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小说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的 方小宁 小说

方小宁人。大学毕业。1972年参加工作,历任拖拉机厂铸造工人,广州市经济图书管理员,《共鸣》杂志副总编,副编审。1998年加入。
著有散文集《》、《》,《屁股指挥脑袋说》、《纯之累》、《“弯弯绕”误事说》,散文《中国“红舞鞋”的诗话》、《记住心愿,记住心愿》、《我心灵深处的冰心》、《吕正操与张学良》、《“回访”巴金》,报告文学《跨国大业由祖国起步》、《慧心史笔》、《二百万枚毒气弹何日销毁》、《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广州、百色对口扶贫手记》等。
认识方小宁的人不多———即使在“作家”这个同行中。 但许多姓名如雷贯耳的老人却视她为知心朋友,冰心、钟敬文、、牧惠、于光远……“方小宁站在广大的年轻人和可爱可敬的老人之间,既了解年轻人,又有很高的热情去了解老人宝贵的东西,缩短了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距离。”于光远如是说。比如十几年前,已进入方小宁眼中。在57名开国上将中,吕正操唯一进入了百岁高龄,与国民党的张学良共同成为世纪老人。在抗战六十周年前夕,方小宁撰写的《天行健———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已由中共出版。
作为广州《共鸣》杂志社的副主编,到北京参加是她多年的工作。在潜意识里,这些思想敏锐、的仁厚长者,正是自己博采众长的良师益友,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接近这些老人。1984年到北京公干,汽车途经中央民族学院,鬼使神差她跳下了车———看看冰心老人住的楼房总可以吧。四处打听,她来到了“”。看了又看,又不满足了:“来到楼前,总该再看看大门吧。”的大门上贴着有些冰凉的“医嘱谢客”。按捺不住,她还是摁响门铃,出来问话的年轻人说:“没看到门上写的字?”“我只看她一眼,远远地看一眼。”年轻人显然在犹豫,屋里传出了声音:“让她进来吧。”冰心一直在窗里望着这个来访者。她怀着深深的敬意,匆匆向冰心倾诉祝福,便要告辞。没想到老人却挽留:“多喝点水,广州来一趟不容易吧?”凭着对老人无限崇敬的心,她们成了忘年好朋友。1991年9月,方小宁的第一部散文集《心痕·梦痕》出版,书中汇集了她数年来对巴金、冰心、、严文井、韩美林、、萧乾、等文化大师的“素描”,就是冰心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并主动为之作序:“方小宁年纪不大,文章却写得不少,可喜的是她不写山水,专写人物,而且突出了爱国主义思想!处在世界上‘群龙见首’的今日,对11亿中国人民来说,还有比爱国主义更重要的吗?今天又是‘9·18’,痛定思痛,我愿大家都来读方小宁的文章。”的方小宁虔诚地请冰心删去“方小宁的”几个字,“那是我写的,一个字也不删。”冰心说。 ,世纪老人冰心与世长辞。 方小宁在广州订购了500朵红玫瑰,带着它们赴京参加追悼会。当她第二部散文集《百年风铃———与世纪老人聊天》出版时,就有《弱肩担道义———一个世纪的冰心》。
方小宁与吕正操
杂文家牧惠骂方小宁懒,浪费时间,不好好写作,因为好久没有见她的人物采访记了。认识牧惠是在1988年全国杂文家笔会上,笔会在贵阳召开,大家都是广东人,自然同声同气,很快就成了。 日是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我(李敏)的童年与领袖父亲》,李敏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最后把写作任务交到方小宁手上。开始,方小宁很犹豫。 牧惠却鼓励她,对方小宁说了三点要写的理由:1、李敏是毛泽东与的女儿,可以多写贺子珍;2、你是记者,多听听有好处;3、应该捡起笔,不能再懒下去了。就是因为牧惠的鼓励,方小宁鼓起了勇气,开始采访“红色公主”。 李敏深情的叙述,在方小宁眼前展开了一幅历史涌动的画面,感到强烈的情感撞击。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李敏与父亲毛泽东、母亲贺子珍的故事中,方小宁告诉读者,为祖国、为人民、为信仰无私奋斗和为父为母的教子之道。完成《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之后,牧惠的“催命”令又来了:“还不赶快写吕正操,他已经一百岁啦,时间不等人啊。” 时间非但不等人,更不饶人,牧惠突然因逝世了。在《心泪挽牧惠》一文中,方小宁向老人家汇报自己采访吕正操的经历:近两个月都在冀中平原乡下跑,还有七八天就走完21个地县、40多个村庄了。找到了当年地雷战中的核心组员、雁翎队的“黑泥鳅”、敌后武工队的幸存者、堡垒户的见证者…… 挑灯秉笔抗日名将吕正操 1990年3月,由于进京采访的原因,方小宁住进了解放军报社内人民政协报租用的营房。在这里,她听说吕正操从来不轻易接受记者采访,更激起要采访这位倔强正气的老人的。拿到吕老的电话,凭着一贯善于与老人沟通的长处,终于坐到了功勋卓著、仪态端肃的将军面前。感到发怵的是,以往打交道的都是文化人,眼前却是连姓名都有火药味的军人(吕老说,老师曾给他起名为正言,他自己改为正操,操练好了打日本鬼子),能有共同语言吗?一个多小时交谈下来,方小宁放心了,两人之间能平起平坐,当然就能。于是,她开始投入了写作之中。几次赴京的飞机票,近两个月到冀中平原采访的,图书馆影印的资料费,还有复印打字校对设计……全是个人掏腰包,甚至在书稿完成后,她还不知道哪个出版社愿意免费出版,能不能拿到稿费,稿费能不能抵消以往的开支。 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方小宁8点多钟就来到了中共党史出版社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一个人,是能说话算数的副主编。他问方小宁找谁?方小宁说,自己有一部书稿,接着从挎包里拿出了24万字的《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书稿。副主编拿起那叠厚厚的手稿,看了十几分钟,当场拍板:“在我们这儿出吧!”问方小宁有什么要求。小宁想了想,说;1、一定要在抗战胜利60周年前夕出版;2、纸质一定要上乘;3、装饰一定要精美。 几个月之后,一本精美的还散发香的《天行健———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交到方小宁手上,她终于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把书送给了吕正操。
