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期满后犯罪还可以判缓吗？_百度知道
缓刑期满后犯罪还可以判缓吗？
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请问我这种情况到法院还可以判缓吗。又犯诈骗罪被逮捕，在看守所关了22天被取保候审。号缓刑期满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八个月缓刑一年？请大事指导给出确定的答案
提问者采纳
　　前款规定的期限，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是累犯，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nbsp，应当从重处罚，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刑法》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前罪未被实际执行，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不构成累犯，完全有缓刑的可能性，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按默认排序
其他5条回答
必须进监狱；可能判刑3年以上的；首要分子、假释！我国法律对这些人不适用缓刑，就是犯罪释放后5年内又犯罪的。你这个是累犯显然不能：累犯
不适用缓刑，真不短简13级的律师是怎么当上的。不适用缓刑的有：1、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不适用缓刑。2、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不适用缓刑。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第三条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依法适用缓刑。有一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一）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二）不具有悔罪表现的；
（三）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很明显，晶刑期满，到2013年6月又重新犯罪，属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不是说缓刑期满不算累犯吗？
可否判缓刑不能肯定，这个要综合全案来看，并且能否判缓刑是法院的权力，但你能取保意味着判缓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你不构成累犯，而累犯是不能判缓刑的。
我之前有过缓刑，不算是累犯是吧？意味着还可以争取到判缓
是可以争取缓刑，缓刑考验期满表示所判有期徒刑并未实际执行，不属于累犯。
这种属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不是说缓刑期满不算累犯吗？
如果因诈骗被判有期徒刑以上的，是累犯，不再适用缓刑。
我这个情况可以缓刑吗？我涉案金额一万多点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缓刑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式看守所_全文阅读_6-米花在线书库
中国式看守所_6
门相连，门外还有一个挺大的停车场。大门平时不开，人员进出都从旁边的一个小门过。看守所的两个长边面对面修有两排监室，共有40多间，警戒门对面的另一个短边是厨房和工作人员休息室。
监室的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通铺因押室短了，改成了对面的两排，其中一排床铺比较短，顶端有两个铺位宽的地方是用半人高的墙隔出的卫生间。
放风间与押室之间的门改成了电控的，这样每天早上警察不用挨个进押室开门，一按电钮，所有押室与放风间的门就全打开了，人就可以到外面去洗漱、活动，但每天晚上关门警察还是要亲自进来的，估计是不放心。
在看守所大门的两边，还各修了一段两层的房子，二楼装有空调，是驻检和其他领导的办公室。一层除一间门房外，都是提讯室，嫌疑人从里面进，提案人员从外面进，中间隔着铁栏杆。
提讯室里嫌疑人的这方，为了实现安全、无人看守，设计了一种专门的椅子，有一套锁紧装置，嫌疑人坐进去后身子和腿会被固定住，提案完后要保安从后面来打开，嫌疑人才能站起来。
各提讯室都有监控系统。看守所警官说还有好多不合理的地方，修建看守所并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大概是官僚导致的吧。搬到新看守所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正常工作，今天是这坏了明天是那儿不能用了，然后又是局部的改造，不知道是不是变相的提意见，反正各种修补就没停。
新环境让大家新鲜了好长时间，每次有人出去，都能有些新内容。由于女押室、未成年押室、过渡押室比原先多了几间，又有一间专门关押艾滋病嫌疑人的押室，所有押室编号都重新排了，人也调整了，刘功被排在了一个押室号很不吉利的四押。
张伟的判决下来了，判了一年，加上次判一缓二的一年有期徒刑（因缓刑期内又犯事，原判一年也要执行，要是缓刑期过后就一风吹了），等于有期徒刑两年，法庭判决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给他合并掉了半年，判得不错，再减去上次和这次羁押的时间，实际刑期不到一年了，他要调到服刑人员押室，在那待到刑满就直接放了。
看守所对留所服刑有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对个别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因看守所工作需要，经主管公安局、处长批准，并经检察院同意，可以留所服刑。
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没有拘役所的地区，可以在看守所执行。
当然在看守所服刑，也会有减刑、假释的机会，至于条件和监狱的差不多。在看守所服刑他家里要是有熟人，他就有可能不用待在押室里而是在看守所干活，就是帮着打饭，扫地之类的，那样，活动空间大，也自由得多。由于所里的工作岗位有限，对想出来干活的劳动犯，要求家人能提供担保，并且没有病，不是暴力犯罪的才行。可能是他爷爷帮他，没几天张伟已经在外面当劳动犯了，他经常给刘功送些书、杂志，他们在外面更方便一些。
