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之耻:二战中唯一伪军数量超侵略军国家
资料图：被八路军俘获的日伪军原标题：中国抗战之耻：二战中唯一伪军数量超侵略军国家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日，蒋介石发表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 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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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日，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讲话，提出一个结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
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的伪军”，究竟该如何理解？
“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
在敌后战场，共军、国军、伪军、日军处于一种微妙的“四国演义”之中。单就对伪军的政策而言，国军的主要策略是策反和拉拢，日军的主要策略是控制，采用“抗击”策略的，确实主要是中共部队。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官方得出该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依靠一个简单的推论
据官方解释――按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 》一书的统计，“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的具体统计数据如下：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抗击伪军兵力比较表
该表另有原文注释：“1、伪军多数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投降日军的，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国民党抗击数系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2、此材料系军委作战部作战局1945年12月统计。3、年伪军总数系根据百分比推算数。”由这些注释不难看出，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并非源自详细的数据统计，而是源自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伪军“一般只进攻我军不进攻国民党军”，且“在国民党军当面担任守备任务的伪军”数量极少，故“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
确如官方所说，伪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共产党部队
简略而言，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日军一度寄望于“速战速决”，对在华北、华南、华中占领区内组建正规伪军没有兴趣，乃至不少投降的国军部队被日军就地解散。直到1938年持久战已成定局，日军才改变策略，要求“促进队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为消灭抗日容共军队，尽量使众多的中国军队同日军合作，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汪伪政权成立后，伪军规模达到巅峰，有百万之数。
汪伪政权下辖伪军，其作战对象，确如《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 》一书所说，主要是共产党部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汪伪政权一直强调自己的国民党正统地位，同时妖魔化重庆国民政府。其妖魔化的主要手段，即批判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日问题上与苏联及中共合作。汪精卫认为，“国民党被蒋介石挟持”，同时“蒋介石被中共挟持”，而中共“一言以蔽之，苏俄所派遣于中国之一间谍机关或特务机关耳。其心目中,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据此逻辑，汪精卫将汪伪政权的“合法性”建筑在“反共”这一基础上。在谈到建军与反共的关系问题时，汪精卫公然宣称：“我们既然要分担共同防共的责任，就要有分担共同防共的力量。建军目的，即在于此。”（汪精卫：《建军之目的》，《三民周刊》第2卷第2、3期）日，周佛海在接见日军晴气中佐时也曾明确说到：“肃清匪共，维持治安，使人民得安居乐业，吾辈自愿实行，且为吾辈之责任，如以华治华，使我正规军与重庆军队作战，则须考虑”――周佛海这段话的逻辑当然是错的，但汪伪政权军队的绝大多数行动，确实是针对中共的。
其二，日军建立伪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其平时能够保护伪政权、协助日军维持占领区治安并为日军提供军事物资，战时则能协助日军扫荡和自卫。大致而言，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与国军对垒；伪军则主要活跃在敌占区内，承担治安作战与“清乡”军事行动。中共既以敌后战场为主要活动区域，自然就成为了伪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汪精卫说过，汪伪政权“建军之目的，就远大说，是国防，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所谓“就切近说，是确立治安”，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与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部队作战。正面战场上，则极少出现伪军的身影。
