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令人敬佩的老先生——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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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姓爱新觉罗，字元白，日生于北京，满族，受业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历代诗选和唐宋词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他执教六十余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人才。他为促进祖国教育事业，报答老师教育之恩，延绵陈垣先生的教泽，用出售字画所得200余万元，设立了励耘奖学金。启功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旧体诗词亦享誉国内外诗坛，故有诗、书、画“三绝”之称。
&&&&先生轶事
&&&&独创“启”姓，自当始祖
&&&&启功的始祖是雍正皇帝第五子弘画，封“和亲王”，启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启功先生的全名为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启老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但偏偏有人给他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启先生开始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他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
&&&&我从不温习烦恼
&&&&启功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享年93岁。
&&&&启功先生坎坷半生,被划为右派,遭遇“文革”,晚年丧妻,最终彻悟人生,宠辱不惊。他的助手曾问先生:“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他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他的高寿与他思维活跃、心胸宽广、谦恭幽默、平易温和、举重若轻的养生之道有密切关系。启功先生说他有“三怕”与“二不怕”。“三怕”指怕过生日、怕沾上“皇家祖荫”(启功是皇族,为雍正九世孙)、怕给自己介绍老伴;“二不怕”指一不怕病、二不怕死。
&&&&启功先生常说,“学问深时意气平。”有真才实学的传统学人,大多谦虚谨慎,平易温和。启功先生曾这样自叙生平:“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识超。”在北师大校园内,师生们尊称他为“博导”。博士生导师启功便笑着说:“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正是启功先生这种谦恭温和、不固步自封、心胸宽广、平易近人的性格,使他得以长寿吧。
&&&&&&&&&&&&&&&&&&&&&&&&追忆启功：七种身份忆先生
&&&&生平简介
&&&&启功先生字元白，1912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吴熙曾先生（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沅叔（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援庵先生（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援庵先生慧眼识才，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至今。现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启功作品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礙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庚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启功：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
&&&&日是当代国学大师启功先生92岁寿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了一系列启功先生的精品力作，包括《启功口述历史》、《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启功题画诗墨迹选》，集中展示了这位以诗、书、画“三绝”著称，在诸多文化领域内具有广泛而高度成就的国学大师的为人、治学风范。下文摘自《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王圭、章景怀整理——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洲建立伪满洲国后，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洲，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洲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想把满洲族人变成满洲国人，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洲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洲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洲族，但不是满洲国的族；我们是满洲族的人，但不是满洲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洲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氵晋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编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启功）