这天叫刘功出去提案，他挺高兴，自己也可以参观一下新的提讯室了。提讯室的两个人刘功并不认识，他们自己介绍是沱阳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郑坦和他的助手，刘功知道，这就是俗称的“过检”。简单地记录了姓名、年龄等开场白后，郑坦对刘功说：“检察院不仅是搜集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也搜集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希望你能如实提供情况。”
刘功心想：“你要是公心办事，依现在的证据就足以把我释放了。”所以他没好气地说：“情况你都了解了，你能做主吗？”
郑坦并不生气，仍很严肃地和他对话，核对了公安机关案卷的问题后，他的助手出去了。这时郑坦态度和蔼了很多，他对刘功讲：“你是当事人，最了解情况，要努力提供一些能说明问题的内容。关于你案件的情况，我可以直接向检察长汇报。”
这句话让刘功想了很多，也许郑坦是检方派来了解真实情况的。此前，他也考虑了雷俊成他们的处境，现今社会干什么都要花钱，违法也是要有成本的。这种假案你骗一个机构好办，多几个机构介入，对手势必要多面对一些监督。就像战争中的战略退却一样，占领者每向目标靠近一步，占领一个新的目标，也等于是自己多了一个要派兵驻守、派人管理的地区，也就背上了一个新的包袱。
想到这儿，他对检方抱有了一点希望，开始配合郑坦，详细解释了公安指控的各条理由。他告诉检察官：
“第一，虚构人员。这怎么可能，研究所二十几名工作人员，现在虽然没有上班，但基本上都能联系到。”
“第二，虚构场地。研究所和加工厂的工作场地不仅现实存在而且还替四方集团检测设备公司培训过技术人员。”
“第三，交付的产品不合格。我们之间是技术合作，按惯例是完成设计实现功能后，由厂方生产样机取得许可证，就作为厂方的产品了。我们都是行业 内人，都是内行，给他们的产品不是一次性交付的，如果第一次不合格，何来后面的合作和付款。”
“至于其他指控的说公司有提现行为等，纯属无稽之谈。”
郑坦很认真地听着，后来刘功又补充道：“其实我们交付的大部分样机都通过了国家指定的专门机构的检测，就是在他们厂里做的，这在企业算是大事，起码有一半人知道，不知他们为什么不提。”
“你有检测的报告文件吗？”郑坦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当然没有，这是企业的重要档案，在企业存着。检测时我们派有技术人员一起参加，通过后厂里通知我们的。”
过检结束，郑坦还安慰刘功几句，说有什么情况可以给他写信。他从包里拿出一封刘功写给市检察院的信问刘功：“这信是你写的吗？”刘功看是他写给市检察院的告状信，点点头。
刘功是看守所的老人了，送他到提讯室时保安并没有锁住座椅，等郑坦他们走后，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参观了一下，等保安来带他，他不急于出去，免得让保安挨批评。
检察院提案一周后，汪律师来见刘功，他已从检方了解到了案子的进展情况，由于检察院拒绝让刘功取保，汪律师又走访了市政法委等部门。他告诉刘功，检察院也派人去了西安，找他和有关人员了解情况，他们在西安谈的观点很近似，所以他此次又来办理取保候审，但到这儿后检方的态度变了，他们又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汪律师问他：“案子时间也不短了，如果交些保金能够取保，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
刘功的态度很明确：“交钱取保的事别办，我都斗争这么长时间了。不过前几天我和检察院的郑坦谈得还可以。”
“郑坦我见了，他也不容易，他上面还有领导。就是他们检察长也未必能说了算，这你要理解他们。”
刘功大约能听懂汪律师的隐含意思。
汪律师又接着劝他：“你也要替你妈和家里人考虑一下，老太太身体非常不好。她隔一两天就给我打一次电话，整天就是盼着你能回去，平时说得最多是怕再见不到你了。”
刘功一直在看汪律师给他带来的信，一些短信他要简单地回复几句再带回去。他有几封请教法律问题的信让汪律师转给欧阳晓，他们回复的有关案件指导的信函，他要带进所里去慢慢研究。
四押的土达吉尔改判了。这天提土达吉尔出去大家都很担心，提死刑犯出去就那几件事。提完案回来时，大家能听到由远而近的脚镣声，知道他回来了，土达吉尔一进押室就激动地对大家说：“改判了，死缓。”
全室集体一片掌声，有人问：“那咋还没去链子？”
土达吉尔说：“所长说要等正式的批文下来才行，今天只是口头宣判。”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感谢的目光看着刘功，点了点头，刘功能看到他眼中的泪，他活了。土达吉尔虽然通汉文和彝文，但彝文只有819个字符，而他的汉文水平离准确流畅地表达法律文书还有一定的差距。他所寄交的各种材料都是刘功帮他写好，他自己抄写一遍，然后寄出的。
刘功想尽快把这一消息告诉欧阳晓和白雪山，他在这儿替嫌疑人写的各种诉状，改判的加在一起已经有不少了，其较核心的论据都是欧阳晓和她几个同学的努力，为了支持他们这个法律援助小组的工作，白雪山也没少出力，还以公司和个人的名义进行资助。所以有了今天的结果，刘功想尽快告诉他们，给这些热心的小年青一些鼓励。
平时，这一类涉及较敏感话题的信件，虽然不牵扯任何违规，但一般收寄还是有一定的麻烦，有时候寄来的或律师带给他的一些法律方面的资料，要交给警察检查后才能带进押室，但往往检查后就不全了，西安方数次给刘功寄的有关投诉、告状的政府机构的通信地址，刘功就一次也没收到过。
刘功的通信情况，已经比前一阶段好多了，但告状类的信还是受一定的限制。有一次，一个警官代班，他好心地提醒刘功：“你平时写的那些告状信和一些其他内容的信，寄一次就行了。如果每次都给你寄了，那领导不得批评我们。”
从那以后刘功明白了，他所寄的大部分告状信都没有邮走。往后他的这类信件都是让人上庭时带出去，有一次带得太多，有写给沱阳及四川省各部门的十几封，结果被法警没收后交到了看守所，因为信里确实没有什么违规内容，所里只是象征性地批评了刘功，让他不要给警官们找麻烦。此后刘功也的确收敛了好多。这次刘功动用了秘密地下党及时把信件寄出了。
在看守所往外带信有好多种办法，比如上庭时、接见时，但不能经常用，毕竟有一定的风险。大家也都遵循一个原则，不能违法，也不能真的传递些串案、逃跑的事情。一般都是带些家信，叮咛些其他不想让警察知道的事。
因为十五年以上重刑犯，送的监狱和其他犯人不同，但重刑犯人少，平时在看守所等的时间较长。土达吉尔改判死缓，因凑不齐人，他就在看守所等。但他病了，好像是胃病，有人说他判死刑的时候也没病，一改判，自己可能觉得可以不死了身体就垮了。所里只有一些简单的药给他吃了，好像也没效果，而且他病得越来越重，到后来他一整天都躺在放风间的地下不动，也吃不进饭。