弱肩担道义——一个世纪的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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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二维码可印刷到宣传品[转载]“我的冬天早了点”&&方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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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冬天早了点”
——想念朱厚泽先生
最后一次见到厚泽先生是《朱厚泽最后的日子——郑仲兵日记摘抄》中所记录的日星期五上午。
那天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中午还到饭店用餐。在相聚的几个小时里,厚泽先生思维敏锐、精神很好,我以为他会像郑仲兵和于老(光远)那样,虽生病但无妨长久地活着。
辞别时,笔者请先生题赠《东张西望——朱厚泽摄影作品散篇》。看到他落款的时间是“初冬”,我说:“奔时间前头了。”先生答:“我的冬天早了点。生命很难按部就班,错综复杂的东西常常会不期而至。”随着胡耀邦下台的厚泽先生,一番话自有深意罢。
有多少时机可以一再错失?
1985年8月厚泽先生出任中宣部部长时,正逢“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大趋势。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朱部长在1986年的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断裂,它不能抗冲击。”
他还认为:宽则扩大团结面,人才辈出;窄则脱离群众,自己成为孤家寡人。“三宽”不仅是说文化工作,也是政治工作、团结工作。“三宽”精神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开创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笔者也在此际加入新闻出版行列,参加了全国政协系统首家国内外公开发行、以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为宗旨的《共鸣》杂志创办和出版的工作,并由此结识了厚泽先生。
在新中国建国至今的11位中宣部部长中,厚泽先生是任期最短的一位,仅18个月。但这位睿智卓识、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始终高屋建瓴地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为推进中国民主、文化宣传事业而不懈努力。
在一次闲聊中,他坦言:“我是一个参加过革命工作的过来人,我的一生几乎是在斗争中度过的,其中最为残酷的斗争不是来自国民党,而是来自共产党内部。这个教训应该好好总结。”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真理的发明权和解释权在往往当权者手里。这样的结果多可怕。更可悲的是,把人才变奴才,把奴才当人才。不允许把不同意见当作可以讨论争论的东西,不允许在平等的意义上去探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但“三立”不讲究时间长短,而在于所立的是否不朽。厚泽先生说:“时代常常会把一些难得的机遇摆在政治家面前,看你能不能把握。伟大的领导者往往能把握住先机,推动时代前进,成就伟业。机不可失,一个政治家没有多少时机可以错失。”我记得孔子曾说:“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关注发达地区,更关注贫困地区
朱厚泽是新中国60年来历任贵州省委书记15人中第二个黔籍领导者。对家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他都满怀深情。他说贵州多山,但大山有大山的风骨;山多钙多,贵州人应该不缺钙。为此,他写下散文《山之骨》。
当年,在贵州省任最高领导时,厚泽先生就提出了关于建立黔中特区和加强黔边与川、湘、桂等省联系的思路。他特别不赞成有些学者提出的梯度开发理论,因为这一理论认为: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可以跟上。厚泽先生批评有的人往往只看到东部对西部的支援,无视贵州等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用自己丰富的资源,作出不等价交换的巨大牺牲。为了实现贫困地区的现代化,他号召:“用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封闭的山区大门”,实行“放权简政,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的方针政策,这不仅搞活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而且能使沿海与内地配套发展,为全国经济的起飞增加了后劲。
走出贵州到中央之后,他的接触面更广泛,视野更宽阔,思考也更深刻。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会有人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
近年来,面对许多学者吹捧的中国模式,他不断提出质疑: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以持续发展?这样的做法,可以和谐、稳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吗?厚泽先生痛心疾首,深感忧虑。翻看1997年的笔记,在这年冬天广州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他说:“生态意识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意义。这在于:世界上许多事情,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造、‘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人们喜欢热带兰的五彩缤纷、千姿百态,但又怕热带雨林的炎热和湿闷。人们珍爱高山雪莲的纯洁优美,但又畏‘高处不胜寒’,老想用剪子把她剪下来,放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她能不枯萎吗!”