&&&&教师启功
&&&&启先生的教学总是同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像在《历代韵文选》课上，先生给我们讲过敦煌变文，从敦煌石室的发现，伯希和、斯坦因劫走大批藏品，到《张义潮变文》、《王昭君变文》和《燕子赋》等众多内容，使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学生们了解到许多从未听说过的知识。到后来王重民等六位先生整理的《敦煌变文集》出版了，我们才知道给我们讲课时可能先生正在关注、研究变文。1934年和1948年王重文、王庆菽两位先生先后从伦敦、巴黎带回来一些敦煌变文的照片和钞件，这期间学术界出现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热，而启先生正是把当时最“前卫”最新的信息传达给我们了。
&&&&启先生讲课，写文章极注意做到深入浅出，化繁富为简明，化深奥为平易，从不板起面孔故弄玄虚地吓唬学生，所以总让人感到读书求学乃是一项愉快的活动，而不是那么枯燥乏味，艰深困难。如诗歌格律问题讲不好就很使人厌烦，但启先生却绘成图表教我们掌握其变化规律，使学生很容易就了解到它不但有规律可循，还有其灵活性。至今我们还保存着几张他亲手绘制的律诗平仄表，工整的墨笔字和朱笔符号，那是先生三十几岁时的墨迹。而这也正是他后来所著《诗文声律论稿》的雏形。
&&&&可能是出于教师的职业习惯，启先生的文章总是有首有尾，脉络分明。开宗明义交代写作目的，然后逻辑严密地铺展开去，而且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却总不偏离文章的核心。如《〈兰亭帖〉考》首先说明什么是《兰亭序》和《兰亭帖》，再梳理世传的五类《兰亭帖》摹本刻本的情况及真伪问题，最后论断说：倘有荆溪吴氏所藏唐摹本存世，得与神龙本“汇合而比较，则《兰亭帖》的问题或者可以没有余蕴了”。文章既极专门，又很通俗，所以我们外行人也能看得明白。——聂石樵、邓魁英《启先生教学和治学的风格》
&&&&学生启功
&&&&陈垣先生对他几十年的精心教育，使启功先生异常感动，时刻铭记于心。此事先是我就不知听过多少遍。一个学生能对培育自己的老师如此念念不忘，我还很少见到。我们在《启功韵语》上可以读到题为《扇上写青松红日为励耘师寿》：“万点松煤写万松，一枝一叶报春风。轮自富千春寿，更喜阳和日正东。”这是为老师祝寿的诗，那“一枝一叶报春风”的情感实在令人感动。这“励耘”就是陈垣老师书房的名字。想必启功先生经常出入这“励耘”房，留下美好的记忆，唤起对老师教育之恩的感念，所以在自己名满海内外之际，执意要“励耘”作为奖学金的名称了。（编者按：启功先生将拍卖自己书画作品的200万元建立“励耘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青年教师和学生。）——童庆炳《启功先生，治学为师的楷模》
&&&&在治学之道上，启功先生体味诸老前辈的言行，有两条铭心不忘的收获：一是懂得对古人的成说，不可盲从，不可轻信；二是明白了学问不是死的。后来启功先生每逢和人谈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理解时，常用个比喻说：“盘子不是永远向上盛东西的，立起来也可以当小车轮子用。”——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朋友启功
&&&&《〈叶遐庵先生书画集〉跋》更是一篇记述师友之伦的字字珠玑而又“字字都是血和泪”的挚情文章，试读如下一段：
&&&&昔当先母病剧时，功出市附身之具，途遇高轩，先生执功之手曰：“我亦孤儿也。”言次泪下沾襟。其后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绵亘岁月，而先生亦长往矣。
&&&&今裂生纸，草短跋，涕渍行间，屡属屡辍。虽然，纵果倾河注海，又讵能仰报先生当年沾襟之一掬耶！
&&&&有谁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而不肃然动容！这种自然表露、细致抒发悲怆与思念的文章，我认为是足可以比肩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的。如果了解叶、启两先生都在1957年遭受“派曾右”“（《丛稿·诗词卷·自撰墓志铭》）的不公正待遇，从此步入坎坷，就更能感受到“黑云幻于穹苍，青虫扫于草木”的深刻内涵了。——董琨《元白先生之风谊》
&&&&学者启功
&&&&1995年11月的一天，数十位学者会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讨论启功先生的新著《汉语现象论丛》，对这部别开生面的著作给予高度肯定。讨论结束前，一直正襟危坐、凝神倾听的启先生站起来讲话。他微躬身子，表情认真地说：
&&&&我内侄的孩子小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常跟他一块上家来玩。有时我嫌他们闹，就跟他们说，你们出去玩吧，乖，啊？如此几次，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他俩出去，那个孩子边下楼边很有些不解地问：那个老头老说我们乖，我们哪儿乖啊？
&&&&今天上午听了各位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像那小孩，我不禁要自问一声：我哪儿乖啊？
听完这最后一句，静静的会场里伴随着欢笑，响起热烈的掌声。
&&&&真令人拍案叫绝！一则故事，一段比兴，传达了谦虚，暗和了感谢，表现出风趣与幽默。这，就是我们熟悉和爱戴的启功先生。——刘石《我所理解的启功先生》