国军也确实极少攻击伪军，其对付伪军的主要策略是秘密收编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共力量存在，国民政府也有系统的敌后战场政策。蒋介石曾明确要求“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打游击战，尤其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国民政府一度保留了相当强大的敌后军事实力。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曾明确肯定国军敌后战场部队的抗战贡献。毛泽东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国军在敌后战场力量的消长，大致可以1940年为界线。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力量强于共军，也强于伪军。1940年之后，因种种原因（如配合正面战场引来日军频繁扫荡、与中共部队频繁摩擦等），国军在敌后战场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其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3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近百万敌后武装，到1945年也差不多损失殆尽。
国民政府对伪军的策略，也随其在敌后影响力的消长而变化。约在1940年以前，其策略以争取伪军反正、提供经费及委以高官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要求国民政府负担大量的经费开销（如军饷、武器的供给），另一方面，伪军公开反正，又极易招来日军的攻击。1940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武装力量尚算强大，故此一策略尚有能力实施；1940年之后，国军在敌后的势力萎缩，公开反正的伪军往往难以立足，其策略遂不得不变更为“以敌养伪，以为我用”，即策动伪军长期埋伏，不急于反正，并利用日、伪的资源供养他们，同时利用其打击敌后的共产党势力。描述此策略最明确者，莫过于1941年重庆制定的《修正策动伪军反正办法》，其中提到：“策动伪军反正，不必收编，重在运用，早经迭电指示有案，此项运用方式原无一定。”1942年，蒋介石曾密令指示在安徽活动的李仙洲部对伪军应采取的策略，蒋氏认为处理伪军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与伪军保持密切联系，运用伪军配合反共；中策是和伪军保持一般联系，令其待机反正；下策是策动伪军反正，增加军费开支，也增加伪军被消灭的风险。对国民政府的这一伪军处置策略，中共方面其实也洞若观火，文件《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地位工作讨论记录（1942年12月）》中即认为：“（国民政府）对伪军伪组织要求不高，不要求反正，要活动就行。”
总体而言，国军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里，可分为前期的公开反正和后期的秘密潜伏两个阶段，“武力抗击”这种手段使用得极少。伪军与国军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桥梁”，即联合打击中共势力，因为此种行动，既是国民政府所渴求的，也是日军所乐意看到的。如李仙洲部依据蒋介石的密令，凡伪军只要向国民政府表明反共意图，即可秘密用红缎子写国军番号委任状给伪军领导人；又如1942年初在安徽津浦路东部的泗灵睢地区，国军常常通过伪军将共军的活动转告给日军，引导日军扫荡，国军趁机来配合日、伪军进攻共军。这种情形，自然进一步将伪军推到了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对立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是说得通的
中共方面针对伪军的策略，其实也并非只有“武力抗击”一种。事实上，国民政府那种“秘密潜伏”一类的手段，中共方面同样广泛使用。总体而言，中共方面对伪军的基本策略，是和平收编为主，但因意识形态问题，及中共所处政治地位与重庆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单纯的和平收编往往不容易做到，而大多须采取一定的武力威吓方能见到效果。正如吕正操所言：“伪军中有很多有良心，不愿为敌役使，但为环境所迫而暂时投伪，故争取他们反正并不是件难事情，不过这些人往往散漫成性，认识不清，而极度摇摆于利害之间，若不加以压力，和平争取是不易成功。就过去的经验而论，要打算争取他们反正，处以先兵后礼的手段还是重要。”
与国军一样，中共方面对伪军的策略，也可大致以1940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40年之前，对伪军多采取强硬打击的策略，但效果不佳；1940年后，为应付日趋严重的日军扫荡压力，对伪军的策略日趋灵活，如1942年12月，黄敬在冀鲁豫边区党委高干会上反省：“对死心塌地的汉奸才给以歼灭打击，纠正过去只找软的欺、缴枪第一主义的观点，以及打击动摇的与我有关系的伪军，向之需索不遂即藉口实行军事进攻的错误。过去随便乱打，将动摇的伪军及地方土著势力赶向敌人及顽军的痛苦教训，应为今后深刻警戒。”到1942年，策动伪军秘密潜伏的策略，也开始被中共方面所接受和实施，对那些愿意与中共建立友好关系，但又不愿意加入八路军的伪军，允许他们以模糊的面目和立场继续和平存在。如一份名为《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的文件要求道：“不要他们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求得将来的有利时机。……已经建立其良好关系者，则不应采取反正，……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直接来控制这些区域。……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据地而为我必须的据点之伪军，再可能时争取反正，某些伪军因与我秘密关系披露不得已可实行反正。”
但中共在伪军工作方面与国民政府相比，毕竟存在着天然的劣势（意识形态与政治地位），故其成果也远不如国民政府。据1945年6月冀鲁豫边区的一份名为《关于掌握伪军工作的总结》的文件中记载，“我们一年来掌握伪军工作是没有全部完成的。我们掌握数量，仅过伪军总数1/25，如只从地方伪军计算则为1/15。工作较好的如六分区完成15%，三分区完成10%，被敌解决者除外，与要求难（原文为“难”字，不解何意）掌伪军1/5即20%，相距很远。”此种情形，与抗战胜利前夕，大多数伪军都与国民政府取得了联系，自难相提并论。
综而言之，无论是依附于日军的伪军，还是秘密投靠国军的伪军，对中共方面而言，都是对立面，都必须采取措施予以“抗击”。故而，所谓“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这个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说得通的。