警察没有让人把他抬起来打坐，已经算是关照他了。有人给他一个苹果，一整天过去只咬下去两口，扔在一边，就像城市里路边上的乞丐。由于他没钱，自然去不了医院，四押搬迁以后换了管押的警官，叶警官说了也没用，他也没办法。搬新看守所后又补充了一些新警官，都比较年轻，可能是文化程度不一样，态度好了许多，也没见他们打骂过人，但也办不了事。土达吉尔央求一个小年青替他给家里写封信，说他已经改判了，现在有病，看家里能不能寄一点钱，信寄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回音。
这天刘功和管押的叶警官商量，能否送土达吉尔去看病，钱从他的账上出。叶警官清楚，像土达吉尔这种人不会有人图他什么，而刘功也不会和谁做什么交易。他及时给领导汇报，事情很快就批下来了，第二天就由叶警官、所医郭警官陪土达吉尔去市里的医院看病。看病回来开了一大堆药。刘功也在押室说了：“大家能在一起也是一种缘分，别人病了，要是看病没钱也可以找我。”
这件事在所里传得挺快，第二天就有劳动犯打饭时在窗口问： “是不是刘叔给死刑犯出钱看病呢？”接饭的说：“你要是被判死刑也可以找刘叔看病。”外面笑着骂他一句走了。几天以后土达吉尔逐渐有了好转。
每周，小卖部卖日用品时要对账，卖到四押对账时把刘功吓了一跳，土达吉尔看病从他账上划了290元钱，但他不好问是否有详单，只是自言自语说：“也没开多少药，还挺贵的。”管小卖部的陆师傅，也负责管各押室的账，他看出了刘功可能有疑虑，就小声告诉他：“所里不是派车了吗，还有80元的车钱。”其实从看守所打车到市里也就10元钱，刘功觉得不太舒服：“咋还挣这种钱。”
土达吉尔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又恢复了每天唱民歌。他对刘功干恩万谢，许诺家里一寄钱来就给刘功还上。
武征任的押室长现在叫召集人，这是搬新所以后的几项改革：
第一项是，因国家有规定，押室为防止有牢头狱霸，不得设押室长，由在押人员轮流当值班员来负责，但日常事务还得有个人张罗，所里就规定把押室长的称呼改为召集人，待遇不变，由召集人安排一名值班员当然是个摆设。
第二项是，省公安厅有规定看守所不许吸烟，当然也就不允许卖烟了。刘功不抽烟这一规定让他高兴，不过没坚持几天就又开始卖了，只是小卖部给大家提醒，如果外面单位来检查就收起来，要被发现就说是上庭或见律师时带进来的，不知是不是利益的关系。
第三项是，不允许把所里销售物品的价格告诉外面，这是所里的机密。家信也不能写得太长，因没时间检查。不符合这两项的信件就不交邮了。
第四项是，大家最高兴的，原来每周四吃肉，改为每周二四有两次吃肉，实际中发现肉的量比原来少了。现在每周有一、两次，下午饭也有蔬菜了，不 像以前每天下午都吃泡菜，不知是不是国家增加了拨款。原来老是听警察们说：“每个人每月只有108元生活费，还要包括水电等，根本就不够。
这天晚上，电视关了大家还没有休息，送进来一个“新头”，有一米七五左右，30多岁。一般地讲，不论你在外面是多大的“超哥”，初到一个新地方还是老老实实的。就是有多次进来的经验，也要给他人面子，只不过懂行的融入得快些，少走点弯路。至于新手，不用说，刚来时自然是胆战心惊的。
土达吉尔改判了，病也好了，人活跃了许多。来了“新头”土达吉尔问：“你叫什么？”
新来这位面露凶光说：“老子叫刘胜利，谁是头？”
他一开口把大家吓一跳，都不动了看着他。有个小年青指指土达吉尔说：“这是召集人。”
刘胜利走到土达吉尔面前抡圆手给了他一个嘴巴子，这一举动自看守所成立以来都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土达吉尔这个召集人是个假的，也没什么帮手，但“新头”一来就打老犯的确过分了，没人招呼，大家愣了片刻，随后有四五个人冲过去，“新头”被群殴了。
平时来了“新头”要是比较能打的，押室里爱打架那伙人就问：“你是要单挑还是群殴？”随后还名词解释：“单挑就是你一个挑我们大家，群殴就是我们一群打你一个。”听完这种解释新来的“超哥”都会客客气气，再套套社会关系，而老实人一般都不敢吭声，算是给大家面子，也就没人欺负你，就过关了。
武征刚当召集人，也没有处理这种事的经验，自然制止不了，打架的动静很大，把值班警察招来了，问完情况二话没说，立马让劳动犯拿全套手镣、脚镣给刘胜利戴上。
刘胜利戴着手镣、脚镣和衣在地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他又发威了。由于是他故意找事，所以几个人上去又把他一顿暴打，刘胜利带着链子不太方便，被打急了就抄起板凳把室内的钟表给砸了，紧接着又要转过身来砸电视机，被几个人冲上去按住了，这边武征赶快按报告叫警察。这钟表是所里给每个押室配发的那种电动挂表，挂在墙高处，每天靠它掌握作息时间，属监管设备，砸坏它事情的性质就变了，破坏监管设施是要被加刑的。
警察进来看了以后，叫人把刑床搬来把刘胜利固定在刑床上，问：“谁是召集人。”武征赶忙跑到跟前，警察叮咛：“安排个人伺候他，那个钟表让他赔。”然后走了。
刘胜利在刑床上仍不老实，不停地在骂，而且还杨言要打人，但他手脚动不了。四押室出了个英雄式的人物，服刑人员打饭时都来打听。
由于破坏监管设施在看守所算事故，又有人睡刑床，中午驻所检察官和另外一个警察来调查，从室内分别叫人出去问话。晚上刘胜利被警察提走了。
两天以后传来消息，刘胜利犯的是强奸案，不过这小子有精神病，已经送精神病院了。
郑坦检察官上次见完刘功以后，经调查又把案子退回给公安机关。这一问题自然就退到了四方集团雷俊成的手里，事情发展到今天，雷俊成也被拖得疲 惫不堪，他把四方集团检测设备公司的总工程师洪宁找来让他拿办法，洪宁被逼不过，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请一家检测机构来检测，因为设备放置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让他们出具一份被检品不合格的报告，检方自然就可以起诉了。
雷俊成觉得也只有如此，但他要求，必须保证检测报告最后的结论符合要求，洪宁没办法也只好答应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当他们把样品不合格的报告交给穆队长时，穆队长高兴坏了，他坚信这次刘功是在劫难逃了。
刘功推算着，检察院第二次退回的法定时间就要到了，如果不起诉就得放人。这天又来提案，他在提案室见到的是郑检察官和穆队长，不过这次穆队长是主角，他心情很好，问：“刘功，最近还好吗？”
刘功现在比刚来时已经成熟很多，也没心思和他们斗嘴，顺口答道：“还行。”
“你的案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所谓的研究所技术人员是有高级工程师资格，但他们并不是这检测行业的高工。你所谓的场地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你租的。说你交付的产品不合格，你还不服气，这次我们把这个给你送来。”说着他递过来一沓装订好的资料。