&&&&《汉语现象论丛》是一部智慧的书。对此有所觉知，有所挹取，可以苏活学人的心智，助长学术的正见。这也是《论丛》在今天特别具有的学术意义。
&&&&今人治学，喜操方法。这当然是好事，但看看详情，却颇不令人乐观。常见方法的使用，实则只是使工具，道器一如的方法论，已被降为工具一层论。工具当然不是自家打造。学术开放，国外理论大量地传来，使工具的拆兑有了方便。这主义、那理论，套套地来，件件地使，见李逵说板斧，见鲁达说禅杖。学术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不是表现为客体认识的深化，而是角度的翻新。可以不为理论的外来忧，却须为方法的套用惧。因为与此相伴的实际是我们的学术从业者主体能力的日益暗弱。以致知为目的的学术，会因此丧失自己的本质。这种学术的“方法病”，不自今日起，它由来甚久，是一个近代现象。如启功先生这本书里所论对的“葛郎玛”，就是“办洋务”形势下的一个学术舶来品。这也不限于语言一科，甚至不限于学术界。试问自从国人觉得自己不如西洋之后，有哪样“维新”不是从仿造开始？干实业，照抄照搬可以立见其不通，但在学术，却可以因其表面的不关国计民生而维系其长期的昧。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以其对汉语特征的那种独到见解博得喝彩，尤当为之喝彩的是流动于其中的那种睿智，和作者的那种用自家头脑面对问题的治学气度。对于明确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方法，这些流动的智慧实在有发壅起蔽的开示意义。——李山《〈汉语现象论丛〉中的学术智慧》
&&&&启功先生曾多次对人说：“我没有大学文凭，只是一个中学生。”
&&&&这是事实。没有经过大学学院教育的正规训练，这是他的不幸，更是他的幸运。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学院教育的框框束缚，学杂诸家，不主一说，随心所欲，始终保持着自由自在的思维本色。——郭英德《无法之法：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
&&&&诗人启功
&&&&启功先生是当代古典诗坛上的泰斗之一，近十几年来出版了《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三部诗集。最近由中华书局又将这三部诗集汇集成《启功丛稿·诗词卷》，共收入近600首作品。这些作品工力深厚，风格鲜明，完美地利用了古典诗词的固有形式，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创造特点，为古典诗词如何继承与创新树立了很好的典范。同时，启功先生还对古典诗词的创作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从理论上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都对当代古典诗词的创作有很大的启发，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借鉴。——赵仁王圭《旧体诗的新作法：读启功诗词所得的启示》
&&&&启功先生在《诗文声律论稿》中精辟地归纳了旧体诗的格律。按我的理解，他深入研究诗律，是为了总结前人写诗的经验，借以诠释古典诗歌的语言艺术，并不是要求今人都按照旧体诗的格律来写诗。启先生自己的诗集《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启功赘语》，各体兼备，风格多样，足见他的创作正在探索诗体的革新，为中国诗的发展寻求出路。——程毅中《读启功先生“三语”有感》
&&&&我是古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诗歌，为了对这一体裁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一直在尝试写一些旧体诗。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是我学诗的一本重要的工具书。正如启功先生在书的绪论中讲到的，“本文所要探索的是古典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对于这些规律的论述和分析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很利于初学者去把握。
&&&&这本书也是一本很见功力的诗文声律研究专著。作者在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完整的论述了律诗的发展历史，深入的分析了律诗的几种重要的形式，同时还对词、曲、骈文、韵文中的律调句以及散文中的声调问题进行了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又有许多创见，是做诗歌研究的学者不可忽略的成果。
&&&&书中作为例证的作品如杜甫的《客至》、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李商隐的《七月二十八日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等都是技巧与意境俱佳的上乘之作，可以当作一本优秀的诗歌选本来读。——胡秋蕾
&&&&启功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对于初学诗词格律的人来说是很相宜的，以大学者之巨眼高瞻远瞩，在纷繁的音韵声律现象中总结出了几条比较清晰的规律，特别是其中的“平仄长竿”说，犹如拨云见日，一下子让初学者理出了头绪。薄薄一本小册子，兼及诗、词、曲、文，亦论及永明体等与诗体流变相关之问题，可谓由博返约，非大学者莫办。这本书的重点虽然在讲诗词格律，亦旁及骈文、韵文与散文等其他学者较少提及的文体的声调押韵问题，为初学者一解疑惑。启功先生在提到前人成说时均详述其作者书名，读者若欲进一步深入研究，便可依照书目查阅，甚为方便。此书为启功先生的手写本影印，先生的书法，笔秀神清，向为海内所重，读者执此一卷，既可学习诗文声律，兼得欣赏、临摹书法，岂非一举而两得乎？——谢丹云
&&&&书画家启功
