥的话），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的记载，这 个“陵”是“丘陵”的“陵”，是“山”或“高地”的意思。《金史
·国语解》说“阿邻，山”，而“艾陵”显然就是“阿邻”或ali
n。齐国地方地名“艾陵”是女真语，这片地方的上古语言可能是通古斯语。而像toprak、tengri、alin的多音节字，
缩减为单音节的“土”、“天”、“岭”，就是阿尔泰语式的中原古代语言，朝藏缅语式的北方汉语的转型过程。这个转型期可能经历了夏、商两代，但在象形文字已经创立时，汉语的基本形态一定稳定了
；如果那时中原地区还在使用多音节语言的话，中国文字是会走上拼音文字的道路的。以单音节字素为特徵的“汉语”，可能就是先秦的
“雅言”。而汉语里的许多的同义词，又都是各种古代部落语言的沉淀。以现代语言学分类来看，这些古代中原部落应该分别隶属于今天语言学分类的突厥、蒙古、通古斯语族。当然，这三大语族也是融合而成的，更多的古代部落语言是被兼并了或湮灭了。中国第一部字典《尔雅》，做的就是“抢救濒危语言”的工作，它把这些部落语言的语词纪录下来了，不过往往只记了一个音节。中原古代语言是“阿尔泰诸语”，也是有根据的.“夏历”是在夏代制订的，“夏部落”是
中原部落联盟的盟首。夏历十二生肖的“申酉戌亥”四字中的“申” 和“亥”二字，就是蒙古语的“猴”字sam和“猪”字gehai
；因此，发明夏历的那个部落是说蒙古语的。《史记正义》和《史记
索隐》又都注释，“虞舜”的母亲是叫“握登”的（见《史记》第32页），“握登”就是蒙古语里的“夫人”一字“合敦”，这又再次
证明夏部落是说蒙古语的。再来看商部落的人名，宋国国君是商纣王
的后代，宋国亡国之君叫“头曼”，与匈奴单于“头曼”同名。“头曼”（tuman）是满语和蒙语中的“万”字，汉语的“万”（音man）是tuman的缩音。Tuman也是部落名，俄罗斯境内有个共和国叫“图曼”，过去也译作“土文”。族名常转化成姓氏、
人名、称号或地名，匈牙利有Tuman氏；突厥人有“土们可汗” ，中朝边界有“图们江”。商部落与北方民族的同源的证据还不胜枚
举，顾颉刚先生早就说它是“鸟夷”，看来它是一个崇奉“鸟图腾” 的通古斯部落。周部落的情况也一样，它的许多统治人物都有着蒙古
或女真人名的。例如，“纳兰胡（Naranhuu）是非常普通 的蒙古人名，意思是“太阳之子”。《史记·周本纪》有一个着名的
谏臣“芮良夫”，“芮”读“纳”（na），“芮良夫”就是“纳兰 胡”。又如，武王伐纣时的“师尚父”，劝阻穆王伐犬戎的谏臣“谋
父”；人名“师尚”就是“息慎”，“谋父”就是“靺鞨”，它们都 是通古斯族名转化来的。直到今天，蒙古族叫“木合”的人还很多。
至于秦部落是戎狄，则是更明显的事实，陈梦家先生就说秦部落也是 鸟图腾部落。而从秦始皇和清代雍正皇帝的名字一样，也可以看出秦
部落与北方民族的关系。秦始皇叫“赢政”，雍正叫“胤禛”，我想 这两个名字就是蒙古人名“按陈”，或女真人名“按春”。又如，商
鞅在秦国改革政事很有成就，被封为“大良造”。我以为“大良”就是“达赖─恩”（dalain），就是蒙古语“大海”的形容词，
商鞅被封作了“大海般官”，地位实在太高了。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统治部落的语言，统统都与北方民族语言有关；而以上面不多的这几个例子，用北方民族语言，特别是用蒙古语，就可以训出很多个汉语的古代音来。在如此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炎黄的子孙”还能
认为自己不是“戎狄的兄弟”吗？
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汉字系统,“诂义”不难，“训音”却可以各显神通，广东、湖南、福建，乃至
日本、朝鲜、越南……都有各自的“训”法，我们不应该反对用它们
来比较北方汉语，但如果用它们来训古代汉语中的阿尔泰诸语成分的话，就颠倒了汉语语源的“本末”。高本汉、赵元任等人的比较研究
方法是先进的，但又是有偏向性和片面性的；芒·牧林教授拿蒙古语 来训汉字或汉语，可以说是“纠”了他们的“偏”。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学术进步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甲骨文献的发现，改变了 一部分传统的学术方法，以王国维为代表走出了“以书证书”的死套
，以识别甲骨文开始了“以物证书”的方法；而顾颉刚又启动了现代
“疑古论”，为考古学和考据学提供了刺激性的动力。王国维和顾颉刚是立足于解决中国特殊问题，思想新颖的两位伟大学者，传统文字学对他们研究显然是很有帮助的。其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动力学，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说，在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引
介下进入中国，令国人大开了眼界，从此中国史学有了研究社会发展
的大纲。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除了对阶级斗争有认识，对人类的起源、语言和民族问题，也多有生动的论述。但是，教条主义的倾向
，和对号入座的方法，又一度使它失去了活力。第三，留洋的胡适还 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这个两面俱到的“方法论”
式的口号，并没有对中国学术起了实际的帮助。因为传统学术的考据 ，本来就非常小心，甚至非常烦琐；乃至反对新事物的人，总可以说