刘功接过来一看，是北京一家检测机构出具的，几份设备鉴定文件。他翻开文件，每份都有一些检测项目，有合格的，有不合格的，结论是不合格。其中还有一份报告上居然是“该设备不能通电”，结论自然是不合格了。
穆队长又说：“我们专门把你交付的设备，请北京的权威机构鉴定了，结论是不合格，你有什么话要说？”
刘功什么也没说，把资料还给了他。穆队长拿出一份笔录来：“你签个字吧。”刘功见郑坦检察官一言不发，他不愿和穆队长再说什么，就挥挥手，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穆队长知道，从上次他们之间谈得很不愉快以后，刘功不再给他的讯问笔录签字。但给当事人送鉴定结果也是一种法定程序。他又说了些别的，看刘功没有再讲话的意思，估计是被事实吓住了，他和郑坦相互在笔录上签了字后走了。
三天以后，刘功又被叫去提案室，这次他见到的是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男的核实过他的身份后，介绍自己是沱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郝靖，旁边的女孩是书记员小李。
双方谈得很不愉快。郝法官制止了刘功喋喋不休的指责：“给你送达了起诉书，十日以后开庭”。他一边递过笔录和笔，一边说，“你先把字签了，有什么话到庭上说去。”
刘功也很生气：“你有什么不耐烦的，你要没时间可以不来送。我也不用签收了，我把起诉书还给你。”看刘功拒绝签字，郝法官生气地出去找人去了。
他出门后，小李态度和蔼地和刘功说：“郝庭长是我们那儿最能干的业务骨干，是刑二庭的庭长，业务能力很强，会把案子处理好的。”
刘功也把态度放好了：“咱们这也是在说工作，我对你们个人没有什么成见。我态度也不好，请多理解。”
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聊了好一会儿，郝法官才带着看守所赵所长来了。赵所长对刘功说：“你把字签了，这就是个手续。要支持他们的工作。”
刘功不买他的账：“我对他们个人没什么意见，我们这是在说工作。我不签字代表我抗议，我也只剩下这点权利了。”
其实，对于笔录和送达文书，当事人签字只是一个法律程序，并不影响其本身的结果，这些刘功很清楚。但他经常指导别人时也教过：“对于态度不好的工作人员，你就拒绝签字，给他回去扮个难堪，让同事笑话他没水平。我们也只剩这一点抗议的权利了。”
赵所长没办法，只好作为见证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法官他们走了。
刘功拿着起诉书回到押室，想仔细看看，但太短，就一页纸，很快就看完了。检方的起诉内容还是用的公安机关提的几条。他把起诉书装进信封寄给汪律师后，就等着开庭。
这天晚上转来一个特殊的新犯，说特殊，是因为进来之前所里挺重视，先叫召集人出去交代了一番，一般这种情况不是有关系就是有来头。进来一个50岁左右的人，个子挺高，穿戴整齐，转来时带的行李就好几包。不像一般嫌疑人，夹个铺盖卷就来了。进来后大家一问才知道，来人叫王辉，是前任四川省某大城市市长，已经历了双规、逮捕、起诉阶段，从省看守所转来的，指定沱阳中院审理。
在沱阳看守所有在全国各地其他看守所待过的，一般大家都比较各地的生活，据说西藏看守所的生活是最好的，每天有肉和牛奶，也不干活，其他各地 内容都差不多。成都市看守所是最大的，能关好几千人，提案时在所内都开摩托车，要不然太远。但对高规格的看守所接触的较少。
王辉已经被关了有一年，初来乍到，大家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介绍省看守所的情况说，省看也分一般人员和较特殊人员，他的级别还不算高，但也是在条件好的那边，五个人一个押室，大家一起凑钱开伙食（额外买吃的），每顿都可以有炖鸡或鱼，还可以买水果。卫生间是带淋雨器的，每周还供一次热水。王辉介绍的情况，和原来在这儿关过的其他几个领导说的也差不多。
武征见到王辉很是亲切，他们三说两说就有一些共同认识的人。武征想关照他，给大家宣布说，管押领导说了要照顾王辉，他就不参加押室的劳动了，结果大家不买账，非要让所长来给大家说了才算。关键是其他人，都嫌武征过去老是和汤立良在一起，你有钱，别人也没沾过你的光，为什么要给你面子。
武征没办法，也只能安排个小年青帮他。他也不想惹恼这些没多少文化的刑事犯。
王辉是MBA毕业，48岁正值事业顶峰，因经济问题落马，他和武征虽然都是官员出身，而且他的级别更高，但现在的处境却不太好。他双规时是被通知到某地方开会，直接被纪检部门带走的。但他仅双规时间就有半年之久，可见当时双方的交锋很是激烈。时间久了周围的关系早都远远地躲起来了，所以他来看守所以后并没有像武征才来时有那么多关系户来打探。除有一个亲戚来送过2000块钱外，就是提案的。
他对武征有些戒心，平时没人说话，就经常与刘功在一起聊天。他整天忧心忡忡，后悔的不是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的事故，而是觉得自己在对抗审讯、审判方面的无知，才落到了今天的结果。还说，他转来之前，和他一起在省看守 所的几个狱友很伤心，都说基层如何黑，他也很紧张，来了一看只是生活条件差些，其他方面也没什么。
刘功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调查手法已经了解了不少，还接触过由于犯案而进来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现在还有一个原来当律师的就在外面当劳动犯呢！但对这些高智商人员而且原先是管理执法人员的为什么会没有一点反侦查能力，会轻易就范，仍不甚了解。
时间长了，和王辉闲聊，听他介绍了他们在省看守所相互之间交流，所遇到过的方式方法，结合原先在此了解的一些情况，刘功后来也认为，真是法网恢恢，依公安和检察机关现在通用的这几大招术……
如果事先不了解或没经历过全部过程的“新头”，不论你有多高的智慧，十有八九都难逃法网。
王辉算上双规的时间，实际被限制自由已经有一年多了，他连起诉都拿了，案件到了这一步，基本上己尘埃落定，剩下的庭审只是过程序。
王辉好像是被吓怕了，对刘功再三叮咛，在这地方要提高警惕，所谈的内容不敢外泄。刘功也明白，这些事别说在看守所，就是出去了也不能随便说。
他对自己的今后很不看好，说：“我不打算上诉，这样还能早点到监狱去减刑。”
刘功劝他：“没开庭，机会还很多。上诉时找找人，花些钱也许还能翻案。”
刘功一方面劝他想开点，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不够“双规”的级别，能够受到比较公正的待遇。