&&&&1980年夏天，我去美国参加《红楼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给大会送一些礼品，我们就请启先生写一小幅字带去。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拜访启先生，提出了这个奢求，不料启先生竟说我们合作一幅画吧。我的画根本是学习，怎可与启先生合作，但启先生却毫不犹豫，铺好纸就让我动笔，我只好勉强画了几笔，然后由启先生完成并题句。为什么由我先画，因为最后要由启先生来“收拾”，这样我画得不当之处，他就可以帮我弥补过去。这使我深深感到启先生的宽宏仁厚。——冯其庸《博学宏通，显幽烛微：拜读启功先生〈论诗绝句百首〉》
&&&&名人启功
&&&&在我的印象里，启功先生是少数不太像名人的名人。
&&&&自古及今，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点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比如魏晋时的嵇康吧，有一次，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到中央谋个一官半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写了一封公开信，把人家臭骂一顿，最后说要断交。至于时下的名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把脾气改得温和一些，“假唱”、“摔话筒”、“拒演”一类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傲气和做派在启先生身上很难找到。以做人论，他的谦和与幽默是有口皆碑的；以作文论，总感觉到他不避俚俗，甚至有点故意与“高雅”为敌。“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来。”（《鹧鸪天八首·乘公共汽车》之一）这多少有点打油诗的味道。在已出版的三本诗集中，这样的诗不少。虽然得到的意见“一般都是在照例夸奖之中，微露有油腔滑调之憾。”（《启功絮语·自序》）但这种作风好像并没有收敛。“但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像《赌赢歌》等，实与《数来宝》同调，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其俗更加数倍。”（《启功絮语·自序》）他向读者“招认”，“这些语言，可以美其名曰‘诗’。比较恰当，实应算是‘胡说’。”并且解嘲曰：“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胡人’，那么胡人后裔所说，当然不愧为胡说。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也只是胡说的诗。”——这是谦虚，还是坦白，我不知道。但启先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摆上“神坛”远远地朝拜，而宁愿走下来和“追星族”们称兄道弟的心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一样“老实交代”。
&&&&拿《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版）为例，这本著作连同附录不足7万字，书后也没有数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引用书目”，既看不出作者的“饱学”，也看不出操作上的“专业”。在当今很看重“数量”的学术氛围中，不知这样“部头”不够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评审委员会那里评职称？
&&&&但薄薄一本小册子，讨论的范围却涉及了诗、词、曲、骈文、韵文、散文等诸多文体的声律问题，精彩的论点随处可见。单是书中提出的“平仄长竿”规律，就我所知，应该是至今为止对于诗文声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释之一。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
书中所用的语言，纯系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话，没有利用“之乎者也”来烘托自己国学功底的高深。读他的书就如同与一个忘年交在面对面讨论问题，不必正襟危坐，不必洗耳恭听，你尽可以毫不客气地责难，也可以用最放松的姿势会心一笑——因为作者本来就不是以学术权威的架势来教导人的。
&&&&我敢断言，如果没有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心态，这样的书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听朋友说，中华书局新近影印出版了启功先生手书的《诗文声律论稿》，我觉得非买不可，以后置于案头，学他的字，学他的文，也学他的人。——士心《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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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启功先生的传奇人生(张掮中)
&&&&独创“启”姓，自当始祖
&&&&启功先生的全名为爱新觉罗·启功。但他在所有的书画、著作、文章和书信中，从未用过“爱新觉罗”。启老诙谐地说：“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饭，不当‘八旗子弟’，靠自己的本领谋生。”