别人走老路走得还不够小心。当然，胡适也不可能告诉我们，问题是 什么？方法又是什么？学术就是探索，就是求新；每个人都要自己去
走，没有现成的通向学术殿堂的道路。但是，芒·牧林教授的“中华民族同源说”，就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且又有求证的比较语言学研究，尽管他的结论可能会有所调整，但他的格局是大的，方法也是有效的。他已经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以物证书”，更有别于“以书证书
”的，有中国特色的“以比较语言求证人类同源”的道路。可以预料 芒·牧林教授的学说将不断完善，最终还将为基因科学所证明。
《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近年来，我指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夏、商、周、秦都是戎狄形态的部落，黄帝之姓“公孙”是族名“乌孙”或者“爱新”，夏历生肖“申酉戌亥”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乃至“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因此我说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晚期蒙古语呈现优势。
司马迁也暗示上古的语言不是汉语，他说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作为当时的一位大学者也不懂的书，尽管它今天已经失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它不会是用汉语的文言，更不会是用汉语的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
《尚书》是当之无愧的“上古之书”，可懂性或可聊胜无懂的《百家》，但文意非常古奥。《史记》摘有大量《尚书》章句，明眼人看得出来，太史公也并没有把它们全部搞懂。本文试举几例《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来证明它是产生于中原还是戎狄的时代，我们读到的《尚书》是汉语的译文。
&《尚书》是译文
北方民族是从黄河流域出走的，以蒙古、突厥、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三大语言，原本是上古中原的语言。汉语是这些语言在南方藏缅式语言的影响下转型成而成的。比较基本语汇，蒙古语“天”是“腾格里”，“湖”是“淖”，“河”是“各”；突厥语“水”是“苏”，“车”是“高车”；女真语“山岭”是“阿林”，“年”字是“阿年”等，都表明汉语有“戎狄底蕴”。
因此，上古传说本是戎狄的故事。汉字创生后，一些兼通戎汉语言的知识分子就能用汉字来纪录它们，《百家》可能与后世的《蒙古秘史》一样，是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故事；《禹贡》则是大禹地理见闻的汉语译文，里面有一些蒙古语的习惯称呼，譬如“岛夷”，当时大家都懂，后来大家也都不懂了。
图一、蒙古秘史
据说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章，它们应该都是译文，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尚书》。司马迁比定了大量的文献，才写成先秦四大本纪。《尚书》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转嫁了它的戎狄语言成分。譬如；《周本纪》里的“虎贲”就是有据可查的蒙古字。
&“虎贲”是“力士”
“虎贲”在《尚书》中出现四次,其中《牧誓》篇说：“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汉代大学者孔安国解释“虎贲”是：“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史记》第122页注2），这个望文生义的“若虎”之说在传统学术里蒙混了两千年。
其实，蒙古语“虎斯/虎思”是“强壮/有力”的意思。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契丹人是说蒙古话的，《辽史&国语解》提到这个字时说：“虎斯，有力称。”
而蒙古语的“人”是“浑/贲”。“虎贲”乃是“虎斯&贲”的缩音，是“壮汉”或“力士”的意思，与老虎是没有关系的。
《尚书》另出现“贲”字三处：《汤诰》“贲若草木”，《盘庚》“用宏兹贲”，《大诰》“敷贲敷前人受命”。我猜测“敷贲敷”可能是“虎贲夫”的别写，但其余两处就只是“人”的简单意思。“兹贲”是“兹人”，“贲若草木”是“人丁若草木一般兴旺”。
《舜典》记载舜求贤时说的“有能奋庸熙帝之载”，此话于《五帝本纪》作“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能奋”音即“能贲”，意即“能人”。但是东汉马融释曰：“奋，明；庸，功也。”(《史记》第40页注3）马融和司马迁一样都不明白“奋/贲”是“人”的意思。
“昆”也与“浑/贲/奋”谐通，《仲虺之诰》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历代学者都认为“后昆”是“后人”，但没有人指出“昆”是蒙古语里的“人”。
&“惟家之索”是“家道破败”
《周本纪》引有《牧誓》之名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母鸡不司晨；母鸡若司晨，家道就破败”。这是隐喻商朝即将败灭。