武征上诉的二审，要开庭了。他一审被区法院以受贿罪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共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他当时不服，提出了上诉，现在要二审。按一般常规，二审案件可以案卷审理，就是二审法官来见你一面，然后看案卷判案，所以开庭的并不是很多。
武征的一审是在沱江区法院，二审就在沱阳市中院。二审开庭半天就回来了，说是下午还去，他和律师见了一面，回来还和刘功商量了好一会儿，下午开庭，不知道他和二审法官达成了什么协议，二审当庭宣判，维持原判。而武征还高高兴兴地准备着去监狱了，这与他二审开庭前的信誓旦旦，反差太大，别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问刘功，刘功也推说不知道。
武征要去服刑，是去干部监狱，他乐呵呵地说在那儿，把工作都找好了。而且类似他这种非暴力、经济类犯罪，刑期过半就可以申请假释，这样算，再有几年就可以出来了。大家觉得，这可能就是他高兴的原因吧。
其实，不论你和法官达成什么协议，或是为了以后能如何，放弃现在的权利而屈服，都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表现。一般的知识分子，还倔强地认为，法律社会是两极的只分黑白两面，而现实中的社会往往是灰色的。这些道理，只有让时间和历史来回答，才能让人们清醒。
刘功的案子终于也要开庭审理了，开庭前一天汪律师来了，同来的还有欧阳晓、白雪山、老魏、文雯、他们一行先安排住下后，汪律师来见刘功，要再确定一下明天庭审的答辩方案。原来的几点起诉意见，汪律师已准备有充分的辩护词，刘功重点介绍了前几天送来的有关对设备的鉴定问题：“前几天公安和检察院送来一份，四方集团检测设备公司已收到设备的鉴定书，结论是不合格。”
汪律师：“这没关系，我们有准备。”
刘功继续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他们既然不顾当初的鉴定结果又炮制出一份新的鉴定，说明对方讲明了是要陷害我。公安和检方可能不懂，被厂里的技术人员骗了，但这问题我们都是搞专业的，非常清楚。如果这是他们的主要证据。我想从技术角度说几点意见。”
“你说。”汪律师一边记录(game.mihua.net)，一边认真地听着。
刘功解释说：“一是，国家对检测设备有要求，不是任何一家检测机构都能检测的。现在他们聘请的这一家不知是否有资质；”
“二是，他们检测的依据是什么？关于这几类设备的技术标准我们当初在四川省技术监督局有备案。我估计他们没有依照在国家的备案标准检测，如果去调用标准就暴露了当初检测合格的内容；”
“三是，这次检测的方法有问题。我看了，检测报告中的相关值都是与合格标准有一点误差，导致的最终结论是不合格。这在实际应用中非常少见，按国家规定，新设备在检测过程中，一次不合格允许调整后再检，有少量误差是可以调整的，他们有可能事先把指标调偏了，然后声称调整不好，导致的不合格结论。”
“其中还有一台设备是不能开机，你不插电源自然不能开机了。检测方是不管设备调整的，只测结果。”刘功从专业角度介绍了自己的看法。
汪律师说道：“人为因素我们考虑到了，你这样一说，就更有利于说明问题。”
刘功又问：“那他们隐匿当初的合格结论，这样故意陷害我，算不算是诬陷罪？”
汪律师并不回答刘功的问话：“这个问题等你出来以后再说。”
“那天审判长来送起诉书，我们谈得很不好，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已经是罪犯了。还没有开庭，这样先入为主地认为我有罪的话，那我可不想理他，有本事让他自己判好了。”刘功对那天和郝靖法官的谈话，还耿耿于怀。
他想给汪律师透露一点自己的打算：“那明天你多辛苦，我就不理他了。”
汪律师没多想，就劝他：“法官这也是工作，你该咋办就咋办。”
第二天开庭，刘功也换上一身自己的干净衣服，他们平时在看守所都穿拖鞋，上庭他也换上了一双布鞋，今天在庭上能见到文雯和一些其他朋友。
早上8点多，法警就来提人，两名法警开一辆桑塔纳警车来接他，让他一个人坐在后面。这类案子的嫌疑人法警不太管，也没人逃跑。刘功坐在车上想：“派两个人开专车来接，完了还得送回来，这大概就是所谓司法成本的一部分吧。”
刘功到沱阳市中院后并没有见到一个熟人，他那些朋友们不知道这里的窍门，一般开庭前嫌疑人先在法警室等候，所以知道的人都在法警队等着，就可以先见面。
9点开庭，法警送刘功到二楼一间很大的法庭，在走廊他就看到有几个人和他点头，老百姓在这种地方平时都挺害怕，也不敢说话。法庭里面挺大，有150平方米左右，他用眼睛扫了一眼，看见前排有文雯、老魏他们，四方集团 和设备公司也来了不少人，都坐在最后，中间有穆队长和办案警官，有六七十人。
刘功早已盘算好了，要注意形象，他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站到了被告人的指定位置，目视前方，表情严肃。郝靖坐中间审判长位置，左右还各有一名法官，书记员小李的座位在法官他们前面的台子下面。郑坦和另一名检察官代表公诉方，在审判长的右边，他们都穿着检察官的制服。公诉人对面是汪律师和欧阳晓。
审判长宣布开庭，核查被告人身份：“被告人，你的姓名？”
没有人回答，郝靖又问：“你是刘功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法官提高了嗓门，“被告，回答法庭问话。”
刘功目视前方一言不发。法庭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郝靖和旁边两位审判员小声商量了一下，继续发问：“刘功，你有什么不舒服吗？”仍然没有回答。郝靖转向问汪律师：“辩护人，刘功有什么问题吗？”
辩护席上的汪律师说：“我不清楚。”他这时才明白刘功昨天说的：“我不理他们”是什么含意。此时他只是想看审判长如何下台。
“被告，现在本庭是公开审理你涉嫌诈骗一案，你有义务配合。庭审中有什么理由也可以陈述，你不发言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审判长继续在劝解，仍然没有任何回答。类似此种，庭审时一言不发，沱阳中院显然没有遇到过，也没有相应的处置预案，郝靖又和旁边两位审判员商量后，宣布暂时休庭。
休庭时，法警过来友好地对刘功说：“你坐下休息。”刘功脱掉他那双新布鞋，盘腿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十几分钟后，合议庭成员回来复庭后宣布： “鉴于当事人一言不发，经合议庭协商决定，送被告人到医院进行检查，现在休庭。”庭下一片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刘功被带到楼下，法院派来一辆十几座的面包车，法官、法警和检察官一起陪同刘功去一家医院。车子转过几条街，到医院大门口时，刘功看见大门上标着，是一家二级甲等医院，他就明白，此类医疗机构没设备也没资格进行鉴定。法警去联系了五官科主任，老主任看见一群执法人员和一名戴手铐的犯人一起来看病有些紧张，郝靖介绍说：“这是一名嫌疑人，他不讲话，也不回答问题，请你检查一下他是不是有什么病。”