前几年,他到广东潮汕地区视察,有感而发:现在有些城市新的建筑很漂亮,马路很宽,楼很高,但常常失去历史记忆。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城市是没有办法具有吸引力的,只有做到“保持记忆,留存信史”,拥有自己的文化传承,使一代代人从传承历史文化中得到启发、得到灵感,去进一步促进创新,才能使一个地方持续发展下去。潮州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这就是好事。
润物无声,平常处见人性光辉
厚泽先生虽位居庙堂之高,却一直保持着“草根”的淳朴、真诚。
1992年3月,笔者进京采访、组稿。期间,去看望厚泽先生。他关心地问:“你工作以外,想去什么地方玩?”我说:“想去潭柘寺。”他笑说:“你想去潭柘寺?那里还没有旅游线路,交通不便,大概我领着去较为容易。”还有比这更惬意的问答吗!厚泽先生进而说:“要有劳有逸。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禁锢是违反自由的。”
依约而行。厚泽先生和夫人熊大姐、郑仲兵、笔者和司机一行五人,先是去了潭柘寺,中午在戒台寺野餐——细心的熊大姐准备了三文治、茶叶蛋、凉拌菜……因为还是早春,两个古寺都显得萧瑟。熊大姐说:“晚一两个月来,花就开得很好看了。“厚泽先生兴致盎然地拍着照片,他说:“古木花草度过寒冬,新芽萌发,充满力量。这种景色也很有味道。”我想,花木之美,在季节之间;大观之妙,在思维之中。
有一次与厚泽先生谈起办刊,笔者说:“我觉得办杂志,要好好用功,才能够办出载入中国杂志史的刊物。”他说:“如果我写中国杂志史,就一定要把任仲夷、吴南生当顾问,萧蔚彬主编的《同舟共进》写进去。我始终强调新闻工作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相信人、依靠人。”
2006年春天,笔者到府上看他,大家议论他摄影集的定名,想了几个都不尽意。他说:“我这些年到各处走走,东游西逛、东张西望。”我接着说:“就定名为‘东张西望’,可以吗?”后来,摄影集出版,真的用了这个书名。他的摄影散篇,以视角独到见长,从中可见他的人生观念和美学价值。厚泽先生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让我们都从这面镜子中照一照自己,反思自己的盲从和轻信,不要掩饰自己的过失,勇于改正错误,终会有光明的前程。
笔者曾给106岁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写传,吕老去世后,厚泽先生提醒我,吕老亲历过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时代,革命经历独特丰厚,还可以深入开掘。
厚泽先生是位豁达大度的人,晚年的日子过很得充实,但忧国忧民的伤痛还是潜然地耗废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一丝丝地抽走了他的精神、元气。苦莫大于心苦。他的沉浮,折射出政治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厚泽先生八十年代提出“三宽”,晚年提出“三个反垄断”: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笔者去年见他时,他谈到:以前讲政治体制改革还羞答答地说,我们国家条件不成熟,不能马上实现民主政治,现在倒了过来,宣扬我们的体制、模式是最合理的,最有效的,最先进的,真是“理直气壮”。
有不少“两头真”的老一辈革命家,年轻时追求真理,年老退下来后说真话。厚泽先生始终追求真理,择善而固执之。笔者有幸聆教,谨撰挽联纪念:
厚天地正气,愿斫肋骨做火把;
泽国人情操,力推三宽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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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作者方小宁签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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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的传记,真实全面地记述了他的苦难出身、戎马生涯,以及参加“西安事变”的经历,建国在铁路行业的任职,以至担任铁道兵第一政委和获国际网联最高荣誉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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