孔安国则解释说：“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史记》第124页注11）
其实，汉语“索”的动词意义是“索取/勒索”，并没有“勒索至尽”的程度。它有一点“枯燥/空洞”的意思，如“索然无味”，但也不至于到“空洞至灭”的境地。因此“家索”不仅不可能是“家败”，连“家尽”也很勉强。
“索”的“破落/败灭”之意从何而来呢？蒙古语suidelehu（绥德勒胡）是“损坏/报废/破灭”，“索”是它的第一个音节sui的近音。
&“荷察罕旗”是“荷白色旗”
武王灭商后，《周本纪》记载朝歌庆功有“百夫荷罕旗以先驱”的场景，我原本以为“荷罕旗”是“举着可汗的旗子”。但是后来读到《逸周书&克殷》的文字是“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汉语“素”是“白色”的意思，我才明白“百夫荷素质之旗”是“百夫荷白色旗子”。
《逸周书》原名《周书》，西汉学者说它是孔子采编《尚书》的馀篇，清代学人将《周书》定名为“逸周书”，意即有别于圣贤书的，地位梢次的“另一部周书”，但《逸书》竟有此超越《尚书》的一例。
略知北方民族语言的人就知道，蒙古语的“白”字是“察罕”或“叱干”。它也是鲜卑民族的氏族名，如《魏书》有说“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关中是周部落根基，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却有地名“叱干镇”，也显示蒙古语在中华民族起源之地还有深植的根。
“荷素质之旗”半戎半汉的说法应为“荷察罕旗”，但周人语言中的蒙古语成分逐步减少，起初人人都懂“察罕是白”，后人懂的愈来愈少，竟至司马迁采录到的版本还脱漏了“察”字。所幸《克殷》将它译成“素质之旗”，以致还有判定周人语言是蒙古语的线索。
&“九有”是“九国”
《尚书》和《诗经》出现四处“九有”，《咸有一德》“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玄鸟》“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文句非常难懂，其中最难懂的又是“九有”二字。
汉代《毛诗》解释“九有，九州也”。但从上下文来看，“九有”不是地方，而是种族或部落。然而，首先还须弄清楚“有”字的读音。
《国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的“而或专之”，在《周本纪》作“而有专之”
（《史记》第141页）；而《咸有一德》“以有九有之师”的意思又是“以吾（我们）九有的武力”。此两例的“有”表现为“或/吾”的通假，当然应作“或/吾”或“乌/纥”之读。
在此提请读者注意：商族是自命“九有”的。
按此读，“有熊”就是“乌孙”，“有巢”就是“兀者”，“有扈”就是“回纥”，传说的氏族名就有了戎狄的归宿，而“九有”当然就是“九纥”。再循“蒙兀/蒙古”、“东胡/东郭”、“仆和/仆骨”的音变规律，“九有/九纥”必是“九古/九国”，也就是“九姓”的蒙古式叫法了。
&“王侯”是“单于”
《尚书》有很多“后”和“侯”，他们都是“威权人物”。《胤征》说：“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此中“胤侯”和“胤后”必是同一人，即胤部落的首领。而“羲和”也是有“职”有“邑”的头人，当然也可写作“羲侯/羲后”。
《尚书》出现过十次“诸侯”，还出现过八次“群后”，它们既可是集权人物，也可是部落首领。其实，“后/侯”只是hu/ghu的不同写法，上古官称“大夫”,夏部落“大父”，周部落“亶父”，这些“夫/父”也都是“后/侯”的别写。而“大夫/大父/亶父”的读音就是匈奴王号“单于”da-u。
“单于”被大众误读chan-yu已久。《匈奴列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其实是说蒙古语“广大”delger与“酋长”darga两字的读音非常接近。而蒙古语g音常转读颚音gh，进而转为u，于是darga就变成了将da-ghu或da-u，也就是司马迁听到的“单于”了。
推广一个经验读音规则，以半元音y起首的汉字，略去y剩余的读音，约为其古音，如”亚”为“阿”；“姚/尧”为“奥”；“颜/奄/燕”为“安”；“于/禺/禹”为“兀”；“殷/尹/胤/赢”为“恩”等等。
法国学者伯希和在近一百年前说过，汉语的“达官”是darga的转音。我想中原的王侯，如“唐尧”和“大禹”，都是华夏的“单于”。
图二、伯希和
&“岛夷”是“九姓”
《禹贡》有名句“冀州……岛夷皮服”和“扬州……岛夷卉服”，意思是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史记》和《汉书》分别将《禹贡》辑入《夏本纪》和《地理志》，后者还把“岛夷”改作了“鸟夷”，因此“岛夷”就是崇拜鸟图腾的“九姓”，而大禹时代夏人就知道冀、扬二州的东夷居民是“九姓/鸟夷”了。
中国语言里“鸟”有男器之别义，其形声俗字为“屌”，“岛/鸟”二字不仅形似而且音通于diao，《汉书》将“岛夷”改为“鸟夷”，虽然点出了人类学的实质，却也昧去了“屌夷”的谐趣。
《禹贡》之后，拓拔鲜卑建立的北朝历史《魏书》再次言及“岛夷”，它提到的“岛夷桓玄”、“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此四人既非海岛之民，也非鸟夷女真，只是南徙的汉人。称他们是“岛夷”，实质是将汉人视为“九姓/鸟夷”的同类。
从上古历史来看，中原强势部落（如商、周、秦）多为“九姓”，后来把汉族视为“九姓”的北方民族不止鲜卑一族，突厥语民族是把中原叫做“桃花石”，实即“通古斯”的。夏人和说蒙古话的鲜卑人相隔两三千年，但是他们把