老主任带刘功进了一间遮光的检查室，准备检查，有一名法警跟进去陪着。刘功看只有在法警室聊过天的这名法警跟着，就对老主任说：“你们当地有人陷害我，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病，不到一个公平的环境里，我是不会讲话的。”
刘功一讲话老主任吓了一跳，仔细一看，这个人也不像有病，又看法警站在一边笑，他恢复了常态，一边检查一边和刘功对话：“你有什么冤枉可以和他们说清楚。”
“他们这地方保护，都是一伙的，我要等上级法官来了才说。”刘功这几句话，老主任明白了，这是一个正常人，态度和蔼起来。
刘功又接着说：“你们这儿不具备这种检查条件，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你最好也别给自己找麻烦。”老主任看一眼法警，法警把脸转到一边任由他们说话。主任放下手中的仪器，指指外面示意他们可以出去了。
郝靖一行在门口等，见他们出来忙问：“正常不？”
“这类功能检查要到省里的专门医院用设备查，我们这没条件，查不了。”主任推得一干二净。
郝靖有些失望：“那就大概查一下，开个证明。”
“我们不具备条件，证明没法开。”
“那能做哪些检查就写哪些。”
主任想让他们赶快走，就说：“我们只能做一些外观检查，记录在病历上。”
郝靖也赶快下台：“那就这样。”
主任拿一个手电筒在刘功耳朵上照了照，在病历上写道：“经检查，外观无异常。”打发他们走了。
回到法庭，快11点了，继续开庭。郝靖先宣布了到医院检查，医院没有相关设备，但外观检查正常。同时又宣读了公安机关派人到沱阳看守所对刘功同押室人员的取证。
一份是看守所赵小飞的证言：“刘叔平时说话办事正常，没有发现其他（刘叔就是刘功）。”后面括号里的内容，显然是写好后又加上的注释。另一份是土达吉尔的谈话笔录：“刘功平时讲话很正常，没有发现其他。但他昨天下午见过律师，回来后不大说话，会不会是律师教他了什么。”
法庭依此认为刘功正常，庭审继续，并把过程记录在案。
刘功表面上对庭审过程不闻不问，任由他们走程序。其实他一直在听，当听到了公安机关，在西安调查他周边关系、熟人时的谈话记录，其中没有一个人，说过分的内容，这让他很欣慰。
最后出示的证据是公诉方宣布的“鉴定结果为不合格”的鉴定报告，汪律师提出要看检测单位的资质证明，公诉方没有准备相关的资料，法官宣布休庭。
由于庭上和法官搞得不太愉快，刘功并不指望法官能允许他和熟人讲话。庭审结束，他只和朋友们点点头就走了。汪律师追到走廊问：“还有什么事没有，还要不要去看守所见你。”
刘功说：“不用了，你们也辛苦了，抓紧时间回去吧。”
回到看守所，由于公安来这儿取过证，警察都知道了他的表现，笑着和刘功打招呼。一进押室，首先是写了证词的赵小飞过来说：“刘叔，开始我不知道公安来问你的事是啥意思，我要知道就啥也不说。不知道对你有影响没有。”
“没事、没事。我抗议一下不公平的审判，总不能打我、骂我吧。”看刘功没有生气的样子大家都笑了。等到没人的时候，土达吉尔过来对刘功说：“我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意思，只是介绍了一下情况，没对你产生什么不好影响吧？”看着土达吉尔内疚的样子，刘功这才想起，土达吉尔的证词也许是为了讨好警察，回答得有些拓展了。
他笑着对土达吉尔说：“没事。”后来别人再问土达吉尔的证词咋说的，他也就没有再提过。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所里通知刘功收拾东西调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特殊表现，而被办案机关建议的。
刘功被调到对面一排监室的二十押，他收拾完自己的东西有几大包，主要是些书。有好几个劳动犯一边帮他拿东西一边笑嘻嘻地问他在庭上的事，刘功估计是警察说话时被他们听到的，他随便应付了几句。刘功刚进到二十押，就有一个人过来对他说：“刘叔，你咋转押了。”刘功一看是一个原先在四押待过的，叫李之平，他开玩笑地答道：“大概是因为我表现好吧。”
李之平是因为打架和他哥一起被抓进来的，在四押又因为打架被调押调走了。他一边帮刘功拿东西，一边给刘功介绍：“这是赵金昌，召集人。”刘功一看认识，这人也是关押时间比较长的，案子有些争议一直没下来。
赵金昌是个当地名人，有40岁，看守所几大有钱人之一，在沱阳生意做得很大，个人资产数亿，前几年的名气比宋顺清可大多了，在沱阳可谓呼风唤雨。沱阳第一辆大奔就是他的，老百姓没人不知道。30多岁时和老婆离了婚，在北京电影学院娶了一个小有名气的女学生，更是让他声名远扬。这次据说因为做生意过程中沾了国企的利益进来的，他们经常在院子里晒太阳，有时进出时见过。
李之平又对赵金昌说：“这就是刘叔，西安的那个外地人。”
赵金昌笑着对刘功说：“见过，也听说过，欢迎来我们这儿。”转身对一个小年青说：“帮着整东西呀！”他一说话，马上又过来几个人，接过刘功手里的包和书。
一看到大堆书，又有好几个人围过来：“这么多书呀，能不能看一下。”没等刘功回答，李之平替他说：“刘叔最大方了，他的书我们原来都看，但谁要是搞坏了，以后就别借了。”
刘功也补充说：“喜欢看书是好事，都可以来找我。”他这么一说，大家都喊着：“刘叔我看一本。”一人拿几本到一边看去了。因为看守所借书要花钱，有的人没钱，有的不舍得，平时租书的人少。现在一下子有这么多免费书，来打发时间，大家当然高兴。
赵金昌客气地问道：“老刘，你看你睡哪个铺？”
刘功刚来不好意思提要求就说：“随便，你安排就行。”其实他确实也不讲究。
“那你挨着我睡边上吧？”
赵金昌又安排李之平：“你和刘叔先伙用一个仓放东西，等有地方了再调出来一个。”李之平答应着把刘功的东西搬到他仓里。晚上吃完饭，赵金昌专门又对刘功说：“老刘，押室的活你就不用干了，但值班给你排一个，你只值一班行不？”
刘功明白，所谓一班就是晚上11点中以前的那个夜班，几乎等于不值班，他不好拒绝赵金昌的好意，说道：“你安排，都行。”
刘功转到二十押才发现，这边气氛不同。四押和原来三押的召集人，为了讨好领导把大家管得很严，而二十押的赵金昌几乎什么都不管，全委托给李之平安排。这边管室的是盖所长，是副所长，有40多岁，是看守所的一个老警 官，对人态度挺好，没见他骂过人。他经常给赵金昌买些生活用品，别人有时让他顺便帮着，办点什么事也行。
刘功转来以后，盖所长和刘功谈话：“你来的时间长了，是知识分子，和他们不一样，一直表现不错，要支持我的工作。”
刘功在这儿学会了一句官话，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管教人员和你客气一下，你就当自己和他平起平坐了，那就太不识趣了。听盖所长这么说，刘功也忙表态：“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盖所长顺便问他：“生活上有什么事没有？你家不在这儿。”