&&&&他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从而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当启功的高祖父死后，曾祖父已成为所谓的“强干弱枝”，以教书度日。由于不甘居人下，他发愤读书，应考科举，由举人、进士到翰林，最后当了礼部尚书。启功的祖父仍旧走这条道，最终也做了“主考”，当了“学政”。可是启功的父亲未踏入仕途便于十九岁过早地夭亡，当时启功刚满周岁。在祖父关爱下启功才得以上学念书。其祖父的老门生戴遂之，堪称是知恩图报的老夫子。他亲自为少年启功讲授文史，竭尽全力要让他继承其教育世家的衣钵。启功当时想：“你供我上学，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我想谋个职业，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被遗弃的贵族后裔”，那何不隐其姓，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启”姓，自当“始祖”了。
&&&&1933年启功中学毕业。基于家学的渊源，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启功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便脱颖而出了。这时祖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把启功举荐给了卓越的史学家和教育家陈垣。陈垣对学生情谊之纯，之真，之深，使启功终生难忘。他曾动情地回忆道：“我从21岁起得识陈垣先生，直到他去世。受陈老师教导，经历近四十年。”为报此恩，耄耋之年的启功呕心沥血伏案三年，创作了上百幅书画作品。在陈垣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他以在香港义卖所得的一百六十三万元人民币设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基金以“励耘”命名，是因为老校长陈垣生前曾吟诗云：“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陈垣久居此屋，励耘书屋由此得名。启功了了报答师恩的夙愿，赵朴初先生题诗赞曰：“输肝折齿励耕耘，此日逾知师道尊。万翼垂天鸾凤起，千秋不倦诲人心。”
&&&&患难与共情未了
&&&&在启功心目中还有一位永远难忘的人，便是他患难与共的老妻章宝琛。启功的婚姻不仅要遵“母命”，还要按清代传统只在旗人内部论亲。他21岁时中学毕业，正忙于四处求职，在母亲的包办下，便与从未见过面的章宝琛成婚了。章宝琛不通文墨，而且是带着可怜的小弟弟一起嫁过来的。但自她来到启功家后，任劳任怨，再不要启功为“家”操心，使启功对她由“同情”逐渐转化为“爱情”。启功的母亲1956年病逝时，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这个家庭日夜操持的功劳，竟忍不住双膝跪下一拜，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潜心习书画的好好先生启功也在劫难逃。回到家来，章宝琛不解地问他怎么会划上了右派，启功为宽慰她，不无幽默地说：“我参加过土改，划什么‘分子’都有比例数。这个‘右派’也是有比例的。你想想，咱们是封建家庭，皇室残渣，受的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既然有比例，就有凑数倒霉的，在下就是一个。”妻子学着老校长陈垣的口气劝启功埋头写书，不辍书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章宝琛还卖了首饰，换了钱来给启功买书用。“文革”年月启功被拘留审查，幸亏章宝琛有见识也有胆量，她早把家里一切“犯禁”的东西和启功所有的字画书稿，统统包装严实埋藏好。红卫兵无数次抄家什么也没有查到。一次红卫兵逼问启功：“你是清朝的孝子贤孙，封资修的东西一定不少！”启功也幽了一默：“实话实说吧，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老朽虽系皇室后代，想当孝子贤孙还当不上呢……”有位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他，就故作正经地说：“你只有封，就给你‘封’上吧！”从此门上就贴了两道大封条。1975年章宝琛病危，她在弥留之际拉着启功的手，指点了她埋藏书画文稿之处。日后启功找出来一看，自己多年呕心沥血所作的书画文稿，是用一层又一层的牛皮纸外套塑料膜包裹好的，一张也没坏！这“奇迹”，为启老、也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墨宝。
&&&&独创“五三五”字体
&&&&启功先生出生在书香门第，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开始他与一般的小孩没有两样，悬腕运笔老哆嗦，描“红字”的成绩也不理想，以致后来他的画比字好。对他刺激最大的是，一次他的表舅请他作画，却事先叮嘱再三：画好后千万别在上面题款，他要另找人写。此事促使他立志勤奋练字。后来陈垣又对他说：“你要给学生批改作文，学生的字写得比你漂亮，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启功下苦心练字，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陈垣看后又加指点：“不要用毛笔去模拟刀刃所刻的效果，以免流于矫揉造作之弊。”悟性过人的他由此深得其理，后来便提出了“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半生师笔不师刀”等名言。
&&&&古人有“书法以用笔为先”之说。启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分毫无差。但写出来的字平看还可以，一挂起来就没神了。经过再三揣摩，他才发现问题在字的“结构”上。启功找来很多名家碑帖以及唐代佛经，用透亮的方格纸将这些字单个放大，潜心描写，终于从名家书法的笔划结构上，找到了写字的规律。这极平常的规律却极难发现。一般人学书法都是从写“九宫格”或“米字格”开始，将方格分成若干的等分。启功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分”上。道理很简单，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都在“中心”，所以不能把每个字都一个模式地上下左右分为“三等分”。于是他采用一个更为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法，便是由他首创的“五三五”不等分，这种字形上下左右的分量较大，中间的分量较小，而不是“九宫格”那样的“九等分”。