“九姓”叫为“岛夷”的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语言转型往往会伴随文化的流失，但是华夏文明的结局相当完美，前汉语时代的戎狄传说或历史，被中华民族的先人用汉语和汉字保留下来了，《尚书》和《诗经》就是它们的纪录。
汉民族被认为是世上最古老的民族，汉语中的戎狄语言底蕴，往往还会被误释为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语言的成分，伯希和就认为蒙古语的darga是汉语的“达官”，突厥语的beg是汉语是“伯”。因此，要证明汉语是在北方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比较年轻的语言，就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戎狄，中原古族“有熊”是“乌孙”，“有巢”是“兀者”，“有扈”是“回纥”；先秦古人“叔孙”是“肃慎”，“句践”是“女真”，“孟轲”是“蒙古”都是强力的证据。但是，之于一些“惟信书”的人来说，《尚书》、《诗经》、《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或许是更“信得过”的证据。本作者还将继续提供这样的证据，来唤醒国人对戎狄祖先的认同。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但说第一次统一中国就是外族的武功，中原百姓会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历史多的是在谴责秦始皇的专制，却很少有人谈论秦部落的种属。
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他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七七一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送，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东周王室感激这番效忠，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然而，这个迟到的诸侯国却又很有作为，它不断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引进了商鞅这样的变法人才，移风易俗，富国强兵，战国时成为七强中的最强，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
秦是一个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两处说到它的一个祖先的事迹，一说：“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又说：“[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看来，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的重视；至于“赐姓”之说，只能姑妄听之了。
《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东周]王赧四十三年（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这说的是秦宣后主持并吞邻族，顺便扯出了她年轻放浪的轶事。原来是“武王”在位四年故世，其异母幼弟“昭王立”；相邻的义渠部落酋长“朝秦”，竟与昭王的寡母宣后连生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五十三年，他即位时母亲宣后还很年轻。三十几年后她所杀的义渠王，当不会是过去的情人。
说来，中原文化是绝容不得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还握有的大权。《商君列传》还记有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的事迹，商鞅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这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是乱伦的之谓。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化民众。
古代族名“义渠”读如“讹斥”，与现代族名“赫哲”一样，都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的谐音；而秦与义渠如此密切，想必也是通古斯民族的同类。秦部落的故地在甘肃东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那里汉代属天水郡略阳道；北连安定郡的“乌氏县”和“月支道”。说来，“月支”就是“月氏”；汉代出走的“大月氏”又是“乌兹别克”（Uzbek）民族的祖先，因此“月支”、“月氏”、“乌氏”等就是“乌兹”（Uz），或即“兀者”。不过，元代才启用“兀者”之名，秦汉时还数“月氏”有名。