但与其说“抗击伪军”，不如说“争取伪军”更为准确
伪军是抗战期间产生的一种“怪胎”。国人从单纯的爱国心出发，往往对伪军深恶痛绝，必欲灭之而后快，不独抗战时如此，今日亦然。但对当日身在局中的各种政治势力而言，伪军实际上却是一块“香饽饽”。与其说当时各方势力是在“抗击伪军”，不如说是在竞赛如何“争取伪军”。
邓小平：在伪军中发展组织基础，“我们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多次直接指示对伪军的争取策略，其伪军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中共方面，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中，也曾明确谈到“争取伪军”工作的重要性：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将国共两党“争取伪军”的竞赛的终极目的――“着眼于战后优势”、“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已表达得很清楚。为达成这一目的，邓小平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换言之，即在宣传上需坚持反对伪军投敌做汉奸，而在实际行动中需视伪军对中共的具体态度而相机“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
阎锡山掌控了山西境内伪军，得以在抗战胜利后重做“山西王”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伪军争取工作的好坏，极大地影响着战后局势的走向。以阎锡山为例。阎氏长期经营山西。抗战爆发之后，阎氏一面据守山西，一面与日军暗中往来。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为保住个人对山西的掌控，阎氏长期以来在多个鸡蛋上跳舞。1936年红军进入山西，阎氏曾不得不邀请中央军入晋助战；为提防中央军渗透山西，阎氏又着力扶植亲延安的牺盟会。1938年忻口战役后，阎氏又不安于“忻口一战，牺牲了咱们的兵力约百分之七十，这才使得牺盟会的力量超过了咱”。抗战期间，阎氏既要防共，又要防止中央军的渗透，更要防御日军的进攻。阎氏采取的策略是“先拉住日军来对付八路军”。1940年11月，阎氏曾对其心腹赵承绶如此解释这一策略：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藉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咱们存在不住又有什么用。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却是唯一的出路。”
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阎氏抗战期间长期与日军保持接触。日军方面，自然希望阎氏公开降日，以“开启中国政府崩溃之端”；阎氏方面，公开降日是不能碰触的底线，但却希望通过秘密谈判从日军方面获得武器和经费。阎氏更将自己与日军谈判一事主动透露给重庆，蒋介石担忧山西降日，遂不得不答应阎氏诸多如补充兵员、增加粮饷等要求。藉着与日军的“合作”，阎氏派出多名中上级军事干部加入伪山西省政府，协助其组建和掌握山西伪保安队和伪县警备队；更多的干部则被派往伪山西省政府基层担任关键职务，以掌控伪政府的地方军政大权。当阎系部队遭遇中共攻击无法保全时，阎氏更默许他们公开去做伪军（如靳福忠部）。大体而言，山西境内的伪军，大多是阎氏一手策划、默许或暗示的结果。这些伪军，或本是阎氏的部属，或由阎氏的部属控制，抗战胜利前夕，均受阎氏委任，重新编入国军序列，再度回归晋军。显然，在山西，“伪军”是阎锡山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抗击伪军”已不单单是抗日那么简单。因为掌控了山西境内的伪军，阎锡山得以在抗战胜利后将中共势力排斥在外，顺利接收山西，重做“山西王”。
新四军苏浙军区“敌伪工作做得差”，抗战胜利后无法在江南立足
再以新四军苏浙军区为例。该军区由粟裕领导，活跃于京沪杭三角地带。1945年7月，苏浙军区曾有拉拢周佛海及其控制下的伪军，并利用地下武装，里应外合进占上海、宁波等大城市的计划，因遭到日伪军的阻挡，8月份遂又改变战略，转而攻占苏南、浙东、浙西、皖南等地县城，旨在威胁京沪路。此后又多次变更根据地发展战略，至9月下旬，终于不得不放弃江南，苏浙军区各纵队全部分批北撤。新四军之所以不能在江南立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佛海控制下的汪伪政府的伪军拒绝与之合作，转而选择投靠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对此，文件《浙东区党委关于敌寇投降后形势与今后工作的指示（1945年9月）》中说得很明确：
“过去敌伪工作做得差，影响今天不能获得很大成果。”
该文件同时还要求：“（今后任务的工作原则）1、以先解决伪军为主，因为伪军战斗力薄弱，情绪动摇，容易取得胜利。2、解决敌伪军，应找取敌伪军最薄弱，我们本身力量最有把握的一环解决之，从而影响与动摇敌伪其他据点。3、要认识占有地区为次，占有力量为主。收缴敌伪武装是主要，因为只有开展武装力量才能巩固和扩大地区。”（《浙东抗日根据地》，浙江省档案馆编著）从中也不难看出伪军问题的解决（尤其是伪军的武装）对苏浙军区在江南立足的重要性。
“解放区抗击了几乎全部伪军”，统计上讲得通，因为伪军确实主要以共军为作战对象，与国军之间则几乎无战事。但回归当日历史背景，“抗击伪军”并不仅仅只有“抗日”一种内涵，故“抗击伪军比例”也不能简单拿来作为衡量抗日坚决程度及功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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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你祝我什么，我也祝你什么。&||& (@xubinchen) 操你妈，整天黑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英雄，祝你全家不得好死
:斤，不存在区别。十六两制的两，分量少；十两制的两，分量大。&||& (@xubinchen) 为今日之短史记请教：“斤”之计量，民国十六两，台湾今天还是。不知谌编此文所说之“斤”，按几两计？
某门户对专题颇多批评，但手段并不高明
若该作文改由历史教员阅评，恐怕是要得零分的>
中国革命的种种苦果说是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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