刘功前几天就听押室人说过，盖所长人好说话，他就打定注意，给他提项要求，现在有机会，他就试探着说：“能不能麻烦所长帮我订几份报纸，大家好好学习一下，也就不闹事了，钱从我账上扣。”
关于订报纸和买书，他打过好多次报告，都没下文。有次登记卖东西，管后勤的吕警官见到刘功，关心地问他：“刘功，案子还没结束？”吕警官和所医郭警官是看守所仅有的两名女警官，一人管一个女押。吕警官平时还分管后勤采购，刘功才来的那个冬天，她帮刘功买过一床被子和一件军大衣。平时见不到。
刘功见吕警官问他，忙回答：“谢谢，案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呢。”
吕警官问他：“要什么东西不，我帮你去买。”刘功平日比较自觉，不到万不得已，不麻烦别人，这次他给吕警官提出，能不能帮他买几本书，他从本子上撕下一张平时写好的清单说：“就交给书店的服务员，有哪本买哪本。”
吕警官看了一下收起来了，一个星期后，真的给刘功买来一大堆书，让当时的四押兴奋了好一阵子。但后来刘功不好意思老是麻烦她，而且沱阳的书店也太小，好多书没有，刘功就让文雯在西安买了给他寄。
这次提出的订报，只能找管押警官，因为别人没工夫给你送。而按规定，管押警官要每天进押室的，虽然当领导的不能每天来，但隔一两天总是要来～次的。听刘功说要订报，盖所长问：“想订什么报？”
刘功忙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写满了报纸名称的单子：“你审核一下，能订到哪个就订哪个。”
盖所长收下单子说：“我问问看。”
刘功把这一消息告诉大家，大家都很高兴。这次又很幸运，一周后的一天，所长进押室对刘功说：“你要订的报纸好多都订不到，只给你订了《华西都市报》和《参考消息》，其他的我有空了到报亭看看给你买。”
全室都兴奋了，这件事也让刘功入所一年来，少有的几次感到高兴。从此以后，警官们在监控中经常看到了一种现象，二十押没人吵闹，一片人在看报。
结账时吕警官买的书，盖所长订的报还都拿来一张详单，跟刘功开玩笑说：“我们可没多挣你钱呀。”
刘功也忙着感谢：“这说哪儿去了，给你们添额外的麻烦。只能以后出去了，有机会再谢。”
警官们也和他开玩笑：“那你就早点出去。”
但有一次报账的时候，里面多出有一份买药的条子，刘功不明白：“我没买过什么药呀？”但还是签了字，他想：“说不定是买什么东西不好开票。”看守所管账的工人陆师傅，见他有疑问就说：“回头让郭医生给你看看。”
第二天郭医生找他：“刘功，药费的钱是前天给土达吉尔买药的。”
“前天买药从我账上出钱，我事先不知道呀！”
“土达吉尔可能是要送监狱了，他说再买些药带着，说和你讲好的。”
刘功不想让郭医生为难，有些像自言自语地说：“买就买了，这小子，下次得事先和我说一声才对。”
郭医生这时也大概听明白了，土达吉尔把她骗了，但事已至此，只好算了。
刘功到二十押来大家很照顾，他也想为集体办点什么，除公用品多买了许多外，又给押室买了几个公用的桶和塑料小板凳，花了二三百，而且平时挺大方，刘功给集体订报，帮别人写上诉和法律咨询，没几日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刚来时什么都不干，导致得个别人原先心里的不平衡，也就放下了。
赵金昌在所里消息非常灵，外面的事知道得也多，他给刘功说：“前一个月，二十押还关了一个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也是来问四方集团要钱的， 让对方以涉嫌敲诈关进来的。这小子一进来整天就是哭，以为回不去了，后来还是他老丈人从北京来把他救出去了。”
刘功问：“是没有起诉吗？”
赵金昌也不太清楚：“来谈判时他写了份认罪书，好像是按罚款处理了。”
刘功：“那可能是不追究刑事责任了。”他心里想：“这小子一放，跑都嫌跑得慢，钱肯定是不会要了，这可能又是四方集团雷俊成和艾可栋的杰作。”
赵金昌：“听说四方集团也来和你谈判过？”
“是的。”
“谁来的？”
“宋董事长和他的一个副总雷俊成。”
“你能和他谈判最好是谈判解决，他们在当地的力量你想象不到，你们外地人更不好办。”
刘功想婉转一点儿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笑着说：“反正在外面也是闲着没啥事，总不能刚被捕就当叛徒，以后咋见人呢？”
赵金昌指着外面打开水的劳动犯老李头，给刘功说这个人的案子。
老李头原来是个农民，前两年沱阳不太发达，城市交通主要靠人力三轮车，买辆有政府许可的三轮车，每月收入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像其他地方的出租车一样，因为有市场，慢慢有证三轮车的转让费到了每辆3万-4万。
有天沱阳政府的一个相关部门，突然宣布把三轮车的经营权全部收回，像别的城市出租车牌照一样公开由政府拍卖，并宣布，当月起原三轮车牌照一律作废，交回的可折价500元，而政府公开转让价是每辆2万。
这样一搞，原来有证的三轮车主，手上市值好几万的资产，瞬间就贬值成500元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有关部门在抢三轮车夫的钱，因为沱阳在营运的三轮车有2000多辆，而相关部门这一把就挣了好几千万。
许多人买了三轮车，可还没经营半年。老百姓肯定不干，整天游行、告状没结果。老李头就去北京告，把媒体都惊动了，估计得罪了有些地方人物，相关部门不知咋把上面的骗了一下，然后找他个茬，以扰乱社会治安，判刑一年半，关这儿了。
你说他冤不冤？现在问他还告状不？他不告了。
“沱阳这地方水太深，有些人物最好别得罪。”赵金昌补充着。
这个案子，刘功听说过，沱阳人都知道。连看守所的警察都很同情和关照老李头。
刘功就把话题转了，他问赵金昌：“赵总，你这应该是最后一次重审了吧？”
赵金昌的案子、女押曹燕的案子，都是上诉后发回重审的，有两年多了还没结果。其次，就是刘功的案子，都是所里几个时间长、当事人不服、情况特殊的案子之一。而赵金昌的案子，是第二次发回重审了，从法律角度讲，基本上是最后一次了。
一般刑事案件，除死刑多一个核准期外，加上诉时间，一年内也就终审了。所以他们这几个人的案子耗时太长，大家都知道。
“我的案子谁都说不清，我给驻检打报告，驻检都不来见我。”赵金昌一脸的无奈。
刘功的案子赵金昌也知道，而且对他的律师和本人在庭审时的表现也听说了，还听有些消息说，刘功不知道是有关系还是告状的原因，他的案子最高检都过问了。赵金昌在这儿关得久了，没人探讨，平日就和刘功说说案子的事，刘功的法律知识他已试探过了，确实很高。
赵金昌在所里挺特殊，他可以在别人打坐学习的时间里，订两份菜请刘功喝酒。他开始也是易地关押，后来转回来的。曾经无所不能的关系网，也只是残留在看守所各方面一些特权上还有些痕迹。
他俩喝酒的时候，刘功问过：“赵总，你在沱阳也是个风云人物，当初咋就没处理好呢。”
一说到这个话题，赵金昌就有些激动：“我当年是一步步干出来的，有些太张扬，被人盯上了。沱阳要搞基本建设，要钱呀，所以，我们这一批先富起来的就都倒下了。”