秦部落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之间，无疑也是月氏民族的血亲部落。几百年后“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即是“五胡”。其中，“氐”实即“氏”，氐族就是月氏民族的后裔。那时陇西氐族出了“临渭氐苻健”和“略阳氐吕光”等风云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还曾建立“大秦”政权，并一度统一中原。可见月氏后裔是认同秦部落的。
《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部落祖先的传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
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
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
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
其玄孙曰中□，……生蜚廉。
蜚廉生恶来。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
蜚廉复有子曰季胜。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
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此中“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鸟俗氏”，“鸟身人言”的传说，都是秦部落与通古斯民族同俗，崇奉鸟图腾的证据。而这些可供研究的人名中，又以“恶来[革]”和“宅皋狼”最为怪异。我们若知锡伯族有“敖拉氏”，匈牙利有Olah氏的话，“恶来”是戎狄人名就无疑了，它应该是蒙古语“山”字“乌洛”的转音。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古字“它”应同“陀”音（王力从许慎《说文》，谓之即“蛇”，大谬也），“它皋狼”（tu-ghu-lun）就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或其衍生族名“吐火罗”的谐音。
“锡”是一种低熔点的金属，青铜是锡与铜的合金。在始于四千年前的青铜时代之前，亚洲人类就一定发现了锡，而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火罗”民族的祖先。北方民族常以族名做人名，“它皋狼”就是以“吐火罗”为名的。既然“吐火罗”是部落名，自然也就转化为后来的姓氏，今天美国NBA奥兰多“魔术”（Magic）队里，有一个土耳其球员姓Turkolu，把它译做“它皋罗”是很恰当的。众所周知，土耳其是突厥民族的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
秦部落人名与戎狄族名对应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不以传说为证，信史时代的人名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女直”（读“主儿扯”），“到满”是“头曼”，“蒙骜”和“蒙武”是“蒙古”的谐音“蒙兀”等，都是极好的例证。中原古代人名也有同样的特徵，如：“句践”即“女真”（读“朱里真”），“夫差”即“兀者”，“墨翟”即“勿吉”（读“莫吉”），“百里奚”即“篾里乞”等。因此，这些对应只能说明中原民族与戎狄同源，而要追究秦部落的确切血缘，求证它在统一中国时还在使用戎狄语言，就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首先，“赢姓”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的姓氏。
二十世纪着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赢”字是与“燕”字是同音的，东北“燕国”是与“赢姓”有血缘关联的，这既是文字学的猜测，也是人类学的预言。然而，他并没有说“燕”究竟读什么音。若注意到的“燕”、“颜”、“淹”、“眼”、“岩”（yan）等字的方言音，不少是与“俺”（an）字同音的，如四川歇后语“矮子过河，安（淹）了心”，正是用的这个特徵。然而，把“赢”读作“安”，却能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
秦始皇叫“赢政”，有人说是“姓赢名政”。那末，他的儿子叫“胡亥”，不就该是“姓胡名亥”了吗？这显然是错的，嬴政和胡亥都是戎狄的人名，内中没有姓氏。“嬴政”与清代雍正帝的名字“胤□”同音，如将它们读作“英正”，在胡名中是找不到出处的。而把它们读做an-zhen，就是女真人名“按春”或蒙古人名“按陈”的“一音之转”了。因此，循了陈梦家先生的猜测，人名赢政的源头就找到了。也因此，“燕国”就是“安国”；历史上的“赢”、“阴”、“允”、“颜”诸姓，就都是“安姓”了。
“按春”和“按陈”的字根是“按出”，它与“爱新”一样，都是女真语里的“金”字。“按出”后缀一个-n音，便是“按春”（an-chun），而“赢政”、“胤□”又不过是“按春”的同音僻字。金代统治部落“按出虎部”的名字，也是从“按出”来的。其实，“安姓”就是“按出”部落，或“金姓”氏族。而“燕国”就是“按出国”，或即“金姓国”。“赢姓”部落名“秦”，“按出虎部”号“金”，爱新觉罗氏建国“清”；我以为“秦”和“清”都是“金”的谐音，都是自命“金族”的通古斯民族立国的国名。
我想顺便指出一个颇易理解的语音规律，不少首音为y的字，只须将这个y除去，即可大概明其古代音。如，将“有”（you）字读作o或u，上古传说中的“有巢氏”是“兀者氏”，“有扈氏”是“回纥氏”，“有莘氏”是“乌孙氏”，就都不言自明了。而把“燕”读作“安”，把“月”字读作“乌”，也可以说是沿用了这个规律。