&&&&启功在这“五三五”不等分的基础上练字许久。他反复研究，又发现汉字结构存在“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所以对历来所说汉字应“横平竖直”之言也不可尽信了。其实，平、直之中也是有变化的，不然写出来的字就全无神采而变得呆傻了。“形似”与“神似”之别，究其根源还在于汉字的结构上。如果字的结构不好，用笔再妙也无济于事。所谓“胸有成竹”，就是写字时，心中应先有这个字的“骨架结构”，下笔心中有底，笔下也就有神了。启功认为写字只要写出结构，好看就行，爱怎么拿笔就怎么拿，爱怎样用笔就怎样用笔。哪怕每天写几个字，将字的结构写准确就是功夫。“五三五”不等分结构字体，便是他独创的“启体”书法。
&&&&“文革”十年浩劫中，启功没有贴大字报的资格，却必须承担抄大字报的义务。先是造反派的大字报让他抄写，由于启功字写得好，随后各种“战斗队”的大字报都让他抄写。有时时间紧迫，造反派们直接往席棚墙上贴白纸，命令他站着面对席棚墙直接写。如此挥毫几年后，竟练就了他独特的“站功”，笔也练得放开了。后来，当启功的书法誉满海内外，成为千金难得之“国宝”时，北师大校园内还出现过搜寻“文革”中启老所抄的“大字报”与“小字报”的热潮。
&&&&“三怕”与“二不怕”
&&&&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所以假冒之作颇多，还真有几家铺店专卖这种“作品”。启功听说此事，有次会后路经此店，便进去一件一件地细看。有人特地走近他身旁问道：“启老，这字是您写的吗？”他笑微微答道：“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了。紧接着启功改口说：“这是我写的。”事后他解释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这是看得起我。再者此人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吗？”这便是启功的幽默风趣，他在家养病时，曾写一个字条贴在门上以谢客，上书：“熊猫病了”。让你吃了闭门羹，却仍不免莞尔一笑。
&&&&好多人都知道启功的“三怕”与“二不怕”。启功第一怕是“怕过生日”，所以北师大把给他办九十岁生日的活动改为庆祝他从教七十年的研讨会和书画展。他的第二怕是怕沾上“皇家祖荫”，故隐其姓“爱新觉罗”。第三怕是怕良朋给自己介绍老伴。在他著述的《赌赢歌》中，有一个哀婉而温馨的故事：启功夫妻恩爱，相濡以沫。一次夫人章宝琛对他开玩笑说：“我死后一定有不少人为你介绍对象的，你信不信？”启功以他素有的幽默笑曰：“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又傻又疯这样子做呢？”夫人进而逼问：“如果你不信，我俩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颇感意外，便狡黠地笑言：“万一你输了，那赌债怎么能生还？”夫人便说：“我自信必赢。”不料这一时戏言果然灵验。当夫人撒手人寰后，启老家中可谓“门庭若市”，不少热心朋友乐呵呵地手拿“红丝线”，进门就往启老的脚脖上系。更有人不经同意便领女方前来“会面”的。这可吓坏了启功，于是他先以幽默自嘲谢客：“何词可答热情洋溢良媒言，但说感情物质金钱生理一无基础，只剩须眉男子相，如此而已而已。”此招仍不能挡驾，他干脆撤掉双人床，换成一张单人床，以此明志，谢绝盈门说客。
&&&&再说启功的“二不怕”，即一不怕病二不怕死。面对颈椎病发作，要他做“牵引”治疗。这般痛苦事，他却开心地喻为“上吊”，形神毕肖地写下《西江月》：“七节颈椎生刺，六斤铁饼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数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晨操，《洗冤录》里篇篇瞧，不见这般上吊。”一次验血检查，见护士拿着装有他血液的试管不停地摇晃，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如此摇晃？”护士答曰：“您的血太稠啦，不摇晃很快就会凝固的，今后您要少吃肉啊！”此时，恰巧碰上赵朴初老先生也来此抽血化验，赵老颇为感叹地说：“我吃了一辈子素，现在也是血脂高……”这下可让启功抓住“反驳”的理由了：“你看，我说一定和吃肉没什么关系嘛！”
&&&&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启老，见面总爱称他为“博导”。启功便言：“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拨倒’，不拨‘自倒’矣！”在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启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更为幽默风趣的是启功外出讲学时，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现在请启老作指示”，他接下去的话便是：“指示不敢当。本人是满族，祖先活动在东北，属少数民族，历史上通称‘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不折不扣的‘胡言’……”如此见面语，立马活跃了会场气氛。
&&&&早在1978年，六十六岁的他风头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其诙谐幽默，仍充满字里行间：“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摘自《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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