他说这话刘功倒是不信，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法律说，可以赦免原罪。他们这些先富起来的，肯定也有些尾不净（屁股不干净）：“我是说依你的资产，你当初怎么没走呢？”
赵金昌叹气说：“我这点资产在外面算个啥，但在这就数得着啦。我也是有高人指点才有今天的，但这些内容不敢说噢。”
刘功知道，赵金昌是数罪并罚才被判到十年以上，并处有巨额罚款，其中就有偷漏税，（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一二百零三）
其实，目前各地因偷漏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多见。但毕竟法律有规定，你某老板春风得意的时候，自然没事，要是你某某了……其他事又抓不住你的把柄，那偷漏税也就成立了，毕竟你是真犯了法。
所以说，不管你多大的老板，得意时不敢忘形，自己耍个性之前，最好掂量好自己的屁股是不是干净。至于说，自己犯了法，押宝指望某人物给你保证的能如何，全是扯淡，那种保证是指你没有犯法的前提下。你犯了法，想指望某人说句话就把你赦免了，你以为你是谁，他又以为他是谁呢？这也是赵金昌对古代传言的“商不与官斗”的最新解读，只是悟透得太晚了。
现实社会中也确实有领导对某个案子说了：“这个案子先放一放。”相关机构也就放过了，但这里的事，小到行贿受贿大到国家安全，以赵金昌这样级别的老板是知道些的，但只敢私下和刘功说。
赵金昌的案子，按他自己介绍的过程，又是一种全新的对抗方式，定案以前各方的压力就很大，在开庭时他的朋友和各方人士来了有一两百人，他不断地要求发言，对检方提出的每一条指控进行反驳，连律师都没说话的机会。后来他们家人和公司人员一派与检方的公诉人员说话中夹带着揭对方老底，都是当地的名人，各人的老底大家都清楚，有些事在当地甚至是“地球人都知道”，最后发展成了互骂的程度。
实践证明，这种策略并不奏效，他仍在不断接受有相当背景的“高人指点”，按这些高人们介绍的所谓潜规则行事，唯独忽略了，应该重视的司法行规“证据”。
接触时间长了，刘功慢慢明白，像他这样企业家的成长和倒下，挺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对这类企业家所经历的司法过程以及他们应该如何应对审讯、审判，刘功当然有他自己的指导方法，只是由于各人情况不同，他不愿意主动地说，因为一般人也听不懂，估计要有过类似成长史的人，才能真正地理解。
二十押隔壁的十九押，只关一个人，是个艾滋病感染者，吸毒的。他的押室没听见过开门声，估计警察从不进去。艾滋病平日一个人关得无聊，不是大喊就是唱，他只要闹得不严重，警察也不管。连给他打饭时都是让他把碗递出来自己端着，外面不接。和艾滋病隔壁有个好处，要是有人唱歌声大被警察问，就说是艾滋病唱的。但夏天大家都担心蚊子咬完艾滋病后再咬我们，会不会传染，但又跑不脱，只好在买公用品时多买些蚊香，然后就是听天由命了。
二十押特殊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儿还关着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川贺。他和刘功原来不认识，进来以后双方没有打招呼，后来大家一介绍刘功听说过。陈川贺30多岁，有一米七五高，人长得端正大方，收拾得利利索索，穿着也很讲究，在这里也是一身名牌。他当年曾是川渝线上鼎鼎大名的老大，其实他改行做正经生意已经多年，经营的企业年营业额过亿，而且是当地有特殊贡献的知名企业家。这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的一些事又被重新追究，他被定案涉嫌黑社会组织关进看守所。陈川贺是沱阳附近一个城市的人，因沱阳改市后他家乡所在地划规沱阳市管，他在这一带又是名人，他的案子就归这儿管了。
陈川贺所涉及案子大都是五年或十年以前的事，所以侦查起来很费时间，为了避免干扰，公安机关立案后自然是易地（异地）关押，侦查阶段用了近八个月才移交检察院。用陈川贺的话说，这一阶段要是再延期就需要全国人大批 准了。在外地和刚转回沱阳看守所时，因为本人在当地影响大，又是著名企业家，他一直用的是公安机关给他取的化名王平。
他自己平时不说，也没人知道他的身份。由于通信要经办案人员转交，他家人当然也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儿，也没法给他送钱、送物。当初公安机关抓他时，他正在一家银行办事，同时被扣的还有他车上的近20万现金。陈川贺心理素质很好，对案子表现得不急不焦，他跟办案人员说在看守所没一分钱，连卫生纸都没法买，有个办案的警察从扣款里拿了500元钱给他交到了看守所，这大半年辗转各地看守所他就是靠这点钱在维持。由于一般小年青嫌疑人对这种级别的大哥只是仰慕和听说过并不认识，所以他从外地转到沱阳后一直就是以王平的身份耐心地等着。
类似于陈川贺这样的嫌疑人，案件侦查阶段也不会被打、被骂，顶多是来几次车轮式提审，把人关在一个陌生看守所利用环境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而陈川贺肯定也有一定的对抗审讯审判的经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口供。所以这种案子的办案过程主要就是搜集证据，有没有口供并不重要。
那办案过程中为什么又要提审当事人呢？主要是要从当事人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证据线索，让证据形成证据链。而陈川贺的主要对抗，就是要阻止这一证据链的形成，看谁最后能让法官相信，谁就OK了。
他被送回沱阳看守所时，双方的交锋已经完毕，虽然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但他似乎还没从紧张的斗争过程中转换出来，这期间只有赵金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赵金昌对他是早有所闻，又是难友，别的忙帮不上，赵总先从自己账户上给他转了2000元钱，化名王平的他日子才好过了点。至于在看守所，嫌疑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办案警察自然就管不着了。
刘功转到二十押室前一两个月，陈川贺的案子完全移交检察机关了，从这时起他才恢复了本名。陈川贺被关在看守所这种消息在所里传得很快，他在外，人称“川哥”，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对他的仰慕，和对他当年叱咤风云故事的钦佩。以至于刘功也听说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