其次，“赢姓”虽是通古斯氏族，秦部落的语言却很像是蒙古语。
六朝古都南京是“江南第一州”，在现代城市上海出现之前，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战国时代，它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与“丹阳”、“江乘”同属“会稽郡”。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
东魏时，在河南沈丘地方也设置过一个“秣陵县”，辖颖水流域的今项城、沈丘、郸城等县。颖水发源于“中岳”嵩山，水量可观，于安徽入淮；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也是中原的“名流”；先秦《庄子》有“尧让天下，许由遂逃箕山，洗耳于颖水”的记载，说的是一个厌恶权力的古人，听了别人要将权力禅让给他的话，还去把耳根洗了洗乾净。
东魏（公元五三四-五五〇年）是从北魏王朝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汉族将领在其中专权，鲜卑族皇帝只是傀儡。然而，有别于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旧俗；在颖水旁设置的县名“秣陵”，无疑是个鲜卑字。众所皆知，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蒙古语的“江河”有两字：gol和moren，汉语的“河”字是由gol变来，“秣陵”则必是moren的译音。蒙古人把黄河叫“喀喇木伦”，把西辽河叫“西拉木伦”，分别是“黑河”和“黄水”的意思，这“木伦”就是“秣陵”。据说，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金陵”改名为“秣陵”的，这至少表明他是会说蒙古话的。
“大良造”是秦国很高的官职。商鞅主持变法，升为大良造。商鞅被诛五年后，魏人犀首（公孙衍）入秦，亦任大良造，即《秦本纪》记载的“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一事，看来“大良造”应是文职。然而，后来名将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也是大良造；那末它也该是个武职了。因此，“大良造”的意义，还得从语言解析着手。
蒙古语dalai是“大海”，通译“达赖”。蒙古语名词后缀-n音即成形容词，dalain就是“大海的”，音如“达浪”或“大良”。蒙古民族常把“大海”加誉给地位崇高的人物，《秘史》说“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一五七八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
秦国官职“大良造”里的“造”，可能是突厥语中的“啜”字，是“酋长”或“官人”的意思，而“大良造”就是“大海般的官”。北方民族的语言互相渗透，蒙古语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语和突厥语的成分，突厥语中也有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成分；正因为这样，它们才被归纳为一个“阿尔泰语系”。在今天看来，“大良造”是一个蒙古字和一个突厥字的复合，上古时它们也可能属于同一个部落语言，只是被后来的蒙古语和突厥语分别继承。然而，“大良”一字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蒙古语。
《秦始皇本纪》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民曰‘黔首’。”因此，“黔首”是秦部落语言中的“百姓”的意思。南朝着作《史记集解》引东汉人应劭的说法，“黔亦黧黑也”，于是许慎的《说文》也跟着说“黔首”是晒黑了脸的劳动人民了。我则以为不必附会汉语的字义，而更须注重语音的线索，突厥语的“人”或“人民”一字“克西”（keshi），可能是“黔首”（拟音kenshu或gyenshu）的源音。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朝请，一起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的；而秦始皇自己则可能是用蒙古语与乌氏倮交谈的。
型脸（如溥仪、康生、文强之相）属通古斯-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缘。秦是赢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
事实上，“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群体间的接触很少，部落中的血缘和语言都很单纯，血族就是语族。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是“理还乱”了。从上述分析来看，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徵。而说蒙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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